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萊士在一八五五年初沙撈越的雨季期間寫下一篇文章，標題為<控制新物種引入的法則>（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如今知道有這篇文章的人很少，事實上，當時唸過它的人也不多。
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演化生物學發展史的里程碑之一。文章的標題中用引入（Introduction ）這個字眼，看起來似乎是那麼溫和又不確定，骨子裏卻包埋著極具破壞性的意見。當時，華萊士把文稿直接郵寄回倫敦。
九月，這篇文稿刊登在一份名為《自然史年報與雜誌》（The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的權威期刊上。華萊士對於自己嘗試理論生物學後首度發表的這篇論文，頗感自豪。如同其他年輕作家或科學家，華萊士也期盼著人們的反應。
然而幾個月過去了，只收到一位朋友言不由衷的祝賀。這位朋友認為，華萊士文章的中心概念，似乎是既簡單又顯而易見的，然而他卻連文章的標題都引用錯誤。除此之外，杳無回音。
在英國，達爾文從他所訂閱的年報中讀到這篇文章。他在文章的字句中劃了些線，做了些筆記．但這只不過是達爾文的習慣。也就是說，他雖然注意到這篇文章，卻沒能掌握它的要旨。而華萊士在文章中，創造（creation）和引入兩個詞彙等同並用，更讓達爾文誤以為不過是出自量身打造信徒之手的一篇文章。數年後，達爾文將會重新以較敏銳的理解，和帶有恐懼妒忌的心情，再次讀這篇當時輕忽的文章。
科學家們不屑一顧
部份的科學家也注意到華萊士的論文，有兩位還把這消息跟達爾文講。其中一個是卓越的英國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爵士（Sir Charles Lycll，1797︱1875），另外一個是派駐印度的英國人，與達爾文有書信往來，名叫愛德華．伯萊（Edward Blyth）。但是，這兩個人都沒有對華萊士這位作者表示讚賞。對他們而言，華萊士不過是商業蒐集者和貿易商，供應珍品市場所需的鳥類和昆蟲標本，在學術上是沒有什麼身份可言的。
事實上，蒐集工作對提昇生物學的水平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一個蒐集者販售他所蒐集的標本，就如華萊士為生計所做的事一樣，那麼這個人很容易就會被烙上落魄的標誌。
再者，當時的華萊士身在馬來群島，從一個島漂泊到相距甚遠的另一個島，不但談不上什麼社會地位，甚至根本就居無定所、孑然一身。有誰知道如何與他連繫？又有誰注意過這個人？雖然華萊士在倫敦停留期間，曾經參加幾次昆蟲學會所辦的研討活動，因此，嚴格來說不算門外漢。但充其量他也只是挨到學術圈的一點邊，恐怕腳踏在門外的部份比在門內的還多呢！
雖說生物學領域在當時尚未成為專門學科，因此相關學會尚未以學院證件和規章來限制外界的參與，但至少已發展成半排外的聯誼會。那些聯誼會的成員，大部份是擁有繼承財產的士紳（如達爾文）和一些地方牧師。這些牧師除了星期天處理該做的事外，其他空閒的六天可以賞賞鳥，或是蒐集一些昆蟲。當聯誼會在倫敦、巴黎、愛丁堡、劍橋、柏林等處堂皇地集會時，華萊士卻遠在地球的另一端，死命對抗著瘧疾和壞疽。
華萊士的銷售代理人回到英國時，聽到幾個博物學者的對話。他們認為年輕的華萊士先生，應該捨棄理論空無的冥想，回歸務實的蒐集工作。
這樣的評論除了看得出他們對華萊士施捨般的憐憫外，更重要的是透露了當時普遍的想法認為事實的蒐集是博物學者的本務，而理論的發展則根本是他們不務正業。
因此，只有極少數的聯誼會員能瞭解華萊士的理論有其意義，並默默接受它。例如，華萊士在沙撈越投稿的文章刊登後兩個月，萊爾啟用一本新的筆記本，以記錄關於物種變化的一些訊息。而華萊士的名字，就寫在這本筆記本首頁的最上端。顯然萊爾認知到達爾文尚未領略的一項訊息：不管這個亞弗烈．華萊士到底是何方神聖，他已是某個大發現的前鋒。
華萊士那篇文章的關鍵語如下：
每一個繼承物種的出現，係與早先存在之血緣相近物種共存於相同的空間和時間。
雖然他稱之為法則（law），實則是一段敘述，一段充滿煽動性的敘述，蘊含車載斗量的激進暗示。這段敘述出現在文章的開頭，也以其做為文章的結尾。兩處都是以拉丁文書寫，因此讀者不可能忽略掉。但不管是敘述或是法則，華萊士提出的關鍵語勇敢地向所謂的量身打造說挑戰，並以如雷般的聲勢傳播演化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