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挫和攻擊性
我們已經看到，攻擊性可以被任何不愉快或令人厭惡的情形所引發，如憤怒、疼痛、酷熱，等等。在所有這些令人厭惡的情形當中，引發攻擊性的主要因素是挫折感。想像一下下面的情形：你必須駕車穿過城市去參加一個重要的面試。在去停車場的路上，你意識到你可能會稍微晚到一會兒，所以你必須加快速度。可當你找到車時，你發現其中一個輪胎癟了。噢，我要遲到二十分鐘了，好在還不算太糟。你邊說邊從箱子裏拿出千斤頂，拖出扳手。你連搬帶拉，終於把壞輪胎取了下來，換上了備用胎，上緊螺絲。可是上帝呀，備用胎也是癟的。你沮喪得快要發瘋了，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宿舍，走進房間。你的室友看見你站在那兒，手裏拿著履歷，冒著汗，髒兮兮的，衣服也皺皺巴巴的。他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了，幽默地問道，你的面試怎麼樣了？你說他是不是要準備挨揍。
如果一個人在實現目的的途中受阻，產生的挫折感會增加攻擊性反應的可能性。這並不意味著挫折感一定會導致攻擊，或者受挫是產生攻擊的唯一原因。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決定了一個受挫的人是否會攻擊他人。
羅傑．巴克、塔馬拉．登博和庫爾特．勒溫的著名實驗清楚地展現了一幅挫折︱攻擊性（frustration aggression）之間關係的圖像。這些心理學家讓一些孩子觀看滿屋吸引人的玩具，但不讓他們玩，使他們受挫。這些孩子站在金屬網外面觀看這些玩具，他們很想去玩一玩，但無法拿到它們。在長時間的痛苦等待之後，最後才允許他們去玩這些玩具。在這個實驗中，另一組孩子沒有先受挫折，直接讓他們去玩這些玩具，這些孩子非常高興地玩這些玩具。而受過挫折的那組男孩，當最後允許他們接近這些玩具時，卻具有極端的破壞性：他們往往打碎這些玩具、將它們摔向牆壁、踩到地上等等。這說明挫折能導致攻擊行為。
有幾種因素能加重挫折。假設你正想咬一口厚厚多汁的漢堡包時，一個人把它搶走了，這比你在去麥當勞速食店的路上被一個人攔住更能挫傷你，更能導致你做出攻擊性反應。瑪麗．哈裏斯所做的一個現場研究證明了類似的情況。她讓學生在排隊買票、餐廳外排隊買飯或商店裏排隊付錢的人中加塞兒。有時他們加在第二個人的前面，有時加在第十二個人的前面。正如我們所估計的那樣，當學生加在第二個人的前面時，站在加塞兒者後面的人的反應更具有攻擊性。目的就要達到，可進程突然被中斷，這時挫折就會增加。當進程的中斷是意外的或看來是不合理的時候，挫折感將進一步增長，這正像詹姆斯．庫利克和羅傑．布朗的實驗所指出的那樣。讓被試人用電話為慈善機構募捐，如果得到捐獻者捐錢的保證，他們可以掙到錢。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期望捐款率高，告訴他們以前的電話募捐有二／三都成功了；使另一些人對成功率不抱什麼希望。當被募捐的人（這些人實際是實驗者的助手）全都拒絕捐款時，那些抱很大希望的募捐者表現出更大的攻擊性，他們講話生硬、粗暴並狠狠地摔下電話。在實驗中還改變助手拒絕捐款的理由：有時讓其理由很合理（我沒能力捐款）；有時則讓他的理由看來蠻橫無理（慈善事業是浪費時間和騙錢的勾當）。聽到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拒絕捐款理由的被試人所顯示的攻擊行為更多。正像這些實驗證明的那樣，奮鬥目標已具體可見並到了可及的範圍之內，對成功已抱有很高的希望卻受到不公正的阻礙時，挫折感最為顯著。
總的來說，正如這些實驗所示：當目標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時，當期望值很高時，當實現目標的過程被無理中斷時，挫折感最強。這些因素有助於說明挫折與剝奪之間的重要區別。沒有玩具可玩的孩子並不一定去攻擊；相反，上邊的實驗表明，那些有各種理由期待得到玩具的孩子，當他們的期望受到阻礙時，就會經受挫折，這種阻礙是引起孩子們的破壞性行為的原因。與此相一致，精神病學家傑羅姆．弗蘭克指出，近代史上的兩次最嚴重的美國黑人暴動不是發生在地理分佈上最貧窮的地區，而是發生在瓦茨和底特律。對黑人來說，這兩個地區的情況並不像美國其他一些地區那樣壞。關鍵是與白人的條件相比較，黑人的境遇不好。革命通常不是由那些頭部還埋在污泥中的人發起的，而常常是由那些剛從污泥中抬起頭，舉目四顧，注意到別人比自己生活得好，而且整個制度對自己很不公平的人發起的。因此，挫折感不是簡單剝奪的結果，而是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的結果。假設我不願意受教育，而你願意受教育，你的職業比我強，當我想到這一點時，並不感受到挫折而灰心。但是，我們兩個都受過教育，你是白領工人，而我（因為是黑人或奇卡諾人，或婦女）卻只能掃大街，我就會感到受了挫折而灰心喪氣。如果你很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機會，而我因為生長在貧窮的少數民族居住區卻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我也會感到受了挫折。每當我打開電視機，看到白人居住的漂亮房子，看到賣給別人的令人喜愛的東西以及我所不能分享的優裕生活和悠閒娛樂，這時挫折、喪氣就愈加深重。當你想到少數民族團體在這個富裕的社會裏面臨的經濟及社會挫折時，你會對只有那麼少的暴亂感到奇怪。正如阿歷克斯．德托克維爾在一百五十年前所述，一旦產生了釋放罪惡的念頭，那些在本該爆發的時候耐著性子忍受下來的罪惡，此時則變得不可容忍了。
只要存在著未得到滿足的希望，就存在著可導致攻擊行為的挫折。希望的滿足可以減少攻擊行為，希望的完全喪失也可使攻擊行為減到最少。無希望的人是冷漠無情的人。烏干達人在艾迪．阿明專制、殘忍的統治下，不敢想像改善生活條件或反抗阿明的統治。南非的黑人，至少是一部分美國黑人，只要使他們不對將來抱有任何希望，他們就不會反抗。顯然，用消除人們的希望來減少攻擊性這個方法不好。美國唯一的可取之處是至少從理論上說它是希望之鄉。我們明確地或含蓄地教育我們的孩子要希望、要期待、要努力工作以改善生活。然而，除非這種希望能夠合乎情理地實現，否則暴亂、騷動將是不可避免的。
社會學習和攻擊行為
有許多因素能誘發一個只經受輕微挫折或痛苦的人產生攻擊行為，或者抑制一個受挫折的人的攻擊行為。這些因素就是社會學習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過社會學習是怎樣抑制攻擊性反應的。回憶一下，當刺激猴子大腦中唯一能產生攻擊行為的區域時，如果猴子（已經學會）害怕某個猴子，它在那個猴子面前就不攻擊。
另一個以社會學習為基礎的限制條件是，使你受到挫折或痛苦的人的行為意圖。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似乎是，人有考慮他人意圖的能力。試想下列情境：（一）一個關心他人的人偶然踩了你的腳；（二）一個從不顧及他人的，也不關心你的人踩到了你的腳。假設在這兩種情況下你的腳所受到的壓力和痛苦的程度恰巧相等，我認為後一種情況會引起你的攻擊性反應。所以，我認為挫折和痛苦並非必然引起攻擊行為。
的確，攻擊性反應是可以被改變的改變的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是挫傷別人的意圖。沙巴茲．馬利克和博伊德．麥坎德利斯的一個實驗已經說明了這個現象。在這一實驗中，由於一個三年級學生的愚蠢行為使得全班學生未能獲得一筆獎金。然後，向這些學生中的一些人合情合理地、非惡意地解釋了妨礙他們獲獎的那個學生的行為。具體地說就是告訴他們，那個學生當時很困、很煩。與沒有得到這種解釋的孩子相比，得到這種解釋的兒童對那個妨礙別人的兒童所表現出的攻擊行為要少得多。此外，後來一些利用成年人作為被試人的實驗也表明，假如我們被某人激怒，如果在事發前我們聽到了對其行為的合理解釋，與事後聽到同樣的解釋相比，我們攻擊他的可能性會更小。
另一方面，如果受挫的經歷與某些煽動性的刺激因素聯繫在一起，受挫後攻擊他人的傾向可能被加強。倫納德．貝科威茨及其同事已經證明：若一個人被激怒或挫傷，只是提一下與激怒原因有關的詞或名字，就可增加此人的攻擊性。在一個實驗中，安排被試者與另一學生結為一對（該學生實際是實驗者的助手），實驗者把這個學生或是作為學院的拳擊手或是作為講演家介紹給被試者。這個學生用電擊激怒被試者，然後在被激怒的受試者中，讓一半人去看電影裏激烈拳擊比賽的片段，讓另一半人看一部令人興奮而非攻擊性的電影片段。隨後，使他們有機會電擊同伴。正如我們根據前面的討論所估計的那樣，看暴力電影片段的被試者發出時間更長、強度更大的電擊。然而，有趣的是，在看拳擊比賽電影片段的被試者中，與拳擊手結為同伴的被試者比與講演家結伴的被試者向同伴發出更多的電擊。在一個類似的實驗中，把助手介紹給被試者時使用不同的名字對一些被試者說此人叫做柯克．安德森，對另一些被試者說此人叫做鮑勃．安德森。這次被試者還是看這兩部電影片段中的一部。看拳擊比賽電影的被試者後來發出的電擊更強。但是，在看了拳擊武鬥場面（這一場面是從非常流行的電影《冠軍》中截取的。這部電影的主演叫柯克．道格拉斯）的被試者中，那些被介紹給柯克．安德森的被試者比那些與鮑勃．安德森結伴的被試者發出的電擊更多。可見，對一個人的描繪或一個人的名字，即使與此人所做的事實際上毫無關係，也可起到增加別人對此人進行攻擊的作用。
同樣，僅僅是一個與攻擊行為有關的物體在場，也會起到誘發攻擊行為的作用。在另一個研究中，一些大學生在一間屋子裏被激怒，這個屋子裏隨便放著一支槍（是由前面的實驗者故意放在那兒的），其他學生在另一房間裏被惹怒，這間房子裏放的是一件中性物體（一個羽毛球拍）而不是槍。然後讓被試者向一位同學發出電擊。那些在有攻擊性刺激物（aggressive stimulus）（槍）的房間裏被激怒的人，比那些只有羽毛球拍在場時被惹怒的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多。還有一個關於先入為主的例子，我們在第四章中首次提到過。在這個例子中，某些與攻擊聯繫在一起的暗示會增加一個人攻擊的傾向。從保險杠貼紙上的口號殺人的不是槍，而是人上面，這些研究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正如貝科威茨所說的，一個憤怒的人如果想使用暴力，他就會扳動槍機。而如果一個人想攻擊別人而且這種攻擊傾向又未得到很強的抑制，那麼槍機也可以扳動他的手指或誘發他的攻擊性反應。
社會學習抑制攻擊性的一面是絕大多數人都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傾向。但是如果這種責任感減弱，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菲力浦．津巴多已經表明，默默無聞的人比有名望的人更容易攻擊他人。在津巴多的實驗中，要求女學生電擊另一個學生（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助手），並告訴她這是通情研究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女學生被隱匿了姓名，她們坐在燈光昏暗的房間裏，穿著鬆鬆垮垮的袍子，頭上裹著頭巾，她們的名字從來沒有被提到過。另一些學生很容易被認出來，房間裏燈火通明，學生們沒有穿袍子，也沒有戴頭巾，每個女學生胸前都戴著名牌。正如所預料的那樣，那些無名無姓的人向其他學生放出的電擊時間更長，強度更大。津巴多認為，匿名狀態會產生非個體意識（deindividuation）現象，這是一種自我意識減弱的狀態，對社會評價的關注降低，對不正當行為的自我約束減輕。
因為這是一個控制情況下的實驗室實驗的一部分，與野蠻的、衝動的暴力事件相比（一般來說，是與騷亂、輪姦、保安委員會的審判聯繫在一起的），津巴多研究中的被試人表現出來的攻擊性顯得蒼白無力。不過，有理由相信，在實驗室之外同樣存在著非個體意識的現象。布賴恩．馬倫分析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間的報導過的私刑事件，發現參與暴徒的數量與暴力程度之間的緊密的關係，人數越多，私刑的殘暴程度越高。馬倫的研究認為，當人們身為一個群體的一員時，他們是不為人所知的。他們的自我意識會降低，更少在意對攻擊性、破壞性行為的自我約束。所以，他們更不可能對攻擊性行為負責。
社會學習、暴力和大眾媒介
幾年前，阿爾伯特．班杜拉及其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的經典實驗。其基本程式是讓一位成年人打一個空氣填充的塑膠玩具波波娃娃（類似不倒翁的玩具）。有時，這個人一邊打娃娃一邊罵。讓一些孩子們看到大人的所作所為，然後讓他們去玩這個娃娃。在這些實驗中，這些孩子不僅模仿了大人的攻擊行為，而且在看過大人的攻擊行為後，還會發明新的、創造性的攻擊行為。簡而言之，兒童的行為不只限於模仿；看到一個人攻擊別人，可促使孩子們發明新的攻擊行為。我們把這一過程稱為社會學習（social learing）。為什麼我們說這些實驗如此重要呢？誰會關心波波娃娃的遭遇呢？讓我們慢慢道來。
在社會學習的諸多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毫無疑問，電視在孩子的社會化方面起著主要的作用。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電視節目中充斥了暴力場面。根據一項最新調查，五十八％的電視節目涉及暴力場面，而在這些節目中，七十八％的節目都不涉及對這些暴力行為的懊悔、指責或懲罰。的確，四十％暴力節目中的暴力事件是由孩子們喜愛的英雄人物或有魅力的榜樣發起的。
準確地說，孩子們到底從電視節目中學到了些什麼呢？一些長期研究表明，孩子看的暴力節目越多，在少年和剛成年時表現出來的攻擊性越多。在一項典型研究中，（一）青少年被問及他們在童年時所看的節目以及觀看這些節目的頻率；（二）由專家獨立評出這些節目的暴力程度；（三）由這些孩子的老師和同班同學獨立評出他們的一般攻擊性。結果顯示，在看暴力電視節目的數量和觀眾後來的攻擊行為之間不僅存在著高相關，而且，產生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累積。也就是說，這種關係的強度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雖然我們有很有說服力的資料，仍然不能肯定看暴力電視節目會使孩子們變成有攻擊性的青少年。但是，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攻擊性的孩子生來就有欣賞暴力的傾向，而且，這種欣賞不僅表現在他們的攻擊行為本身，還表現在他們對觀看暴力電視節目的喜愛上。我們再次看到了控制實驗的價值，它幫助我們理解事務的因果關係。為了最後揭示觀看暴力電視節目能夠導致暴力行為，我們必須運用實驗的方法。
因為這是一個對社會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進行縝密的研究。大量的實驗證據表明，觀看電視暴力節目的確會增加孩子們的攻擊性行為。如，就這個問題進行的早期實驗中，羅伯特．利伯特和羅伯特．巴倫給一組孩子看暴力程度極高的電視警匪片的片斷。在控制情況下，給另一組情況類似的孩子看一段令人激動但沒有暴力色彩的、具有同樣片長的電視體育片。然後每個孩子都被允許到隔壁的房間裏和另外一組孩子玩。看過充斥暴力場面的警匪片的孩子比看過體育片的孩子更多地表現出對同伴的攻擊行為。
後來由溫蒂．約瑟夫森做的一個實驗表明，正如我們預料的，觀看暴力電視節目對開始表現出暴力傾向的少年的影響最大。在這個實驗中，給這些少年看兩個電視節目，一個節目是充滿暴力的警匪片，另一個節目是激動人心的、但沒有暴力場面的自行車比賽。然後，讓這些少年玩曲棍球。觀看暴力電視節目增加了曲棍球比賽中的攻擊行為的次數在那些比賽前被老師評為具有高度攻擊性的孩子身上，這種現象尤為明顯。他們用球棍打其他孩子，用胳膊肘撞其他孩子，攻擊性地向其他孩子大喊大叫。總之，他們的行為表現出的攻擊性程度高於觀看了同樣暴力節目的、沒有攻擊傾向的孩子以及觀看了非暴力節目的、被老師評為有攻擊性的孩子。所以，觀看暴力節目有可能使攻擊性孩子得到了表現攻擊性的機會。約瑟夫森的實驗認為，沒有暴力傾向的少年不一定會有攻擊行為至少不會僅僅因為看一部暴力電影而產生攻擊性。
結論的最後措詞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是沒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如果長期觀看暴力電影，也會變得更有攻擊性。羅斯．派克及其同事的現場實驗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些實驗中，不同組的孩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觀看暴力程度不同的節目。與長期觀看良性節目的孩子相比，長期觀看暴力節目的孩子（甚至那些沒有很高攻擊傾向的孩子）更有攻擊性。
我們要提到最近的一次國會關於電視暴力節目的聽證會。據統計，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電視上平均觀看了十萬個暴力行為。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我們相信上述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除了社會學習和模仿）是一個簡單的先入為主現象。也就是說，正像實驗中的那樣，當孩子們經歷痛苦和挫折的時候，看到屋子裏或實驗室地上的步槍和其他武器就會增加他們的攻擊性反應的可能性。那麼，給孩子們無休止地提供暴力電影和電視節目會產生同樣的效果。
所以，在討論媒介暴力的影響時，我們把主要目標都放在孩子身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少年，從定義上講，比成年人更有可塑性。即，一般看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容易受到所見所聞的事情的更深的影響。但是媒介暴力的影響不僅限於孩子。在許多情況下，成人暴力似乎是對藝術的模仿。如幾年前，一個男子開著卡車，衝進德克薩斯州柯林市一家擁擠的自助餐廳，向人們隨意地開槍射擊。到員警趕到時，二十二人死亡，是美國歷史上最有破壞性的濫殺無辜事件。他隨後自殺。在他的口袋裏，員警發現了一張電影《費舍爾王》的票根。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憤怒的男子向擁擠的酒吧瘋狂射擊，使幾人喪命的故事。
看暴力電影就會導致暴力行為嗎？我們不能十分肯定。但是我們知道媒體中的暴力可以並確實對成年人的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年前，大衛．菲力浦斯詳細調查了美國每天的謀殺率，發現每次重量級拳擊比賽結束後的第二個星期，謀殺率都會增加。而且，對比賽的報導越多，謀殺率的增加就越高。更讓人震驚的是，拳擊比賽中失敗者所屬於的種族和賽後謀殺案的受害者所屬於的種族有相關性：白人拳擊手失利後，白人受害者的數量相應增加，黑人受害者的數量沒有增加；黑人拳擊手失利後，黑人受害者的數量相應增加，白人受害者的數量沒有增加。菲力浦斯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這些資料是如此一致，以至於無法僅僅被視為一種巧合。我們再次重申，這不能被理解為所有人或者相當數量的人在觀看了媒體暴力後都會被激發起從事暴力活動的欲望。但是事實證明，有一些人會受到影響並且結果有可能是慘痛的，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
電視暴力的麻木作用
重複對痛苦或不愉快事件進行披露似乎會使我們對這類事件的敏感性產生麻木的作用。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我在本章開篇時引用的例子：我對越戰中濫殺行為是怎樣的習以為常，以至於在向年幼的兒子解釋時竟然漫不經心。有很好的證據表明這是普遍現象。當一些年輕男子在看一場相當殘酷和血腥的拳擊比賽時，維克多．克萊因及其同事測量了他們的身體反應。相對來說，那些每天看電視的人似乎對於拳擊場上的打鬥漠不關心，他們顯示出很少的身體反應，如激動、焦慮，等等。他們用懶洋洋的態度對待暴力。另一方面，那些很少看電視的人卻體驗了很大的生理反應。暴力行為對他們有作用。
在相關方面，瑪格麗特．漢拉提．湯瑪斯及其同事表明，看電視暴力節目可以使人們在面臨真實生活中的攻擊時反應麻木。
湯瑪斯讓她的被試人看一個充滿暴力的警匪片或者看一個激動人心的但沒有暴力的排球比賽。經過短暫的休息後，這些被試人被允許觀看兩位學齡前兒童之間的口角和身體衝突。那些看過警匪片的被試人對此的情感反應少於那些看過排球比賽的被試人。似乎一開始看過暴力事件使這些人對後來的暴力行為脫敏；他們不再為一件應該讓他們不安的事件而不安。雖然這種反應可能使我們在心理上不再不安，它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增加我們對暴力事件的受害人的漠不關心，也可能使我們把對暴力行為的接受作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在其後的實驗中，湯瑪斯把她的推理向前推進了一步。她表明了，過多看暴力電視節目的大學生不僅在生理上表現出對暴力的更多接受，而且當他們有機會向同學實施電擊時，他們實行的電擊比控制組的被試人強度更大。
為什麼大眾媒介影響觀眾的攻擊性
讓我總結一下在本節中的所述。有四個截然不同的因素決定了媒體揭示的暴力現象可能增加人們的攻擊性：
一．如果他們可以做，我也能。當人們在電視上看到主人公表現暴力時，它可能會減少他們對以前學習到的對暴力行為的抑制。
二．噢，你是那麼做的啊！當人們在電視上看到主人公表現暴力時，它可能會刺激人們的模仿，向人們提供如何處理事情的方法。
三．我認為這一定是我的攻擊情緒。大家一致認為，觀看暴力事件更容易使人產生憤怒情緒，也更容易使攻擊反應一觸即發。因此，一個人也許會將他或她適度的生氣錯誤地詮釋為憤怒，更有可能發洩出來。
四．呵，又是一個野蠻的毆打場面。看看其他頻道在演什麼？觀看大量的暴力傷害似乎會降低人們對暴力行為的恐懼以及對受害者的同情，因此使我們更容易對暴力行為麻木不仁，甚至更有可能產生攻擊性。
對女性不利的媒體、色情與暴力
我國主要的、令人煩惱的暴力型攻擊行為是強姦。根據過去年的全國性調查，大約半數以上的強姦或強姦未遂並不來自陌生人的襲擊，而是發生於所謂的約會強姦，其中受害者認識攻擊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現象呢？
似乎許多約會強姦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男伴沒有把女伴的不字當真，其中部分原因與青少年在逐漸走向成熟時獲得的對性別角色的誤解有關。角色（scripts）指人們從文化中間接學到的社會行為方式。青少年們獲得的性別角色指出，傳統的女性角色就應該是拒絕男性的更深一步的性行為，而男性的角色就應該是要千方百計達到目的。所以，對高中學生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雖然九十五％的男性和九十七％的女性都認為女方一旦說不，男方就應該停止進一步的行為，但同時，其中有半數學生也認為，當女人說不時，她們並不總是真的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困惑促使一些大學對學生在初次約會時的性行為和限度制定了嚴格的規定。考慮到和性別角色相關的問題以及誤解對方的願望和意圖所帶來的不愉快（偶爾是悲劇性的）後果，很容易理解校方為什麼會採取這種極端的預防措施。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許多社會批評家對這種措施感到痛心，因為這樣做會導致過多的擔心和妄想，破壞羅曼蒂克的自發性，減少約會時的興奮感，甚至可能會吃官司。
在過去幾十年裏，與強姦案發生率的上升相一致的是逼真、清楚地描述性行為的雜誌、電影及錄影帶的增加。或好或壞，在最近幾年中，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對色情的東西也越來越包容。如果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電影、電視中看到了暴力場面會導致暴力行為的產生，是不是看色情材料也會增加強姦案的發生率？雖然宗教界和學術界對此進行過爭論，做此假設也太過簡單了。確實，通過對已有資料的研究，總統淫穢與色情事務委員會總結認為，清楚的性材料就其本身而言不會導致性犯罪、對婦女的暴力或其他反社會行為。
上句的關鍵性辭彙是就其本身而言。在過去幾年裏，尼爾．馬拉穆斯、愛德華．唐納斯坦及其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以確定色情的影響，如果真的有影響的話。綜合起來，這些研究發現接觸色情文學是無害的，但是暴力型的色情文學含有暴力內容的色情文學滋長了對婦女的性暴力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在實際生活中是導致對婦女的攻擊性行為的因素之一。在一個實驗中，唐納斯坦給一些男性被試人放映了三部電影中的一部第一部電影描寫了強姦，既有暴力內容又有色情內容；第二部是純粹的色情電影，沒有包含攻擊行為；第三部電影，既無攻擊行為又無色情內容。在觀看了其中一部電影后，這些男人參加了一項似乎與電影無關的研究，讓他們教一位男性或者女性助理發一些沒有意義的音節，命令他們向回答錯誤的助理發出電擊，還允許他們任意選擇電擊強度。（不讓這些被試人知道，實際上無人受到電擊。）那些看過強姦電影的男人會發出強度最大的電擊但僅針對女性助理。
同樣，馬拉穆斯做了一個實驗，讓男大學生看兩部色情電影中的一部。第一部電影描繪了兩個彼此情願的成年人的做愛情景；第二部電影描繪了一個強姦事件。看完電影后，要求這些男人進行性想像。與看過第一部電影的大學生相比，看過強姦電影的男大學生勾畫出的性幻想中含有更多的暴力。在另一個實驗中，馬拉穆斯和切克安排大學生們觀看兩部電影中的一部，其中一部逼真地描寫了性暴力，另一部既無暴力也無性行為。幾天後，讓這些學生填一張性態度調查表。看過性暴力電影的男學生對女性施暴的接受程度增加。另外，他們還開始相信某些關於強姦的荒誕說法如，是婦女挑起了強姦，並且喜歡被強姦。
我必須指出，總的來說，相信關於強姦的荒誕說法不僅限於男性。馬拉穆斯及其同事在一項對女大學生的調查中發現，雖然不止一位女大學生認為她不會從性暴力中獲得任何快感，大多數人認為有一些女性也許是這樣的。我再重申一次，接觸暴力型色情描寫有助於增加男性相信這些關於強姦的荒誕說法。有證據表明，這個說法不一定是根深蒂固的信念體系的一部分。如，在一項研究中，當男大學生看一部性暴力電影時，正如預料的那樣，他們對關於強姦的荒誕說法的相信程度上升。但看完電影后，當研究者向他們解釋了實驗程式後，與既沒看過這部電影也沒聽到解釋的控制組中的學生相比，他們對關於強姦的荒誕說法的相信程度下降。
雖然這一發現令人鼓舞，我們也不應該就此滿足，因為這些資料同樣顯示，長期接觸性暴力會導致對女性施暴問題上的情感脫敏和冷酷。而且，有理由相信，不斷觀看X級性暴力電影即那些內容中含有極端暴力行為，但清楚的性描寫少於色情電影的電影會比不含暴力的X級色情電影更具破壞力。在一次實驗中，丹尼爾．林茨及其同事發現，讓男大學生至少看兩部性暴力電影（隔一天看一部），脫敏反應的確存在。也就是說，當比較他們對第一部和第二部電影的反應時，發現他們表現出來的對電影中的暴力內容的情感反應下降，對電影中婦女更加貶低。另外，研究者比較了X級性暴力電影、X級色情電影和青少年性行為的電影對於男性對被強姦女性受害者的態度的影響。在看電影兩天后，被試人參加了一個假定的非相關實驗，觀看了一例再現的強姦案審判，並被要求對受害人和被告作出判斷。我們又一次看到性暴力電影對男性觀看者的態度有重大的影響。與觀看非暴力色情電影的學生或青少年色情電影相比，觀看性暴力電影的男學生表現出對案件中受害者的同情較少。這些發現表明，我們的社會對電影的評級制度偏離了目標，帶有誤導性：我們對清楚描寫性行為但不含暴力的電影給予了更具限制性的X級，但對充滿暴力鏡頭的性暴力電影僅給了R級因而被更多的人所觀看即使有證據表明後者的影響是負面的。
總而言之，性與暴力的結合無論是在色情電影中還是在性暴力電影中所產生的影響與媒體中其他暴力形式相關的影響同樣顯著：攻擊水準在增加，在許多情況下，包容暴力的態度也得到了強化。觀看暴力（色情或其他什麼）不會起到發洩作用，相反，這樣做似乎會鼓勵攻擊行為。這些資料提出了關於審查制度和第一修正案規定的權利等複雜的政策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書討論的範圍。雖然我本人反對強制執行審查制度，我認為，以公正的態度閱讀這一研究會導致媒體中的某些政策制定者採取某些審慎的自我約束。
吸引大眾注意的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還有另一個作用。在我們這樣一個複雜而無情的社會裏，對於一個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來說，攻擊行為可能是引起歧視他們的人注意的一種最戲劇性的手段。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瓦茨和底特律暴亂的效果足以提醒大量正直而有感情的人去注意美國黑人的困境；沒有一個人會懷疑，雅典和紐約的國家監獄裏的流血事件導致了改革監獄願望的增長。這種結果以人的生命為可怕的代價值得嗎？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說，暴力從來不會簡單地因條件得到改善而結束。暴力滋生暴力不僅在受害者反擊敵人這個簡單意義上是如此，在下邊這種更複雜、更隱晦的意義上也是如此，即攻擊者通過誇大對手的邪惡來為自己的暴力辯護，因而增加他進一步攻擊（一遍又一遍地）對手的可能性。
永遠不會有一個戰爭能結束所有的戰爭或騷亂以結束不公平現象。恰恰相反，好戰行為強化了好戰態度，好戰態度又增加了產生好戰行為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尋找其他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一種比較緩和的攻擊手段可用來糾正社會疾病而又不會造成不可調和的、無限迴圈的衝突。想想甘地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打敗駐印英軍的成功範例。罷工、聯合抵制、其他形式的非暴力反抗最終導致英國統治的結束，而沒有滋長兩國人民之間迅速升級的憎恨。靜坐、聯合抵制同樣被馬丁．路德金、凱撒．切夫斯和其他一些人成功地運用，他們喚醒了我們對我們的國家發生的真正的令人悲哀的事情的意識。因而，我將引述洛倫．艾斯利的呼籲希望我們的民族成為更溫和的民族。但我要補充一點，我要呼籲，希望我們的民族成為更能容忍彼此的差異的民族，但不要容忍不公正現象。這就是說，我們的人民既要熱愛別人、彼此信任，又能用呼籲、大聲抗議、罷工、聯合抵制、遊行、靜坐示威（甚至投票表決）來消除不公正和殘酷。再強調一遍，我們在無數實驗中已看到，暴力不能像水龍頭那樣可隨意打開和關閉。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減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不斷地減少能給人造成挫折從而導致暴力攻擊的不公平。
如何減少暴力
至此，我們已經初步集中地討論了一些增加人類攻擊性的因素。然而，如果我們認為減少攻擊習性是個有價值的目的，那該怎樣去達到這一目的呢？尋求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是誘人的。不止一位像前美國心理學會主席這樣的專家提出建議，發明一種抗殘酷性的藥物給人們（特別是給國家領導人）服用，以此作為在全球範圍內減少暴力的手段。尋求這種解決方法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點令人感動，但生產這種藥物是極不可能的。除非使服用者的動機系統完全平靜下來，否則不可能開發出這種減少殘酷性的藥物。化學藥物不能像心理過程那樣分辨細小的差異。像愛因斯坦一樣，既溫和、熱愛和平又精力充沛、富有創造力、有勇有謀的人，是生理和心理力量微妙結合、遺傳能力和後天學習微妙結合的產物。很難想像化學藥品能表現得如此精細。此外，對人類行為的化學控制有如噩夢一樣可怕。我們能夠信任使用這種手段的人嗎？
也許在減少攻擊性問題上既簡單又安全的解決方法是不存在的。根據已經學到的東西，我們可以對某些既複雜又不那麼簡單明瞭的可能性做出推測。
純理性
我敢肯定，我們能構想出一套合乎邏輯的、理性的論點，來描繪攻擊行為的危險性及其產生的悲慘後果（不僅存在於受害者身上，也存在於攻擊者身上）。我甚至能相當肯定，可以說服大部分人相信這些論據是充分的。顯然，大多數人都一致認為，戰爭是地獄，街頭暴力不受歡迎。但是，這種論據無論多麼充分、多麼具有說服力，大概仍然不能顯著地減少攻擊行為。即使能說服人們相信攻擊行為普遍不受歡迎，但是人們仍會做出攻擊行為，除非他們堅信攻擊行為對自身不利。早在二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就觀察到，許多人是不能被理性行為說服的：因為建立在知識基礎之上的論據意味著教育，而有些人是不可教育的。此外，控制攻擊行為的問題最先發生在童年的早期也就是說，發生在個體年紀很小、還不能推理的時期邏輯性的論點幾乎沒有什麼價值。由於這些原因，社會心理學家已在尋求其他勸導的方法和技巧，其中許多雖是為兒童設計的，但同樣也適用於成年人。
懲罰
對一般公民來說，減少攻擊行為的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懲罰。如果一個人搶劫、毆打或殺害他人，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投進監獄，或者更極端些，把他處以死刑。如果一個小女孩攻擊父母、兄弟或同伴，可以打她的屁股、呵斥她、取消其優惠權或讓她感到自己犯了錯。這樣做的假設是，這個懲罰會給她一個教訓，使她下次做出同樣行動前三思而後行。而且，這種懲罰越厲害效果越好。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業已證明嚴厲的懲罰只是暫時有效，除非謹慎運用，否則它最後會起相反的作用。對現實世界中的父母和孩子的觀察已多次證明：使用嚴厲懲罰的父母養育的孩子往往具有特別強的攻擊性，或者像大人一樣，喜歡用暴力方式來解決個人和政治問題。這些攻擊性通常發生在家庭之外，遠離懲罰者的地方。但是，只靠這種自然觀察還不能得出結論，它們並不一定證明對攻擊行為的懲罰本身能使兒童產生攻擊性。採用嚴厲懲罰的父母也許同時還做了許多別的事情這就是說，他們自己也許就是嚴厲並具有攻擊性的人，因此其子女有可能只是簡單地模仿父母的攻擊行為。確有事實表明，孩子們如果被一個曾經充滿愛心、精心呵護他們的人懲罰時，當該成人不在身邊時，孩子們有遵從他的意願的傾向。另一方面，孩子們如果被一個沒有人性的、冷若冰霜的成人所懲罰，一旦這個成人離開房間，孩子們就不太可能遵從他的意願。因而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在和睦關係的前提下明智地運用懲罰手段，那懲罰就是有用的。
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影響懲罰的效能的因素是懲罰的嚴厲性或束縛性。嚴厲的或束縛性的懲罰可使人備受挫折，因為挫折是引起攻擊行為的基本原因之一，所以在試圖抑制攻擊行為的時候，避免使用挫折的方法看來是明智的。羅伯特．漢布利姆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項研究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項研究中，教師用剝奪權力的方式來懲罰富於攻擊性的男孩。具體說就是，這些孩子得到了一種代用券，用它可以換取各種好玩的東西。一個孩子每攻擊一次就被收回一些證券。在使用這一方法期間及實驗結束後，這些孩子的攻擊行為的次數實際增加了兩倍。這很可能是增加挫折的結果。
美國的監獄是相當嚴厲而且具有束縛性的懲罰機構，那裏的情況如何呢？雖然把罪犯置於嚴厲的環境中以防止將來繼續犯罪的想法憑直覺看來是正確的，但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假設。實際上，正如我們的分析所預言的，監禁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但是，要確定其具體的結果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法單獨考察監禁的結果，而且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著被監禁的人。那麼多人重返監獄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犯罪型的人嗎？換句話說，慣犯是否是一群特殊的冥頑不化的罪犯，無論懲罰有多嚴厲都願意過一種罪惡的生活呢？是否由於囚犯是反社會的、不道德的人，而看守是獨裁主義者和虐待狂，才使監獄充滿了壓迫和暴力呢？雖然這些可能性在現實世界中往往難以驗證，兩個特殊的研究提供了證據，證明了監獄不能防止刑滿釋放者重新犯罪，也證明了囚犯的殘暴及非人性不完全是由囚犯和看守的人格特點造成的。最高法院的一項決定為第一個研究提供了機會，使我們可以分離出囚禁對累犯的效應。一九六三年出臺了沒有辯護律師的人不能被判重罪的規定，佛羅里達監獄的許多囚犯刑期未滿就被提前釋放了。這些提前釋放的囚犯與那些繼續留在監獄裏的囚犯之間的唯一差別是，辯護律師不曾為這些被釋放的囚犯辯護過。因而，研究者可對兩組幾乎完全一樣的囚犯進行比較；一組被提前釋放，另一組要繼續服刑，一直改造到期滿為止。從累犯的情況看，兩組囚犯存在著驚人的差異：服滿刑期的罪犯重回監獄的可能性是提前釋放的囚犯的兩倍。這是否意味著嚴厲的懲罰不能減少犯罪呢？不一定。雖然這項研究確實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長期監禁不能阻止被釋放的囚犯的重新犯罪，但也不足以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嚴厲懲罰的效果可能僅僅是阻止從未犯過罪的人的犯罪傾向。懲罰的威脅很可能一開始就阻止了許多即將犯罪的人觸犯法律。
回到第二個問題上來，監獄的問題是由罪犯的性格類型引起的，還是由於環境的性質引起的？我們在第一章結尾引用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戲劇性的可怕結果說明了第二個結論。菲力浦．齊姆巴多及其同事創造了一個模擬監獄情境，把他們所能選擇的最正常的人投入其中。學生們在完成了一套心理測驗後被隨機地安排為囚犯和看守。即使經過這樣精心地選擇過程，把這些學生放在獨裁的、壓迫性環境裏，仍然導致了齊姆巴多所描述的殘酷和人性的喪失，結果預定兩週的實驗只做了六天就停止了。
這方面的證據進一步證明，雖然嚴厲懲罰經常能使人順從，但它很少使人產生內化。為了建立長期的非攻擊性的行為模式，重要的一點是，當人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要誘導他們內化一套能貶低攻擊性的價值觀。在第五章詳細討論過的實驗中，我和梅里爾．卡爾．史密斯以及喬納森．弗裏德曼證明：對小孩說來，適度懲罰的威脅作用比嚴厲懲罰更有效。雖然這些調查只涉及孩子們對玩具的喜好，但有力地說明了適度懲罰（而不是嚴厲懲罰）的威脅作用同樣可阻止攻擊行為。
讓我來舉例說明它的運作過程吧。假設母親為了讓兒子暫時不要欺負小妹妹而用懲罰來威脅他，如果母親成功了，孩子就會感受不協調。他的認知我想打我的小妹妹和媽媽禁止我打小妹妹的認知互不協調。如果他受到嚴厲的恫嚇，那麼他就有充分的理由來解釋自己對打人行為的抑制他可以這樣減少不協調：我不能打小妹妹，如果我打了她，我肯定會挨一頓狠揍，但我真想打她。然而，假如母親用一種較為適度而不嚴厲的懲罰強度剛好使孩子停止攻擊行為，那麼在這個例子中，當孩子自問為什麼沒有去打小妹妹的時候，他不能用受到威嚇這個理由來減少不協調。也就是說，他不能輕易地說服自己如果打了小妹妹自己也會挨打，因為這不是真的。他必須為自己不打妹妹這一事實尋找辯解的理由。換言之，他的外在理由（即威脅的嚴重性）很小，因而，為了證明自己不打妹妹是正確的，他必須加上自己的內在理由。例如，他可能讓自己相信不再喜歡打妹妹了。
這不僅為他眼下不打妹妹的行為進行了辯解，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可以減少他將來打妹妹的可能性。簡言之，即一種反對攻擊性的價值觀被內化了。他會說服自己相信，對他來說，打人既不受人歡迎，又沒什麼樂趣。
在真實世界裏，這一普遍原則已在校園裏得到了一些成功的應用。大衛．奧爾維斯致力於挪威學校系統的研究。他通過訓練老師和學校管理人員警惕打人問題以及採取及時、適度的懲罰措施，將打人行為減少了五十％。總的來看，這項研究表明，如果對攻擊行為的懲罰及時、適度，沒有形成價值判斷的孩子更容易形成對攻擊行為的厭惡。
對攻擊性榜樣的懲罰
懲罰問題的一個變式是對別人的懲罰。明確地說，有人認為，讓孩子看一個攻擊者的可悲下場，可以減少他們的攻擊行為。這裏隱含的理論是，看到這種情況的人會感到自己的攻擊行為受到了懲罰，因此他們的攻擊性會變得弱一些。也許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公開的絞刑和鞭撻就是持這一理論的人安排的。它有效嗎？現實世界裏的眾多資料不支援這一理論。例如，從總統法律執行委員會提供的資料看，死刑的存在和運用並未減少殺人犯罪率。此外，根據非正式的資料，大眾宣傳工具經常把攻擊性強的人描繪成頗具魅力的人，即使他們最終受到了懲罰，也仍然可能誘使一些人去尋求與這樣一些暴力人物的認同。
從嚴格控制的實驗中得出的證據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更清晰的畫面。一般來說，在這些實驗裏，孩子們看一部電影，上面有個攻擊性很強的人物，由於攻擊行為，他或者得到獎勵或者受到懲罰。然後給孩子們機會，使他們可以在與電影上相似的環境下發出攻擊。一致的發現是，看過攻擊者受懲罰的電影的孩子，其攻擊行為顯著少於那些看過攻擊者受獎勵的電影的孩子。前面已經提到過，也有些證據表明，那些看到攻擊性人物受懲罰的孩子比看到攻擊性人物既未受懲罰也未受獎勵的孩子所表現出的攻擊行為少。另一方面也是我們討論中最重要的方面看到一個榜樣因攻擊行為而受懲罰的孩子，他的一般攻擊水準並不比從未看過攻擊榜樣的孩子低。換言之，此項研究的主要結論似乎表明，看到攻擊者受獎勵會增加孩子的攻擊行為，看到攻擊者受懲罰不會增加孩子的攻擊行為。但尚未定論的是，看到攻擊者受懲罰是否會減少其攻擊行為。也許它和根本不讓孩子接觸攻擊性榜樣的效果相同。關於這項研究對於大眾宣傳工具中暴力描繪的影響問題已經討論過了。
對另一種行為模式給以獎勵
已經研究過的另一個可能性是，當一個孩子進行攻擊行為時不理睬他（或她）；在他進行非攻擊行為時給予獎勵。這種做法部分地依據這樣一個假設：孩子們（也許還有成人）常把進行攻擊行為作為吸引他人注意的一個手段。對他們說來，寧願受罰也不想被忽視。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對攻擊行為的懲罰實際上可解釋為一種獎勵嘿！瞧，每次我一碰小妹妹，媽媽就很注意我。我想再來一次。布朗．保羅和羅傑斯．伊里亞德在幼稚園所做的實驗驗證了這一想法。他們讓幼稚園的老師不理睬孩子的任何攻擊行為，同時要求老師十分注意這些孩子，當他們做了與攻擊行為相反的行動，如友好地玩耍、把玩具分給別人、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時，給他們以特別關照。幾個星期以後，這些孩子的攻擊行為明顯地減少了。喬爾．大衛茨在一個更加精細的實驗中證明：挫折不一定導致攻擊行為；相反，它也可以導致建設性行為，只要經過事先訓練使這種行為能吸引人、引起人們的興趣。在這項研究裏，讓孩子們四人一組地玩耍，對一些小組的建設性行為給予獎勵，而對另一些小組的攻擊性和競爭性行為給予獎勵。然後故意挫傷所有的孩子。方法是先讓他們產生一種希望，即告訴他們要看娛樂性電影，還可以做遊戲。實驗者甚至真的開始放映電影並發給每人一些糖果讓他們等一會兒再吃。這時，挫折來了：實驗者突然在影片的最高潮時停止放映，並且收回了糖果。之後，讓孩子們自由玩耍。那些被接受過建設性行為訓練的孩子，比其他組的孩子表現出更多的建設性行為和更少的攻擊性行為。
這項研究的確很鼓舞人。在此我發現很有必要陳述我的堅定信念，即如果希望看到社會上大多數的孩子在面臨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逆境時，都能自願選擇建設性行為而非破壞性行為是非常幼稚的。一般說來，社會呈現給我們的各種跡象表明，用暴力方式解決衝突和挫折不僅占主導地位，而且還為世人所推崇。約翰．韋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斯爾維斯特．史泰龍、阿諾德．施瓦辛格、詹姆斯．邦德成為了我們的文化偶像。無論是清楚地表達還是含蓄地表達，無論是扮成復仇牛仔、城市員警、拳擊手、終結者，還是用奇異和娛樂的方式擊退對手的溫文爾雅的特工，這些影視英雄展現給孩子們的是社會的價值取向以及對他們的寄望。
無需冗言，我們對發生的問題採取暴力解決的方式的宣傳不僅僅局限於電影和錄影片；這類事件同樣主導了每天的晚間新聞。因而，一點兒也不奇怪孩子們是怎樣知道大人們經常用暴力方式來解決衝突的。而且，許多孩子甚至沒有意識到還有其他可行的或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如果我們希望看到孩子們在成長階段認同非暴力的解決方法，那麼向他們提供掌握這些技巧的特殊訓練並鼓勵他們運用這些方法可能是個極好的想法。而且，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在家庭和學校裏同時提供這樣的訓練。
非攻擊性榜樣的在場
一個抑制攻擊行為的重要方法是，清楚地指出這種行為是不適當的。最有效的指示者就是社會即在同一情境下，其他有自製能力的、相對無攻擊性的人在場。例如，在羅伯特．巴倫和理查．凱普納的一項研究中，被試人在受到某人的侮辱後，又看到此人受到第三者的電擊。這第三者或者發出強烈電擊或者發出輕微電擊。另外還有一個控制組，這組的被試人沒有看到第三者發出電擊。然後，給被試人機會電擊侮辱他們的人，那些看到第三者發出強烈電擊的被試人，比控制組的被試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強；看到第三者發出輕微電擊的被試人比控制組的被試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弱。我們對這種情況應該很熟悉吧？讀者可能已注意到，攻擊行為的表現與其他（任何）行為的表現一樣，可以視為一種從眾行為。尤其在一個模棱兩可的情境中，人們看到別人如何行動以確定什麼行為是適合的。請你回憶第二章裏我們所描述的情境，在那個情境下你可能在弗裏唐尼亞高級官員的餐桌上打嗝。這使我們聯想到，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受到挫折或被惹怒，你周圍的所有人都向折磨你的人擲雪球，這就會增加你擲雪球的可能性；如果所有的人僅僅在氣憤地指責他，就會增加你氣憤地指責他的可能性；如果大家都用棍棒打他的頭，就會增加你撿起棍子打他的頭的可能性。
培養對他人的通情
假設在一個繁忙的交叉路口的紅綠燈下，汽車排著長隊。綠燈亮時，排在最前面的司機停了十五秒還沒有啟動汽車。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可以肯定，催促的喇叭響成一片。這可不是按一兩聲喇叭提醒最前面的司機綠燈亮了那麼簡單，這些拖著長腔、響個不停的喇叭聲說明了那些受挫的人們正在發洩他們的煩躁情緒。確實，在控制實驗中發現，在這種情形下，排在第二位的司機，大約有九十％會以攻擊性的方式撳喇叭。在同一個實驗中，一位行人在紅燈還亮著的時候從第一輛車與第二輛車之間橫穿馬路，等到綠燈亮時，他已經穿過了馬路。而排在第二位的司機，大約有九十％的人一直到綠燈亮起來還在撳喇叭。那麼，如果這位行人是拄拐杖的人，情況會是怎樣呢？很明顯，看見有人拄著雙拐喚起了通情反應。通情的感受超過了攻擊的欲望，撳喇叭的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通情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西摩．費謝．巴赫注意到：很多人覺得故意使別人受痛苦是很困難的，除非他們能找到一些判定受害者已失去人性的方法。因此，當美國在與亞洲人作戰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與日本人作戰，五十年代與朝鮮人作戰，六十年代與越南人作戰，我們的軍人經常把亞洲人稱為蠢豬。我們認為將亞洲人非人性化是為他們的殘酷行為找到合理的理由，因為對於一頭豬實施暴力比對人要容易。正如筆者在本書中一再提到的，費謝．巴赫指出的那種文飾作用不僅使我們有可能攻擊別人，而且可以使我們繼續不斷地攻擊別人。回憶一下生活在俄亥俄州肯特城的那位中學女教師。在四個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被俄亥俄國民警衛隊員殺死後，她告訴作家詹姆斯．米切納說，任何一個赤足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該死。就表面判斷，這種言論是十分荒誕的。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說這種話的人已經把悲劇的受害者看做失去人性的人，才能夠開始理解它的含義。
我們可能對這種情況感到痛心，同時對於這種情況的理解又可幫助我們去消除它。具體地說，許多人為了進行一項極端的攻擊行為，必須使自己相信受害者已經失去人性。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通過培養人們的通情就會使攻擊行為難以進行。諾馬和西摩．費謝．巴赫的確已經證明：兒童的通情和攻擊性之間存在著負相關，一個人通情越多，越不會採用攻擊行為。
後來，諾瑪．費謝．巴赫開發一套訓練通情的方法並成功地測試了它對攻擊行為的有效性。簡單說來，她教育一些學齡前兒童如何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孩子們被訓練去識別人們的不同情緒，然後讓他們在各種各樣充滿情感的情景下扮演其他人的角色，並以小組為單位探究他們各自的情緒。這些通情訓練導致了攻擊行為的顯著減少。喬治娜．漢默克和黛博拉．理查森近期做過一個類似的實驗，證明了通情是極端攻擊行為的重要的緩衝器。他們把大學生置於一個情景下，命令他們每個人向另一個同學發出電擊。那些受過通情訓練，能夠感受他人情緒的學生發出的高強度電擊要少於那些通情較少的學生。肯依奇．沃布奇（音譯）及其同事在日本學生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沃布奇命令每個學生向另一個學生發出電擊，作為一個學習實驗的一部分。在一種情況下，在受到電擊前，受害者先介紹一下個人情況因而打開了促使通情形成的大門；在控制情況下，受害者沒有機會介紹自己。受害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受到的電擊比在後一種情況下受到的電擊輕得多。
有很多方法能促進人們之間的通情；其中一部分可以在小學教室裏學到，無需在此一一指出，我也不準備在這裏討論他們。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看一看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認為別人已失去人性。這種看法產生於偏見中，它不僅傷害受害者，同時也傷害壓迫者。讀了下一章的第一段你就會明白我指的是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