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許多跡象看來，警方應當知道我進了智利，也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我們在聖地牙哥待了快一個月了，平日裡，攝影小組出出入入公共場合，連不該出去的時候也出去。我們還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當中許多人知道了我就是影片導演。此外，我常常會忘掉自己偽裝的身分，忘記講話要帶烏拉圭口音。傳遞暗語或是和其他人聯絡的時候，也愈來愈疏忽懶散，有時候甚至拿自己的安全開玩笑。
剛開始拍片的時候，我們總是在車子裡開會。我們會讓車子在市內隨意繞行，而且每隔四、五條街就換一次車子。漸漸的，我們嫌事情麻煩，不再像從前那麼謹慎，結果就開始遭遇危險了。有時候，這些危險帶來的威脅，竟比我們真正想避免的危險還要嚴重。就舉個例子好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普維得西街和洛里尼街交叉口上車，等五分鐘之後一部藍色雷諾十二來接我，這車子擋風玻璃上會貼一張保護動物協會的貼紙作為識別。車子分秒無誤準時到達，是雷諾十二沒錯，是藍色也沒錯，我懶得再去看貼紙，鑽進了後座。裡面坐著一個女人，年紀不算輕，可是還很漂亮。她身上垂掛著珠寶首飾，渾身散發誘人的香水味，外面還罩著一件粉紅色的貂皮大衣，那衣服的價值起碼是那部車子的兩倍到三倍。她算是典型的聖地牙哥上流社會人物了，這種人一般場合裡是不容易見得到的。看到我進車子，她的嘴巴吃驚得張了開來。為了讓她安心，我趕緊說出暗語：這個時候哪裡買得到傘呢？
前座穿制服的司機這時回過頭，對著我大叫：滾出去，不然我就叫警察。
我瞥了一眼擋風玻璃，那上面當然是什麼貼紙也不會有的。對於眼前的荒謬，我忽然有一種噁心的感覺。抱歉，我含含混混的說，我好像上錯車了。這時候，女人也恢復了正常神色，她拉住我的手臂，為了讓司機放心似的，語音清晰的問他，巴黎百貨公司現在還開著嗎？
司機說他想是開的，她便堅持送我過去買傘。她的個性既可愛又熱誠，較之美麗的容顏，一點也不遜色。相信沒有人會不願意在她身邊多待一會兒，多享受一點有她陪伴的樂趣，暫時把那些壓迫、政治，甚至藝術，統統拋到九霄雲外的。她在巴黎百貨公司門前讓我下車，還一再為不能陪我進去買傘致歉，只因為她必須去接她先生參加音樂會，而她已經遲到了。
這一類的意外，對我們來說，簡直快成了家常便飯了。參加秘密會議時，我們漸漸不用暗語辨明身分，和密使碰面時，也不再以辦正事為第一要務；我們只是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或是批評時政，或是說電影，論文學，有時候還談到我們都認識而我又想見的朋友儘管有人警告我，絕不能有這個念頭。也許是為了減低懷疑吧，有一次，一位密使還帶著孩子一起赴會。他那孩子看到我後便睜著大眼，興奮的問：你就是在拍超人的那個導演嗎？到了這時候，我終於了解，秘密生活在智利其實是很容易的。好幾百個流亡人士都回來了，他們過著日常的生活，既不擔心，也不害怕，一點也沒有我剛回國時的戒慎恐懼。自從了解這點後，我心裡也蠢動了起來，若不是對影片還有責任，對國家、對朋友、對自己也都還有義務，我真想換個職業，換個環境，就以本來面目在聖地牙哥待了下來。
不過一旦考慮到警方很可能在監視我們，我還是保持了偽裝的模樣。當時我們申請拍攝摩尼達宮都好幾次了，卻一再的遭到延擱，原因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只知道還會再延下去。除了摩尼達宮，我們也計畫拍蒙特港和中央谷地，當然了，更要拍電子將軍只是可能性似乎並不大。除了這些地方，我還想親自跑一趟中央谷地。我是在那兒長大的，到了青年期才離開。我母親仍在那兒，住在一個名為波米拉的貧窮村莊裡，不過有人鄭重警告過我，要顧慮安全，不能去找她。
當時我處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安排外國組員的行程，這樣他們才能少冒一點風險，盡快拍完，盡早回到自己的國家。除了義大利人要留下來拍摩尼達宮外，再過幾天法國組一拍完失業群眾的示威遊行，就會即刻束裝返國。
至於荷蘭組，則在蒙特港等我，我們打算遠赴南極圈附近拍攝。拍完這個部分後，他們會轉往智利邊境的小鎮巴瑞隆屈，從那兒進入阿根廷。這三組人員離開智利的同時，影片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安全送到了馬德里，開始在沖洗了。後來我發現，艾莉效率極好，我還沒回到西班牙，影片竟都準備好，可以剪接了。
★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那幾天，情況很不穩定，最好的辦法，似乎就是讓我和弗朗基暫時離開，然後再非常小心的盡快回來。當時我們想到一個絕佳方式，我們發現，從阿根廷進入蒙特港，跟從智利過去並沒有差別，兩邊都一樣的方便。我於是要求荷蘭組到蒙特港等我，另外我還知會一組智利人員，要他們前往位於智利中央的可強瓜谷地。接著，我和弗朗基便搭機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了。離境前幾小時，我打了個電話給<分析家>雜誌，跟一位名叫派翠西亞．柯里兒的記者詳談，告訴她秘密潛入智利的過程。等我裝模作樣離開智利後兩天，文章便刊了出來。他們在雜誌封面上登出我的照片，標題則引用了羅馬的諺語：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為了製造逼真效果，克萊蒙西亞特意開車，送我和弗朗基到普大宏機場，還跟我們擁抱、道別，並且誇張的灑下淚水。我們就這樣喧喧嚷嚷的走了，其實機場裡還有反抗組織的人暗地看著我們，萬一有人逮捕我們，他們立刻就會公諸於眾的。我們在離境時發現，機場裡沒有人監視我們，可是萬一日後警方有後續行動，要追查我們的蹤跡，他們一定可以從機場紀錄上發現，我們早就離境了。
我決定拿合法護照進布宜諾斯艾利斯，畢竟沒有人願意在友善國家做違法事情的。站在阿根廷移民官員窗口前，才準備掏護照，忽然間，我想到一個問題：護照上的照片是我在偽裝前照的，跟現在的我根本是兩回事。如今的我眉毛拔掉了，頭頂禿了一大塊，還戴上厚厚的眼鏡，跟原來差別太大了。記得早在出發以前，美容專家就告訴過我，成為全新的一個人固然困難，恢復原本的自己卻一點也不簡單。而今，就在最需要記住這點忠告的時候，我卻忘得一乾二淨；還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官員沒有看我的臉。就這樣，我又過了一次難關，只不過這次的問題是，我想扮演自己，卻沒扮成。
由於弗朗基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後，還得打電話到馬德里，和伊莉討論剩餘行程的細節，因此我們商議好到聖地牙哥再見，就分手各自上路了。我搭機到阿根廷西部的門多薩，按照計畫，拍了一些智利主要山脈的風景。從門多薩進到智利非常容易，只要通過一條管制鬆散的隧道就行了。我帶著一架輕盈的十六釐米攝影機，單獨步行過去，拍完該拍的鏡頭後，便搭一個智利警察的車子回來了。那警察完全是出於同情，想幫助一個沒辦法回阿根廷的可憐烏拉圭記者。
回到門多薩後，我往南到了另一個邊境城市巴瑞隆屈。在那兒，我搭上一條擠滿各國乘客有阿根廷人、烏拉圭人、巴西人、智利人的老舊木船，穿過極圈特有的景色，看到冰崖，經歷過暴風巨浪，到達智利邊境。接下來便是前往波維多蒙特的最後一程，這次我改搭渡船前往。那渡船的窗子破了，冷風全都灌了進來，呼嘯耳際，就像狼群在四周嗥叫似的。儘管寒風刺骨，我卻找不到一點掩蔽的地方。船上也沒有喝的東西，沒有咖啡，沒有酒，什麼都沒有。這一路的行程都是我們事先計畫好的，我們是想，如果我們離開時的確引起了機場警察的注意，那麼他們一定想不到，我會在第二天，從遠離聖地牙哥六百多哩的地方，重新回到智利。
我們到邊境檢查站沒一會，護照就全部集中到一處去了，大約有三百本之多。檢查的人幾乎不看護照一眼，就蓋上印，還給了大家。至於智利人，則必須比對一長串的名字。這些名字全部列在名單上，貼在檢查官員旁邊的牆上，都是不得回國的流亡人士。若不是中途冒出兩個人，要大家打開行李讓他們檢查的話，連我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原本都是可以很快通關的。這兩人都穿著厚重的禦寒衣，所以才沒認出他們國家警備隊員的身分。他們檢查得相當仔細，可是我一點也不擔心，我的行李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會洩露我的身分。我打開了袋子，突然間，一大堆的吉塔尼空煙盒掉出來，散了滿地，許多盒上還寫滿字，都是我拍片時的札記。
當初決定回智利我便放了足夠兩個月消耗的吉塔尼在行李箱中。每拍完一包，我都不敢把空盒子扔掉，我擔心那種硬紙板做的大盒子太醒目，會留下一些線索給警方。抽完煙的時候如果正好拍片，我會把空盒子放進口袋，稍後再安置到幾個固定地點。我還在一些盒子上面塗鴉，記一些東西，這麼一來，盒子當然更不能丢了。到了最後我發覺自己終於成了變魔術的人。在我四周，到處都是空的煙盒子；櫃子裡，衣服口袋都是滿的，床墊下也是滿的，連袋子裡都滿了。所有的盒子都在等待，等我想到一個好辦法，處理掉它們。我就像準備越獄的犯人，地道都挖好了，只是不知道怎麼處置挖出來的沙土。
每次我打好包要換旅館了，就會煩惱這個問題，然而每次我都想不出更理想的辦法，只好再度把它們放進行李箱。我曾想過湮滅它們，可是又擔心有人出其不意的撞見了，平日增添許多疑惑。我也想過到阿根廷丟棄它們，可是真到了那兒，時間卻又變得非常的緊迫。在到達這個南方邊境前，我一直沒有機會打開袋子，如今不得不打開，也不得不面對武裝警察吃驚中摻雜著懷疑的表情了，我能做的，也只是戰戰兢兢的，低頭猛撿滾落四處的盒子了。
裡面是空的。我說。
他們當然不相信了。兩個人當中，年紀較輕的那個忙著檢查其他的旅客，較年長的開每個盒子，裡裡外外的查看，想把那些札記弄個明白。這時我稍微恢復了點勇氣。
都是我靈感來的時候寫的短詩。我說。
他不答腔，繼續檢查。最後，他抬起頭，照直看著我的臉，想從我的表情裡得到一些線，解開這些空煙盒的秘密。
你可以把它們都留下來。我建議道。
我留著它們做什麼？他回答。
接著他便幫忙我，把盒子全部整齊的放回行李箱，然後轉身檢查下一位旅客。當時我太慌亂了，居然沒想到當著武裝警察的面，把盒子全部倒進垃圾堆，反而繼續拖著它們，走完剩下的行程。回到馬德里後，我不讓伊莉丟了它們，我特意留下它們，細細的欣賞，讓它們帶我回想在智利遭遇的種種磨難。
★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吧
荷蘭組如約在波維多蒙特等我。我們去那兒拍攝，不只是為了那兒無法名狀的美景，更為了當地在智利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那塊土地一直是非不斷，法瑞總統當政期間，曾經殘酷的鎮壓當地的民眾，使得政府在那兒僅餘的一點德澤，也給抹煞得一乾二淨。經過那次，左派民主人士才真正了解，唯有團結，才能讓這塊地方有希望，並且讓這個國家有希望。接下來，事情更發展迅速而且停不下來，到了最後，終於使得阿葉德當選成為總統。
拍完波維多蒙特，連帶也拍完南方部分後，荷蘭組便經由巴瑞隆屈，進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還帶著為數可觀的影片，要去馬德里交給伊莉。至於我，則獨自一人搭乘夜車前去搭耳卡。車子很舒服，路上也沒發生什麼事，只除了一件我和一隻烤雞短兵相接一陣之後，又讓它完整無缺的給送回了廚房，因為我實在想不出辦法，在那個鐵甲似的屍身上弄出一點點缺口。到了塔耳卡之後，我租了一輛車子，開到位於可強瓜山谷中央的聖法南度鎮。
小鎮廣場一點兒也沒變，還是我記憶中的模樣，那兒的每一棵樹，每一堵牆上的磚頭，都有我兒時的記憶在裡面。最難忘的仍要屬那間老學校了，那是我學會讀書、寫字的地方。我找了張凳子坐下，想拍些畫面，以備日後影片需要。這時廣場漸漸來了許多兒童，吵吵鬧鬧的，正往學校走去。有些人走到攝影機前，停下來擺一個姿勢，還有人故意拿手擋住鏡頭。一個小女孩在鏡頭前做了幾個舞蹈動作，姿勢之純熟，讓我不得不另外找個較好的背景要她重來一次。就在這時候，幾個男孩走過來，坐在我旁邊，問道：想不想幫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呀？
這話嚇了我一跳，讓我想到記在空煙盒上的一句話：談到未來，似乎每個智利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這點在兒童身上尤其明顯。這一代的兒童，其實從未經驗別種社會體制，可是他們對未來的信念，仍然堅定異常。
我約好了智利組，早上十一點在麥桂斯橋碰面。十一點整，我準時到達河的右邊岸上，當時攝影機在另外一邊也架好了。那天早上天氣晴朗，空氣裡溢著的都是百里香的氣味。在那兒，我覺得很安全，很自在，完全沒有那種身在國土心在放逐的感覺。那幾天，我想暫時拋掉偽裝，於是拿掉脖子上的領帶，身上的英國西裝，換穿自己的羊皮夾克和牛仔褲。此外，我的頰上還有兩天未刮的鬍子，是來去一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傑作，那也讓我覺得更像本來的自己。
我等攝影師在鏡頭裡對準了我，便跨出車子，慢慢走過橋面，讓他有足夠的時間拍我。拍完後，我便跟攝影人員一一握手致意。他們都很熱誠，都有超乎年齡的成熟，輕易就讓人感受到活潑輕鬆的氣氛。我很意外，他們都還只是大男孩，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九歲；導演雷卡度廿一歲，其他人就叫他老頭子了。那時候最讓我鼓舞的不是其他，正是從這些組員身上得到的信心。
我們一邊倚著橋上欄杆，一邊就計畫好了拍攝的內容，並且立刻著手進行。我必須承認，那天我有點兒心神不寧的，一直在回憶兒時的各種生活片段。我還記得十二歲那年，一群粗魯的表姊妹便是在這個橋上，硬把我推下水，想讓我學會游泳和潛水。於是那天我就從那條橋開始拍起。
不過等到開始拍攝，我還是恢復了常態，並沒有忘記當天的主要目的。聖法南度山谷是一片廣大的農業區，從人們有記憶開始，那兒的農人就是奴隸。一直等阿葉德的共同聯盟政府上台了，他們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了民權。那地方從前是封建寡頭政體的大本營，無論是選票或選舉結果，都操縱在諸侯的手上。法瑞的基督教民主黨時期，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示威，就是由那兒發起的，當時阿葉德也走在遊行行列裡面。後來阿葉德掌權了，便削去地主過度的特權，還協助農民，組織主動而且互助的團體。如今，皮諾契特的夏季別墅就在這山谷裡，具體象徵出了智利在歷史上的倒退現象。
到了這兒，我可不能不多少拍一些帕拉修斯的雕像。此人是《智利民族》一書的作者，在那本怪書裡，帕拉修斯堅持，真正的智利人比巴士克人、義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國人、德國人更早的移民是古希臘人的直接後裔，所以，智利人註定了要成為拉丁美洲的領導中心，要帶領這個世界通向真理，獲得解救。我就是在這附近出生的，小時候，我每天要從這雕像前面走過好幾次，可是從來就沒有人告訴過我他是誰。皮諾契特堪稱帕拉修斯的第一號崇拜者，他另外在聖地牙哥豎立一座雕像，把這人從歷史塵埃中拯救了出來。
我們拍到晚上才收工，由於必須在宵禁前趕回聖地牙哥，而兩邊距離有九十哩之多，所以時間便顯得很急迫了。除了我，還有坐我車子的雷卡度之外，所有的人都直接回去聖地牙哥。至於我們，則沿著海岸線繞了一大段路，好為隔天選擇拍攝的場景。我們全神貫注在選景上面，連過了四個警方檢查站，都忘了緊張這回事。不過在通過第一個檢查站後，我還是提高了警覺，換掉導演密戈爾．立頓的休閒裝，變回他拘謹的烏拉圭伙伴。我們完全忽略了時間，等到察覺時，都已經是午夜，宵禁早就開始半小時了。等察覺了時間，我們才忽然恐慌起來。我要雷卡度立刻開下高速公路，順著一條泥路走去。我仍記得那條路，印象中，好似昨天才走過一樣。我指揮他左轉，過橋，走向右邊一條路跡模糊的小徑，然後關掉車前燈，沿著另一條有許多彎道和陡坡的泥路前進。就在這樣一陣慌亂之後，我們進了一個沉睡中的村子。一進去，所有的狗都讓我們給吵醒了，而我們的車子居然正停在我母親的屋主前面。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
波米拉這村子有四百個居民，從我有記憶起到現在，它從來沒變過。我的祖父生在巴勒斯坦的貝斯沙加耳，我的外祖父生在希臘的克利卡坎米，本世紀初，他們隨著首批定居火車站附近的移民，來到了此地。過去，波米拉是鐵路終站，頗有一點重要性，而今，鐵路卻從聖地牙哥一直延伸到海岸去了。從前，旅客們在這兒上下車，貨物在這兒裝卸，正由於這些來去不斷的旅客和貨物，波米拉才短暫的繁榮過一陣子。然而不消多久，鐵路便延長到了海邊，而車站也變成火車頭停下十分鐘，義務性加水的地方。只不過，加水總不時的會延宕下去，最後就變成需時全天的大事了。每次火車走到我的阿拉伯裔祖母瑪堤蒂的屋子的位置，都會鳴笛宣示快到了。這村子的人口從沒多過現在這個數目。村裡有一條長長的馬路，馬路兩邊零星的散佈有一些房子，另外還有一條叉路，那兒的房子就更少了。村子底有個地方很有名，叫拉卡立瑞，在那裡，家家戶戶都自釀很棒的葡萄酒，他們還會邀請所有過路人進去品酒，兼而評鑑誰的酒最出色。有一陣子，拉卡立瑞甚至變成全智利酒鬼的天堂。
波米拉最早出現電影雜誌，是由瑪堤蒂帶進來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對這類雜誌就如痴如醉了。她還大方的借出房子對面的果園，讓馬戲團、巡迴劇團、木偶戲藝人在那兒表演。我也在那兒看到了電影，在我們這種偏僻小村，能夠看到電影並不是容易的事。記得那年我五歲，坐在祖母腿上，看了生平第一部片子後，就確定了未來的人生志向。那部片子的名稱是勇敢的熱內亞人，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時候的感覺嚇呆了。過了好幾年，我才弄懂：馬匹怎麼會在銀幕上狂奔，巨人頭又怎麼會在樹上懸掛的被單上出現。
那天晚上我和雷卡度去的房子，原本是我祖母的，現在則由我母親克莉絲汀娜住在裡面。在那兒，我度過了童年，到了青年時期才離開。房子是很久以前蓋的，屬於傳統智利鄉村的樣式，有長長的迴廊，幽暗的廳堂，廳堂旁邊是迷宮一樣的房間，還有一個大廚房，馬廄和牧草地就在房子附近。這房子座落在一個叫洛斯納隆荷斯的地區，那兒到處可見茂盛的九重葛，空氣裡也總是飄著濃濃的苦橘香。
當時我心裡只想著到家了、到家了，結果車子還沒停穩，人就跨出了車門。我穿過空蕩蕩的走道，越過漆黑的院子，只見到一隻笨狗纏著我的腿，略略表示牠的歡迎。我一路走下去，一路都見不到一點人影。每走一步，我就會回憶起過去的一些片段；或是每天裡一個特殊的時候，或是一些久未嗅過的氣味。走過長長的廳堂，到了末端的起居室，我跨了進去，頭頂卻撞到了門框。裡面只亮了一盞燈炮，有點昏黃，我的母親就在那兒。
眼前的景象有些奇異；起居室的面積很大、屋頂很高，牆壁卻一片空白，而且裡面除了兩張有扶手的椅子，沒有任何家具。我母親坐在椅子上，背對著門，旁邊是一個火盆。另一張椅子上則坐著她弟弟，我的帕布羅舅。他們靜靜的坐著，臉上的表情在滿足中帶著穩當，好像正在看電視一樣，其實他們哪兒都沒在看。我走向他們，儘管走路時有聲響發出，他們卻一動也不動，我只好說，這屋子裡的人都不打招呼的嗎？
我母親站了起來。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她說，讓我擁抱你一下。
自從我十二年前離開智利，帕布羅舅就沒見過我，此時他仍紋風不動的坐在椅子上。去年九月，我母親曾來馬德里和我碰面，如今她也擁抱過我了，卻仍不能認得出我。我只好握住她的雙臂輕輕的搖晃，想把她那點困惑的神色搖掉。
我緊盯住她的雙眼，我說，看清楚，克莉絲汀娜，是我。
她更仔細的湊向我，不過還是認不出來。
我不知道你是誰。她說。
怎麼會不知道呢？我說，禁不住大笑起來，我是你兒子，密戈爾。
她再一次看我，這次她臉上的血色開始消褪了。
唉呀！她說，我要昏倒了。
我上前扶住她，免得她倒下，帕布羅舅此時也站了起來，臉上同樣是困惑之極的表情。
我做夢也想不到能在這兒見到你，他說，現在我就算立刻瞑目，也不會有任何遺憾了。
我衝上去抱住他。他好像一隻小鳥，頭髮全白了，身上還裹著老人用的毯子，然而事實上，他只比我大五歲而已。他結過一次婚，可是離掉了，後來就搬進我母親的房子住了下來。他一直就那麼孤孤單單的，即使還在小孩的時候，也像個老人一樣。
少來這套，舅舅，我說，少拿這來嚇我。還是拿酒出來，慶祝我回家吧。
我母親打斷我們，讓我們見識到所謂超自然的感應力。
我準備好了麥絲脫。她說。
我根本不敢相信她說的，直到走進廚房親眼看見了，才不再懷疑。希臘家庭只為最重要的節日準備麥絲脫這道菜，因為它的製作過程太繁複了。這菜的成分有羊肉、山藜豆、粗小麥粉球，很像阿拉伯人吃的庫司庫司。那年我母親還是頭一次做這道菜沒有特別原因，純粹是一時興起。
雷卡度和我們一塊吃過東西，就上床睡覺了，好讓我們有時間單獨相處。我舅舅很快的也去休息，只留下我和母親，繼續聊到東方發白。我和母親的年齡差距不大，我們之間就像朋友，一向有話說。我母親在十六歲那年嫁給我父親，一年後就生下我了。至今，我還能很清楚的記得她二十歲時的模樣，那時她很漂亮，很溫柔，總當我是個洋娃娃，而不是個孩子，常常的跟我玩。
她雖然因我回來而滿臉燦然，但是又因我的衣著而略顯沮喪。你看起來像個牧師。她對我說。我沒有解釋，也沒有說出回智利的目的，或是回來的方法，這樣她才會以為，從我回來，到站在那兒，一切都是合法的。我寧可她蒙在鼓裡，對我的冒險一無所悉，也不願她擔心，更不願她發生危險。
眼看黎明就要來臨，她拿著插有一根蠟燭的燭台，拉住我的手，一句話不說的穿過院子；一時間，我們彷彿走進狄更斯的小說了。我在院子後端，看到此行最大的意外，最特殊的驚喜我聖地牙哥房子的書房。從房間的建構，到屋內的擺設，那書房都跟我離開聖地牙哥，開始流亡生涯時，沒有一點差別。
士兵最後一次搜索我房子時，我、伊莉和孩子都在墨西哥了。等搜查一結束，我母親便僱了一位建築師朋友，把我書房的木板一塊一塊的拆下，在我們波米拉的房子旁邊，重新一模一樣的蓋了一間。從房內擺設看來，我好像從來沒有遠離過，所有我寫過的文稿，兒時的遊戲之作，電影場景的大綱，背景設計，都一樣不差的擺在那兒，就連凌亂程度也沒有差別。我可以感受到房裡的氣氛，嗅到空氣裡的味道，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恍然間，彷彿我又回到那天的那個時刻，站在那兒看著書房，向它說著永別了；那分感覺竟又重新鮮明的回到我心中。經過十二年，我站在院子裡，再度望著我的書房，心裡卻不明白，母親忍著悲痛，蓋出一間同樣的房子，是為了有朝一日我回國時可以免去思物之苦嗎？還是為了他日我若客死異鄉，她可以睹物而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