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的原因
是什麼使人產生了偏見呢？偏見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進化的心理學家認為，動物對在基因上與其相近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認同感，而對在基因上與其不同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懼怕感和厭惡感，即使這些動物並沒有傷害他們。因而，偏見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生物進化機制的一個有機部分。正是這種機制使得人們熱愛家庭、熱愛同胞，而對外人懷有敵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為人類，我們區別於低等動物；人類的本性可能是善良、開放、合作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偏見就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區、媒體）在有意無意中教育了我們，讓我們把一些負面的特徵和歸因強加在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身上的。
雖然人類繼承了使我們日後易於接受偏見行為的生物傾向，沒人能夠肯定偏見是否是人類生物構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都認為，人們應該掌握偏見的特質要麼是通過模仿其他人的態度與行為，要麼是通過我們構建心理現實的方式。正如我們瞭解到的，偏見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深嵌於人類自我辯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兩章裏我們看到，如果我們對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做了殘酷的事情，就會詆毀那個人或那個群體，以便為我們的殘酷辯解。如果我們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無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道德的，這將幫助我們擺脫因奴役他們、屠殺他們、使他們得不到公平教育而產生的不道德感。然後，我們還可以繼續到教堂做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因為我們所傷害的不是人類同伴。的確，若我們再狡辯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蠻地屠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是基督徒的美德就像當年十字軍戰士所做的那樣，他們在前往聖地的途中，以耶穌的名義屠殺了許多歐洲猶太人。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自我辯解的行為加劇了後來的暴行。當然，除了自我辯解需要外，人類還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權力的需要。
因而，一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人可能需要一個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更低的少數團體的存在，這樣他才能體會到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一些研究證明，對一個人的偏見程度的最好預測指標是他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興衰。例如，珍妮佛．克羅克及其同事發現，來自社會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比來自社會地位高一些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對其他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表現出的偏見和蔑視都更多。同樣，研究者在調查白人對黑人的偏見或異教徒對猶太人的偏見時發現，一個社會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會地位高或不斷上升的人更容易產生偏見。此外，研究者還發現，在教育、收入、職業方面處於或接近底層的白人，不僅對黑人的敵意最深，而且他們為了阻止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最喜歡訴諸暴力。
這些發現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們偏見更大，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嗎？一、他們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顯示自己優越；二、他們最強烈地感到，在工作競爭中，少數團體成員是他們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三、他們比大多數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們更具有攻擊性；四、缺乏教育增加了他們簡單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變因起作用是很難的，不過，上述每種現象都對偏見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看來是真實的。的確，偏見絕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下面讓我們看看偏見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什麼。
在本章中，我們將認識偏見的四個基本因素：一、經濟和政治的競爭或衝突；二、轉移攻擊目標；三、人格需要；四、對現存的社會規範的遵從。這四個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時發生作用的。但是確定每個原因的重要程度極為有用，因為我們採用什麼方法減少偏見取決於我們認為什麼是產生偏見的主要原因。舉例來說，如果我認為偏執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將絕望地攤開雙手得出結論：我們不能對每個人進行深度的心理治療，大多數有偏見的人將永遠懷有偏見。這會使我嘲笑那些企圖通過減少競爭或中和遵從壓力來減少偏見的嘗試。
經濟和政治的競爭
偏見可被看做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結果。根據這一觀點，假定資源是有限的，統治團體為了得到更多的物質利益，會儘量剝削或詆毀少數團體。當世道艱難，在相互排斥的目標上存在衝突時，偏見態度很容易滋長起來，而不管這些目標有關經濟、政治，還是意識形態。因此，由於就業名額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國移民工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領土劃分存在爭議，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奴隸制的廢除，美國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間存在偏見。只要看看某些行業工會多年來取得的成功便會發現，從歧視中得到的經濟效益是很明顯的。這些工會拒絕接受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成員為會員，從而把這些人排斥在他們一手控制的相對高薪職業之外。例如：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民權運動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發展的時期。但在一九六六年，在所有由行業控制的學徒中，只有二．七％是黑人，只比前一個十年增長了一％。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勞工部在個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車裝配工、鋼板工、石匠、車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師等行會，調查少數民族會員的情況。結果在四個城市裏未發現一名黑人會員。顯然，偏見保護了某些人的利益。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間，開明的立法和社會進步使這些統計數字有了很大變化，但對於少數民族團體來說依然遠遠沒有達到公正的地步。
隨著對日益減少的工作機會的競爭的加劇，歧視、偏見和負面的刻板化也顯著增加。約翰．朵拉德在他早年對一個小工業城市的偏見的調查中，描寫到：雖然在城裏一開始對德國人並沒有明顯的偏見，但隨著工作機會的減少，偏見便出現了。
來自附近農場的當地白人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新移民，藐視和詆毀這些德國人，並且具有一種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德國人進行攻擊的主要因素是當地木器廠中的職業和地位的競爭。隨著德國人的到來當地白人感到德國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由於時事艱難，當地白人找到了譴責德國人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出現為更加有限的工作增加了競爭對手。當地人對德國人似乎並無傳統的偏見，只是由於對新移民的普遍疑心，使得他們對德國人的敵意一觸即發。
同樣，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對中國移民的偏見、暴行和負面的刻板印象隨著經濟競爭的變化而大起大落。例如，當中國人試圖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金礦時，他們被描繪成邪惡和墮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蠻。然而，十年後，當中國人願意接受修建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的危險而艱苦的工作白種美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時，中國人就被描繪成樸實、勤勞、奉公守法的人。的確，參與修建西部鐵路的大財閥之一的查理斯．克羅克寫到，他們與白人一樣優秀他們令人信賴，富有聰明才智，信守合同。鐵路修完後，工作數量減少了。隨著內戰的結束，大批士兵湧入擁擠的求職大軍，對中國人的負面態度戲劇般陡增：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變為罪犯、教唆犯、詭計多端和愚昧無知。
這些資料表明，競爭和衝突滋生了偏見。此外，這種現象超越了純粹的歷史意義；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進行的調查中，多數反黑人的偏見都出自社會經濟地位剛剛高於黑人的團體。而且，這種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競爭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尤為明顯。與此同時，對這些資料的解釋還存有兩可之處，因為在一些例子中，競爭這一變數經常和其他變數（如教育水準、家庭背景）糾纏在一起。
為了斷定是否競爭本身引起偏見，還必須進行實驗。怎麼做呢？如果競爭和衝突引起偏見，那麼在實驗室裏製造偏見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簡單的方法完成這樣的實驗：一、隨機地把來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兩個組裏；二、任一選擇某一標準將這兩個組區分開來；三、將兩個組置於相互競爭的情境中；四、找出偏見的證據。馬札夫．謝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軍夏令營的自然環境中做了這樣的實驗。被試人是十二歲的正常男孩，他們被隨機地安排在兩個組裏：鷹組和響尾蛇組。主要通過安排活動使每個組員都高度互相依賴，教會每個組內的孩子學會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組裏，大家一起為跳水搭建跳臺、一起準備食物、搭繩橋等等。
在每個組內部，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感情逐漸加強後，使兩個組發生競爭。研究者們安排了一系列競爭性的活動：橄欖球、棒球和拔河。為增強比賽的激烈程度，得勝隊可獲得獎賞，這會在遊戲當中引發一些敵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設想出一套相當惡毒的計劃，將兩組置於特別設計的情境中以加劇衝突。其中有個情境是，安排一次營地晚會，讓鷹組比響尾蛇組提前很多時間到達。而晚餐是由兩種不同的食物組成，一種食物新鮮、誘人、讓人食欲大增，而另一種食物已被壓癟，看上去爛嘰嘰的，讓人倒胃口。也許是由於已經產生的競爭性，提前到達的組幾乎吃光了所有的誘人食品，只剩下不好的食品留給他們的對手吃。後來，當響尾蛇組到達發現吃了虧時，他們發怒了（這當然可以理解），用相當難聽的話罵對方。而鷹組認為自己得到好的食物是應該的（先到者先吃），因此對這種無禮感到不滿並以同樣方式回報對方。孩子們對罵升級到相互投擲食物，很快就發展成一場規模很大的騷亂。
這件事發生以後，研究者取消了競爭遊戲而代之以大量社會接觸。然而，因為相互間存有敵意，僅僅消除競爭並不能消除敵意。實際上，敵意不斷地升級，甚至當兩個組在一起做良性活動時（如看電影），依然不能消除敵意。研究者最終還是成功地減少了他們的敵意。至於怎樣做到這一點，本章後面將繼續討論。
偏見的替罪羊理論
前一章我們曾提出，有些攻擊行為是由於挫折或其他不愉快的、令人討厭的情境（如痛苦和厭煩）引起的。這一章，我們看到受挫折的個體對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強的攻擊傾向。然而，一個人受挫折的原因常常不是太大就是太模糊而不易直接報復。例如：如果一個六歲的孩子受到老師的訓斥，他怎麼能報復呢？教師的權力太大了。但這一挫折增長了他攻擊一個較小的旁觀者的可能性即便旁觀者與他的痛苦毫無關係。同樣，如果發生大規模的失業受挫折的失業工人能打擊誰呢？經濟制度嗎？這個制度太龐大而又太模糊。如果找出一個不那麼模糊而很具體的東西，因失業對他（或它）進行譴責就會更方便。總統嗎？他很具體、很合適，但他太有權力了，想不受懲罰的攻擊他是辦不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希伯來人的一個習俗。在贖罪日裏，一個牧師一邊把手放在一隻山羊的頭上，嘴裏還一邊說著人所犯下的罪惡，這樣就象徵性地把人的邪惡與罪行都轉移到羊的身上。然後這隻羊被放逐到野外，這樣這個社區的罪惡就被洗清。這個生靈就是替罪羊。在現代，替罪羊（scapegoating）一詞被用來形容一個未做錯事卻受了斥責的軟弱無辜者。遺憾的是他無法逃到荒野之中，而常常遭受折磨甚至死亡。如果一個人失業了，如果通貨膨脹耗盡了他的積蓄，他不會簡單地痛斥經濟制度，他可能找到一個替罪羊。在納粹德國，替罪羊就是猶太人；在十九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替罪羊是中國移民；在南方的鄉村，替罪羊就是黑人。幾年前，卡爾．霍夫蘭和羅伯特．西爾斯發現，在一八八二︱一九三○年期間，可以根據棉花的價格估計南方受私刑的人數：私刑隨著棉價的跌落而增加。簡單說，這是由於人們在經歷一場經濟蕭條時，可能遭受了很多挫折，這些挫折便導致私刑和其他暴力罪行的增長。
社會心理學家奧托．克蘭伯格對偏見的跨文化問題抱有特殊的興趣。他描述了發生在日本的一個獨特的替罪羊現象。在日本各地散居著大約二百萬部落民。雖然部落民與其他日本人之間沒有本質的種族或生理差異，但人們認為他們不潔，不適合從事某些職業。你可以想像，部落民通常居住在貧窮的貧民窟。他們的平均智商比日本人的平均智商低十六個點。與普通日本人的子女相比，部落民的子女更容易翹課，行為不良的比率是普通日本人子女的數倍。據克蘭伯格說，部落民中的一員與外人通婚被視為禁忌。他們是一個隱形的種族對他們的定義主要根據社會階層而非生理特徵。人們只能根據他們與眾不同的語調（由於多年不與其他日本人交往造成的）和身份證明識別他們的身份。雖然他們的歷史起源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測出，他們大概是一直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最下層，直到一次經濟危機將他們完全逐出日本社會。現在，日本人認為部落民天生就低人一等，因而為自己進一步歧視他們，把他們當成替罪羊而辯解。
很難理解對黑人執行的私刑或對部落民的虐待僅僅是由經濟競爭引發的。從這些行為背後大量的情感因素可以看出，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存在著更深層的心理因素。同樣，納粹企圖滅絕猶太人（與經濟地位無關）的那種狂熱，強有力地表明這一現象並非單純是個經濟的或政治的問題，而是（至少部分是）心理問題。尼爾．米勒和理查．巴蓋爾斯基所做的控制嚴密的實驗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他們要求被試人表述自己對不同的少數民族的感受。然後，讓一些被試人受到挫折，即剝奪他們看電影的機會而去參加一系列難度很大的測驗。之後，要求他們重新表述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感受。這些被試人在受挫折之後，增加了對少數民族的偏見。另一組未受挫折的被試人，其偏見則沒有變化。
其他研究有助於更準確地阻止這一現象的發生。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要求白人學生在這個所謂的學習實驗中對另一個學生發出一系列電擊。被試人享有調整電擊強度的權利。事實上，學習者是研究者的助手，他並沒有真的被連在導線上。研究者設計了的種情況組合：助手本人要麼是個黑人，要麼是個白人；他要麼對被試人友好，要麼對他惡語相向。當他行為友好時，被試人向黑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稍弱；當他惡語相向時，被試人向黑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遠遠高於對白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在另一個實驗中，讓一些大學生經受許多挫折。其中一些學生是強烈反對猶太人的，另一些不是。研究者要求被試人根據他們看過的圖片寫故事。給其中一些被試人所看的圖片上的人物安上猶太人的名字，而對其他人則不是這樣。研究者有兩個主要發現：一、在受挫折之後，反猶太人的被試人與不反猶太人的被試人相比，前者在故事中對猶太人做出了更多的攻擊；二、如果所寫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猶太人，那麼反猶太人的學生和其他學生之間則無太大差別。總之，挫折導致了一種特殊的攻擊對外集團的攻擊。
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有助於幫助我們澄清真實世界中的各種因素。出現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個體傾向於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不喜歡的、看得見的、相對軟弱的群體。此外，攻擊的形式則取決於我們所討論的內集團（自己人的集團）允許和贊同什麼：在我們的社會中，對黑人施以私刑和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並非經常發生，除非在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或亞文化認為合適的情況下。
在上面的句子中，我使用了過去時態，因為相信極端形式的替罪羊現象已成為歷史會讓大家心裏舒暢一些。但時至今日，依然發生了許多讓我們大家愕然的事件。例如，當前蘇聯分崩離析後，一時間，我們歡欣鼓舞，以為東歐國家重獲自由。但不幸的是，在該地區的許多地方，這種新的自由夾雜著更多的民族主義感情。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感情，反過來導致了對外集團的更多的偏見和敵意。因而，在巴爾幹地區，緊張的民族主義引發了敵意在全區範圍內爆發，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士尼亞的戰爭。此外，東歐地區在經濟上的困境和期待的受挫導致了全區範圍內對閃族人（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和亞述人）的敵對情緒。
有偏見的人格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把攻擊矛頭指向替罪羊可能是人類的一種傾向，但並非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我們已經指出，社會經濟地位是產生偏見的一個原因。同時，我們也看到，與不討厭某個外集團成員的人們相比，討厭某個外集團成員的人們更易於把攻擊矛頭對準外集團成員。現在我們把這一問題向前推進一步。有些證據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傾向上存在著個體差異。換言之，有些人易於接受偏見，這不完全是由於當時的外部影響，而是由於他們本身就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特奧多．阿多諾和他的同事認為，這些人具有專制人格。具有專制人格的人的基本特徵是：他們信仰堅定，往往持有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別人的脆弱，喜歡嚴厲地懲罰，多疑，極端仰慕權威。人們開發了確定一個人是否專制的工具（稱作F量表），可測量出一個人同意或反對諸如下列項目的程度：
．犯有強姦和猥褻兒童之類的罪行的人僅被監禁是遠遠不夠的；這些罪犯應該受到公開鞭笞，或者更嚴厲的懲罰。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命運是如何受暗地裏策劃的陰謀所擺佈的。
．服從和敬仰權威是孩子應該學習的最重要的美德。
對上述這些內容的高度認同，表明該人具有專制主義的傾向。一個主要的發現是，具有高度的專制主義傾向的人並非僅僅厭惡猶太人或黑人；他們對（所有）少數民族都懷有很大的偏見。
通過對在F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人進行的精心的臨床觀察，阿多諾及其同事把這一系列的態度和價值觀的發展追溯到人們的童年經歷上。他們童年的家庭特徵是父母的管教極為嚴厲。
此外，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其父母還傾向於使用愛和不愛作為使孩子服從的主要手段。一般說來專制人格的人在兒童時期都非常缺乏安全感並過分依賴父母；他害怕父母並且不自覺地對他們懷有敵意。這種人長大以後便會由於害怕和不安全感而變得脾氣暴躁，他把攻擊轉移向弱小團體，卻明顯保留著對權威的崇拜。
瞭解薩姆．麥克．法蘭及其同事在前蘇聯進行的一項關於專制人格的研究中的發現，將使我們受益匪淺。他們發現，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往往贊成推翻他們剛剛獲得的民主制度，回到原來的蘇維埃政權。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具有專制主義人格的前蘇聯人與具有專制主義人格的美國人非常不同，後者往往反對社會主義。當然，他們之間的共性並不在於某個特殊的意識形態觀念，而在於對權威的墨守成規和敬仰。換言之，連接兩者的紐帶是遵從他們所處文化中傳統價值的需要及懷疑來自與他們不同的人的新思想、新信仰的傾向。
雖然對專制人格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對偏見原因的理解，但應注意，大部分資料只是一種伴隨關係，即我們僅知道兩個變數有相關，卻不能確定是否為因果關係。例如：當我們考慮一個人在量表上的分數與他在童年時所經受的特定社會實踐的關係時會發現，雖然專制和有高度偏見的成人在小的時候父母對他們很嚴厲，並且用有條件的愛作為手段來使他們服從，但並不一定是這些因素使他們成為有偏見的人。相反，可能是這些人的父母自己就對少數民族懷有很深的偏見。因此，一些人的偏見可能是由於認同過程產生的遵從，如第二章描述的那樣。也就是說，一個孩子可能有意識地從父母那裏汲取對少數民族的信念，因為孩子認同父母。這和阿多諾及其同事所做的解釋不同，比他們的解釋簡單得多。阿多諾的解釋是建立在孩子對父母的不自覺的敵意和被壓抑的懼怕基礎上的。
這並不意味著，對於某些人來說偏見不是深深植根於無意識的童年衝突之中，相反，它表明許多人可能是在媽媽或爸爸膝頭上時就學會了一系列的偏見。此外，一些人還會遵從有限的而十分特殊的偏見，這取決於他們所處亞文化採用的標準。讓我們仔細看一看作為從眾行為的偏見現象。
由從眾引起的偏見
我們常常觀察到，對黑人的偏見在南方比在北方多。它往往以強烈反對取消種族隔離的態度表現出來。例如：一九四二年僅有四％的南方人贊成取消交通工具上的種族隔離，而北方卻有五十六％的人贊同。為什麼？是由於經濟競爭的原因嗎？大概不是。在南方一些地區經濟競爭比北方少得多，而對黑人的偏見卻很大。是不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有更強的專制人格呢？不，湯瑪斯．佩蒂．格魯在南方和北方廣泛地進行了F量表測量，發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分數基本一致。此外，雖然南方對黑人的偏見多，但對猶太人的偏見卻比其他地區少。有偏見人格的人應對所有人都有偏見可南方人不是這樣。
那麼，怎麼解釋存在於南方的對黑人的敵意呢？這可能是由於歷史原因：黑人曾經是奴隸，南北戰爭是由於奴隸制問題引起的，因而營造出一個產生更大偏見的氛圍。但又是什麼使這一風氣得以繼續下去呢？一個可能的線索來自對南方一些相當奇怪的種族分離形式的觀察。我們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在西佛吉尼亞的一個小城裏，黑人和白人礦工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他們在井下完全融合，而在井上卻完全隔離。我們怎樣去解釋這種不協調呢？如果你真的恨一個人，你就希望離他遠點為什麼在井下同他有聯繫而在井上卻沒有呢？
佩蒂．格魯建議用從眾來解釋上述現象。在這一例子中，人們只是簡單地遵從社會上的規範（在井上）。南方的歷史事件為產生對黑人更大的偏見奠定了基礎，而從眾使這一風氣得以繼續。的確，佩蒂．格魯相信，雖然經濟競爭、挫折和人格需要能夠解釋一些偏見行為，但大多數偏見行為是對於社會規範奴僕般地遵從的結果。
我們怎樣才能確定從眾是產生偏見的原因呢？一個方法是確定一個人的偏見和他的一般從眾模式之間的關係。例如：對南非種族糾紛的研究表明，最容易遵從各種社會規範的人表現出對黑人有很大的偏見。換言之，如果從眾主義者更有偏見，就表明偏見可能是遵從的結果。另一種確定從眾作用的方法是，如果一個人遷入到國家的另一地區，看看他的偏見會發生一些什麼變化。如果從眾是偏見的一個因素，我們將會看到，當個人遷入社會規範更為偏見的地區時，他的偏見會顯著增長，而當他們受到偏見少的規範影響時，其偏見應顯著減少。這是確實發生的事情。珍尼．沃森在一次研究中發現，新近遷入紐約城的人與反猶太人的人有直接接觸，他們自己便變得反猶太人了。佩蒂．格魯在另一次研究中發現，當南方人參軍並與種族隔離較少的社會規範接觸後，他們對黑人的偏見也減少了。
從眾的壓力可能是相當明顯的，就像阿希實驗所表明的那樣。另一方面，對於偏見規範的遵從可能只是由於沒有得到準確證據或者錯誤資訊占了優勢，從而導致人們採取那種建立在道聽塗說基礎上的負面態度。這類刻板化行為的例子充斥在文學作品裏，例如：克里斯多夫．馬婁的《馬爾他的猶太人》和威廉．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這兩本書，都把猶太人描寫成恣意驕橫、見錢眼開、卑躬屈膝的膽小鬼。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馬婁和莎士比亞可能曾與令人討厭的猶太人有過不幸的經歷才會寫出這些刻薄的醜化之作。但是，我們忽視了一個事實：這些作品問世前三百多年，猶太人就被逐出了英格蘭。因此，馬婁和莎士比亞這樣做的唯一原因似乎是殘留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他們的作品不僅反映了這些刻板，而且毫無疑問地加劇了這些刻板印象。
即使是在不經意間接觸到的偏執態度也可影響我們對偏見受害人的態度和行為。研究表明，僅僅無意中聽到別人用貶低性的字眼稱呼某一群體（如稱呼某一種族或民族的綽號），也會增加我們以負面態度看待該群體（或僅僅與該群體相關的某人）的可能性。在一項實驗中，莎莉．柯克蘭及其同事要求被試人閱讀一段審判罪犯的記錄，其中由黑人擔任白人被告的律師，而這位黑人律師的照片被貼在審判記錄上。當被試人閱讀記錄時，偷聽到扮成被試人的兩位研究助手的簡短交談。一些被試人聽到一個人稱呼黑人律師為黑鬼，而另一些被試人聽到一個人稱呼黑人律師為訟棍。在兩種情景中，第二個人都對第一個人對黑人律師的蔑視態度表示了贊同。由於正好有這種從眾的動力，研究者馬上要求被試人對律師和被告作出評價。對這些評價的分析顯示，與聽到用與律師的種族無關的字眼嘲諷黑人律師的對話的被試人相比，聽到用種族缺陷來貶低黑人律師的對話的被試人給他的評價更加負面。此外，後者給白人被告作出的判決更嚴厲，評價也更負面。後一個發現表明，對偏見性習俗的遵從能夠產生超越種族歧視最初目標的破壞性效果。
偏執態度也可以在一個從制度上支持這些態度的偏執社會中人為地製造出來。例如，一個從法律與習俗上支持種族隔離的社會一定支援一個群體劣等於另一個群體的觀念。因而，在種族隔離的時代，一個調查者和南非白人會談，試圖找出他們對黑人持負面態度的原因。他發現典型的南非白人深信絕大多數犯罪活動都是黑人幹的。這當然是錯誤的，可這種錯誤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呢？這些人說他們看到許多黑人罪犯在公共場所幹活在這些地方他們從未見過白人罪犯，這還不能證明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嗎？不能。實際上，法律不允許白人罪犯在公共場所幹活。總之，一個社會可以通過制度製造偏見信念。在我們這個社會，規定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部、禁止婦女進入頗有名望的俱樂部、禁止猶太人在高級飯店住宿，都曾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這些規定製造了某一民族是劣等的或不被人接受的錯覺。
國家干預能改變習俗
一九五四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所謂隔離而平等的學校實際上是不平等的。用首席檢察官厄爾．沃倫的話來說，當黑人孩子僅僅因為種族的原因而與白人孩子隔離開時，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產生了一種自卑感，而這種自卑感將以一種無法彌補的方式傷害著他們的心靈。在我們還未完全意識到時，這個決定帶動著我們國家展開了一場最令人激動的、範圍最廣的社會實驗。
這一歷史性決定做出之後，許多人以人道主義為由反對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他們預言，如果強迫學校裏種族混合，就會產生互相間的廝殺。他們爭辯說，法律不能強迫人們和平共處。這重複了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的觀點。幾年前他曾提出國家干預不能改變習俗，即法律不能規範社會道德或使人們相互接受。許多人極力主張要等到人們的態度改變後再取消種族隔離。
當然，那時的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通過改變態度就可以改變行為。因此，如果你能讓頑固的人減少對黑人的偏見，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讓自己的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學。雖然許多社會科學家本應更瞭解頑固不化的人，他們還是深信，通過發動宣傳活動可以改變頑固不化的人的態度。他們採用十六毫米影片的方法來減少偏見：如果持有偏見的人認定黑人是無能、懶惰的，那麼你要做的就是給他們放一部把黑人描寫得勤勞可敬的電影，目的是讓錯誤資訊與正確資訊較量一番。如果莎士比亞因為曾得到過有關猶太人的錯誤資訊而認定猶太人是恣意驕橫的吸血鬼，那麼你就告訴他真實情況，他的偏見便會逐漸消除。如果一個南非白人認為，大部分罪行都是黑人犯下的，那麼讓他看看白人罪犯，他就會改變信念。不幸的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無論偏見的產生主要是由於經濟競爭，還是由於對社會規範的遵從，抑或是由於人格需要，用播放資訊去改變它並不那麼容易。許多年來，大部分人都已深深地陷入偏見行為中。當你的朋友和同事都對黑人抱有偏見時，你要形成一種對黑人的開明態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僅僅看一場電影不能改變人們多少年來所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前邊已講過，當牽涉到重要問題的時候，宣傳活動是無效的，因為人們並不喜歡安穩地坐著接受與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資訊。保羅．拉紮斯．費爾德描繪了四十年代初，許多電臺都為減少種族偏見而用熱烈、同情的方式提供了許多關於各種不同種族的資訊。有專門描寫波蘭血統的美國人的節目，也有專門描寫義大利血統的美國人的節目，等等。那麼聽眾又是哪些人呢？波蘭美國人節目的主要聽眾是波蘭血統的美國人。那麼猜猜誰在收聽義大利美國人節目呢？對了，是義大利美國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若強迫人們收聽不合意的資訊，他們就會排斥它、詆毀它或不理它。這與x先生堅持他對猶太人的消極態度而不管y先生所提供的資訊、與達特茅斯和普林斯頓學生歪曲他們所看的足球賽電影是一樣的。對許多人來說，偏見在他們的信仰系統中根深蒂固，與他們日常行為太一致，從周圍的人們中接受的支持和鼓勵太多，以至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個電臺節目是不能減少它的。
同等社會地位接觸的作用
雖然態度的改變可以影響行為的改變（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但通過教育改變態度常常是很困難的。社會心理學家早就知道，但只是最近才開始理解，行為的改變可以促進態度的改變。從最簡單的層面看，如果黑人和白人可以直接接觸，持有偏見的人就要面對自己所體驗的真實情況，而不是簡單的刻板印象，因而會導致更好地相互理解。當然這種接觸必須發生在黑人與白人有相同社會地位的情境中。縱觀歷史，雖然許多白人和黑人有過大量接觸，但黑人多半處於僕人地位，如奴隸、搬運工、洗碟子工、擦皮鞋的孩子、洗衣房僕從和家庭傭人。這種接觸只能增加白人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助長了對黑人的偏見。直到最近，平等社會地位的接觸還很少，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教育和職業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因為居住區的隔離。最高法院一九五四年的決定是逐漸增加平等社會地位接觸的開端。
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平等社會地位融合的事例偶爾也有發生。其結果傾向於支持行為的改變會產生態度改變這一觀點。一九五一年，莫頓．多伊奇和瑪麗．埃倫．科林斯在一個前瞻性研究裏，觀察了白人在公共住房規劃上對黑人的態度。具體說，在一個住房規劃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以隔離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住宅樓內，在另一個規劃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安排在同一個住宅樓裏。在遷入新居之後，取消隔離的居民所表現出的對黑人態度的積極變化，比仍處於隔離狀態中的居民大得多。這些發現表明，國家干預能改變習俗，表明你可以通過立法來制定道德規範。當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平等社會地位接觸這個中介實現的。顯然，如果不同的種族集團可以在同等社會地位的條件下相處，他們就有更好地相互瞭解的機會。正如佩蒂．格魯最近發現的，當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這些措施能夠加深人們的相互理解，減少緊張氣氛。應當注意，多伊奇和科林斯的研究發生在公共住房規劃中而不是私人居住區。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下面我們還將討論它。
取消隔離的替代作用
直到前不久，社會心理學家才開始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取消種族隔離可能影響那些不曾與少數種族團體有過接觸的人的價值觀。這可能是由於我們在第四章裏所提到的機制引起的，我們稱這種機制為不可避免性心理。具體講，如果我和你將不可避免地有緊密接觸，而我又不喜歡你，我會體驗到不協調，為了減少不協調我將試圖說服自己，你並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樣壞。我將著手尋找你的積極特性，並極力忽視或縮小你的消極特性。因此，當我得知必須和你在某一方面有密切接觸，而其他條件相等時，僅僅這一事實就能迫使我改變對你的偏見態度。實驗室的實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預測。例如：有些孩子知道自己將必須食用某種以前不喜歡吃的蔬菜時，他們便說服自己相信這種蔬菜並不那麼難吃。同樣，女大學生得知她們將同一個既有積極品質又有消極品質的婦女密切合作時，她們甚至在見到她之前就已形成了對她的好感。而當她們沒有預料到將要和她一起工作時，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
不可否認，一碗蔬菜和黑人、拉美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問題相差甚遠。很少有社會心理學家如此幼稚，竟然相信只要人們對不可避免的事件妥協以減少不協調，就可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但我認為，在理想條件下，這種事件能融化偏見的態度並減少大多數人的敵意。下面我們還要討論所謂理想條件指的是什麼。在此之前，讓我們先給這些理論骨架多充實些內容。減少不協調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
讓我們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設想一個四十五歲的白人，他十六歲的女兒在一所種族隔離學校就學。假定他對黑人存有負面態度，這種態度是建立在下述信念基礎上的：他認為黑人無能、懶惰，所有的黑人男子都性欲過盛，都是潛在的強姦犯。突然，司法部頒佈了法令，第二年秋天，他那金髮碧眼的女兒必須在一所取消種族隔離的學校讀書。國家和地方的所有官員雖然不喜歡這個主張，但也清楚地表示想阻止它是辦不到的這是國家的法律，必須執行。當然，這位父親可能會不讓他女兒繼續受教育，或許他會送她到一所學費昂貴的私人學校。但是，仔細想來這樣做不是太過激就是太費錢。於是他不得不決定讓女兒到一所取消隔離的學校就讀。對他來說，金髮的女兒不可避免地要和黑人孩子上同一所學校。這與黑人是懶惰的、潛在的強姦犯這一認知產生了不協調。他會怎樣做呢？我猜測他會重新檢驗一下他對黑人的看法。他們真的都那麼懶惰嗎？他們真的到處去強姦女性嗎？這次他會重新審查帶著很大傾向性試圖找到黑人身上的好品質，而不是去捏造或誇大壞的、不可接受的品質。我猜測到來年的九月，他對黑人的態度會解凍，並且會轉變到一個積極的方向上。如果這種轉變能得到取消種族隔離後的積極事件的支持例如，如果他的女兒和她的黑人同學相處得和睦、愉快那整個態度的根本轉變就可能在父親身上發生。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這個分析過於簡單化，但基本過程就是這樣。讓我們來看看這一過程優於前邊講的宣傳活動的方面。它啟動了一個機制，激發個體改變對黑人的負面刻板印象的動機。
我的分析強有力地表明，一種特定的、與公共認識相反的國家政策能給社會帶來潛在的最大利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的決定公佈以後，人們普遍認為種族融合應該逐步進行。大部分國家官員和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為得到一個和諧的種族關係，應該等到人們經過再教育變得偏見較少時再取消隔離。總之，一九五四年時的普遍看法是，只有在認知改變之後才能採取行動（取消隔離）。我的分析表明，取得種族間最終融合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先改變行為。還有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人們對種族融合的必然性認識得越早，偏見態度也就改變得越快。另一方面，這一過程可能（也已經）遭到了破壞，因為國家官員極力宣傳可以迴避或延遲種族融合的觀點，從而產生了種族融合未必是不可避免的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態度是不會轉變的，結果導致了混亂和衝突的增加。讓我們回到前面那個例子上：如果這個金髮女孩的父親被說服（被州長、市長、校委會主席或地方司法官說服），相信有擺脫種族融合的方法，他就會感到毫無必要重新檢驗自己對黑人的負面態度，結果，他便會強烈反對取消種族隔離。
下面的事實與這一推理相一致。隨著對取消種族隔離的廣泛實施，贊成種族融合的態度已有增長。一九四二年，美國只有三十％的白人贊成在學校取消隔離，到一九五六年這個數字上升到四十九％，到一九七○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七十五％。最後，到一九八○年，隨著在學校中取消種族隔離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贊成取消隔離的人數接近九十％。南方的改變（自行發生的）更加引人注目。一九四二年，南方只有二％的白人贊同種族融合的學校，一九五六年，大多數南方人還認為取消種族隔離的規定會被規避，只有十四％的人贊同取消隔離；但是到一九七○年，隨著種族隔離運動的進行，已有將近五十％的人表示贊同；這一數字在八十年代繼續攀升。當然，這些統計資料並不能完全證明，人們改變對學校取消隔離的態度是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妥協，但上述資料是相當有啟發性的。
在對學校取消隔離的過程和作用認真分析時，湯瑪斯．佩蒂．格魯曾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取消隔離的最初幾年裏，暴力只發生在諸如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的一些社區中，而沒有發生在諸如北卡羅萊那州的諾福克市和溫斯頓賽勒姆市這些地方呢？這一結論進一步支持了我的推理。他總結到，在通常發生暴力的地方，至少有一些權威人士事先暗示到，如果發生動亂他們將愉快地回到隔離狀態。只有堅定有力的領導，才能和平地完成種族融合。換言之，如果人們沒有機會減少不協調，就會發生暴力。早在一九五三年肯尼士．克拉克就在幾個邊界州發現了消除種族隔離期間的同一現象。他發現，迅速消除隔離比逐步消除更有效。此外，暴力還發生在政策模棱兩可或不一致的地區，或者團體的領導人搖擺不定的地區。二戰中，當軍隊裏開始消除種族隔離時，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政策模棱兩可的地方麻煩最大。
其他條件不相同的情況
在前一節裏，我對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提出了一個過於簡單的解釋。我有意這樣做是為了表明，在理想條件下這種事情從理論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條件很少是理想的，經常會出現一些複雜情況。現在讓我們看看那些複雜的情況，然後討論在這些複雜的情況下怎樣減少或消除偏見。
在我談到種族融合的住房規劃減少了偏見的例子時，我特別指出了這是一個公共住房規劃。如果它牽涉到私人住房時，情況便複雜了。一般說來白人有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即當黑人遷為鄰居時，房產價值就會下降，這種信念引起了經濟衝突和競爭，阻礙了偏見態度的減少。的確，對於種族融合的私人住房的系統調查表明，在白人居民中偏見態度有所增長。
此外，正像我們提到的不可避免的心理的實驗是在實驗室裏完成的，那種研究所牽涉的不喜愛並不像現實世界中的種族偏見那樣強烈和根深蒂固。雖然看到這些發現與取消種族隔離的實踐一致是令人鼓舞的，但下結論說只要個體有機會對不可避免的東西妥協，通向融合的路就很平坦，那就是幼稚的、錯誤的。
麻煩常常是隨著種族隔離的消除而開始的。這多半是由於白人和少數民族孩子之間的接觸（特別是從高中開始）通常都不是平等社會地位的接觸。請你想像下列情境：一個出身於黑人或奇卡諾人家庭的十年級的孩子，在接受次等教育後，突然進入了一個由中產階級的白人教師任教、由中產階級白人控制的學校。在這裏他必須同持有中產階級價值觀的中產階級白人男孩進行競爭。實際上他被投入一個毫無準備的、高度競爭的情境：這裏的規則不是他所熟悉的規則，並且這裏獎勵的是那些他還不具備的能力。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他是在一種遠離了他所熟悉的環境中競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因素造成他自尊心的降低，而正是這一因素導致最高法院做出了消除學校中種族隔離的決定。沃爾特．斯蒂芬在對消除種族隔離的研究進行認真分析時發現：沒有資料顯示黑人孩子的自尊心在取消隔離後有顯著增長；卻有二十五％的研究資料表明，隔離取消以後他們的自尊心顯著下降了。而且，實際上偏見也並未減少，斯蒂芬發現偏見的增長同減少幾乎一樣多。
瞭解到這些情況後，當你發現新近的種族融合的中學是個非常緊張的地方時，就不會感到吃驚。因而，少數民族學生試圖提高自己的自尊心是很自然的。提高自尊心的方法之一是團結一致、打擊白人、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排斥白人的價值觀和白人的領導等等。
讓我們總結一下上面的討論：
一、平等社會地位的接觸在沒有經濟衝突的理想條件下可以（並確實能夠）增加理解，減少偏見。
二、不可避免性心理可以（並確實能夠）產生壓力以減少偏見態度，並且為理想條件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消除種族隔離打下了基礎。
三、在有經濟衝突的地方（如取消隔離的私人住宅區中）偏見態度往往會增長。
四、由於在學校取消隔離而引起競爭，特別是如果對少數種族團體有嚴重不公平的地方，黑人和拉美人對白人的敵意往往會增加，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想重新得到某些已失去的自尊心。
相互依賴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學校裏取消隔離可以為學生相互瞭解打開大門，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重要的問題不是簡單地把不同種族、不同民族的孩子送入同一個學校；他們到那裏以後的情況才是至關重要的。正像我們所看到的，如果那裏的氣氛競爭性很強，相互接觸的結果可能會使從一開始就存在的緊張氣氛更加緊張。學校裏取消種族隔離往往導致緊張氣氛，這使我想起了馬札福．謝里夫及其同事所做的實驗裏的孩子們的行為。他把兩組孩子置於矛盾和競爭的情境中使兩組之間產生了敵意。如果相互之間的不信任一旦牢牢地建立起來，只是簡單地消除衝突和競爭，這種敵意是不會減少的。事實上，一旦不信任牢固建立起來，把兩組置於平等地位和無競爭的情境中，只能增長這種敵意和不信任。例如：這兩組孩子甚至坐在一起看電影時也有矛盾。
謝里夫最終怎樣成功地減少了這種敵意呢？他的辦法是把這些孩子置於一個完全相互依賴的情境中為達到目標，他們不得不相互合作。例如，研究者通過損壞供水系統製造了一個事故情境，修好供水系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孩子們立即合作。研究者製造的另一種情境是，孩子們在前往露營地的途中，卡車拋錨了。為了讓卡車繼續開動，必須把它拉上一個很陡的小山坡。當一然，只有當所有的孩子不管是鷹組的還是響尾蛇組的一起來拉才能辦到。最後，敵意情緒和消極的刻板印象減少了。孩子跨組交朋友，他們相處得很好，並且開始主動地合作了。
看來減少敵意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彼此互相依賴為了達到目標個體之間互相需要的情境。幾位研究者已在嚴格控制的實驗室實驗中證明了合作的好處。例如：莫頓．多伊奇已表明解決問題小組在合作氣氛下比在競爭氣氛下更友好、更專心。同樣，派特裏夏．基南和彼得．卡內維爾發現，團體內部合作同樣能夠推動團體之間的合作。也就是說，在小組內部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常常會遷移到與其他小組的交往中。他們在研究中發現，與以競爭方式完成任務的小組相比，以合作方式完成任務的小組在隨後與另一個小組的交往過程中，表現出更強的合作性。
不幸的是，合作和互相依賴並不是大多數學校的課堂教學過程的特徵，即便在小學階段亦是如此。我們已經影射了這一過程的競爭性本質，下面讓我們再進一步來認識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為這一過程作出定義。無論人們何時發生互相作用，有兩個事物總是同時存在：內容與過程。所謂內容，我指的是人們交往的主題；所謂過程，我指的是交往的動態。例如，在課堂教學裏，內容可能是算術、地理、社會研究或音樂；過程則是這些課程的教授方式。勿庸置疑，內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過程的重要性卻常常被低估。正是通過過程，學生們才能學到大量有關他們生存世界的知識。的確，我甚至還要說，從某些角度看，與內容本身相較，過程是一個更重要的學習來源。
許多年前，當我應邀作為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教育體系顧問時，得到了觀察課堂實踐的寶貴機會。那時，在學校中取消種族隔離剛剛開始，校園裏的騷亂和種種不愉快事件接連不斷。我和同事參與到該市的教育體系中來，不是為了消除這些不愉快事件的發生，而是為了瞭解人們是否能夠採取什麼措施，實現人們夢寐以求的那些積極目標。我與同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統地觀察教學過程。我們盡力睜大探索一切的眼睛，仿佛我們來自另一個星球。
我們在課堂上見到的最典型的情景是：老師站在全班學生面前，提出一個問題並等待孩子回答。往往是六至十個孩子焦急地坐在位子上舉著手想吸引老師的注意，他們都渴望被叫到。其他幾個學生卻安靜地坐著，眼睛避開老師的注視，好像想使自己不被老師看見。當老師叫到一個學生（實際上他只能叫一個），那些急切舉手而未被叫到的學生臉上流露出不滿、不愉快和失望的表情。如果被叫起來的學生回答對了，老師就笑笑，讚許地點點頭，繼續問下一個問題。這對那個碰巧被叫起來的學生是一大獎勵。但就在那個幸運的學生答對問題並受到老師的讚許時，那些渴望被叫到卻受到忽視的學生就會發出一片嘟囔聲。很明顯，他們很不滿意，因為他們失去了一次向老師表現自己多麼聰穎、多麼機靈的機會。
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們學到了幾件事：第一，他們知道了這個教室裏只有一個專家，就是教師。他們也知道教師的每個問題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即教師腦子裏已有的答案。學生的任務就是想像出教師期望的那個答案。學生們還知道只有積極地表現出自己多麼機靈、聰明、整齊、清潔、舉止端莊才能使老師高興、才能得到獎勵。如果他們做得很好，就會得到這個權威人物的重視和喜愛。這個權威人物將會對他們很親切，並且告訴他們的父母，使父母瞭解自己的孩子是多麼好。對他們說來，和同學合作毫無用處。實際上他們的同學就是應當戰勝的對手。此外，與同學合作會遭到許多老師的反對：如果在課堂上發生，就意味著擾亂課堂；如果在考試中發生，就意味著作弊。
這種活動很有競爭性，利害關係也很大。在小學課堂上孩子們互相競爭是為了得到他們周圍的一個、兩個或三個重要人物的重視和贊同（。當然，這對大多數學生都很重要。）如果你知道正確的答案，老師叫了另一個學生，你很可能會坐在那裏祈禱，希望那個孩子答錯，這樣，你就有機會向老師表現自己多麼聰明了。那些被叫起來但回答錯了的孩子，或者那些根本沒舉手參加競爭的孩子，都會產生怨恨成功學生的傾向。失敗者常常會嫉妒成功的學生，也許他們會取笑成功者，威脅他們，罵他們是老師的跟屁蟲。他們甚至還會在校園裏對成功者進行身體攻擊。而那些成功的學生也經常蔑視那些失敗的學生，認為他們是愚蠢的、討厭的。這一過程在大部分課堂上或多或少都會發生，其結果是友誼與理解沒有在同班同學之間建立起來，相反卻產生了仇恨。這一過程甚至很容易在同一種族的孩子間製造憎恨。如果再加上種族、民族之間疏遠的因素，或採取一些強制措施（如為調整學生的種族比例把非本地區的學生用車接來讀書）在已經十分緊張氣氛中火上加油，這樣情況就會變得特別困難與不愉快。
雖然課堂上的競爭是典型的，但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研究中發現，許多教師在課堂上都很願意嘗試更加合作性的教學手法。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發展了一個簡單的方法，使孩子們置身於一個互相依賴的學習小組裏。我們系統地對這些孩子與那些處於傳統競爭的課堂情景中的孩子在學習成績、是否愉快和互相喜愛方面進行了比較。我們稱這一方法為拼圖法，因為它很像玩拼圖玩具的工作原理。
舉個例子能說得更加明白。在開始實驗時，我們走進一所剛剛消除種族隔離學校的一個五年級教室。班上的孩子正在學習美國偉人的傳記，那一課碰巧是學習著名新聞記者約瑟夫．普利策的傳記。首先，我們組織了一篇由六個段落構成的約瑟夫．普利策的傳記：第一段描寫了約瑟夫．普利策的祖先及他們是怎樣來到這個國家的；第二段描寫了童年的約瑟夫．普利策的生活經歷；第三段描寫了青年約瑟夫．普利策所受的教育和他早年的工作；第四段描寫了中年的約瑟夫．普利策以及創辦自己的報紙的經歷，等等。約瑟夫．普利策一生的每個主要方面都單獨寫在一段裏。
我們油印了他的傳記並把每本傳記裁成六份，每份都是一個段落，分給六人學習組中的每個人。這樣，每個學習小組就有了約瑟夫．普利策的全部傳記，而每人卻只有故事的六分之一。就像拼圖遊戲那樣：每個孩子有一塊拼圖板，每個孩子都要依靠同組的其他孩子來拼成一個大圖形。為了學習約瑟夫．普利策，每個孩子都要掌握一段文章並要教給其他孩子。如果每個學生離開別人只靠自己是無法學會的。閱讀文章的時候，孩子們可以自由地同另一組相對應的人商量，即如果約翰尼有一段關於約瑟夫．普利策年輕時代的文章，他就可以同另一組裏有同一段文章的米利商量。他們可以互相學習，以便搞清約瑟夫．普利策一生中那一階段的重要特點是什麼。過一會兒，學生都回到自己的小組裏。告訴他們用一段時間互相交流知識，交流完還要對他們所學的知識進行測驗。
由於完全要靠自己，孩子們最終學會如何教授別人知識以及如何從他人那裏獲得知識。孩子們逐漸懂得，沒有同組的每個人的幫助他們都不能學好。每個成員都可做出自己獨有的、不可缺少的貢獻。假設你和我是同一組的孩子，你手中的是描寫約瑟夫．普利策年輕時代的那段文章，我手中的是描寫他老年時代的那段文章，了解約瑟夫．普利策年輕時代的唯一方法是傾聽你所說的話。對我來說，你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來源，而教師已不再是唯一來源了，甚至已不再是重要來源，因為實際上她並不在這個組裏。相反，組裏的每個孩子對我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仔細聽別人講，我就可以學得好；如果不這樣做，我就學不好。我不再因取悅老師而得到獎勵，也不會因此傷害你。這是一個全新的球類運動（需要彼此配合）。
但是，合作行為並不是都能立即發生。對孩子來說，一般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有效地運用這一方法。打破舊習慣很困難，我們實驗組的學生已習慣於在學校多年所形成的競爭。開頭幾天，大多數孩子都試圖去競爭即便競爭毫無用處。讓我用個實際例子解釋一下，這個例子是孩子對學習中的合作過程從不習慣到習慣的典型：在一個組裏有個墨西哥裔美國男孩，我們暫且稱他卡洛斯。卡洛斯的第二語言英語說得不大清楚。多年來，他已學會在班上保持沉默，因為過去他說話時別人經常嘲笑他。在此例中，他在給其他孩子講述自己那一段文章時遇到許多困難，他對此感到不愉快。他更喜歡傳統的方法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在我們所介紹的方法中，卡洛斯要被迫講話，而以前他在課堂上卻總是默默無聞，儘量不引人注意。但情況比這還要複雜甚至可以說老師和卡洛斯已達成默契，使卡洛斯可以平安地沉默。過去，老師偶爾叫過他，他結結巴巴、口齒不清而後陷入窘迫的沉默中，其他孩子就取笑他。於是，老師便不再叫他了。這一決定可能出自好意老師只是不想讓他丟臉。但老師忽視了他，從而把他排除在外，這暗示他不值得被提問至少班上其他孩子得出了這種印象他們認為老師不叫卡洛斯的原因是他很笨。的確，就連卡洛斯也可能產生這種想法。這就是在競爭過程中，種族隔離的消除是如何製造不平等接觸，導致種族間的更大仇恨以及使落後的少數民族成員喪失自尊這個動態過程的一部分。
讓我們回到六人小組的問題上。卡洛斯要敘述約瑟夫．普利策的年輕時代，這使他感到很困難。他結結巴巴、猶豫不定、坐立不安。組裏的其他孩子並不幫助他，他們已經習慣於競爭，因而繼續採取過去的習慣。他們知道在一個孩子結巴時，尤其是他們認為一個孩子很笨時，他們應該怎麼做：嘲弄他、羞辱他、譏諷他。在實驗裏，我們聽到瑪麗說：噢，你不知道，你是啞巴。你是笨蛋，你沒長腦子嗎！在實驗初期，這些小組只由一個研究助手鬆散地管理著，他要從一個小組走到另一個小組。當這事發生時，我們的助手前去干涉，他是這樣說的：好，如果你們願意，就這麼做吧。這對你們可能是很好玩的，但這並不能幫助你們學到約瑟夫．普利策的年輕時代。一個小時後就要進行考試。請注意研究助手干預後，事情發生了變化：瑪麗通過貶低卡洛斯不再能得到很多東西實際上，她卻丟掉了一個大目標。幾天後經過相似的實驗，卡洛斯小組的學生們才突然意識到，學到約瑟夫．普利策年輕時代的唯一方法是注意聽卡洛斯說話。此後，他們逐漸變成了相當好的交談者。當卡洛斯在講述中遇到困難時，他們不再貶低他或嘲弄他，而是提些啟發性的問題這種問題使卡洛斯更容易敘述他所知道的東西，卡洛斯也開始變得不拘束了。隨著精神的放鬆，他的敘述能力也有所提高。
兩三個星期後，其他孩子下結論說，卡洛斯並非像他們所想的那樣笨。他們開始看到他身上有以前從未看見過的東西，並開始喜歡他。卡洛斯也開始喜歡學校了，不再把同組的白人同學視為欺負人的人，而視為樂於關心人和幫助人的人。此外，由於他在班上感到更順心一些，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其學習成績也開始提高了。惡性循環已經扭轉過來，過去引起螺旋形下降的因素已經改變，現在開始螺旋地上升了。
一連幾年，我和學生在全國各地的課堂上多次重複了這個實驗，取得的效果明顯而一致。在互相依賴的拼圖課堂上的孩子，比在傳統課堂上的孩子變得更互相喜愛、更愛學校、自尊心更強。拼圖課堂上孩子間互相喜愛的增長超越了民族與種族界限。拼圖課堂裏的少數民族學生的考試成績比傳統課堂裏的高。
例如，在一個研究中，我與同事發現，少數民族的孩子在參加拼圖小組的兩個星期裏語文成績幾乎提高了整整一個等級，而且沒有影響其他孩子的成績。最後，教師也喜歡運用這一方法並認為它十分有效。許多同意用拼圖法來幫助我們實驗的教師在實驗結束後繼續使用這個方法。
最近幾項實驗表明，拼圖玩具方法對減少偏見的有效性不僅僅局限於兒童。多娜．德斯．弗格斯．福爾斯和她的同事做了這樣一個實驗，她們讓大學生與一個被介紹為從前是精神病患者的實驗助手交往。大學生們被誘導認為他會表現出怪異的行為。這次交往是學習情景的一部分。一部分學生同這個精神病患者在拼圖玩具組交往，另一部分學生同他在一個更傳統的學習環境中交往。實驗結果驚人：與傳統環境中的學生相比，拼圖玩具組的學生更快地拋棄了他們的刻板印象，他們更喜歡前精神病患者，也更喜歡與他交往，而且拼圖玩具組的學生對精神病患者的描述也更積極。
現象背後的機制
為什麼拼圖法能產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呢？一個原因就是，這種合作性方法將人們置於互惠的情境。也就是說，組內的每個成員都在通過與其他成員分享自己的知識幫助他人。你也許還記得，在第五章裏，我們探討了邁克．利普和唐娜．艾森施塔特的實驗。該實驗指出，幫助他人的人最終會逐漸對他們的幫助對象越來越喜愛。
薩姆爾．蓋特納及其同事在一項實驗中很好地闡述了一個完全不同卻相互補充的機制。他們發現，合作過程通過改變人們慣用的認知類型，減少了團體間的障礙。換言之，合作改變了人們將外集團成員區別於內集團成員的認知方式。此外，拼圖法鼓勵通情的發展。在本書的前面，我曾提到增長一個人的感情移入把自己置於另一位置的能力對於人類的交往、增加助人行為和減少攻擊行為都是有益的。在課堂上，特別在拼圖情境中，增加知識的最好方法是十分注意正在說話的孩子。例如：如果我和卡洛斯同在一個拼圖小組，我想學到他的東西，實際上我不僅要十分注意他，而且我還要跟上他的思路。這樣我才能針對他所提供的資訊提些適當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不僅學到了這一門課和瞭解了卡洛斯，而且還學會了以別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方法。
我的一位學生黛安內．布裏奇曼在一個有趣的實驗中，驗證了我的上述觀點。她給十歲的孩子（有一半孩子參加了八個星期的拼圖課堂）放映了許多動畫系列片，目的是測量孩子們的通情能力。例如，在一個動畫片的片段中，一個小男孩在機場上和父親告別時顯得很難過。在另一組鏡頭裏，一個郵遞員給了孩子一個包裹，孩子打開一看是一架玩具飛機他一下子就哭了。當布裏奇曼問孩子們為什麼這個小男孩哭了，幾乎所有孩子都告訴他：飛機讓小男孩想起了與父親分別的情景，這使他很難過。至此，沒有什麼讓人稀奇的。下面，就到了實驗的關鍵部分。然後布裏奇曼又問孩子們，送郵包的那個郵遞員在想些什麼？幾乎那個年齡的所有孩子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這個錯誤起因於他們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們認為自己知道的知識別人也知道。具體地說，他們錯誤地肯定郵遞員也認為那孩子傷心是由於禮物使他想起了父親的離去。然而，參加拼圖班的孩子們的反應卻不同，由於他們的拼圖經驗，他們能更好地體會郵遞員的觀點。他們知道郵遞員並不瞭解他們所瞭解的資訊，郵遞員不知道飛機場的情景。因此，參加拼圖班的孩子認為，郵遞員看到小孩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