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才回聖地牙哥，便感覺到了彌漫四周的風暴之氣。首先是包圍圈愈來愈緊，幾乎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其次便是在前不久才舉行過的失業人士大遊行中，警方野蠻的痛毆參加者，而我們也有好幾名人員遭到波及。除此之外，雖然我們精心安排了離境的一幕，工作伙伴們卻不以為瞞得過他人耳目，連克萊蒙西亞都覺得，我們就像無知的小綿羊，正一步一步走進獅子的洞穴。我不斷和異議人士電子將軍聯絡，卻不斷受到挫折，得到的答案永遠一成不變：明天再打來。就在這時候，突然間，義大利組接到通知，表示拍攝摩尼達宮的准許已經下來，隔天早上十一點就可以前往了。
此時此地，很難相信那不是個陷阱、雖然我不在乎冒這個險，卻不能要求義大利人跟著進去，畢竟沒有人知道裡面是否有埋伏，而我個人又負擔不起可能發生的意外。不過義大利組在自行考慮後，還是決定不計危險，按照原定計畫前去。此時法國組的事情都辦完了，已經沒有必要再留下來，於是就在我們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中，我要他們盡早搭機離開，並且帶走他們拍好的片子，以便送到馬德里。他們走的那個下午，義大利組正在我的指導下，拍攝皮諾契特將軍的辦公室。
我在進摩尼達宫前，就把準備寄去高等法院的信交給弗朗基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把信放在隨身公事包裡，不能決定要不要拿去寄，不過在把信交給弗朗基的同時，我卻要他立刻寄走，而他也確實照辦了。我還給他幾個電話號碼，都是依蓮娜留下，以備情況危急時用的。那天早上十點四十五分，弗朗基在街角放下我。義大利組已經到了，正在等候，我們於是一起進宮去。當時有件事極端諷刺：那天我根本沒有偽裝成烏拉圭廣告商，直接就穿著自己的牛仔褲和兔毛邊夾克了。外國人的證件事先都得仔細檢查，因此，包括記者葛瑞西亞，攝影師雨果，音效師蓋多在內，自然無一人倖免了。反觀其餘的助理，雖然名字也列在申請表格上，卻不需要遞交任何證件。這點對我非常有利，我帶著燈光設備和大捆電線，也混了進去。
我們連續拍了兩天，表現得有條不紊，而且極具效率。當時一直有三位年輕軍官在旁邊看著我們，他們不僅態度親切還輪流陪我們四處走動。房子裡，只要有重建過的痕跡，就特別引起我們注意。葛瑞西亞事先就做好了準備，仔細研究過義籍建築師托斯卡和智利境內的義大利式建築，免得拍片時露出破綻。那些軍人也是有備而來的，只見他們自信滿滿，長篇大論，不只說明摩尼達宫裡每個房間的歷史和特色，還說出根據原建築重建的過程。只不過，他們卻刻意閃爍其詞，遺漏掉許多事實，以免提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其實，如果暫且不提阿葉德政權，也不提他在宮中建構的部分，這房子倒真是一點不差，照著原型建起來的。我們在拍攝時，只見入口有些關著，有些開著，牆壁有敲掉的，磚塊有移動過的。到了最後，拍攝終止於莫內達八十（Ｍｏｒａｎｄe ８０）門口，那兒一向是總統接待私人訪客的地方。宮內改變最明顯的，要屬公共走廊以及出入大門了，即使是熟悉舊宮的人，如今也無法分辨正確的方向。
多年來，部長會議室一直展覽著獨立的一幕這幅畫，可是當我們要求觀看時，官員們的臉色卻難看了起來。我們早知此畫已遭炸毀，但是那些官員卻不肯承認，只是一再敷衍：稍後拿到許可就可以拍了。等到最後我們都拍完了，他們還在說著稍後。此外，他們也說不出唐．笛哥．波特耳的桌子那裡去了，更別提那些前任總統留下，放在小陳列館展覽的遺物，因為這些東西早就在大火中燒得一乾二淨的了。我們在猜想，說不定所有自歐赫金以來的總統半身像，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儘管市井普遍傳聞，軍事政府從陳列室挪走頭像，無非是不想讓阿葉德也出現其中。任何人只要在宮內走過一圈，一定會獲得一個初步印象：每一樣東西都徹底的改變過，目的無他，只是不想讓遭暗殺而死的那位總統，在人們心中留下一絲一毫痕跡。
我們在摩尼達宮的第二天，大約十一點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急促的軍靴聲，以及伴隨而來的金屬撞擊聲。聽到聲響，陪伴我們的軍官神態大變，立刻非常粗魯的要我們關燈停機。兩名便衣保鏢還站在我們面前，非常明顯的，是預防我們有任何拍攝動作。我們正自納悶，不知出了什麼事，卻見到臉色泛青、滿面橫肉的皮諾契特將軍，正往辦公室走去，旁邊還跟著一名軍官和兩名社會人士。那一瞥其實極其短暫，但是由於我們靠他非常近，所以甚至聽到了他走過時說的話：女人就算說實話，也不能相信。
雨果僵立原地，手指癱在攝影機開關上，眼睜睜的看著機會從眼前溜逝。如果有人蓄意殺他，事後他說，可真是易如反掌。那時我們雖然還有三小時可用，卻沒有人有心情再繼續拍下去了。
★餐廳裡瘋瘋癲癲的人
我們一拍完摩尼達宮，義大利組就立刻離境，沿路上都沒有遭遇任何難題。他們同時帶走了影片的最後一部分，加上這部分，影片全長將可達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六呎。後來經過我在馬德里的六個月剪接，出來的成品包括了四小時的電視版，以及兩小時的電影版。
至此，我們算是達成了最初的計畫，照理說，是離開智利的時候了。不過我和弗朗基卻又多待了四天，以便接觸到電子將軍。我按著電話指示，連續兩天，每隔六小時，就到同一家咖啡店等候。在那兒，我會選一張桌子坐下，耐心的等，一邊還看那本搭飛機時的護身符《消失的足音》。在倒數第二次的單人約會中，久候未至的中間人終於出現，是一位二十歲，有張天使臉孔的可愛女孩。她穿著梅遜女子學校的制服，帶給了我下一步行動的指示：我必須在當天六點到達波特耳街著名的餐廳查士亨利，同時要帶一份《水星日報》，以及一本漫畫。
由於路上有人舉行政治性示威，我超過了預定時間才到餐廳。發起示威的是一個新團體，他們繼承坎塞普遜的阿奇維多自我犧牲的精神，標榜非暴力的抗爭。警方以消防水柱攻擊大約兩百人的示威群眾，使他們渾身都濕透了。儘管如此，卻沒有一個人顯露退縮之意，他們全部背牆而立，詠唱愛的讚美詩。我在吧檯旁坐下，一邊仍為剛才的一幕感動不已，一邊就拿出水星日報，翻到社論版。根據那名年輕學生的說法，自會有人過來問我：你對社論特別有興趣嗎？我要回答是，那個人接著會問為什麼，我就要說：因為裡面談到了經濟，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說完這話，我就要離開餐廳，到門口一部等我的車子上去。
在我開始第三次翻閱社論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過我後面，用肘部撞了我一下。來了。我心裡暗想。我回過頭，看到一個男的，三十歲左右，雙肩寬闊，正朝洗手間緩緩走去。我覺得他在暗示我跟他過去，不過我還是坐著沒動，畢竟他沒有說暗語。我不停的盯著洗手間，一直到他出來，循著原路走回來。這回他又碰了我一下，就跟剛才一模一樣。現在我才清楚看到他的臉，他有一對受過傷的耳朵，雙唇發紫，眉上還有疤痕。
喂，怎麼樣，他說，還好吧？
好呀，我說，很好。
他在我旁邊的凳子坐下，語氣熟稔的開始攀談。你還記得我吧！
當然記得。我答道。
漫無目的閒聊一陣後，我放下報紙，擺出表情，非常明顯的要他傳出暗語。可是他卻視若無睹，繼續坐在那兒看著我。
那麼，他終於開口了，請我喝杯咖啡吧？
有什麼問題，老兄，樂意之至。
我點了兩杯咖啡，可是服務生只放了一杯在我面前。
我點兩杯，我告訴他，還有一杯給這位先生。
沒問題，他回答，他的那杯馬上就來。
可是咖啡一直沒來，怪的是那人好像也不在乎。我開始覺得事情不太平常，心裡慢慢緊張起來。這時他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說道：我跟你說，其實你根本不記得我，對不對？
我當場決定立刻離開那裡。
說完話，他拿出皮夾，取出一張泛黃的剪報，伸到我面前。
這就是我。他說。
這時我認出來了，他是前任拳王。他在聖地牙哥固然有過一段光榮紀錄，但是拿來跟因打拳而變得癡呆的個性相比，則又顯得不夠輝煌了。
我立刻要求買單，免得情況惡化下去，抽不了身。
我的咖啡呢？他問。
到別處去喝，我告訴他，我會給你錢。
你要拿錢給我？少給我那些大便！你以為我給人撂倒就一文不名，沒有尊嚴了？
他開始大吼大叫，四周目光紛紛向我們投注。我握住他那兩個打拳用的寬肘，用力擠壓。算我運氣好，自父親那兒遺傳到了兩隻巨掌。
你現在就給我安靜，聽懂沒有？我說，直直看向他的雙眼。一個字都不准再說。
還好，他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匆忙付過帳，向外走進寒夜之中，叫了部計程車回到旅館。我在桌上發現弗朗基留下的字條，上面寫道：我把你的行李拿去七二七了。這是我和弗朗基之間的秘密號碼，意指克萊蒙西亞的房子。他會這樣匆匆忙忙，拿著行李離開旅館，只說明了一個事實，包圍圈已經扣緊了。我衝出旅館，換了好幾次計程車，往不同方向轉來轉去，最後才轉到克萊蒙西亞的房子。她坐在電視前面，莊嚴平靜一如以往，正在看希區考克的電影。
★出去或潛伏
據弗朗基告訴她，曾有幾名便衣到我們住的旅館，詢問我們的下落，並寫下我們登記的資料。弗朗基從門房那兒聽到這些消息後，一直裝得若無其事，當那是戒嚴時期的例行檢查，與他本身無關。他輕輕鬆鬆的到櫃檯結賬，請門房幫忙叫計程車去國際機場，還跟他握手道別，並留下一筆可觀的小費。門房卻不買賬。我可以安排你住另一家旅館，他們絕對找不到的。他建議道。當然了，弗朗基還是假裝聽不懂他說的那些話。
克萊蒙西亞早幫我打理出房間，還遣退了女僕和司機。一邊等我，她一邊就準備好了精緻的晚餐，有燭光，上等葡萄酒，還有她最愛的布拉姆斯奏鳴曲。老年生活的淒清無味，使她不願輕易中斷我們的談話。她似乎無法相信，自己竟將多年生命浪費在教養孩子成為資產階級上，在跟沒有大腦的太太們玩紙牌上，在鉤毛衣、看哭哭啼啼的連續劇上。活到七十歲，她終於找到了真正的職志，她要武裝戰鬥，要運籌帷幄，還要決戰千里。
總比躺在床上，等著五臟六腑慢慢腐爛要好。她說。我寧可走到大街上，帶著全副槍彈，跟警方大幹一場。
隔天早上，弗朗基開著車子前來，那是他新租的車子，已不同於原來的那部。他自三處來源，得到緊急消息給我：出去或潛伏。後者意謂著停止活動，躲起來。但是那根本不是我一貫的做風。弗朗基同意我的想法，並設法弄到當天下午最後兩張前往蒙特維多的機票。
最後的一幕要落下了。前一天晚上，弗朗基就付清酬勞給第一組智利攝影人員，並囑付他們代轉給其他組員。他同時將最後三卷影片，轉交反抗組織的密使，以便盡快運送出境。他們的效率極高，過了五天我到馬德里時，片子已經交到伊莉手上。後來據伊莉告訴我，帶影片到家裡的是一位年輕迷人的修女，像極了聖．特雷莎（雅維拉的Ｓａｎｔａ Ｔｅｒｅｓｉｔａ ｄｅ Ｊｅｓuｓ）。她不讓伊莉留她吃午飯，趕著要在中午之前，達成其他三個秘密任務，並在當天晚上回到智利。不久前，我偶然得知，她與我在聖地牙哥聖方濟各教堂接觸的修女，竟然是同一人。
其實我還不想離開智利。畢竟我們仍有一線希望，能夠詢問到電子將軍。那天早餐後，我不顧餐廳裡搭線沒有成功，從克萊蒙西亞家再度撥下電話。話筒裡傳出先前的女人聲音，要我兩小時後打回去，最後確認一次。我告訴自己，如果能在飛機起飛前得到正面答覆，我就要不計後果，留在聖地牙哥，否則，就飛往蒙特維多。這次採訪是否成功，已成了關乎榮譽的事；如果我不能將過去六週的禍福好惡，以這次勝利做個總結，對我將會是個深沉的打擊。
我再次撥下電話，答案依舊不變：兩小時後再試試看。從當時算起，到飛機起飛前，我還有兩次機會。克萊蒙西亞有一把公路綁匪用的手槍，是從前她丈夫放在枕頭底下，嚇阻小偷用的，她堅持要我們帶著上路。我們費盡唇舌，才讓她相信，這麼做對我們並沒有幫助。道別的時刻終於來臨，思及住後不再有冒險機會，也思及多日來的真摯情誼，她的雙眼溢滿了淚水。至於我，則把另外一個自己留在了智利。我只在一個小提箱裡，裝了一些私人必需品帶走。我把其餘物品悉數放進一個大衣箱，留給了克萊蒙西亞。那裡面有英國西裝，還有總有奇奇怪怪名字縮寫的襯衫，手繪圖案的義大利領帶，和奢華的配件。只要把這些東西全部組合起來，就成了我生平最憎恨的一種人。其實，那天我還是留了幾樣那個人的東西在身邊，也就是我穿在身上的衣服。不過，三天後，等我到了里約熱內盧，這些東西就讓我刻意的給忘在旅館裡了。
接下去的兩個小時，我們上街買智利紀念品，以便帶給我的孩子，以及流放的朋友。我在離阿瑪斯廣場不遠的一家咖啡店裡，第三次撥下電話，答案依舊是：兩小時後再試一次。不過，這次回答的卻是個男人，他先告訴我暗語，然後說明，如果下次打去還是沒有肯定答覆，就必須等上兩個星期。我們決定出發去機場，到了那兒，我還有機會再打一次電話。
由於路上許多地方在修築工事，我們的車子走得非常不順暢。再加上路標模糊，岔路不斷，我們連著轉錯了好幾個彎。若是前往舊機場洛斯賽利洛，我和弗朗基都不會有困難的，但是前往普大宏機場就不然了。我們還來不及弄清方向，就陷進了一處糾結難解的工業區。我們不停打圈圈，想找一個出路，結果不知不覺又走錯路，進了一條單向道。這時來了一輛警方巡邏車，要我們把車子停到路邊去。
我走下車，想好好的解釋一番，結果弗朗基卻先開了口。他鼓起如簧之舌瞎編一番，聽得兩名警官迷迷糊糊，信以為真。他說我們來這兒和交通部長簽約，想要運用衛星，設立全智利的交通控制網路。他同時誇張的強調，我們如果不能在半小時內趕到機場，搭機前往蒙特維多，整個計畫就可能要泡湯。眼見我們毫無方向感，不知如何開上高速公路，前往機場，兩名督察終於跳上自己的車，命令我們一路跟著。
★有待完成的故事
我們跟著警車尖銳的警笛，閃爍的紅燈，以七十哩的時速，橫掃過街頭，到達機場。弗朗基首先衝向赫茲（Ｈｅｒｔｚ）租車櫃檯還車子，我則向著電話跑去，第四次撥下電話，可是電話卻在講話中。我又試了兩次，終於通了，只不過接電話的是個女人。她對我的暗語毫無回應，還很不耐煩的掛上電話。我立刻再打回去，這次是那個男人的聲音了，他以同情的語調，緩緩的解釋還要等兩個星期，才能有下次機會。當初他正是這麼警告我的。我掛上電話，心裡又生氣又失望，這時距飛機起飛還有半小時。
我和弗朗基協議，他留下來繼續和赫茲理清帳單，由我先通過過境室。萬一我遭到逮捕，他才能設法通知最高法院。不過到了最後一刻，我還是決定在過境室外，幾近空洞的迴廊上等他。過了很久，他還沒有來，照理說，事情早該辦完了。我站在走廊上，旁邊堆著我自己的手提箱，兩個衣箱，以及一大堆的禮物。眼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感覺自己愈來愈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不久，擴音器傳出女聲，最後一次催促飛往蒙特維多的旅客趕快上機。焦急無奈中，我提起弗朗基的衣箱，連同一大筆小費，交給一名搬運工，並告訴他：把這箱子拿去赫茲櫃檯，告訴正在付帳的那個人，如果他再不立刻過來，我就要獨自登機了。
你自己過去或許更快。他對我說。
我轉身要求航空公司櫃檯職員，請等兩分鐘，我去叫我的朋友，他正在付租車的錢。
你只有十五分鐘。她告訴我。
我再也不顧旁人異樣的目光，拔腳就向赫茲租車跑去。我心中太過著急，結果另一個我所該有的矜持自制，剎時都給丟到了九霄雲外。此刻的我，又回復為原本那個衝動異常的電影導演。儘管我花了很多時間，不斷的苦心研究，不斷的細心模仿，不斷反覆痛苦的演練，到頭來，卻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裡，全部化成了泡影。我找到弗朗基，他狀甚平靜，正在跟職員爭執匯率問題。
搞什麼東西，我對他說，把錢付掉就是了。我到飛機上等你，我們只剩五分鐘了。
我設法集中意志，讓自己冷靜下來，向著出境室窗口走去。檢查官先看過我的護照，再拿眼睛盯著我，我兩眼眨都不眨，直直的回看他。他又看看照片，看看我，我就一直回看著他。
要去蒙特維多？他問。
去吃媽媽的好菜。我回答。
瞥過一眼牆上的鐘，他說：去蒙特維多的班機正在起飛。
經我堅持，他才查問航空公司職員，得到的答案是，只等我們上機，機門就要關了。我們還有兩分鐘。
檢查官在我的護照上蓋上戳印，微笑著說了聲：旅途愉快。
我才走過過境室，擴音器就大聲的廣播出我的名字。該來的還是來了，我心裡暗想，我一直以為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終於也發生在我身上了，而我能做的也只是一籌莫展，默然接受。只不過奇怪的是，這時我的心情反而輕鬆起來。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弗朗基在廣播找我，他的登機證在我身上。我只有再跑向出口，要求在我護照上蓋戳印的官員讓我出去，把弗朗基給拖回來。
我們是最後登機的旅客，匆忙緊張的情形，當時我竟沒有想到，跟我十二年前去墨西哥，登機時的紊亂相比，根本如出一轍。我們在機上找到最後兩個位子，坐下的瞬間，我忽然體驗到全部行程中，最矛盾的一種心情；裡面有傷心，有激憤，有流亡在外不能名狀的痛苦，更有極大的滿足畢竟所有參與冒險行動的人，都安全無恙的出來了。然而機上擴音器的廣播，卻使我重新跌回現實，並使我了解冒險還沒結束。廣播中說：請所有旅客拿出機票接受檢查。
兩名穿便服的檢查員隨即登機。他們可能是政府派來的，可能是警方人員，也可能只是航空公司的人。我搭機無數，卻是頭一遭遇到這種事，人都上機了，還得檢查機票，接下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我深感懊喪，只有求助於空中小姐。她有雙明亮碧綠的眼睛，正忙著分發糖果給乘客。
小姐，這種檢查還真是少見呀？我問道。
該怎麼說呢，先生？這種事情也不是我們控制得了的。
即使在這種緊張時刻，弗朗基仍不忘一貫的玩笑態度。他問空中小姐，是否準備在蒙特維多過夜，她則回敬他道，那得問問她丈夫，也就是這飛機的副駕駛。至於我，則到達爆發的邊緣了，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恥辱，戴著另一人的假面生活。我只想等檢查的人過來，一股腦站起來，對著他大吼：滾去死吧，我是電影導演密戈爾．立頓，我的父母是赫南和克莉絲汀娜。你們兩個沒有資格，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不讓我用自己的名字，以自己的面目，在我自己的國家生活！可是一旦面對現實情況，我能做的，也只是隱身保護殼，搬出偽裝的面貌，盡量做出冷靜的表情，遞上機票了。檢查的人幾乎不看我的機票，還我機票時，他連正眼都沒瞧我一眼。
五分鐘後，我們飛臨安地斯山脈，夜色掩映下，只見雪地上妝點著一層粉紅的色彩。我心底明白得很，過去六週，並不像我原先預期的，成了我一生最足以自豪的日子，只因為更重要的是，那六週早成了我一生最有意義的日子。在此同時，皮諾契特必將在左右跟隨下，踩著厚重的足音，拖著我們釘在他身後，長十萬五千呎的尾巴，穿過狹長而空曠的展覽室，踏上鋪著華麗地毯的樓梯。我想起了依蓮娜，心中只覺無盡的感激。
空中小姐閃著翡翠般的雙眼，為我們端來登機後的雞尾酒。不等我們詢問，她就告訴我們：當局認為，有一名違法乘客溜了上來。
我和弗朗基共同舉杯，向此人致意。
兩個溜上機的人向妳敬酒，乾杯！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