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聖地牙哥連續拍了五天，經過這五天，我們才能了解運作上是否完善。一邊拍片，一邊我也不斷和北方的法國組聯繫，南方的荷蘭組當然也不例外了。在此同時，依蓮娜一直設法聯絡地下組織，找到我們想採訪的人。她的辦事效率很高，讓我陸續採訪到多位領導人，包括少數幾位公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
不能夠做原來的自己，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犧牲。因為我不能會見任何親友，連父母也不能見，更不能重溫過去的生活點滴。至少要等影片竣工了，我才能再百無禁忌。於是，我只有盡力壓抑心裡的感情，很奇怪的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生活。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比這個更痛苦的事情。
我出門的時候，幾乎都有人隨行保護，可是每次我都覺得很孤單。無論走到哪裡，我都只能迎接到陌生而且冷漠的目光，其實他們那裡知道，他們都是我認識的人。我只有一個機會，能夠單獨出門，就是和身分極端隱密的人會談的時候；我不能暴露他們的身分，連新朋友也不行。後來，拍過一陣子之後，我得到了很多經驗，等到依蓮娜不能再幫忙了，我也知道怎麼保護自己，沒有出任何差錯。我們拍片完全照計畫進行，我沒有讓任何一位工作伙伴因為我的大意而遭到不幸。不過等我們離開智利了，卻有一名負責調度的人員很幽默的對我說：我們看起來很安全，實際上危險得很。這種境遇，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最重要的是，第一週還沒結束，我們在聖地牙哥的進度就超前了。我們事前計畫時，特意讓行程富有彈性，這樣我們才能因地制宜，隨時修改。事實上，等我們開始拍攝了，才深切了解這些是唯一可行之道。聖地牙哥根本無法預測，隨時都有驚喜，隨時都能激發我們產生新的點子，這些都不是事先規劃得來的。
我們這時候也換了三家旅館了。康奎斯泰達很舒服，也很方便，只不過住的人太多，想必監視也會很嚴密。至於其他的五星級旅館，也好不到那裡去。每一間旅館都容納了大量外國人，而外國人在智利正是最具嫌疑，最會破壞社會安定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搬進二流旅館。雖然警方較少來這些地方查閱房客登記，我們出現在這種地方，卻很容易引起好奇。所以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每隔三、四天搬一次家，而且同一間旅館絕不住兩次。我有一個心結，如果我在一個地方遭遇過危險，就會很害怕再回到這兒來。這點得回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空軍轟炸摩尼達宮，市內一片混亂。我跑回電影大樓，想看看是不是有辦法不讓政變發生。我原本可以安全離開的，可是那時我車上有一群朋友，由於他們都面臨著危險，於是我把他們都送到弗瑞斯特公園去。送完之後，我卻犯了大錯，又跑回電影大樓。一如前文所述，要不是出現奇蹟，押解我的軍人是影迷，我不可能保全住性命。
在我們待過的旅館裡，有兩間特別啟人疑竇。第一間是喜來登。我們搬進去的頭一晚，我才睡著，電話突然響起。那天依蓮娜去參加秘密會議，因為會議延長，撞上宵禁，所以沒辦法回來，這種事情前後發生過幾次。我睡的迷迷糊糊，伸手拿起話筒，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也忘了偽裝身分。話筒裡傳出帶智利腔的英語，一個女人指名找我，說的是我的假名。我正想說沒這個人，卻猛然驚醒，我想起眼前的時間、地點，可是怎麼說，都不該有這樣的電話呀。
那人是旅館總機，她要我接一通長途電話。可是除了弗朗基和依蓮娜，沒有人知道我的住處。他們不會這麼晚找我，還要假借長途電話的名義，除非發生了生死攸關的大事。我決定接電話。話筒裡傳出女人興奮的聲音，她說的是英文，一聲聲的喊親愛的、甜心、蜜糖。我好不容易才讓她相信，我不懂英文，她於是嘆口氣，嬌滴滴的罵道：狗屎。並掛斷電話。我沒有找總機理論，那是浪費時間，她只會告訴我，另外有兩個房客跟我同名同姓。我再也睡不著覺。第二天一早七點，依蓮娜回來後，我們立刻搬到別家旅館。
第二次出事，是我們搬出坎瑞拉旅館之後。那家旅館很有名，站在房間窗口，可以遙見整個摩尼達宮。就在我們結帳之後沒幾天，一對年輕夫婦搬進我們原來房間的隔壁，在房裡架起照相用的三角架，並在上面放一枚火箭炮，對準皮諾契特的辦公室。無論就構想或技術而言，這件計畫都堪稱一流，火箭發射時，皮諾契特也在辦公室裡。只是三角架支撐不住發射震動，垮掉了，炸彈就爆在房間裡。
★五個據點
到了第二週的星期五，我跟弗朗基決定在隔天離開聖地牙哥，開車去內陸。我們在聖地牙哥只剩兩部分未拍，一個是摩尼達宮，一個是反對組織領袖。想要訪問反對組織領袖不是容易的事，依蓮娜卻安排得相當妥當。至於摩尼達宮，許可是下來了，只是證件還要等一週才能到我們手，這麼一來，我跟弗朗基就有了足夠時間，拍攝內地的影片。考慮過這些情況後，我們打電話給法國組，要他們拍完北邊部分後，立刻回到聖地牙哥。至於荷蘭組，就繼續往南，一直拍到蒙特港，然後等待我們進一步的指示。我自己則和義大利組一起工作。
我們打算利用那個星期五，拍下我在街頭的情形，以免獨裁政府日後否認，說片子不是我回智利拍的。我們選了五個地點，都是聖地牙哥最具特色的地方，包括：摩尼達宮外面，弗瑞斯特公園，麻波強橋，聖克里斯托伯山，聖方濟各教堂。按照計畫，我們每個地方最多只待兩小時，因此總共合計為十小時。幾天前葛瑞西亞就研究過每個場景，也構想好攝影機的角度了。屆時，我會比攝影人員晚十五分鐘到達，若無其事的走進去，向葛瑞西亞發出訊號，要她開始拍攝。
摩尼達宮處在廣場區中間，整棟建築有兩個主要面，一面向著臨近布耳尼斯廣場的林蔭大道，一面向著坎斯特得遜廣場。政變期間，摩尼達宫幾乎全毀，辦公室只好全部遷走，搬到原為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的大樓內。由於急於取得合法性，軍事政府以唐．迪亞哥．波特耳為大樓命名，他是智利的自由之父。過了三年，摩尼達宮重建完成，他們才遷回去。摩尼達宮不只地上重建，地下也建了一個堡壘，那裡面有配備精良武器的暗室，秘密通道，緊急出口，出口並可直達林蔭大道下面的停車場。聖地牙哥流傳著一種說法：皮諾契特雖然自稱合法，可是因為他從未在公開場合，配戴歐赫金（Ｏ＇Ｈｉｇｇｉｎｓ）的總統肩帶，所以地位就大打折扣了。自從摩尼達宮大轟炸，這個智利總統即位不可缺的肩帶，就一直不知去向。曾有個親近獨裁的人寫了一篇報導，說軍隊佔領大樓後，領隊的軍官就從火焰中救出肩帶了。只是說歸說，從來就沒有事實證明得了。
早上九點不到，義大利組就拍好了摩尼達宮向著林蔭大道的一面。那前面是一個紀念碑，紀念智利國父伯納度．歐赫金，碑前有由丙烷燃燒，永遠不滅的自由火焰。接著他們便移往另一面，拍攝衛兵交接儀式。表演交接的衛兵，都是武裝警察中的菁英，也是皇宮衛隊中，最傑出的一支隊伍。四周圍觀的人潮雖略遜於白金漢宮，表演的精采度卻不在其下。相對的，廣場上這一帶的警戒也森嚴得多。義大利組才準備開拍，立刻就有警衛衝過來，要他們出示許可證；他們拍另一面時也同樣要出示證件。其實，只要我們拿起攝影機，不論置身市內那個角落，一定會有警察過來，要看我們的許可證。
我就在這時候到達。我們的攝影師名叫雨果（Ｕｇｏ），他是個親切而認真的青年，對於拍片期間的冒險充滿興趣，好奇得像日本觀光客。這時他架好了機器，正一手展示證件，一手拍下不知情的武裝警察。弗朗基在四條街之外就讓我下了車，我們約好，十五分鐘之後，到下車地點四條街之外碰面。那天早上很冷，還有薄霧，是典型的聖地牙哥秋天早上。我穿了冬天的大衣，還是禁不住顫抖。我踩著碎步，快走在匆促的人群之間，希望保持體溫。走過了四條街，我又繼續多走兩條，好讓攝影人員有足夠時間，展示他們的證件。等我轉身回頭，他們便拍下我走過摩尼達宮的鏡頭；一切都很順利。十五分鐘過後，攝影人員收拾好機器，前往下面一個地點，我則走向弗朗基的車子。他把車子停在雷奎利街，正對著洛斯赫羅斯地鐵站。我們朝著下個目標緩緩駛去。
我們花在弗瑞斯特公園的時間，不若預計般長。可是因為我拂不去心底的愁緒，結果便在那兒盤桓良久，不忍離去，公園裡景色優美，深具特色，尤其到了秋天的早晨，滿天的黃葉會像雨點一樣，陣陣的落下；那天早上就是這樣。美術學院也在公園裡。當年我由家鄉來此，幾個月後，便是在學院的石階上，完成了第一部戲劇作品。過了幾年，我變成初出茅廬的導演，幾乎每天都要從公園走過。每當夜色降臨，月光會在樹葉上映出柔和光輝；這些光輝也永遠映進了我的頭幾部電影。我漫步樹林之間，四周是陣陣落葉，綿綿細雨，攝影師都攝進了鏡頭。離開公園後，我繼續往下走到商業中心，弗朗基在那兒等我。
天氣還是很冷，可是轉晴了，遠處山脈的輪廓清晰浮現。這是我回聖地牙哥以後，第一次見到這些山脈。聖地牙哥處在群山之間，是山谷地形，在這兒，通常只能透過污染了的空氣，遙見迷濛的山脈。我們到達伊斯塔都街時，距離正午還有一小時，街上人潮洶湧，人群正走入電影院，準備看第一場電影。離我不遠的雷克斯戲院在演米洛斯．弗曼的阿瑪迪斯，我想看這部電影想瘋了，可是這次我努力克制自己，如約和弗朗基碰面。
★我的岳母就在附近
拍片期間，我在街上看到許多認識的人，也看到熟識的記者、藝術家，甚至看到一些政治家，可是他們沒有人看我一眼，露出一點點認識我的表情。星期五傍晚，終於發生了一件早晚都該發生的事。打從大老遠，我就看到一位女士朝著我走來。她的神態優雅，穿著乳白色套裝，沒有加外套。等她離我不到十呎遠了，我才認出來，她是我的岳母莉歐。六個月前，我們才在西班牙碰面，而且我們一向相熟，如今離得這麼近，她不可能認不出我。我想到轉過身去，可是有人警告過我，絕對不能這麼做，這麼做只會讓人認出背影，反而更危險。我信任我的岳母，我相信，就算她認出我了，也不會大驚小怪的。問題是，她不是單獨一個人，她姊姊米娜跟她在一起，而米娜姨也認識我。她們兩個人正低聲交談，近似於竊竊私語。我只擔心她們會有一些突然的舉動，好比說當著街上大聲叫喊：密戈爾，孩子，你回來了，太好了。或者其他類似的事情。況且讓她們知道我秘密跑回智利來，對她說，也是很危險的事情。
我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向前走。我專心看著莉歐，萬一她認出我，我立刻就可以警覺。她走過我身邊，連眼皮都不抬，當然也沒有看到我嚇壞的眼神了。她只是不斷和米娜姨說話，根本對我視若無睹。我們之間距離很小，我可以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看到她柔和的美麗眼睛，甚至清楚的聽到她的聲音。她低聲說道：孩子大了問題更多。然後就走過去了。
前不久，我從馬德里撥電話給她，告訴她這次街頭相遇的事，她嚇了一大跳，表示當時毫不知情。事情發生的太快，我必須趕緊找個地方，調整紊亂的心情。我跑進一家電影院，裡面正在放映印度電影，名為快樂島，是部徹頭徹尾的色情片。整整十分鐘，我盯著畫面，看著豔陽天下，一群俊男美女在天堂的某處游泳嬉戲。我讓黑暗掩蓋我，慢慢恢復平靜。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前面幾天的日子實在太規則，太安穩了。十一點四十五分，弗朗基在伊斯塔多街和林蔭大道的交叉口接我上車，開往下一個地點，麻波強橋。
麻波強河貫穿市內，河床上佈滿圓石。河面有幾座鐵橋啣接，造型美觀，結構堅固，具有防震功能。每逢乾季，河水會大減，整條河就成了濕漉漉的泥帶，襯著兩岸殘破的木屋，星星點點。等雨季一來，急速的水流從山上衝下來，立刻會漫上河岸，形成一片滾滾泥海，只剩點點木屋在裡面載沉載浮。軍事政變後的數月之間，麻波強橋變成惡名昭彰之地。那時，河面上常常出現浮屍，都是軍隊夜間巡邏，攻擊貧民區的結果。貧民區在智利稱做帕布羅西尼（ｐｏｂｌａｃｉｏｎｅｓ）。如今，這些飢餓的暴民更得和野狗、兀鷹爭食，搶奪從大眾市場傾倒出，流入河裡的殘餚。這幕悲劇是智利奇蹟的另一面，贊助人是軍事政府，導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
阿葉德時代結束之前，智利一直是簡樸的國家，即使國內保守的中產階級，也視其儉樸為一大美德。等軍事政府上台，為了很快創造出富裕的假象，阿葉德時候國有化的資產，全部都給私有化了，所有具有價值的資產，都賣給了私人企業、跨國公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結果：市面上充滿了華麗的奢侈品，公共建設盡皆華而不實。於是，一時之間，人人都以為國家富裕了，經濟繁榮了。
那時候，五年內進口的物資，比過去兩百年還多。那些錢全部來自國家銀行的抵押貸款，至於國家銀行的錢，則來自國營企業私有化。當時美國和國際信貸機構也聯合起來，接手處理了其餘的事項。不過等付款期限一到，所有的假象立刻就幻滅了。六年的繁榮，只消一年，就煙消雲散。智利的外債當時累積到二三〇億美元，幾乎是阿葉德時代的六倍。只要沿著麻波強河，走一趟大眾市場，就知道浪費掉一九〇億美元，會在社會上造成怎樣的悲慘後果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就是讓少數富人更富，其餘的社會大眾更窮。
★看遍世事的橋梁
在生與死的嘉年華會上，瑞克里塔橋就像紊亂的愛人，同時接納了市集與墓地。白天，送葬行列穿過人群，從這兒經過。夜晚只要沒有宵禁，這裡是通往探戈俱樂部的唯一通道。俱樂部裡最棒的舞者，到了白天都成了掘墓人。經過這麼多年，那個星期五，我又回到橋上。那天最讓我矚目的一點，就是岸上人數頗多的年輕戀人。他們互以手臂環繞對方，在那兒慢慢踱步，緩緩戀愛，對時間無情的消逝，似乎毫不在意。我只在巴黎見過類似的情形，而且也是多年以前了。在我記憶裡面，聖地牙哥是個相當含蓄的城市。可是如今我卻親眼目睹這一幕，一幕巴黎已不多見，至於世界其他城市，我想是根本無緣再見的畫面。我想起不久前在馬德里聽到的一句話：愛情在苦難中滋長。
曾經一度，智利的男人喜歡穿深色西裝，手拿長柄傘，女人則時興追逐歐洲時尚。至於嬰兒車裡的小娃娃，也往往給裝扮得像兔寶寶。直到披頭風掃過，才改變服裝走向，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只不過，那些都是聯合執政之前的事了。接著下來，兩性服裝出現混淆局面。女人把頭髮剪到髮根，穿緊臀、寬褲腿的男褲，男人則長髮披肩。等到獨裁者上台，他們擺出一套假道學，一律不准這些現象存在。年輕人必須自動剪短頭髮，否則碰上巡邏的軍隊，頭髮就會給剃刀整得亂七八糟。軍事政變後的初期，街上常見到這種畫面。
那天佇足麻波強橋，我才體會到年輕一代轉變之劇烈，也才知道，這個城市已屬於我下一代的人了。當年我離鄉時年僅十歲、不識人間的幼童，如今都二十二歲了。薩瓦多．阿葉德時代還在唸小學的孩子，也都成了反對組織的領袖。有了這層體會，我既覺高興，又覺喪氣。長時間以來，我首次對自己起了懷疑，我這麼大費周章回到故鄉，真的有必要嗎？
懷疑給了我新的動力，不過首先我仍須完成當天的工作才行。我先匆匆掠過聖克里斯本山，然後再到聖方濟各教堂。夕陽餘暉下，教堂墓碑都覆著一層金色光影。接著我要弗朗基回旅館，帶著我的衣箱，三小時以後到雷克斯戲院接我，我會在那兒看阿瑪迪斯。我同時要他轉告依蓮娜，我們兩個人會消失三天，其他的就不用多說了。這麼做自然破壞了我和依蓮娜的約定，按照計畫，她有權利隨時知道我的去向，可是我就是沒辦法克制自己。我和弗朗基搭上當夜十一點的火車，直奔坎塞普遜，要等事情辦完了，我們才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