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拉薩諾納斯（Ｌａｓ Ａｎｏｎａｓ），一個只有三十六戶人家、位在鐵道旁的小村莊，位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這天，一個叫葛梅茲的農場工人，在結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後，看到一個駭人的景象：一個男孩傷痕累累、佈滿血汙，全身上下只穿了條內褲。
那是安立奎。他赤著雙腳，跌跌撞撞地蹣跚而行，右腳的足脛上，有一個大大的傷口。再往上看，他的上唇破了，臉的左半邊也腫了好大一塊。他正在哭泣。
他的雙眼通紅，佈滿了血絲。他抓起從鐵道旁撿到的一件骯髒的毛衣，擦拭著臉上的傷口。葛梅茲聽到他用氣若游絲的聲音說：給我一點水喝，求求你。
葛梅茲原本的戒慎恐懼，這下子全轉變成了同情。他趕緊跑進他的茅草屋裡，端來一杯水給他。
喝完了水，安立奎又問：你有褲子可以給我穿嗎？
葛梅茲再次衝回屋裡，拿出了一條褲子。褲襠和膝蓋處雖然破了洞，但多少可以將就著穿。好心的葛梅茲又告訴安立奎，他可以去找他們村長卡拉斯科，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村長或許幫得上忙。
安立奎照著他的指示，沿著一條泥土路，一跛一跛來到了這個村的中心。路上，他看到一個男人頭頂著白草帽騎馬而來，便上前問他哪裡找得到村長，結果那人回答：我就是。男人端詳了安立奎一會兒，便問：你是從火車上跌下來的？
經村長這麼一問，安立奎又哭了起來。村長跳下馬，牽起他的手，來到了他位在教堂旁邊的家。媽！他高聲喊道：這裡有個可憐的孩子，被打得遍體鱗傷。村長的母親萊絲比亞，聽到兒子焦急的聲調便馬上衝了出來。
卡拉斯科看著安立奎那腫脹不堪的臉頰和嘴唇，心想：他快要死掉了。接著他走進教堂，拖出一張長板凳放到羅望子樹下，再攙扶著安立奎躺上去。
村長的母親，回轉屋裡燒好開水，再灑入鹽和藥草，好幫安立奎清潔傷口。清潔完傷口，她又捧來一碗有許多肉末和馬鈴薯的熱湯。安立奎用湯匙舀起那褐色的湯，再小心翼翼送進嘴裡。他斷了好幾顆牙，因此咀嚼困難。
消息很快傳開了，村民們紛紛過來圍觀。他還活著嗎？問這話的，是一個身材壯碩、留著一頭烏黑長髮的婦女，名叫葛洛瑞亞。你為什麼不回家去？回家不是比較好嗎？另外幾個婦女也異口同聲勸他回去。
不，我一定要找到我媽，安立奎安靜地答道。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這一天，安立奎十七歲了。他告訴村民說，十一年前，他母親離開了在德古西加巴的家，去美國工作，從此一去不回，所以他決定偷搭載貨火車，穿越墨西哥，到美國去找媽媽。
葛洛瑞亞看看安立奎，不禁想起自己的子女。
在拉薩諾納斯，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田裡做工，一天的工資是三十披索，約合三塊錢美金。葛洛瑞亞決定幫幫這個孩子，儘管她的收入也並不多。她伸手從口袋裡掏出十塊錢披索，塞到安立奎手中。
另外幾名婦女也動了惻隱之心，紛紛掏出五塊錢或十塊錢披索給他。
村長卡拉斯科，則給了他一件襯衫和一雙鞋。他以前也照顧過受傷的偷渡者，但有些人後來仍宣告不治。因此他心想，這孩子傷得這麼重，要是找不到人開車載他去就醫，給他衣服恐怕也無濟於事。
正好，這時候有一個人開著小貨車經過，他是該郡首府聖佩卓塔帕那提培克市的市長狄亞茲。
卡拉斯科央求他載這個孩子去看醫生
但狄亞茲猶豫著，事實上他還有點生氣：誰叫他們要偷渡，這是報應。離這裡最近的一家公立醫院，開車過去大概要一個半小時；根據過去的經驗，從火車上跌落而受傷的偷渡者，到醫院接受治療的醫藥費通常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元左右。這麼高的醫藥費，安立奎根本付不起。更何況，狄亞茲生氣地想，中美洲各國政府為什麼老要把自己的問題丟給墨西哥呢？
然而，看到眼前這個個頭矮小、說話輕聲細語的男孩可憐兮兮地躺在板凳上，狄亞茲提醒自己，活著總比死了好吧。十八個月來，他埋葬了八具偷渡者的屍體，這些人幾乎都是被火車給輾死的。而且他今天聽說了，這類屍體可能又要再多上一具，死者的年紀大概在三十七、八歲左右。
送這個男孩去看醫生，就要花這個郡六十塊錢。但如果他死了，把他埋在公墓裡則要花三倍的錢。因為他必須僱人去開挖墳地，找人處理相關文件，並依照法律規定，派人到又濕又熱的墓園裡，在這具無人認領的屍體旁守七十二個小時。
更何況，去墓園裡祭拜的人，要是聞到屍體的腐臭味，一定會抱怨的。
好吧好吧，這位市長最後告訴安立奎：我幫你就是了。
他吩咐司機雷卡多將安立奎載去就醫。坐進市長的小卡車裡，安立奎再度啜泣起來，但他這一次哭是因為太高興了。
我以為我死定了，他告訴司機說。
過了一會兒，他看到一位警官開著一輛白色的小卡車往他們的方向過來。他搖下車窗，然後便愣住了。他認得這個留平頭的警官和他的車子。
這個警官也嚇了一跳，他和安立奎沉默對望了幾秒鐘。
接著，他和市長的司機聊了一下最新發現的偷渡者屍體，沒多久便開車走了。
昨天搶劫我的人就是他，安立奎說。
接著他開始描述事情的經過。前一天，他和另外四名偷渡者在距離此地南方八公里處的一條河中洗澡，洗完澡後便在岸上等身體吹乾。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過來。是個留平頭的警官，手裡還握了把槍。一名偷渡者見狀，一溜煙跑了，但安立奎不敢，只好乖乖聽話。警官將這幾人押進他卡車的後座，然後便提出勒索：交出一百披索才准離開。還好，這群同伴當中有一個人有這麼多錢，便依言把錢交了出去。這件事不准你們告訴任何人，警官警告說。
聽到這個故事，司機臉上並未露出意外的表情。他說，在這裡，執法的警察們要求火車停下來，再上車毆打或搶劫偷渡客，是家常便飯，只不過墨西哥的聯邦調查局（Ａｇｅｎｃｉ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oｎ）一概予以否認。
其實，安立奎之前已經和腐敗的墨西哥警察打過交道了。有一次，他越過邊境，來到墨西哥的塔帕契拉，走了才大約二十四公里路，就被兩名警察給逮個正著。
兩名警察將他押到卡車的後座，惡狠狠地問：你從哪裡來的？你身上有多少錢？錢交出來才可以走。就這樣，他身上僅有的四塊錢美金都被他們給搶了去。
在塔帕契拉的阿爾伯給白楞，有一家非法移民收容所，收容所負責人瑞格尼神父說，裡頭的四、五位偷渡客，都曾經遭到警方搶劫、毆打或勒索。在塔帕契拉火車站，市警察和州警察甚至會為了誰有權行搶而彼此大打出手。不少偷渡客都說自己曾經遭到警方囚禁，直到在美國的親戚匯了贖金才獲得釋放。
事實上，從偷渡客身上揩油，是移民局幹員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否則的話，薪水微薄的他們哪有辦法住豪宅、開名車？在公路的檢查哨，他們會向土狼索討過路費，每偷渡一人就必須支付五十到兩百塊錢美金。勒索的所得，有一半是檢查哨的哨長獨得，另一半則由他的手下瓜分。誰要是膽敢阻擋財路，人身安全絕對備受威脅。一九九九年，塔巴斯科州（Ｔａｂａｓｃｏ）一位政府官員因為大力抨擊警察的貪汙腐敗，幾天後竟發生一場離奇的車禍，一命嗚呼。誰要是敢公開指責警察貪瀆，醒來時背上大概會多一把刀，瑞格尼神父說。
言歸正傳。市長的司機將車子駛進聖佩卓塔帕那提培克市，繞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家尚未打烊的診所。
★毅力
從小就與母親分離的安立奎，六個月前第一次踏上尋母之旅，那時候他還是個菜鳥。如今，他已經成了老手，像許許多多的孩子一樣，以朝聖者的心情，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跋山涉水，不畏艱險，為的是找到自己的母親。他們偷搭火車，一路上得轉搭個七趟到三十趟，才能穿越墨西哥，抵達美國邊境。最幸運的，一個月就可以到達目的地；若中途停下來打工賺取生活費，則要花上一年的時間，甚至更久。
旅程中，有些人可能一連五天都沒有進食。他們身上最寶貴的財產，通常是一張紙，也許用塑膠袋包著，再塞進自己的鞋裡。這張紙為什麼寶貴呢？因為，上面有電話號碼：他們和母親聯絡的唯一管道。有些人連這個都沒有。
合法的證件就更不用說了，沒有人有這樣的東西。很多小孩會遭到墨西哥警方或移民局人員的逮捕，然後遣返到瓜地馬拉。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再接再厲。
安立奎跟無數的孩子一樣，也歷經過許多次的嘗試。
第一次，他是和朋友荷西一起去。兩人從宏都拉斯出發，經過三十一天，走了大約一千六百公里，他們穿越瓜地馬拉，來到墨西哥中部的韋拉克魯斯州，有一天卻在火車頂上遭到移民局人員逮捕，然後被押解到偷渡客稱為流淚公車（Ｅｌ Ｂｕｓ ｄｅ Ｌaｇｒｉｍａｓ）的車子上，遣返回瓜地馬拉。這些公車一天最多八班，每年坐上這些公車被遣返的傷心旅客，至少有十萬名之多。
第二次，安立奎選擇隻身前往。出發後第六天，火車在墨西哥境內已經走了兩百四十公里，他卻在此時犯了一個錯誤：脫下鞋子在火車頂上睡著了。當火車在托拿拉鎮（Ｔｏｎａｌa）被警方攔下來進行搜捕時，他只好選擇跳車。然而，他光著腳實在跑不遠。在草叢裡躲了一個晚上，終究還是遭到逮捕，也再度坐上公車回到瓜地馬拉。
第三次，他才進入墨西哥兩天，就在距離邊境三百零五公里處的查衛特思（ｃｈａｈｕｉｔｅｓ）附近被抓了。當時，他正在一棟空屋裡睡覺。警察搜刮完他身上的錢財，便把他移交移民局。安立奎再一次登上流淚公車，回到瓜地馬拉。
第四次，他出發後頭一天，走了十九公里，晚上便在塔帕契拉火車站附近一座墓園裡頭睡覺據說曾經有女偷渡客在此地遭到強暴甚至姦殺。一如往例，安立奎再度被逮到，並遣返回瓜地馬拉。
第五次，他是在墨西哥市北方的蓋瑞塔羅被移民局抓到的，當時，他正走在鐵道旁，滿臉已經被蜜蜂叮得都是包。這一次，他的旅程維持了將近一個星期，行經距離長達一千三百四十八公里，但他還是再一次被遣返回瓜地馬拉。
第六次，他差一點就成功了。歷經五天多的時間，隨著火車走了兩千五百一十六公里，他來到格蘭德河畔，遙遙望見了美國的領土。被移民局人員逮到時，他正一個人在鐵軌附近吃東西。移民局人員將他送往墨西哥市一個外號叫獸攔（Ｅｌ Ｃｏｒｒａｌoｎ）的拘留所。隔天，他再度坐上遣返公車，但這趟總共花了十四個小時才回到瓜地馬拉。
車子越過蘇奇亞特河（Ｒiｏ Ｓｕｃｈｉａｔｅ），在道路崎嶇的邊境小鎮卡門（Ｅｌ Ｃａｒｍｅｎ）讓偷渡客下車。正如格蘭德河畫分了墨西哥與美國的領土，蘇奇亞特河則標誌著瓜地馬拉與墨西哥的分界線。附近的山丘上，有一塊牌子用大寫字體寫著：歡迎來到瓜地馬拉。
安立奎不禁覺得，自己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轉。
旅途中，安立奎睡過地上，跟其他偷渡客一起擠過涵洞，甚至睡過墓地。有一次，他餓得實在受不了了，於是不顧火車仍在行進當中，從後面車廂跳到了第一節車廂，再跳下車，從地上撿起一顆鳳梨，再趕緊爬上後面的車廂。還有一次，他連著兩天沒有喝水，喉嚨又乾又渴。放眼望去，附近沒有任何民家，好不容易找著了一個餵牛用的小食料槽。一看，槽邊有許多白色的泡沫，是牛的口水；泡沫底下，長了許多綠色的霉菌。再往下看，霉菌底下還積了一些黃色的死水。安立奎管不了那麼多，伸手舀了幾口，送入乾巴巴的嘴裡。渴得半死的他，竟覺得這些水是人間美味。
安立奎知道，一旦遭到遣返，他一定得趕快返回河邊，設法進入墨西哥，因為，瓜地馬拉的邊境城鎮都是犯罪猖獗、治安極壞之處。有一次，他被遣返回瓜地馬拉時是半夜兩點，他只好躲在邊境檢查哨附近，不敢闔眼，提心吊膽過了一夜。
要到墨西哥，許多偷渡客都選擇在瓜地馬拉邊境的德功烏曼（Ｔｅｃuｎ Ｕｍaｎ）渡河。軍火走私、毒品走私和人口走私，是這裡的三大經濟命脈。除了暴力事件頻傳，這裡還充斥著流鶯和貧窮的偷渡客。該地的死亡率，平均為每週二到三人。兩大敵對幫派，控制了這個地區，一是前面提過的救世鱒魚幫，一是第十八街幫，兩者都起源於洛杉磯。
在德功烏曼，由於河面較寬，水勢較緩，因此渡河較為容易。偷渡客們下了遣返公車，很多人會僱請人力車伕將他們載往河邊。因此這裡常常可以看到一輛輛大型的人力三輪車，載著偷渡客在塵土飛揚的大馬路上疾駛而過，一方面還得閃避在大馬路中央招搖而過的豬隻或焚燒中的垃圾。
泥濘的河岸邊，散發出臭水溝的味道。騷莎音樂（Ｓａｌｓａ ｍｕｓｉｃ）的樂聲，從不遠處的餐廳裡飄送過來；但這些餐廳往往不只是餐廳，而是兼作妓院之用。在德功烏曼的移民收容所裡擔任法務助理的哥迪奈茲說，有些來自中美洲的孩子，由於身無分文，走投無路，因此走上了賣淫、嗑藥或扒竊之路。一輛輛三輪車，載來了滿車的衛生紙及百事可樂，再裝卸到前往墨西哥的竹筏上。這些竹筏，是用好幾塊木板捆在兩個牽引車內胎上製成。河面上，常常可見好幾十艘這樣的竹筏穿梭來去。船夫們要不是用長篙撐船前進，就是用一條長長的繩索將自己綁在竹筏前面，再以游泳的方式帶動竹筏。大部分偷渡客都寧願花錢坐竹筏，也不想冒生命危險涉水過河。
但安立奎不同，他寧願從卡門鎮，也就是遣返公車放偷渡客下來的地方，跋涉過河，儘管這裡沒有竹筏，河面較窄，河水較急，河床也較為崎崛。這裡的河水，顏色就像加了太多奶精的咖啡一樣。安立奎踏入河中，水深及胸。隨著雨季接近，水位越漲越高。每次渡河，他總會約一、兩個偷渡客同行，以便在跌跤或溺水時有人照應。走著走著，河水已經淹到下巴，再加上水流強勁，河床凹凸不平，他只能蹣跚前行。終於，他抵達了對岸，但已筋疲力盡。
這是安立奎的第七次嘗試。正是在這次偷渡中，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後來又遇到拉薩諾納斯的村民好心相助。
安立奎事後回憶道：
那時候已經入夜了，他正坐在一列載貨火車的一節槽車頂上。一個陌生人這時候爬了上來，跟他要菸。這男人動作很快，但安立奎不疑有他。偷渡客在不同的車廂間移動是很平常的事。
但安立奎沒有看到，這個陌生人背後還跟了兩個人，另外三個人則從車廂的另一頭偷偷爬了上來。儘管整列火車頂上總共坐了好幾十名偷渡客，但其他人都離他有相當的距離，就算他大聲呼叫，別人也不見得聽得到。
這些陌生人當中的一個，爬到安立奎坐著的鐵柵旁，然後忽然抓住他的雙手，又有一個人從他身後制住了他，把他的臉壓到車頂上。不一會兒，六個人已經將他團團圍住。其中一個人說，把你身上的衣服脫光。另一個人晃晃手中的木棍，然後重重擊在他的後腦勺上。快！又有一個人大聲喝叱。安立奎的臉上隨即又挨了一棍。
混亂中，安立奎感覺自己的鞋子被人脫掉，然後是幾隻手在他的褲袋裡摸啊摸的。其中一人從中掏出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面有安立奎母親的電話號碼。這號碼要是弄丟了，他上哪去找媽媽？不料，那人竟隨手一扔，紙條就這樣隨風而去。
接著，這群人又脫掉了他的褲子。褲子的腰帶內裡，有他用墨水寫下的母親的電話號碼。但沒有什麼錢，只有他沿路乞討而來的幾枚硬幣，加起來連五十披索都不到。這幾人咒罵幾聲，反手便將褲子丟下車。
這下子他們揍得更用力了。
饒了我吧，安立奎哀求道。
閉上你的狗嘴！
安立奎的帽子飛走了，身上的襯衫也被剝掉。接著他左臉頰挨了一下，三顆牙齒應聲斷裂，碎掉的牙齒好像碎玻璃，在他嘴裡沙沙作響。這群人意猶未盡，朝他身上繼續猛打，前後持續了大約十分鐘。一場搶劫，竟演變成了一場嗜血的遊戲。
忽然，他們其中一人跨坐到安立奎身上，將一件外套的袖子纏在他脖子上，開始用力絞扭。
安立奎覺得呼吸困難，咳了幾聲，再用力地大口吸氣。他一方面想鬆開勒在脖子上的衣袖，一方面要抵擋他們的棒打，於是一雙手狂亂地在脖子和臉頰間來來回回。
把他扔下車，其中一個人咆哮道。
安立奎立時想到媽媽。他要是就這麼死了，被人丟到了亂葬岡，媽媽就永遠不曉得他的下落了。
求求祢上帝，他開始禱告：別讓我就這麼死了，我還想見到媽媽。
忽然，套在他脖子上的衣袖鬆開了。
安立奎用力撐起身體，雙膝跪地。他身上除了內褲，其他衣服全被剝光了。他掙扎著站起身，沿著燃料車的車頂往前跑，但由於車頂光滑而不平坦，鐵軌又鋪設得不怎麼齊整，火車車身會劇烈地左右搖晃，因此他得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在沒有任何燈光的情況下，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腳。慌亂中，他跌了一跤，又趕緊站了起來。
在六、七個大踏步之後，他來到了車廂的尾部。
此刻，火車正以大約每小時六十四公里的速度前進。隔壁的車廂，同樣是一輛燃料車。要想在這樣的速度下跳到另一節車廂，無異是自尋死路。要是一不小心跌入車廂間的空隙，一定會被吸到火車底下，慘遭碾斃。
然而，那群人已經追趕過來。於是他戒慎恐懼地從車頂跳到連結兩車廂的鐵桿上。火車的車輪，在下方幾公吋處疾速滾動著，還冒著熱氣。他聽到搶匪開槍射擊的聲音，他知道，他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了。於是他縱身一躍，往外跳入那空洞的漆黑之中。
落地的地點，是鐵軌旁的泥地。他翻轉身子，以膝蓋著地的方式爬行了兩、三公尺，他感到膝蓋發出刺痛。最後，他終於體力不支，癱倒在芒果樹下。
雖然看不到血，但他覺得自己全身各處都在流血。除了臉上，耳朵和鼻子裡也都流出了黏黏的液體。這些液體流進嘴裡，他一嚐，苦的。儘管如此，他還是大大鬆了一口氣；畢竟，他逃過了那些人的毒打。
之後，他睡了大約十二個小時。再醒來時，他動動身體，試著要坐起身子，這時候他想到了媽媽、家人，以及可能懷了身孕的馬莉雅。我要是死了，他們怎麼會曉得呢？
安立奎的女友馬莉雅，一直以為他並沒有真的離開宏都拉斯。他一定是開玩笑的。他也許去哪裡探望朋友，隨時都有可能回來的。
安立奎離開後幾個星期，他祖母瑪麗亞越過大半個德古西加巴，去找安立奎的親戚和馬莉雅。她告訴他們，安立奎曾經去向她道別，說要到美國去找媽媽，有誰有他的消息嗎？
原來，他不是開玩笑的。
馬莉雅很清楚，安立奎很渴望跟媽媽在一起。他已經說過不曉得多少次，他要到美國去找媽媽。可是，他怎麼捨得離開她呢？要是他在中途受了傷，或遭人殺害的話，怎麼辦？要是她再也見不到他的話，怎麼辦？
想著想著，馬莉雅哭了，她責怪自己不該讓安立奎離開的。她開始低聲禱告：主啊，求求祢答應我一個願望。讓墨西哥移民局抓到他，把他遣返回宏都拉斯，讓他回到我身邊來。這樣的禱告詞，在宏都拉斯非常流行，尤其是那些自小就和母親分離的孩子，特別喜歡許這樣的願望。
馬莉雅變得心神不寧，只好暫時從夜間部休學。體重也開始下降。要是她懷孕了，要是安立奎為了找媽媽而丟掉了性命，她怎麼辦？
這時一位朋友獻上一計：她們倆可以一起到美國去。也許，在行經墨西哥的途中，她們就會找到安立奎也說不定。雖然馬莉雅沒有錢，但這位在服飾店工作的朋友說她有，她手頭上的積蓄有一萬元倫皮拉，相當於七百五十美元，儘管還不夠僱用土狼，但如果馬莉雅答應陪她一起去，她願意和她共用這筆錢。到了那裡，我們會過得比較快樂，還能夠擁有一切，這位朋友說。
最後，馬莉雅決定了：她要去找安立奎。兩人也敲定了出發的日期。
★失算
迷迷糊糊中，安立奎再度沉入夢鄉，第二次醒來時，他覺得日頭好高，陽光好烈。他發現自己的左眼睜不太開，看東西也看不大清楚，兩個受了傷的膝蓋則是無法彎曲。
他在附近找了根樹枝，勉強撐起身子，再以很慢很慢的速度，拖著一雙赤足和腫脹的膝蓋，一拐一拐地沿鐵軌走。好不容易，他看到了一個牧場工人，便過去向他要水，沒想到對方卻叫他滾蛋。越走，安立奎越覺得頭暈，腦筋也越來越不清楚，後來，他決定改道，沿鐵軌往南走。經過了大約好幾個小時，他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原點，那棵芒果樹下。
然而，就在芒果樹的另一側，他看到了一座茅屋，茅屋的四周是白色的圍籬。渾身是血的他，於是朝茅屋走去，就這樣遇到了茅屋的主人葛梅茲。
在只有一間病房的診所裡，醫師托雷多將安立奎從外面病人等候的門廊帶進來，讓他躺在檢查檯上。
經過檢查，他發現安立奎的左眼眶受到劇烈震盪，眼皮受了傷，從此或許會一直維持著這種耷拉的姿態，無法恢復正常。他的背上滿是淤青，右腿上有多處撕裂傷，頭皮上還有一處尚未結痂的傷口。此外，他斷了三顆牙，上面兩顆，下面一顆。
托雷多幫安立奎在左眼下方的皮膚上和額頭上各打了一針。他注射的是局部麻醉劑。他一邊幫安立奎清理傷口上的髒東西，一邊想起他治療過的某些偷渡客最後仍難逃一死，覺得這孩子真是福大命大，便說：你能夠撿回這條命，要謝天謝地囉。
當傷勢太難處理時，托雷多有時候會將病人轉送到阿里阿加（Ａｒｒｉａｇａ）的一家醫院，距離此地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阿里阿加的紅十字會，平均每個月要收進十名偷渡客，這些人不是從火車上跌落，就是遭到土匪或流氓圍毆，甚至直接被歹徒丟下火車。有些人則是遭到槍擊，不然就是為了抵禦歹徒的斧頭而被砍傷手臂。要是運氣不好，被棄置於鐵道旁較偏僻之處，這些偷渡客可能要等上一、兩天，才會被路過的人發現而獲救。
拉薩諾納斯的紅十字會，曾經收容過一個來自宏都拉斯的十七歲青少年，他失去了左腳；也處理過一個當時正嚴重痙攣的婦女，可憐的她，不但六天沒吃東西，還摔下了火車。
不止如此，他們還收過三個被火車碾斷肢體的患者：一個斷了條腿，一個斷了隻手，一個則是身體被切成兩半。到場救護的急救人員，有時候為了移動傷者，必須將他們已經被碾平的手或腳從鐵軌上移開。有的時候，他們到達事故現場時，當事人已經斷氣。一般來說，死者的屍體不應任意搬動，但有時候他們卻不得不如此，以免屍體遭到郊狼或禿鷹啃食。
諸如此類的悲慘景象，在阿里阿加這家醫院裡簡直多不勝數。安立奎遭人毆打是三月份的事，在那之前兩個星期，一個薩爾瓦多人被人發現癱倒在鐵道旁，意識昏迷，左手臂骨折。同年四月，一個宏都拉斯人跌落火車，摔斷了一條腿；另一人則在火車頂上遭人以斧頭襲擊，送到醫院時，右手韌帶已經斷裂。五月，一個宏都拉斯人左鎖骨骨折。六月，一個尼加拉瓜人右胸膛斷了一條肋骨。七月，一個十七歲宏都拉斯人失去了雙腿。八月，一個薩爾瓦多人到院時，一條腿已經快要斷掉，只剩下幾塊肌肉和皮膚與軀幹相連。十月，兩個來自薩爾瓦多的年輕人，在火車頂上遭高壓電電擊，其中一人身上有百分之四十七的面積遭二度灼傷。十二月，一個宏都拉斯人被送進醫院時，雙腿和膝蓋都已骨折。社工人員巴拉干說，這些發生火車事故的偷渡客，最常見的下場就是失去左腿。
有些人失去了手腳以後，覺得無顏回到家鄉，讓親人看到自己現在的狼狽模樣，便在這裡待了下來。有些人則決定回中美洲去。這時候醫院的社工人員會叮嚀他們：告訴你家鄉的人，不要再往這邊走了。
你為什麼不回家去呢？安立奎的主治醫師問。
不，安立奎搖搖頭：我不想回去。接著他客氣地問醫師，他能不能在這裡幫忙幹活，好抵付他所使用的抗生素、消炎藥等醫藥費。
醫生搖搖頭，說：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再去搭火車吧，安立奎說，我在這裡沒有親人。而且我想去找我媽媽，所以必須往北走。
聖佩卓塔帕那提培克市的警方，並沒有把他送交移民局。當晚，安立奎便在這家診所的混凝土地板上席地而睡。這間只有一個病房的診所，同時也是當地醫療體系的指揮站。天剛破曉，為了趕搭有通往鐵道附近的公車，安立奎收拾好東西便離開了。由於他滿臉是傷，走在路上不免引人側目。一名男子看到他這副模樣，走上前去，什麼話都沒說就遞給了他五十披索，之後還有一個人也給了他二十披索。就這樣，安立奎跛著雙腿緩緩往該市的近郊走去。
終於，他痛得受不了了，揮手攔下了一輛車，可以麻煩你載我一程嗎？
上車吧，駕駛說。
然而，這是個嚴重的錯誤。這位駕駛，事實上是移民局的人，只是當時不在值勤當中。此人將車子開往移民局的檢查哨，將安立奎交了出去。你不能再往北走了，移民局的人員說。
安立奎在心中告訴自己：沒關係，這次失敗了，還有下次，下一次我一定要成功。
移民局的人將他帶上巴士，濃濃的汗臭味和柴油味撲鼻而來。還好，車上沒有中美洲的幫派份子，他大大鬆了一口氣。來自中美洲的幫派份子，有時候會故意自投羅網，讓移民局的人加以逮捕，好乘機在遣返公車上行搶。一逮到機會，他們就抽出身上的碎冰錐，脅迫車上的乘客一一交出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
安立奎搭乘的這輛巴士，沿途停靠了好幾個地方，好載運其他的偷渡客。囚禁偷渡客的拘留所，有些地方的廁所簡陋到尿液和糞便都快滿出來了。被叫到名字的偷渡客，一一走出囚室，等候向監所人員領取自己的財物。然而，很多時候，這些人能領回的，往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衣物，外加一條腰帶。
上了遣返公車，有些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再也撐不下去了。歷經了嚴寒、酷熱、飢餓，此刻又身無分文，他們氣力虛弱地癱軟在椅子上。這些人多半遭遇過悲慘的事件，譬如遭到痛打、強暴、摔下火車等等，以致於意志力已經崩潰。如今在他們看來，抵達美國根本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幻夢。
但也有些人堅持到底、不屈不撓。他們歷經過數十次的遣返，卻仍誓言一定要達到目標，絕不放棄。他們會利用在遣返公車上的這段時間好好休息，以為下一次的出發做準備。此外，他們也懂得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為下一次的行動做更周全的計畫。
公車上，已經坐了大約二十名待遣返的偷渡客。每個人都意志消沉，有些人甚至表示要放棄，回薩爾瓦多或尼加拉瓜算了。有好長一段時間，公車上非常安靜，除了消音器所發出的喀啦喀啦聲，就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了。
至於安立奎，他這次雖然功敗垂成，到不了美國。但是他不斷告訴自己：他絕不會輕言放棄，他要再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