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我曾經短暫地害過一種中年人的通病：我到處做關於科學哲學的演講像科學如何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觀、賦予人類很多機會及力量等等。可是問題是，看看那時剛出爐不久的原子彈，大家就應該想想，讓人類具備這麼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還是壞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學和宗教的關係。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受邀到紐約參加一個研討會，談論平等之道德問題。
在這之前，他們已經為年紀較大的人在長島開過一次研討會，今年他們卻決定找一些較為年輕的人，一起討論他們在其他研討會上總結出來的論文。
在我出發之前，他們寄了一份書單給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許會喜歡看的書；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紹其他人看的書，也請寄來給我們，我們會把書收藏在圖書館裡，好讓其他人也能讀到。
收到這份書單之後，我從第一頁開始掃瞄下來：列在那裡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我覺得有點不妥我根本不適合參加這個研討會嘛。我繼續看第二頁：還是一本都沒讀過。看完了整個書單，我發覺他們列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看來我一定是個什麼白癡文盲了！那裡列了許多很好的書，像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談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錯，那裡有幾個作者的書我是讀過，有本書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寫的，另外還有薛定愕和愛因斯坦，可是愛因斯坦寫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寫的則是《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過的作品都不一樣。因此我真的覺得自己有點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該參加那個聚會的。
也許我到時就乖乖地坐在旁邊，多聽少說吧。
我跑去參加了第一次的入門會議，會上有人站起來，說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個有點不清不楚的什麼跟道德、平等有關的，但我聽不懂問題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用我們的方法證明，不同學科的人也能溝通和對話。他們請來了國際律師、歷史學家、耶穌教會牧師、猶太教士以及科學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邏輯思維就開始這樣推理起來：第二個問題可以不理，因為如果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話，我們就根本用不著去證明大家能否對話，去討論我們能否對話了！因此，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個問題，但那個問題我聽不懂。
我正準備舉手問：能否請你把問題定義得清楚一點，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麼都不懂呢，我最好還是先聽別人說吧，不要又惹出麻煩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