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82M，1996年11月29日
﹡
此刻我夢見女人柔軟的觸感、鳥兒的歌聲、土壤在手指間裂掉的氣眛，以及我辛勤培養的植物那燦爛的綠色。我正在物色土地，我會讓這裡佈滿鹿、野豬、鳥、錦白楊和懸鈴木，築一座水塘，屆時鴨子會光臨，魚會在夕照中躍起，將昆蟲銜入口中。這座森林必會有小徑，你我將沒入大地柔軟的縐褶起伏之中。我們會走到水邊，躺在草地上，那兒會有一塊不起眼的小招牌寫著這是真正的世界，年輕人，我們都在其中特拉文
包登《血蘭花》
Charles Bowden，Blood Orchid
□□□
好幾位九六年五月上過聖母峰的人告訴我：他們已設法從那場悲劇中解脫。十一月中我接到卡西斯克的來信，信上說：
我花了幾個月才漸漸有正面的看法。但我總算能朝正面想了。聖母峰是我一生最慘的經驗。不過已事過境遷。現在是現在。我專注朝正面想。對於人生、別人和自己，我獲得不少重要的心得。我覺得現在我能更看清人生。如今我看見了前所未見的東西。
卡西斯克到達拉斯跟威瑟斯共度週末剛回來。威瑟斯從西冰斗搭直升機撤離後，右臂從手肘以下截肢。左手的四根手指和大拇指也切掉了。他的鼻子切除，從耳朵和額頭割下骨肉來重塑。卡西斯克提到拜訪威瑟斯這件事：
又是傷心又是振奮。看見威瑟斯這個樣子：鼻子重塑，臉上有疤，生活無法自理，他還懷疑自己能不能再行醫等等，真叫人難過。可是看見一個人能接受這一切，準備好繼續過日子，真令人佩服。他正在克服一切。他會勝利的。威瑟斯對誰都只有美言，不怨天尤人。你跟他也許有不同的政治觀，但你看他應付這一切，你會跟我一樣引以為榮。總有一天此事對他的正面價值將會出現。
威瑟斯和卡西斯克等人顯然都能樂觀看待這次的經驗，我深受感動，而且很羨慕。也許再過一段時間我也能從這些苦難中找出正面意義，但目前我沒有辦法。
我寫這些字句的時候，已經從尼泊爾返國半年，六個月當中我沒有一天超過兩三個鐘頭不想起聖母峰。連睡覺都不得休息，登山的影像和事件餘波一直盤據著我的夢境。
《戶外》雜誌九月號刊出我遠征的報導後，雜誌社收到大量的回應函。大多數人都支持、同情我們這些生還者，但也有許多尖刻的批評。例如一位佛羅里達州的律師斥責道：
克拉庫爾自承哈里斯的死亡跟我的行動（或者說無法行動）有直接關係，我只能說我深有同感。我還同意他說的（他）離她只有三百多公尺，躺在帳篷內，什麼行動都沒採取我不知道他怎麼能心安。
有些憤怒至極的信函是死者的親戚所寫，讀來也最叫人不安。費雪的姊妹來信說：
照你所寫的看來，你現在似乎有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確知遠征隊每個人腦子裡想些什麼，心中又有什麼感受。如今你平安健康回到家了，你批評了別人的判斷，分析他們的意圖、行為、個性和動機。你評斷領隊、雪巴人、客戶應該做什麼，並傲慢地指責他們的過失。察覺大難將至、趕回帳篷自求多福的克拉庫爾說什麼就算什麼
既然你看來無所不知，不妨看看你做了什麼好事吧。你揣測哈里斯的遭遇已是犯了大錯，讓他的家人和朋友痛苦不堪。如今你又用你的小報告貶抑江布的人格。
我讀到的是你自己的自我正在狂亂掙扎，想釐清事件的意義。無論你做多少分析、批評、判斷或假設，都得不到你所尋求的平靜和心安。沒有答案。
沒有人錯，沒有人可苛責。每個人都在特定時間的特定情境下盡了全力。
誰也無意傷害別人。誰也不想死。
我一聽說死者名單變長了，江布也死於山難，就收到了這封信，因此讀來格外難受。八月季風雨退出喜馬拉雅山之後，江布回到聖母峰去帶一位日本客戶順著南坳和東南稜路線上山。九月二十五日，他們從三號營上到四號營，打算攻頂，不幸岩板崩塌，打中江布、另一位雪巴人和一位正在日內瓦坡尖下方的法國人，他們被掃下洛子山壁，斷送了性命。江布身後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月大的寶寶。
還有別的壞消息。波克里夫從聖母峰下來並在基地營休息兩天後，五月十七日獨自登上洛子峰頂。他告訴我：我很累，但我為了費雪攻頂。為了完成攀登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峰的志向，他九月前往西藏，攀爬卓奧友峰及標高八〇一三公尺的希夏邦馬峰。可是十一月中他回哈薩克探親時，所搭的巴士發生嚴重車禍。司機死亡，他頭部重傷，一隻眼睛傷得很厲害，可能永久不能復原。1
注1：波克里夫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攀登安娜普娜峰時遭遇雪崩喪生。編注。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電腦網路上出現下面這段文字，出自南非聖母峰論壇：
我是雪巴孤兒。家父在六〇年代末期替一支遠征軍搬運物資時死在昆布冰河。一九七〇年家母替另一支遠征軍揹東西，負重過重，心臟衰竭死在佛麗埼村。我有三位兄弟姊妹死於不同的原因，我和妹妹被送給歐洲和美國的寄養家庭。
我從未回故鄉，我覺得那裡受到了詛咒。我的祖先逃避低地的迫害，抵達索羅︱昆布地區。他們在薩迦瑪塔的山影下找到了庇護。神明指望他們保護女神的聖殿，不讓外人侵擾，以為報答。
可是我的族人反其道而行。他們協助外人找到路線進入聖殿，冒犯她身上的每個地方，站上她頭頂，勝利狂喊，污染她的胸膛。他們有些人必須獻祭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千鈞一髮逃脫，或者獻上別的生命來代替
所以我相信一九九六年薩迦瑪塔峰發生的悲劇連雪巴人都有責任。我不後悔不返鄉，因為我知道這個地區的人已劫數難逃，那些自以為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傲慢外國富豪也一樣。記得鐵達尼號吧。連不可能沉的船隻都沉了，威瑟斯、珊蒂、費雪、江布、諾蓋、梅斯納、班寧頓之流的愚蠢凡人面對聖母又算得了什麼。所以我發誓永不返鄉，不成為褻瀆神聖的幫凶。
聖母峰似乎毀了許多人的生活。人跟人的關係崩解了。有一位受難者的太太因憂鬱症住院。我上次跟某位隊友談話時，他的人生弄得一團糟。他說應付遠征後遺症的壓力眼看就要毀掉他的婚姻。他說他無法專心工作，還受到許多陌生人的謾罵和侮辱。
珊蒂回到曼哈頓，發現聖母峰事件的公憤全朝她而去，把她當避雷針。《浮華世界》一九九六年八月號發表了一篇令人難堪的文章報導她的事情。有一個名叫《複印本》的八卦電視節目派出攝影隊在她的公寓外埋伏。作家柏克萊拿她的高山苦難當笑話的哏，登在<紐約客>雜誌的尾頁。到了秋天，事態變得十分嚴重，她流淚對一位朋友說：她的兒子在收費高昂的私立學校被同班同學譏笑和排擠。世人對聖母峰事件的集體憤怒強烈得可怕，而且怒火大量衝著她而去，她始料未及，幾乎被擊垮。
至於貝德曼，他雖引導五位客戶下山，救了他們的性命，但是有個不在他隊上、原不該由他負責的客戶死亡，他未能阻止，這件事一直糾纏著他，揮之不去。
當我和貝德曼都重新適應了家鄉之後，我和他聊了起來。他回顧在南坳上可怕的暴風中跟一行人縮在一起，拚命想讓每個人存活的滋味。他敘述道：只要天空稍微放晴，可以約略猜出營地的方向，我就大喊著催每個人往前走動，就像是在說，嘿，暴風雪停不久的，我們走吧！可是有些人顯然沒力氣走，連站都站不起來。
大家都在哭。我聽見有人喊別讓我死在這兒，顯然機不可失。我設法扶康子站起。她抓住我的手臂，可是她實在太衰弱，膝蓋以上直不起來。我邁開步伐，拉著她走一兩步，她的手隨即鬆開，整個人跌了下去。我不得不繼續走。總得有人走到帳篷去求救，否則每個人都會死掉。
貝德曼停頓半晌。他再度開口時，聲音沙啞，但我忍不住想起康子。她好嬌小。我彷彿仍感覺到她的手指頭滑過我的二頭肌，然後就鬆開了。我甚至沒有回頭望。
【作者說明】
我刊在《戶外》雜誌的文章激怒了好幾位我提過的人物，也讓幾位聖母峰受難者的朋友和家人心碎。我真的很遺憾。我無意傷害任何人。雜誌上的那篇文章（這本書更是）皆在盡可能精確又誠實地訴說山上發生的事，而且以謹慎又謙卑的態度來訴說。我強烈相信這個故事非說不可。看來並非每個人都有同感，我要向那些被我的話刺傷的人致歉。
□□□
後記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本名為《攀登》（The Climb）的書籍問世了，這本書是波克里夫口述一九九六年聖母峰山難的親身經歷，再由狄華特（G. Weston DeWalt ）整埋而成。對我來說，能夠從波克里夫的觀點來看一九九六年的山難，非常有意思。那本書的部分章節帶有非常強的敘事力道，深深打動了我。由於波克里夫非常不認同自己在《聖母峰之死》的形象，因此《攀登》以極為可觀的篇幅捍衛波克里夫在聖母峰上的作為，挑戰《聖母峰之死》的報導正確性，更質疑我身為記者的職業操守。
狄華特檢視了相關文獻，進而完成了《攀登》一書，並認為自己就是波克里夫的發言人。他不遺餘力地詆毀《聖母峰之死》，在報章與電臺媒體的採訪中，還有網路發言，甚至是寫給罹難者家屬的信件裡，不停表達對我的作品及我本人的意見。在這場論戰中，狄華特還祭出了《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一九九八年七、八月號的一篇文章<為什麼書籍動輒出錯？>，作者是密蘇里州的新聞講師溫伯格（Steve Weinberg）。這篇文章質疑了三本暢銷書的正確度，其中一本受到批判的書籍就是《聖母峰之死》。狄華特很喜歡這篇文章，經常引述相關文字。
但是，這篇文章出版時，溫伯格曾經難為情地向我承認，他對《聖母峰之死》的各種批判，其實全來自於狄華特的書。換言之，溫伯格只不過是複述了狄華特的說法，根本就沒有查證過各種批評是否正確。文章出版之後，溫伯格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刊登了以下的澄清聲明：
我的文章並未將克拉庫爾的作品與其他受到批評的暢銷書混為一談。儘管該書的一小部分受到了質疑，但沒有一個批評者證實了該書對事實的描述有誤。
我之所以把《聖母峰之死》寫入文章當中，並不是為了批評其內容，而是為了質疑該書的出版實務。當A書出版之後，B書提出了質疑，但A書的作者、編輯與出版社卻沒有做出任何回應，會讓讀者感到困惑。
見到此篇聲明之後，我請溫伯格仔細說明。他解釋道，由於《聖母峰之死》的平裝初版並沒有駁斥《攀登》的質疑（前者比後者晚了五個月問世），所以他誤以為我承認狄華特的指控屬實。溫伯格也提出了一個相當有具有說服力的主張：作者的誠信一旦受到質疑，就有責任及時反駁，以免讀者受到誤導。就在聽完溫伯格的說法之後，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應該像過去一樣，拒絕涉入沒完沒了的公開爭論之中。
《攀登》一書剛問世，我就考慮再三，終究決定不在公開場合駁斥狄華特的指控，而是寄了一連串的信給狄華特與他在聖馬丁（St. Martin’s）出版社的編輯，羅列書中的大量錯誤。出版社的發言人表示會在後續的版本中更正。
但是，當聖馬丁出版在一九九八年七月發行平裝本時，我發現七個月前我所指出的錯誤，大多數都沒有更正。狄華特與出版社對於內容的查對如此漫不經心，令我非常憂慮。
很巧，就在溫伯格向我指出新聞記者有責任捍衛作品之後沒幾天，我就看到新版《攀登》和書中那些依然故我的錯誤。這些事情讓我決定不再三緘其口，站出來捍衛《聖母峰之死》的真實公允。不幸的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指出《攀登》的錯誤。一九九八年夏天，在與網路雜誌Salon的對談中，我首次打破自己原先堅持的沉默，並且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出的《聖母峰之死》圖文版的附錄中駁斥狄華特的指控。隔年一月，聖馬丁出版社也推出《攀登》的增修版，收入一篇新文抨擊我的報導並不可靠。狄華特那篇冗長的文章促使我寫出以下這篇後記。
□□□
當暴風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號襲擊聖母峰時，受困的六位專業嚮導只有三人得以倖存。他們是波克里夫、葛倫與貝德曼。任何嚴謹的記者若想要報導這場錯綜複雜的悲劇，都會親自訪問這三人（一如我在《聖母峰之死》所做）。畢竟，任何嚮導所做的決定，都會深切影響這場災難的結局。狄華特採訪了波克里夫，卻難以理解地忽略了另外兩位嚮導。
狄華特也並未聯絡費雪的登山雪巴頭江布，同樣令人不解。在這場山難中，江布的角色相當重要，也極為爭議。他就是替珊蒂繫上短繩的人，也是山痴隊隊長費雪下山不支倒地時陪在他身邊的人，聽費雪講完生前最後一句話。他還是最後一個親眼看見霍爾、哈里斯與韓森的人。但是，雖然江布在一九九六年夏天造訪了西雅圖，狄華特可以輕易用電話聯繫上他，卻沒有這麼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江布不幸死於聖母峰的另一場雪崩。狄華特事後堅持自己一直想要採訪江布，但還來不及和他碰面，他就已經離世。這真是方便的說詞，也許是真的，但無法解釋為什麼他不採訪其他雪巴人，他們在那場山難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這也無法解釋他為什麼不採訪登山隊其他三位隊員，以及在那場悲劇與救難行動中擔當要角的幾位登山者。也許這只是巧合，但狄華特沒有採訪的那些人，大多與波克里夫在聖母峰的所作所為息息相關。1
注1：在對波克里夫的各種嚴言批評中，有一些聲音就出自幾位雪巴人，他們都在聖母峰山難中扮演要角。我從來沒有在出版品中提到這件事情，而如今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狄華特在一九九九年版本的《攀登》中提到了這件事。
1︱2：他在新版的《攀登》中提到，我在一九九八年去信知名登山家羅威爾（Galen Rowell），指出許多雪巴人都將聖母峰山難怪罪於波克里夫。接下來他聲稱羅威爾在一九九八年前往聖母峰基地營時，發現並沒有任何雪巴人責怪波克里夫。這個說法，對他們來說是前所未聞。
1︱3：但是，羅威爾本人從來沒有跟江布或多吉（霍爾登山隊中的雪巴嚮導）交談。江布與多吉在不同場合遇見我的時候，都用了非常強烈的措辭指出，他們（以及兩人隊上的絕大多數雪巴人）確實認為波克里夫要為山難負責。在相關文字紀錄、錄影採訪及通訊信件中，都可以找到兩人的看法。
1︱4：但是，狄華特卻忽略了這麼重要的細節，才會讓整件事淪為口舌之爭。他更不曾提起我給羅威爾的信件中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句子：首先，請讓我說明，我認為雪巴人責怪波克里夫是大錯特錯，因此，我沒有在自己的書中提到他們的看法。這樣的指控不太公正，也容易引發怨恨。我實在不理解。狄華特為何在自己的作品裡提出這件事，卻沒有指出我早就在書中講過。作者注
狄華特也宣稱自己試過採訪前述兩位重要人物，但都遭到拒絕。在克里夫的例子中，狄華特確實沒有說謊。但是，他卻沒有提到自己是在《攀登》出版之後才向克里夫邀訪。克里夫收到狄華特的採訪邀約時，已經先在地方書店看到《攀登》一書，他立即回信道：你此時才聯絡我，我覺得有點費解。很顯然，你有自己追求的目標，在我看來，那卻跟追求真相、事實、認識整個事件或和解沒有任何關係。
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狄華特的報導瑕疵，結果都創造了一份相當草率的文字紀錄。也許，這是因為狄華特對登山一無所知，也從來沒有造訪過尼泊爾山區。事實上，這個業餘電影人是在聖母峰山難之後不久才認識波克里夫。總之，貝德曼對《攀登》非常失望，還因此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致信狄華特，寫道：我認為《攀登》的報導並不可靠無論是你或者你的助理，從來不曾跟我確認過任何一個細節。
拜狄華特的馬虎研究之賜，《攀登》出現了成堆錯誤。在這裡簡單提出一個例子，即哈里斯的冰斧（冰斧的位置是解開哈里斯喪生之謎的關鍵線索）。狄華特指出這個冰斧頭出現在何處，但事實上，冰斧並不在那裡。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攀登》出版時，我就已經向狄華特與該書編輯群指出許多錯誤，這就是其中之一，但在七個月之後出版的平裝版中，他們仍然沒有更正這些錯誤。更令人驚訝的是，該書平裝版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做了大幅修訂，這些錯誤卻動也不動儘管狄華特保證他做了勘誤2。對於我們這些因為山難而人生大變，並且仍然想盡辦法釐清山上一切的人來說，他的冷漠令人惱火。對於哈里斯的家人來說，他的冰斧究竟掉在哪裡，絕對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注2：對於此一錯誤，狄華特在一九九九年版本中寫道：為了更正一項無心之過，《攀登》的所有平裝版都刪除了一句圖說。那則造假的圖說確實移除了，但狄華特與出版社卻從來不曾費心修訂一九九九年《攀登》二二八頁正文中的錯誤。作者注
令人心痛的是，《攀登》的某些錯誤，似乎不只是草率所致，而是刻意扭曲事實，想要貶抑我在《聖母峰之死》的報導。例如，狄華特在《攀登》中聲稱，我在《戶外》雜誌的文章並沒有核實重大細節。但是，他非常清楚，《戶外》雜誌的編輯艾德曼（John Alderman）在雜誌送印之前，已經在雜誌社的辦公室與波克里夫碰面，就是為了確認我的整篇報導是否正確。除此之外，我自己也在長達兩個月的期間與波克里夫多次會面，就是為了竭盡所能地釐清事實。
波克里夫／狄華特版的聖母峰山難，確實不同於我所認定的真實版本。但是，《戶外》雜誌刊登了我與雜誌編輯相信的版本，而不是波克里夫的版本。在與波克里夫的幾次會面中，我發現他對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經常前後反覆，這讓我質疑他的記憶是否真的可靠。除此之外，幾位當事人也推翻了波克里夫對某些事件的說法，包括克魯斯、克里夫、江布、亞當斯以及貝德曼（在這些人當中，狄華特只採訪過亞當斯）。簡言之，我發現波克里夫的回憶並不可靠。
無論是在《攀登》一書還是其他場合，狄華特都認為我撰寫《聖母峰之死》的目的就是為了摧毀波克里夫的名聲。為了證明這種卑劣的說法，狄華特提出了兩點指控。第一，我並沒有提及一件事：有傳言指出，費雪在希拉瑞之階和波克里夫交談過，並同意讓他比其他登山成員早下山。第二，我也拒絕承認費雪心中早有腹案，要讓波克里夫比其他成員早下山。
關於第一項指控，也就是費雪與波克里夫在希拉瑞之階的對話，我查證到的是：波克里夫、亞當斯、哈里斯與我一起在階地上等人，此時，看起來明顯身體不適的費雪終於抵達，準備攻上聖母峰。費雪先是跟亞當斯聊了幾句話，隨後就跟波克里夫談了起來，兩人的對話甚至更為簡短。根據亞當斯的回憶，當時波克里夫告訴費雪：我陪亞當斯下去。就這樣，這句話就是兩人對話的全部內容。隨後，費雪跟我小聊了一下，就轉過身，踩著艱辛的步伐繼續攻頂。但是，波克里夫堅持，在哈里斯、亞當斯與我離開現場之後，費雪和他又談了起來，並同意讓他比其他登山隊成員先下山，好在下方準備熱茶與提供下方支援。
就在聖母峰山難過後的幾個星期、幾個月之內，亞當斯（波克里夫的好友，同時也是他熱忱的捍衛者）向我、貝德曼與其他人說，他懷疑是否真有所謂的第二次交談。在那之後，他的態度就有些改變，他最新的立場是不確定波克里夫與費雪是否有第二次對話，因為他當時並不在現場。
很顯然，我也不在場。那麼為什麼我會質疑波克里夫對於這件事情的回憶呢？部分原因是，當波克里夫第一次跟我說他和費雪聊了很久，費雪支持他盡快下山時，他清楚地表示，這件事情發生在費雪剛抵達希拉瑞之階的時候，但是，當時亞當斯、哈里斯與我都在現場。隨後，就在我提出亞當斯對這件事情的回憶有所不同時，波克里夫修正了說詞，變成是我們三人離開之後，他與費雪又談過一次。
但是，我之所以質疑所謂第二場對話是否真的發生過，主因是我開始從希拉瑞之階下攀後所目睹的事情。我在下降前最後一次擡頭看，檢查固定點是否牢固，當時，我注意到費雪已經移動到更上面的狹小區域，而哈里斯、亞當斯、波克里夫與我都已經掛到下降繩上。那麼，我能夠確定波克里夫沒有爬上去找費雪再次交談嗎？不能。但是，波克里夫當時就跟我還有其他同伴一樣又冷又累，並且對於下山無比焦慮。當我從希拉瑞之階的邊緣垂降時，波克里夫就在我上方的狹窄山脊不耐地顫抖著。因此，我很難相信還有什麼事會促使他往回爬，並且跟費雪再次交談。
因此，我確實有理由質疑波克里夫是否真的與費雪交談過兩次。但是，回想起來，為了公平起見，我確實應該報導波克里夫對於第二次對話的回憶，並且解釋我為什麼質疑這件事情，而不是在《聖母峰之死》中提都不提。對於這樣的疏失所引發的怒火與各種尖銳言詞，我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我決定不寫出第二次對話，這件事為什麼會令狄華特這麼生氣，我也非常不解，因為在《攀登》中，他也覺得沒有必要寫出費雪與波克里夫的第一次對話，也就是波克里夫告訴費雪，他要陪亞當斯下去這場對話可是毫無爭議的。雖然亞當斯認為以我當時的位置，我可能無法聽清楚兩人交談的內容，但他也從來不否認，這短短幾個字就是波克里夫當時所說的全部了。然而，狄華特在《攀登》中，根本就沒有提到這場對話。更重要的是，他應該要提到波克里夫在下降期間沒有陪在亞當斯身邊（這是他對費雪的承諾），差點讓後者喪命。
葛倫在他的作品《絕對意志》（Sheer Will）當中描述自己、康子與我三人在海拔八千四百公尺的露臺相遇時，亞當斯失足從我們的左手邊摔了下去。從我所在的位置看來，他似乎已經亂了手腳，而且一時之間無法控制情況。隨後，葛倫在海拔較低的地點又遇到亞當斯，這個時候，亞當斯已經停止滑落，他：
想辦法站起來看起來就像醉漢頻頻跌入雪堆中，還很危險地逼近山的另一側，有一次差點跌下西藏。我離開自己的路線，走近他，跟他講幾句話。我看見他的氧氣罩已經滑下來，掛在下巴下。下巴與眉毛結了一塊塊冰。他的身體有一半埋在雪裡，卻還是不停傻笑這是缺氧對大腦造成的影響。我叫他把氧氣罩拉到嘴巴上。我用父親哄孩子的口吻把他哄過來，盡可能讓他走近山脊看到那邊有兩個穿紅色衣服的登山客嗎？跟著他們。我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強與康子，兩人雖然在下方的山溝，身影仍很清楚。他跌跌接撞走下山脊。我懷疑他是否在乎自己是生是死。考慮到他似乎已經失去了判斷力，我決定緊跟著他。
亞當斯因為波克里夫先行下山而迷失了方向，如果葛倫沒有剛好遇到他，那麼他很有可能就會走到另一側山壁上，因此而死。但是，在《攀登》中，狄華特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在《攀登》中，最令人惱怒的錯誤報導是費雪與珍的對話。後者是費雪的宣傳人員與密友，也陪伴他前往聖母峰基地營。狄華特引用了珍對這場對話的回憶，就是為了要說服讀者，費雪早就計畫好讓波克里夫在登頂之後早一步比隊員先下山。他改編了珍的話，形成了第二個主要指控的證據，也就是我沒有在《聖母峰之死》當中提到費雪的計畫是非常惡劣的人格刺殺，而我不相信他能夠對此提出正當的辯護。
事實上，我之所以沒有提到這個所謂的計畫，是因為我發現了強力的證據，證明了根本就沒有計畫。貝德曼（眾所皆知，他是非常謙遜、誠實的人，登山實力及經驗也備受推崇）告訴我，如果費雪真的有這個計畫，他不會在五月十號山痴隊出發攻頂時還不知道。除此之外，他也確定波克里夫並不知道這個計畫。山難悲劇發生之後的半年多，波克里夫在電視、網路、雜誌與新聞採訪多次解釋自己為何比客戶早下山。但是，他沒有一次指出自己只是遵守費雪事先擬定好的計畫。相反的，在一九九六年夏天，波克里夫就在ABC新聞的錄影採訪中表示山痴隊根本就沒有登山計畫。他對記者索爾（Forrest Sawyer）解釋，直到登頂了，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我的計畫是什麼，必須看情況決定，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計畫。
很顯然，索爾沒聽懂波克里夫的意思，過了一會他追問：所以你的計畫是，當你超過所有人之後，就必須在聖母峰頂等所有隊員抵達？
波克里夫笑了笑，重複一次他們並沒有預先決定任何事。那稱不上計畫，我們沒有計畫，但我需要看情況，然後定出我的計畫。
雖然為時已晚，但在《攀登》的一九九九年版本中，狄華特都承認波克里夫從來沒有說過在攻頂日之前自己已經知道費雪的計畫。狄華特也進一步承認，唯一能夠支持預定計畫說的證據，就只有珍與費雪的對話紀錄。但是，在兩書出版前，珍就已經向我和狄華特強調，若認為費雪的那段話代表他有任何類似實際計畫的想法，就錯了。一九九七年在《攀登》即將出版之前，珍寄了一封信給狄華特與聖馬丁出版社，責怪狄華特改編了自己的說法，扭曲了她的意思。她指出，狄華特改了她的用字遣詞，讓整個對話看起來就像是發生在出發攻頂的前幾天。但事實上，這場對話發生在攻頂的三個星期之前。兩者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珍在寫給狄華特與其編輯的信中指出，《攀登》修改了她的說法，是：
絕對錯誤的！讀者在思考此次山難的諸多肇因時，這樣的扭曲會誤導他們做出錯誤的結論，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波克里夫比隊員早下山是出於明確計畫。我的話若這樣登了出來，就會變成是在歪解、算計此次山難，而唯一的目的就是歸咎於其他成員，以替波克里夫脫罪在探討這次山難時，有太多人引用了我的這段說法。費雪沒再提過這個計畫。但他其實是非常喜歡溝通的人，如果這就是他的計畫，他會提出來跟貝德曼、波克里夫討論（貝德曼告訴我，費雪從來沒有提過這個計畫）。因此，我覺得這樣引述我的說法，是嚴重的誤導。
當我和狄華特的爭論已經激烈到成為一場戰爭的時候，他仍然不顧一切，試著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上述這封意思清晰、明確的信件，主要就是建立精巧的語言迷宮，並用錯綜複雜的語法分析珍的說法。但是，珍仍然堅守自己的立場。她說：狄華特說他比我還了解我在想什麼，太荒謬了。我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寄給他的信中，已經清楚聲明我的感受，儘管他還想要扭曲我的言論。
當珍拒不退讓，堅持自己的信件才正確時，狄華特則在一九九九年的《攀登》中攻擊她並不可靠這一招實在太古怪，因為對於所謂的費雪預定計畫，狄華特的唯一依據就是他所詮釋的珍說詞（儘管有這麼多證據顯示他錯了）。如果狄華特覺得珍不足以信賴，我就不知道他手上還剩下什麼了。
費雪非常器重波克里夫的超凡實力、勇氣與經驗沒人質疑這件事情，同時，所有人也都承認，費雪對波克里夫的信心到了最後也得到了回報。波克里夫拯救了兩個性命垂危的人。但是，狄華特堅持費雪早就決定好要讓波克里夫拋下隊員先下山的說法，絕對背離事實。而他抨擊我不願寫出這個計畫，是因為我想要詆毀波克里夫的人格，更是離譜至極。
費雪是否同意讓波克里夫比客戶早下山，事後看來當然非常重要。然而，這個離題的問題所引起的各種爭議卻太激烈，超出應有的比例，甚至蓋過更大的問題：聖母峰嚮導不吸筒裝氧氣是否妥當。包括狄華特在內，沒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掩蓋的事實，也就是波克里夫決定攻頂當天不用氧氣筒。而且，在攻頂之後，他比其他成員早好幾個小時下山，這種行為有違全世界專業高山嚮導的標準作法。人們把焦點放在波克里夫是否得到費雪的同意，卻忽略了他早在遠征初期決定不攜帶氧氣筒時，或許就已經預告了他接下來還會決定把隊員丟在山脊上，迅速下山。波克里夫一旦決定要無氧攀登，就斷絕了自己的後路。由於他身上沒有氧氣筒，唯一的選擇就是在攻頂後盡快下山，無論費雪是否同意。
問題不是出在疲勞，而是寒冷。筒裝氧氣的重要性在於避免疲勞、高山症以及極端海拔引發的神智不清，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但較少人知道，氧氣可以避免高海拔低溫對人體的破壞。這點就算沒有比較重要，至少影響也同樣重大。
五月十日，當波克里夫率先從南峰下山時，已經待在海拔八千七百五十公尺高的地方長達三、四個小時，並且沒有使用氧氣筒。在這段期間，他都待在零下的寒風中，體溫越來越低任何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會如此。波克里夫在接受《男人誌》採訪時表示：
我待在（聖母峰頂）大約一小時。那裡很冷，你自然會流失體力。當時，我的處境就是如果繼續站在酷寒中等，情況會很不妙。在那種海拔中，如果你不活動，你就會因為寒冷而流失體力，之後就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波克里夫在雜誌出版前確認了這段話正確無誤。寒風不停吹來，他有凍傷與失溫之虞，因此被迫盡快下山，但那不是因為疲倦，而是因為太冷。
在高海拔地區，登山者若不使用氧氣筒，寒風會變得更加致命。一九九六年山難過後十三天，維斯特斯出發攻頂時，我們就從他的遭遇體認到這一點。五月二十三日，維斯和IMAX隊一起攻頂，他提前二、三十分鐘左右離開四號營，並未與隊友同行。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跟波克里夫一樣，都沒有帶氧氣筒（維斯特斯是當年IMAX攝影隊的主演，而非嚮導），大家認為他早點出發，才不會被隊友趕上其他人全都用了氧氣筒。
但是，維斯特斯實在太強壯了，儘管他必須在非常深厚的積雪中開路，還是沒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腳步。不過，他知道布里薛斯必須拍到他攻頂的鏡頭，所以他常常得停下腳步，盡可能讓攝影隊跟上。可是，他只要一停下，就會馬上感受到低溫的影響，即使五月二十三日的溫度已經比五月十日還要高。由於他相當擔心凍傷或更糟的情況，所以不時得逼自己在其他隊員趕上拍攝之前擡起腳繼續攻頂。布里薛斯解釋道：維斯特斯的體能至少不輸波克里夫，但是，少了補充氧氣之助，他只要一停下，體溫就會下降。正因如此，布里薛斯最後沒有成功拍攝到維斯特斯離開四號營之後的鏡頭（維斯特斯在電影中的攻頂日片段，是在日後補拍的）。我的重點是，波克里夫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必須不斷前進，兩人都是了防止凍傷。若不吸補充氧氣，任何人都無法在聖母峰的酷寒高處走走停停，全世界最強壯的登山家也辦不到。
布里薛斯堅持道：很抱歉，但波克里夫選擇無氧攀登實在毫無道理。無論你有多強壯，爬聖母峰不吸氧就是讓自己無後路可退。不吸氧就無法幫助客戶，有失嚮導立場。波克里夫說費雪派他下山準備熱茶，那只是掩飾之詞。雪巴人早就在南坳等著煮茶。聖母峰嚮導應該只出現在一個地方，那就是客戶身邊或身後，並且吸筒裝氧氣，隨時準備好提供協助。
全世界最受推崇的高山嚮導和高山症醫學／生理學權威都有堅定的共識：任何嚮導在聖母峰不吸筒裝氧氣帶隊，都是極大的冒險。狄華特在收集寫作資料時，曾要求助理致電全球知名的高山症權威哈克特（Peter Hackett），想徵詢這位醫師的專業意見。哈克特醫師曾經在一九八一年隨著醫療探險隊登上聖母峰，他也毫不猶豫地表示，在他看來，即使強壯如波克里夫，擔任聖母峰嚮導卻不使用氧氣筒不僅危險，也很魯莽。很顯然，狄華特得知哈克特醫師的意見之後，就決定不在《攀登》中提到這件事情，並且繼續堅稱波克里夫在一九九六年不使用氧氣筒反而讓他更有能力面對問題。
波克里夫與狄華特在無數打書的場合中提到梅斯納這位當代登山造詣最高、最受敬重的登山家也贊同波克里夫在聖母峰上的行動，包括不使用氧氣筒。當我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採訪波克里夫時，他當面告訴我：梅斯納說我做了正確的事情。在《攀登》中，狄華特提到我如何批評波克里夫在聖母峰的行為時，引用了波克里夫的話如下：
少數人的聲音壟斷了美國媒體的報導，我覺得受到極為嚴重的污蔑。如果沒有梅斯納這些歐洲朋友的支持，美國媒體對於我如何從事專業工作的看法，會深深打擊我。
不幸的是，波克里夫與狄華特雖然聲稱梅斯納支持他，但這個說法正如《攀登》的其他說詞，並不是真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紐約採訪了梅斯納，他用直截了當的口吻對著錄音機表示，他認為波克里夫拋下客戶先下山是錯的。梅斯納甚至推測，如果波克里夫當時待在客戶身旁，這場悲劇也許會出現不同結果。梅斯納表示：聖母峰嚮導不應該不吸筒裝氧氣。除此之外，他也表示，如果波克里夫以為他的行為得到自己的支持，也是錯的。
除了梅斯納之外，狄華特也曲解其他登山名家的意見，以此詆毀我。他也引用了布里薛斯的說法。布里薛斯在一九九七年《不正派波士頓人》（The Improper Bostonian）的專訪中批評我對珊蒂的描述。珊蒂是布里薛斯的好友，我敬重他對朋友的忠誠。除此之外，布里薛斯素以直言不諱聞名，有時甚至坦率得不近人情，我也相當欣賞他這一點，即使他批評的對象是我。但事實是，布里薛斯對狄華特與《攀登》的評價也毫不留情。以下這段文字，節錄自一九九八年七月布里薛斯主動寄給我的電子郵件：
我認為，狄華特的報導毫不可靠，與事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我確定你也會贊同，如果你沒有實際待在那裡，就不可能準確描述高海拔，登山經驗再豐富都無濟於事。狄華特提到了無氧攀登，但大多數經驗豐富的高海拔登山家都不會同意他的結論。
所有證據也都不支持他的說法，用邏輯想一想也知道（氧氣=燃料=能量=溫度=體能等）。據說波克里夫自行下山是為了提供後援，但他從來沒有出去找自己的客戶。這些人就散落在南坳，瀕臨凍死。他們只能自己站起來，搖搖晃晃走回營地，同時送回生死攸關的救援資訊。此時的波克里夫還坐在自己的帳棚裡，無法幫助任何人，直到有人告訴他失蹤者的位置。
真的夠了！我很遺憾波克里夫不在這裡和我們談這件事。我仍然相信，波克里夫之所以先下山，就是因為他又累又冷，沒有辦法待在山頂（幾乎是動也不動地）等客戶。最後，為什麼大家還在吵你的書？我們該憤怒的不是這些，你得拿出勇氣，把真正的問題全寫出來。
那年五月，聖母峰上有許多人都犯了錯。就像我在本書中所提，我本人的行動也可能導致兩名隊友不幸罹難。我從不質疑波克里夫在攻頂日的行為都本著善意，我非常確定他用心良善。但是，讓我惱火的是他拒絕承認自己或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決定。
狄華特寫道，我在《聖母峰之死》一書中苛責波克里夫，是為了轉移焦點，讓人忽略一九九六年聖母峰悲劇發生之後的數個星期間隱隱約約浮現的問題：我以《戶外》雜誌作者的身分出現在冒險顧問隊，是否造成了這場悲劇？事實上，我一直為自己和珊蒂的身分確實可能直接推動了這場悲劇而良心不安。但是，我並沒有像狄華特的批評那樣，試圖逃避這個問題。我在無數訪談中都自己提出這一點來討論，更不用提這本書了。我建議狄華特可以閱讀本書的一百五十五、五十六頁，我在那裡用了很長的段落探討這個問題。無論有多痛苦，我從不迴避自己在聖母峰上所犯的錯。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用同樣坦率的態度回顧這場災難。
儘管我批評了波克里夫的某些行為，我也不斷強調他在五月十一日山難發生時的種種英雄行動。毫無疑問，波克里夫冒著生命危險救了珊蒂與夏洛蒂的生命。我在許多場合都再三重複這件事。我非常敬佩波克里夫獨自走入暴風雪中，把迷路的登山者找回來，而我們其他人卻在帳棚裡一籌莫展。儘管如此，他在當天稍早以及遠征過程中所做的一些決定，卻還是帶來了麻煩，任何決定要寫出誠實、完整山難報導的記者，絕對不可能忽略這些事情。
正如之後的發展，我在聖母峰的所見所聞令人不安，即使當時沒有發生山難，也不會改變這個事實。《戶外》雜誌把我送到尼泊爾，希望我報導商業遠征隊如何攀登世界最高峰。我的工作就是觀察隊員、嚮導的特質，並且讓閱讀大眾能夠得到敏銳、第一手的觀察，了解一支由嚮導帶領的遠征隊際實際上是如何運作。除此之外，我也深信對於其他生還者、對於悲傷的罹難者家屬、對於歷史紀錄，以及那些沒有辦法回家的伙伴，我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完整報導一九九六年聖母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並且不能受到外界對這份報導的觀感所影響。而我也這麼做了，這一切都有賴我以新聞記者及登山家的經驗，提出盡可能正確、誠實的解釋。
關於一九九六年聖母峰山難的爭議，在一九九七年的聖誕節出現了令人心驚的轉折。就在《攀登》出版六個星期之後，波克里夫在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娜峰的雪崩中罹難了。全界都為他的逝世哀悼。他辭世時不過三十九歲，既是卓越運動員，又有無比的勇氣。根據各方說法，他是相當出色也非常複雜的男人。
他出身蘇聯境內烏拉山脈南部的貧困礦村。根據英國記者吉爾曼（Peter Gillman）在倫敦媒體《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的報導，當他還是孩子時，他的父親：
靠著製鞋與修理手錶勉強維生。他們一家共有五個小孩，全都住在一個破爛的木板屋中，家裡甚至沒有水龍頭。波克里夫一直想要逃離。山，給了他機會。
波克里夫九歲就學會登山，並以天賦異稟很快嶄露頭角。十六歲時，他得到夢寐以求的機會，前往哈薩克天山山脈參加蘇聯登山訓練營。二十四歲時，他入選蘇聯國家菁英登山隊，財務津貼、顯赫名聲以及各種有形無形的好處，也隨之而來。一九八九年，他跟著蘇聯遠征隊登上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他一回到哈薩克阿拉木圖，就獲蘇聯總統戈巴契夫頒發蘇聯運動大師榮銜。
之後，世界秩序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美好時光並未持續太久，正如吉爾曼所說：
蘇聯瓦解。兩年後，戈巴契夫辭職下臺，至於波克里夫，他才剛剛登上聖母峰，就發現自己的地位與特權都消失了。波克里夫告訴自己的美國籍女友林達（Linda Wylie）：什麼都沒有了。沒有錢！只能排隊領麵包。波克里夫下定決心不屈服。如果共產黨秩序瓦解了，他也必須適應這個由私人企業所主宰的新世界，而他手上的資產，就是自己的登山技巧與決心。
一九九七年年初，他在網路上發表一篇紀念文，文章中他的朋友法蘭3回憶道：
（對波克里夫來說）那是非常艱辛的時期，光是要負擔食物都是一種奢侈。對於蘇聯登山家來說，唯一前往喜馬拉雅山脈的機會，就是在系統裡競爭，贏得那項特權。無論你的登山技藝夠不夠強，都不可能自由前往喜馬拉雅山脈。那是夢，在波克里夫成名之前，有一段時期他什麼都要努力爭取。但是他展現了我從來不曾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力量，堅決追求自己的夢。
注3：法蘭（Fran Distefano︱Arsentiev）住在科羅拉多州諾伍德鎮。她在丈夫、知名俄羅斯登山家阿森提夫（Serguei Arsentiev）的引介下認識波克里夫。一九九八年五月，她與阿森提夫一起從東北稜登上聖母峰，全程不使用補充氧氣，她也因此成為第一位無氧攻上聖母峰的美國女性。但是，在登頂時，這對賢伉儷已經在八千二百二十公尺的高處停留三晚，一直沒吸補充氧氣。兩人下山時也被迫在更高的地方停留第四晚，這一次，不但沒有補充氧氣，也沒有帳棚、睡袋，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不幸的是，兩人在抵達安全營地前就過世了。作者注
為了兼顧登山與營生，波克里夫四海為家。他在喜馬拉雅山脈、阿拉斯加與哈薩克等地擔任登山嚮導，在美國登山用品店開課放投影片，偶而也做做一般工作。但是，他一直都在累積非凡的高海拔登山紀錄。
儘管他熱愛登山，也喜歡待在山上，但他卻從來不曾假裝自己樂於當嚮導。在《攀登》中，他就非常坦率的說：
但願我可以有機會用其他方式謀生。對我來說，要去尋找另一個賺錢方式來實現人生目標，為時已晚。將毫無經驗的男女帶入這個（危險的高海拔登山）世界之中，我實在難以苟同。
因此，即使經歷了一九九六年山難的駭人時刻與爭議，他仍不斷帶領新手邁向高峰。
一九九七年春天，就在聖母峰山難一年之後，他同意擔任印尼登山隊的嚮導，這支隊伍由軍官組成，立志要成為印尼第一批登上聖母峰的人，儘管他們沒有任何登山經驗，甚至不曾看過雪。波克里夫請了兩位俄羅斯登山高手來協助自己，即巴斯基洛夫（Vladimir Bashkirov）與維諾格羅茨（Evgeny Vinogradski），除此之外，他也僱用了雪巴人阿帕（Apa），阿帕已七度攀登聖母峰。不同於一九九六年，這次每個人都在攻頂時用了氧氣筒，包括波克里夫自己，儘管他曾經堅持，對他來說，不帶氧氣筒登山，可以避免氧氣用盡時身體突然無法適應高海拔，所以比較安全。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在一九九七年的攻頂日，波克里夫也緊緊陪著自己的印尼客戶。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午夜一過，這支登山隊就從南坳出發。接近正午時分，帶頭阿帕抵達希拉瑞之階，發現了赫洛德4的屍體就懸掛在一條舊的固定繩上。阿帕、波克里夫與這支登山隊的其他成員一一越過這位死去的英國攝影師，費力而緩慢地攻向山頂。
注4：赫洛德的屍體倒掛在繩索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號晚上，當他從希拉瑞之階垂降時，整個人應該翻了一圈，卻沒有辦法調正也許是因為他已經筋疲力盡，或是被什麼東西打昏了如何，波克里夫與印尼登山隊沒有動他的屍體。一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五月二十三日，PBS電視節目新知攝影隊出發拍攝攻頂，隊員艾森斯（Pete Athans）將赫洛德的屍體從繩索上解開。他切斷赫洛德身上的繩索之前，找到他的相機，裡面就有他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聖母峰頂。作者注
下午三點半，Asmujiono Prajurit跟在波克里夫身後，成為第一個登頂的印尼人。他們只在上面停留了十分鐘，就開始下山。之後，他也強迫另外兩個印尼人回頭，雖然其中一人距離山頂只剩三十公尺。那一晚，這支登山隊只能趕到露臺，被迫在海拔八千四百多公尺高的地方露宿，熬過可怕的一晚。拜波克里夫卓越的領導力之賜，也要感謝當晚居然罕見地無風，所有人都在四月二十七號安全回到南坳。我們非常幸運，連波克里夫都這麼說。
回第四營的途中，波克里夫與維諾格羅茨停了一下，在海拔八千兩百九十公尺高的地方用石塊和雪埋葬了費雪。波克里夫在《攀登》中說，這最後一份敬意，獻給我心目中最優秀、最開朗的美國人。我經常想起他燦爛的笑容，還有樂觀的態度。我是非常難相處的人，但仍然希望能夠藉由活得多像他一點來緬懷他。一天後，波克里夫穿過南坳，抵達東壁邊緣。在這裡，他找到康子的遺體，盡他所能用石頭埋了她，並把她的隨身物品帶回給她的家人。
從聖母峰下來一個月後，波克里夫展開洛子峰與聖母峰的快速橫越計畫，這次他的隊友是年僅三十、技藝高超的義大利籍登山家摩洛（Simone Moro）。波克里夫與摩洛預計在五月二十六號出發攻洛子峰頂5，同一天，另一支俄羅斯登山隊（波克里夫的朋友，也就是先前協助他帶領印尼隊的巴斯基洛夫也在該隊中）也開始攀登洛子峰，但這十人都不使用氧氣筒。
注5：摩洛在一九九七年首次與波克里夫見面，兩人很快成為摯友。摩洛告訴我：我非常愛波克里夫，當然，那是朋友的愛。遇到他之後，我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計畫與夢想。或許只有他的母親跟女友對他的愛，才能超越我對他的愛。摩洛非常不認同我在本書中對波克里夫的描述。他解釋道，你不了解他實際上是怎樣的人。你是美國人，他是俄羅斯人。你是八千公尺高峰的新手，他卻是史上最好的八千公尺登山家（在八千公尺高峰這個領域，沒有其他人登頂超過二十一次）。你只是普通登山家，他卻是超凡的運動員，同時也是生存高手。你衣食無憂，他卻很懂什麼叫挨餓。就我看來，你就像那種讀過幾本醫學書就裝模作樣，想要教導世界知名、頂尖的外科醫師怎麼開刀的人。當你評斷波克里夫在一九九六年所做的任何決定時，一定要記住：他隊上沒有任何客戶死去。作者
摩洛在下午一點抵達峰頂，二十五分鐘後波克里夫也抵達了，卻覺得身體不太舒服，在山頂只待了幾分鐘就決定下山。摩洛留在山頂，繼續待了大概四十分鐘後開始下山。下山時，他遇到了巴斯基洛夫，巴斯基洛夫也覺得不太舒服，但仍繼續往上爬。稍後，巴斯基洛夫與其他俄羅斯隊員全都登上峰頂。
就在最後一個俄羅斯人登頂後沒多久，摩洛與波克里夫回到帳棚睡覺。隔天清晨，摩洛在散步時打開了無線電，卻無意間聽到正在爬洛子峰的義大利朋友傳出訊息，驚恐地回報他們在山峰上發現一具身穿綠衣黃靴的屍體。摩洛說：那一刻，我想到那可能是巴斯基洛夫。他立刻叫醒波克里夫，波克里夫也連忙用無線電聯絡俄羅斯登山隊。對方回報說，前天晚上，巴斯基洛夫確實已在下山途中死於高山反應引發的病症。
儘管高山才剛剛奪走波克里夫又一個朋友的命，他攀爬世界高峰的熱情絲毫未退。一九九七年七月七號，就在巴斯基洛夫辭世後的六個星期，他決定一人攻上巴基斯坦的布洛德峰。而就在那之後的一星期，他也登上鄰近的加舒爾布魯木三號峰。儘管摩洛告訴他，他其實沒有必要完攻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峰，這件事對他並沒有特別意義。那時他已經登上其中十一座，只剩下南迦帕爾巴特峰、加舒爾布魯木一號峰與安娜普那一號峰。
同年夏天，波克里夫邀請梅斯納前往天山，一起進行休閒性質的登山。在天山期間，波克里夫也向這位義大利傳奇登山家求教，討論自己的登山大業。自一九八九年首次進入喜馬拉雅山脈以來，波克里夫已經締造了驚人的高海拔攀登紀錄。但是，除了其中兩次攀登，他走的幾乎都是傳統路線，技術難度不高，比較偏向登山旅遊。梅斯納指點他，如果想要躋身真正的世界級登山名家，就必須將目標轉向更陡峭、極度困難的處女路線。
波克里夫由衷接受他的建議。事實上，在詢問梅斯納之前，波克里夫與摩洛就已經決定要試著從一條相當險峻的路線攻上安娜普娜峰。這條路線位於龐大無比的南壁，迄今只有一支強大的英國登山隊曾經在一九七〇年完成。波克里夫和摩洛為了提高難度，決定在冬天攀登。這會是一場雄心勃勃且非常危險的行動，他們得在高海拔地區超乎想像的狂風與酷寒中進行極度困難的技術攀登。即使走最簡單的路線，海拔八〇六三的安娜普娜峰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殺人峰：每有兩人成功攻頂，就有一人喪生。如果波克里夫與摩洛成功了，將可名列喜馬拉雅登山史上數一數二勇敢的攻頂壯舉。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下旬，《攀登》剛出版沒多久，波克里夫與摩洛前往尼泊爾，搭上直升機飛往安娜普娜峰基地營，隨行的還有哈薩克籍的電影攝影師索伯列夫（Dimitri Sobolev）。但是，當天狀況以初冬來說相當不尋常。暴風不停挾帶驚人雪量來襲，他們要走的路線也因此發生巨大雪崩。在遠征一個月後，兩人放棄原本的計畫，改走安娜普娜峰南壁東側邊緣的另一條路線。在這之前，已經有許多出色的登山家試過這條路線，但都沒有人成功。新路線的難度相當高，波克里夫等人必須先爬上一座極為可怕的山峰，才能夠攻上山頂，但這裡比較不需要提防雪崩。
波克里夫、摩洛與索伯列夫在海拔五一八一公尺高的地方，也就是新路線第一個陡峭處的下方，設立了一號營。他們在聖誕節的日出時分出發，希望能夠從寬闊的小山谷一路沿著高出營地八百多公尺的山脊架好固定繩。摩洛在最前面，到了中午已經沿著山脊爬升了六十公尺。中午十二點二十七分，他停下腳步，想從背包拿出東西，卻聽見砰的一聲巨響。他擡頭一看，上面有一陣巨大雪塊正直接朝他衝來。在冰雪形成的巨牆把他捲進去滾落山下之前，他設法大聲喊叫，希望警告波克里夫和索伯列夫，這兩人還在一百五十二公尺下方的小山慢慢往上爬。
摩洛一度試著抓住固定繩穩住自己，手掌跟指頭因此擦傷，留下深深的圓形傷口。他跟著急速墜下的冰塊下降了八百公尺左右，昏了過去。當這場雪崩終於在一號營上方的緩坡處停下時，摩洛很幸運地落在雪崩碎片上方。他一邊重拾意識，一邊瘋狂地尋找隊友，但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到。隨後一個星期的空中、地面搜救也徒勞無功。波克里夫與索伯列夫應該已經離開人世。
波克里夫罹難的新聞震驚了幾大洲，許多人無法置信。他經常旅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太多人為他的不幸而痛心，哀傷的程度一點都不亞於他的同居女友，新墨西哥州聖達非市的林達。
他的死讓我非常難受，理由很多很複雜。安娜普娜峰意外發生之後，一九九六年聖母峰山難的爭議也出現轉折。我開始思考自己為什麼會跟波克里夫走到這一步。我和他都非常固執、驕傲，不願在爭吵中退讓。我們各持己見，已經大大失去了分寸，在過程中貶損了彼此。如果我對自己夠誠實，就必須承認，我應該與波克里夫負起同等的責任。
那麼，我應該把波克里夫描寫成另一個樣子嗎？不，我不這麼認為。自從《聖母峰之死》與《攀登》出版以來，我還沒有得到任何資訊證明我寫錯了。一九九六年九月《戶外》雜誌登出那篇聖母峰山難的文章後不久，我和波克里夫給對方寫了幾封信，這些信件都貼到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也許，我確實希望當時自己不那麼咄咄逼人。這些網路上的唇槍舌戰帶動了糟糕的氣氛，戰火在隨後幾個月越演越烈，加深了彼此的對立。
雖然我在《戶外》雜誌的那篇文章批評了波克里夫，但在本書中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並由衷讚揚他，儘管如此，這些批評仍傷害、激怒了他。於是，他與狄華特開始攻擊我的人格，甚至針對各種事實提出前所未聞的解釋。為了捍衛自己，我被迫公開某些傷人的資料。先前為了避免對波克里夫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我一直隱瞞這些資料。對此，波克里夫、狄華特與出版社編輯的回應是更激烈的人身攻擊，之後的討論氣氛只有更加惡化。也許，就如狄華特在《攀登》裡所說的，針對一九九六年聖母峰上發生的事情進行一場公開、持續的辯論會是好事。當然，這也有助於他的書籍銷售還有我的，無庸置疑。但是，在這樣悲慟的氣氛中，我不確定我們能闡明多少應永遠記取的重要問題。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的班夫山書展（Banff Mountain Book Festival），這場爭論達到高峰。那時波克里夫在一場傑出登山家論壇中擔任座談者，我則因為擔心這場活動可能淪為我跟波克里夫的戰場，拒絕了發言的邀請。但是，我犯了一個錯，我不該以觀眾的身分參加。輪到波克里夫發言時，他請林達（當天擔任他的翻譯）讀了一份預先擬好的聲明，宣稱我對他的描述大多是狗屁。結果我還是忍不住上鉤，在坐滿觀眾的講堂跟波克里夫互換一些非常不雅的字眼。
我立刻就後悔了。在論壇做完總結，群眾逐漸散去時，我衝到外面尋找波克里夫，發現他正跟林達一起穿過班夫中心的運動場。我告訴他，我認為我們兩人需要私下聊聊，解開誤會。一開始他有點猶豫，申明自己已經來不及出席下一場書展活動。但我仍然堅持，最後他也同意給我幾分鐘。在接下來的半小時內，我跟他還有林達都站在加拿大戶外的寒冷早晨中，坦誠但冷靜地談論彼此的歧議。
在某一刻，波克里夫突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我不生你的氣，強，但你真的不了解。協商結束我們各自離開時，已經達成共識：雙方必須平息這場爭論的火氣。除此之外，我們也都同意兩人不需要這麼劍拔弩張、針鋒相對。我們同意對某些事情可以各持己見，特別是對帶隊時不吸筒裝氧氣的判斷，以及他與費雪在希拉瑞之階上的對話等。但是，我們也明白，在其他同等重要的事情上，彼此的觀點其實沒有任何不同。
儘管波克里夫的共同作者狄華特先生（他並未出席前文所提的座談會）還是興致勃勃，繼續搧風點火，但我置之不理，而是抱著期待，希望能夠化解與波克里夫的矛盾。也許我太過樂觀，但我認為我看到了這場紛擾的終點。然而，波克里夫卻在七個星期之後離開人世，此時我才明白，自己實在太晚著手和解了。
強．克拉庫爾一九九九年八月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