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944公尺，1996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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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享受的一般字義，我懷疑世上沒有人會自稱享受高海拔生活。奮力登高會有某種倔強的滿足感，再慢都無所謂，可是登山者大部分的時間必須在高山營地的髒亂中度過，這時候，連攀登的慰藉都找不到。抽菸不可能，吃東西想吐。為了把負重降到最低，除了罐頭上的標籤外，文字作品一概不准帶。沙丁魚油、煉乳和糖漿濺得到處都是。除了幾個短暫的片刻（偏偏那時候我們又沒心情享受美景），眼前所見只是帳篷內令人沮喪的混亂和同伴脫皮、滿臉鬍鬚的面孔，所幸他窒悶的呼吸往往被風聲淹沒。最慘的是完全無能、無法應付任何潛在危機的感覺。一年前光是想到要參加這趟冒險就能叫我激動不已，簡直像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我常回顧當時的陶醉來求取慰藉。不過高海拔對身體和心靈都有影響，人的智能會變得遲鈍、不靈敏，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完成討厭的任務，回到山下氣候比較合理的地方。
席普頓《那座山上》
Eric Shjpton，Upon That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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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基地營休息了兩天，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一早摸黑往冰瀑攀爬，再度進行高度適應。我緊張兮兮穿過冰凍、嘎嘎呻吟的凌亂冰面，發覺我呼吸不像第一次上冰河時那麼吃力了。我的身體已開始適應高度。不過，我仍然怕冰塔倒下來壓碎我，恐懼絲毫未減。
我真希望五七九一公尺處懸垂的大冰塔如今已倒塌費雪隊上有個詼諧的傢伙將之稱為捕鼠器。可是冰塔仍立在那兒搖搖欲墜，比上回更傾斜。我衝過去攀離冰塔的陰影，心血管流量再次達到安全極限，到達塔顛之後，我再次跪倒在地，張口喘氣，因為血管裡有太多腎上腺素而抖個不停。
做第一次高度適應時，我們在一號營逗留不到一小時就回基地營，這次不一樣，霍爾要我們週二和週三在一號營過夜，然後繼續走到二號營，在二號營住三晚再掉頭下山。
早上九點鐘我抵達一號營，我們的登山雪巴頭1多吉2正在凍硬的雪坡上挖平臺讓我們搭帳篷。他二十九歲，體型削瘦，五官細緻，生性害羞又憂鬱，體力卻大得驚人。我一面等隊友抵達，一面拿起備用鏟子，協助他挖地。挖了幾分鐘我已筋疲力盡，只好坐下來休息，惹得雪巴人捧腹大笑。他挖苦道：強，你是不是不舒服？這只是一號營，才六千公尺高。這裡的空氣還很濃。
注1：霍爾隊上有個基地營雪巴頭，名叫澤林，負責管理隊上所雇的全體雪巴人。登山頭多吉聽澤林指揮，但雪巴人離開基地營往上爬的時候多吉可以管登山雪巴。作者注
注2：請勿和南非隊的同名雪巴人搞混。多吉、潘巴、拉克帕、澤林、托普契、達瓦、尼瑪、帕桑都是常見的雪巴名字。一九九六年聖母峰上至少有兩個以上的雪巴人共用上述每一個名字，經常造成混淆。作者注
多吉來自標高三九六二公尺的潘坡崎，村落裡只有幾棟石牆屋和緊貼著崎嶇山坡的馬鈴薯梯田。他父親是受人敬重的雪巴登山好手，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基本的登山常識，讓他擁有賺錢謀生的技巧。多吉十來歲的時候，父親因白內障而失明，他只好輟學賺錢養家。
一九八四年他為一群西方健行客當炊事僮，引起一對加拿大情侶波德和尼爾遜的注意。依照波德的說法，我想念我的小孩，我跟多吉混熟之後，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大兒子。多吉聰明、很投入、熱中於學習，盡責得幾乎有點過分。他扛著一大堆東西，在高海拔地區天天流鼻血。我很留意他。
波德女士和尼爾遜先生徵求多吉母親的同意，開始資助多吉回學校念書。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入學考試（報考希拉瑞爵士在昆布設立的地區初級學校）。他身材很小，還沒到青春期。我們跟校長和四個老師擠在一個小房間。口試時多吉站在中間，雙膝顫抖，努力回想他以前學過的東西。我們都費盡心血但校方收他的條件是他必須跟低年級的小孩子坐在一起。
多吉成績很好，完成了相等於八年級的教育後才離開學校回登山和健行業工作。波德女士和尼爾遜先生回到昆布好幾次，親眼目睹他長大。波德回憶道，他生平第一次有了好伙食，開始長高長壯。他在加德滿都的游泳池學會游泳，興高采烈向我們報告。他在二十五歲左右學會騎腳踏車，還短暫迷上瑪丹娜的音樂。當他頭一次送我們一條精挑細選的西藏地毯當禮物時，我們知道他真的長大了。他想當施者而非受者。
多吉健壯又機智的名聲在西方登山客之間傳開後，晉升為雪巴頭，一九九二年在聖母峰為霍爾工作。一九九六年霍爾的遠征隊動身前，多吉已登頂三次。霍爾以敬重又親暱的口吻稱他為我的主力，而且好幾次提到他認為多吉的角色攸關我們遠征隊的成敗。
當我的最後一批隊友走進一號營時，已是豔陽高照，不過中午有一道高高的卷雲由南面飄來，三點時密雲盤桓在冰河上空，雪片劈哩啪啦打著帳篷。風雪颳了一整夜，早上我爬出韓森跟我共用的帳篷，冰河已鋪上幾十公分厚的新雪。陣陣崩雪隆隆從上方的陡壁滾落，不過我們的營地很安全，雪塊滾不到這邊。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破曉時分，天空已放晴，我們收拾好東西，往六公里半外高出五百多公尺的二號營進發。路線沿著西冰斗的緩坡上行，這是地球上最高的方型峽谷，也可以說是聖母峰山群的心臟被昆布冰河鑿出的一道馬蹄形隘口。標高七八六〇公尺的努子山群構成西冰斗的右壁，聖母峰巨大的西南山壁構成其左壁，冰封的寬闊洛子山壁陰森森籠罩上方。
我們從一號營出發時，氣溫低得可怕，我雙手變成又硬又痛的爪子，可是第一道陽光照上冰河之後，西冰斗的冰壁就像巨型的太陽能烤箱般收集、擴大輻射熱能。我突然流汗，深怕會像上次在基地營那樣劇烈偏頭痛，於是脫掉衣服，只留長內衣，並在棒球帽下塞一把雪。接下來三個鐘頭我努力以定速攀上冰河，只偶爾停下來喝口水，帽子裡的碎雪一融進糾結的頭髮內，我便補充一點進去。
到了標高六千四百公尺處，我熱得頭暈眼花，看見小徑旁有一具裹著藍色塑膠的大型物體。高海拔損害了我的大腦灰質，我過了一兩分鐘才想通那是一具人類的屍身。我又是震驚又是困惑，瞪著瞧了好幾分鐘。那天晚上我問霍爾，他說他不敢確定，但他猜死者是三年前去世的雪巴人。
二號營標高六四九二公尺，共有一百二十頂帳篷散布在冰河邊緣的冰磧裸岩上。這個地方的高海拔就像一股惡毒的力量，我感覺像喝了太多紅酒嚴重宿醉似的。身體不舒服，吃不下東西也看不下文字，接下來兩天我幾乎都雙手抱頭躺在帳篷裡，盡可能不活動。星期六我覺得稍微好一點，就爬到比營地高三百多公尺的地方，運動運動，加速適應高度。到了離主道路四十多公尺的西冰斗源頭，我又在雪中看到一具屍體，正確說來應該是下半截屍體。看服裝和老式登山靴的樣式就知道死者是歐洲人，屍體已躺在山上至少十年或十五年以上。
我看到第一具屍體時震驚了好幾小時，看到第二具屍體的震撼卻幾乎馬上就消失了。路過的登山者很少會多看屍體一眼。山上彷彿有個默契，大家都假裝這些枯乾的屍體不是真的，也就是，沒人有勇氣承認自己是以什麼為籌碼換來置身此處。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也就是由二號營回基地營一天後，我和哈里斯走到南非隊營地見見他們的隊員，想略微了解他們為什麼變成這樣的社會棄兒。他們的營地位在我們帳篷順著冰河下行十五分鐘的地方，坐落在一座冰河殘留的圓丘頂上。尼泊爾和南非國旗，以及柯達軟片、蘋果電腦和其他贊助廠商的廣告旗幟在兩根高高的鋁製旗竿上飄揚。哈里斯把頭伸入他們的餐廳帳，露出最迷人的笑容問道，嗨，有人在家嗎？
原來伍達爾、凱西和赫洛德正從二號營往下走，此刻人在昆布冰瀑，可是伍達爾的女友古丹和他弟弟菲利浦在場。餐廳帳內還有一位熱情洋溢的年輕女性，她自我介紹說她名叫德薰，並立刻邀請我和哈里斯進去喝茶。三個隊員似乎根本不把伍達爾的不端行為和遠征隊即將瓦解的報導放在心上。
德薰小姐比向附近的冰塔，幾支遠征軍成員正在那裡練習冰攀技術，她熱情地說，前幾天我第一次冰攀，覺得好刺激。我希望再過幾天能上昆布冰瀑。我本來打算問她伍達爾的不誠實行徑，以及她得知聖母峰許可證上沒有她名字有何感想，可是她這麼愉快、純真，我頓時不想問了。我們閒聊了二十分鐘，哈里斯請他們全隊傍晚過來我們營地小酌一番包括伍達爾。
我回到我們營地，發現霍爾、卡洛琳醫生和費雪的隊醫英格麗正以無線電跟山上更高處的人焦急地談話。稍早費雪由二號營下山到基地營途中，遇見他隊上的雪巴人托普契坐在標高六千四百公尺的冰河上。托普契是羅瓦林山谷來的三十八歲登山老手，牙縫很大，生性溫和，他已在基地營上方運送東西並執行其他任務三天，可是他的雪巴隊友抱怨他常常閒坐，沒把份內工作做好。
費雪盤問托普契，他承認他感到虛弱、雙腳無力、喘不過氣來已不止兩天，於是費雪指示他立刻下到基地營。可是雪巴文化崇尚男子氣概，很多男人極不願承認自己身子虛弱。雪巴人不該患高山症，何況羅瓦林以專出強壯的登山者而聞名，那邊的人更不該患上此症。男子若有高山反應而且公開承認，以後往往會被列入黑名單，不可能受雇遠征，因此托普契不理會費雪的吩附，不肯下山，反而上到二號營去過夜。
那天下午托普契抵走入帳篷時，已經精神錯亂，像酒醉般跌跌撞撞，還咳出粉紅色帶血絲的泡沫由這些症狀可看出是嚴重的高山肺水腫，這種病非常難捉摸，且有致命之虞，通常是爬升太高太快，肺部充滿液體3所致。高山肺水腫唯一的療法是急速下降到低海拔，如果病人長時間留在高海拔，很可能會送命。
注3：一般相信問題的根源是缺氧，由於肺動脈壓力過高，使動脈將液體漏進肺部所造成。作者注
霍爾堅持我們一上到基地營以上，全部的人就必須待在一起，由嚮導密切監護。費雪不一樣，他主張高度適應期應該讓客戶獨立自由上下山，結果二號營的人看出托普契病重時，費雪有四位客戶在場，包括克魯斯、彼得、克里夫和麥德森，卻沒有一個嚮導。動員救托普契的任務就落在克里夫和麥德森身上。麥德森是美國科羅拉多州白楊鎮來的三十三歲滑雪巡邏員，這次遠征前從未爬到四千三百公尺以上，這回是他的女朋友喜馬拉登山老手夏洛蒂說服他參加的。
我走進霍爾的餐廳帳，卡洛琳醫生正用無線電告訴二號營的某一個人，給托普契服乙醯唑胺、氟美松和十毫克舌下硝苯地平（nifedipine）是的，我知道其中的危險。還是給他服用告訴你，在我們把他送下山之前，他很有可能會死於高山肺水腫，用硝苯地平雖然會把他血壓降到危險程度，比起來都安全多了。拜託，相信我！給他服藥！快一點！
似乎什麼藥都沒有用，給托普契補充氧氣或把他放進迦莫夫袋也無效。迦莫夫袋是一個大小有如棺材的充氣塑膠艙，可把氣壓升高到相當於低海拔地區的水平。日光漸暗，克里夫和麥德森用洩了氣的迦莫夫袋權充克難雪車，吃力地把托普契往下拖，嚮導貝德曼和一隊雪巴人則盡快由基地營往上爬，到半路來接他們。
日落時分，貝德曼在昆布冰瀑頂附近迎上托普契，接手救援，讓克里夫和麥德森回二營繼續適應高度。貝德曼回顧道，雪巴病人托普契肺裡有好多液體，他的呼吸看起來就像一根從杯底吸啜奶昔的吸管。冰瀑下到一半，托普契脫下氧氣罩，伸手從入口活瓣清出一些鼻涕。手抽出來的時候，我用頭燈照他的手套，手套整個呈紅色，吸滿他咳進氧氣罩中的鮮血。接著我用燈照他的臉，也是血跡斑斑。
貝德曼繼續說，托普契跟我四目相交，我看得出來他非常害怕。我腦筋一轉，騙他說血是他嘴唇的一道傷口流出來的，要他別擔心。這一來他稍稍平靜些，我們繼續往下走。托普契不能有太多動作，否則水腫會加速，因此下山途中貝德曼幾度扛起他，揹著他走。他們抵達基地營已經過了午夜。
次日星期二早晨，費雪考慮花五千到一萬美元找輛直升機把托普契由基地營撤往加德滿都。可是費雪和英格麗醫生都相信，如今托普契來到比二號營低一千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情況會迅速改善通常下降九百公尺多一點就足夠使高山肺水腫完全痊癒。結果托普契沒有乘飛機撤離，而是由人走路送他下山谷。不過在基地營下方不遠處，他體力不支倒地，大家只得把他帶回山痴隊的營地治療，一整天病況持續惡化。英格麗醫生想將他放回迦莫夫袋，托普契拒絕，說他沒患高山肺水腫或任何高山症。他們用無線電找到美國醫生利奇，他是高山症界的名醫，那年春天在佩里澤村喜馬拉雅救難協會診所駐站行醫，他們請求他趕往基地營，協助治療托普契。
此時費雪已動身前往二號營，因為麥德森拖著托普契下西冰斗過度勞累，自己也患了輕微的高山肺水腫而病倒，費雪要去帶他下山。費雪不在期間，英格麗醫生請教過基地營的其他醫生，不過她被迫自己做了些重大的決定，一位醫生同僚曾說，她簡直應付不來。
英格麗才二十五、六歲，自己並不登山，剛在家庭醫師科完成住院醫師資歷，在尼泊爾東部山麓做過不少志願性的醫療救難工作，但不曾治療過高山症。幾個月前費雪在加德滿都辦聖母峰許可證的申請手續，兩人偶爾結識，隨後費雪便邀她參加即將來臨的聖母峰遠征，身兼隊醫和基地營經理。
雖然她一月曾寫信給費雪，對他的邀約表示舉棋不定，但她最後還是接受了這項無酬工作，在三月底到達尼泊爾，一心希望能幫助遠征隊攻頂成功。但她沒料到要同時管理基地營並應付二十五個人左右的醫療需求。（相較之下，霍爾花錢雇了兩位很有經驗的全職員工，隊醫卡洛琳和基地營經理海倫，來做英格麗一個人不支薪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英格麗醫生自己也不太適應高海拔，住在基地營期間常嚴重頭疼、喘不過氣來。
星期二早晨托普契想走下山谷，卻因體力不支被扶回基地營，之後儘管他的病情繼續惡化，大家卻沒為他戴回氧氣罩，他固執地堅稱沒病也是原因之一。那天晚上七點鐘，利奇醫生從佩里澤村跑上來，強力建議英格麗醫生立刻給托普契最大流量的氧氣，然後請直升機上來載人。
此時托普契時而清醒時而昏迷，呼吸非常困難。遠征隊要求直升機四月二十日星期三早晨把他載走，可是烏雲和雪暴太強，不能飛行，於是托普契被放進簍子裡，由雪巴人揹下山，順著冰河前往佩里澤，英格麗醫生也隨行照料。
那天下午霍爾皺著眉頭，顯得非常擔憂。他說，托普契情況很糟。我很少見到像他這麼嚴重的肺水腫。他們昨天應該用飛機載他出去，那時他還有機會。如果生病的是費雪的客戶而不是雪巴人，我想治療不會這麼草率。等他們把托普契送到佩里澤村，也許已經來不及救他一命了。
從基地營到佩里澤村走了十二個鐘頭，托普契在星期三傍晚抵達喜馬拉雅救難協會診所，儘管海拔僅四二六七公尺（比他生活一輩子的村莊還要低），但他的病情持續惡化，英格麗醫生只得不顧他的反對，硬把他放進加壓的迦莫夫袋。托普契不懂加壓艙的好處，非常害怕，要求召請喇嘛，並在袋子裡放祈禱書作伴，才肯讓別人拉上拉鍊，把他裝進封閉的袋子裡。
為了讓迦莫夫袋發揮恰當功能，伴護人員必須不斷用腳踏打氣筒把新鮮空氣注入袋內。到了星期三夜裡，英格麗醫生已不眠不休照顧托普契四十八小時，筋疲力盡，於是她把打氣入袋的責任交給托普契的幾個雪巴朋友。她打盹的時候，一個雪巴人從袋子的塑膠窗口發現托普契嘴邊冒泡，顯然已停止呼吸。
英格麗醫生被這個消息嚇醒，立刻扯開袋子，施行心肺復甦術，並找來喜馬拉雅救難協會的義工席佛醫生。席佛在托普契的氣管裡插一根管子，開始用橡皮救護袋，也就是手工打氣筒將空氣打入他肺部，於是托普契又有了呼吸，但中間至少相隔四、五分鐘沒有氧氣進入他腦子。
兩天後，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天氣終於好轉，可以用直升機載人了，托普契被送往加德滿都的醫院，但那邊的醫生宣布他的腦子嚴重受損。此時托普契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接下來幾星期他在醫院裡日漸憔悴，茫茫然瞪著天花板，雙臂緊蜷在兩側，肌肉萎縮，體重降到三十六公斤以下。後來他在六月中去世，遺下羅瓦林村的妻子和四個女兒。
說也奇怪，大多數聖母峰登山者對托普契的困境反而不如成千上萬遠離這座高山的人來得清楚。消息透過網路傳送出去，在我們這些基地營的人眼中簡直有點超現實。例如某個隊友打衛星電話回家，可能會從紐西蘭或美國密西根州常上網的配偶口中得知南非隊在一做些什麼。
至少有五個網站刊登特派員在聖母峰基地營所寫的現場報導4。南非隊有個網站，杜夫的國際商業遠征隊也有。公共電視網（PBS）的新知（Nova）推出一個精心製作、資料豐富的網站，每天刊登克拉克和知名聖母峰史學家沙爾克德所提供的新訊息兩人都是IMAX遠征隊的成員。（IMAX遠征隊由得獎電影製片兼登山專家布里薛斯領軍，要拍攝一部耗資五百五十萬美元的IMAX銀幕聖母峰登頂紀錄片。一九八五年巴斯上聖母峰，就是由布里薛斯擔任他的嚮導。）費雪的遠征隊有兩個以上的特派員為兩個互相競爭的網站發線上新聞。
注4：儘管他們大吹大擂聖母峰山坡和全球資訊網之間的直接、互動連結，但受限於科技，基地營無法直接連上網。反之，特派員是透過衛星電話以聲音或傳真來傳送報導，這些報導打好字後送進電腦，讓紐約、波士頓和西雅圖的編輯上網傳布。電子郵件在加德滿都收取、列印，再用犛牛運到基地營。同樣的，網路上的照片都先以犛牛運送，然後以空運送到紐約去傳送。網路聊天時段是透過衛星電話和紐約的打字員進行的。作者注
以電話為《線上戶外》5做每日報導的珍就是費雪隊上的特派員之一，但她不是客戶，也未獲准從基地營往上攀爬。不過，費雪遠征隊的另一位網路特派員是客戶，打算一路登上峰頂，並沿途為NBC互動網發每日快訊。她的名字叫做珊蒂，給人的鮮明印象和她引起的閒話在山上無人能及。
注5：好幾家雜誌錯誤報導說我是《線上戶外》的特派員。起因是珍在基地營訪問過我，並在《線上戶外》網站拍發訪問稿。其實我跟《線上戶外》沒有任何關係。我是接《戶外》雜誌的委託，該雜誌是設在墨西哥聖塔菲的獨立雜誌，跟《線上戶外》只有鬆散的合作關係，將雜誌的某一版本刊在電腦網路上。可是《戶外》雜誌和《線上戶外》各自獨立，我抵達基地營之前甚至不知道《線上戶外》派了特派員到聖母峰。作者注
珊蒂是百萬富翁級的社交名媛登山客，這次是第三度企圖爬聖母峰。今年她為了完成她廣為人知的七頂峰計畫，比往昔更決心登頂。
一九九三年珊蒂參加一次嚮導帶隊的遠征，走南坳加東南稜路線，她帶著九歲的兒子柏兒和褓姆在基地營出現，引起小小的騷動。不過她遇到許多困難，只爬到七三一五公尺高度就折返了。
一九九四年她向企業募得二十五萬美元以上的資金，藉助北美四大登山名手布里薛斯（他簽了合約，替NBC電視拍遠征影片）、史文森（Steven Swenson）、布蘭查（Barry Blanchard）和羅威（Alex Lowe）的才能，重回聖母峰。羅威堪稱全世界出類拔萃的全能登山家，他受雇擔任珊蒂的貼身嚮導，酬勞極高。四人為她打前鋒，一路把繩索架上東壁，那是聖母峰靠西藏那一側極困難極危險的山壁。珊蒂在羅威的鼎力相助下，攀著固定繩上到標高六七〇五公尺的地方，再一次被迫放棄，沒有登頂。這次問題出在積雪情況不穩，很危險，逼得全隊放棄登山。
多年來我對珊蒂早有耳聞，卻直到健行前往基地營途中，才在高樂雪村首次相遇。一九九二年《男性》雜誌派我騎哈雷機車由紐約長征舊金山，然後寫一篇報導，同行的有《滾石》、《男性》和《我們》雜誌的知名億萬富翁發行人維納（John Wenner）和他的幾位富人朋友，包括珊蒂的弟兄希爾（Rocky Hill）和她的丈夫匹特曼（Bob Pittman），也就是MTV的共同創辦者。
維納借我的鉻黃外殼大機車震耳欲聾，騎來很刺激，揮金如土的同行伙伴也相當友善。但我跟他們少有共通之處，而且我沒忘記自己是受雇於維納，才有機會同行。晚餐席上，匹特曼、維納和希爾互相比較自己擁有的各型飛機（維納推薦我下回若要買個人噴射機，不妨買灣流W型），討論名下的鄉村莊園，還談到珊蒂，當時她正在爬麥金利山。鮑勃聽說我也登山，就提議說：嘿，你跟珊蒂應該一起去爬座山。而現下，在四年後，我們就一起爬了。
珊蒂身高一七八公分，站起來比我高五公分。即使在標高五一八一公尺的此地，她那男孩子氣的短髮看來還是一副有專家打理的樣子。她熱情洋溢、坦率直接，從小生長在北加州，跟著父親玩遍露營、遠足、滑雪等活動。她喜歡山區的自由與樂趣，大學時代及畢業後繼續涉獵戶外活動。一九七〇年中期她第一次婚姻失敗，因痛搬到紐約，入山的頻率銳減。
她在曼哈頓區當過高級百貨公司的採購、《仕女》雜誌的精品編輯，《新娘》雜誌的美容編輯，然後在一九七九年嫁給匹特曼。珊蒂不屈不撓追求大眾的注意，努力讓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定期登上紐約的社交版面。她跟房地產大亨之妻布蘭妮、NBC名主播布洛考及其妻梅瑞迪絲、服裝設計師米茲拉希、媒體名人瑪莎很要好。夫妻兩人在康乃狄克州有座華麗莊園，在紐約中央公園西側有一戶擺滿藝術品的公寓，公寓內的傭人有全套制服。為了兩地之間往返更便捷，兩人買了一架直升機，學會駕駛。一九九〇年匹特曼夫婦上了《紐約》雜誌封面被稱為分秒必爭的夫妻。
不久珊蒂立志要成為第一個征服世界七頂峰的美國女性，並花費鉅資，鼓足了勁宣傳這項計畫。可惜最後一座聖母峰久攻不下，一九九四年三月，四十七歲的阿拉斯助產士勒菲佛（Dolly Lefever）先完成這個目標，珊蒂失去了機會。不過她仍不願放棄聖母峰。
威瑟斯有一天晚上在基地營說：珊蒂爬山可不像你我這樣爬法。一九九三年他在南極參加嚮導帶隊的文生山攀登之旅，當時她正跟另一個隊伍爬同一座山，他笑著回憶說，她帶個超大型的圓筒旅行袋，裡面裝滿美食，大約要四個人才擡得動。她還帶了手提電視和錄放影機，以便在帳篷內看電影。嘿，我的意思是，你不得不甘拜下風，很少人爬山這麼有派頭。他描述道，珊蒂慷慨跟其他山友分享她帶來的東西，有她在，真是愉快又有趣。
一九九六年出擊聖母峰，珊蒂再度配備了登山家帳篷裡不常見的隨身用品。動身前往尼泊爾的前一天，她在NBC互動網貼上此行第一篇文章，滔滔不絕說：
我的一切隨身用品都打包好了看來我要帶的電腦和電子設備不下於登山裝備兩部IBM筆記型電腦，一部錄影機，三部三十五毫米的照相機、一部柯達數位相機、兩部錄音機、一部光碟遊戲機、一部印表機，加上足夠（我希望）的太陽能電熱板和電池供應所有電源出遠門不帶足夠的汀恩德魯卡中東調和豆和義式濃縮咖啡機，我簡直無法想像。
由於我們會在聖母峰上過復活節，我買了四個紙包的巧克力蛋。在標高五四八六公尺的地方玩復活節尋蛋遊戲？請拭目以待！
那天晚上，社交版專欄作家諾威治在曼哈頓城中心的奈爾餐廳設宴為珊蒂餞行。賓客名單包括名媛碧安卡和設計師卡文克萊。珊蒂喜歡戲服，她在晚禮服外面套件高海拔登山裝，穿戴登山靴、冰爪、冰斧和卡賓槍子彈帶露面。
珊蒂抵達喜馬拉雅山之後，似乎盡可能固守上流社會的習性。健行到基地營途中，有個名叫潘巴的小雪巴人每天早上替她捲睡袋，打理背包。四月初她跟費雪的其他隊員抵達聖母峰山腳，行囊包括一疊疊跟自己有關的剪報，準備發給基地營的其他居民。兩天後雪巴跑者開始定期送來DHL全球快遞運到基地營給她的包裹，包括新一期的《風尚》、《浮華世界》、《人物》、《吸引力》雜誌。雪巴人對女用內衣廣告十分著迷，覺得香水廣告的香味條很可笑。
費雪的隊員意氣相投，十分團結。大多數隊友對於珊蒂的特殊習性泰然處之，接納她似乎毫不困難。珍回顧道，和珊蒂相處很累，她需要當眾所矚目的焦點，老是哇啦哇啦談自己的事。但她從不消沉。她不拉低團體的情緒。她幾乎每天活力充沛，精神勃勃。
不過在她的隊伍以外，好幾位登山高手把她看成嘩眾取寵的外行人。一九九四年她試登聖母峰的東壁失敗後，凡士林精華露（遠征隊的主要贊助者）的一支電視廣告飽受見多識廣的登山家嘲諷，因為廣告把她形容為世界級的登山家。可是她本人從未公開這麼說，確實，她在為《男性》寫的文章中強調，她要布里薛斯、羅威、史文森和布蘭查知道我只是熱愛爬山，不敢把自己的業餘能力跟他們的世界級技巧混為一談。
她一九九四年的傑出隊友對她沒什麼微詞，至少沒公開說。事實上，那次遠征後，布里薛斯成為她的密友，史文森也再三為她辯護，反駁外界的批評。遠征隊由聖母峰回來後不久，史文森在西雅圖的一次社交聚會中向我解釋說，聽著，珊蒂也許不是偉大的登山家，但在東壁上她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不錯，我們四人做了所有先鋒攀登，架所有固定繩，但她態度積極，負責募款、跟媒體打交道，也自有她的貢獻。
不過，毀謗她的也大有人在。許多人看她炫耀財富，厚顏地追逐大眾的目光，大為不滿。考夫曼（Joanne Kaufmen）在《華爾街報導》中寫道：
在某些上流社交圈，匹特曼太太是以攀爬社交界而非高山而知名。她和匹特曼先生是各種莊重晚會和慈善活動的常客，也是各種八卦專欄的主要人物。匹特曼先生有位堅持不肯透露姓名的前事業夥伴說，很多人的大衣後襬都被匹特曼太太攀皺了。她對於名聲非常感興趣。如果必須匿名爬山，我想她絕不會去爬。
巴斯將世界七頂峰大眾化，接著世界最高的聖母峰也遭到貶抑，在批評者心目中，珊蒂正是種種可議現象的縮影，不管這是否公平。可是她被金錢、僱用的隨從、堅決的自戀給隔絕開來，對自己引發的憤恨和藐視不以為意，就像珍．奧斯汀筆下的艾瑪一樣，對什麼都漫不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