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要依蓮娜撥一個只有我知道的電話，找一個我們暫且名為弗朗基的人。電話中，依蓮娜表示，她代加百列打這個電話，請弗朗基來康奎斯泰達旅館五〇一室。依蓮娜隨後便出門了，我則繼續躺在床上。半小時不到，有人輕叩房門，我立刻拉過床單，蓋住頭部。弗朗基並不知道要跟誰見面。早先我們協議過，只要是用我的名義打的電話，一定都是我示意的。過去一週，他接過三通加百列的電話，都是攝影組員打的，其中一通還是葛瑞西亞。所以呢，現在他絕對想不到，這通電話真的是我打的。
我還沒上大學，就認識了弗朗基，我剛開始拍片時，也跟他合作過。近年來，我們一起參加過幾次影展，一年前，也在墨西哥見過面。儘管如此，我拉下床單，露出臉孔時，他卻認不出我是誰。直等我爆笑出聲，他才發現真相。從此，我對自己的新面貌，又增添了不少信心。
我在前一年的年底，就吸收了弗朗基，加入攝影工作。他的工作包括：接待攝影人員；給他們初步指示；在依蓮娜工作範圍之外，為我們安排一切事項。弗朗基沒有不良紀錄，未遭當局起訴，可是軍事政變之後，他卻自我流放到委內瑞拉。這段期間，由於他能自由活動於這塊土地上，因此曾多次回到智利，執行違法任務。他在電影界人緣很好，加上個性積極，反應敏捷，膽識又夠，使我肯定在這次冒險中，他必能成為很好的搭檔。照著我們原先計畫好的，一星期前，他走陸路，從秘魯進入智利，然後分別接上三組人員，安排他們如期投入工作。法國組前往北方，已經開始拍了，拍攝的範圍北起亞瑞卡，南至法耳巴拉索。他們的行程是幾個月前，我跟他們的導演在巴黎商量妥當的。荷蘭組也依樣前往南方。義大利組待在聖地牙哥，由我執導，同時肩負任務，拍攝無法預知的突發狀況。我們給三組人員指示：只要沒有危險，不會引起懷疑，就盡可能的和民眾談論阿葉德。我們認為，要知道智利人對國家當前的看法，對將來的期望，這位為國殉道的總統是最好的話引子。
弗朗基有每一組人員的日程表，隨時都能跟他們聯繫，傳達我的指示，他同時假扮我的司機，駕駛租來的車子。每隔三、四天，我們就換一家租車公司。綜觀全程，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
★三條喉管換一個將軍
我們在早上九點動工。這時的南方秋天，只殘存微弱的陽光，映照在阿瑪斯廣場上，分外的迷人。義大利攝影師迅速架好機器，拍攝早晨街道上日常所見的景象：坐在木台階上看報的退休人員，餵鴿子的老人，攤販，速寫畫家，咸信為警方眼線的鞋匠，拿著老式相機的照相師，抓著彩色汽球圍在冰淇淋車旁的小孩，走出教堂的人群。廣場一角，守著慣常等在那兒，沒有工作的藝人，他們希望能有私人宴會需要他們。這些人裡面，有知名音樂家、魔術師、小丑、雜耍的人。這是個美麗的早晨，廣場四周可見全副武裝的警察站崗，附近貨車頂上，擴音器正大聲傳送出流行歌曲。
後來我才知道，街上難得一見警察，是為了觀光客的緣故。其實主要的地鐵站裡，全天候都有鎮暴部隊駐守，街道旁也隨時停著鎮暴消防車，兩者都是用來對付無日不現的示威遊行的。阿瑪斯廣場是監控最嚴密的地方，這兒是聖地牙哥的神經樞紐，也是教區民主聯盟辦公室所在地。教區民主聯盟由哈瑞奎斯領導，所有為民主智利努力的人，都是它的支持者，在道德層面上，它具有很深的影響力。無論是什麼階層的人，只要受了迫害，都會到這個殖民建築前面，充滿陽光的寬大天井上，尋求庇護，覓得支持。任何人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在教區民主聯盟得到幫助，政治犯和家屬們對此感受尤深。透過這兒，受到迫害的案件得以提出反訴，各種不合正義公理的事情，也才得以受到反擊。
就在我潛返智利前幾個月，專制政府針對教區民主聯盟做出反撲行動。一九八五年二月底，三名反對派好戰分子遭到綁架，整個事件顯露出的強大力量，很清楚的說出了幕後主使人。教區民主聯盟的幹部，社會學家荷西．馬納爾．巴拉達在孩子的學校前面，被人當著他孩子的面帶走。當時三條街以內的交通都封鎖了，空中還有軍用直升機在監視。另外兩名活躍分子，也在幾小時內，分別在城裡不同地點遭到逮捕。其中一個是馬納爾．戈瑞諾，他是全智利教師工會的主席，另外一個是聖地牙哥．納堤諾，一位著名的平面藝術家，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是政治好戰分子。隨後的三月二日，震驚全國的事發生了。有人在機場附近，一條荒僻小徑上，發現這三個人的屍體。三個人喉管都斷了，身上都有刑求的痕跡。警政署長兼立法委員凱撒．曼多薩．杜朗召開記者會，宣稱這宗三人命案是國內共黨派系鬥爭的結果，幕後還有莫斯科在操縱。可是卻有許多人認為，杜朗將軍就是幕後主使，逼得他不得不辭去政府的職位。從那時候開始，四條通往阿瑪斯廣場的街道之一的龐蒂街，就不知給什麼人塗掉，書寫上荷西．馬納爾．巴拉達這個享譽全國的名字了。
★恭喜你是烏拉圭人
那天早上，我和弗朗基以遊客姿態，慢慢駛入阿瑪斯廣場；空氣裡，仍可嗅到慘案留下的不安氣氛。攝影人員把機器都架好了，正在我和葛瑞西亞前一晚商議好的角度上。我注意到，葛瑞西亞看到了我們。弗朗基隨後走離我身邊，我便依照早先的約定，著手導演。我先沿著鋪有圓石的走道走一段路，其間每隔一段距離就停下一陣子，讓葛瑞西亞知道每個鏡頭的長度，然後再沿著原路回來，讓她知道取鏡的角度。雖然我們可以從街上的一些小地方，看出鎮壓的痕跡，我們卻不打算拍攝。我們打算利用這個早晨，全力捕捉日常生活的氣氛，特別是一般人的行為舉止。我發覺自己前一晚的觀察正確：人跟人之間不太說話，大家走路的速度快了許多，對四周圍也不怎麼關心了。智利人的肢體語言一向豐富，那些流亡人士就是這樣。可是那天早上，廣場上的人交談時，卻很少用到手勢，他們似乎很壓抑。我隨意閒逛，遊走人群之間，口袋裡放著一台高敏感度錄音機，隨時收錄片斷的談話。日後整理這段影片，這些錄音或許會有幫助，說不定我還能依據這些錄音，決定影片的方向。
安排好拍攝角度後，我在廣場上坐下，準備做些札記。我坐的凳子上，刻滿了心形圖案及名字縮寫，看起來像是好幾代戀人的傑作。我身上沒有記事本，只好在吉塔尼空煙盒上書寫，我從巴黎帶來這些煙，以便應付這陣子需要。接下去的拍片期間，我一直維持這種札記習慣，後來我也從中獲益匪淺，整理出許多資料，供這本書使用。
我一面寫東西，一直注意到坐在旁邊的一個女人，不斷拿眼角打量我。她年約半百，衣著過時，看起來像中下階層，頭上的帽子和鑲有毛皮領的外套都很陳舊了。我想不透她在那兒做什麼，也沒有伴，也不說話。她不像在看什麼地方，連鴿子飛過我們頭上，落到地上啄我們的鞋子，她都沒有反應。稍後她向我解釋，她才做完彌撒，覺得有點冷，想在太陽底下坐幾分鐘，然後搭地鐵回家。當時我假裝看報，卻見她從上到下打量我。也許問題出在我的衣著，這種時間，廣場上難得見到像我這樣的人。我向她笑笑，她問我從那兒來。我伸手進襯衫口袋，神不知鬼不覺按下了錄音開關。
我是烏拉圭人。我對她說。
哦，她說，那真要恭喜你了，你的運氣真好。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說烏拉圭回復民主選舉的事。她同時說起自己的境遇，語氣中帶著淡淡的哀愁。我假裝心不在焉，希望她會因此多說一些。只可惜我並未如願。不過她還是說了很多，態度也很坦誠。她說到智利失業的問題，也說到缺乏個人自由的情況。其中一點，她提到失業的音樂家、小丑、藝人，說他們的人數不斷在增加。
看看那些人，她說，他們枯立終日，只等差事降臨，我們的國家太飢餓了。
我只是任她暢談。我在廣場走過一趟後，眼看也過了半個小時，我於是起身告辭，準備回去走第二趟。葛瑞西亞告訴攝影師，不要靠近我取近景，她還告訴攝影師要特別當心，別讓武裝警察注意到我的方向。只不過問題不在那兒，問題出在別的地方。我才真的沒辦法不往武裝警察的方向看，他們似乎有特別的吸引力，教我不能抗拒。
聖地牙哥街頭一向攤販林立，可是此刻攤販之多，卻是前所未見。走進商業中心，隨便什麼角落，都可以看到成列的攤販，他們只是靜靜站著，賣的東西五花八門。攤販人數不僅多，背景更是複雜，他們自己就構成一齣社會劇了。他們裡面有不得行醫的醫師，有窮困的工程師，有拿著從前穿過的華貴長袍任人殺價，女公爵模樣的婦女。還有無家可歸的孩子，拿著偷來的東西在賣，也有家庭主婦，在家裡烤好麵包，帶出來賣。在這些人裡面，很多人過去是專業人士，可是今天，除了尊嚴，他們什麼都沒有了。他們站在攤位後面，身上穿的還是從前到辦公室上班的衣服。有一次我坐計程車，開車的司機原本是紡織商人，家中很有錢。那天他開了幾小時車子，載我繞過半個城，卻不肯收取分文。
攝影師一邊拍廣場，我一邊就混進人群，錄取片斷對話，留到日後當做聲軌。我同時必須非常小心，不讓這些人日後在銀幕上給認出來。這時葛瑞西亞已換了一個角度，她不停的看著我，我也不時的注意她。她照著我的指引，從最高的建築開始拍攝，再讓鏡頭下移，掠過全部建築，落到邊緣，然後終結於武裝警察。我們希望拍到警察臉上緊張的表情。時間愈近中午，廣場上活動的人愈多，他們就愈緊張。可是沒多久他們就發現了攝影機，也知道自己成了拍攝對象，立刻就要看拍攝許可。我看到葛瑞西亞向警官亮出證件，後者似乎很滿意，我鬆了一口氣，繼續往下走。後來葛瑞西亞告訴我，那名警官要攝影機別照他們，可是經她力爭，表示許可中沒有這一條，對方才不了了之。很顯然，她充分利用了外國人的身分，拒絕掉一個上級沒有批准的命令。由此可知，我們的確有先見之明，歐洲人到智利拍片確實是較為方便。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武裝警察堪稱我的心頭陰影。有好幾次，我故意走過他們身邊，希望找到機會和他們交談。終於有一次，我憑著一股衝動，走向一列巡邏警察，詢問其中一個人，有關市內廣場上一棟殖民建築的問題。在前一年三月的地震中，那棟建築震毀了，當時正在重建。那警察一面回答問題，一面卻看著廣場上的人群，根本不看我。他旁邊的隊友也一樣，只不過他會不時拿眼角，從側面瞟著我看。慢慢的，他注意到我故意問一些很蠢的問題，他失去了耐性，轉過臉正對著我，皺起眉頭怒喝道：走開。
可是我解除魔咒了，原本我一看到警察就驚慌失措，現在卻變得非常興奮。我不理會他的命令，反而告訴他一番大道理，說警察有責任幫助外國遊客，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當時我都忘了，我那口假冒的烏拉圭口音可能會露出破綻。早在我想到之前，那名警察就聽夠了我的演講，要我拿證件給他看。
我想就我整個行程而言，大概沒有一刻像那個時候，受到那麼大的驚嚇。我想到各種敷衍方式：拖延時間，拒絕拿出證件，逃走，只差沒想到遭他們逮捕。我還想到依蓮娜，可是只有天知道當時她人在那裡。我只剩下攝影師這個希望了，他會拍下全部過程，證明他們把我抓走了。我相信弗朗基也在這附近，據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會讓我走出他的視線。不過最簡單的辦法，當然還是拿出護照，證明我自己了，我在多少機場都通過了這個考驗。可是我卻擔心他們會搜查我，因為我犯了一個大錯，依舊在裝護照的皮夾裡，放著智利身分證和信用卡，而這些證件上都有我的本名。我猶豫了一下，拿出護照。那警察似乎不肯定該做些什麼，匆匆看一眼照片，就把護照遞還給我了。這時候，他的表情和緩了許多。
你對這棟建築還有什麼問題？他問道。
我從肺葉深處，長長吐出一口氣，回答道：沒什麼，我只是想找個人隨便聊聊而已。
經過這次，我的警察情結就不藥而癒了，我終於也能像合法的智利人，毫無所懼的面對他們，即使面對秘密警察，也不例外，智利的秘密警察為數頗多。有幾次，我甚至跑到他們面前，要他們幫一些忙，他們也都客氣的回應。最明顯的例子，要屬離開智利的那天，我跟他們之間的一段小插曲了。依蓮娜一直想不通，竟有人為了克服緊張，故意接近警察。我們之間的關係，原本就摩擦不斷，經過這次，更加快了瓦解的速度。
不過有一點我很肯定，早在她責備我之前，甚至於說，早在任何人責備我之前，我就很後悔自己的莽撞了。武裝警察才遞還我護照，我就給葛瑞西亞暗號，要她收工。弗朗基一直在廣場另一頭目擊整個事件，心中緊張不下於我。這時候他衝到我身邊，可是我要他吃過中飯，再來旅館接我，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我坐在凳子上看報，眼光逡巡過紙面，卻看不進一個字。在這明麗的秋日上午，我心中百感交集，注意力絲毫不能集中。忽然間，十二點整的砲聲響起，鴿群受驚，紛紛四散飛逃。大教堂的鐘樓開始播放樂曲，是薇莉塔．佩拉最感人的歌：向生命致敬。我幾乎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我想到了薇莉塔，想到她在巴黎時，不時挨餓，不時居無定所。我也想到她的自尊那沒有人動搖得了的自尊。智利政府不讓她回國，還漠視她的歌曲，嘲弄她的叛逆。有一個總統一定得死去；智利人一定得拿起槍桿子，流血犧牲，為國殉道，為祖國的歷史寫下最慘烈的一頁；薇莉塔也一定得死在自己的筆下，而彼時她的國家還不能發現她歌曲蘊含的人性真理，摯美情懷。連警察也陶醉在歌聲裡了，他們自然不知道她是誰，她在表達什麼，她的目的在那裡。如果她也在這個迷人秋天裡的廣場上，一定會鄙視他們無疑的。
我獨自離開廣場，向著市內的一家餐廳走去。我和伊莉戀愛時，常去那兒，餐廳裡景物依舊：桌椅還是放在榆樹底下，一簇簇的鮮花也依舊怒放；只是人事早就全非。裡面半個人也沒有，我等了好久，才有人幫我點菜，等我要的烤肉上桌，時間都過一小時了。我快要用完餐時，進來一對夫妻，是耳尼多和艾維拉，他們在附近經營一個小店，做些小生意，雕刻念珠、聖骨盆、墓地飾品，他們性好玩樂，有點玩世不恭，曾有幾次夜晚，我們看夜色不惡，一塊兒喝酒、玩樂過，看他們手挽著手，跟從前一樣走了進來，我不免感到意外。這些年來，智利改變的何其多，然而他們對這家餐廳的忠心，卻始終不變。我也對他們的衰老感到驚心，他們就像一面鏡子，毫不留情，照出我的老態。如果他們看到我，一定也會非常驚訝，盯著我瞧。只可惜我做了偽裝，成了烏拉圭人。他們選的桌子離我不遠，我可以聽到他們說話，聲音仍然宏亮，只是少了一些急迫。偶而他們會別過頭看我，投射過來的目光中，沒有好奇，沒有熟悉感，一點都認不出旁邊這個人從前跟他們同桌共飲過。這一刻，我才體會到，這些年的流放生涯是何等漫長，又何等艱辛。從前，我以為只有我們這些離開的人如此，如今，才知道留在國內的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