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家學派，曾對形式邏輯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在墨家的邏輯中也有錯誤的東西。如在墨家的《小取》中，有這樣一個推理：盜，人也；殺盜，非殺人也。
從盜是人的前提能推出殺盜不是殺人的結論嗎？不能。因為在前提中，把盜包括在人的外延之內，而在結論中卻又把它排斥於人的外延之外，這不僅偷換了人這個概念的外延，也偷換了它的內涵，使人這個概念失去了自身的確定性和前後一貫性，違反了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從而構成了詭辯。
另外，從《小取》中舉的一些推理的例子來看，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例如，在《小取》是而然的推理中有這樣一個推理：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我們認為這個推理是正確的，它是對殺盜非殺人推理的否定。
我國邏輯界有些同志為殺盜非殺人的推理作辯護，他們說殺盜非殺人中的人，指的是盜以外的普通人。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成立，因為它和盜，人也的前提是相矛盾的，二者不能並存。還有的同志想用殺死敵人不犯殺人罪作理由來證明殺盜不是殺人。這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犯殺人罪和不是殺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用前者來取代後者。
打個比方說，難道我們能以殺死豬不犯殺豬罪為理由來證明殺的不是豬嗎？可見，為詭辯作辯護也難免陷入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