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7132公尺，1996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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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像發明登山運動的阿爾卑斯山區歐陸國家或英國，舉國對這項運動都缺乏先天的同理。上述國家的人對登山有種類似理解的態度，雖然大體而言一個路人可能會認為登山魯莽不要命，但他會承認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美國人則不會這樣認可。
恩斯沃斯《聖母峰》
Walt Unsworth，Ev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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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第一次往三號營進發，卻受阻於風勢和酷寒而折回。除了韓森留在二號營治療受傷的喉嚨之外，次日霍爾隊上每個人都再試了一遍。我沿著洛子山壁的大斜坡上行三百公尺，登上一條彷彿沒有止境的褪色尼龍繩，爬得愈高，動作愈慢。我用戴手套的那隻手把鳩瑪爾式上升器沿著固定繩往上滑，全身的重量都掛在上升器上，費力吸入兩口炙人的空氣，接著把左腳往上挪，將冰爪踩入冰內，又奮不顧身吸進兩大口空氣，將右腳擺在左腳旁，從胸腔底部吸氣、吐氣，又吸氣、吐氣，再度將上升器沿著繩索往上溜。這三個鐘頭我拚命努力，希望至少再拚一個鐘頭才休息。我就這樣非常辛苦地向一堆據說搭在上方陡崖某處的帳篷爬去，進度簡直只能以一吋吋來衡量。
不爬山的人，也就是大多數人類，常以為這不過是膽大妄為的運動，只是在瘋狂追求高還要更高的刺激感。但若以為登山者只是把登山當成合法毒品，迷上那種腎上腺素往上衝的刺激感，那就錯了，至少聖母峰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在山上做的事，跟高空彈跳、特技跳傘或時速一百九十公里以上的摩托車飆車有天壤之別。
離開基地營的種種舒適設備後，遠征事實上已變成幾近喀爾文主義的苦行。苦多於樂，且比例之懸殊遠大於我爬過的任何高山。我很快就了解爬聖母峰基本上就是忍受痛苦。一週又一週地承受艱辛跋涉、沉悶無聊和苦痛，我覺得我們大部分人最熱切追求的，可能是某種類似恩典的東西。
當然某些聖母峰登山客的動機並不那麼高尚純正，例如追求小名聲、提升職涯、撫慰自尊、正當的誇耀、不入流的金錢利益等。不過這些不高貴的誘因並不像許多批評者所以為的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說真的，幾週下來的所見所聞使我大大修正了自己對某些隊友的成見。
就舉威瑟斯為例吧，他此刻正在一百五十公尺下方，落在長長的隊伍之後，看來像冰上的小紅點。我初見威瑟斯的印象不太好，他是美國達拉斯市的病理學家，喜歡拍人背脊，登山技術連平庸都談不上。乍看之下，不過是個喜歡吹噓、想花錢買聖母峰頂當獎杯的共和黨闊佬。但我愈認識他，對他愈敬重。即使彈性不佳的新靴把他雙腳夾成肉餅，他還是一天天跛著腳往上爬，幾乎不提難忍的劇痛。他頑強、積極、耐苦。起先我以為的傲慢，現在看來更像是精力充沛。此人好像對世上任何人都沒有惡意（儘管他不喜歡希拉蕊）。他的活力和無限樂觀實在難以抵抗，我不禁愈來愈欣賞他。
威瑟斯是職業空軍軍官的兒子，小時候在軍事基地間搬來搬去，最後才定居在威契塔瀑布鎮上大學。他醫科畢業後結婚，有兩個小孩，在達拉斯安穩開業，收入頗豐。一九八六年他年近四十，到科羅拉多州度假，受到高山吸引，就報名上了洛基山脈國家公園的初級登山課程。
醫生往往不斷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而威瑟斯也不是第一個迷上新嗜好的醫生。但登山不同於高爾夫、網球或他的死黨所從事的各種消遣。登山需要在體力和情緒上苦苦掙扎，會遇到真正的危險，不能只當遊戲。登山就像人生，只是更激烈、更鮮明，以前沒有一樣東西能讓威瑟斯這麼難以自拔。他沉迷於登山，為了登山常常無法陪伴家人，他太太格外擔憂。威瑟斯迷上登山不久就宣布他要爬世界七頂峰，她可一點也不高興。
威瑟斯的執著也許有點自私和誇大，卻不輕浮。布隆菲爾來的律師卡西斯克、每天早上吃麵當早餐的文靜日本女性康子、從軍中退伍後才開始登山的五十六歲澳洲布里斯班籍麻醉師塔斯克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嚴肅和堅毅。
塔斯克用濃重的澳洲腔說：我退伍之後有點茫然。他在軍中是重要角色，在澳洲特種空軍當上校，那等於美國的綠扁帽特種部隊。他在越戰高峰期服兩次役，對退役後的平淡生活毫無準備。他繼續說：我發現我無法真心跟平民交談。我的婚姻破裂了。我只能預見長長的黑暗隧道逐漸變窄，最後是病弱、衰老、死亡。這時候我開始登山，這項運動提供了我在平民生活中失落的大部分東西挑戰、袍澤之情、使命感等等。
我愈理解塔斯克、威瑟斯和幾位隊友，對自己的記者角色就愈不自在。坦誠報導霍爾、費雪或珊蒂這些積極追逐媒體版面的人，我並沒有疑慮不安，但面對和我同為客戶的隊友，則是另一回事了。他們簽約參加霍爾的遠征隊，沒有預料到會有記者置身在隊伍中，不斷做筆記，默默記錄他們的言行，準備將他們的弱點推向可能並不諒解的社會大眾眼前。
遠征結束後，威瑟斯接受電視節目《轉捩點》的訪問。在一段未剪輯播出的訪問中，ABC新聞主播沙耶問威瑟斯，有記者同行，你感覺如何？威瑟斯答道：
壓力大增。我想起來總是有點介意。你知道，這傢伙會回來寫一篇報導給兩百萬人讀。我的意思是，即使只有你和登山隊，在那麼高的地方出洋相都已經夠糟了。有人會把你當小丑和諧星寫在雜誌上，這件事對於你該如何表現、該努力到什麼程度，都會構成心理壓力。我擔心這會迫使人們更積極表現，超出自己原先想要做到的程度。連嚮導也都如此。我是說，因為有人會描述他們，評斷他們，他們會更想把人推向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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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沙耶問道，你有沒有感覺到記者同行加重了霍爾的壓力？威瑟斯答道：
不可能沒有。霍爾以此為生，如果有客戶受傷，對嚮導而言是最慘的事前兩年他確實非常成功，把每一位客戶帶上了峰頂，非常了不起。我想他以為我們這一隊實力很強，可以再創佳績所以我認為有一種推力，你會希望再次登上新聞和雜誌的時候，全是有利的報導。
我終於弓著背走進三號營，那時已是早晨近午時分，令人暈眩的洛子山壁半山腰上，雪巴助手在冰坡上砍出了平臺，搭出三座並肩擠在一起的黃色小帳篷。我到達時，克希里和阿里塔還在努力砍另一個平臺，準備搭第四座帳篷，於是我卸下背包，幫他們砍冰。標高七三一五公尺，我用冰斧砍七、八次就得停下來喘口氣，休息一分多鐘。不用說，我對這項工作的貢獻微不足道，整個工作花了將近一個鐘頭才完成。
我們的小營地比其他遠征隊的帳篷高三十公尺，完全沒有遮蔽。幾週來我們一直在峽谷之類的地方跋涉，遠征至今頭一次放眼望去看到的是天空而非大地。一堆堆碩大的積雲在陽光下賽跑，在地景上印出陰影和亮光構成的變幻浮雕。我坐著等隊友抵達，雙足懸在深淵上空，望向雲朵後方，俯視幾座一個月前還巍巍懸在我們上方的六千七百公尺山峰。看起來，我總算真正離世界屋脊很近了。
不過，裹在湧動雨雲中的山頂，離這兒垂直距離仍有一公里半以上。然而，更高的山峰雖然正受時速兩百公里的狂風吹襲，三號營的空氣卻幾乎文風不動。下午時光一分一秒過去，我漸漸被猛烈的太陽輻射照得頭昏眼花至少我希望是炎熱害我發昏，不是患上腦水腫。
高山腦水腫不像高山肺水腫那麼普遍，但更致命，也很難醫治。當液體從缺氧的腦血管滲出，造成嚴重的腦腫，症狀就發生了，徵兆通常很少，或完全沒有。腦壓一旦增大，活動能力和心智技能會以驚人的速度惡化，通常只要幾個鐘頭或更短的時間，而病人對這些變化往往渾然不覺。接下來便是昏迷，除非病人迅速撤往海拔較低的地方，否則就會喪命。
那天下午我之所以想起高山腦水腫，是因為兩天前費雪隊上有個四十四歲的科羅拉多籍牙醫克魯斯就在三號營患了這種病，病情相當嚴重。克魯斯是費雪的多年老友，也是強壯且經驗豐富的登山者。四月二十六日他由二號營爬到三號營，為自己和隊友泡茶，然後躺在帳篷內小睡。克魯斯回顧道，我馬上就睡著，睡了將近二十四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兩點左右有人叫醒我，我才醒來，那時，其他人馬上看出我神智不清，我自己倒沒發覺。費雪告訴我，我們必須立刻送你下山。
克魯斯連自己更衣都非常困難。他把登山吊帶套反了，由防風外套的衣襟穿過去，而且沒辦法繫上皮帶扣環。幸虧費雪和貝德曼在克魯斯動身下山前發覺他穿錯了。貝德曼說，如果他就這樣沿著繩子下降，馬下就會從吊帶滑脫，摔到洛子山壁底下。
克魯斯回憶說，我就像是醉得很厲害。一走路就跌倒，完全失去思考或說話的能力。那種感覺真的很奇怪。腦子裡有話要說，卻想不出要怎麼樣送到唇邊。費雪和貝德曼只得為我穿衣，確保我的吊帶正確繫好，然後費雪沿著固定繩把我往下送。克魯斯說，他抵達一號營之後，我又過了三四天才能從我的帳篷走到餐廳帳，不到處摔跤。
夕陽一落到普莫里峰背後，三號營的氣溫就下降了不止五十度。空氣涼下來，我的腦袋便清楚了。我對高山腦水腫的焦慮其實純屬無稽，至少目前是如此。我們在標高七三一五公尺的地方苦不堪言地失眠了一整夜，隔天早晨往下走到二號營，一天後，也就是五月一日，繼續下到基地營，養精蓄銳以便攻頂。
現在我們已正式完成高度適應，霍爾的策略似乎有效，我又驚又喜。在山上待了三星期，我發現基地營的空氣跟上方兩個營地稀薄的大氣比起來顯得又濃又厚，氧氣飽和得有點過分。
不過，我的身體卻出了問題。我的肩膀、背部和雙腿等處少了將近九公斤肌肉，皮下脂肪也已燃燒殆盡，變得非常容易受寒。最嚴重的問題是胸部，前幾週在羅布崎染上的乾咳惡化了，在三號營爆發一次特別激烈的咳嗽，扯裂了幾根胸腔軟骨。我咳得沒完沒了，每次乾咳就像有人在我肋骨間狠狠踢上一腳。
基地營的其他人大抵同樣淒慘，待在聖母峰上就是如此。再過五天，霍爾和費雪隊的隊員就要從基地營出發攻頂了，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衰退下去，決定好好休息，吞下布洛芬消炎止痛劑，並把握時間強迫自己盡量多攝取一些熱量。
霍爾從一開始就計畫在五月十日攻頂。他解釋說，我四次登頂，其中兩次在五月十日。照雪巴人的說法，十日是我的吉祥日。不過選這個日子還有一個更實際的理由：由於印度洋季風的年度漲潮和退潮，一整年最有利的天氣很可能落在五月十日前後。
整個四月，噴射流像消防水管般對準聖母峰，以颶風般強大的風力吹襲頂峰尖塔。即使在基地營完全平靜、陽光普照的日子，仍有強風將一整面厚重飄雪由頂峰往下吹。但我們希望五月初孟加拉灣吹來的印度洋季風能把噴射流逼往西藏。如果今年跟過去幾年相差不多，那麼在強風吹離及季風暴雨來襲之前，我們會有晴朗平靜的短暫空窗期，屆時攻頂便有望了。
很不幸，這年復一年的氣象模式並不是祕密，每一支遠征軍都盯著同一段天清氣爽的空窗期。霍爾不希望峰脊上出現危險的大堵塞，便在基地營跟其他遠征隊領隊舉行冗長的會談。大家決定讓克羅普（從斯德哥爾摩騎自行車到尼泊爾的瑞典青年）在五月三日試著獨攀。接下來是來自蒙特內哥羅的隊伍。然後五月八日或九日輪到IMAX遠征隊。
霍爾跟費雪的遠征隊則一起在五月十日攻頂。挪威獨攀者尼貝在西南山壁遇到落岩，差一點送命，已經離開了。他在某天早晨默默離開基地營，回北歐半島。美國人柏里森和雅丹斯領軍的團體、杜夫旗下的商業隊和另一支英國商業隊都答應避開五月十日，臺灣隊也答應了1。不過伍達爾宣布南非隊愛什麼時候攻頂就什麼時候攻頂，也許就在五月十日，不高興的人盡可滾蛋。
注1：雖然霍爾和其他隊伍的領隊都清楚認為臺灣隊已經同意不在這一天攻頂，但山難之後高銘和堅決主張他並不知道有此承諾。這可能是臺灣隊的雪巴頭次仁代表高銘和做了這個承諾，卻又沒有告知高銘和。商務版編注
霍爾通常不容易發火，但他聽說伍達爾拒絕合作，大發雷霆。那些投機客在高山上的時候，我可不想靠近那裡。他氣沖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