△標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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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有人要我就遠征提供成熟的判斷，但在我們都還離事件太近時，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方面，阿孟森直直朝那兒走去，率先抵達，未損一兵一卒回來，做的都是極地探險的日常工作，沒多給自己和手下人馬壓力。另一方面，我們的遠征冒著駭人的風險，展現蔚為奇觀的超人耐力，獲致不朽的名聲，被引為莊嚴大教堂的佈道內容，刻成公共雕像來景仰，但抵達南極卻發現我們可怕的旅程根本是多此一舉，徒然讓我們的最佳隊員死在冰上。忽略兩者的對比，或撰寫一本書卻不將此一遠征斥為浪費時間，都未免可笑。
契瑞葛拉德《世上最糟的旅程》
Apsley Cherry︱Garrard，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司各特一九一二年慘敗的南極遠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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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早晨，我抵達昆布冰瀑底，走下最後一道斜坡，發現澤林、柯特和卡洛琳在冰河邊緣等我。柯特遞給我一罐啤酒，卡洛琳在上前擁抱我，等我回過神來，我已坐在冰上，雙手掩面，熱淚留下臉頰，像我這輩子從沒哭過那樣痛哭失聲。現在安全了，前幾天沉重的壓力已經卸下，我開始為喪生的夥伴痛哭，為自己還活著而感激痛哭，也為自己存活別人卻送了命而崩潰痛哭。
星期二下午，貝德曼在山痴隊的營地主持追悼儀式。江布的父親薩迦是喇嘛，他在鐵灰色的天空下焚燒檀香，朗誦佛經。貝德曼說了幾句話，柯特發了言，波克里夫也為費雪的死亡哀悼。我站起來，結結巴巴追憶韓森。彼得想給大家打氣，勸我們向前看，不要回顧。但儀式結束後，大家解散各自回帳篷，喪禮的氣氛仍陰森森籠罩著整個基地營。
第二天大清早，一架直升機飛來載夏洛蒂和葛倫，兩人都雙腳凍傷，需要立刻醫治。塔斯克是醫生，也搭上同一架飛機照顧兩人。正午前不久，我和卡西斯克、赫奇森、費許貝克及卡洛琳走出基地營，動身返鄉，海倫和柯特則留下來監督冒險顧問隊的營地拆卸。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我們搭直升機由佛麗埼飛往南崎巴札上方不遠的香波埼村。我們走過泥土停機坪等著轉機前往加德滿都的時候，三位面色慘白的日本男性朝我們走來。第一位自稱貫田宗男（傑出的喜馬拉雅登山家，兩度登上聖母峰頂），客客氣氣說明他正為另外兩人擔任嚮導和通譯，並介紹兩人是難波康子的丈夫難波賢一和她的哥哥田中壯一。接下來四十五分鐘他們問了好多問題，大部分我都無法回答。
那時康子的死訊已是全日本的頭條新聞。確實，五月十二日，康子在南坳死亡還二十四小時，一架直升機就已降落在基地營中間，送來兩位戴著氧氣罩的日本記者。他們一看到人（首先見到的是美國人達斯內），馬上過去搭訕，追問康子的訊息。四天後的今天，貫田宗男提醒我們加德滿都也有一群同樣窮追不捨的報社和電視記者等著我們。
那天下午稍晚我們擠上一架Mi︱17大型直升機，飛過雲層的一道缺口。一個鐘頭後，直升機在特里布萬國際機場降落，我們踏出機門，立刻陷入密密麻麻的麥克風和電視攝影機陣中。身為新聞從業員，我發現從另一方的角度來體驗事情很發人深省。成群的記者大抵是日本人，他們想要一份條理分明且充斥著反派和英雄的災難報導。可是我所目睹的混亂和苦痛不容易三言兩語報出重點。我在柏油碎石地被拷問二十分鐘，幸虧美國大使館領事出面解圍，把我送到迦樓羅旅社。
接著是更難熬的訪問，先是面對其他記者，然後是幾位橫眉豎目的觀光部官員。星期五傍晚，我穿過加德滿都塔美爾區的巷弄，想躲避愈來愈深的沮喪。我將大把盧比遞給一名骨瘦如柴的尼泊爾少年，接過一個刻有老虎紋章的小紙包。
回到旅社後我打開紙包，把裡面的東西揉在一張香菸紙上。淺綠的嫩芽黏乎乎沾著樹脂，發出熟爛水果的香味。我捲了一枝大麻菸，全部抽光，第二根捲得胖胖的，幾乎抽掉一半，覺得天旋地轉，才把菸按熄。
我赤裸裸躺在床上聽夜晚的音籟飄進敞開的窗口。黃包車的鈴聲跟汽車喇叭聲、街頭小販的叫賣聲、女人的笑聲、附近酒吧的音樂聲交雜在一起。我仰面躺著，迷醉得動不了，閉上眼睛，任由季風前濕黏的暑氣像香油般覆蓋全身，覺得自己彷彿要融入床墊。霓虹光裡一列精心蝕刻的風車和大鼻子卡通人物漂過我的眼簾。
我側轉腦袋，耳朵挨到一塊濕濕的地方，那是眼淚，我突然發現眼淚正流下面頰，沾濕了床單。我覺得一陣汩汩流動、鼓脹的痛苦和羞愧的浪濤由身心深處順著脊骨往上湧。涕泗由口鼻不斷湧出，我一陣又一陣，哭得傷心欲絕。
五月十九日我搭飛機回美國，拎著兩袋韓森的東西要還給愛他的親友。他的孩子安姬和傑米、他的女朋友瑪麗及其他朋友和親人在西雅圖機場接我。看到他們的眼淚，我完全不知所措，無能為力。
我吸入帶有潮水味的濃重海洋空氣，為西雅圖春天的豐饒多產而驚嘆，此生第一次如此欣賞這座城市潮濕、長滿青苔的美姿。琳達和我試著慢慢重新認識彼此。我在尼泊爾瘦掉的十一公斤很快就胖回來。陪妻子吃早餐，看夕陽在普捷灣落下，半夜起床赤腳走到溫暖的浴室這些尋常的家居情趣帶來一陣陣近乎狂喜的快樂。但這些時刻被聖母峰投下的長影沖淡了，縱使日月遷移，那道暗影並未褪去多少。
我受愧疚煎熬，遲遲不敢打電話給哈里斯的伴侶費歐娜和霍爾的太太簡，最後她們從紐西蘭打電話給我。在電話中，我竟說不出什麼話來減輕費歐娜的憤怒與困惑，跟簡交談則反倒是她安慰我，而反不是我安慰她。
我向來知道登山這項愛好是拿命在玩。我同意危險是這項活動的主要成分沒了危險，登山跟其他成千上百種瑣碎的消遣就沒什麼不同了。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
不過我探訪喜馬拉雅山之前從未近距離目睹死亡。該死的，到聖母峰之前我連喪禮都沒參加過。死亡始終是假設的概念，是抽象思索的念頭。這份得天獨厚的天真遲早會被奪走，但事情終於發生時，由於死者實在太多，震撼遂擴大了好多倍。一九九六年春天，聖母峰一共奪走十二條人命，從七十五年前人類第一次踏上峰頂至今，這是死傷最慘重的登山季1。
注1：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聖母峰出現一場更大的山難：昆布冰瀑發生重大雪崩，奪走至少十二條人命，全為雪巴人。編注
霍爾遠征隊有六人登頂，只有我和葛倫生還下山，四位曾跟我一起笑、嘔吐、親密交談良久的隊友喪失了性命。哈里斯的死亡跟我的行動（或說未能採取行動）有直接關係。康子躺在南坳奄奄一息的時候，我離她只有三百多公尺，卻縮在帳篷內，對她的掙扎一無所知，只關心自己的安危。我良心上的烙痕絕不是幾個月的哀悼和歉疚自責所能沖淡的。
克里夫的住處離我家不遠，我終於對他說出我耿耿於懷的不安。他說他也為這麼多人喪命而難過，但他不像我，他沒有生還者的歉疚。他解釋說：那夜在南坳，我用一切資源救自己和身邊的人。等我們回到帳篷，我已經什麼都不剩了。我凍傷一隻眼角膜，等於全盲。我體溫過低、陷入譫妄、忍不住一直發抖。康子喪命雖然讓人難受，但我已經能夠平靜面對，因為我深知我再做什麼都救不了她。你別這樣苛責自己。那場暴風雪太可怕。以你當時的處境，你又能為她做什麼呢？
也許什麼都做不了，我同意。但我跟克里夫不同，我無法確定。他口中的平靜令人羨慕，我卻苦求不得。
近來有許多只具起碼資格的登山者湧到聖母峰，很多人認為這麼大的悲劇早就該發生了。可是誰都沒想到霍爾領軍的遠征隊會成為山難的核心。霍爾的山上作業最嚴謹最安全，沒有人勝過他。他有條不紊，精心制定了井井有序的系統，按理說應該能防止這樣的災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事要怎麼向死者所愛的親友、向磨刀霍霍的大眾解釋？
可能是過分自傲吧。不論登山者的能力是強是弱，霍爾都能游刃有餘地帶著他們上下聖母峰，也許因此變得有些自負。他不止一次自誇只要尚稱健壯的人，他都有辦法弄上峰頂，他的紀錄也印證了這個說法。同時，他也展現了逢凶化吉的驚人能力。
以一九九五年為例，霍爾和旗下的嚮導不但得在山峰高處處理韓森的問題，另一位客戶香妲是法國名登山家，已經第七次不戴氧氣罩攻聖母峰，結果卻體力不支倒地，他們也必須設法處理。香妲女士在標高八七四八公尺處昏迷不省人事，照柯特的說法，她就像一袋馬鈴薯，必須由人一路從南峰拖拉或扛下南坳。攻頂之後每個人都生還，霍爾可能以為他幾乎沒有應付不來的事。
不過，九六年之前霍爾異常幸運，總是遇到好天氣，這也許扭曲了他的判斷。布里薛斯遠征喜馬拉雅山十幾次且爬過三次聖母峰，他證實道：一季又一季，霍爾總是在登頂日碰上晴朗的好天氣。他從未在山峰高處碰見暴風雪。事實上，五月十日的狂風雖然猛烈，卻不異常，那是典型的聖母峰風暴。如果風暴晚兩個鐘頭來襲，可能不會有人送命。反之，若早一個鐘頭來，可能輕易奪走十八或二十條人命，包括我在內。
時間對這場悲劇的影響不下於天候，不能把忽略時限與天意混為一談。固定繩上的延誤事先可以預料，也能好好預防。他們太過輕忽事先定好的折回時限。
拖延折返時間也許多多少少跟費雪和霍爾的競爭有關。費雪在一九九六年以前從未當過聖母峰嚮導。在商言商，他身負很大的成功壓力，一心想將客戶弄上峰頂，尤其是珊蒂這樣的名人客戶。
同樣的，霍爾一九九五年沒把任何人帶上峰頂，如果一九九六年他再失敗，對他的事業極為不利，尤其費雪若成功的話更是雪上加霜。費雪極具群眾魅力，而珍也不遺餘力地向客戶宣揚這份魅力。霍爾很清楚，費雪拚命想分食他的市場。想到對手的客戶正往峰頂進發，他卻叫客戶回頭，那滋味可能太不好受，蒙蔽了他的判斷。
而且我要強調，霍爾、費雪和我們都是被迫在缺氧的情況下做生死攸關的決定。我們在思索這次災難怎麼會發生時，不能忘記標高八千八百多公尺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清晰思考。
事後諸葛很容易做。批評者看人命損失慘重，非常震驚，迅速提出相應的政策和步驟，以防止本季大難重演。例如有人提出聖母峰應把嚮導和客戶的比例明定為一對一，也就是說，每位客戶都跟自己的個人嚮導一起爬山，隨時用繩索跟嚮導拴在一起。
也許未來減低傷亡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規定筒裝氧氣只准供緊急醫療使用。雖然難免會有幾個莽撞的傢伙不帶氧氣攻頂而送命，但大多數不太行的登山者受限於體力，自會及早折回，以免在高處陷入嚴重困境。氧氣禁令還有一項附帶的好處，可自動減少垃圾和擁擠大家若知道不能用補充氧氣，上山的人會少很多。
不過聖母峰嚮導是規矩很鬆的行業，由設備不良、缺乏彈性的第三世界官僚管理，負責審核嚮導或客戶的資格。而且掌控聖母峰通路的兩個國家尼泊爾和中國，都窮得驚人。兩國政府急著要強勢外幣，只要有市場，都樂於多發出幾張昂貴的登山許可，不太可能制定任何會大力限制歲收的政策。
分析聖母峰出事的原委極具意義，或許可防止即將發生的某些死亡事件。但若以為詳細剖析一九九六年的悲劇就能實際減少未來的死亡率，也未免太一廂情願。歸納整理各種失誤以求從錯誤中學習，充其量只是在練習否認和自欺。一旦你告訴自己霍爾是死於一連串愚蠢的錯誤決定，而自己又聰明到不至於重蹈覆轍，那麼，即使有人提出有力證據證明爬聖母峰是不智之舉，你還是很容易去挑戰聖母峰。
事實上，一九九六年的致命結果在很多方面看來都很尋常。雖然那年春天聖母峰登山季的死亡人數創下新高，但爬到基地營以上的登山者共有三九八位，死十二人只占三％，比歷史上三．三％的死亡率還略低一點。換個角度看，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之間共有一四四人死亡，而聖母峰總共被登頂六百三十次，比例是一：四。九六年春天有十二人死亡，八十四人登頂，比例是一：七。若跟歷史平均數相比，一九九六年其實是比較安全的一年。
坦白說，爬聖母峰向來非常危險，將來也一定如此，無論是由嚮導帶上山的喜馬拉雅生手，還是跟同儕一起攀登的世界級登山家，都不例外。我們要謹記，聖母峰在奪走霍爾和費雪的性命之前，已經毀掉許多登山菁英，包括波德曼（Peter Boardman）、塔斯克爾（Joe Tasker）、荷伊（Marty Hoey）、布雷登巴哈（Jake Breitenbach）、伯克（Mick Burke）、巴門蒂爾（Michel Parmentier）、馬歇爾（Roger Marshall）、堅尼特（Ray Genet）和馬洛利。
談到由嚮導帶上山的生手，我很快就發現，一九九六年聖母峰上的客戶（包括我在內）很少真正理解我們面對的危險有多大人類在海拔七六二〇公尺以上活命的勝算是非常低的。懷著聖母峰美夢的冒險家必須記住：死亡地帶情況一不對（遲早會如此），世上最強的嚮導可能無力保全客戶的性命。在一九九六年的事件中，世上最強的嚮導有時甚至無力救自己一命。我的四名隊友死亡，與其說是霍爾的體制有缺點（事實上沒有人的體制比他好），不如說在聖母峰上，任何體制都很容易崩解。
在種種事後檢討聲浪中，大家很容易忽略登山絕不可能成為安全、可預料、受規矩約束的活動。這是將冒險理想化的活動，圈內名人向來是最無懼於命懸一線卻又能設法逃過一劫的角色。登山家這種物種絕不以審慎聞名，聖母峰登山者尤其如此。歷史證明，若有機會登上地球最高峰，人類很快就會昏了頭。荷恩賓在攀登聖母峰西山脊三十三年後警告道：本季在聖母峰發生的事情一定還會重演。
要證明五月十日的錯誤給不了什麼教訓，我們只需看看後來幾星期聖母峰上發生了什麼事就夠了。
五月十七日，也就是霍爾隊離開基地營兩天後，聖母峰靠西藏那側有個名叫拉西赫（Reinhard Wlasich）的奧地利人和一名匈牙利隊友不帶補充氧氣爬上東北稜標高八千三百公尺的高山營地，住進慘遭不幸的印度拉達克遠征隊遺留下來的帳篷。第二天早晨拉西赫抱怨身體不舒服，接著就失去知覺。一位挪威醫生恰好在場，斷定他同時患了肺水腫和腦水腫。雖然醫生給他施用氧氣和藥品，但拉西赫死於當日午夜。
此時在聖母峰靠尼泊爾這一面，布里薛斯的IMAX遠征軍正重新組隊，考量各種選擇。由於他們的拍片計畫總共投下五百五十萬美元，他們有極強的理由留在山上，嘗試攻頂。這一隊有布里薛斯、維斯特斯和蕭爾，無疑是山上最強最高明的隊伍。他們雖送出一半氧氣筒來協助亟需氧氣的救難隊和登山者，後來卻從離開山區的各遠征隊那兒蒐羅到不少氧氣筒，足以彌補大部分損失。
五月十日災難發生時，維斯特斯的太太寶拉以IMAX隊基地營經理的身分收聽無線電。她是霍爾和費雪的朋友，受到的打擊之大可以想見。寶拉以為出了這麼可怕的悲劇後，IMAX隊會自動收起帳篷回家。後來她不巧聽見布里薛斯和另一位登山者的無線電對話，IMAX領隊無動於衷地宣布該隊打算在基地營短暫休息，然後出發攻頂。
寶拉承認，出了那麼多事，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真的要回山上。我聽見無線電對話，完全無法理解。她非常不安，就離開基地營往下步行五天到天坡埼，力圖恢復鎮定。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IMAX隊抵達南坳，天氣好極了，他們那天晚上出發攻頂。在影片中擔綱的維斯特斯星期四早晨十一點到達頂峰，未使用補充氧氣。2布里薛斯二十分後抵達，接著席伽拉、蕭爾和雪巴人諾蓋也登頂了他正是聖母峰第一位登頂者的兒子，也是諾蓋家族第九位登上聖母峰的成員。全部算起來，那天共有十六人登頂，包括騎自行車從斯德哥爾摩到尼泊爾的瑞典人克羅普，以及第十次登上聖母峰頂的雪巴人安利塔。
注2：維斯特斯先前在一九九〇年和九一年不帶氧氣登上聖母峰。一九九四年他第三度攀登，與霍爾同行。那次他用了筒裝氧氣，因為他擔任嚮導，認為不用氧氣筒很不負責任。作者注
上山途中，維斯特斯從凍僵的費雪和霍爾遺體旁邊走過。他羞愧地說：琴和簡要我帶點私人物品回去給她們。我知道費雪把結婚戒指繫在脖子上，我想帶下山給琴，但我實在沒勇氣在他的遺體四周東挖西挖。我就是鼓不起勇氣。他沒撿任何紀念品，倒是在下山途中坐在費雪身邊，單獨陪了他幾分鐘。他傷心地問好朋友：嘿，你好嗎？怎麼回事，老兄？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IMAX從四號營往二號營走，在黃帶碰見南非隊剩下的成員伍達爾、歐多德、赫洛德和三位雪巴人，他們正要上南坳攻頂。布里薛斯回憶道：赫洛德看來很強壯，臉色不錯。他用力跟我握手，恭喜我們，說他覺得棒極了。伍達爾和歐多德落後他半小時，體力不支扶著冰斧，看起來很慘，真的很慘。
布里薛斯繼續說：我特意陪了他們一會兒。我知道他們缺乏經驗，所以我說，拜託小心一點，你們已經看見本月上旬這邊發生了什麼事。記住登頂容易下山難。
南非隊當天晚上出發攻頂。歐多德和伍達爾在午夜過後二十分鐘離開帳篷，由雪巴人譚弟、多吉3和江布替他們攜帶氧氣筒。赫洛德似乎比他們晚幾分鐘離營，但是爬著爬著愈落愈遠。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點五十分，伍達爾呼叫基地營的無線電操作員康洛伊，說他跟譚弟已在峰頂，歐多德十五分鐘後會跟多吉及江布一起登頂。他說赫洛德沒帶無線電，正在下面若干距離外。
注3：提醒大家：南非隊名叫多吉的雪巴跟霍爾隊上名叫多吉的雪巴並非同一人。作者注
我在山上見過赫洛德好幾次，他是體型粗壯、個性和藹的三十七歲男子。雖然沒有高海拔經驗，但藝業驚人，曾在天寒地凍的南極荒漠以地球物理學家的身份住了十八個月他是南非隊剩下的成員中最出色的。一九八八年以來他一直當自由攝影家，工作努力，而且希望登上聖母峰頂能給事業帶來必要的幫助。
結果伍達爾和歐多德登頂時，赫洛德還在下方很遠的地方獨自掙扎上東南稜，步調慢得令人擔心。十二點半左右，他和下山的伍達爾、歐多德及三位雪巴人錯肩而過。多吉給赫洛德一具無線電，並交代在什麼地方放有備用氧氣，之後赫洛德便一個人繼續攻頂。他過了五點才到達峰頂，比別人慢七小時，那時候伍達爾和歐多德已經回到南坳的帳篷了。
巧的是，赫洛德用無線電傳話到基地營報告他已登頂時，他的女朋友蘇正好從倫敦的住處打衛星電話到基地營找康洛伊。她回憶道，康洛伊告訴我赫洛德在峰頂，我回道：見鬼！他不可能這麼晚在峰頂，五點十五分了！事情很不妙。
過了一會，康洛伊將湯普森小姐的電話傳給聖母峰頂的赫洛德。她說：他聽來很健康、很正常。他知道自己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到那兒，不過他脫下氧氣罩說話，在那種高度下，他的聲音已經夠正常了。他甚至不顯得特別喘。
可是赫洛德從南坳爬到峰頂足足花了十七個鐘頭。雖然沒什麼風，但現在雲霧籠罩著高山，黑暗迅速降臨。他孤零零在世界屋脊，非常疲憊，氧氣一定用光或者快用光了。他的前隊友戴克拉克說：他那麼晚在上面，身邊一個人都沒有，簡直瘋狂，難以置信。
赫洛德五月九日晚上到五月十二日都待在南坳，親身感受那場暴風雪的凶猛，聽見絕望的無線電求救聲，目睹威瑟斯嚴重凍慯，走路一拐一拐。五月二十五日往上爬時，他從費雪的遺體邊走過，幾個鐘頭後在南峰一定也曾跨過霍爾毫無生命的雙腿。可是他對那些遺體顯然無動於衷，儘管速度慢、天色已晚，他還是不顧一切往峰頂前進。
赫洛德五點十五分從峰頂呼叫之後，就訊息全無。歐多德在約翰尼斯堡《郵報與衛報》上的一篇訪談中解釋道：我們在四號營開著無線電等他，因為太累，最後還是睡著了。隔天我在早晨五點左右醒來，仍沒有他的無線電訊息，我明白我們已經失去他。
如今赫洛德被宣告為死亡，是當季的第十二位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