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官員檢查護照時，如果直視我的雙眼，必然會揭穿我偽裝的秘密。機場內共有三處檢查，各自駐有穿制服的男性檢查官，我向最年輕的一位走去，他的速度似乎最快。依蓮娜排在另一排人裡面，我們裝做互不認識，這樣萬一有人出了意外，另一個人還可以出去聯繫。結果我們發現自己太多慮了，移民官跟旅客一樣，也不想撞上宵禁，他們幾乎不看旅客的證件。由於烏拉圭不用簽證，輪到我時，他連翻都不翻，直接打開第一頁蓋上入境戳印。
把護照遞還給我的時候，他深深注視我的雙眼。頓然間，我只覺背脊發涼。
謝謝。我鎮定的說。
歡迎光臨智利。他回答，同時咧嘴而笑。
行李很快傳送到，現代都市裡，很少再見到這麼快的速度了。我先拿我的箱子，然後依蓮娜的。我們先前協議過，由我拿行李出境，節省一些時間。我拿著行李走向檢查檯，那兒的檢查官對宵禁似乎也憂心忡忡，他們不停催促旅客，並沒有仔細檢查行李。我把行李放上檢查檯，他問我：一個人？
我答是。他草草看一眼兩隻箱子，揮手要我過去。就在這時候，我背後響起叫聲：那個人要檢查。是一名女官員，穿著雙排扣制服，髮色金黃，體格健壯。我一直不知道她在旁邊，直到她叫住了我，我才想到，待會該怎麼解釋一箱子的女人衣服。我不相信，她會單單為了我的行李，把我獨自從旅客行列中叫出。眼看男檢查官在撥弄我的衣服，她取過護照，仔細核對。我塞了一大塊糖進嘴巴，免得待會回答問題時，烏拉圭口音瀉了底。男檢查官開始發問了。
準備在智利待多久，先生？
等辦完事情吧。我含含混混的回答。
嘴裡含著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那個人倒不在意，他要我打開另一隻箱子，但是箱子上鎖了。我一籌莫展，只有四處張望，向依蓮娜求救。她還在排隊，等著檢查證件。她的表情鎮定，對眼前的不幸一無所知，情急之下，我決定說出箱子的主人，不管後果如何了。就在這時候，檢查官遞還我的護照，轉身去檢查下一個旅客。我再度回頭，尋找依蓮娜，卻不見她的蹤影。那一刻，我終於明白，我不僅危急的時候缺不了依蓮娜，整個行程都缺不了她。
不知道怎麼回事，依蓮娜不見了。後來她告訴我，她看到我拿她的箱子，就覺得很冒險，直到見我離開海關，才鬆了一口氣。一名搬運工幫我推行李。穿過近乎沒人的候機室，我感受到回來之後的第一個震撼。
這裡一點都沒有我預期的戒嚴氣氛，也嗅不到一絲貧窮的氣味；到底不是洛斯賽利路機場，那個地方又空曠，又陰暗。十二年前的十月，我從那裡開始流亡生涯；那天晚上下著雨，我心裡忐忑不安，望著四周，只覺得世界完全幻滅了。我現在是在現代化的普大宏機場。軍事政變前，我只來過這裡一次。我相信不是我的主觀意識在作祟，然而機場裡，的確沒有一點點武裝管制的跡象，當時還實施戒嚴呢！舉目望去，每個角落都乾乾淨淨，燈光也照得清清楚楚，四處還可見鮮明的廣告招牌，寬大的商店裡滿是進口商品，甚至連為摸不清方向的旅客服務的駐衛人員，都不見一個。機場外，破舊的計程車不見了，由新出廠的日本車取而代之，所有車子整齊的排了一列。
我知道還沒到下結論的時候，我把行李堆進計程車。宵禁迫在眉睫了，依蓮娜仍然不見蹤影。現在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早就約好，如果有人不慎耽擱，另外一個人一定要繼續行程。但是我不想先離開，因為我們沒有約好當晚住那個旅館。雖然我在入境單填上康奎斯泰達旅館，但也並不表示我們就要住那兒。我填那個旅館，完全是因為那是商人最喜歡投宿的地方，況且義大利組也住在那裡，只是我不確定依蓮娜是否也知道這點。
心中焦慮，加上夜氣陰寒，我不住的顫抖。就在我準備放棄的時候，依蓮娜朝著我跑來，後面還有一個平民模樣的人，手拿深色外套，跟著她跑。我呆立當地，預備面對不幸。那人追上依蓮娜，遞上她忘在海關的雨衣。那名女官員不僅盤查我，也留住了依蓮娜。她看依蓮娜不帶行李，決定檢查她的手提袋，從證件到化妝品，她檢查的仔仔細細，一樣都不放過。
可是她沒料到，依蓮娜箱子裡，有一台小型電晶體收音機，也可以做為武器。那是我們與國內反抗組織聯繫的唯一管道。我們兩人心情都不好，可是我更生氣，我認為她至少失蹤半小時，她卻堅持只有六分鐘。不過最後我們都鬆了一口氣。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們，宵禁要一小時二十分以後才開始，並非我們以為的二十分鐘。原來我們的錶還在里約熱內盧時間，聖地哥應當是十點四十，夜寒正似水呢！
★我竟是為此而來？
車子向市內駛去。愈向前駛，我返鄉的喜悦愈是低落，懷疑不安就愈是高漲。記得從前在通往洛斯賽利路機場的路上，總會見到無數殘破的工廠和破舊的住屋；軍事政變期間，那兒會遭到殘酷的鎮壓。反觀嶄新的普大宏機場，不僅面對寬敞的高速公路，沿路上還有現代化的照明設備。對我來說，這是不利開端。我深信獨裁會帶來惡果，如今我要親眼目睹這些惡果，如何顯現在街道上，如何深入日常生活，如何影響人民的行為。我要拍出影片，公諸於世。但是眼前，我卻對這個任務的成功機率產生了懷疑。後來依蓮娜告訴我，過去幾年她也多次回國，可是卻沒有一次像這次，覺得大惑不解。
這不是容易解開的謎，相對於我在國外的聽聞，聖地牙哥竟是如此的亮麗。令人崇敬的紀念碑閃閃發亮，街道井然有序，纖塵不染。街上的警察也少得可憐，大不同於紐約、巴黎等都會。伯納度．歐赫金大道以中央車站這個車站歷史悠久，設計人也設計了巴黎艾菲爾鐵塔為起點，無限延伸於我們眼前，像條銀河閃閃發亮。我甚至覺得，人行道上縹縹渺渺的行人，也少了從前的那股喪氣，那股窮困。驀地，摩尼達宮浮現路旁，像個幽靈，望之令人生厭。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建築，是軍事政變末期，那時整個房子燒的只剩殼子，如今重建好了，座落在法國花園裡，簡直就是童話宮殿再現。
我們逐一校閱市內著名的建築：聯合俱樂部，那是本地富賈政要聚集之地，他們在此進行政治角力；窗內一片漆黑的大學；國家圖畫館華麗的宮殿建築；巴黎百貨公司。依蓮娜坐在我旁邊，努力說服司機，要他送我們去康奎斯泰達旅館。司機堅持去另一個地方，顯然是為了佣金的緣故。為了避免疑竇，依蓮娜說得很技巧；聖地牙哥的計程車司機有許多是警方線民。我坐在一邊，精神恍惚，幫不了什麼忙。
車子進入市中心後，我決定轉移注意力，不再沉溺在物質成就上。獨裁政權不就是用這些假象，粉飾成千上萬遭到殺戮、受到流放、失蹤不見的人嗎？我開始留心街上的人。也許是宵禁逼近的關係，他們走路速度很快，沒有人交談，沒有人瀏覽四周。同時沒有人做手勢，沒有人笑，沒有人有表情，讓人知道內心的感覺。夜幕之中，每個人都像在陌生的城市裡，孤獨無依。每一張臉都是空白的，沒有表情，連恐懼都沒有。我的心情不一樣了，外面的引誘太大，我一定要下車，我要跟人群在一起。依蓮娜要我打消念頭，但是她不敢大聲爭辯，她怕司機聽到。我終究克制不住高漲的情緒，我要司機停車，跳了下去，摔上車門。
我忘了宵禁就在眼前，沿著伊斯塔都街和赫法諾街走下去，走到一個新設的行人徒步區，車輛就在四周川流不息。這種徒步區類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弗羅里達街，羅馬的維坎多第，巴黎的波布兒廣場，墨西哥市的羅沙區。很顯然，這是獨裁政府的另一項德政。徒步區設有長凳，可以休息聊天，漂亮的花器裡有修剪得宜的花草，還有柔和的燈光四處投射。儘管做的這麼漂亮，真相仍然掩不住洩露了出來。只有街角處看得到人在交談，他們聲調微弱，避免獨裁政府的爪牙竊聽。一大堆小孩子，混雜在攤販裡面，向人乞討。不過最醒目的，還是出售偏方的福音傳道人，他們賣永恆的快樂。我向前走，轉入赫法諾街，突然間，我見到第一個警察。有一名武裝警察在人行道上，沿街踱步，附近崗哨亭裡還有幾位。我覺得胃部開始抽冷，兩膝也禁不住在發軟，同時心裡又氣自己不中用，僅僅見到武裝警察，就怕成這副德性。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從他們注視路人的焦灼情形看來，他們也很緊張。這點倒是令人略感安慰。他們緊張是有原因的，幾天前，地下組織才把同一區內的一座崗亭，炸了個粉碎。
★傷懷之地
現在進入我從前的活動範圍了。電視台就在這兒，廣電大樓也在附近，兩者都是我開始電影事業的地方。戲劇學院也在這一帶；十七歲那年，我從家鄉來參加入學考試，決定了一生的方向。一九七〇年那次聯合執政大遊行，人群就是在這裡匯集，支持阿葉德。我也在這裡度過最慘綠、最好批判的歲月。我走過電影院，我在裡面首次接觸到經典之作，其中最難忘的要屬廣島之戀。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從我旁邊走過，嘴裡哼著帕布羅．米拉尼的歌：我要回聖地牙哥，走上鮮血染過的街道。我忽然忘了偽裝，變成原本的自己。我心裡有一股衝動，想說出自己的身分，叫出自己的名字，讓全世界知道，我有權利回家。
我流著淚回到旅館，正好趕在宵禁前一剎。旅館大門剛關上，服務人員不得不讓我進去。依蓮娜幫我們兩人都辦好了登記，我進房間時，她正忙著架收音機天線。她看來平靜，可是才看到我，就立刻變成標準的妻子，大罵了我一頓。在她想來，一個人冒險上街，直到宵禁前幾分鐘才回來，是沒有道理的事。我沒有心情爭辯，只好也做個標準丈夫，摔上門出去。我跑去找義大利組員，他們也住這飯店。
我往下走兩層，輕敲一扇房門，準備說出冗長的暗語。兩個月前我在羅馬就跟領隊約好了。裡面傳出睡意朦朧的聲音：誰呀？
加百列。我答。
然後呢？
大天使。
聖喬治和聖馬可嗎？
我說得愈多，她的口氣愈不信任。真是奇怪，我們在義大利有過長談，她應該聽得出我的聲音呀。我連大天使都說出來了，她居然還要繼續下面的暗語。
沙克。她說道。
那是我在聖塞瓦斯坦原本要拍的片子的主角，我接著說出姓氏。
尼古拉斯。
到了這兒，葛瑞西亞仍不滿意。她是個記者，大風大浪的任務經歷過幾次。
我終於了解，她想從頭到尾，把暗語全部說完。但是這種對話太奇怪，我擔心附近的房客會聽到。
總共幾尺影片？
別扯了，讓我進去。我忍不住低吼。她絲毫不為所動。往後幾天，我進一步見識到她那無時不在的幹勁。除非說完暗語，她是不會開門的。
他媽的！我喃喃自語道，腦海中同時浮現出依蓮娜和艾莉的影像。全都一個德性。我繼續回答她的盤查，低聲下氣的態度，正是我生平最厭惡的小丈夫模樣。最後一個問題答完，房門大開，當門就站著葛瑞西亞，年輕、迷人，跟我們在義大利見面時沒有兩樣。她瞪著我看，活像見了鬼，然後當著我面關上房門。後來她才解釋道：你很像我認識的一個人，可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是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認識的密戈爾．立頓不是中規中矩的人，那個人穿著隨便、留著鬍子、不戴眼鏡。反觀眼前這個男人，禿頭、近視、鬍子剃得乾乾淨淨，穿得像銀行家。
我對她說：讓我進去，別擔心，我是密戈爾沒錯。
儘管盤查過老半天了，進去後，她還是不放心，一直盯著我瞧。她打開收音機，轉到最大聲，這樣才能蓋住我們的談話，不讓人竊聽。她看起來很鎮定。一個星期以前，她和另外三個組員就到了，透過大使館，他們也取得了拍片需要的證件。他們甚至開始工作了，還拍到蝴蝶夫人演出當時政府要員觀賞的鏡頭。這場演出由義國大使館贊助，也邀請了皮諾契特將軍，只是臨到演出，他才表示不能前來。義大利組能夠進去這麼重要的場合，表示官方認可了他們的行動，從此他們隨意在街上取景拍攝，都不會遭受懷疑了。這時候，他們也遞上了申請書，準備進摩尼達宮拍攝。葛瑞西亞向我保證，一定會順利申請到證件。
聽到這些消息，我覺得興奮極了，真想立刻開始拍攝。要不是實施宵禁，我真的可能要葛瑞西亞叫醒組員，拍攝當晚我們到達的情形。當時我們決定，隔天一早就出去拍片，而且組員們事先都不能知道行程，也不能知道我是真正的導演，而非葛瑞西亞。至於葛瑞西亞，自然也不知道另外還有兩組人員了。我們正忙著排行程，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我們兩人都跳了起來。葛瑞西亞抓起話筒，沒說幾句就掛了。原來有房客向櫃檯反應，要我們把收音機關小聲點。
★永遠難忘的肅靜
這一天，也真夠我受的了。回到房間，依蓮娜睡得正熟。她在我的床頭几上留了一盞燈未熄。我無聲無息更衣上床，等我放鬆四肢，閉上雙眼，才感覺到四周嚇人的靜。宵禁之下，整個城市一片死寂，聽不到一點聲響。既聽不到滴水的聲音，也聽不到依蓮娜的呼吸，更聽不到我身體運作的聲音。
心情緊張，加上睡不著覺，我下床走到窗前，向下眺望空曠的城市，設法吸一點街上新鮮的空氣。然而此刻的聖地牙哥，流露出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孤寂和落寞。我們的房間在五樓，正對一條小巷，小巷兩邊是沾滿煤灰的牆壁，透過灰濛濛的迷霧，僅見得到若隱若現的天空。我一點都不覺得回到自己國家了，只覺得自己像馬里．卡奈拍的那些老電影裡面，被逼到死角的囚犯。
十二年前，一天早上七點鐘，一名陸軍士官朝我頭上放過一陣機槍後，命我加入一群人犯，朝我工作的地方，智利電影大樓出發。當時整個城市都在顫動，到處是隆隆炮彈爆炸的回聲，機槍聲，飛機盤旋的聲音。那名士官似乎分不清情勢，還問我怎麼回事。我們是中立的。他說。抓到一個我們獨處的空檔，他問道：你是不是導過納灰爾托羅的夏卡爾？
我答稱是，一時間他便忘了一切，再也聽不到子彈聲，轟隆爆炸的聲音，燃燒彈落在摩尼達宮的聲音。只是央求著我，要我解釋，電影裡頭怎麼能讓鮮血汩汩流出，就像真的從死人身上流出來一樣。他聽我解說，聽的入了迷，但是沒一會就回過神來了。
不准朝後看，他對著我們大吼，小心我轟掉你們的腦袋。
幾分鐘前，要不是我親眼看到那些死人的屍體，任何人告訴我下面的事情，我都是不會相信的。我看到一個人倒在人行道上，渾身浴血，氣如游絲，可是卻沒有人去救助他。我還看到平民模樣的人，拿著棍棒，把阿葉德的支持者活活打死。我更看到一排人犯，背對著牆站立，面前是一小隊做勢要處決他們的軍人。但是押解我們的軍人卻頻頻問我們怎麼回事，並且不停重複：我們是中立的。
軍人重重包圍了智利電影大樓，甚至對著入口擺放著機槍。守門員走出來迎接我們，他戴著呢帽，上面有社會黨的徽記。
啊哈！他指著我，大叫起來，他就是立頓先生，這裡的事情都是他負責的。
先前那個士官用力推他一把，推得他跌到地上。閉嘴，混賬。他對著他吼道。
士官要我打電話，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我打了一陣子，但是什麼人都找不到。不斷有軍官進進出出，才傳達下來的命令，不一會兒，就完全倒反過來。先是可以抽煙，然後不能抽煙，先是可以坐下，然後又要全部起立。大約過了半小時，一名士兵進來，拿槍指著我。
喂，士官，他說，外面有位女士找這位先生。一定是伊莉了，士官出去見她。原來她是來這兒領我屍體的。混亂之中，有朋友誤傳，說我在電影大樓前給槍決了。這時候，軍人們開始告訴我們，他們一大早就起來了，也沒有吃早飯，也不能接受任何饋贈，他們現在不僅寒冷，而且很餓。我們也幫不了忙，只有把香煙分給他們。
一名少尉隨著士官回來，逐一找出人犯，送往體育場。點到我時，士官搶著回答。
等一等，少尉，他說，跟這個人沒關係。他是來這邊申訴的，幾個鄰居砸了他的車子。
少尉看看我，滿臉不屑。
人渣。什麼時候了，還有人拿這種事情出來申訴。叫他滾出去。
我拔腳向外跑，心中堅信，他們會從背後開槍，然後再給我冠上脫逃的罪名，可是他們沒有開槍。我們家那一帶，許多人家早掛上了旗子，好讓軍方分辨，哪些人是支持者。鄰居中有一個女人，把我和伊莉都給告發了。她知道我們跟政府的關係，知道我大力幫助阿葉德競選總統，也知道軍事政變前夕，在我們家召開的會議。所以我們決定不回家。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們帶著孩子，還有最簡單的隨身衣物，從一處住所奔波到另一處住所，直到最後走投無路，只有踏上流亡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