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944公尺，1996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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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人總覺得做不到的事特別吸引人。他們通常不是專家，他們的野心和幻想很強，完全漠視比較謹慎的人所可能感到的疑慮。決心和信心是他們最強的武器。往最好的方向想，也只能說這些人是怪人，而往最糟的方向，就是瘋子
聖母峰吸引了這一類人。他們的登山經驗有的付之闕如，有的微不足道，當然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經驗可以把攀登聖母峰當成合理的目標。他們有三個共同點：自信、莫大的決心，以及耐力。
恩斯沃斯《聖母峰》
Walt Unsworth，Ev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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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懷著抱負和決心，若非如此，我會比現在快樂得多。我想得很多，而且養成了夢想家那種幽遠的目光，遙遠的高山總是魅惑、吸引著我的靈魂。我不確定固執加上一點別的能達到什麼成果，但我把標靶設得很高，每次受挫只會使我更堅決，至少要實現其中一個大夢。
鄧曼《獨闖聖母峰》
Earl Denman，Alone to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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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春天，聖母峰的斜坡上不乏夢想家。很多登山者的資歷條件跟我一樣薄弱，甚至比我更薄弱。論及評估自己的能力、衡量自己能不能應付世界第一高峰的無敵挑戰，基地營的半數人口有時真像狂想症患者。但這或許沒什麼好驚訝的。聖母峰對狂人、追求名聲的人、無可救藥的浪漫派及現實感不堅定的人而言，向來有如磁鐵。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位名叫鄧曼的加拿大窮工程師抵達印度大吉嶺，宣布要爬聖母峰。他爬山經驗其實不多，也沒有西藏的入境許可，卻不知如何竟說動了雪巴人安達瓦和丹增與他同行。
丹增也就是之後跟希拉瑞首次攀登聖母峰的那個人，他一九三三年十七歲時從尼泊爾遷居到大吉嶺，本來滿心熱誠，希望那年春天英國名登山家席普頓帶領攻頂的遠征隊能夠雇用他，結果未於中選，但他留在印度，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受雇參加席普頓的英國聖母峰遠征隊。他一九四七年同意跟鄧曼同行時，已上過聖母峰三次。他日後坦承他早就知道鄧曼的計畫太魯莽，但他自己也抗拒不了聖母峰的誘惑：
這完全說不通。首先，我們可能連西藏都進不去。其次，就算我們進去了，也很可能被抓，鄧曼和我們這些嚮導都會惹上嚴重的麻煩。第三，就算我們到了山腳，我不相信這樣一行人有辦法攀登。第四，這項嘗試非常危險。第五，鄧曼的錢既不夠付我們高酬勞，萬一我們出事，也不能保證給我們的眷屬恰當的補助等等。凡是腦筋正常的人都會拒絕。但我無法拒絕。我不能不去，聖母峰的吸引力在我心目中大過世上的任何事。安達瓦和我談了幾分鐘，接著我們做了決定。我告訴鄧曼，好，我們願意試試。
小遠征隊橫越西藏往聖母峰進發，兩個雪巴人愈來愈敬愛這位加拿大佬。鄧曼雖然沒經驗，他的勇氣和體力卻叫他們佩服。值得稱道的是，當一行人抵達聖母峰的斜坡，事實證明鄧曼能力不足時，他心甘情願承認。鄧曼在標高六千七百公尺的地方遭遇暴風雪，坦承失敗，三人便掉頭下山，在出發五週後安全回到大吉嶺。
在鄧曼之前十三年，有個生性憂鬱的英國理想主義者威爾遜同樣魯莽試攻聖母峰，他可就沒那麼幸運了。威爾遜的心願是援助同胞，但他錯以為爬聖母峰最能宣揚齋戒和信仰上帝的力量可治癒人類百病的信念。他訂出一項計畫，打算駕駛小飛機到西藏，迫降在聖母峰側翼，然後從那裡攻頂。他對登山及飛行都一無所知，但他覺得沒什麼大礙。
威爾遜買了一架布製機翼的舞毒蛾機（Gypsy Moth），取名為永奪號（Ever Wrest，與Everest艾佛勒斯峰同音），學習開飛機的基本原理。接著他花了五個禮拜走訪史諾多尼亞和英國湖區的小山丘，學習他認為自己需要的登山技巧。一九三三年五月，他開著小飛機，取道開羅、德黑蘭和印度前往聖母峰。
此時威爾遜已成為媒體紅人。他飛到印度的波塔波爾，但尼泊爾政府未批准他飛越尼泊爾領空，他只好以五百英鎊的價格賣掉飛機，走陸路到大吉嶺。到了當地，他才知道當局拒絕他進入西藏。他並不驚慌。一九三四年三月，他雇了三個雪巴人，自己喬裝成喇嘛，公然違抗英國殖民政府，偷偷健行四百八十公里，穿過錫金森林和枯乾的西藏高原，於四月十四日來到聖母峰腳下。
他步行爬上絨布冰河的碎岩冰面，起先走得很順利，可是後來因為對攀爬冰河一無所知，不斷迷路，既挫折又疲累。但他不肯放棄。
五月中他抵達標高六千四百公尺的絨布冰河源頭，把席普頓一九三三年遠征不成後藏起的一批食物和設備納為己有。他從那兒開始攀登通往北坳的山坡，到達標高六九二〇公尺處，碰到一座垂直的冰壁，爬不上去，只好退回席普頓當初藏東西的地方。他仍不肯罷休。五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最後一搏，我覺得會成功。然後再度往上爬。
一年後席普頓率領遠征隊重返聖母峰，在北坳山腳的雪地裡發現威爾遜凍結的屍體。發現屍體的登山客之一華倫記載道，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把他埋在冰隙中。當時我們都舉帽致哀，我想人人都為這件事心煩意亂。我以為自己已經對死者無動於衷，但不知為什麼，當時的情境再加上他做的事畢竟跟我們差不多，他的悲劇我們似乎體會得格外真切。
近年來，聖母峰山坡上多了好多當代威爾遜和鄧曼，跟我的某些伙伴一樣，都是資歷不足的夢想家。這些現象招來強烈的批評。可是誰適宜上聖母峰，誰不適宜？這個問題很複雜，無法驟然判斷。某登山客付了一大筆錢參加嚮導帶隊的遠征，並不代表他（她）就一定不適合上山。確實，一九九六年春天聖母峰下，至少有兩支商業遠征隊收納的喜馬拉雅登山好手以最嚴苛的標準來看仍符合資格。
四月十三日，我在一號營等待隊友到昆布冰瀑頂跟我會合時，看到山痴隊的兩位隊友飛快地大步走過。一位是三十八歲的西雅圖建築承包商克里夫，曾是美國滑雪隊選手，雖然異常強壯，但高海拔的經驗並不多。然而跟他同行的叔叔彼得卻是活生生的喜馬拉雅傳奇。
彼得身穿褪色、綻線的Gore Tex登山衣，再過兩個月就滿六十九歲。他瘦高微駝，在睽違多年後重返喜馬拉雅高山地帶。一九五八年他推動美國隊首攀巴基斯坦境內喀喇崑崙山脈標高八〇六八公尺的隱峰1，是美國登山界首攻的最高峰，創造了歷史。不過，讓彼得更出名的，是他在一九五三年遠征K2峰不成時所上演的英雄事蹟，這年也就是希拉瑞和丹增抵達聖母峰頂的那一年。
注1：隱峰（Hidden Peak）即迦舒布魯第一峰（Gasherbrum I），或稱K5，世界第十一高峰。編注
當時，八人遠征隊正在K2峰高處等待攻頂，碰到狂烈的暴風雪，動彈不得。一位隊員吉爾基患了血栓性靜脈炎，是高海拔引起的血栓，有生命危險。彼得等人知道必須立刻把吉爾基送下山，才有機會救他一命，於是就在風雪怒號中順著陡峭的阿布魯齊山脊慢慢將他往下運。到了標高七千六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有個人滑了一跤，把另外四人也拖下去。彼得反射性地將繩子繞在自己的肩膀和冰斧上，單手抓住吉爾基，不但阻止了五名山友的跌勢，自己也沒被拖下山。這是登山年鑑中不可思議的事蹟，此後一直被稱做確保事件2。
注2：確保（Belay）是登山術語，指在伙伴攀爬時握牢繩索，以保護他們的安全。作者注
如今彼得正由費雪和他手下的兩名嚮導貝德曼與波克里夫帶上聖母峰。我問科羅拉多州來的登山強手貝德曼，帶領像彼得這樣了不起的客戶有什麼感覺，他立刻發出自嘲的笑聲，糾正我說：我這樣的人哪能帶領彼得。我只覺得能跟他同隊很榮幸。彼得參加費雪的山痴隊，不是因為他需要嚮導帶他攻頂，而是要省下麻煩，不用自己申請許可證，打理氧氣筒、帳篷設備、補給品、雪巴人手和其他後勤小事等等。
彼得和克里夫叔侄往自己的一號營走過去之後，兩人的隊友夏洛蒂露面了。夏洛蒂女士今年三十八歲，精神抖擻，優美如雕像，是科羅拉多州亞白楊鎮的滑雪巡邏員，登過兩座八千公尺級的高峰，一座是巴基斯坦境內標高八〇三六公尺的迦舒布魯二號峰，一座是聖母峰旁標高八一五三公尺的卓奧友峰。過了一會兒，我碰見杜夫的隊員，二十八歲的芬蘭人古斯塔夫森，他的喜馬拉雅山紀錄包括聖母峰、道拉吉里峰、馬卡魯峰和洛子峰。
比較之下，霍爾隊上沒有一個客戶上過八千公尺級的頂峰。如果將彼得這樣的人比做大聯盟的棒球明星，那麼我和同隊的客戶就只像一群小鎮壘球員，要靠賄賂才能進入大聯盟比賽。不錯，霍爾在昆布冰瀑頂曾說我們實力很強。跟霍爾過去幾年護送上山的一群群顧客比起來，我們也許真的很強吧。不過，我明白霍爾的隊員若不靠霍爾和他手下的嚮導及雪巴人協助，沒有一個上得了聖母峰。
然而，我們這群人跟山上許多隊伍比起來，可又高明多了。有個沒有特殊喜馬拉雅資歷的英國人率領一支商業遠征隊，其中某些隊員的能力實在叫人懷疑。但是聖母峰上資歷最差的還不是有嚮導帶領的客戶，而是傳統的非商業遠征隊成員。
我穿過昆布冰瀑下段要回基地營的時候，不巧瞥見兩個動作緩慢、穿著和裝備十分古怪的登山者。幾乎一眼就看得出來，兩人並不熟悉攀爬冰河的標準工具和技巧。後面那個人一再纏到冰爪而摔跤。有道大冰隙上架著兩具頭尾相接的鋁梯當橋樑，我等兩人先過，發現他們居然一起過橋，步伐幾乎緊緊相接，非常震驚，這根本是不必要的危險動作。從冰隙另一端生硬的攀談中，我才知道兩人是臺灣遠征隊隊員。
臺灣隊沒來之前名聲已傳上聖母峰。一九九五年春天，這支隊伍曾到阿拉斯加攀登麥金利山，為一九九六年的聖母峰之行試身手。九人登頂，但下山時有七人遇到暴風雪，迷失了方向，在標高約五千九百公尺的曠野過了一夜，國家公園服務處花了很大的代價，冒了大險才把他們救出來。
在國家公園巡查員的要求下，美國兩位技術最頂尖的阿爾卑斯式登山家羅威（Alex Lowe）和安克（Conrad Anker）停下自己的攀登計畫，從標高四三九〇公尺處趕上去救臺灣隊，當時臺灣隊已奄奄一息。羅威和安克千辛萬苦冒著生命危險各拖著一個無助的臺灣人從五千九百公尺下到五二四〇公尺，讓直升機可以將他們撤下山。總共有五個臺灣隊隊員（兩個嚴重凍傷，一個已經死亡）被直升機運出麥金利山。安克說，只死了一人。不過我們若沒在那個時候趕到，另外兩人也會死。稍早我們就注意到這支臺灣隊伍，他們的能力看來實在很不足，會遇上麻煩，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遠征隊領隊高銘和樂天開朗，是獨立報導攝影家，以喜馬拉雅山的馬卡魯峰為綽號，自稱馬卡魯。他已筋疲力盡，嚴重凍傷，必須由兩個阿拉斯加嚮導扶下高山。據安克形容，阿拉斯加人帶他下山的時候，馬卡魯對每個走過的人喊道勝利！勝利！我們登頂了！彷彿災難根本沒發生。沒錯，我覺得馬卡魯那老兄很怪。麥金利山難的生還者一九九六年在聖母峰南側露面時，高銘和仍是領隊。
臺灣隊一出現在聖母峰，山上大多數遠征軍都為之側目。大家都由衷擔心臺灣隊會發生災難，逼得其他遠征隊前去救援，危及更多生命，更不提危及其他登山者登頂的機會。不過看起來不夠格的隊伍不止臺灣隊。在我們基地營邊紮營的是一位二十五歲的挪威山友尼貝，他宣布要獨攀3非常危險、技術非常困難的聖母峰西南山壁，儘管他的喜馬拉雅經驗只限於攀登兩次隔壁標高六一八一公尺的島峰（Island Peak），那座山峰位在洛子峰的附屬山脊上，不太需要技術，只要有健壯的腳力就可以到達。
注3：雖然尼貝被宣稱為獨行遠征，但他雇了十八位雪巴人替他揹行囊、架繩、建營地，引導他上山。作者注
然後還有南非隊。隊伍由約翰尼斯堡大報社《週日時報》贊助，舉國以他們為榮，行前曼德拉總統還親自祝福他們。他們是南非第一支獲頒聖母峰許可證的遠征隊，由不同種族混合組成，冀望把首位黑人送上峰頂。領隊是三十九歲的伍達爾，五官令人想到老鼠，十分多話，最愛說一九八〇年代南非和安哥拉長期激戰中他在敵後擔任軍事突擊隊的英勇事蹟。
伍達爾徵召了南非最強的三個登山家構成團隊的核心：戴克拉克、哈克蘭及費布魯瑞。黑白混合的組成對言談溫和、四十歲的古生態學家兼國際知名黑人登山家費布魯瑞有特殊的意義。他解釋說，父母照希拉瑞爵士的名字為我命名艾德蒙。爬聖母峰是我從小的夢想。不過更有意義的是，我把這次遠征當作新興民族試圖擺脫過去的不幸、團結邁向民主的有力象徵。從小，我就在各方面被種族隔離枷鎖套住脖子，對此特別憤慨。但現在我們是全新的國家了。我堅決相信我國所走的方向。讓大家看見我們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一起爬聖母峰，一起登頂，這將是了不起的大事。
全國動員支持遠征。戴克拉克說，伍達爾在很幸運的時機提出這項計畫。種族隔離結束了，南非人終於獲准愛去哪裡就去哪裡，我們的運動隊伍也可以到全世界比賽。南非隊剛贏得橄欖球世界杯。舉國歡騰，驕傲感泉湧，是吧？因此伍達爾建議組成南非聖母峰遠征隊時，人人都贊成。他募到不少經費，相當於好幾十萬美元，沒有人質疑什麼。
除了伍達爾本人、三位南非男性登山家和一位英國登山家兼攝影師赫洛德之外，他還希望遠征隊有女性參加。離開南非之前，他特意邀請六位女候選人攀爬標高五八九五公尺的吉力馬札羅山，很耗體力，但技術上不太困難。兩週考驗結束後，伍達爾宣布只留兩個人決賽，一為二十六歲的新聞學講師凱西，白人，登山經驗有限，父親是南非最大的益格魯亞美利加公司董事。另一位是二十五歲的體育教師德薰，黑人，在隔離的城鎮長大，沒有任何登山經驗。伍達爾說，兩位女性都會隨隊到基地營，健行期間他再評估兩人的表現，選定一人繼續攀登。
四月一日，也就是我前往基地營的第二天，意外碰見費布魯瑞、哈克蘭和戴克拉克在南崎巴札下方的小路上，正走出山區要到加德滿都。戴克拉克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說三位南非登山家和隊醫夏洛蒂．諾伯還沒走到高山山腳就已放棄遠征。戴克拉克解釋說，領隊伍達爾原來是個大混蛋，專制的怪物。你不能信任他，我們永遠不知道他是胡扯還是說真話。我們可不想把性命交到這種傢伙手上。所以我們離開了。
伍達爾向戴克拉克等人說他常爬喜馬拉雅山，包括標高七千九百公尺以上的高峰。事實上伍達爾在喜馬拉雅的登山經驗只有一九九〇年付錢參加杜夫帶領的安娜普娜峰商業遠征隊，還只爬到標高約六四九〇公尺的地方。
而且，伍達爾動身前往聖母峰之前，還在遠征隊的網站上吹噓自己顯赫的軍事生涯，說他在英國陸軍官階很高，指揮精銳的長嶺山偵察軍，在喜馬拉雅山區做過不少訓練。他告訴《週日時報》他當過英格蘭山赫斯皇家軍校的講師。其實英國陸軍根本沒有所謂的長嶺山偵察單位，伍德爾也從未在山赫斯當過講師，更不曾在安哥拉敵後打過仗。根據一個英軍發言人的說法，伍德爾當的是出納員。
對於尼泊爾觀光部頒發的聖母峰登山許可證上列有哪些名字，伍達爾也沒說實話4。打從開始他就說凱西和德薰兩人在許可證上都列了名，至於哪一位會受邀加入攀登，要到基地營才做最後決定。戴克拉克離開遠征隊後才發現，許可證上有凱西的名字，伍達爾六十九歲的父親和法國人雷納（他付了三萬五千美元給伍達爾，以求參加南非隊）也名列其上，但名單上並沒有德薰，而她是費布魯瑞退出後唯一的黑人隊員。戴克拉克認為伍達爾根本無意讓德薰爬聖母峰。
注4：只有官方許可證上列名的登山客（每人要交一萬美元）才容許爬到基地營以上的高度。這條規定執行得很嚴格，違反的人不但要繳罰款，還會被逐出尼泊爾。作者注
離開南非之前，伍達爾曾警告娶美國妻室且有雙重國籍的戴克拉克，除非他同意用南非護照進尼泊爾，否則他不會獲准參加遠征隊。這更是火上加油。戴克拉克回顧道，他小題大作，說因為我們是第一支南非聖母峰遠征隊之類的。結果伍達爾自己根本沒拿南非護照。他甚至不是南非公民，那傢伙是英國佬，他持英國護照進尼泊爾。
伍達爾的無數騙局成了國際醜聞，大英國協各地的報紙以頭版報導這件事。負面的報導慢慢傳回他耳中，但他太自大，根本不理這些批評，只是盡量不讓他的隊伍跟其他遠征隊接觸。他還把《週日時報》的記者弗農和攝影師修瑞逐出遠征隊，儘管他簽下了合約，表示接受報社贊助的條件是容許這兩位記者隨時隨隊遠征，若他不遵守這項條件，報方可據此毀約。
《週日時報》的編輯歐文把健行度假跟南非聖母峰遠征安排在一起，當時跟他太太正要前往基地營，由伍達爾的年輕法籍女友當嚮導。到了佩里澤村，歐文得知伍德爾已經把他手下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趕走了。他大吃一驚，送了一份通知給伍達爾，說報社無意撤走弗農和修瑞，已下令兩位記者重回遠征隊。伍達爾收到通知，大發雷霆，從基地營衝下山到佩里澤村找歐文理論。
根據歐文的說法，會面時他開誠布公，問許可證上有沒有德薰的名字。伍達爾答道：不關你的事。
歐文說德薰已經淪為黑人女性的幌子，好用來為遠征隊製造虛假的南非主義，伍達爾聽了威脅要殺死歐文夫婦。這個太過激動的南非領隊一度宣稱，我要把你見鬼的腦袋割開，塞進你屁眼。
過不久，記者弗農抵達南非基地營，他用霍爾的衛星傳真機發出首篇相關報導，結果表情冷酷的凱西女士通知我，說我在營地不受歡迎。弗農後來在《週日時報》上報導說：
我跟她說，她無權禁止我走進我們報社資助的營地。我進一步追問緣由，她回答她是照伍達爾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說修瑞已被逐出營地，我也該走，因為那邊不供應我的食宿。我剛走長路，兩腿還在發軟，於是要求先喝杯茶，再來決定是要反抗還是乖乖離開。對方答覆休想。她走向隊上的雪巴頭子多吉，大聲說：這是我們跟你說過的兩個人之一，名叫弗農。不能給他任何協助。多吉是鐵錚錚的硬漢，我們已經共飲過幾杯當地的烈酒。我看看他，連杯茶也不給？他展現最佳、最值得讚揚的雪巴好客傳統，看著凱西說，狗屎。他抓住我的手臂，拉我進餐廳帳，端出一杯熱騰騰的茶和一盤餅乾。
歐文在佩里澤村與伍達爾進行了他形容為令人血冷的對話後，確信遠征隊的氣氛已經潰亂，《週日時報》的員工弗農和修瑞可能有生命危險。於是歐文指示弗農和修瑞回南非，報社發表聲明，宣布撤消贊助。
不過由於伍達爾已經收了報社的錢，所以此舉純屬象徵，對他在山上的行動幾乎沒什麼影響。確實，伍達爾拒絕放棄遠征領導權，也拒絕任何妥協，即使後來曼德拉總統來信要求他為了民族利益和解，他也無動於衷。伍達爾固執地堅稱聖母峰之旅要照計畫進行，由他掌舵。
遠征隊瓦解後，費布魯瑞回到開普敦，描述他失望的心境。他用充滿情感的口氣時斷時續道，也許我太天真。不過我討厭在種族隔離下成長。跟哈克蘭等人爬聖母峰是一大象徵，顯示舊制度已經瓦解。伍達爾對新南非的誕生毫不關心。他接下整個民族的夢想，達成他自私的目標。離開遠征隊是我一生最艱難的決定。
費布魯瑞、哈克蘭和戴克拉克退出後，留在隊上的隊員沒有一人具備起碼的登山經驗（法國人雷納不算，他自帶雪巴人獨立登山，不跟其他人同行，參加遠征隊只是為了在許可證上列名）。戴克拉克說，至少有兩位連冰爪都不會穿。
挪威獨攀者、臺灣隊，尤其南非隊，都是霍爾隊餐廳帳內經常談起的話題。四月末有一天傍晚，霍爾皺眉道：山上有這麼多能力不足的人。我想這個登山季，我們在上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