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蓮娜離開後，我開始與同情我的舊日朋友合作，他們不僅幫我找到智利攝影人員，還設法使我們能夠隨意進出帕布羅西尼。在所有舊友中，伊蘿莎是我尋找的第一個人，她美麗而優雅，先生是商界聞人。
我和伊羅莎是在大學時參加政治活動認識的，後來我們相繼投入阿葉德最後的一次總統競選，共同從事文宣，因而結為好友。回到智利沒有幾天，偶然中，我聽說她在一家著名公關公司任職，而且是公司的要角。為了確定她正是我認識的那個人，我打了一通匿名電話給她。電話中，她的聲音溫柔而自信，正如從前，但是她的一些措詞卻讓我趑趄不前。為了確定起見，我跑到她公司對面的咖啡屋，觀察進出人群。沒錯，是她，比從前更美麗，也更優雅了。我同時注意到，她不用司機，親自駕駛華麗的銀色ＢＭＷ六三五，並不似我想像中有錢有勢的富商妻子。我留給她一張便條：安東尼奧在此，他想見妳。那個化名是我在大學參加政治活動時用的，我有把握她仍然記得。
她果然沒忘，一點整，那部銀色豪華轎車緩緩駛來，在雷諾經銷處門前打住。我跳入車內，關上車門。她看著我，滿臉愕然，直到我大笑出聲才恢復神色，顯然她也沒忘記我的笑聲。
你瘋了。她說。
妳以前懷疑過這點嗎？我回答。
我們開往市內一家餐廳，我第一天回聖地牙哥時曾單獨去過那兒。但是那天餐廳入口卻封著木板，木板上還有一塊墓誌銘般的告示：永久關閉。我們最後在附近找到一家舒適的法國餐廳，餐廳對面正是市內最著名的汽車旅館。眼見汽車在那兒進進出出，伊蘿莎一邊吃午餐，一邊便辨認起客戶的車子，逗得自己高興不已，也讓我忍不住頻頻噴飯。
我毫無保留的告訴她秘密潛回的目的，希望她能幫忙聯絡一些人，以她的身份地位而言，我相信危險性應該是較低的。當時我們正因為缺少適當的政治背景，在拍攝帕布羅西尼上，頗遭遇了一些困難。我認為她可以幫忙我，找到一些我們兩人在共同聯盟時期一起結識的朋友，我和這些朋友在流放初期，便失去了聯繫。
她非常樂意的接下任務，還連續三個晚上，陪我參加地下組織在市內舉行的會議。搭她的車顯然安全許多，有誰想得到，ＢＭＷ六三五竟會是獨裁的敵人。她滿意的做下評論。
不只如此，有一晚我跟伊蘿莎參加秘密會議時，意外遇上停電，多虧了這部ＢＭＷ，才使我們免受逮捕。早先，反抗人士就警告過我們，當天會多次停電。他們表示，第一次停電大約有三十分鐘，接下來那次則是四十分鐘，到了最後一次，聖地牙哥會電力中斷二到三天。基於此，那天我們刻意提早開會，因為每逢停電，武裝部隊就會變得歇斯底里的，公路上的警察也會蠻不講理。但是後來不知怎麼的，我們的會議還沒結束，第一次停電就開始了。
籌劃會議的人員中，有一些是政治人士，他們決定，一俟停電結束，我和伊蘿莎就該立刻離開。於是，電力才恢復，我們就順著山邊，沿著一條未鋪柏油的道路，駕車離開了。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彎道，才轉過去，就發現自己陷於車陣封鎖之中。道路兩旁，排著一輛接一輛的巡防車，好像隧道一樣。另外還有許多便衣人員，拿著手提式輕機槍站在路旁。伊蘿莎想停下車子，我要她繼續開下去。
可是我們應該停車的呀。她說。
繼續走，我告訴她，不要緊張，繼續聊天，繼續微笑，除非他們叫妳停，否則一直開下去。沒有關係，我的證件都齊備的。
我一邊說話，一邊伸手掏口袋，結果心臟都給嚇停了，我竟然沒有把裝身份證的信封帶在身上！一名便衣走到路上，在我們面前舉起手，示意伊蘿莎停下車子。也用手電筒照照我們的臉，照照車子裡面，一句話不說，揮揮手，就讓我們過去了。伊蘿莎沒說錯，沒有人會懷疑那樣一部車子的。
★喜歡跳傘的奶奶
就在發生這件事前後，伊蘿莎帶著我去找她的婆婆。我們兩人都喊她婆婆克萊蒙西亞，至於為什麼這麼叫，如今也沒有人記得了。我們沒有事先知會她，在下午五點到達她家。她家相當豪華，門牌是七二七號，座落地點是聖地牙哥獨有的高地。克萊蒙西亞七十歲，是位孀婦，每天除了看看電視打發寂寞，就是夢想著早晚要出去冒險犯難，做一個女英雄。那天我們見著她，她的神情安詳，一如以往，正在看電視，喝咖啡，吃英國小餅乾；房間裡，盡是電視傳出來震耳欲聾的槍砲聲。那天她穿著一襲漂亮的灰色訂做套裝，還搭配有帽子和手套。她一向五點整喝咖啡，儘管只是單獨一人，也要打扮得像在參加宴會一般。只不過這些英國小說上看來的習俗，並不真正吻合她的性格。她在結婚生子之後，還遠赴加拿大，擔任滑翔機駕駛，後來更在跳傘紀錄上，累積出可觀的成績。
我們向她表示，有任務需要幫忙。聽到我們說任務很重要，也很危險，她回答：太好了！我正嫌生活太枯燥呢。每天除了化妝、服裝，再沒有其他事情可做了，真是沒有意義。我說出需要幫忙的事尋找五位舊日的朋友和同事，一時之間，她的臉色黯淡下來。
如此而已，她說，我以為起碼要去埋炸彈呢。
我不太想透過反抗組織的管道，尋找這五個人，因為他們都不是流亡之士。五個人當中，有一個就是在軍事政變那天通知伊莉，說他們要在電影大樓前處決我的人。另外一個在獨裁政府掌權的頭一年，一直待在集中營內，離開集中營後，他過著表面上與一般人無異的生活，實際上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還有一個在墨西哥待過一陣子，並在那兒聯絡上智利流亡人士，隨後文件齊備的回國，加入反抗組織。再來的一個，我與他相識於電影學校，日後又共同拍攝電影及電視，目前是活躍的勞工領袖。最後一個是卡車司機，他在義大利待過兩年，相信對我們的拍攝工作極有助益。五個人都搬過家，換過工作，改過身份，他們目前身在何處，我是一無所知。其實在智利境內，有上千人過著這種生活，他們活躍於反抗組織內，持用自一九七三年之後即變更過的假證件。總之，克萊蒙西亞必須自行理出線索，找到最終所繫的關鍵人物。
我希望她先出面接觸這幾位老朋友，探知他們的態度，然後才由我告訴他們，目前身在智利，需要他們協助。我一直不太知道，克萊蒙西亞是怎麼完成任務的。離開智利之前，我幾乎找不到時間見見她，和她深談，不過她倒是說過一句話：電視上演的再精彩，也不能跟尋找這五個人的過程相提並論。
我只知道她在貧民窟盤桓了許多天，根據我提供的零碎資料，不停的查詢，不停的比對。我事前警告過她，要留意身上衣著，免得與當地人格格不入。但是她毫不在意，漫步在屠宰區崎嶇不平的小路上，依舊是喝下午茶、吃英國餅乾的妝扮。當地人一定覺得很奇怪，這麼一位優雅的老太太，卻滿臉好奇，非常不協調的詢問一些含混不清的地址。可是她性格迷人，待人既真摯又誠懇，很快就贏得了所有人的信賴。一週結束，她不但找到三個下落不明的人，還約好他們用餐。那天她殷勤待客，彷彿在舉行一場高級社交晚宴。
★尋找電子將軍的漫長過程
克萊蒙西亞忙著推展工作的同時，我經由伊蘿莎協助，利用拍片空檔，試著與高層權力圈打交道。有一晚，我和她在一家高級餐廳一邊吃晚飯，一邊等待一位密探（結果沒等到），正巧兩位戴著勳章的將軍走了進來。伊蘿莎向他們親熱的打招呼，那一瞬間，我甚至因為她的舉動，而對她的可靠性起了懷疑。一位將軍走到我們桌旁，與伊蘿莎攀談，前後幾分鐘，他似乎不知道旁邊還有我這個人。我不知道他是什麼階級，我一向分不清，將軍衣領上的星星和旅館門口的星星有什麼差別。待他走回位子，她壓低聲音告訴我，她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才有機會接觸一些高級將領。
在伊羅莎看來，皮諾契特能夠掌權至今，有一點很重要：他讓同一輩的軍官退休，緊緊抓住年輕的一輩，由於這些人的官階一向較他低，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他，因此對他幾乎唯命是從。但是這麼做也使他陷於危機，在這些新貴的心目中，無論是暗殺阿葉德，篡奪政權，或是隨後的血腥年代，跟他們都是沒有關聯的。他們自覺雙手清白，認為早晚要和民眾達成協定，回歸民主。見我面露訝異，她又說道：至少有一位將軍願意面對大眾，揭露軍隊內部的權力分裂。
他恨不得一吐為快。她告訴我。
聽到這條消息，我全身禁不住的顫慄起來。如果我能在紀錄片中收進這個證詞，不知道會有多驚人呢！對於未來幾天，我開始充滿期望。只有一點很遺憾，伊蘿莎無法冒險為我做好初步聯繫，事實上，她也沒有時間，幾天之內，她就要和先生一塊兒到歐洲旅行三個月去了。
過了幾天，克萊蒙西亞要我到她家去，並傳了一句伊蘿莎留下的暗語給我，使我能見著電子將軍這是我們給這位異議軍官起的別號。她還給我一盤小小的棋盤電子遊戲，讓我在隔天下午五點，帶著前往聖法蘭西斯可教堂。
我已經記不得上次進教堂是什麼時候了；在那裡面，只見男人女人四處散坐著，或是看報紙、讀書，或是織毛衣、玩紙牌、猜字謎。我終於了解伊蘿莎給我棋盤的緣故，沒有了它，才真奇怪呢。也有人避著午後的陽光，站在陰影下，默默沉思，我剛回智利的那晚，也見過這樣的人。其實在共同聯盟之前，智利人一直是這樣的，直到阿葉德競選總統期間，情況才完全改觀。那時跡象只是顯示他很可能會贏，然而等到他真的勝利了，國家便在一夜間翻轉了過來。我們跑到街上去唱歌，在牆壁上畫圖，表演街頭戲劇，還放映街頭電影，街道上擠滿了人潮，每個人都盡情慶祝渲洩自己的快樂。
連續兩天，我在教堂裡跟自己偽裝的烏拉圭人玩棋。到了第二天，我終於聽到一個女人說話的聲音，她離我很近，可是聲量極小。由於我是坐著的，而她則跪在我後面的凳子上，因此聲音正好穿進我的耳朵。
別看我，也別說話，她的聲量讓人覺得她在做告解。記住下面的電話和暗語，不過你要等我走了至少十五分鐘，才能夠離開。
等到她站起身，走向主祭壇，我才看到她是個年輕而且非常美麗的修女。我只需記住暗語就行了，因為我已用棋子在盤上標下了電話。我本以為這下子必可聯絡上電子將軍了，卻不料事情又發生變化。接下去幾天，我愈來愈焦急，因為每次只要我撥下電話，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明天再打來。
★辨認秘密警察
真是禍不單行，克勞德也帶來了壞消息。他在聖地牙哥看到一份一週前巴黎發行的法文報紙，說有三名義大利攝影人員，在智利拍片時，因為身份可疑而遭逮捕。逮捕當時，他們正在拍帕布羅西尼，然而身上卻沒有許可證。
弗朗基覺得我們也要遭殃了，我則設法讓自己表現得若無其事。克勞德跟義大利人一樣，並不知道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工作，他會感到害怕，完全是因為自己做了假設：如果有人在那種情況下遭到逮捕，他自然也可能步上同樣的後塵。我只有不斷設法向他保證，我們是不會受到波及的。
等他一離開，我立刻就查詢義大利人，並得知葛瑞西亞從歐洲回來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安全，都還在應該在的地方。不過雨果卻證實，這篇報導也出現在義大利，只是隨後又給義大利新聞社撤了回去。而最糟糕的是，這篇報導明明是誤報的，可卻登載了他們的真實姓名，而且正在四處流傳。聖地牙哥在獨裁統治下，不知何時，竟成了謠言大本營，任何消息到了這兒，都會給添油加醋一番，以倍數成長的方式，向四方快速散播。這些傳聞多少都有一些事實的根據，到了最後，也都會自動的消失；有關義大利人的報導，自然也不會例外。當晚他們到義大利大使館參加一項歡迎會時，外面早已傳得風風雨雨，結果出來招呼他們的不是別人，正是新聞處主任本人，他用全場都聽得到的聲量，向眾人說道：各位，這三位就是你們要的人犯。
葛瑞西亞甚至覺得，早在那篇報導出現之前，就有人在跟蹤他們了。當天他們一群人離開大使館，回到旅館後，發現衣箱和文件竟然都有搜查過的痕跡。也許是不安使他們產生了幻覺，也許的確是有人要警告他們，總之，我們應該了解，有些事情似乎真的要發生了。
為了預防逮捕，我整夜未睡，寫了一封信給最高法院的首長；儘管智利實行的是軍事獨裁，法院首長還是保有部分的獨立權。我在信中，陳述了秘密潛回祖國的前因後果。我會寫這封信，絕不是一時的衝動，以前我就考慮過了，只不過，如今情況比以前還要危急，而包圓圈也比以前還要緊縮罷了。我開始寫信時，還抱著戲劇性的態度，就像一個人在荒島上，準備丟一封瓶中信到海裡一樣。但是一旦動筆了，我才感覺到，我應該為這信加上人道精神和政治意義，好為幾千個飽受流亡之苦的智利人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寫了好幾次開頭，撕掉好多張紙；坐在旅館房內的幽暗燈光下，我好似在祖國的土地上，自行圈起一塊私人的放逐之地了。我的信還沒寫完，教堂鐘聲便已響起，彌撒的聲音驅散了宵禁的寂靜，清晨的第一線陽光穿過重重陰影，為這難忘的秋季展開了另一個嶄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