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存在的關係：假想的關聯
分類的另一個效果是，我們經常在兩個認為有聯繫的事物之間構建一種關係但事實上，這種關係並不存在。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假想的關聯（illusory correlation）。讓我通過大衛．漢密爾頓及其同事的實驗來闡明這個問題吧。在實驗中，被試人閱讀了二十四段文字，其中描述了不同人物的姓名、職業以及兩個最突出的性格特點。例如，湯姆是個推銷員。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讓人厭煩。、比爾是個會計。他膽小羞怯，為人謙恭。偶爾，描寫性格特點的詞語碰巧與大多數人對於從事這種職業的人的典型人物所具有的特點是一致的；即，一般都把推銷員描繪成熱情洋溢、能說會道，把會計描繪成精益求精、膽小羞怯。上述資料表明，被試人過高估計了刻板化詞語被用於描述每種職業的頻率。換言之，他們成功地在人物的性格特點與其從事的職業之間構建了一個假想的關係。
這種假想關係經常表現在社會判斷中。請看下面兩個例子：在非正式調查中，人們總是過高估計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程度。事實上，與男同性戀者及異性戀者相比，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最低。但是，對於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者的分類的認識，使我們得出了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比率很高的錯誤判斷。根據臨床判斷，把某人歸類於某一診斷類型（如精神分裂症或燥狂抑鬱症）能夠產生一種認識：此人和與這種診斷相吻合的行為之間存在某種關係（即使這種關係並不存在）。無論環境如何，假想關聯強化了我們最初的刻板化認識及觀念；這種認識將使我們發現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在以後會向我們提供證據，表明我們最初的刻板化認識是正確的。
組內︱組外效果
對人進行分類的一個最常見手法是把人分為兩組：和我在一起的那組以及不和我在一起的其他組。例如，我們經常將世界二分為我們的和他們的、我的學校和你的學校、我的球隊和對方的球隊、美國人和外國人、我的種族和你的種族、與我在一個桌子吃午飯的人和與你在一個桌子吃午飯的人。研究者發現，當我們把世界一分為二時，大量證據表明將會產生至少兩種後果，同類效應（homogencity effect）（那些所有和我類似的人）和組內偏愛（in-group favoritism）。
總的來說，我們容易認為：組外成員（out-groups）之間的相似性要多於他們與我組組內成員（in-group）的相似性。
巴納蒂特．派克和邁倫．羅思．巴特向三個婦女聯誼會的成員提問，請他們回答不同聯誼會成員之間的相似之處。結果發現，這些婦女認為，與她們所在的聯誼會的成員相比，其他聯誼會的成員之間的相似性更多。對這種現象的另一個解釋是，當被試人想到本組的成員時，就將其視為不同的個體，每個人都擁有獨一無二的個性和生活方式。當她們看待外組成員時，就給她們貼上團隊的標籤，刻板化地看待她們，因此認為外組成員中每個人的特點都與該組的特性一致。
組內偏愛的定義是，無論從哪個層面看待自己的組，人們都具有將其視為更好的一組並把獎勵分配給自己的組的傾向。運用被人稱之為低限群體範例（minimum group paradigm）的概念，組內偏愛得到了廣泛的研究。英國社會心理學家亨利．塔吉費爾最先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他用能想像出來的、最微不足道的、最不合乎邏輯的標準將彼此完全陌生的人分為四組。例如，在一個研究中，被試人看到塔吉費爾擲硬幣將他們隨機地分到x組或w組。在另一個研究中，塔吉費爾讓他們對一些從未聽說過的藝術家發表看法，然後僅僅根據他們對這些藝術家的輕度偏好，隨機分到喜歡凱利的小組或喜歡坎丁斯基的小組。
塔吉費爾實驗中非常有趣的部分是，重大結果的獲得往往來自那些看似完全沒有意義的小組。在參加實驗前，被試人彼此陌生，從未有過交往，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不為人所知的。但他們的行為顯示，那些和他們帶著同樣的、毫無意義的標籤的人，似乎是他們的至愛親朋。被試人表示，他們喜歡那些和他們帶有同樣標籤的人。與分配到別組的人相比，他們認為同組成員性格更好，工作效率更高。最讓人震驚的是，被試人分給同組成員的錢和獎勵要多一些。我們在第七章會看到，這些傾向性能夠形成種族歧視和民族歧視的基礎。
記憶的重建
我們的記憶在所有社會交往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鑒此，掌握下述關於記憶的一點知識是至關重要的：人類的記憶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重建的（re-constructive）。我的意思是，我們不可能打開記憶的閘門，讓對以往發生的事情得到真實的詮釋。
記憶也不像播放磁帶或錄影機那樣；相反，我們的記憶重建在經過過濾的真實生活的片段基礎上，並通過對可能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的認識的修正而完成的。對於某些具體事件，記憶還會受到他人言論的深刻影響即使在事情發生很久之後。正如安東尼．格林沃德所說，如果歷史學家修正並歪曲歷史的程度和我們回憶各自生活的程度一樣的話，他們肯定是要失業的！當然，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相信，我們的記憶裏只有對過去的真實記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記憶出了一點問題確實讓人有點恐懼。
但是對於蒂莫西．亨尼斯，這種情形簡直可怕極了，由於陪審團認為人的記憶不會出岔，他幾乎丟了性命。
讓我們來解釋一下。一九八六年七月四日，亨尼斯被控對凱薩琳．伊斯特本、卡拉．伊斯特本和愛琳．伊斯特本犯有三重謀殺罪並涉嫌強姦凱薩琳．伊斯特本。罪犯顯然是十惡不赦，他闖入伊斯特本家，用刀威逼凱薩琳．伊斯特本並強姦了她，然後割斷她的喉嚨並捅了她十五刀。三歲的愛琳和五歲的卡拉各被捅了十幾刀。員警迅速偵察案情，發現在這週初，蒂莫西．亨尼斯在報紙上看到伊斯特本刊登的廣告，希望有人收養她家的黑色拉博多爾獵狗。亨尼斯還帶著狗遛了一圈兒。
審判期間，有兩名目擊者證明亨尼斯在犯罪現場。查克．巴雷特證實他看見蒂莫西．亨尼斯在案發當日凌晨三點在現場附近出現。桑德拉．巴恩斯證實看見一個貌似亨尼斯的男人在使用員警早些時間認定伊斯特本家被盜的信用卡。但亨尼斯不在犯罪現場的辯詞無懈可擊。而且，沒有任何物理證據（手印、衣物纖維、膠印、血跡、頭髮）將其與犯罪現場聯繫起來。然而，陪審團認為目擊證據令人信服，因而判定亨尼斯有罪被判注射毒藥的死刑。
在上訴法院的法官以某個與證人證詞無關的程式上的技術問題為由宣佈要再次審判前，亨尼斯已經在死神的板凳上挨過了八百四十五個漫長的夜晚。亨尼斯的律師知道，如果亨尼斯還有推翻判決的機會，他們必須反駁那些宣稱看到亨尼斯在犯罪現場的證人的證詞。在謀殺案發生的兩天后，查克．巴雷特最初告訴員警他看見兇手的發色是棕色的（亨尼斯的頭髮是金色），身高有五．五英尺（亨尼斯長得更高）。另外，當被要求從警察局的嫌疑犯佇列中辨別出亨尼斯時，巴雷特卻不能肯定。當案發後幾週內，員警初次接觸桑德拉．巴恩斯時，她堅定地強調，那天在銀行櫃員機前她沒有見到任何人。可是為什麼在審判時，兩位目擊者都自信地認為他們在犯罪現場看到了亨尼斯？難道他們在說謊嗎？不，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普通人；隨著一年中被員警和律師反覆盤查，他們對事件的記憶已經被拉平、磨光構建、成形並重建。
伊莉莎白．洛夫特斯，一位天才的認知心理學家，作為專家列席了對亨尼斯的第二次審判。洛夫特斯曾經做過一個關於重建記憶的令人著迷的研究項目調查這種有傾向性的審訊是如何影響記憶及證人後來的證詞的。在其中的一個實驗中，洛夫特斯請被試人看一段描述多輛汽車相撞的影片。看完電影后，其中一些被試人被問道，當汽車撞爛時，這些車的車速大概是多少？另一些被試人被問及同樣的問題，但是把撞爛一詞替換成撞上。當用撞爛而不是撞上問被試人時，他們估算出的車速更快；而且，在看過電影一週後，他們更有可能認為（錯誤地）事故現場能見到破碎的玻璃。
首要的問題不僅會影響對事實的判斷（正如上述案例所示），同樣也會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記憶。在洛夫特斯的早期研究中，她給被試人看一系列描繪汽車撞人事故的幻燈片。在描繪事故發生時情況的幻燈片中，一輛綠色小轎車經過事故現場。在看完所有幻燈片後，立刻向半數被試人提問，那輛經過事故現場的藍色小汽車的頂棚上是否有一副滑雪板？剩下的另一半被試人也被問及相同的問題，但是省略了藍色這個字眼。實驗證明，前者較之後者更有可能錯誤地認為他們看見了一輛藍色汽車。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輕易改變他們的記憶。
在對亨尼斯的第二次審判中，洛夫特斯在她的證詞中討論了重建記憶的本質以及審問是如何促使目擊者去構建想像出來的情節並相信它的確發生過。想一想桑德拉．巴雷斯最初的證詞。起初，她記不起來在銀行櫃員機前是否有人。但是，當看了幾個月的電視節目和報紙長達一年連篇累牘的報導後，巴雷斯重新構建了她在銀行櫃員機旁看到了一個貌似亨尼斯的人的記憶與洛夫特斯實驗中的學生回憶起看到了一輛藍色汽車而不是綠色汽車的情形類似。通過向律師和法官反覆敘述新構建起來的記憶，巴雷斯逐漸把它當成了事實。有一點非常重要，大家要特別注意，巴雷斯並沒有有意撒謊，她只是重建了對這起事件的記憶，並逐漸相信了自己的陳述。查克．巴雷特的證詞幾乎以同樣的方式帶有紕繆。最後證實，案發早晨他在上班路上看見的男人是另一個男人而不是亨尼斯。
亨尼斯是幸運的，他的生命沒有終結在死刑椅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二審的陪審團宣佈蒂莫西．亨尼斯無罪，因為沒有任何物理證據表明他在現場，並且證人證詞不能成立。在一審中亨尼斯之所以成為受害者，是因為受到錯誤地指認和法官根深蒂固的假設：人們的記憶是準確無誤的。
雖然案件至今未破，當地警察局指出有充分理由相信罪犯另有其人，因為在亨尼斯在押期間，鄰鎮又發生了一起駭人的強姦兇殺案，犯罪手法與亨尼斯案件極其相似。兩起案件發生後，亨尼斯和警察局都收到了一系列有說服力的匿名信，感謝亨尼斯成為伊斯特本案件的替罪羊。
自傳體記憶
很明顯，當記憶涉及快速的、瞬間發生的事件時（如試圖回憶汽車事故的細節），記憶能夠重建。但是對於那些時間更加持久（如對我們個人歷史的回憶）的事件，情況又是怎樣呢？我們再次提請大家注意，我們不可能像自己以為的那樣準確無誤地記住我們的過去，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很簡單，要記住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正如你想像的那樣，對自傳體回憶的修正不是隨機的。相反，我們具有強烈的傾向，用黑茲爾．馬爾庫思稱為自我設計（self-schemas）的方式來組織我們個人的歷史將關於我們自身的連貫的記憶、感受和觀念串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因而，我們的記憶會被某種方式所歪曲，以便有可能與我們對自己的總體印象吻合。如果我們對童年時代有一個籠統的印象，如不幸福、父母冷漠而疏遠，那麼兒時發生的與籠統的印象相反的任何事件都比與之一致的事件更難被回憶起來。所以，多年以後，我們的記憶變得越來越一致，越來越不準確。這樣，我們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我們的個人歷史。我們並不是要為過去撒謊，只是無法準確地記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塑造自己的記憶。
邁克爾．羅斯、凱西．麥克法蘭、加思．弗萊徹所做的一個簡單的小實驗很好地闡述了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在實驗中，大學生們收到了一份規勸信，強調了經常刷牙的重要性。收到信以後，他們改變了對刷牙的態度。無需冗言，這並不讓人感到奇怪。但讓人奇怪的是：當天，研究者問他們你在過去的兩個月內刷了多少次牙？那些收到信件的學生回憶他們刷牙的次數要遠遠高於控制組的學生。這些學生並非有意欺騙研究者；他們沒有理由撒謊。他們只是把他們新的態度作為重建過去記憶的指導原則。從某種意義來看，他們需要相信自己總是明智而理性地行事即使他們剛剛才發現這一明智的行為可能是什麼。
伊莉莎白．洛夫特斯把這一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她成功地把對兒時經歷的錯誤記憶植入到年輕人的頭腦中。方法很簡單：要求一位關係密切的親戚把這些經歷當成事實講述出來。如果一個年輕人的姐姐對他說，還記得你五歲時，你在大學城購物中心裏走失幾個小時的事嗎？當時你嚇壞了還有一位老人想幫助你？我們發現你時，你正緊緊地抓住老人的手，哇哇大哭。
在聽到類似故事後的幾天內，大多數人都會把植入的記憶整合到個人歷史中去，並賦予它一些細節（噢，是的，那個幫助我的老人穿著一件法蘭絨襯衣）。他們還會堅信此事的確發生過而事實上，它根本沒有發生。這種現象被稱為錯誤記憶綜合征（false memory syndrome）。
記憶恢復現象
洛夫特斯在植入錯誤的兒時記憶方面的研究引導她和許多其他認知科學家進一步觀察並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最新的社會現象：記憶恢復現象（revovered memory phenomeneon）。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成千上萬的成年人似乎都回憶起了根本不曾存在的可怕的童年生活。許多記憶都是關於他們的父親或其他一些家庭成員對他們進行的長達幾個月甚至數年的性騷擾。一些記憶甚至包括（作為傷害的一部分）對被迫參加恐怖的宗教儀式的生動描述，這些儀式涉及一些怪異而可怕的活動，如殺死並食用嬰兒。這些記憶通常都是在進行大量的精神療法時被恢復的如通常是在催眠狀態下，或者是讀過一本生動的、具有高度啟發性的自助書籍後產生的。
無需冗言，性騷擾的確存在於某些家庭中間這種傷害的後果是悲慘的。因而，所有關於這方面的披露都必須予以非常認真的對待。同時，大多數對人類記憶進行過系統研究的認知科學家確信，大多數的此類報導都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他們辯論到，正如桑德拉．巴恩斯和查克．巴雷特一樣，在員警和律師的幫助下，回憶起了從未發生過的事故；正如伊莉莎白．洛夫特斯實驗中的被試人一樣，回憶起了在大學城購物中心走失幾小時所經歷的痛苦。似乎許多人都可以被引導著回憶一些可怕的事情，如童年時的性騷擾，甚至那些根本沒有發生過的詳細的恐怖的宗教儀式。
根據對記憶的本質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家的觀點，長時間地對痛苦事件進行重複會使人對此難以忘記；但他們斷言，這種事情極少發生，而且也並不是記憶典型的工作方式。相反，他們認為，大多數關於傷害的記憶很可能是由治療師本人，以一種類似於洛夫特斯實驗中的方式，無意中植入患者的記憶的當然，他們並無惡意，只是想真心實意地幫助患者。情況大概是這樣的：假設一位治療師堅信某些恐懼或性格特點（如自尊心低、一個人獨處時怕黑、害怕失控）是遭受性傷害表現出來的症狀。
如果一位帶有上述特點的顧客走進他或她的辦公室。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本著最美好的意願，可能很含蓄地指出患者可能經歷了上述這些事件。然後治療師可能會請患者儘量回憶這類事情。
當患者開始挖掘這種可能性時，治療師無意中表現出越來越濃的興趣甚至有些興奮。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可能開始構建一系列相關的記憶，儘管他們全都是錯誤的。
同樣，研究記憶的科學家批評了自助類書籍試圖引導人們從童年生活中挖掘黑暗秘密的書籍因為這些書籍的作者完全低估了他們的建議的力量，並無意中引導人們去恢復那些對從未發生過的事件的記憶。例如，有一本暢銷自助手冊，實際上在鼓勵人們花費時間儘量重建他們的童年經歷，還列出了一張單子，上面記錄了可能與傷害相關的各種可能性。下面是這張單子的一部分；在書中，它是以下面的方式介紹給讀者的：
有傷害行為的家庭存在共性。你可能沒有經歷過所有這些傷害，但你可能經歷過其中幾項：
．我為我的家庭感到恥辱。
．有些事情我不想談。
．我家總是有很多秘密。
．我家裏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也有許多不美好的事情。
．至少我的父母中有一個人曾經吸毒或酗酒。
．我過去經常被羞辱，被打擊。
．我的許多基本需要都沒有人關注。
．家裏混亂不堪，充滿了未知因素。
．大人經常說話不算數。
．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被傷害，但當我聽說性騷擾及其後果時，我覺得似乎一切都很熟悉。
正如你所看到的，名單上的某些項目對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適用的但是否我們都經歷過含有性騷擾成分的什麼事情呢？另外，約翰．基爾斯多姆最近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表明：童年遭受性騷擾與上述校驗表上的任何一項內容有明確的聯繫。成千上萬的成年人都斷言他們在童年遭受了性騷擾，從而壓抑了對傷害的記憶，讀了這本書後，似乎想起了這些傷害。我們能從這樣的情形中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一方面，我們希望對上述的每件事情都認真對待。如果確有其事發生，它的確是不幸的，我們的心靈也會感受到經歷過這些痛苦的人們的痛苦。但如果記憶是錯誤的，我們該怎麼辦呢？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人們是否應該面對涉嫌有罪的家庭成員，並對其提起訴訟呢？成千上萬的人已經這樣做了許多家庭因此支離破碎。正如你所想像的，當人們在三十年後被控涉嫌犯有上述罪行時，通常他們很難證明自己的清白。
勿庸置疑，這個現象是當代心理學中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問題。長久以來，一些職業心理學家只看到這些情況的表面意義。但根據他們對記憶的研究，大多數的認知心理學家都認為，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傷害的確存在，指控被懷疑的家庭成員犯有嚴重罪行是錯誤的。除了我們提到的科學研究，研究者指出，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證據表明，許多被恢復的被傷害的記憶在被加以認真研究時，往往是錯誤百出或無法成立。例如，在一些案例中，幾個睡在案發房間的孩子們發誓，這些事件根本沒有發生；偶爾，當一系列事件涉嫌發生時，嫌疑犯身在幾百英里之外（如在服兵役）；在許多案例中，產生這種記憶的人在多年以後逐漸意識到這些事件實際上從未發生過，並撤回了指控。
有時，在應該有清楚的證據的地方卻總是沒有證據。例如，如上所述，一些人恢復了他們關於被迫參加一系列可怕的宗教儀式的記憶，在這些儀式中，他們殺害並食用嬰兒，並將遺骸埋掉。其中的一些記憶對屍體的埋葬地點有精確的描述。但執法人員經全面、系統的搜查從未成功地找到過一塊兒骨骸也無人報告過與其情況符合的綁架案來支持這些敘述的準確性。
許多問題亟待解答。對我個人來說，最感興趣的問題是，受害者的腦子裏到底在想些什麼？在相對不那麼重要的事情上發生記憶錯誤是一回事兒，如小時候在購物中心走失，但是恢復受到性騷擾的記憶會使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這些事情實際上沒有發生，為什麼會有人願意相信它們發生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肯定的答案。但我卻有一個可供研究的案例，它也許典型，也許不典型。此例涉及我的一位密友，一位聰慧異常、世故練達的中年婦女。我稱之為馬德琳。下面是她記述的事實：
我處於生命的低谷，感覺很糟，沒有安全感。我的婚姻剛剛破裂，在與男人打交道方面，我面臨著許多困難。我的職業生涯也有過幾次嚴重的觸礁。我的自尊在一段時間變得非常低沉。我強烈地感到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沒有沿著它應該前進的方向前行。我隨便抓起一本自助手冊，開始閱讀關於具有功能障礙的家庭具體地說，是關於那些在兒時遭受性騷擾的人的性格特徵以及存在性騷擾問題的家庭的特點。仿佛心中劃過一絲光亮，我感到如釋重負。這種感覺很奇怪，就像是《噢，我終於找到為什麼這麼倒楣的原因了！》書中說道，如果我記不起具體情形，那大概意味著我壓抑了對恐怖的記憶。我覺得自己像個偵探，對童年的生活想得越多，越覺得許多事情都像性騷擾。幾個星期以來，我在各種情感中徘徊。我感到了對父親的憤怒、感到了恥辱、感到了傷害但也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現在明白了那種解脫是因為，如果我把自己的不幸歸結於小時候，我就不用為自己作為成年人的失敗而負責了。
幸運的是，我從未因此與父母對抗，因為我逐漸意識到記憶可能是不可靠的我開始產生新的記憶，在這些記憶中，事件的細節與先前不同。兩套記憶不可能都是對的。同樣，由於諸多原因，我逐漸意識到我記住的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過。然而，要放棄一個能夠解釋為什麼我每天都如此悲傷與痛苦的想法是異常困難的。況且，這樣一個想法是如此顯而易見，並已得到認同。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非常脆弱，生活得一團糟。如果我公開了我的記憶，我可能已經對我的家庭和我本人造成了無法言說的傷害。至今，我還感到非常憤怒但不是衝著我的父母，而是衝著那本該死的書。
人類的認知有多保守
假設你在一間黑屋子裏看一幅類似照片的圖形。畫面模糊不清以至於無法辨別出畫的是什麼。焦距不斷調整，直到圖形變得只有一點模糊，這時來讓你猜出畫的是什麼。如果你與參加這個實驗的大多數實驗者一樣，你有二十五％的可能性是正確的。但假設一上來就讓你看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照片，而不是讓你慢慢地調焦，你猜中的概率會更大還是會更小呢？猛一看起來，似乎你的準確率會下降，因為你看照片的時間更短。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即使你看照片的時間更短，如果不讓你逐漸聚焦，大約有七十五％的時候你會猜中準確率提高了三倍。這是怎麼回事兒呢？這個實驗的結果解釋了什麼是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人們對最初的假設和觀念具有尋求確認的傾向。當畫面非常模糊時，大多數人會猜測它可能是什麼看起來像冰淇淋卷；不，是一匹後腿抬起的馬；不，是埃菲爾鐵塔。我們有一種堅持最初的猜測的傾向；然後這些猜測會干擾我們解釋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圖畫的能力。
大量證據都表明，確認偏見是人類思維普遍具有的傾向。例如，在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的實驗中，女大學生被告知，她們將要見到的人要麼是個性格外向的人（開朗、熱情、友好），要麼是個性格內向的人（沉默寡言、冷漠、孤僻）。然後讓她們準備了一套向此人提問的問題，以便瞭解他或她。她們最想問的問題是什麼呢？總的來說，被試人在尋求驗證她們最初的假設。那些假設自己會遇到一個性格外向的人的被試更有可能會問一些確認她們最初的假設的問題：你會怎樣活躍晚會的氣氛？，在哪種情況下你最愛說話？而那些假設自己會遇到一個性格內向的人的被試更有可能問這樣的問題：在哪種情況下你希望自己能更開朗？，在嘈雜的晚會上，什麼事讓你最不開心？請注意，如果對方誠心回答，被試人對於此人的假設很可能得到確認。也就是說，如果他或她回答了第一套問題，那麼一個既非外向又非內向的人看起來像外向的人；如果他或她回答了第二套問題，那麼一個既非外向又非內向的人看起來像內向的人。
我們不僅具有確認假設的傾向，還經常對這些假設充滿自信。巴魯克．菲什霍夫稱為後見之明偏見（hindsight bias）的概念（或我早就知道效應）可以解釋這個現象。你可能會記得我們在第一章中談到，一旦我們知道了某一事件的結果，就具有認為自己早已預見到此事的強烈傾向。在菲什霍夫的實驗中，被試人的任務是指出在同一事件中存在四種可能性，哪一個真會發生。一些被試人被告知，這四個可能性中有一個確已發生了，但請他們估計一下，如果他們一開始不知道正確答案，他們會選擇哪一種結果。實驗結果表明，被試人無法忽略這條資訊；他們大多過高估計了他們對正確答案的先見之明。換言之，即使被試人不知道實驗的答案，一旦把答案告訴他們，他們就會認為他們早就知道這個答案，而且他們的記憶沒有改變。
對假設的確認偏見與後見之明偏見為人類認知趨於保守這一命題提供了支援。即我們盡可能保持已確立的事物保持我們早已存在的知識、觀念、態度和假設。貫穿此書，我們已經看到的關於認知保守主義的例子不勝枚舉：獲得的第一資訊幾乎總是最有影響的資訊；信手拈來的類型在形成判斷時被濫用；代表性和態度性啟發方法有時被誤用；刻板印象歪曲了資訊的加工以達到鞏固刻板印象的效果；記憶被用來重建以符合現在的觀點。
在一篇煽動性的文章中，安東尼．格林沃德認為，認知保守主義至少還有一個優點：它允許我們把社會看做一個統一而穩定的世界。假設圖書館每次收到一些與以前的分類不相符合的新書時，圖書管理員就會重新計數並重新對圖書館裏的書進行分類。編號為hm二百五十一的書（社會心理學書籍）突然變成了編號為ap五十七s的書，而編號為bfs的所有書籍（心理學）被分成eas和dbs兩類書。可能要花費圖書管理員幾年的時間對書籍進行重新分類。當你去圖書館做關於社會認知的期末論文時，你可能會發現幾乎不可能找到你需要的書和文章；圖書館把你搞得暈頭轉向。為了使圖書館正常穩定地運行，對現有的目錄系統稍加調整，盡可能讓新書符合原有的系統是合理的。同樣，為了使我們的大腦正常穩定地工作，實行認知保守主義並適當調整我們的認知分類也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貫穿全章，我們看到實行認知上的保守主義需要付出的代價。對不適用的分類的錯誤運用可以使人歪曲事實或遺漏重要信息。對啟發式方法的錯誤應用能夠導致錯誤的決策。如果面對新的、有分歧的資訊時，不能更新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將會導致對現實世界的歪曲。這些後果不僅僅存在於我們的大腦，還能在社會問題中顯示他們的存在，如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偏見以及那些簡單而愚蠢的想法。
我們能採取何種方式以避免認知保守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呢？這裏有四個經驗法則能夠給我們提供幫助。第一，警惕那些企圖替你創建事物分類及定義的人。有許多方式可能為人或事下定義或進行分類。問一問你自己，為什麼要建議使用這種特殊的分類方法？第二，儘量使用更多的方法來對人或事進行分類。從多個角度來看待人或事，我們不能只依賴於一種分類方法因為我們有可能會錯誤運用該方法，並歪曲資料使之符合我們原先持有的觀點。第三、儘量從獨特的視角來看待人或重大事件；雖然他們是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他們同時也是許多群體的成員，有他們獨特的態度。個體化有助於防止對某種刻板化印象或啟發式方法的濫用。第四，在印象形成的過程中，考慮一下你失誤的可能性你已經將受害者投入了本章所描述的一種或幾種認知偏見中。在下一章中，為了自我辯護，我們將繼續探索認知保守主義，並將目光投向其他方法，以使自己遠離歪曲的思維所產生的可怕後果。
態度和信念是如何引導人們的行為的
在前面幾節中，我們瞭解到信念和態度影響認識社會的方式。這裏，有一個合理的問題需要回答：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是否可以用態度來預測將來的行為？例如，假設我喜歡吃香草冰淇淋，但你不喜歡。在吃香草冰淇淋的問題上，你我是否會有不同的行為呢？直覺告訴我們，是的。大多數人都會預測我會買很多香草冰淇淋而不會選擇其他口味的冰淇淋；另一方面，你幾乎不會買香草味的冰淇淋。對於一些簡單的喜好，如香草冰淇淋，情況通常都是這樣的。但是如果我們以為事情總是這樣，那就有可能犯很大的錯誤。長期研究表明，在許多情況下，這種直覺是錯誤的。
讓我們進一步來認識這個問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理查．拉皮埃爾進行了一個研究態度︱行為關係的經典實驗。與現在相比，那時的美國對有色人種的偏見更不加遮攔、更明目張膽。生活在美國的亞裔人、西班牙裔人或非洲裔人被禁止進入公廁、使用盥洗室和餐廳以及住宿。一九三三年，拉皮埃爾接觸了一百二十八個飯店和餐館的經營者，通過問他們你會接受中國人作為你們的顧客嗎？來評定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九十％的人問答道，不！。然而，當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真的出現時，拉皮埃爾發現只有一處拒絕向他們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務。經營者對於中國人的態度沒有預測到他們的實際行為。
拉皮埃爾的發現並不是僥倖之舉。無獨有偶，艾倫．威克在一九六九年綜合了四十餘次對態度︱行為關係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一次學術回顧。這些研究涉及信念和觀念的廣泛領域，如工作滿意度、種族歧視、消費者偏好以及政治信仰。威克發現，只有極少的證據支持態度能預見行為的假設。正如他所說的：總的來說，這些研究表明，態度與行為無關或較少相關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態度與行為較多相關的可能性。
頭腦中的態度︱行為關係
如何將這些研究成果與直覺（即人的態度與他或她的行為密切相關）整合到一起呢？有一個辦法就是下結論：態度與行為之間不存在一致性。它只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中；我們僅僅憑想像認為，人們的行為與其信念和態度保持一致。有一些證據支持這個命題。在前兩章中，我們看到了社會環境在導致從眾行為中所展示的力量。就像拉皮埃爾實驗中的旅店主人，當面對是否願意接納中國人的調查時，毫無疑問他是在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的情況下說不的；然而，一旦這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真的來到旅店，他們也面對著應接納他們住宿的相反壓力（避免吵架）。大概他們只是向最近的壓力投降。大概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向任何離我們最近的社會壓力屈服的生靈而已。
支援態度︱行為一致性觀念都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之中這一假設的是一個常見的傾向，即把個體行為產生的原因歸結於個體的特點，如性格特徵和態度，而不是歸結於環境本身的力量。例如，為什麼小約翰尼沒有完成家庭作業？的答案總是因為他太笨了或太懶了，而忽視了環境因素的存在，如人滿為患的學校或極差的學習環境。換言之，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瞭解到的，當我們看到一些事情發生在某人身上，大多數人都假定這件事是與他或她這種人相一致的，我們願意相信因果報應。愛德華．瓊斯及其同事把這種將某個行為歸因於個體性格的傾向稱為相應推論（correspondent inference）。個體行為可用與個體態度或行為相似的特性加以解釋。比如，薩姆把葡萄酒灑到地毯上是因為他太笨拙了（而不是因為一時走神），以及埃米打了泰德，因為她是個不友好的人。（而不是因為她一時發脾氣。）
愛德華．瓊斯和維克托．哈裏斯的實驗表明，這種推論可能是很普遍的。在這個實驗中，被試人朗讀一些由選修政治學課的學生寫的、要麼支持要麼反對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文章。半數的被試人被告知，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自由選擇寫作立場的，而另外半數被試人被告知，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被強迫的，而且還不得不盡全力寫好。然後讓被試人來猜測作者對卡斯特羅的真實態度。當被試人認為作者可以自由選擇立場時，他們假定這些文章的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態度：那些在文章中支持卡斯特羅的作者被認為是卡斯特羅的支持者，那些在文章中反對卡斯特羅的作者被認為是卡斯特羅的反對者。令人震驚的是，當被試人認為作者是被迫完成指定的作業時，實驗者獲得的結果與上面完全一樣。換言之，那些被迫寫文章支持卡斯特羅的人被認為是卡斯特羅的支持者，那些被迫寫文章反對卡斯特羅的人被認為是卡斯特羅的反對者。在做出推論時，被試人沒有足夠重視環境給作者在採取立場時施加的壓力，並假定這些作者的行為是他們堅定信念的結果。
在這個實驗中，態度︱行為的關係僅存在於觀察者的思想中。
態度何時能預測行為
僅僅因為態度不總是能夠預測信念並不意味著態度不能夠預測行為。科學家的作用就是盡可能確定事物在哪種情況下更有可能發生或更不可能發生。羅塞爾．法齊奧指出，增加可能性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人們是否會根據態度而採取行動：可接近性。態度的可接近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指事物與你對其評價之間的聯繫的強度。例如，如果我說蛇，許多人會立即反應到，糟了，危險。如果我說雷諾瓦的繪畫，許多人會馬上反應到，美極了。我們都知道這些我們即刻就會想起的人，噢，不，不是那個怪人。或者恰恰相反，哇！多棒的一個人啊！這些都是具有高度可接近性的態度。
並不是所有的態度和信念都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例如，我們對波多黎各政體或對廣告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這些看法不會很輕易地進入我們的大腦。有時，我們缺乏真實的態度，即缺乏儲存在記憶中的對事物的評價。然而，如果問到我們，我們可能會冒出一個看法。調查的研究人員發現，回答者能夠對莫須有的事情發表他們的看法，如根本不存在的法案或對根本不存在的國家施以外援。在後面這兩個例子中，我們的不太容易接近的態度和非態度都不太可能指導我們的行為。
態度的可接近性是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的呢？根據法齊奧的觀點，態度被用來解釋和有選擇地感知事物，並理解複雜的環境。我們已經瞭解到態度是如何影響認知的處理的；態度起到了影響我們對環境進行闡釋、解釋、推理和判斷的啟發式方法的作用。但是任一態度都僅是眾多能夠被用來解釋環境的因素之一。
例如，為了理解複雜的環境，我們可能使用環境的客觀特徵，或者他人的看法，或者我們對於此類環境的一般看法。當一個態度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時，它更有可能成為為我們所用的界定環境的主要因素。在這些環境中，我們將根據態度來決定行為。
大量證據支持了高度可接近的態度能夠指導行為這一命題。態度可接近性的一個測量標準是個體能夠提供的對於事物和問題可估價的反應的速度。利用這個簡單的量度，羅塞爾．法齊奧和卡羅爾．威廉能夠對誰會在一九八四年的競選中投票選舉羅奈爾得．雷根或沃爾特．蒙代爾做出精確的預測。大約在競選前五個月，法齊奧和威廉攜帶一部微電腦在當地一家購物中心裏向過路人提問，請他們談談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包括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評價。電腦記錄下他們在回答對總統候選人看法時的速度，這就是他們對態度的可接近性的量度。後來，法齊奧和威廉接觸了被試人，並詢問他們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看法。競選過後，他們詢問了被試人，投票選舉了哪位候選人。結果顯示，那些在競選前五個月具有高度可接近態度（回答迅速）的被試人更有可能投票選舉他們喜愛的候選人。他們看待總統辯論的方式也與他們的態度一致。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法齊奧及其同事實際上是通過讓被試人反覆表達自己的觀點或通過給被試人提供與態度的對象直接接觸的機會，操縱了態度的可接近性。他們一致發現，以這種方式變得可以接近的態度，比不可接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更能預測將來的行為。
法齊奧關於態度可接近性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對拉皮埃爾在研究旅店主人時遇到的態度︱行為關係缺乏現象的幾種解釋。問題出在我們不知道每個旅店主人對中國人的態度的可接近性是怎樣的。而且，他們在回答問卷時的態度與中國夫婦實際到來時的態度是不同的。例如，只在調查表的某一欄裏提到中國人，會喚起旅館主人一般性的偏見，而一對有教養的年輕中國夫婦的到來可能會引發相反的念頭和感受。而且，即使存有偏見的態度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後來影響了對問題的看法，但是不能保證旅店主人願意或可能根據這些看法行事。其他客人的在場可能會使旅店主人害怕當眾吵架。對旅店主人來說，這也許是頭一遭兒，他們無所適從。這些因素限制了一個人根據自己的信念行事的程度。
憑感覺行事
這是態度和信念影響行為的又一種方式。信念能夠逐漸創造我們生活的社會環境。保羅．赫爾的實驗對這種方式進行了闡述。通過單詞猜謎遊戲，赫爾利用前面章節所述的先入效應，有意對被試人增加了概念敵意的可接近性。具體來說，被試人被要求在字母矩陣中找出隱含的人名。對於半數被試人來說，這些隱含的人名與敵意有關查理斯．曼森、阿道夫．希特勒、霍梅尼、杜拉庫拉（一四三一年︱一四七六年羅馬尼亞南部一地區瓦拉幾亞的君主。對罪犯、戰俘和奧斯曼人實行刺刑，並以此為樂）。而讓其他被試人尋找並發現了一些相應溫和的人名彼得．潘、約翰．保羅教皇、雪麗．坦普爾和聖誕老人。然後要求被試人閱讀一段關於一個叫唐納德的人的不明確的描述。唐納德的行為既可被視為敵意也可被視為溫和，要求被試人評價唐的行為的敵意程度。與早先針對對比效應的探討一致，我們預測到，不同的猜字遊戲能夠影響人們對唐納德的判斷。與希特勒和曼森相比，幾乎每個人看起來都是溫和的包括唐納德；與教皇和聖誕老人相比，幾乎每個人都有敵意包括唐納德。這就是赫爾的發現。與受到溫和的先入效應影響的被試人相比，受到富有敵意的先入效應影響的被試人認為唐納德的敵意程度要輕一些。
但是赫爾實驗並沒有到此為止。後來，被試人和他們認為是唐納德的人玩一個討價還價的遊戲。在遊戲裏，參加人被要求在兩個策略中選擇其一競爭或合作。赫爾發現，當被試人期待的遊戲夥伴是敵意的唐納德時，他們會選擇高度競爭的方式；當被試人期待的遊戲夥伴是溫和的唐納德時，他們會選擇更合作的方式。有趣的是，那些幼稚地扮演唐納德的被試人也感受到了競爭氣氛；他們對對手的敵意水準的評價與他或她做遊戲的方式是一致的。總的來說，相對微妙的前後關係可以影響人們的態度和期待，反過來也會影響行為和下一輪的感知。
＊讀者應該注意該實驗與前面討論的希金斯實驗的主要區別。在希金斯的實驗中，研究者受到了負面因素的先入效應的影響，影響了觀察者以更加負面的方式看待後來並不明確的刺激（像唐納德），因為這正是受到先入效應影響的人們尋求的東西。在赫爾的實驗中，研究者先將敵意樣本（如希特勒）置於先入地位，這樣就產生了對比效應：與極端敵意的人相比，一個傾向不明顯的人（像唐納德）就像一頭玩具熊。
概要：那麼我們能夠從關於態度︱行為的大量實驗中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對態度行為的研究強調了我們在本書中經常遇到的原理：微妙的環境變數經常成為行為的決定因素。第二，大多數人都容易忽視環境在解釋人們行為時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傾向於用個性因素及個人態度來解釋他人的行為。換言之，大多數人假定，人們的態度能夠預測其行為，而且在解釋他人行為時，我們過分應用了這一理論。即使態度︱行為之間的關係並不存在，我們也會如此認為。
存在於社會解釋中的三種可能的偏見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試圖解釋各種活動和事件：為什麼薩達姆．侯賽因的行為如此古怪？為什麼屋子那邊的有魅力的人忽視了我？為什麼最近的論文作業我寫得很差，你寫得很好呢？為什麼在我耶誕節度假期間，媽媽沒做我最愛吃的飯菜？我們的解釋通常都是理性而準確的。但他們易受偏見和不準確因素的干擾。在研究如何解釋社會生活時，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了三種影響我們的歸因與解釋的一般性偏見：基本歸因錯誤、行為者︱觀察者偏見、自我偏見。
基本歸因錯誤
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是指人在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的原因時，具有高估個人或內因作用而低估情景作用的普遍傾向。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傾向的一個例子相應推論。即，當解釋為什麼薩姆持有某種政治立場或者採取某種行為時，我們傾向於使用個人因素（他堅信這個立場；他很懶）而不是情景因素（他是被迫採取這個立場的；他那天很累）。這會使我們相信，動機與行為的一致性應該比現實生活中更多。
另一個關於基本歸因錯誤的例子是甘特．比爾．布勞爾所做的實驗。在實驗中，被試人觀看了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著名的服從權威實驗的個人表現的翻版。我們還記得在斯坦利的實驗中，米爾．格拉姆創建了一個讓人高度服從的情景，即讓人對一個學習者執行高強度的電擊。像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大多數被試人一樣，在比爾．布勞爾的翻版實驗中的被試人也表現出高度的服從性，發出了強度最大的電擊。在演示完這個實驗的翻版之後，比爾．布勞爾請被試人估計一下米爾．格拉姆的被試人中有多少人會在這種情景中採取服從的態度。結果顯示，被試人普遍低估了實際的服從程度。具體來說，比爾．布勞爾的被試人估計僅有十％至二十％的處於這種情景下的人會發出最大強度四百五十伏特的電擊。而實際上，正如你所回憶的，米爾．格拉姆發現六十五％的被試人發出了最大強度的電擊。換言之，比爾．布勞爾的被試人假定此人的行為脫離常規因為他的行為反映出與常人不同的個人特點（如此人特別有進攻性或者特別容易服從。）他們沒有把此人的行為歸因於能使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的情景作用。
作為觀察者，我們經常疏於發現每個個體都扮演著許多的社會角色，而我們可能僅觀察到其中的一面。因此，在解釋個體行為時，很容易忽視社會角色的重要性。例如，我認識一位心理學教授，下面我將稱他門什博士。學生們崇拜門什博士。當他們談論他的教學水準時，他們會隨意使用諸如熱情、愛護、關心學生、平易近人、有魅力、睿智、友善等字眼。但是，門什博士的同行對他卻有不同的印象，尤其是那些曾經和坐在觀眾席裏的他進行過學術對話的人。像學生們一樣，他們也認為門什博士睿智，但同時也認為他咄咄逼人、挑剔、強硬、愛爭論、刻薄。
誰的印象是正確的呢？是他的學生，還是他的同行？他真是一個強硬的人，在學生面前表現的熱情和關愛是為了做戲？或者，他真是一個熱情、有愛心的人，而在其他心理學家面前的表現是為了做出強硬的樣子？這些皆非。真實的情況是，我的朋友有各種各樣的行為。一些社會角色會從某一頻譜中抽出某種行為，而另一些社會角色會從另一個頻譜抽出另一種行為。學生只看到了門什博士的一面作為教師的一面。他是個非常優秀的教師，優秀教師的職責是挖掘每個學生身上最好的一面；通常這需要熱情和關愛。對於這個角色而言，學生對他的評價是準確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所裨益的同行，有時角色要求對抗性行為。為了發現真理，優秀的專業人員經常強烈地質疑一個觀點，以驗證其正確程度。通常這會導致尖銳的、咄咄逼人的、毫不留情的批評。因而，門什博士的同行同樣準確地描述了他們所看到的門什博士的行為。然而，當學生和同行假定他們觀察到的行為完全出於個人因素時，他們都犯有基本歸因錯誤；相反，他的行為主要是根據他所認識到的社會角色的要求做出的，這並不是說個人因素與此無關。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門什博士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的廣泛性。但假定他抑或是個強硬的人，抑或是個熱情的人，就忽視了社會角色的作用。
李．羅斯、德蕾莎．阿瑪拜爾、朱麗亞．斯坦梅茨設計了一個有趣的實驗，闡述了在解釋行為方面社會角色的影響如何遭到低估。他們設立了一種智力問答活動，隨機地把被試人分配到兩種角色中的一個：（一）提問者。他的任務是準備難題；（二）答題者。他的任務是回答提問者的問題。一位觀察者觀看了這場智力問答活動，然後估計提問者和答題者的知識水準。儘量把自己設想成觀察者。你會看見什麼呢？那麼，除非你很認真，你會看到一個非常聰明、博學的人和一個相當愚蠢的人。
但讓我們再仔細地來看看這個問題。請注意觀察這兩個角色是如何束縛參加者的行為的。提問者很可能會問一些相當難的問題，如在哪個壘球場，巴比魯斯在最後時刻打出了本壘打和湯瑪斯．傑弗遜是哪天逝世的。僅僅通過問這些問題，提問者看起來很聰明。另一方面，答題者面臨著回答這些難題的局面，而且很可能會答不上來其中的一些問題，這使他或她看起來有點笨。這就是羅斯及其同事所發現的結果。觀察者感到提問者遠比答題者博學。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角色都是隨機分配的，所以，實際上所有的提問者比所有的答題者聰明是幾乎不可能的。
更有趣的是，觀察者知道遊戲的參加者是隨機分配的。但是他們沒能考慮到這些社會角色在形成對智力測驗參加者的判斷時所起的作用，並落入了把他們所見的個人特點歸於原因的陷阱。
如果這種基本歸因錯誤的對象僅限於大學教授和智力測驗參加者，那麼這個問題可能不太值得如此重視。然而，它的影響是深遠的。想一想大多數美國人對於一個在超市使用食品券的人的普遍反應：她很懶；如果她再努力點兒，她會找到工作的。或者想一想對於被控有罪的夜賊的刻畫：他是個壞人；只有懦夫才會幹這種事。兩種描述似乎完全準確，但很有可能它們意味著基本歸因錯誤在起作用。雖然這裏不是展開討論貧窮與犯罪問題所包含的情景因素的合適場所，但我們要知道，除了個人因素，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能夠解釋一個人貧窮或犯罪的原因，如缺乏就業機會、文盲、經濟衰退、在社區中缺乏正面的行為榜樣、生長於問題家庭。
我並不想暗示，一個罪犯不應該因他或她的行為被追究責任。罪犯必須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也必須被追究責任。但是只考慮個人因素而不考慮情景因素，我們將會支持截然不同的有關貧窮、犯罪等社會問題的政策。
例如，這個罪犯是個惡魔的歸因將會產生這樣的政策，即花費更多的錢來建造更大更堅固的監獄，判處罪犯更長的刑期。瞭解犯罪主要是由失業、缺乏行為榜樣、文盲等原因造成的，將會產生這樣的政策，即增加預算修建更好的學校，配備更好的老師，對在貧困地區投資的企業減免稅收。請不要誤解我。我並不是說個人因素不存在，如懶惰、笨拙、品行不端。他們確實存在。我只想指出，當行為原因很有可能是情景因素所致時，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太容易把問題歸因於個人因素。至少，根據我們對於基本歸因錯誤的瞭解，應該警惕把原因歸因於個人因素的可能性，因為它並不總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嚴肅地對待小說家薩繆爾．巴特勒的看法：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讓我走吧。
行為者觀察者偏見
社會判斷的另一個一般性偏見是行為者︱觀察者偏見（actor-observator bias），即行為者將自身行為歸因於情景因素，而觀察者總是把同樣的行為歸因於行為者穩定的性格特點。例如，在我看來，我常去海灘是因為天氣很好，而你常去海灘是因為你是個海灘流浪者。政治領袖經常把英明的行動和重大的失誤描述成在當時的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公民們很可能把上述兩種情況視為領袖個人特點的結果。請回憶一下在第二章中探討的基蒂．吉諾維斯謀殺案。在紐約州吉諾維斯女士當著三十八個目擊者被謀殺後，目擊者聲稱，當時的情形很不明確，很難知道該怎麼做；報紙記者將其稱為路人冷漠症。換言之，我把疑慮好的一面留給自己；我用情景原因來解釋自己的虛偽。但我不會把疑慮好的一面留給你；當我解釋你的行為時，就犯了基本歸因錯誤。
大量證據證明，行為者︱觀察者偏見帶有普遍性。研究表明，（一）在解釋智力測驗的成功和失敗時，大學生更有可能以能力來解釋其他人在測驗上的不好的表現，而以題目難來解釋他們自己不好的表現；（二）自願參加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把他們參加實驗歸因於研究的重要性，而觀察者認為他們參加實驗是反映了個人願意參加任何研究的傾向；（三）當觀察同伴的行為時，大學生匆忙得出結論，這個人將來還會繼續從事類似活動（暗指此人具有這種特點），然而行為者認為他們自己將來的行為可能會與之相反；（四）學生將好友在女朋友和專業問題上的選擇歸因於好友自身的特點；而將自己在女友和專業問題上的選擇歸因於女友和專業的特點；（五）人們更多地把個人特點歸因於他人而不是自己。
行為者︱觀察者偏見的原因是什麼呢？邁克爾．斯托姆斯認為，它與人們注意的指向有關。行為者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周邊環境和過去的歷史上；他或她可能對導致行為的因素以及他或她對這一行為的感受瞭若指掌。另一方面，觀察者的注意力幾乎總是集中在行為者身上，可能沒有意識到導致行為者產生這種行為的歷史因素或環境因素。
在斯托姆斯的實驗中，兩個被試人參與了一段對話，同時也有兩個人在一旁觀察；每位觀察者接到指令來監控其中一位談話者。談話完畢，要求談話者和觀察者指出，友好、善談、緊張、控制等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個性特點，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情境。正如你可能想像到的，談話者更容易將其行為歸因於情境，而觀察者更容易將談話者的行為歸因於個性特徵。這並不讓人吃驚，因為它符合我們對行為者︱觀察者偏見的認識。然而，這個實驗玩了個有趣的新花樣。讓一些被試人從實驗中他們所處的角度來看這段對話的錄影帶（也就是說，讓行為者看另一個人的錄影，讓觀察者看行為者的錄影。）而讓另一些被試人從對方的角度來看這段錄影（也就是說，讓行為者看自己的錄影，讓觀察者看另一個人的錄影。）當觀察角度與原來相同時，行為者︱觀察者偏見與原來相同；當觀察角度相反時，其偏見亦相反。從觀察者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錄影的行為者更容易以個性因素來解釋自己的行為，而從行為者的角度認識問題的觀察者更容易以情境因素解釋行為者的行為。行為者︱觀察者偏見常常產生誤會與衝突。假如薩姆和蘇珊約會時遲到了，他（行為者）可能會把遲到的原因歸結於一路上都是紅燈，而蘇珊（觀察者）會認為薩姆對她失去了興趣。這些不同的觀點和歸因方式反過來會成為將來行為的基礎，可能會使對抗和衝突情緒升級。
斯托姆斯的實驗向我們提供了一種方法，可以將可能的衝突消滅於萌芽狀態：換位思考。其中一個策略是提升通情能力，通過角色扮演，從他人的角度來認識問題。另一個策略是應用在國際關係方面的文化交流活動，讓一個國家的人們到另一個國家生活。兩種策略都會改變已有的用於歸因的觀點和資訊。在第八章裏，我們將介紹一個卓有成效的技巧敏感度訓練，通過獲知他人是如何認識和感知世界的資訊，提高人們相互理解的能力。
自我偏見
現在讓我們轉移注意力去看一看，當我們最重要的社會認知自我被牽扯進來時，我們的社會認知是如何工作的。你會回憶起我們在以前的章節所論述的自我設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主要的目標是保持和加強關於自我的認識。在威廉．詹姆斯看來，對於我們的社會和精神自我來說，情況尤其如此。正如詹姆斯所說：
社會自我遠遠高於精神自我，我們必須更關心我們的榮譽、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人際關係，而不是健康的皮膚或財富。精神自我是如此寶貴，一個人寧願放棄朋友、美譽、財富和生活本身，也不願失去它。
作為動機的主要源泉，我們認識自我的方式極大地影響了我們所有的社會認知。我們將會在下一章中詳細地討論自我形成的過程。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自我影響社會認知的兩個一般方式自我中心思想與自我保護偏見。
自我中心思想
自我中心思想（egocentric thought）指，一個人容易認為自己更接近於事件的中心，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大多數人在回憶往事時，仿佛他們是當時的主角，處於控制和影響事物進程和他人行為的位置。
還有很多自我中心思想的例子。可能最有趣的例子之一，是政治學家羅伯特．傑維斯的研究。他認為，大國領導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他們不理性地認為，某國的某個行為要麼是對他們以往決策做出的反應，要麼是在試探他們的反應。換言之，這些大國領導人認為，外交事務圍繞他們在運轉。例如，在二戰期間，希特勒將英國不轟炸德國城市歸結為英國對德軍克制行為的回報，而沒有歸結為英國飛機匱乏這一事實。
大國領導人經常認為，他們的行為阻礙了敵人的惡意企圖，而事實上並不存在什麼惡意行為的策劃或由於某些原因這些行為已經流產。例如在尼克森執政期間，政府官員預計在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會有大量的北越人策劃的攻擊行動，並宣稱他們已經通過大面積轟炸預防了這一事件的發生。戰後發現，北越人根本沒有策劃這樣的行動。在最近的歷史上，唐納德．雷根將前蘇聯突然間的分崩離析歸結於他所奉行的擴充軍備的計劃，而沒有歸結於困擾蘇聯多年的經濟和體制問題。傑維斯得出一個令人膽寒的結論：認為自己是其他國家行為的原因的想法導致了相信別國蓄意破壞的信念的加強即，個人可以通過懲罰和懲罰的威脅來防止將來某些事件的發生。總的來說這是錯誤的。
無需冗言，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事件的人不只包括世界領導。這也是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普遍現象。埃倫．蘭格通過一個簡單的實驗，展示了控制幻覺的力量。在這項研究中，被試人買了一些彩票，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法是：一些被試人自己選擇了彩票，而另一些被試人拿到的是實驗者分配給他們的彩票。後來，給被試人機會讓他們把彩票賣給實驗者。蘭格發現，自己選擇彩票的人的開價是那些分到彩票的人的四倍。這個實驗中的被試人處於這樣的一種幻覺中，即選擇彩票的行為可以影響中獎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因為他們選擇了這些號碼，所以手中的彩票更有價值。當然，我們都知道，中獎與否只與概率有關；沒有一個號碼的中獎概率比其他任何一個號碼高無論是誰選擇了他。但是由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造成的控制幻覺的作用十分強大，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為什麼許多州在發行彩票時都允許我們選擇自己喜歡的號碼。
認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想法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每天發生在美國報紙上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雖然許多美國人都以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引以為榮，但只有不到十％的日報開闢了定期的科學專欄。相比之下，超過九十％的報紙開闢了每日的星象占卜專欄以出生時星辰所在方位來預測未來的一種方法。這是怎麼回事呢？報紙上的占星術的慣用手法被稱為巴納姆聲明以馬戲演員P．巴納姆命名。他曾經說道，每分鐘都會有一個嬰兒降生。巴納姆聲明是一個由幾乎對每個人都適用的聲明構成的個性描述。例如，假如我研究你的星象圖並告訴你：你在非熟悉的社會環境中非常保守。你認為生活是樂觀和悲觀的混合物。你思想開放，然而一旦情勢所需，你能夠立場堅定。你會認為我是個極富才華的占星家嗎？想一想就會知道，這種描述幾乎適用於每個人。但是，因為我們具有自我中心思考的傾向，幾乎每個人都相信這些話說到了我們心坎上；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會禁不住想到，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因而，報紙上的占星術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欄目。另外，正如彼得．格利克、黛博拉．戈特斯曼、傑佛瑞．喬頓表明的，如果巴納姆聲明既可信又正確，甚至那些一開始懷疑占星術的人也會搖擺不定。也就是說，當提供給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一個關於自己的虛構的星象描述，而且這個描述是普遍適用的（巴納姆聲明），同時這個描述措詞以取悅於人的方式出現，那麼這些人會逐漸減少他們的懷疑，增加他們對占星術的信心。
在另一個旨在測試人們對巴納姆聲明的可信度的實驗裏，理查德．佩蒂和蒂莫西先讓被試人參加一個虛構的個性測試，然後提供給他們一份偽造的個性回饋和結果。半數的被試人收到了內容肯定的巴納姆聲明，把他們描述成思想開放（如，你可能從很多角度理解一個問題。）而另外半數被試人收到的巴納姆聲明，把他們描述成思想封閉（如，一旦你拿定主意，就堅持到底。）雖然這份個性回饋是偽造的，幾乎所有被試人都相信這是對他們個性的準確描述。還有，佩蒂和布羅克發現，被試人的新發現的個性影響了他們後來的行為。具體而言，思想開放和思想封閉的被試人被要求列出他們對於兩個有爭議的問題的看法。那些隨機地收到把他們描述成思想開放的巴納姆聲明的被試人根據問題的兩個方面列出了他們的想法，而那些收到了把他們描述成思想封閉的巴納姆聲明的被試人只根據問題的一個方面列出了他們的想法。這是關於我們的信念和期望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