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以後，物理學家經常被請到首府華盛頓，給各個政府單位提供意見；軍方尤其重視我們的建議。我猜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既然這些科學家能夠製造出像原子彈這麼重要的武器，那麼大概還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場，我曾經被請去參加一個替陸軍評估武器的委員會，而我回信說，我只是一名理論物理的學者，對那些武器實在一竅不通。
陸軍居然回信說，根據過往經驗，理論物理學家在協助他們做決策方面，貢獻良多；所以可否請我再考慮一下？
我再寫信回去，說我實在什麼都不懂，懷疑自己到底能幫上些什麼忙。
最後我收到陸軍部長的信，建議一個折衷辦法：請我參加第一次會議，先聽聽看，再考慮我能否協助他們，要不要繼續參與其他活動。我當然說好吧，不然還能怎麼樣？
抵達華盛頓，第一件事是參加一個雞尾酒會，跟大家見個面。會上有很多將軍及軍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場面很令人愉快。
有個身穿軍服的傢伙跑來，跟我說軍方很高興物理學家也來參與建言，因為他們碰到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的坦克車油耗得很快，走不遠，因此問題是如何能一邊走、一邊加油。這位仁兄想到一個主意，物理學家既然有辦法從鈾裡取得能量，那麼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麼坦克車只要在車底上裝個小鏟，一邊走一邊把泥沙弄起來當燃料就行了！他覺得這個主意棒極了，而我要做的，只不過是把細節設計出來便好了。於是我以為，第二天開會時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類問題。
到了會場，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會裡，介紹我認識一大堆人的傢伙就坐在我旁邊。看來他是軍方派來隨時盯著我的，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個以前聽說過的大將軍。
在第一節會議中，他們討論的是一些技術問題，我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會議快結束時，他們開始討論跟後勤有關的問題，這我就真的一點也不懂了。這個問題的重點，是要決定在不同的時間，各個據點要存多少東西。雖然我拚命不開口，但當你跟這些重要人物圍坐在一起，討論這些重要問題時，就算你真的什麼也不懂，你還是不能不講話的。因此在這部分討論中，我也發表了些意見。
休息喝咖啡時，負責跟著我的傢伙說：我很佩服你剛才在會議上說的東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貢獻。
我停下來想我對後勤問題的貢獻，覺得連梅西百貨（Macys）公司負責採購聖誕貨物的職員，都要比我清楚怎樣處理那些問題。因此我下了結論：（一）如果我真有什麼貢獻，那純屬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貢獻，但大多數人會比我更強；（三）這些甜言蜜語應該足以讓我醒過來，看清楚自己沒能力作什麼貢獻的事實。
接下來，他們就在會議上決定，與其討論特定的技術事項，不如討論如何組織科學研究的問題（例如，科學研究到底應該隸屬於工兵團，還是軍需處？）。我卻覺得，如果我還希望能有什麼真正貢獻的話，就只有在討論一些特定技術事項上，而不是陸軍組織研究。
一直到那時候，我都沒有讓會議主席也就是最初堅持要請我來的大人物察覺我對這些狀況的感覺。當我們各自收拾公事包、準備離開時，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說：那麼，你會參加我們的下一次會議了不，我不會。他的臉突然變了，他很意外我在貢獻了那麼多之後，說不。
到了六十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還在擔任政府的顧問，而我完全不覺得在這方面有任何社會責任。我盡力抗拒華府方面的邀請，這樣做在當時來說，還真需要一點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