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白人員警大叫道：嘿！小子，過來。我多少有些被激怒了，反駁他說：我不是小子。這時，他火冒三丈地衝了過來，橫在我面前，哼著鼻子挑釁道：你說什麼，小子。他迅速地搜遍我全身，問道：叫什麼，小子我惴惴不安地答道：我是波塞恩特博士，是個醫生。他很生氣，乾笑著挖苦說：我問你的名字，沒有問你的姓，小子。我遲疑了一下，他馬上擺出威脅的架式，攥起拳頭。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嘟囔道：阿爾文。白人員警繼續殘酷地對我進行心理施暴，吼道：阿爾文，下次我叫你，你就得馬上過來，聽清了嗎？聽見沒有！我嘀咕著。你聽見了嗎，小子？
在好萊塢電影中，主人公總是狠狠地回擊欺負他們的人，最終以勝利者的姿態結局。但在現實社會中，波塞恩特博士只能在羞愧難當中躲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遭受了心理上的閹割。這種無助感和無能感是受壓迫的結果，它勢必導致自童年時代培養起來的自尊心的損傷。許多年前，肯尼士和馬米．克拉克用實驗證明：黑人兒童（其中有一些年僅三歲）已經確信身為黑人不是件好事；他們拒絕黑娃娃玩具，認為白娃娃玩具更漂亮、更高級。這個實驗表明，所謂隔離而平等的教育機構，從來就是不平等的，因為對於少數民族兒童來說，隔離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由於有問題才被隔離開來的。的確，這個實驗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聯邦最高法院的決定（棕皮書第五號，教育理事會，一九五四）中得到了詳盡的闡述，該決定宣稱實行種族隔離學校違憲。
自尊心的損傷不只發生在黑人身上，也同樣影響其他一些被壓迫人群。在一個與克拉克夫婦實驗相似的研究中，菲力浦．戈德堡證明，婦女們接受的教育使她們普遍認為自己在智力上低於男子。在實驗中，戈德堡讓一些女大學生讀幾篇學術論文，並且讓她們從寫作能力和風格等方面對這些文章作出評價。其中一些學生看到的文章，署名是男性（如約翰．麥凱）；另一些學生看到同樣的文章，但署名卻是女性（如瓊．麥凱）。女學生們對男性所著的文章的評價高於女性所著的文章。換言之，這些婦女已經知道自己的位置；她們認為女性的作品必定比男性的差，就像黑人少年認為黑娃娃玩具不如白娃娃玩具一樣，這就是社會偏見的殘留物。
然而，世界在變化。克拉克夫婦實驗完成於四十年代；戈德堡的實驗完成於六十年代。從那時起，美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例如，公然表示偏見與歧視的赤裸裸行為明顯減少，保護性法令為婦女和少數民族打開了贏得更多機會的大門，媒體開始增加對從事富有權力和影響的工作的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曝光率。大家可以推測出，這些變化反映在他們自尊心的逐步提高。
例如，近幾年間，科學研究表明，非裔美國兒童對黑人娃娃的喜愛高於一九四七年的資料。此外，珍妮特．斯威姆及其同事指出，人們不再僅僅因為作者是女性就歧視她的文章。
雖然這一過程非常重要，令人鼓舞，但如果由此認為偏見與歧視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嚴重問題卻是錯誤的。即使公然展示的偏見越來越少，越來越隱蔽，偏見仍然使受害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每年我們都必須目睹數不勝數的因仇恨而致的案件、焚燒非裔美國人的教堂、形形色色因偏見所致的暴力事件，以及那些侮辱程度輕一些的行為比方說，在美國的大都市中，如果你是黑人，那麼在深夜就很難在路上攔到計程車。
什麼是偏見？它是怎樣產生的？如何能夠減少偏見呢？
刻板印象與偏見
社會科學家已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給偏見下了定義。從技術上講，偏見有積極與消極之分。我可能對現代藝術家產生抵觸的偏見，也可能對他們產生贊同的偏見。這就是說，在我被介紹給薩姆．斯米爾（別人告訴我，他是位現代藝術家）之前，就會表現出喜愛他或不喜愛他，同時我會期待在他身上發現某些特徵。因此，如果我把現代藝術家這一概念同女性化行為聯繫在一起，那麼，當薩姆．斯米爾像綠灣打包機隊的後衛球員一樣昂首闊步地走出門時，我會感到震驚和懷疑。如果我把現代藝術家這一概念同政治上的極端激進派聯繫在一起，那麼，當薩姆．斯米爾戴著羅奈爾得．雷根派的共和黨徽章時，我也會驚駭不已。
這一章中我不準備探討與贊同他人的偏見相關的情況，因此，我所使用的偏見的工作定義將只限於消極態度。偏見（prejudice）是對於根據錯誤或不完全的資訊概括而成的可辨識團體的敵對或負面的態度。例如：當我們說某個人對黑人有偏見時，我們是說他（或她）的行為會導向對黑人的敵意；他（或她）會認為，除了個別例外，黑人都相差無幾。他（或她）所認定的黑人的特徵或者完全不正確，或者只是個別的情況，而他卻認為整個黑人團體成員都是如此。
戈登．奧爾波特在其名著《偏見的本質》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對話：
x先生：猶太人的毛病就是他們只顧及自己的團體。
y先生：可根據福利基金會的記錄，從捐款人數與捐款數量的比例看卻表明他們比非猶太人更慷慨。
x先生：那正表明他們總是力圖用錢贏得別人的好感，用錢躋身於教會事業，除了錢他們什麼也不想，怪不得猶太銀行家這麼多。
y先生：但新近的研究表明銀行界中猶太人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比非猶太人所占的比例小多了。
x先生：正是這樣，他們不從事令人敬佩的業務，只幹點電影業或開夜總會之類的事。
這段話比一大套定義更能說明偏見的本質。實際上，帶有偏見的x先生是在說：不用勞煩你給我擺事實、講道理，我心意已定。他不去批駁y先生提出的資料，而是歪曲事實，為憎恨猶太人找出支持依據，或者不假思索地脫離這些事實，從新的方面發起攻擊。一個懷有很深偏見的人對與其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的資訊具有免疫力。著名的小奧利弗．溫德爾．霍爾蒙斯曾經說過，改變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就像讓陽光照入瞳孔瞳孔會本能地收縮起來。
有可靠理由假設，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存有偏見不管民族偏見、國家偏見、種族偏見，還是對同性戀的偏見、對某個居住區的偏見、或者對某種食物的偏見。就拿食物為例：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們是不吃昆蟲的。假設某人（如y先生）告訴你，毛毛蟲、蠼螋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精心烹製後鮮美可口。你會跑回家，炸上一大盤嗎？大概不會。像x先生一樣，你可能為你的偏見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昆蟲的樣子很難看。畢竟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們只吃漂亮的動物，例如龍蝦。
戈登．奧爾波特是在一九五四年寫的這本書。x先生和y先生之間的對話對於現在的讀者似乎有些遙遠。真有人會那樣考慮問題嗎？真有人頭腦簡單到相信那些有關猶太銀行家的老掉牙、漏洞百出的刻板印象嗎？可能不會。但是在奧爾波特的對話發生二十年後，類似的言論出現了。
說這話的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公民，而是美國軍界的最有權力的長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喬治．布朗將軍。在一次關於猶太人對國會山的影響的公開演說中，他說道：現在，猶太人的影響力已強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你們知道，他們擁有這個國家的銀行、控制這個國家的報紙。請看看猶太人的錢在什麼地方就一目了然了。
一九七七年，尼克森總統在水門事件中的錄音帶公開後，我們有幸聽到了尼克森和H．R．哈德曼的一段對話。其間，尼克森總統表達了類似的對猶太人的負面情緒。
對布朗將軍與尼克森總統所指的某群體的特徵或動機的概括稱作刻板化。刻板化（stereotype）是把同一個特徵歸屬於團體的每一個人，而不管團體成員中的實際差異。這樣，相信黑人天生就有節律感，相信猶太人貪財，那就會認為所有黑人都有節奏感，或者認為所有猶太人都在四處奔波、積蓄財產。人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學會將刻板印象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個對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進行的實驗中，研究者讓這些學生用以下這些特徵來評價他們的同班同學：聲望、領導能力、公正性等等。給來自上層社會家庭的學生每個單項的評價高於來自底層社會家庭的學生。少年似乎沒有能力根據個體差異評判他們的同班同學；相反，他們因為各自的家庭出身將自己刻板化了。
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刻板化並不一定是一種惡意的行為，它常常只是簡化我們對世界看法的一種方法，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過這種行為。當我們聽到像紐約計程車司機、義大利理髮師或中學啦啦隊隊長這樣的字眼時，大多數人的頭腦裏都會出現一個固定的形象。當基於經驗的刻板印象正確無誤時，就會成為我們認識外界複雜事物的一條適當的捷徑。
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蒙蔽了我們，使我們看不到群體中的個體差異，那它就是不適當的，並具有潛在的危險。
例如，我們國家的許多白人很容易將暴力行為與黑人聯繫在一起。這種刻板印象是如何將不平等和壓迫性的行為強加於黑人的呢？查理斯．邦德及其同事通過比較一家工作人員全是白人的精神病院對待黑人病人及白人病人的方式，闡述了這一問題。
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工作人員慣常使用兩種方法來對付病人的暴力事件：一、將病人隔離在休息室；二、給病人穿上緊身衣，然後給他服用鎮靜劑。翻看醫院在過去八十五天內的記錄，研究人員發現，第二種方式身體束縛加服用鎮靜劑，在黑人病人中使用的頻率幾乎四倍於白人病人，儘管黑人病人中的暴力事件的次數與白人病人相差無幾。此外，與白人病人相比，即使黑人病人在入院時被診斷為攻擊性更低，這種歧視性對待依舊會發生。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病人在醫院生活一個月後，工作人員對黑人病人和白人病人的態度逐漸平等起來，用第二種方式對待黑人病人的次數明顯下降。顯然，當黑人剛入院時，工作人員對黑人整體的偏見在起作用；隨著白人工作人員與某黑人病人之間熟悉程度的加深，對他的偏見行為逐漸減少。因而，這項研究表明，與增加種族之間的相互接觸相伴而生的相互熟悉有可能會減少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並為瞭解個體特點掃清道路。但是，我們在本章後面將會看到，種族接觸本身通常不足以摧毀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冥頑不化。
為了進一步闡述種族或民族的刻板印象隱伏的惡果，讓我們來看一看因犯罪入獄的少數民族成員的遭遇。當他們要求假釋，在判斷是否應該給予他們假釋時，他們的種族或民族狀態這些資訊的分量是否會凌駕於其他資訊之上，例如他們的生活環境或在獄中的良好表現。研究表明，這樣的認知偏見的確存在。蓋倫．博登豪森和羅伯特．韋耶讓大學生閱讀杜撰出來的要求假釋的罪犯的檔案，並要求他們利用檔案中所提供的資訊決定是否應該允許假釋。有時候，他們所犯的罪行與人們對罪犯的刻板印象吻合，如拉美人罪犯卡洛斯．拉米雷茲因犯有毆打罪，或者來自上層社會的白人罪犯阿什利．張伯倫犯有貪污罪。有時候，他們所犯的罪行與人們對罪犯的刻板印象相互矛盾。在前一種情況下，學生容易忽略其他相關資訊如他們在獄中的良好表現，且往往作出比較嚴厲的假釋建議。因而，當人們的行為與我們的刻板印象一致時，我們容易蒙蔽自己，而忽視那些提供了他們真實意圖的線索。相反，我們會假設，一定由於他們的自身原因，而非生活環境的因素，導致了他們的行為方式。
蓋倫．博登豪森和羅伯特．韋耶的被試人中有多少人挨過拉美人的打，又有多少人上過白種人的當（損失錢財）？就算有這種事，也是寥寥無幾，因為大多數刻板印象並非根據有效經驗來為偏見與殘酷辯解，而是根據道聽塗說、媒介宣傳或我們的臆想。
正如本書前面所探討的預言的自我實現現象，認為黑人或拉美人是愚蠢、危險的，有助於為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力或拒絕他們的假釋請求而辯解；認為婦女生來就應該做家務，有助於為男人當道的社會將婦女束縛於吸塵器上而辯解；認為來自底層的人們是渾渾噩噩、愚蠢、野蠻的，有助於為他們所做的低級勞動盡可能少付錢或為將他們逐出社區而辯解。在上述例子中，刻板印象確實是有害的。在九十年代早期，當克林頓總統試圖廢除同性戀者不能為軍隊服役的限制時，遭到了堅決的反對。人們調用了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一些軍界人士和政治家預測，如果允許這種人穿上制服，後果不堪設想，士氣將會頹喪。然而，事實給我們開了個宇宙級玩笑。其後幾年中，成千上萬名男女同性戀者在軍中默默地職守著愛國崗位，優秀地完成了工作任務，根本沒有惹任何麻煩。
我要趕緊補充一句，這些資料是在假象情境中大學生們自己給出的，所以不能說明假釋官員也會表現出同樣的行為。實際上，假釋官員很有可能比實驗中的被試人更有社會閱歷，更加老練。但是，實驗確實說明了某些問題。也就是說，即使是富有聰明才智及良好意願的人們也存有認知偏見；除非我們非常警惕，任何人都有可能犯同樣的錯誤。
就其本質而言，刻板印象的性質並不一定都是侮辱性的。但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即使刻板印象是中性的或是正面的，對於刻板印象的對象來說也是有害的。比如說，認為雄心勃勃是猶太人的特點，天然節奏感是黑人的特點，藝術家氣質是同性戀的特點，這雖然不一定是消極的，但僅僅因為它剝奪了個體應具有個性特點（不管它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的權利，所以這種概括實際上是有害的。
此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刻板印象是有害的；它所產生的危害是直接的，能夠不斷地打擊目標群體。讓我們來看一個特殊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在非裔美國學生的教育福利方面，克勞德．斯蒂爾觀察到一個煩人的爭端。簡單說來，在大學生中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的考試成績之間存在差距；此外，黑人學生的輟學率幾乎是白人學生的兩倍。雖然有許多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但斯蒂爾認為這些原因沒有切中要害；它們不足以解釋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在充分準備的前提下（與早先的考試成績相比）取得的考試成績之間的差距與他們在沒有準備的前提下取得的考試成績之間的差距一樣大的現象。換言之，必定存在某種原因能夠解釋是什麼妨礙了那些智力超群、準備充分的黑人學生在考試中的表現和具有相同能力、準備同樣充分的白人學生一樣出色。
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克勞德．斯蒂爾和約書亞．阿倫森推理到，影響黑人學生表現的主要因素是（在高度評價性教育範疇內）黑人學生對證實人們對黑人智力水準低下負面的刻板印象懷有恐懼心理。斯蒂爾和阿倫森將其稱為刻板印象的威脅（stereotype threat）。他們推理到，正是這種恐懼心理帶來的額外負擔干擾了學生在評價類項目（如測試）中的表現水準。在一項著名實驗中，斯蒂爾和阿倫森讓斯坦福大學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分別進行了一項較有難度的辭彙測試（GRE，研究生入學測試）。讓其中半數學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是考察他們的智力；讓另外半數學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只是測試他們的辭彙能力，而與他們的智力水準無關。
結果十分明顯：無論測試目的是否會被用作診斷智力水準的指標，白人學生在測試中的表現都一樣好。相信測試目的與診斷智力水準無關的黑人學生表現得與白人學生一樣好；相比之下，相信測試目的與診斷智力水準有關的黑人學生表現得比白人學生差很多。
這就是刻板印象的威力。
刻板印象與歸因
刻板化是歸因現象的特殊情況。正如第四章中所述，當事件發生時，人們總是試圖找出事件發生的原因。確切地說，當某人完成了某一行為，旁觀者會對行為的產生原因作出推測。例如：如果你最喜歡的橄欖球隊裏的邊鋒失去了一個很好的傳球，你會產生許多種可能的解釋：也許陽光太刺眼；也許他在擔心孩子的病而注意力分散；也許他是故意丟球，因為他買彩票時下注在對方球隊；也許他聽到後面有人跟上來而心慌意亂；也許他本來就球技平平。注意，上面各條有關邊鋒失誤原因的解釋會導致一個很不相同的結果。如果他是為孩子的病擔心而不是在買彩票時下注在對方球隊身上，那我們對他的看法就會不同。
這種探索別人行為原因的需要，是人類超越已有資訊的一種傾向，它常常是有用的。例如：設想你剛剛搬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沒有朋友，倍感孤獨。這時傳來了敲門聲，原來是鄰居喬。他握住你的手，表示歡迎你來做鄰居。你請他進來，他坐了大約二十分鐘。你們談得很投機。想到有可能結識一個新朋友，你感到非常愜意。當他起身離開時，他開口說道：噢，對了，如果你需要買保險的話，我恰好是幹這行兒的，很樂意效勞。接著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到底是個恰好推銷保險的朋友，還是偽裝成朋友想達到推銷保險的目的呢？瞭解這些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必須決定是否和他繼續來往。再重複一遍，在進行歸因時，人們必須超越已獲資訊。我們不知道邊鋒為什麼失球；我們不知道喬善意舉動的動機。我們在猜測。因此，我們對事物的因果解釋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
在不明確的情景中，人們的歸因往往與其信仰和偏見保持一致。湯瑪斯．佩蒂．格魯將其稱為最後歸因錯誤（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如果頑固先生看見一個衣冠楚楚的盎格魯薩克遜白人基督徒在星期三下午三點坐在公園椅子上曬太陽，他不會介意。可是如果是一個衣著整齊的黑人這樣做，他很容易匆忙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失業了。同時，頑固先生會很生氣，因為他認為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納了稅，最後作為福利補助，讓這個懶惰的廢物點心去買好衣服了。如果頑固先生路過一位白人的家，看見垃圾箱被弄翻了，垃圾撒了滿地，頑固先生會推論出可能有條野狗剛在這裏覓食。如果他路過一個黑人的家並看到同樣的情景，他就會很生氣，並且斷言說：這些人過得跟豬一樣。偏見不僅影響他的歸因和結論，而且他的錯誤結論又為其負面感情進行了辯解並使之得以強化。因而，整個歸因過程呈螺旋式上升，即偏見引起了某種特定的負面歸因或刻板印象，而這種負面歸因或刻板印象又反過來加強了偏見。
性別的刻板印象
對刻板印象特別有趣的展示發生在人們對性別差異的看法上。凱．杜克斯及其同事發現，世界各地的婦女都被認為更應該擔任哺育者的角色，而且婦女都被認為沒有男子果斷。很可能這種認識完全與角色扮演相關即，傳統的婦女扮演的是家庭主婦的角色，因而更容易被看成哺育者。在連續體的另一端，進化的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女性行為和男性行為只存在於那些兩種性別面臨不同適應問題的領域。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看來，有強有力的生物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婦女在進化過程中比男性更容易扮演哺育者的角色。例如，由於解剖學的原因，在我們的祖先中女性一直就是嬰兒的早期照料者；那些不被女性照料的嬰兒存活率較低。
雖然無法證實與男性相比，照料嬰兒更有可能是女性的基因特性，但事實表明，文化上的刻板印象在真實生活中俯拾即是。愛麗絲．伊格雷、溫蒂．伍德和珍妮特．斯威姆表明，與男性相比，女性傾向於展示那些被人們描繪成更具社交敏感性、更友善、更關心他人的行為，而男性傾向於展示那些被人們描繪成更有支配性、更具控制力、更獨立的行為。勿庸置疑，男性與女性的性格特點存在許多交叉之處；我們大家身邊既有具有社交敏感性的男性，也有不具有社交敏感性的女性。無論刻板印象背後的現實是社會性的還是生理性的，對女性或男性應用刻板印象剝奪了個體被視為具有個體特質和能力的人的權利。
勿庸置疑，性別刻板印象確實經常脫離實際情況，因而特別有害。例如，在雪麗．費爾德曼、薩默斯和薩拉．基斯勒於一九七四年進行的一項實驗中，當男大學生遇到一位成功的女醫生時，他們認為她的能力低於成功的男醫生。凱杜克斯和蒂姆．埃姆斯．懷勒在類似實驗中發現，如果性別刻板印象的作用足以強大，遭受刻板印象的群體中的成員也很容易接納它。具體說來，研究者告訴男女學生，某同學很好地完成了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並要求他們解釋其成功的原因。如果是個男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他的成功歸於他的能力；但如果是個女學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她的成功歸結於她的運氣。
雖然這是個二十五年前的實驗，自那時起，美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否會影響人們對婦女所持的刻板印象呢？是的，但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多。在一九九六年，珍妮特．斯威姆和勞倫斯．桑那對個關於這方面課題的最新實驗進行了認真分析。他們發現，雖然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沒有擴大，但他們與從前驚人的一致：如果男性在某項工作中獲得成功，旁觀者容易將其成功歸因於他的能力；如果女性在同一工作中獲得成功，旁觀者容易將其成功歸因於她的勤奮。如果男性未能完成某項工作，旁觀者容易將其失敗歸因於他的霉運或努力不夠；如果女性未能完成同一工作，旁觀者容易將其失敗歸因於她的能力。
研究還顯示，年輕女孩容易低估自身的能力。約翰．尼古拉斯發現，四年級的男孩將自己在一項難度很大的智力任務中的成功歸因於他們的能力，四年級的女孩往往貶低她們的成功表現。此外，這項實驗顯示，男孩學會通過將自身的失敗歸因於霉運來保護自尊心，而女孩總是更多在自己身上尋找失敗的原因。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黛博拉．斯蒂派克和海蒂．格拉林斯基發現，女孩貶低自己能力的傾向在傳統上由男性把持的領域中（如數學）更有普遍性。具體說來，斯蒂派克和格拉林斯基發現，初中女生將自己在數學課上的成功歸因於運氣，而男孩將自己在數學課上的成功歸因於能力。另外，在獲得數學測試的成功後，女孩的自豪感要低於男生。
女孩的這種自我貶低的認識從何而來呢？總的說來，她們肯定受到了社會的普遍態度的影響。但是，對她們影響最深的人是那些在她們幼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她的父母的態度。在一項研究中，賈尼斯．雅各和賈桂琳．埃克爾斯探索了母親的性別刻板印象對自己十一歲和十二歲的兒女的能力認識的影響。雅各和埃克爾斯進一步研究了母親的這種認識對於孩子們對自身能力認識的影響。持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母親認為，她們的女兒的數學能力低一些，而兒子的數學能力要高一些。這些認識反過來影響著孩子們的認識。持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母親的女兒們也認為自己沒有多少數學天分。不持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母親的女兒們沒有這種自我貶低的認識。
自我歸因的現象存在許多有趣的後果。假設一個男網球運動員以二：六輸掉了第一個發球局。他會怎麼總結呢？他可能會認為自己沒有盡力，或是運氣不好。總而言之，他的對手神奇般地連續得分。假設一位女網球運動員失去了第一局比賽，她會怎樣總結呢？根據尼克爾斯的資料，她可能認為自己的球技不如對手精湛，說到底，她的確是以二：六輸掉了這局比賽。這裏有趣的現象是：運動員對自己在第一局中失利的歸因會部分影響他們在後面幾局的成功表現。也就是說，男運動員會更加努力，後來居上，在後兩局中勝出，從而贏得整個比賽。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在對這種現象進行的系統調查中，研究者調查了一萬九千三百場網球比賽的結果。在這些比賽中，當運動員在第一局失利後，男運動員比女運動員更有可能重整旗鼓，拿下第二局和第三局。女運動員更有可能連落三局，失掉比賽。這種現象在職業網球運動員中同樣存在雖然他們認為自己球藝精湛、富有實力。
馬林．特納和安東尼．普拉特．肯尼斯通過揭示女性求職過程中產生的負面自我歸因有可能妨礙她們的實際表現，將這一概念向前推動了一步。具體說來，特納和普拉特．肯尼斯帶著濃厚的興趣，研究了對婦女的保護性行動計劃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良的副作用。大家知道，這種保護性行動計劃旨在使那些曾經在求職中被人忽視的富有才華的女性受益。不幸的是，這種計劃本身也有不周之處：某些這樣的計劃無意中給富有才幹的女性打上了烙印，因為它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即她們的入選並非是由於其才幹，而是由於其性別。它對婦女的影響又是怎樣呢？在一項嚴格控制的實驗中，特納和普拉特．肯尼斯讓一些婦女相信她們是因為性別原因才入選某項工作的，而讓另一些婦女參加一個測試，並告訴她們測試成績將被作為選拔標準。那些被告知是由於性別原因（而非測試成績）而被選拔的婦女往往貶低她們自己的能力。此外，他們往往幹出一些自我妨礙的行為；具體說來，當她們所從事的工作需要十分努力時，認為自己是因為性別原因而被選拔的婦女工作起來，不如那些認為自己因為富有才幹而被選拔的婦女。
譴責受害者
讓從未體驗過偏見的人們充分理解作為偏見對象的感受有時是十分困難的。對於處於支配群體並相對具有安全感的人們來說，通情並不是呼之既來的。雖然他們可能產生同情之心，並希望目睹的一切不是真的，但自我正確的意識的痕跡常常會潛入他們的態度，使他們容易將罪名歸因於受害者。這種情形總是以罪有應得的形式出現。例如，如果猶太人在歷史上一直遭受迫害，那說明他們一定是做了某種錯事。如果她遭到強暴，那說明她一定有過煽情的舉止。如果非裔美國人、拉美人、美國印第安人、同性戀者不想惹麻煩，為什麼不（遠離報紙的頭條新聞、閉上嘴巴、不要去那些不受歡迎的地方等等）。這種建議包含著一項指令，它要求偏見的對象遵守那些比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還要嚴厲的規則。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因為受害人遭受不幸而譴責受害人（即將受害人的困境歸因於他們的性格特點與無能）的傾向往往是被一種希望看到世界是公正的動機所驅使。正如梅爾文．勒納及其同事指出的，人們容易用個體的性格特點來解釋那些否則無法解釋的不公平事件。例如，如果兩個人在同一項工作中同樣努力，而僅僅通過擲鋼嘣兒，一個人得到了一筆豐厚的獎金，而另一個人卻兩手空空，那麼旁觀者很容易將其原因解釋為那個倒楣的人工作不如另一個人努力。同樣，對待窮人的負面態度包括指責他們要為自己的苦難負責在相信世界相對公平的個體當中十分普遍。顯然，如果我們看到自己生活在一個人們無緣無故地被剝奪掉他們的應得（同工同酬）或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世界上，我們將會感到恐懼。出於同樣的理由，如果萬猶太人無緣無故地遭到殺戮，和讓自己相信他們做了錯事才遭此報應相比，後者會讓人心裏好受一些。
巴魯什．菲什霍夫對於後見之明（我們在第一章及第四章中分別探討了這個問題）的研究能夠進一步加深人們對譴責受害人現象的理解。你可能還記得，研究顯示大多數人都是絕佳的預言家：當我們得知某事的結果時，圍繞這件事的複雜的形勢一下子變得一目了然；似乎我們從來就對此瞭若指掌，如果要我們預測結果，我們肯定是不費吹灰之力。但這只是一個幻覺。
*敏銳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這是關於人們所具有的貶低其傷害對象傾向的一個溫和一些的例子。我們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看到，當一個人傷害另一個人時，攻擊者往往會先通過將攻擊對象非人化來貶低受害者，然後再攻擊他。而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一個人看到另一個人遭到誤解，他或她就會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
在一系列有趣的實驗中，龍尼．雅諾夫、布林曼及其同事發現，後見之明的力量增加了被試人對強姦受害者對其不幸應負有責任的認識。研究者讓被試人閱讀兩份曾在大學課堂上相識的一對男女的約會記錄。這兩份記錄除了結尾一句不同，其餘內容完全相同。其中半數被試人看到的結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強姦了我。而另外半數被試人看到的結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把我帶回了家。在要求被試人忽略約會的真實結果後，研究者要求被試人預測幾種可能的結局的概率，包括他們所看到的記錄。儘管在這兩個版本的故事中，導致結果的事件完全相同，讀到強姦結尾的被試人比讀到回家結尾的被試人更有可能預測強姦會發生。此外，讀到強姦結尾的被試人容易將強姦歸罪於婦女的舉止如讓男人吻她。
這些發現的意義還存在爭議。為了理解和感受受害人的境遇，我們必須能夠從受害人的角度來重建導致他受害的事件。請不要忘記，受害人並不像我們一樣能利用後見之明來指導他們的行為。
偏見與科學
科學家受到的訓練使他們可以客觀、公正地認識事物。但即使是科學家，也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十九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的路易士．阿加西斯曾提出，上帝是把黑人與白人作為不同的物種造出來的。與此相似，一九二五年英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數學家卡爾．皮爾遜總結自己關於民族差異的研究時說：一般說來，不論男女，猶太移民的腦力和體力都比當地居民（不列顛人）低劣。在此基礎上，皮爾遜提出，不許東歐猶太人移居到大不列顛。
許多當代科學家會要求獲得比阿加西斯和皮爾遜更多的確鑿證據。例如，大多數心理學家都足以成熟到懂得如何正確看待標準的智商測驗。他們認為它是一種偏見的工具，在無意之中偏向白人和中產階級城市居民，因為對於測驗中所用的特定術語和辭彙陳述的問題，城市的孩子比在農村或少數民族聚居區長大的孩子要熟悉的多。因此，在我們作出黑人、拉美人或鄉村居民智商測驗成績不好是由於愚笨這一結論前，必須知道智商測驗是否沒有受到文化背景的干擾。
但是科學家的成熟並不能保證他們沒有偏見。在偏見社會中，善意的人們落入的陷阱可能是十分微妙的。讓我舉一個親身體驗過的大男子主義的例子。在此書第一次付梓時，我在討論個體在說服力方面的差異問題時講到，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被說服。這一結論是根據五十年代晚期歐文．賈尼斯和彼得．菲爾德所做的實驗。然而，對這項實驗的嚴格審查卻發現，它無意中對女性持有的偏見正如智商測驗對鄉村居民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居民的偏見一樣。在他們的實驗中，勸導的題目包括民防系統（尤指防核毀滅的）、癌症研究、馮興登堡元帥等等。對於這些題目，由於文化背景的原故，男子和男孩比婦女和女孩表現出更大的興趣。與現在相比，這種情況在五十年代尤為甚之。因此，這個實驗結果僅僅說明人們在不關心或不熟悉的問題上更容易被勸導。的確，這些推測已被弗蘭克．西斯．特魯克和約翰．麥克．大衛斯新近做的一系列實驗所證實。在這個研究中，他們運用的題目十分廣泛，有些是男子更感興趣的，另一些更適合婦女的傳統興趣和專長。結果很清楚，婦女們在男性更有興趣的問題上更容易被勸導；而男子則在婦女更有興趣的問題上更容易被勸導。當然，女性和男性在養育過程中對某些問題不感興趣的事實，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不幸後果。
一九七○年，我寫此書第一版時，沒有意識到賈尼斯和菲爾德的實驗存在缺陷。後來，一個朋友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很禮貌但很堅定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她既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又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從這個事例中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生活在一個偏見比比皆是的社會中，我們會經常不加批判地接受這些偏見。我們很容易相信婦女易於受騙，因為整個社會都持有這樣的刻板印象。可見，我們很容易不加批判地對待作為論據的科學資料，而且往往在還沒有意識到這點時，就把它用來作為自己偏見的科學依據了。
偏見的微妙效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了種族主義者和大男子主義者的社會。這一事實將對主流群體與女性和少數民族成員的行為產生微妙但重大的影響。大量的這種行為是在無意識狀態下發生的。卡爾．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訓練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對求職者進行面試。他們的觀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面試黑人求職者時與面試白人求職者時存在的巨大差異：與面試對象為白人相比，當求職者為黑人時，考察者無意中坐得與求職者稍微遠一些，談話中語誤出現得更多，面試時間縮短二十五％。在第二個實驗中，沃德及其同事訓練他們的考察者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上一次面試中的白人求職者或黑人求職者。研究者對作為面試人的學生錄了像。獨立觀察者判定，那些被以對待黑人求職者的方式所對待的求職者比以對待白人求職者方式對待的求職者顯得更緊張、效果更差。這項實驗的結果使我們對下述現象產生了強烈質疑：當婦女或少數民族成員被男性白人面試時，他們的表現不好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行，而是因為面試人在自己也不察覺的情況下，採取的行為方式使求職者感到不自在。
即使我們從未發現自己處於上述的求職者的位置，我們每天都會與他人交往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無論年輕人還是老年人，無論黑人還是白人，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拉美人等等。我們對他人的認識常常影響我們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首先按照自己的想像，來看待他人的特點與行為。我在其他章節裏曾把這種現象稱為預言的自我實現。例如，假設我和你素昧平生，但我們的一位共同認識的人告誡我，你是一個冷酷、孤僻、沉默寡言的人，當我們見面時，我很可能也保持與你的距離，並採取冷漠、孤僻的方式對待你。而在實際生活當中，你是一個熱情開朗的人。可是我的行為沒有給你一個顯示你本來性格的機會。作為對我的行為的對應，你也很可能保持與我的距離，這樣，我對你的先入之見（你不是個熱情友好的人）就得到了證實。
這只是眾多觀念創造現實情景中的一例。當我們持有錯誤的觀念或對他人持有偏見時，我們對他人的反應往往會使他人的行為方式最終驗證了我們的錯誤判斷。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默頓寫到，這種預言的自我實現創造了謬誤的王國，並使之長生不息。如果人們把女性視為被動和依賴的代名詞，或者把黑人視為懶惰和愚蠢的代名詞，他們就可能這樣對待女性和黑人，並在無意間創造出與這些刻板印象相聯的行為或特徵。瞧，他們會對自己說，我對這些的看法始終是正確的。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對其他群體的成員持有頑固的刻板印象。我們常常只是暫時收納各種各樣的社會觀念，然後再對它們的正確性進行判斷。我們經常利用社會交往的形式來檢驗對他人的推測是否正確。但在我們檢驗推測的戰略中存有內在缺陷。也就是說，我們檢驗對他人的假設時所應用的戰略能夠產生證實性的證據，即使假設本身有誤時也是如此。還記得（第四章中）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的實驗嗎？在這些實驗中，當要求個體檢驗關於某人性格外向的假設時，研究者使用了外向性的問題（如，如果你想活躍晚會氣氛，你會做些什麼呢？）；當要求個體檢驗關於某人性格內向的假設時，研究者使用了內向性的問題（如，什麼因素使你難以向別人敞開心扉？）。斯奈德和斯旺發現，問題的性質有助於決定問題的答案。也就是說，既不外向也不內向的人在回答第一類問題時顯得外向，而在回答第二類問題時顯得內向。
概括起來，上述研究的結果幫助人們理解了刻板印象難以改變的原因。當我們對他人持有某種看法時，預言的自我實現使我們創造了一個與我們的預期一致的社會現實。即使我們的思想開放到能夠檢驗我們的觀念的正確性時，我們往往仍會不自覺地應用證實我們刻板印象的正確性的檢測方法，甚至在我們的觀念錯誤的時候也如此。
儘管許多有正義感的人盡力做到思想開放，但他們仍然不能與微妙的偏見絕緣。許多研究人員認為，過去美國白人那種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基本上已被間接形式所取代，但這種方式或許更加有害。今天，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沒有偏見，即使他們可能會繼續以隱蔽的方式歧視少數民族成員。
我所描述的這種微妙的種族主義正是大衛．弗雷和薩姆爾．蓋特納在研究白人對黑人的幫助行為時所發現的。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只有當受到幫助的黑人顯示他自己也盡了很大的努力時，白人被試人願意幫助黑人學生的程度才與願意幫助白人學生的程度一樣。但當他們認為黑人學生在工作中缺乏努力時，被試人更容易拒絕黑人學生而不是白人學生。這些發現揭示，當人們很容易為自己找到開脫的理由時，微妙的種族主義就很容易冒頭：如果拒絕幫助一個難以在其所處的環境中獲取幫助的少數民族成員，人們很難為自己開脫，使自己看上去不像個老頑固。但如果人們可以為不施援手而找到更好的理由時，如當需要幫助的人是個懶漢，人們將會繼續以偏見的方式行事，而裝扮成沒有偏見的樣子。
在一個相關實驗中，派特裏夏．迪瓦恩指出，我們大家都已經意識到那些與少數民族相關的普遍的刻板印象。當懷有偏見的人遇到少數民族成員時，這些普遍的刻板印象就會闖入他們的腦海，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待人的方式。迪瓦恩發現，在正常情形中，相對沒有偏見的人們能夠有意識地提醒自己以謹防刻板印象闖入我們的腦海並影響我們的觀念和行為。但她還發現，在特殊情形下（有意識的控制處於最低點），甚至那些相對沒有偏見的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滑向偏見一方，最終按照普遍的刻板印象思考或行事。
微妙的男性至上主義者與性別角色的社會化
偏見的微妙形式同樣指向女性。達里爾和桑德拉．貝姆夫婦認為，社會對婦女的偏見是未意識到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範例。也就是說，人們盲目地接受了一套信仰，卻並未意識到它，因為人們甚至無法想像世上還存在著其他觀念。在我們的文化形態裏，很難想像讓一個婦女去當卡車司機或看守，而讓她的丈夫呆在家裏看孩子、補襪子、收拾屋子。倘若確有其事，很多人就會認為這種夫婦不太正常。為什麼？因為這種安排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並不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就像魚不知道它生活在水中一樣，人們還不曾意識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存在，由於這種意識形態實在是太普遍了，因而人們甚至不可能設想世界上還存在著其他觀念。
回憶一下第一章的例子，小瑪麗在九歲生日時得到了一套過家家玩具（包括灶具）的生日禮物。這時她九歲，已經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在廚房，並受到這種觀念的制約。這種制約是如此徹底，甚至連她父親也相信家庭主婦在本源上是遺傳的。這並不只是一個幻想。正像我們提到過的，甚至幼兒讀的第一本小人書也容易傳播這些角色的刻板印象。的確，魯斯．哈特利的研究表明，孩子在五歲時已清楚地知道了男性和女性的適當行為定義是什麼。這種未意識到的意識形態可能對社會有重大的影響。例如，瓊．李普曼．布盧門報告過，大多數婦女在幼年時就形成了對自身性別角色的傳統觀念（即婦女的位置是在家裏，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而那些持有平等的性別角色觀念的女性則表現出更強烈的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傾向。
時下婦女自我意識的提高對婦女是大有裨益的。依據李普曼．布盧門的發現，我推測隨著性別角色刻板形象的日益瓦解，尋求高等教育的婦女人數將會增長。實際上，一九八○年，公立大學校園裏女生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男生。這一趨勢持續到九十年代中期。對參加職業訓練的人數的統計表明，雖然男性在那些一直為男性把持的行業裏的人數仍然超過女性，但在諸如心理學等性別要求比較中立的領域裏，女研究生的數量居多。還應該提一下，婦女自我意識的提高令男性同樣受益，因為婦女的興趣擴大了、工作的類型擴大了，男子的角色規定也變得不那麼苛刻了。
讓我將這個例子擴展開來說。近年來，我們這個社會已越來越認識到對性別的歧視和刻板化是不同性別角色的結果。性別角色的觀念就是所扮演的角色要適合於性別特點，這對於理解社會給男子和婦女的壓力是很有用的。按照傳統觀點，人們期待男子成為能養家糊口的人、創造者和攻擊者，任何時候都不暴露他們的脆弱情感和弱點。按照傳統觀念，女性則往往與較低的自尊、高度焦慮和較低的社會接受程度相關聯。正如前面所述，人們認為女性更溫和、更敏感、語言能力更強，但是競爭力較低且優柔寡斷。女性的角色一直集中在家庭、孩子和婚姻上，在獲得更高地位或更廣泛地選擇職業時則受到限制。
這種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存在著嚴重的後果。在一項有趣的實驗中，娜特莉．波特和弗洛倫斯．蓋斯發現，與男性同事相比，甚至連女研究生都沒有因其智力上的領導能力而受到多少肯定。在實驗中，給大學生看一幅一群男子或一群女子圍坐在桌邊的照片。研究者向大學生解釋說，這是一群研究生討論研究課題的照片。然後，研究者讓大學生們猜測誰對小組的貢獻最多。被試人具有非常強烈的傾向，選擇坐在桌首的人作為對小組貢獻最多的人。在另一種情況下，研究者給大學生看一幅男男女女（兩個男子和三個女子）圍坐在桌邊的照片。當其中一位男子坐在桌首時，大多數被試人都指認他是貢獻最多的人；當其中一位女子坐在桌首時，沒有一位被試人指認她是貢獻最多的人。實際上，照片中的每位男子收到的選票都比三位女子收到的選票之和還要多。在實驗中，被試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研究者獲得的實驗結果都極為相近，因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釋未意識到的意識形態的絕妙範例；此外，實驗中的女性與男性一樣，很少選擇女性作為貢獻最多的人。
波特和蓋斯的實驗指出，對女性懷有偏見的人並不全是男性；在婦女中間，對女性懷有偏見行為遠比我們所知的要更普遍。此外，羅伯特．S．巴倫、瑪麗．伯吉斯與D．F．考發現，女性對女性的性別偏見往往不易察覺。他們在實驗中請男性和女性被試人看幅刻畫了某人以蔑視女性的態度對待女性的插圖。當以蔑視女性的態度對待女性的人為女性時，男性與女性將其行為視為蔑視女性的可能性較小。而且，同以蔑視女性的態度對待女性的人為男性時相比，將這種行為視為不太極端、不太激烈。
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使我們把男性、女性的角色看做是固定的、有限的。該領域的研究者發現，這種傳統的標籤化方法同充實豐富的成長過程是對立的。例如，桑德拉．貝姆提倡人們用雙性化來減少性別角色的刻板化。根據她的理論，應該鼓勵男性與女性成為既能幹又善於表達、既果斷又柔順，既具有男性特點又具有女性特點究竟採取什麼行為，取決於行為與其所處的情境是否匹配。舉例說來，無論是男性或女性，要求加薪時，果斷自信的態度比較合適，而唯唯諾諾或羞羞答答的行為則不會讓你達到目的；然而，在爭論後尋求和解時，柔順態度是比較合適的。武斷只會增加局勢的緊張。
通向男女平等的道路充滿坎坷。像少數民族成員一樣，婦女的行為如果符合低下、被動、無獨立性、神經過敏的傳統文化觀點便受到鼓勵。結果就會導致預言的自我實現：如果一個婦女用與社會公認的標準不同的觀點評價自己，那她不可避免地會感到不舒服，因為她的行為與她自童年時期形成的自我觀念不相符。
例如：像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樣，如果一個卡車司機和家庭主婦調換一下位置，顯然會產生許多不協調，特別是當他們與同伴相互交往時更是如此。這樣，一個社會所習慣的刻板形象便會以這種方式長期存在。如果一個婦女試圖通過變得果斷或找一個非傳統的工作來擺脫她固定的性別角色，那她就面臨失去友誼的危險，甚至會挑起他人的偏見情緒。相應而言，如果個人需要從善如流，那麼跳出規定角色的情況是很少發生的。
然而，有理由認為，現在人們對適當的男性和女性行為的認識也越來越靈活。琳達．傑克遜與湯瑪斯．卡什發現，被人描述成雙性人的男性和女性比一直恪守傳統性別角色的男性和女性更令人喜愛，也更適應環境。但蹊蹺之處是：如果女性以人們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採取的方式行事時，她們受人喜愛的程度最低。同樣，如果男性以人們刻板印象中只有女性才採取的方式行事時，會被認為比以人們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採取的方式行事的女性更令人難以接受。得出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人們只要在性別交叉行為與其原本性別中被視為適宜的行為之間小心地達成平衡，就能夠被人接納。回到我們的例子上來，當個女卡車司機的想法可能不會令多少人驚訝，如果她同時還是一位超級廚師、女裁縫或業餘芭蕾舞演員。同樣，選擇待在家裏看孩子的男性也可能贏得社會更多的肯定，如果他同時還是個王牌捕魚手或靈巧的機械工。
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存在許多後果。從六十年代晚期至七十年代早期，瑪蒂納．霍納所做的一系列實驗表明，婦女實際上可能懼怕成功，特別是當成功不符合其角色的期望時。她在研究中要求女大學生，以安妮發現自己是醫學院裏的尖子生為題描寫一段故事。學生們都喜歡把安妮的前途描寫為不幸的，把安妮的特點描寫為或者極力縮小自己的成就，或者由於成功反而得到惡果。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證明，當男性在非傳統場合取得成功時，這種現象同樣存在。具體說來，當男性被告知約翰是護校裏的尖子生時，他們所估計的負面後果比被告知安妮是醫學院裏的尖子生的女性所估計的負面後果還要多。因而，懼怕成功現象與勸導能力現象十分類似；男性與女性都呈現出這種效果的行為症狀；而何時出現或以何種方式出現則取決於不同的情況。
我認為在這裏，可以學到兩個重要經驗。
其一，雖然男女的行為之間存在差異，但許多差異可以追溯到兩性所處的不同的環境。也就是說，最初女性似乎更容易被說服或者更懼怕成功，因為人們是以男性的遊戲規則來評價她們的。你瞧！當人們以女性的遊戲規則來評價男性時，男性似乎也顯得更容易被說服或者更懼怕成功等等。此外，甚至當男性與女性的行為完全相同時，評價他們的標準往往也不盡相同。例如，正如前面所述，當女性獲得成功時，人們通常將其成功歸因於勤奮或運氣；而男性獲得成功時，人們通常將其成功歸因於才幹。因而，在匆忙得出某一性別在任何領域都遜於另一個性別的結論前，我們必須仔細考察行為發生的背景情況，以及在評價男性和女性行為時，是否引入了雙重標準。請記住阿倫森的第一法則：幹蠢事的人不一定都是蠢人。同樣，做劣等事的人不一定都是劣等人。
其二，必須意識到所有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男孩、女孩；無論是黑人、拉美人，還是白人、亞洲人；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是同性戀者，還是異性戀者，都是束縛著我們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如果遺漏了某些角色比其他角色更有限制性、更虛弱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將是幼稚的。然而，如果疏忽了群體掙斷偏見枷鎖的力量間接地使我們獲益這一事實，也將是愚蠢的。隨著我們學會接受他人超出角色範疇的行為，我們自己超出角色範疇的行為也會逐漸被人接受。最終，我們會更加自由地發揮自身作為人的潛力。
偏見與媒體媒體
在維護偏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時候，報紙往往會刊登非白種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種族情況。但如果犯事的人碰巧是個白人，報紙卻從不提及他的種族情況。這無疑會勾畫一幅扭曲的圖畫，使非白人犯罪的數量受到了歪曲。在比爾．柯斯比和邁克爾．喬丹推開了這扇大門前，人們很少會在電視上或廣告中看到一張黑臉，而他所扮演的角色擺脫了刻板印象的窠臼。幾年前，當非裔美國人只能扮演類似《阿莫斯和安迪》劇中的角色或出演綜藝節目中的說唱節目時，關於黑人是愚蠢的、無能的、懶惰的，具有天生的韻律感的刻板印象即被強化。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但變化到底有多大呢？隨著八十年代比爾．柯斯比欄目的廣受歡迎和奧芙瑞．溫芙妮和邁克爾．喬丹等富有魅力的文化偶像的無所不在，人們很容易認為，對黑人態度已發生了巨變。但雖然非裔美國人在近幾年裏在媒體中的出鏡率上升，從戲劇的角度看來，他們總是被集中在基本上全是黑人環境的喜劇中，或者在全是白人的劇中扮演象徵性角色。讓我們看看黃金時段上演的劇作吧，他們可是美國電視業收入的領頭羊啊。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著名學者喬治．格伯納定期性地對媒體進行廣泛的調查。根據格伯納的發現，在過去的十五年間，非裔美國人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劇中的百分比一直在六％和十六％之間徘徊，沒有明顯跡象表明這一時期這一數字有上升的趨勢。
在其他形式的宣傳和娛樂中，這種情況更為極端。讓我們看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幽默卡通片。幾年前，我的一位學生魯斯蒂．博多對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紐約客》雜誌上刊登的所有卡通片進行了全面分析。她發現，非裔美國人在卡通片中極少出現。此外，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每當非裔美國人出現在卡通片中，他或她通常都是扮演那些高度刻板化的典型角色。相對而言，隨著以刻板印象刻畫的少數民族越來越不為人接受，非裔美國人的刻板角色出現的頻率實際上逐年下降。魯斯蒂．博多震驚地發現，在整整四十二年內，只有一位非裔美國人在卡通片中扮演了主角，而且其角色與種族無關。但這是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個卡通片中唯一的一例。蒂博多總結到，黑人在卡通片中並不僅僅被刻畫成普通市民的代表。
回到黃金時段電視節目上，對其他少數民族而言，他們在電視節目中的整體情況還要更灰暗。格伯納發現，在九十年代，在黃金時段電視劇中扮演角色的拉美人大約略高於一％，亞裔人或美國印第安人的比率都低於一％。男女同性戀者的出鏡率幾乎為零，當他們出鏡時也只是扮演那些刻板化的角色。這並不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電視為人們瞭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資訊來源。相應地，對少數民族成員或女性的非經常性的和不客觀的刻畫是有害的，因為它誤導了人們。人們由此產生了這些人不是社會的必然成員的錯覺，並無法體驗到真正的冒險經歷、普通的麻煩或人類情感此外，媒體中正面榜樣角色的缺乏無疑會助長自卑的情緒，並導致少數民族成員之見的疏離，尤其是孩子之間的疏離。
*在這種總的趨勢當中，一九九七年艾倫德．格尼瑞斯出演的電視劇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德格尼瑞斯在劇中扮演了一位女同性戀者，同時，她向公眾披露自己也是同性戀者。有趣的是，該劇是美國歷史上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之一。雖然許多保守組織以聯合抵制的方式反對該片的播出，但調查顯示，該劇受到了美國公眾的普遍喜愛。
類似問題也影響了對女性的刻畫。許多年來，當女性出現在黃金時段電視劇中、廣告中或兒童讀物中時，她們很少被描繪成權威人物、知識份子或富於探索的勇士。相反，她們總是被描繪成婀娜多姿卻頭腦簡單的女孩，心裏總是惦記著用哪個牌子的洗衣粉，指望著男人在重大問題上拿主意。在九十年代，隨著像墨菲．布朗這種強悍、能幹的人物的出現和對女籃比賽的電視播放，這種趨勢得以改變。然而，雖然這種改變令人鼓舞，但巨大的差異依舊存在。根據喬治．格伯納的分析，在黃金時段節目中，男性角色的數量與女性角色的比例是二：一，而女性作為暴力行為受害者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男性。同樣，深受孩子喜愛的報紙連環畫往往扮演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角色。對十四個通過稿件辛迪加而出售（為了在多家報紙或期刊上同時發表，通過稿件辛迪加而出售連環漫畫或幽默小欄目等）的連環漫畫（如《花生》、《蜘蛛人》、《艾德的魔力》）的分析表明，作為主人公的女性只占漫畫的十五％的篇幅。此外，只有四％的女性角色以職業婦女的形象出現，而實際上大約六十九％的美國女性外出工作。
媒體中如此普遍的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從微觀層面看，人們容易相信或接受經常目睹的事物，除非有強有力的理由反對他們這樣做。此外，很難讓人們去說明那些沒有呈現出來的事物。因而，如果人們沒有看到女性可以擔任重要的工作，就會很容易得出結論：女性沒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權力或女性更喜歡廚房而不是會議室。
讓我們再進一步地認識這個問題吧。當這種刻板印象在內化的過程中，可能會使女性對自身生活的可能性的認識產生不好的影響。弗洛倫斯．蓋斯及其同事認為，電視廣告中對女性的傳統角色的刻畫為女性提供了有暗示作用的腳本，使她們的行為妨礙了她們對成就的渴望。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讓一些被試人觀看一些刻板化的廣告片，其中女性被刻畫成性對象或誠惶誠恐服侍男人的家庭主婦；研究者讓另一些被試人觀看一些相反的廣告片，其中男性正自豪地為妻子準備可口的飯食，而妻子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後剛剛回到家中。當讓被試人設想主人公十年後的生活時，看過第一類廣告片的女性被試人更有可能弱化職業與成就的重要性。觀看刻板化廣告片並非簡單地在實驗過程中臨時性地打擊女性對成就的渴望。相反，在嚴格控制條件下的女性被試人，雖然根本沒有看廣告片，對成就的渴望程度卻與看過這類廣告片的女性一樣。然而，觀看那些女性扮演非傳統角色的廣告片的女性，渴望達到的成就程度與男性被試人一樣。更有趣的是，男性被試人的成就欲絲毫不受傳統廣告片或非傳統廣告片的影響。這些發現認為，包含性別刻板印象的廣告片反映了女性作為第二性的文化烙印，也說明了經常播放這類廣告片會限制女性對實現她們本應實現的目標的認識。此外，經常性地解釋不蔑視女性的宣傳按理會加強女性對成就與職業成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