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第可航空公司一一五班機，從巴拉圭亞松森起飛後，比預定時間晚一個小時，就要在聖地牙哥普大宏機場降落。飛機左側可以見到二萬三千呎高的阿空加瓜峰，映著月色，鋼鐵一樣的矗立著。飛機左翼先微微斜傾，接著在不忍卒聞的金屬吱軋聲裡，生硬的在跑道上蹦跳著降落。我名叫密戈爾．立頓，父母為赫南和克莉絲丁娜，職業是導演。我在國外流亡了十二年，如今終於回到家鄉。只不過，我的內心還是在流放之中，因為伴著我回來的，是假身分，假護照，假妻子。藉著化妝及服裝的掩飾，如今即使是熟識的朋友，也不能在大白天裡認出我。
只有極少的人知道這個秘密，其中有一個跟我在同一班飛機上，她名叫依蓮娜，長得年輕、漂亮，是個行動論者。她受智利的反抗組織指派，協助我的工作，擔任我與地下組織間的聯絡人，執行秘密通訊，決定適當開會地點，評估拍片環境，安排會面，留意我們的安全。她長居歐洲，可是經常進入智利，執行類似的政治任務。萬一警方發現我，或是說我失蹤了，沒有照約定和其他人連繫，她就會立刻發佈我進入智利的消息，引起國際注意。
我們的證件上並沒有註明彼此為夫妻，可是我們卻以愛侶姿態，從馬德里起飛，繞過半個地球，陸續進出七個國際機場。不過，到了這段起於里約熱內盧途經巴拉圭的最後行程上，我們決定要分開劃位，以陌生人姿態入境。我們擔心智利機場檢查嚴密，我沒辦法過關，當場就給海關識破。如果當真發生此事，依蓮娜就會單獨入境，通知她所屬的地下組織。如果我們都能順利通關，就會在機場出口碰頭，重新扮做愛侶。
我們來智利執行一件計畫，這計畫聽起來簡單，執行起來卻非常危險。我們打算偷偷拍一部紀錄片，揭露阿古斯特．皮諾契特將軍獨裁統治十二年後，日益惡化的智利。多年來，我一直想拍這樣一部影片，可是我心裡除了濃郁的鄉愁，根本勾勒不出祖國的具體影像，我記憶中的智利早就不復存在了。對從事電影工作的人而言，重新認識祖國的最好辦法，就是回到她的懷抱，深入她的土地，拍攝一部影片。一九八三年，這個夢想逐漸明晰。當時智利政府開始公佈名單，准許部分流亡的人回國，可是我的名字一直都沒有出現。到了最後，智利政府公佈一份五千人的名單，宣佈這些人仍然不得回國。這次我的名一字赫然列於其上，我的夢想也終告破滅。過了兩年，我早就放棄計畫，不再夢想回智利了，卻又得到機緣，能讓美夢成真。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和妻子伊莉（Ｅｌｙ）帶著三個孩子住在西班牙聖塞瓦斯坦市，我當時正在籌拍一部劇情片。電影開拍前一週，製片突然宣佈片子取消；這種事在電影界是常有的。於是突然間我變得無事可做，這時回智利拍片的想法又開始縈繞我心中。有一晚，在當地一家餐廳吃晚飯，我向幾個朋友提出這想法。聽完後，大伙兒都興味盎然，熱烈的討論起來。大家會發生興趣，一方面固然是基於片子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能到皮諾契特嘴上拔毛，太令人興奮了。興奮歸興奮，卻沒有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大家都只當它做流亡之士的清談而已。當晚散會後，古城的街道已然靜謐無聲，走向回家的路上，一整晚幾乎不說話的義大利製片路西諾．巴德欽，刻意以不經意的態度，握住我的手臂，拉我到一旁。
你需要的人，他對我說，目前在巴黎。
他說的沒錯。此人在智利反抗組織內身居高位，而且除了少數細節外，他完全同意我的計畫。幾個月後，我們在巴黎碰面。我們約在屋頂花園咖啡館，經由屋裡的熱絡氣氛，以及巴德欽的積極協調，前後四小時，我的構想就完全勾勒出來了。其實這裡面的每個細節，都是我利用流亡期間，許多無法成眠的夜晚，任思維馳騁，逐步孕育而成的。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讓三組攝影人員進入智利：一組義大利，一組法國，一組混合國籍，可是持荷蘭護照。他們的行為必須完全合法，也就是說，他們要持合法證照進智利，事先要申請好拍攝許可，要和本國大使館做好聯繫。義大利組由一位女記者領隊，她假借的名義是拍攝義大利移民的生活，並且宣稱要以拍到賈奎諾．托斯卡為第一要務，此人是著名建築師，摩尼達宮的設計人。法國組另有藉口，他們要利用智利的地理環境，拍攝生態影片。剩下的一組則表示對智利近來頻仍的地震感到興趣。沒有一組知道另有兩組存在，也沒有一名組員能在影片竣工前，了解此行真正目的，以及幕後真正的導演。只有每一組的組長例外。身為組長，他們必須具備電影界認可的專業知識，有政治背景，並且了解此行的風險。為了完成前述事項，我分別到三組所屬的國家，短暫停留，安排事項。我還沒進入智利，三組人員就到了智利，取得了官方許可，備齊了一切證件，準備開拍了。以上所述是全程最簡單的部分。
★改頭換面
改頭換面堪稱為最困難的部分，而且困難程度遠超出我當初的想像。雖然我下定決心，要變成另外一個全然不同性格的人，我的潛意識卻不停反抗，牢牢抓住原本的性格不肯放手，結果每天我都得和自己交戰不休。這麼一來，最難的事情倒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學著做另外一個人，而是我自己的心理、行為上無意識的排斥。可是我一定要擺脫掉過去的種種習性，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才行。只有這樣，那些壓迫我，逼我離開自己國家的警察，才不會認出我，我要變得讓朋友也認不出來。兩位心理學家，一位電影化妝師，由一位來自智利，專門從事秘密活動的人指導，利用三週不到的時間，創造了奇蹟。他們徹底扭轉我的潛意識，讓我不能再做原來的自己。
他們首先處理我的鬍子。並不是剃一剃鬍子就好了，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鬍子早成了我人格的部分，如今要剃，談何容易，我從年輕時候就留鬍子了，那時我甚至還沒開始拍片。後來雖然也剃過幾次，卻從來沒有選在拍片期間。換句話說，只要想到我的導演身分，就一定會想到我的鬍子。我的叔叔伯伯們都留有鬍子，這點事實無疑增加鬍子對我的吸引力。幾年前，我住在墨西哥，有一次，我把鬍子剃的乾乾淨淨，結果四周的家人、朋友，沒有一個人能接受我的新面貌，當然更別提我自己了。那時候，每個人見到我都像見到了騙子。但是我就是硬下心腸，連續幾個星期，每天剃鬍子，剃得不留一根鬍渣子。我自認可以因此年輕幾歲，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女兒凱特琳娜才點醒了我。
你不留鬍子比較年輕，她對我說，可是也比較醜。
基於這些因素，我的老師們決定，要一點一點的剃掉我的鬍子。這樣他們才能隨著每一刀，仔細觀察我的外貌及性格，是否出現任何變化。鬍子剃光後，有好幾天時間，我都鼓不起勇氣，朝鏡中瞧瞧自己。
接下來就輪到頭髮了。我的母親是希臘裔，父親是巴勒斯坦裔，因此我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此外，我還由父親那兒，遺傳到早禿的前額。化妝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染髮，把我的頭髮染成淺褐色。接著，他們嘗試各種不同方式，想要梳一個新髮型，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決定順應自然。他們同時也放棄原先構想，不再遮掩我的禿頭，反而想辦法擴大它。他們把頭髮全部往後梳，不僅如此，還用鑷子把稀薄部分拔得精光。
我從來都不知道，僅僅微小的變化，就能讓臉部完全改觀。我的臉一向圓如滿月，即使身體瘦下來時也不例外。可是眉毛尾端拔掉之後，我的臉卻拉長了，整個人也散發出一股東方感。其實只要知道我祖先的背景，對於我的東方感，也就不該覺得奇怪了。
最後一個步驟，是戴隱形眼鏡。開頭幾天，我不習慣，頭疼的不得了。可是習慣之後，我眼睛的形狀，眼部的神情，都出現另一個樣子。另外我也嚴格節食，幾週下來，總共瘦了二十幾磅。到了這兒，外形改造算是大致底定了。
改變外形並不困難，比較困難的是，我必須改造自己成為另一個經濟階層的人，因此，我隨時都得保持高度的警戒。我不能再穿從前的皮夾克、牛仔褲，要改穿英國西裝，訂做襯衫、小牛皮鞋，手繪圖案的義大利領帶。我不能再操直率的智利鄉下口音，要有烏拉圭富人階層的腔調；我們認為烏拉圭是掩飾我身分的最佳國籍。我要學會不同的笑法，發出不同的笑聲，要氣定神閒的走路，要不時以手勢加強說話語氣。總之，我不再是電影導演，不能再那麼隨興，那麼自在，我必須變成我自己最討厭的人：衣履光鮮的資產階級。
★一笑就死定了
我一邊忙著學做另一個人，一邊就和依蓮娜搬往巴黎，共同住進一間十六世紀的房子裡。房子不是我的，在這次之前我甚至沒有住過類似的房子。但是我卻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在裡面製造足夠將來採用的回憶，以免日後發生紕漏。那段經歷真是非常奇怪。依蓮娜很迷人沒錯，跟她在一起，誰都可以感覺到這點，但是，我卻沒辦法勉強自己跟她一塊。專家選中她，隨時看著我，不讓我任意做隨興的事，乃是基於她過去豐富的經驗，以及她的政治背景。但是，電影導演出身的我，可是一點也不感激這種善意的桎梏。直到影片順利拍完，我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合理對待過她。我一直在潛意識裡，以她喬裝改扮後的模樣，做為評判她的依據，卻不曾想到，我需要偽裝，她當然也不會例外。如今回想那段日子，也堪稱現代婚姻的最佳寫照：一個屋頂下兩個人，兩個人都不想跟對方在同一個屋頂下過日子。
依蓮娜的身分沒有問題。過去十五年來，她雖然從未在智利長住，拿的依然是智利護照。此外，她未遭流放，沒有在警方通緝名單上，由她來掩護，自然是最理想不過了。依蓮娜曾經到過不同國家，執行重要政治任務，這次能有機會潛回自己的國家，拍一部影片，也讓她覺得神往不已。我的問題就比較多一點。我要假扮烏拉圭人；我們認為在技術層面上，這是最適合的國籍；我也要表現出一種跟自己本性相悖的性格，更要以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為背景，塑造一段過去的生活。儘管如此，限定期限還沒到，我就能在聽到化名的剎那，立即反應過來。我也能夠回答有關蒙特維多市所有最細微的問題。我知道回家的公車路線，我知道發生在第十一中學同學之間的鮮人逸事。我還知道這個學校旁邊兩條街，有一家很有名的雜貨店，旁邊一條街有一家新開張的超級商店。唯一我必須銘記在心，不能做的事，就是大笑。我的笑聲很特殊，只要一笑，別人就會識破偽裝，知道是我。為了讓我牢記此點，負責偽裝的人沉下聲調，特別警告我：只要大笑，你就死定了。還好，沒有人會懷疑，板著臉的商場大亨有什麼不妥。
就在我接受改造的時候，出現了一件意外：皮諾契特宣佈了新的管制條例。芝加哥學派受智利政府委託，在智利推行自由經濟制度，結果卻一敗塗地。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紊亂，以及反抗組織大團結。這是反抗組織首次結合在一起，凝聚的力量不容忽視，連社會上最進步的中產階級，也加入各個合法或不合法的反抗組織，共同進行為時一天的總罷工。這次行動展現了人民的力量和決心，也觸怒了皮諾契特，結果就公佈了新的管制條例。
如果情況一直不改善，九月十一日事件必然重演。皮諾契特恐嚇道，明顯的暗諷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十一日，他在經濟混亂中，顛覆薩維多．阿葉德政府。
就拍片而言，新法規對我們有利，畢竟我們不是只想拍一些表面的東西。可是，戒嚴之後，我們周遭的監視會更嚴密，鎮壓會更殘暴，因為宵禁的關係，工作時數也會大幅縮短。反抗組織內部的人衡量過利弊得失，決定計畫照舊。我們仍然在預定日啟程。
★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尾巴
我回到馬德里，預備出發，卻遇到首次的考驗。過去幾週，我一直努力著要變成另外一個人，也一直沒有和伊莉及三個孩子碰面。當時大家一致認為，我不需要把此行透露給家人，免得臨行時，場面不勝唏噓。起先我們以為，我的家人不知道這件事，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後來我們才發現，並不盡然如此，最起碼，沒有人能代替伊莉，做個最好的後盾。她也是現成理想人選，能夠來往馬德里和巴黎之間，巴黎與羅馬，甚至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接運我運出智利的片子。而在必要的時候，她還能設法籌到款項。
我回到馬德里做一些最後準備，孩子們逐漸發現我變了。凱特琳娜在我房間發現新衣服，都不是我慣常穿的，她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好奇，我別無選擇，只有集合孩子，把事情全盤說出。他們聽著，臉上有欣喜也有一絲參與感，彷彿我們又像平常一樣，坐在一起杜撰電影故事，一時間都溶入其中了。後來他們到機場送行，見我一身烏拉圭富人裝扮，才更加領悟，這部電影不僅真實，而且危險。不過他們仍然一致表示支持，還要我代他們玩一個遊戲。
千萬別忘了。他們說，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子尾巴。那是我們玩過的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必須把尾巴釘到紙驢子上。
沒問題，算算預計拍攝的膠卷長度，我答應下來，那條尾巴會有兩萬呎長。
一星期後，我和依蓮娜順利到達聖地牙哥。途中我們特別經過七個歐洲城市，好讓我適應新的身分。我護照上的姓名及資料都是真實的，是一位烏拉圭人所提供，他知道我們需要護照，就提出來做政治奉獻。我們僅只取下他的照片，代以我偽裝後的照片。舉凡我的襯衫上，公事包上，文具用品上，都印有護照主人的姓名，或是名字縮寫。我練習了幾小時後，也能夠非常順暢的簽出他的名字。遺憾的是，我們時間不夠，沒有申請信用卡。這是蠻嚴重的疏忽，以我偽裝的身分而言，動輒掏出現金購買機票，並不是合理的事。
我跟依蓮娜之間衝突不斷，換做真正的夫妻，早就分手了，但是我們卻強裝幸福，像一對不懼衝擊的儷人。我們必須共同構思，捏造屬於兩人的回憶，其中有趣事，有糗事，有各自的嗜好，也有共同的品味。我們把所有資料放入腦中，一一儲存。我們競競業業，絲毫不敢疏忽自己的任務。我當時曾想，即使有人分開訊問我們兩個人，得到的答案大概也是大同小異的。我們杜撰的故事大致如下：我們是導演，任職廣告公司，我的總公司在巴黎，來這兒是拍攝香水促銷廣告，以備明秋歐洲播放。選擇智利做拍攝背景，是因為這裡隨時可見四季不同的氣候，既有熱帶沙灘，又有冰天雪地。依蓮娜穿戴上昂貴的歐洲服飾後，流露出一種自信幹練的風情，跟她在巴黎的時候，簡直判若兩人。那時候她披散著長髮，穿格子襯衫，一臉無邪的表情，活脫脫是個女學生。而我，也終究在一個偶然機會裡，習慣了自己的商賈面貌。有一天，我經過商店櫥窗，看到鏡子裡自己的倒影，那時候，巴黎的房子離我老遠，指導員也離我老遠，然而鏡子裡的人，卻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個人。真是奇怪，我心裡在想，如果我不是我，一定就是這個人。當時，我身邊除了一本翻爛了的小說，沒有任何東西屬於原本的那個自己。小說是阿利喬．卡本提耳的名著《消失的足音》。過去十五年來，只要出門旅行，我的行李中一定有這本書，唯有如此，我對飛行的恐懼才得稍減。不過這一次，除了飛行的恐懼，我還得進出各國國際機場，不斷承受折磨，希望早些剷除我心中對於假護照的緊張與不安。
第一次通關是在日內瓦。雖然最後一切順利，那次嚴酷的考驗，卻讓我永遠難忘。移民官非常仔細的檢查護照，幾乎到了一頁一頁翻的地步。翻完後，他拿著護照上的照片，比對我的臉，我舉目向他回視，心裡太過緊張，連呼吸都摒住了。第二次經歷這種頭暈目眩、心跳不已的感覺，是飛機降落聖地牙哥機場的時候。經過十二年，我終於又呼吸到安地斯山脈的清新空氣。機場大廈的正面，懸掛著一個巨大的標語牌：智利在安定、和平中求進步。我看看手錶，還不到一小時，宵禁就要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