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者是失敗者？
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
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開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很多人應該都還有印象，那時候大批的學生駐滿中正紀念堂和台北車站，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和願望。
所謂學運，在我的學生時代，即台灣的戒嚴時期，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個念頭從未在腦海出現。延續保守傳統的想法，總覺得學生罷課遊行搞運動如同洪水猛獸，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學才改觀。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稱為五月革命，當時學生領導法國工人包圍政府，把巴黎大學作為運動本部，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大。
我在巴黎讀書時，不管任何一個科系，特別是人文科系，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美學等學科，教授在上課時都會不斷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八年以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的法國，六八年之後則是一個革新的、前衛的、可以容納各種看法的法國。
【巴黎學運的衝擊】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五月浪潮發生後四年，學運仍未結束。偶爾在上課時，會突然聽到樓上砰！的一聲，老師立刻要所有學生疏散，然後就會看到擔架上躺著一個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醫院。
學運和暴力結合，使我們這些從台灣去的學生感到恐懼，好像是政治暴動一樣。
記憶深刻的是，有些年輕老師或是高年級的學長，會在學生發動罷課時，帶領同學坐在公園或是校園裡，一起探討罷課的原因，討論當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個人都會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必須承認，這些討論改變了我對學運的看法。
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台灣沒有機會瞭解所謂的社會運動，在戒嚴法裡即明文規定不能罷課或罷工。所以在法國對學運的所見所聞，對我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撞擊，而這個撞擊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所謂的民主來自於每一個個人對於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個人意見，那他應不應該有權利或資格表達他的意見？
由於台灣學生來自一個較封閉的社會，到了法國，對學運會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種是非常恐懼學運，完全不敢參加、不敢觸碰。我記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灣後擔任政府的高層工作，有時候我們私下談起時，會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幾年，得到博士學位，只認得一條地鐵的路線，就是從家裡到學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當時台灣學生留學的一種心情：我把我的專業讀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屬於另外一種。因為自己學的是人文，對於文化的本質有很大的興趣，因此對於學運，在某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置身事外的感覺之餘，會有一種好奇。
從小父母就常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經被父母如此告誡過。因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代，使個人對政治會聯想到一個不寒而慄的結局，當時我心想：我喜歡畫畫，我喜歡文學，和政治無關，大可放心。
然而，我還是隱約感覺到身邊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巨大的心靈震撼】
我經常提起高中時的英文老師影響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說家陳映真先生。他帶我們讀小說、讀現代文學，以及讀台灣一本很重要的雜誌《文學季刊》，有時候也會帶我們去看戲；我記得高一時，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帶著帶著，到後來已經可以讀英文版的《異鄉人》。
大概在我大一時，陳映真老師被逮捕，那個年代一個人被抓不會有報紙報導，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這麼失蹤了，接著出現各種傳說，使大家覺得很恐懼。在老師被逮捕前的一個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時候我已經參加了詩社，對詩有一種很浪漫的看法，覺得文學就是文學，是一種很唯美、很夢幻的追求。當我說出我的想法時，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師，卻顯得焦慮、不耐煩，他對我說了一句很重的話，他說：文學不應該那麼自私，文學應該關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會的邊緣，去抨擊不正義、不公理的事情。
當時聽了他的話，覺得有點反感，心想老師怎麼這麼武斷，這麼決絕。對於一個充滿文藝美學夢幻的年輕人而言，陳映真老師的理論讓我覺得很受傷。
一個星期後，他被逮捕了，我聽到一些傳言，說他成立了一個組織，又說他翻譯了馬克思的論著，說他的組織裡的人接連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時他的這一段話。
再見到陳映真老師時，已經是七年之後，他從綠島出來，我從法國回來，彼此都經歷了一些事。我自己從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時，聽到每一個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時間都在談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後法國人對政治的熱烈激昂，隨時可能會有一個同學站起來高聲朗誦出聶魯達的詩。我突然發現，革命是一種激情，比親情、愛情、比人世間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對我來說，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變成了詩句，聶魯達的詩不只是詩，而是迴盪在街頭上的歌聲。
在前幾年上映的《郵差》這部電影中，你可以看到連郵差都受到聶魯達詩的影響，因為它不只是詩句，是革命的語言，會帶給你一種巨大的心靈上的撞擊和震撼，讓你覺得可以放棄一切溫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個會使自己分崩離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種青春儀式】
在法國讀書時，我發現革命有一種很吸引人、但說不出來的東西，和我從小所理解的恐懼不一樣，使我也開始跟著要好的法國朋友，綁上頭巾，跟著遊行的隊伍前進。整個五月大概都是在罷課的狀態，而去過巴黎的人就會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氣好得讓你不想上課。後來我發現每次革命、每次學運都選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氣爽的十月，很少有學運選在淒冷的季節，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選一個好天氣吧！更有趣的是，有時候同學還會問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覺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較好？
原來學生運動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種嘉年華會似的東西，包括朗誦聶魯達的詩，包括選一件示威遊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註解的，或許，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並且轉化為一種青春的儀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你二十五歲時不是共產黨員，你一輩子不會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歲以後還是共產黨員，你這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原來他說的共產黨就是革命，講的是一個夢想，當你二十五歲時有過一個激昂的夢想，一生不會太離譜，因為那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寄託；可是二十五歲以後，你應該務實了，卻還在相信遙遠的夢想，大概人生就沒什麼希望了。
從這句話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詩有關，跟美學有關，而它最後導致的是一種巨大的孤獨感，因為唯有孤獨感會讓人相信烏托邦（Utopia）。烏托邦這個詞是音譯的外來語，但在漢字裡也有意思，代表子虛烏有寄託出來的邦國，它是一個實際上不存在，可是你心裡相信它存在的國度，且你相信在這個國度裡，人沒有階級，人可以放棄一切自己私有的慾望去完成更大的愛。唯獨年輕人會相信烏托邦，而尋找烏托邦的激情是驚人的。
當我與多年未見的陳映真老師碰面時，他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與他辯論詩的意義，爭得面紅耳赤，告訴他：寫詩是一種絕對的個人的唯美，我沒有辦法接受你所說的，文學應該有更大的關懷。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國經歷的一切，我也很少對人說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說<安那其的頭髮>中透露了一點點。
【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國參加的一個政治組織，又譯為無政府主義。這個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就開始了，創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這兩個人基本上是俄國貴族；許多革命運動的發起人都是貴族，其過程也相似：先是對生活感到不滿，繼而在沉淪糜爛的貴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獨，最後選擇出走，例如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是一位伯爵，擁有很大很大的農莊，但是在他的作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顧成長過程中身為貴族的沉淪，以及擁有土地和農奴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他決定出走。我認為托爾斯泰最偉大的作品不是《復活》也不是《戰爭與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時，寫的一封給俄國沙皇的信。信中，他沒有稱沙皇為皇帝，而是稱他為親愛的兄弟，他寫到：
我決定放棄我的爵位，我決定放棄我的土地，我決定讓土地上所有的農奴恢復自由人的身份。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後，他收了幾件衣服，拎著簡單的包袱，出走了。最後他死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火車站，旁人只知道一個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爾斯泰。
我覺得這是托爾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讓我們看到革命是對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顛覆的不是外在的體制或階級，而是顛覆內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過頭來看，什麼是安那其主義？怎麼可能有無政府的狀態呢？
在台灣，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克魯泡特金的著作，翻譯者是巴金。這位中國老作家筆名的由來，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人名字中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他在留學法國時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這兩位創始人，所以他取了這個名字。巴金一生翻譯了許多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包括《麵包與自由》、《一個反叛者的話》等。
克魯泡特金因為宣傳革命被俄國政府驅逐，逃亡到瑞士，不能回歸祖國，可是他一直用各種語言闡述無政府主義思想。我讀克魯泡特金的作品時，我必須承認，所受到的震撼大過於任何讀過的文學作品。他竟然把文學當作現世之中一種可以自我砥礪的懺悔錄形式在書寫，一直到現在，我偶爾翻出他的作品仍然感動不已。
他在《麵包與自由》中寫到，他相信總有一天，麵包不會再壟斷在少數人手中。
現在我們會覺得：這個不難吧！但對當時俄羅斯的窮人、農奴而言，麵包的分享是一種奢望。然而，更大的奢望是克魯泡特金的第二個主張自由的分享，他希望美、詩歌、音樂也能讓所有的俄羅斯人共享。如果你看過高爾基寫他的母親做著粗重的工作，還要忍受丈夫穿著皮靴拳打腳踢，就會知道俄羅斯的社會階級分明，窮人與婦人地位之低下，宛如動物，連民生需求都無法獲得滿足，哪有可能分享詩歌、音樂之美？簡直是夢想。
沒錯，就是夢想。革命者自己營造出來的烏托邦國度，多半是現世裡無法完成的夢想，總是會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此他是孤獨的。
克魯泡特金晚年流亡瑞士時，完成自傳體著作《一個反叛者的話》，他稱自己是反叛者，他反叛階級、反叛國家、反叛宗教、反叛家庭、反叛倫理，他反叛一切人世間的既定規則，企圖回復單一個體本身做一切的反叛。每次看完《一個反叛者的話》克魯泡特金最後一本著作，我的眼前就會出現非常清楚的革命者的孤獨感。
【贏了政權卻輸了詩與美】
我想，很多人都無法接受，我將革命者定義成為某一種程度現實世界中的失敗者吧。
《史記》裡有兩個個性迥異的人物：劉邦和項羽，你讀這兩個人的故事會發現，劉邦的部分真是沒什麼好讀的，甚至有點無聊。但劉邦真的是這麼乏善可陳嗎？不然，是作者司馬遷對他沒什麼興趣，因為他成功了。作為一個歷史的書寫者，司馬遷對於現世裡的成功者其實是不懷好感的，這裡面不完全是客觀的對錯問題，而是主觀的詩人的抉擇，他選擇了項羽作為美學的偶像。所以我們今天看《霸王別姬》，不管是電影或戲劇，都會為霸王在烏江自刎、與虞姬告別而感動，它根本就是一首詩。
我們不能確定歷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馬遷成功地營造了一個革命者美麗的結局和孤獨感，使得數千年來的人們都會懷念這個角色。
這是不是就是文學的職責？文學是不是去書寫一個孤獨者內心的荒涼，而使成功者或奪得政權的那個人感到害怕？因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贏了政權卻輸了詩與美。
我們從這個角度解讀《史記》，會發現司馬遷破格把項羽放在記載帝王故事的<本紀>中並且在最後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將項羽與古代偉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還是司馬遷寫項羽的生命告別形式，誠所謂力拔山兮氣蓋世，把項羽的性情都寫出來了，完全是一個美學的描述。
我想，劉邦在九泉之下讀到《史記》，恐怕也會遺憾，他贏得了江山，卻輸掉了歷史。後人怎麼讀《史記》也不會喜歡劉邦，卻會對項羽充滿革命孤獨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從嚴格的史學角度，我會對項羽的直實性格產生懷疑，但項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馬遷內心對孤獨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記》中所有動人的場景，都跟孤獨有關。
例如屈原，當他一切理想幻滅，決定要投汨羅江自盡前，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復到一個詩人的角色，回到詩人的孤獨，然後漁父過來與他對話。我不禁懷疑誰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誰看到他和漁父說話？是漁父說出來的嗎？
然而，我們讀《史記》時不會去追究這個問題，因為美超越了真假。我們願意相信屈原就是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個孤獨革命者的形象。
《史記》裡還有一個非常美的畫面，是關於荊軻。荊軻為了燕太子丹對他的知己之情，決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當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臨行之時司馬遷真的非常善於書寫孤獨者的告別時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來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這裡依據大陸作家張承志的考證，筑是一種失傳的樂器，據說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樣的東西。高漸離把鉛灌注在筑裡，拿筑去行刺秦始皇。
在告別時刻，高漸離擊筑發出高亢的聲音，然後大家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這是生前的告別，人還活著卻是死亡的形式。
不論是項羽、屈原或是荊軻的告別畫面，都是讓我們看到一個革命者孤獨的出走，而他們全成為了美學的偶像。相對地，劉邦、楚懷王、秦始皇全都輸了。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是以《史記》對抗權力，取得權力的人，就失去美學的位置。這部書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響力，未必是在歷史上，更可能是因為一個人的性情和內在的堅持。
【革命者等於失敗者？】
因此再思考什麼是革命孤獨？的問題時，我會把革命者視為一個懷抱夢想，而夢想在現世裡無法完成的人。夢想越是無法完成，越具備詩的美學性，如果在現世裡夢想就能實現，那麼革命就會變成體制、變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這樣的年齡，回想大學裡詩社的朋友，畢業之後，此去艱難，每個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從政做官，也有人繼續在南部村落裡教書，相信他當年相信的夢想。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有一天我也要寫《史記》，那麼我的美學偶像會是誰？
一個社會裡，當人性的面向是豐富的時候，不會以現世的輸贏作為偶像選取的依據。就像《史記》裡，動人的都是現世裡的失敗者，項羽失敗了，屈原失敗了，荊軻失敗了，可是他們的失敗驚天動地。
《史記》裡還有另一種革命的孤獨，迥異於政治革命者，我要說的是卓文君。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新寡的女子遇到心儀的人，在社會道德體制的規範下，她是否有條件或被允許再談一次戀愛？這在今天都還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是在司馬遷的《史記》裡，司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沒有想到要遵守什麼體制禮教，只覺得她真是美，就寫了<鳳求凰>去歌頌她。霎時，卓文君被打動了，發現她還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愛，但也因此，她必須對抗她的父親卓王孫。
卓王孫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兒，也不可能讓她嫁一個窮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禮教教訓卓文君，並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會給她。
我們提到革命的孤獨都會聯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難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禮教的革命。我將卓文君視為一個革命者，就是因為她聽到父親的威脅後，當場與父親決裂，和司馬相如私奔。最厲害的是私奔也不跑遠，就在爸爸家門口當鑪賣酒，直是把爸爸氣死了。《史記》裡還寫到：相如身自著犢鼻禈，犢鼻禈是有點像丁字褲的衣著，因為是賣酒的勞動階級了，穿著當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進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項羽、荊軻更難的。我們看到男性的革命者總會以決絕的姿態出走，情緒非常悲壯，得到許多人的認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壯烈的氣氛，卻是加倍困難，因為綑綁在女性身上的枷鎖遠多於男性，當她要顛覆所有的禮教、道德加諸在她身上的束縛時，是一場偉大卻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覺得司馬遷真了不起，他為這個文化找到許多出口。今日我們還在議論一個女人的貞潔，表示我們都不如兩千年前的司馬遷。他沒有用道德議論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頌這個敢做敢當的女子，至於敢做敢當是對或錯，是她個人的事情，與他人無關。很多人說司馬相如最後還不是變了心，而嘲諷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可是我認為卓文君對她自己的選擇清清楚楚，這就是一個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擔的是政治的壓力、道德的壓力，都無怨無悔。
那麼，為什麼革命者都是失敗者？為什麼不把革命者這個角色給成功的人？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我觀察當年在我家裡喝酒唱歌的朋友，當他變成政府高層之後，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於夢想，這個時候我們大概知道該和他保持一段距離了。其實我對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權力當中，人不見得完全沒有夢想，但他的夢想必須收斂，講得好聽一點，就是務實，講得難聽就是沒有夢想了，也不再是詩人了，更不會再高聲歌頌聶魯達的詩。
完成美學的詩需要孤獨感，可是現世的繁華難以保持孤獨感。所以我說革命者是現世的失敗者，因為他們沒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的孤獨。
【自己無法控制的狀態】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古今中外許多令人懷念的革命者都是詩人。我想這是因為詩人一直在追求激情，當他發現寫詩不如革命激情時，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覺得到好多這一類的人，屈原是一個例子，他的詩寫得極好，<九歌>、<離騷>是用文字在寫詩，當詩人的孤獨發展到極致時則是用血淚寫詩，所以屈原和托爾斯泰一樣，寫得最好的一首詩，是他在最後出走前的告別。
近代有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汪精衛，他在十七、八歲時，夢想著中國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殺慈禧太后、刺殺五大臣，後來事洩被捕，在獄中寫了一首詩，末兩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年輕的頭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氣。因為很多人欣賞他的詩，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劇性的一生，他被釋放出來後走向現實政治，與他所有的夢想、所有的詩發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獨也因此破滅。
革命孤獨其實是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控制的狀態，比起當時同樣懷抱著夢想的另一群人，林覺民、徐錫麟、秋瑾、陳天華、鄒容被後人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汪精衛恐怕真的會想引刀成一快吧！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我學生時代的偶像，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去國父紀念館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當我看著那些照片時，我看到了青春。他們大多是二十出頭歲，生命就沒有後來了。雖然有時候生命有後來反而是更大的難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決定除了青春之外，沒有任何東西了，也不管以後是不是繼續活著，是一種孤注一擲的揮霍。
我在翻開早年的日記時，嚇了一跳，我竟然曾經在生日當天寫下：我決定不要活過二十一歲，活過二十一歲是很可恥的。我在十幾歲時寫下這句話，可以說我後來都是可恥地活著。
年輕就是會有這樣的夢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後，就不會再有任何會讓你動心的事情了，所以會有一種揮霍的心情，對於現實完全不在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覺民走向死亡，徐錫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後沒有東西了，就此了斷。我當時會把他們當作偶像，就是因為他們帶給我一種青春揉雜著悲劇的感動，就像一首最美的詩。
如果你看過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會覺得：怎麼那麼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別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別。照片中的她英氣逼人，穿著日式和服，手裡拿著一把匕首；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麼樣的心情拍下這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一直放在我書桌玻璃墊下。那是一種把生命活出極致的美！
其實秋瑾來自一個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親做官，替女兒選了一個當官的夫婿，他們結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測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會去革命，其實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寵愛，當他感覺到要與人分享這份寵愛時，他的夢想就出現了。前面提的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都是如此。
不要忘記托爾斯泰是伯爵，不要忘記托爾斯泰擁有廣大的土地、眾多的農奴，可是他內心有一個無法完成的夢想：他想要與人分享他的財富和地位，最後他只能對自己進行顛覆和革命。
【活出自我的秋瑾】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實還有孩子，一家和樂美滿。有個朋友寫秋瑾的劇本時，把她的先生寫成一個很壞的人，我向他抗議，請他重新去查資料。在一個女子要纏足、丈夫可以納妾的社會裡，一個丈夫為了成全妻子的好學，願意拿出一筆錢送妻子去日本留學，我相信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後，視野打開了，不再是一個舊社會裡封閉的女人，她認識了徐錫麟、陳天華等優秀的留學生，經常聚會喝酒、聊新的知識，並且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在當時，同盟會是一個非法組織，加入者都抱著被殺頭的準備，唯有充滿夢想的人才會參加，也唯有年輕才不會在意殺不殺頭。
秋瑾到日本之後，意識到東方的女性受到極度的壓抑，被當作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對女權革命的覺醒與伸張。秋瑾在日本學武士刀、練劍，所以會拍下那麼一張照片，象徵女性的解放。
而一個可以容納解放女性的男性團體，也必定是開放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在一堆不成材的男性團體裡，女性要解放非常困難，她會被男性的觀念所綑綁，由此推測，徐錫麟、陳天華等人都是優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絕不是壞人。
不過，秋瑾覺察到自己與丈夫在思想上已經分道揚鑣，她無法再回到那個保守的社會裡，所以她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擇提出離婚。
這裡有個很有趣的對比，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向來強調夫唱婦隨，鮮少有夫妻不同政黨，或是太太去革命、丈夫去選舉的事例。我們在政治圈中幾乎找不到第二個秋瑾。
當然，秋瑾的孤獨不論在當時，甚至在今日，都鮮少有人能理解。
幸運的是，秋瑾還有一群可愛的朋友。這些與她把酒言歡的留學生，知道秋瑾很喜歡一把劍，決定湊錢買下來送她，當他們在小酒館裡把劍送給秋瑾時，她當場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張持劍穿和服的相片是否為彼時所攝，但在秋瑾的詩中記錄了此事，她說：千金不惜買寶刀，原來那把劍所費不貲，耗盡千金，以至於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後付不起酒錢，於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當了，要和朋友們喝得痛快，詩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換酒也堪豪。
在秋瑾這首<對酒>詩中，第一句是男性對女性的饋贈，第二句是女性對男性的回報，由此可以看出這群年輕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後兩句：一腔熱血勸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熱血全部流盡，也會變成驚濤駭浪，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就是革命者，這就是詩人呀！
後來，這群留學生回到中國，潛伏在民間，伺機而動，隨時準備革命。心思縝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謂當時回國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個。她隱藏了同盟會的身份，搖身一變為軍校的校長，這所軍校是受命於清朝官吏直接統轄，而這名官吏就是她的乾爸爸，你看她多厲害！
這是一個女性革命者的智慧，她可以柔軟的身段同時扮演多重的角色，不若男性革命者的剛烈。
然而，很少人想到，離婚以後的秋瑾要面對生命裡巨大的孤獨感。我相信，她和徐錫麟之間的感情是革命，也是愛情。所以當徐錫麟衝動起義，因為沒有詳密的規劃而失敗被逮捕，並慘遭清朝官員恩銘將胸膛剖開，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時，聽聞徐錫麟死訊的秋瑾立刻起義，因此被捕。
我讀秋瑾傳記時，深深覺得秋瑾的死和徐錫麟有很大的關係，而徐錫麟就是當年提議買寶劍送她的人。這使我聯想到，革命裡有一部分的孤獨感，也許是和愛情有關。
在革命裡糾纏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兒女的私情可以比擬，他們是各自以一腔熱血勸珍重的方式，走向詩的最顛峰。
在徐錫麟死後，秋瑾的起義可以說是一種自殺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後，受盡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寫下所有參與革命者的名單，她只寫下一個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頓了一下，接著寫：秋風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詩。翌日清晨，秋瑾在紹興的街市口被處以斬刑。
我第一次到紹興，幾乎是為了秋瑾而去，在那個街市口，我站了非常久，現在那裡還有一個秋瑾的紀念碑。
我想，她是一個文學上、戲劇上尚且無法全面說出其影響力的女性，她一定會變成傳奇，變成歷史的傳奇，變成如荊軻、屈原的不朽人物，因為她的生命活出了驚人的自我。
【生命最後的荒涼】
前面提過，魯迅的小說<藥>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魯迅也留日，且是紹興人，他從小就在秋瑾被砍頭的街市口走來走去，其內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認為魯迅是一個非常瞭解革命者孤獨的小說家。
魯迅自己卻不走向革命。當時每個黨都希望魯迅能加入，因為他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可是，從頭到尾，魯迅沒有加入任何一個黨。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寫文章感念年輕的革命者，他的學生柔石、胡也頻都是在白色恐怖時遭到逮捕的年輕詩人，魯迅為文時，甚至不能寫出他們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列寧革命前，幫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詩人，其中包括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他們在革命前奔走呼號，寫了幾首詩讓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可以高聲朗誦，激動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後，這兩個人相繼自殺了。
有一段時間，我的書桌玻璃墊下壓著葉賽寧自殺後的照片，太陽穴上一個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這就是革命者的下場，或者，是紀念詩人與革命者的孤獨之間非常迷人的關係。
這些人的詩句多年來感動著每一個人，而他們的生命卻多走向了絕對的孤獨。
何謂絕對的孤獨？就是當他走上刑場時，他感覺到自己與天地之一切都沒有關聯了。
而這部分，歷史不會說。
後人講到林覺民、講到秋瑾、講到徐錫麟、講到陳天華，是從一個政治的角度稱他們為烈士，所以他們慷慨赴義，死而無怨，歷史不會寫到他們也有孤獨的一面，更不會提到他們生命最後的那種荒涼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紹興的街口，對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實的日出，也看不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長夜何等煎熬，這是生命最後的荒涼。而她的屍首曝曬數日，是不能去收的，誰去收誰就是同黨，直到一兩個星期後，她的好友吳芝瑛冒著九死一生偷回屍體，把屍體運到杭州埋在西湖岸邊。
吳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資料能保留下來，就是歸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吳芝瑛。這些清代後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們今日讀來都要覺得瞠目結舌。
回到九○年代台灣的學運，當時我在東海教書，擔任系主任的工作，從電視新聞與報章媒體得知有那麼多的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過夜，有那麼多的學生佔據台北火車站，發表演說，要求與政府高層對話。而再晚一點大陸的天安門廣場上，也有一批學生集結，大家是否還記得？吾爾開希穿著睡衣去與李鵬對話的書面。
他們讓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詩】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後畫下一個漂亮的句點，其實蠻難堪的。這是我一直想講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獨應該有一個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嗎？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敗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合著夢想的完成，但是在現實中，一旦革命成功，夢想不能再是夢想，必須落實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瑣瑣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務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詩。
如果你堅持革命者的孤獨，就必須是像司馬遷寫《史記》所堅持的美學意識形態。並不是說不能當劉邦，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劉邦而不是項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敗者，但是在美學之中，留下的符號總是一個一個出走的孤獨者、失敗者。
現在我經過台北火車站、經過中正紀念堂，十多年前學運的畫面還會躍入腦海，而十多年前學生對我說：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參與這些東西時，我說：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輕，去旁邊感受一下那種激昂吧！
說這話時，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歲時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這麼說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沒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夢想？沒錯，就是不切實際，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實際，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夢想的嘉年華。
參加學運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括我在巴黎一起參加學運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參加而參加，他們甚至不知道遊行的議題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經感受過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記。
我還記得當年經過中正紀念堂時，看到一個約莫大二、大三的男學生，有一張很稚嫩的臉，已經被推為學生領袖了，他必須向大家發言，他必須懂得組織，這麼多的學生光是吃飯問題、衛生問題就叫人頭痛了。當他在台上講話時，有時會羞怯，有時會說得不好，有時還會撥一下頭髮讓自己漂亮一點；然後跳一個時空，這張臉可能到了立法院、總統府，仍然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
這兩張臉要如何去疊合？對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張照片的問題。
後來這些人都變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會碰到，我總是試圖在他們臉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獨感，如果我能夠找到一絲絲的孤獨，我會覺得很高興，雖然我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個夢想，使他的官做得不倫不類？
這可能是我的問題吧！
也許我應該再寫一篇有關台灣學運的小說，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學運這麼成功。當年參與野百合學運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職，這時候對於學運的反省和檢討，以及對參與的革命者內在孤獨感的檢視，會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為什麼十年來沒有學運了？是社會都改革了嗎？還是所有的夢想都不再激情了？
【夢醒時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參加安那其組織，帶頭的是一個姓蔡的香港學生，記憶中他的頭髮很漂亮，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男性有這麼美的頭髮，我發現他每次在跟大家談克魯泡特金的時候，旁邊圍坐的人都在看他的頭髮。就在那一剎那間，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領袖應該要很美的。
革命這東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總是來自一些你無法說明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記得組織裡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戀他，每次他講話講到困頓的時候，會出現一種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責的你可能會想，一個革命領袖怎麼會是柔弱的，應該是很剛強的呀？事實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時候我們投票給一個人，就是因為他的柔弱使你覺得心疼。
這位蔡姓領袖是我所接觸到的第一個學運領袖，他所帶領的團體整個變成美學。我們那時候住在巴黎的一個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台打字機，大家輪流打字，辦了一個刊物叫《歐洲通訊》，裡面有很多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導遊，賺了錢回來就放在一個筒子裡，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講過，後來我退出是因為發現有人偷筒子裡的錢。那大概就是我的夢醒時分了吧！我覺得，如此高貴的團體裡怎麼會有這麼骯髒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革命者的孤獨是革命者迷戀自己年輕時候的潔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極其美好的，而且每個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個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會願意共同為了這個理想而努力。
我現在讀克魯泡特金的作品都是當作詩來讀，因為他一直相信人類終有一天會不需要政府，自動自發地去繳稅、去建設，不需要他人來管理。我年輕的時候相信他，現在的我則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有階級，一定會有窮人與富人。
也就是說，當你有一天說出：哪一個社會沒有乞丐？時，就表示你已經不再年輕了。
然而，即使你已過了夢想的年歲，年輕時候的潔癖仍然會跟著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現時，還是會讓你寢食難安，讓你想問：是不是已經老了？是不是已經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
如果說年輕時的夢想是百分之百，過了二十五歲以後會開始磨損，也許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獨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別人談了，仍是內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說<安那其的頭髮>裡，我描寫野百合學運的領袖有一頭美麗的長髮，而一個叫葉子的女孩迷戀著他，可是他們之間的男女情感不會激昂過革命同志的情感，因為革命是為了一個更大的、共同的夢想。因此，葉子可以懷著身孕，仍然在廣場上沒日沒夜任勞任怨地做著所有學運的事情；可是背後有一件事連葉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戀的是頭髮，還是頭髮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話中，大力士參孫的頭髮被剪掉之後就失去力量；而軍隊、監獄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頭我清楚地記得上成功嶺的第一個晚上，當所有人的頭髮都被剃光時，我感覺到大家都變一樣了。
頭髮好像是個人獨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頭髮，個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說，監獄裡再厲害的老大，一剃掉頭髮，就少了威勢。頭髮好像有一種魔力，像是符咒一樣的東西，影響人類的行為。
我在這篇小說裡用了超現實的處理；在月圓的晚上，一陣風吹來，領袖緩緩拉下那一頭異常美麗的頭髮，竟是一頂假髮從來沒有人發現。
其實克魯泡特金是一個禿頭，他在瑞士寫《一個反叛者的話》時，拍下一張照片，當時他已經沒有頭髮了。這讓我想到把頭髮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獨結合在一起，於是寫下<安那其的頭髮>這篇小說。
【革命者的自覺】
我個人很喜歡這篇小說裡的一段是關於夜晚的廣場，這個場景是我在參加野百合學運時，坐在夜晚的中正紀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晝的激情過後，到了夜晚，廣場上年輕革命者的叫囂都沉睡了，我看到廣場上一個一個的睡袋，一張一張稚嫩的臉，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擁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種省思，並且感覺到自己與這些年輕生命的關聯。如果說我愛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刻。
◇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對所愛戀的男子的意見不斷猜測，相信是堅決的安那其主義者的他所鄙視與反對的吧。
有一次葉子問起他有關女子頭髮長短的問題時，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說：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會以男子的悅樂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說完之後，似乎也自覺到對問話者不屑的表情。長久以來和平的安那其主義的內在訓練使他立刻對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緒，有些抱歉地撫愛起葉子的一頭長髮，安靜地說：葉子，有關頭髮的問題，並不是安那其主義的重點。
葉子同時感覺著黨人的與男子的愛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時間，她仍然無法調整好那來自肉體的悸動的貪戀與頭腦思想中理性信仰的關係。
但是，結果她還是把一頭長髮剪短了。
她這樣想：頭髮既不是為了取悅男子而存在，過去存留長髮的許多近於夢幻的聯想其實可以一併剪除。頭髮的確如領袖所言是最接近人類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帶了最多與思想有關的意識型態的辯證在內。
葉子對著鏡子，把一片及腰的長髮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氣，決絕地一刀剪斷了。葉子剪完頭髮，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彷彿被剪去的不是頭髮，而是她屬於過去沒有覺悟的女性的種種。
革命，真正的革命並不是動刀動槍，而是革除掉腦中腐敗、霸道、墮落的部分。
黨人們不是常常這樣說嗎？
葉子因此覺得從女性中解放了出來，第一次感覺著安那其不僅要解除人類在歷史枷鎖中有關家庭、國家、民族、階級等等腐敗墮落的觀念，也同時連帶地要將歷史加諸於性別上的差異與主從性質也一併解放了。
寫這一篇小說時，我其實沒有考慮到讀者的閱讀，我想很多讀者對這一個領域相當陌生，原因之一是台灣在二次大戰後，思想是被壟斷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間的辯論，在戒嚴時代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師陳映真先生，因為翻譯了一篇馬克思理論的小序言，印給他的朋友，就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缺乏思想思辨的習慣。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時，談到一個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間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當年參與學運的領袖都不一定擁有思辨的習慣。學運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學運領袖可能三十出頭歲就變成政府重要的官員，他們沒有時間繼續保有革命者的孤獨，去醞釀對其社會理想進行思辨的習慣。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一下子從受壓迫者變成執政者，沒有辦法繼續發展革命者的孤獨感。
當我重讀這篇小說，有一個特別的感觸：一個社會裡的失敗者角色，其意義與重要性為何？司馬遷的項羽、司馬遷的荊軻，留在歷史上，使失敗者知道他就是該扮演失敗者的角色，使他能發言去對抗成功者，才有所謂的思辨。
對於台灣學運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我們會慶幸對一個保守到開始腐敗的政權，在最短的時間內引起社會的反省與檢討；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舊的，反而無法延續反省與檢討。所以在小說中，葉子懷孕後離開領袖，她好像發現了原來自己是因為愛上領袖的頭髮才變成安那其的黨人，當她離開後，又開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絲邊的襪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義批評為小資產階級的小可愛女性形態，但她覺得，她還是要回來做自己。
我當時隱約覺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認識自己而產生的自覺，革命會變得非常危險。
【佛學與革命的糾結】
清代末年有很多動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譚嗣同，他是康梁政變六君子之一。他是學佛的人，卻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權失敗，滿清政府在逮捕黨人時，他其實有充分的機會可以逃跑。但他對梁啟超說：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沒有人走，革命無以成功；沒有人留，無以告所有曾經相信這次革命的人。他決定扮演走向刑場的角色。
我相信，譚嗣同內心裡有一種空幻、一種虛無、一種無以名狀的孤獨，使其將佛學與革命糾結在一起。當他覺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時，他會選擇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畫那些割肉餵鷹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譚嗣同讓我們看到一個孤獨的革命者最高的典範吧！其性格延續到了共產黨成立時另一個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灣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號人物，他的書《餓鄉紀程》在台灣也不容易買到。瞿秋白是一個學佛的文人，會刻印、寫書法、搞詩詞，但是他突然對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決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聽到俄國發生革命時，儘管對俄國一無所知，他還是進了同文館開始學俄文，然後坐火車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國。《餓鄉紀程》就是記錄這一段過程，描述與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車上打麻將，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塗時，他卻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國革命成功了，中國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們看到一個學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卻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最重要的一首歌<國際歌>翻譯為中文（原來是法國巴黎公社的歌曲，後來譯成各種語言為全世界共產黨黨員所傳唱）。瞿秋白回到中國以後，就變成共產黨的領袖；但他終將成為《史記》裡的失敗者。在他成為領袖後，他突然發現自己不是一個領袖，他是愛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鬧出了一些傳聞，聽說他和沈從文、丁玲、胡也頻等人在一起時，共產到連婚姻愛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國見到丁玲，曾經親口問他這件事，她矢口否認。不論傳聞真假，革命者之間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難以理解的。
胡也頻後來被國民黨槍殺，丁玲被安排化裝成一名農婦連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護她北上的關鍵人物。後來在剿匪時期，瞿秋白因為領導無力在福建被抓，關在長汀監獄，這時候他寫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後來在八○年代由香港明報登出，叫做《多餘的話》，這是他臨終前的作品。
現在談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灣他是一個共產黨，在大陸他則被當作共產黨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寫了《多餘的話》。在《多餘的話》裡，他談到自己根本不適合作為共產黨，更不適合當一名領袖，他無法拋棄內心對唯美的追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餓鄉紀程》和《多餘的話》這兩本書，就能看到瞿秋白從堅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滅，竟有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樣的人，將來都會是新《史記》裡的重要角色，他們都是矛盾人性的組合，在整個時代的變遷中，其豐富的性格是最值得書寫的。
瞿秋白最後要槍決時，行刑者要求他轉身，他說：不必。就面對著槍口，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結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一個共產黨領袖最後寫出來的絕命詩，根本就是一個高僧的句子。
從譚嗣同到瞿秋白，他們都是失敗的革命者，後面繼承的人或許成功了，但就像《史記》裡的劉邦，成功的人不會可愛，可愛的一定是這些失敗的孤獨的人。
文學有時候會看到一些邊緣的東西，不一定是在當代論斷。包括我自己在寫<安那其的頭髮>這篇小說時，我一直在想著從清末民初到現代學運革命者之間糾纏與複雜的關係。
【如果還有文學】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美麗島事件？我當時從墾丁到高雄，正好遇到這個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認識的朋友，包括小說家王拓。王拓的父親和哥哥都是漁民，相繼喪生海上，他在小說裡寫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卻在那個年代被套上鼓吹階級革命的罪名受到撻伐。我剛從法國回來，天真爛漫，就寫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學解聘。這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過癮我為自己相信的東西，做了一個無怨無悔的選擇。
王拓是當時的受壓迫者、失敗者，原本懷抱一個苦悶的夢想，為漁民的悲苦發聲，使人相信文學應該要涉足生命的領域，但是今日的文學，如果還有文學，它的觸手應該伸向何方？
前陣子，我打開電視看到兩個人，一個是王拓，一個是詩人詹澈。詹澈在台東農會，是二○○二年農漁民大遊行的總幹事，我在編《雄獅美術》鄉土文學時認識他，向他邀稿，當時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會穿個軍裝跑到雄獅的辦公室來找我，我們會一起談他寫的詩。後來他娶了女工葉香，回到台東從事基層的農工運動。在電視新聞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時出現，前者代表執政黨，後者是民間的聲音。看到這個畫面，我有一種好深好深的感觸，他們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目前他們代表的其實是兩種對立的角色。
這個社會當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須要有務實的人，可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的對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謬性。
二○○二年的選舉，我看到選前宣佈退選的施明德，想到在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天天急著看報就想知道他有沒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個小孩子與一個巨大機器的對抗，他的逃亡變成我的一種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寫新《史記》，我該如何定位這一號人物？他究竟是一個荒謬的過氣人物，沾帶著一個被人嘲笑的夢想，還是代表一個巨大夢想破滅後孤獨的失敗者？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遠不會存在於權力之中，永遠是在一個邊緣、弱勢的對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個年代曾經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樣的人物。廖添丁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不過是劫富濟貧，可是民間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可愛，因為他用了一種頑皮的方法去對抗統治者這座巨大的機器。
巨大政治機器的角色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可是誰會是下一個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嗎？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在政治中，那個克魯泡特金自稱的反叛者角色，還在不在？
反叛者不會是政黨裡、家庭裡、學校裡、社會裡那個聽話的人，而是一個讓你恨得牙癢癢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社會認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後快；有的社會則是把反叛者視為你和我互動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後者是比前者可愛多了。
同時，反叛者也不應該是被當政者所讚揚，或者說收買、收編的。《水滸傳》裡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是因為各種遭遇而瞭解到自己與政權之間絕對對立的關係最後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說最後作者留下一個很有趣的謎：到底宋江有沒有接受招安？
有人認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規軍，也有人認為他繼續在梁山上替天行道；這兩種結局使得一百零八條好漢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際。
安那其主義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內心裡那個反叛者的角色，永遠不被收買，永遠不被收編。
【難道學運到此為止？】
學運曇花一現，但是社會裡性別的問題、階級的問題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都還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覺醒，為什麼不再有學運了？難道學運到此為止？下一個覺悟的學生會是誰？
如果我要動筆寫一本現代《史記》，我將要記錄誰？是荊軻，荊軻在哪裡？是項羽，項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該如何書寫這些決絕者在革命時刻的孤獨感？
革命這個字義長期以來與政治劃上等號，但我相信它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就是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的反叛者，是對自我生活保持一種不滿足的狀態進而背叛，並維持背叛於一個絕對的高度。
所有的政權，不論是如何起家，最終都會害怕革命。可是厲害的政權甚至連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沒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澤東，他可以把革命變成一部戲：戴上紅臂章（不要小看這個象徵性的動作，代表了毛澤東也是紅衛兵的一員）支持坐在天安門前的學生，並且說了一句全世界執政者都不敢說的話：造反有理，因為他這麼一講，沒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對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這是極高明的招數，只能等歷史去算這一筆帳。
革命會被篡奪，革命會被偽裝，革命會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對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驗：要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傳，才能把孤獨心念傳遞？
我真的覺得革命並不理性，是一種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詩人，他們用血淚寫詩，他們用生命寫詩，他們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語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華貴的形式。
而對台灣的學運，我總有一種矛盾的情緒，既高興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難過學運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貴的情操不足歷練，人性的豐富性也來不及被提高，是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吧！
每每在電視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國會議堂中發言，我就會想起他們曾經擁有過的光采，想起他們談起理想時熱淚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說，是不是有一個生命在他們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幾年之中，他們忘了自己曾經相信過的那個巨大的夢。
我相信，現實的政治其實是夢想的終結者，如果現實的政治能保有一點點夢想，將是非常非常可貴。
至於書寫者？
當司馬遷在漢武帝年代寫楚漢相爭時，已是在事件發生七十年之後，這本禁書在知識分子間流傳，讓知識分子們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會如此被記錄的，我相信，這便是文學書寫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