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跑去找維普斯塔拉等人，告訴他們：我已全弄出來了，一切都符合無誤。
克利斯蒂也在那裡，他說：你用的是什麼貝塔衰變常數？
某某書裡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對了。最近的實驗顯示那數字有七％的誤差。
我想起那九％了。我好像在預言什麼一樣：我在家裡用這理論計算，它說中子衰變有九％的差別，第二天卻有人告訴我，我引用的貝塔衰變常數有七％的差別。但重要的是，改變將會是從九％變成十六％呢（那就不好了），還是從九％變成很理想的二％？
就在那時，妹妹從紐約打電話來：那九％是怎麼一回事？
我剛發現出現了新數據七％
往那邊改？
我還在問，我再打電話給你吧。
我興奮到無法思考，好像在趕搭班機一樣，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實在趕不上了，突然旁邊有人說：現在是日光節約時間呢！對，但究竟是往前撥一小時還是往後撥一小時呢？在太激動的時候是想不出來的。
克利斯蒂走進他的房間，我走進另一個房間。我們都必須靜靜地想一想：這往這邊改變，那往那邊改變這並不太困難，真的，只是很令人興奮。
克利斯蒂出來了，我也從房間走出來，我們都同意：相差將會是二％在准許的實驗誤差之內。畢竟如果他們才剛把常數修改了七％，那二％極可能就是誤差。我打電話給我妹妹：二％。理論正確。
（為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其實相差只有一％。後來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這點澄清。因此那二％也不全是實驗誤差。）葛爾曼綜合了我們的想法，寫成一篇論文。這理論還蠻可愛的，它不困難，卻可以解釋很多現象。但就像前面說過，當時有很多很亂的數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還會宣稱，哪些實驗有錯誤。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實驗了。他測量了中子蛻變時從不同方向出來的電子數。我們的理論預測，這些數目全都一樣，但他卻發現從某個方向出來的電子數比其他的多了十一％。特勒第是個極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也很小心仔細。有一次，當他在某個地方做演講時，他提到我們的理論說：做理論的人的毛病是，他們從來不把注意力放在實驗上！
特勒第也寫信給我們，語氣雖然不完全是責備，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我們的理論是錯的。信末他說：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論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葛爾曼說：我們該怎麼辦？你也知道特勒第是個很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
我說：我們等。
兩天之後，特勒第又寫了封信來，他完全改變立場了。
從我們的理論裡，他發現：他忽略了實驗中，從中子朝各方向反彈的質子並不一致；他假設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樣。
他把我們理論所推測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數據，結果完全改觀，實驗和理論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優秀，和他爭論是很吃力的。但那時候，我已深信他的實驗數據出了問題，而他自己會把它找出來當然他比我更懂得找這錯誤了，因此我說我們不要嘗試找出問題，只要耐心等候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