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估計，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建築物，其實是建於喬治王朝時代。這個城市的面貌和大致上的建築特式是前朝的遺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一直要到一八八○年，才開始大幅重建他們的首都。這種不願意改變的態度，反映了城市建築的經濟學。這個世紀的大半時間裡，拆掉舊建築實在無利可圖，即使是那些老舊得配不上現代功能的。這種不情願當然不是出於審美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不喜歡喬治王朝的風格，文學評論家羅斯金本人就曾批評喬治王朝時代的風格是醜得無以復加。
因此當《泰晤士報》報導一個囚犯從新門監獄脫逃時評論說：這棟建築物顯然名聲過譽了，囚犯不但有可能從裡頭逃出來，而且根本就是小孩把戲，因為逃掉的匪徒還未成年。該是把這個公眾之恥拆掉的時候了。
這篇報導繼續指出：首都警察局已經派出數批武裝警察，搜索城內的貧民窟，希望能找到越獄的逃犯，預期應可將此囚逮捕回籠。
接下來就沒有後續的報導了。別忘了，在這個時期，套一句時事評論家的說法，越獄就像私生子女一樣普遍，而且其實沒有什麼新聞價值。當時國會的窗簾都浸過石灰水，免得國會議員在辯論克里米亞戰爭應如何調度時不幸染上霍亂。在此內憂外患之際，報紙才懶得報導一個出身危險階級、幸運逃獄成功的小罪犯。
一個月後，泰晤士河裡發現一具年輕男子的浮屍，警方確認該男子就是從新門監獄逃脫的囚犯。《標準晚報》只用一段文字報導這件事，其他報紙根本連提都沒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