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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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登山魅力在於簡化人際關係、（像戰爭一般）將友誼濃縮為溫和的互動，以他者（高山、挑戰）來取代人際關係本身？冒險、堅強、無拘無束流浪等，正是我們文化內建的舒適和便利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劑，若探究此中奧祕，真正的內情也許是幼稚，不願正視衰老、別人的缺失、人際責任、各種弱點、平凡緩慢的生命歷程等等
頂尖的登山家可以深深被打動，甚至感傷，但只對可敬的殉山戰友如此。布爾（Hermann Buhl）、哈林（John HarIin）、邦納提（Walter Bonatti）、邦寧頓（ChristianBonington）和哈斯頓（Dougal Hasten）等人的作品中有一股調調非常相似的冷酷，高明帶來的冷酷。也許極致的登山就該達到哈斯頓那樣的境地吧，也就是任何一件事出錯，都將是生死決戰。若你的訓練夠好，就能倖存，否則，大自然會要你付出代價。
霍爾茲《起疑的時刻》
David Roberts，Moments of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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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凌晨四點半，我們離開基地營，出發攻頂。聖母峰頂離這兒垂直距離足足有三公里餘，似乎遙不可及，我盡量只想著當天的目的地二號營。當第一道陽光照上冰河我已置身標高六〇九六公尺的西冰斗深處，慶幸昆布冰瀑已在我腳下，我只需在最後一次下山時再走一回就行了。
每次我穿過西冰斗都飽受炎熱折磨，這趟也不例外。我跟哈里斯打頭陣，不斷在帽子下面塞雪，以雙腿和肺部所能允許的最高速度前進，希望能盡快走到帳篷乘涼，不要先被太陽輻射打垮。早晨一分一秒過去，豔陽高照，我的腦袋開始怦怦作響，舌頭腫得太厲害，以致難以用嘴巴呼吸。我發覺自己愈來愈難清晰思考。
早晨十點半，我和哈里斯拖著沉重腳步走進二號營。我一口氣喝下兩公升運動飲料，恢復了平衡。哈里斯問道：終於上路攻頂了，感覺很棒，是吧？遠征期間他大多為各種疾所苦，此時體力終於恢復了。他是耐性驚人的天才教練，通常奉命押隊，照顧腳程比較慢的客戶，但今天早上霍爾放任他自由走動，他興奮極了。哈里斯身為隊上的新進嚮導，且是唯一沒上過聖母峰的嚮導，正急著向身經百戰的同事證明自己。他仰望頂峰，咧嘴笑著對我說，我想我們真的能把這座大渾球幹掉。
稍後，二十九歲的瑞典獨攀者克羅普經過二號營，正要下到基地營，看來筋疲力竭。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騎一輛訂製的自行車離開斯德哥爾摩，車上載著超過一百公斤的裝備，打算從零海拔的瑞典往返聖母峰頂，不靠雪巴人也不用筒裝氧氣。這是野心極大的目標，不過克羅普有實現的條件：他遠征過喜馬拉雅山六次，且曾單獨登上布洛德峰、卓奧友峰和K2。
他騎了近一萬公里到加德滿都，途中在羅馬尼亞遭學童搶劫、在巴基斯坦受民眾攻擊。在伊朗，有個憤怒的機車騎士拿球棒痛打他的腦袋，把棒子都打斷了，幸好他戴了頭盔。他在四月初帶著一支攝影隊安然無恙抵達聖母峰山腳後，立刻開始爬較矮的山峰，設法適應高度，然後在五月一日離開基地營向山頂進發。
克羅普在星期四下午抵達南坳上標高七九二五公尺的高山營地，午夜一過就出發攻頂。基地營每個人都整天守著無線電，焦急等候他行進的訊息。海倫在我們的餐廳帳內掛出一塊告示牌，寫著：前進，克羅普，前進！
幾個月來峰頂頭一次平靜無風，但高山積雪深達大腿，只能一步步慢慢走，非常累人。克羅普不屈不撓穿過積雪往前推進，星期四下午兩點抵達南峰下面標高八七四八公尺處。儘管只要再爬六十分鐘就可以抵達峰頂，但他深信自己若再往上攀，一定累得無法安全下山，所以決定折返。
五月六日克羅普在下山時經過二號營，霍爾搖頭沉思道，離峰頂這麼近卻掉頭折回可見年輕的克羅普判斷力好得不可思議。我真佩服，比他繼續攀爬、成功登頂更佩服。一個月來，霍爾一再向我們宣告訂好折返時刻有多麼重要。我們的折回時間是下午一點左右，最遲不超過兩點，無論離峰頂多麼近，都得遵守這個時間。霍爾說：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隨便什麼白癡都可以登頂。我們的目標是要活著下山。
霍爾隨和的外表下隱藏著強烈的成功欲，對他來說，成功很簡單，就是盡量多帶幾位客戶登頂。為了確保成功，他一絲不苟地注意細節，包括雪巴人的健康、太陽能電力系統的效能、客戶的冰爪尖不尖等等。霍爾喜歡當嚮導，包括希拉瑞爵士在內的某些著名登山家不了解當嚮導有多困難，沒給這項專業應得的尊重，他覺得很痛心。
霍爾宣布五月七日星期二休息，於是我們很晚起床，坐在二號營附近，懷著緊張的企盼鬧烘烘談論迫在眉睫的攻頂。我撫弄冰爪和其他裝備，試著讀一本希亞森（Carl Hiaasen）的平裝書，但心裡念念不忘登山，老是瀏覽同一兩個句子，根本沒讀進什麼字。
最後我放下書本，替韓森拍了幾張照片他手裡拿著肯特鎮學童要他帶上峰頂的旗幟，在鏡頭前擺出姿勢。我還向他詳細打聽攻頂難不難，他前一年才爬過，記得很清楚。他皺眉說：等我們到了峰頂，我保證你變成一條蟲。儘管韓森的喉嚨還有毛病，體力也似乎不佳，但他一心想參加攻頂。他說得沒錯，我不能在現在放棄，我為這座山付出太多了，多到我要拚全力一搏才甘心。
那天下午費雪很晚才繃著下巴穿過我們的營地走回自己的帳篷，腳步慢得一點都不像他。他通常總能不屈不撓維持樂觀的態度，總是說：垂頭喪氣可上不了峰頂，只要我們還在這兒一天，就不如快活一天。但此時他似乎一點也不快樂，反而看起很焦慮，而且非常疲乏。
他鼓勵客戶在適應高度的期間獨立上下山，結果好幾位客戶出現狀況，需要人護送下山，他只得在基地營和更高的營地間多次倉促奔走。他已經專程爬了幾趟，去幫麥德森、彼得和克魯斯。而在今天這麼要緊、極需休息的日子，他竟被迫倉促往返二號營和基地營之間，在好友克魯斯高山腦水腫復發時回來相救。
前一天費雪比客戶還要早從基地營出發，中午左右抵達二號營，正好在我和哈里斯後面。他指示嚮導波克里夫押隊，不要離隊員太遠，好留意每一個人。但波克里夫不理會費雪的指示，他沒跟全隊一起攀爬，反而睡到很晚才起床淋浴，比最後一批客戶晚五小時離開基地營，所以當克魯斯頭痛欲裂病倒在標高六〇九六公尺處時，波克里夫根本不在附近。克魯斯的病情是由攀爬西冰斗的山友傳到二號營，費雪和貝德曼只得立刻趕下來處理危機。
費雪趕到克魯斯身邊，千辛萬苦把他扶回基地營，不久之後他們在冰瀑頂遇到獨攀的波克里夫，費雪厲聲指責他逃避責任。克魯斯回顧道：是的，費雪狠狠刮了波克里夫一頓。他質問他為什麼落後這麼遠，為什麼不隨隊攀爬？
根據克魯斯和費雪隊上其他客戶的說法，遠征期間費雪和波克里夫的緊張衝突不斷升高。費雪付給波克里夫二萬五千美元，就聖母峰嚮導而言是無比慷慨的數目（其他高山嚮導的酬勞在一萬美元到一萬五千美元之間，老練的登山雪巴只拿一千四百到二千五百美元），而波克里夫的表現並不符合他的期望。克魯斯解釋說，波克里夫很強壯，技術很高，社交技巧卻很差。他不留意別人。他就是沒有團隊精神。稍早我曾跟費雪說在高山上我可不希望跟著他，因為我懷疑重大時刻能不能依靠他。
問題是，波克里夫對責任的認知跟費雪並不一致。身為俄國人，波克里夫在強悍、自負、艱苦耐勞的登山文化中成長，不主張呵護弱者。在東歐的訓練中，嚮導的功能更像雪巴人，負責搬運東西、架固安繩、建立路線，而不太像守護者。波克里夫體型高大，金髮碧眼，有斯拉夫民族的俊美五官。他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海拔登山家，有二十年的喜馬拉雅山經驗，包括兩次無氧登上聖母峰。在顯赫的登山生涯中，他對於高山的攀登之道提出了許多非正統、堅定的意見。他直言不諱，認為嚮導不該嬌慣客戶，並跟我說：如果客戶不靠嚮導大力幫忙就登不上聖母峰，這個客戶就不該上山，否則在高山上可能會出大問題。
但費雪卻為波克里夫不肯或無能扮演西方傳統中習見的嚮導角色而怒不可遏，而且，這麼一來，他和貝德曼就被迫負起更多管理照顧登山隊的責任。到了五月的第一個禮拜，吃重的工作已令他的健康敲出響亮的警訊。五月六日傍晚，他帶著生病的克魯斯抵達基地營，之後打了兩通衛星電話到西雅圖，向事業合夥人凱倫和公關珍1猛烈抱怨波克里夫主觀太強。兩位女性都沒想到這是她們跟費雪的最後一次談話。
注1珍在四月中離開基地營，回到西雅圖，從那邊繼續為<線上戶外>拍出費雪遠征隊的網路快訊。她報導的主要來源是費雪定期打電話傳送的新消息。作者注
五月八日霍爾隊和費雪隊離開二號營，沿著洛子山壁的繩索艱辛往上爬。就在西冰斗底部上方六百一十公尺處，也就是三號營下方，一塊跟小電視一般大的石頭由上面的峭壁落下來，打中哈里斯的胸部，打得他腳步不穩，一時喘不過氣來，休克了好幾分鐘，在固定繩上晃來晃去。要不是他身上的鳩瑪爾式上升器還掛在固定繩上，他一定會摔死。
哈里斯抵達帳篷，看來心緒不寧但聲稱沒有受傷，並堅持說：早上我可能有點不靈活，但那個鬼東西只害我擦傷，不嚴重。落石打中他之前，他本來一直垂頭往前弓著背，卻正好在石頭落下前一刻擡頭往上望，因此石頭在打中他的胸骨前只擦過他的下巴，但差一點砸中天靈蓋。如果落石打中我腦袋他話只說了一半，一面卸背包一面皺緊眉頭。
由於在整座山上，我們唯一不跟雪巴人共用的營地就是三號營（平臺太小，容不下所有帳篷），因此我們在這邊必須自己下廚其實也不過是融化大量冰塊當飲用水。因為在這麼乾燥的空氣中大口呼吸難免會脫水，我們每個人一天要消耗四公升左右的液體，所以我們必須煮四十五公升的水，才夠八位客戶和三位嚮導喝。
五月八日我是第一個抵達帳篷的人，砍冰的工作就落在我頭上。三個鐘頭內，同伴陸續走進營地，鑽入睡袋休息，我一直留在戶外，用冰斧猛砍斜坡，裝了好幾個塑膠垃圾袋的冰塊，送到帳篷去融解。在標高七三一五公尺處做這項工作很累人，每次有隊友吆喝道：嘿，強！你還在外面啊，我們這邊還要一點冰！我就不禁鮮明地體認到雪巴人平日為我們做了多少事，而我們卻很少真心感激。
下午稍晚，太陽緩緩朝波浪形的地平線移動，氣溫開始驟降，每個人都走進營地，只剩自告奮勇肅清後方的卡西斯克、費許貝克和霍爾還遲遲未到。四點三十分左右，嚮導葛倫的無線電對講機收到霍爾來電：卡西斯克和費許貝克還在帳篷下方六十公尺左右，行動極為緩慢，葛倫可能下來幫他們嗎？葛倫匆匆穿回冰爪，毫無怨言消失在固定繩下方。
將近一個鐘頭後他才重新露面，其他人緊跟著他的腳步進來。卡西斯克累到把背包交給霍爾，自己蹣蹣跚跚走進營地，臉色慘白，沮喪地嘀咕道：我完了。我完了。體力全沒了。費許貝克在幾分鐘後露面，看起來更累，只是不肯把背包交給葛倫。這兩位登山表現不錯的人士變得如此狼狽，真令人震驚。費許貝克體力大幅衰退尤其是一大打擊，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如果我們隊上有人能登頂，曾三次上高山、看來聰明又強壯的費許貝克必是其中之一。
當夜色籠罩營地，我們的嚮導把氧氣筒、調節器和氧氣罩發給每一個人之後的登山我們要吸濃縮氣體。
打從一九二一年英國人首度帶實驗性的氧氣設備上聖母峰以來，用筒裝氧氣來輔助登山的作法就一直引起劇烈爭辯（多疑的雪巴人立刻將笨重的氧氣筒稱作英國空氣）。起先最大力批評的是馬洛利，他抨擊使用筒裝氧氣不合運動精神，因此也有違大英精神。不過大家很快就明白，在七六二〇公尺以上的所謂死亡地帶，若不使用補充氧氣，身體容易染上高山肺水腫、高山腦水腫、體溫過低、凍傷以及一大堆致命危險。一九二四年，當馬洛利回聖母峰展開第三次遠征時，已相信不帶氧氣永遠無法登頂，就認命用了氧氣筒。
此時減壓艙內的實驗已證明人類若從海平面的高度突然被拉到空中，放在空氣中氧氣含量只有平地三分之一的聖母峰頂，幾分鐘之內就會失去知覺，不久就會死亡。但是許多理想主義登山家仍舊堅稱，具有罕見生理特質的天才運動家只要經過漫長的高度適應，一定可以不帶氧氣筒登頂。純粹主義者將這種論證推到邏輯的極致，主張用筒裝氧氣等於作弊。
一九七〇年代，著名的義大利登山家梅斯納竄起，成為提倡無氧攀登的旗手，宣布要以公平的方法登上聖母峰，否則就不攀登。不久後他和多年的奧地利登山搭檔哈伯勒（Peter Habeler）實現自己誇下的海口，震驚全球登山界。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下午一點，他們從南坳和東南稜登上聖母峰頂，一路上都沒用補充氧氣。某些圈子的登山家推崇這一回才是真正的聖母峰登頂。
但並不是世界上所有角落的人都為過梅斯納和哈伯勒的歷史性事蹟而歡呼，尤其是雪巴人。他們大多不相信西方人能做到這種連最壯的雪巴人都難以辦到的事。很多人猜梅斯納和哈伯勒把袖珍氧氣筒藏在衣服內偷吸。諾蓋和其他知名雪巴人簽署一份請願書，要求尼泊爾政府式調查兩人聲稱的登頂。
但證據顯示兩人確實無氧登頂。兩年後梅斯納前往西藏那一側的聖母峰，再次成功無氧登頂，平息了大家的質疑這次他一個人去，不靠雪巴人或任何人幫忙。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三點，梅斯納穿過濃雲飛雪抵達山巔，他說，我一直有如置身煉獄，一輩子從沒這麼疲倦過。他就這次登山寫了一本書，名叫《水晶地平線》（Crysfal Honizon），書中描述他如何苦苦撐到峰頂：
休息的時候，除了吸氣時喉嚨痛得像火燒，我已經感受不到自己還活著我幾乎撐不下去。沒有絕望，沒有快樂，沒有焦慮。我並不是無法掌控感知，而是再也沒有任何感覺。我整個人只剩意志力，而每次只要走上幾公尺，就連這樣的意志力都會在無盡的疲勞中嘶嘶消散。這時候，我就什麼都不想，任由自己倒在地上，就躺在那兒。我進退維谷，猶豫不決，然後過了好久好久之後，再次往前走上三兩步。
他一回到文明世界，這次登頂就被公推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登山壯舉。
他和哈伯勒證明了聖母峰可以無氧攀登後，一群雄心勃勃的精銳登山家一致同意應該不帶氧氣筒攀登。若有人渴望被視為喜馬拉雅菁英，就必須戒絕筒裝氧氣。到了一九九六年共有六十人沒帶氧氣筒抵達峰頂，其中有五人未能活著下山。
儘管我們當中不乏雄心壯志的人士，但霍爾隊上倒沒有人真的考慮不帶筒裝氧氣攻頂。連三年前無氧爬聖母峰的葛倫都對我解釋說：這次他打算使用氧氣筒，因為他擔任嚮導，而根據經驗，他若不用筒裝氧氣，身心都將十分衰弱，以致無法執行專業任務。葛倫跟大多數聖母峰嚮導老手一樣，深信自己雖然可以無氧攀登，而這在美學上也確實更勝一籌，但帶領別人攻頂時還這麼做就太不負責了。
霍爾採用最新型的俄製氧氣系統，包含越戰期間米格戰鬥機飛行員戴的硬塑膠氧氣罩，以橡皮管及粗製調節器跟橘紅色鋼鐵及克維拉氧氣筒相連（這種氧氣筒比水肺氧氣筒輕巧得多，裝滿了也只重三公斤）。雖然我們上回在三號營過夜沒戴氧氣罩睡覺，但現在既然已開始攻頂，霍爾強力敦促我們整夜都要吸筒裝氧氣。他提醒我們，待在這種海拔或更高的地方，每一分鐘身心都在衰退。腦細胞死亡，血液濃得像污水，非常危險。視網膜中的微血管出現自發性出血。就算休息時，心跳也極為急促。霍爾保證筒裝氧氣會減緩衰退，幫助入眠。
我想聽霍爾的勸告，但潛在的幽閉恐懼症占了上風。我將氧氣罩套上鼻子和嘴巴，不斷想像自己會被悶死，痛苦熬過一個鐘頭之後，連忙把面罩脫下來。我就這樣不吸氧度過下半夜，呼吸困難，輾轉反側，每隔二十分鐘就看一次手錶，看看起床時間到了沒有。
費雪隊、南非隊和臺灣隊等其他隊伍的帳篷大致上都挖在下方的斜坡上，離我們營地三十公尺，環境跟我們一樣岌岌可危。次日（十月九日星期四）一大清早，我正在穿靴子準備上到四號營，臺北來的三十六歲鐵工廠工人陳玉男爬出帳篷上大號，但只穿著登山靴的平底內襯，這是嚴重的誤判。
他蹲下時在冰上失足跌倒，一路滾下洛子山壁。說來難以置信，他只下滑二十來公尺就頭上腳下摔進一道冰隙，沒再往下滾。目睹這件事的雪巴人垂下一條繩子，迅速把他由隙縫中拉出來，扶他回帳篷。他雖然受到擦撞，嚴重驚嚇，但似乎沒受重傷。在當時，霍爾隊的人（包括我在內）甚至都不知道有這起不幸。
之後不久，高銘和與臺灣隊的其他成員將陳玉男留在帳篷內養傷，讓兩個雪巴陪他，然後出發前往南坳。儘管霍爾和費雪以為高銘和不會在五月十日攻頂，但這位臺灣隊隊長顯然改變了主意，打算跟我們同一天出發。
那天下午，有個拖運物資到南坳的雪巴人江布2在折回二號營途中特意停在三號營，他查看了陳玉男的狀況後，發現他的病情已經惡化到認不清方向，且痛苦不堪。江布斷定他必須下撤，就找了另外兩個雪巴人一起護送他。他們沿著洛子山壁往下走，到了離冰坡底部九十公尺的地方，陳玉男突然側身倒下，失去了知覺。過了一會兒，布里薛斯的無線電在下方的二號營響起，江布以驚慌的口吻報告陳玉男已經斷氣。
注2：這位江布並非山痴隊的登山雪巴頭江布，而是隸屬於IMAX遠征隊。編注
布里薛斯和他的IMAX隊友維斯特斯衝上山看能不能救活他。他們大約四十分鐘後抵達陳玉男身邊，發現他已沒有生命跡象。那天傍晚，高銘和抵達南坳，布里薛斯用無線電呼叫他說：馬卡魯，陳死了。
高銘和答道，好的，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布里薛斯大吃一驚。他氣沖沖說：我剛剛才替他閤上他朋友的眼睛。我剛剛才把陳的遺體拖下來。馬卡魯居然只說聲好的。我不懂，我猜這也許跟文化有關吧。也許他認為繼續攻頂才是緬懷陳的最好方法3。
注3：高銘和決定繼續攻頂的考量，請參見他的著作《九死一生》一四九頁。編注
這六週發生了好幾起嚴重意外。我們還沒到基地營，丹增便跌入冰隙。托普契患了高山肺水腫，後來持續惡化。杜夫隊上有一個年輕力壯的英國登山者富倫在昆布冰瀑頂附近心臟病嚴重病發，同隊的丹麥人席傑柏在冰瀑被落下的冰塔擊中，斷了好幾根肋骨。不過，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死亡。
出事的傳言從一個帳篷傳到另一個帳篷，陳玉男的死訊像黑幕籠罩著整座山。然而，三十三名登山者再過短短幾個鐘頭就要出發攻頂了，陰霾很快就被期待掃除一空。我們大多數人都沉迷在登頂的狂熱中，無暇深思已有人遇難的死訊。我們以為，等大家登頂回來，有的是時間好好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