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榮耀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劃分方法，商代後期是自盤庚遷殷開始至商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而作為分界的標誌遺址就是著名的安陽殷墟。縱觀殷商的興亡史，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其都邑之頻繁遷徙，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裡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處去，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近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作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彙總如下表：
商湯：《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皆載在亳。
仲丁：《尚書序》載在囂、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器、《史記•殷本紀》載在隞。
河亶甲：《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皆載在相。
祖乙：《尚書序》載在耿、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庇、《史記•殷本紀》載在刑。
南庚：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奄、《尚書序》與《史記•殷本紀》無說。
盤庚：《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載在殷、《史記•殷本紀》載先都河北，後渡河南，湯之故居。
由於文獻的說法不同，自漢代之後的研究者也就眾說紛紜，難有一致的結論。當然這個爭論主要是相對各王遷徙的具體方位而言，對總體上的後五，並無非議，還是給予肯定的、不過這後來的五次遷徙與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質上的不同。前八遷是商族建國前氏族部落之流動遷移，後五遷則為殷商王都的遷徙。按《竹書紀年》的說法：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雖然學術界對這個七百七十三年之數是否真實表示懷疑；但基本上都相信，商代自盤庚遷至殷之後，直到商王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內，再也沒有遷過都城了。
關於殷都屢遷的原因，自漢以來有多種說法，但很難令人滿意。而對於盤庚遷殷之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後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這三篇頗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載，卻在《尚書》中保存了下來。這是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依據。現在看到的《盤庚》三篇，雖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後代的成分，但其基本內容為殷代史實似無疑義，其中史料價值之高是學界所公認的。三篇均為盤庚告諭臣民之辭，共計一千二百餘言，為商代遺文中篇幅最長者，它詳細記錄了遷殷前的準備工作以及遷殷後的政策措施，從三篇的記載可以看出，盤庚的這次遷殷，幾乎遭到了舉國上下的強烈反對，在這強大的阻力面前，盤庚也顯示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帝王氣概。對於貴族大臣的傲上和離心，盤庚在遷殷前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荒失朕命；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汝有戕則（賊）在乃心。（盤庚中篇）這一連串的指責表明，當時商王朝面臨的處境是很危險的、如不聽盤庚的命令後果極其嚴重。於是，在盤庚向貴族大臣們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賢腸的勸說動員、威逼利誘之下，臣民們才不得不隨他一同從河北渡河南，來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居下來。
盤庚一意孤行，強迫臣民遷徙的原因，自漢之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推測和說法。有的說是為了去奢行儉，阻止貴族的進一步腐化墮落，頗像今日所說的反腐倡廉。有的說為了躲避水災水患。有的說是處對遊耕，遊農的考慮，即當一個地方的地力耗盡之後，為了改換耕地，不得不常常遷徙。也有的根據《盤庚》三篇的誥辭，得出《史記》記載九世之亂是促使這次遷徙的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王權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謂和，時刻面臨著纂位、奪權等危險。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紛爭和政治動亂，盤庚才不得不做出遷徙的抉擇。當然也還有人說為了更有效地統治華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區，駕馭整個中原地區和四土方國，而安陽殷地還是理想的城址。
無論盤庚遷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舉動本身卻成為整個殷商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人屢遷動盪生活的終結，同時也使長期處於低靡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現了殷道復興的局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局面的出現，才有了後來包括盤庚在內的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餘年商代歷史的延續。
其八世十二王的世系如下：
1盤庚↓1小辛（盤庚弟）↓1小乙（小辛弟）↓2武丁（小乙子）↓3祖庚（武丁子）↓3祖甲↓4廩辛（祖甲子）↓4康丁↓5武乙（康丁子）↓6文丁（武乙子）↓7帝乙（文丁子）↓8帝辛（帝乙子）
前面已經說過，至遲在秦代，殷都已成廢墟，其具體地望和位置漸不被人所知。而關於殷墟的發現與發掘情況，前文也有較為詳細的敘述。需要略加補充的是，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這十二年內，由於抗日戰爭及國內戰爭的爆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對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發掘物品被運往臺灣。
一九五○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首先恢復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於西北崗王陵區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屬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規模宏大，墓中發現殉人七十九具和殉牲五十九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莊等地進行了發掘。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設了安陽考古工作隊，一九五九年又設立了工作站，開始對殷墟進行長期的連續性地發掘和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中國國務院宣布殷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劃出了保護範圍。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安陽考古隊一直在一般保護區內做工作，並發掘了部分鑄銅遺址、鑄銅作坊、製骨作坊、圓形祭祀坑、車馬坑等遺址。一九六六年，由於文革爆發，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恢復。在之後的卅年中，考古人員對殷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許多重要遺跡及遺物，特別是婦好墓的發現，震驚寰宇，使安陽殷墟的發掘再度步入輝煌。
一九七六年，著名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考古人員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約一百公尺處發現了婦好墓。墓壙呈長方型豎穴，南北長五•六公尺，東西寬四公尺，深七•五公尺。墓葬未設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築基址的痕跡，據推測可能是一座用於祭祀的墓上建築。
由於此墓埋壓在殷代文化層之下，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因而雖歷經幾千年滄桑未遭盜掘。墓中除發現十六個殉人和六隻殉狗外，還出土了銅器、玉器、骨器等大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一千九百廿八件，其中銅器的總重量達一千六六廿五公斤。在二百一十件青銅禮器中，不少器類都是前所未見的重器。而大多數禮器上都鑄有銘文，為考證墓主身分、墓葬年代，研究隨葬品的組合，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婦好墓是唯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並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分的商王室墓葬。有專家認為婦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廟號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所稱的妣辛。
從出土的甲骨文來看，婦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辭中有較多的記載，她生前曾參與國家政事，從事征戰、主持祭祀，地位相當顯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問婦好來歸與否及關心婦好奴隸逃亡的記載，還有婦好一次向商王貢入五十隻寶龜的紀錄。商王武丁還多次占卜婦好懷孕生子之事，並為她舉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等。當然，還有學者認為，婦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屬殷墟文化第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時。
不論以上兩種觀點哪一種更接近史實，婦好墓的發現和發掘，無疑是廿世紀中國境內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對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殷墟自一九二八年首次發掘以來，有數十座宮殿遺址、十餘座陵墓和十多萬片帶字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卅萬平方公里的殷墟範圍內被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響，而且對中國歷史的斷代研究起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置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並由殷瑋璋負責研究任務。
殷瑋璋，一九三六年生於上海，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主修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後參加、主持過安陽殷墟、二里頭、銅綠山、琉璃河等遺址的發掘。由於他的考古經歷和在學術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學家特邀其參加早期研究計畫的制定，並聘他主持商代後期年代學的研究工作。
要對殷墟文化進行斷代研究，首先要解決其文化的分期問題。殷墟自盤庚作為都城至紂王共延續了二百多年，在這樣長的歷史時間內，文化會不斷發生變化。從殷墟發掘七十餘年的實際情況看，地下文化層的堆積極其豐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類別、器形及質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層次進行分期。
在殷墟初期的發掘中，李濟等考古學家曾對小屯地下的文化層進行過嘗試性分期，但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學術水準，只能區分出早於殷文化的仰韶和龍山文化及晚於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現代堆積，對殷墟階段的商文化未進一步進行綜合性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發掘和研究者董作賓在甲骨文方面加以劃分。直到一九五○年代中期，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根據建國前殷墟遺址的地層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並把它與鄭州二里崗商文化連接了起來。一九五九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根據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將殷墟文化分為早晚兩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一九六○年代，鄒衡又根據建國前後殷墟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銅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組，並參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初步估計出各期的絕對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屬盤庚、小辛、小乙時代。
殷墟文化二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時代。
殷墟文化三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三、四期，即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文化四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時代。
由於殷墟中發現了大量甲骨文，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據商王來區分時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據陶器與甲骨文的共生關係來確定殷墟各期的文化。一九六二年之後、安陽考古工作站的鄭振香、楊錫璋、劉一曼等考古學家，根據大司空村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結合甲骨文字研究，發現大司空村一期約相當於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約相當於武丁後期和祖庚、祖甲時期，大司空村三期約相當於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大司空村四期約相當於帝乙、帝辛時期。
從鄒衡與安陽考古工作所對殷墟文化分期來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對各期絕對年代的估計稍有不同，但基本上一致。隨著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檢驗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為商後期文化分期的標尺。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工程提出的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的目標，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錫璋為課題組長的考古專家們、積殷墟幾代學者七十年發掘、研究之經驗，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將殷墟文化四期進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對應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本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晚段尚未發現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計與祖庚、祖甲時代相當。
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四期：約當帝乙、帝辛時代。
顯然，從上述所提出的工程專題任務而言，並非簡單地將殷墟文化作個劃分就算完成，更重要的，是對所作分期正確與否的檢驗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實現這個目的，關鍵在於能否在各期遺存中採集到足夠的、可用於碳十四定年的系列含碳樣品。從理論上說，如果楊錫璋、徐廣德、劉一曼等學者對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麼在各期中所採集到的碳十四定年標本，其所得資料也應與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透過對兩個年代序列的對比，不僅可以檢驗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後期的年代架構，並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間各王相對準確的年代提供依據。
有鑑於此，楊錫璋、徐廣德等專題組人員，先從歷年發掘所積累的資料中選出部分樣品，又於一九九七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墳南地和東南地作了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達六千多平方公尺，取得了五十餘個含碳樣品。但是，當這些樣品送往北京後，仍然不能滿足碳十四定年的需求，特別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樣品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於是，工程的科學家們經過研究，決定繼續提取樣品，並派出課題組負責人殷瑋璋和碳十四定年專家仇士華赴安陽，和專題組的楊錫璋、徐廣德等考古學家共同討論取樣的要求和方式：
一、所採選的各期含碳樣品必須出自有隨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遺物的灰坑等單位，使這些含碳樣品及其所在單位的年代判斷做到有根有據，一旦用這些樣品進行定年，就將這些共存遺物與所定年代一起發表，做到有據可查；
二、取樣各單位在時間上應有先後，使這些含碳樣品構成系列；
三、取樣單位的其他含碳樣品也應妥加保存，供需要時提取；
四、由於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標本相對較少，下一步應以獲取一、四期系列樣品為重點，並至洹北三家莊等地考察選點。
根據已達成的共識，專題組人員在安陽考古工作隊的安排下，於一九九七年秋至一九九九年秋，在殷墟的三家莊東地、花園莊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幾個地點作了不同規模的發掘，並取得了一批含碳樣品。經過三年的努力，專題組從殷墟十二個地點，共採集含碳樣品一百一十一個，大致上滿足了碳十四定年的需要。由於發現材料增多，專題組便將原來所劃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稱三家莊階段，並從第一期中劃分出來，原第一期晚段改稱第一期，並據此推定為武丁前期遺存。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專題組人員為尋找樣品，在洹水北岸幾個地點勘查與發掘過程中，偶然中發現了總面積達四百萬平方公尺的商代城垣。這是整個廿世紀發現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規模最大的一個。這一發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震動。
對殷墟各期採集的樣品作常規碳十四定年，經樹輪曲線校正，得到廿四個系列樣品的日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
殷墟文化一期；人骨、獸骨等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三七○年至前一二三九年。
殷墟文化二期；人骨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五五年至前一一九五年。
殷墟文化三期；人骨樣品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五年至前一○七○年。
殷墟文化四期；人骨、木炭等樣品五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八七年至前一○三六年。
從碳十四定年資料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為西元前一三七○年，最晚為西元前一○三六年，一期文化與四期文化之間的總跨度為三百卅四年。
貞人的發現與甲骨分期
自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發現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甲骨文出土約十五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三萬四千八百四十四片。一九三七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有小屯、侯家莊南地、後崗三處。一九五○年代以來，隨著考古研究的蓬勃發展，甲骨文出土的地點不斷擴大，除上述三個地點外，在四盤磨、薛家莊南地、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墳東地、劉家莊北地等八個地點都出土了刻辭甲骨。殷墟的發掘，肇始於對甲骨文的辨識和釋讀，而自殷墟發掘之後，對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的範圍內科學而深入地展開。一時名家輩出，大師雲集，遂使甲骨學繼羅振玉、王國維之後，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事實上，早在殷墟發掘之初，董作賓也開始系統研究甲骨文，不斷地推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九二九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要對殷墟出土的龜甲作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第三次殷墟發掘的第二階段，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著名的大連坑內出土了大版四龜。董作賓對這十分難得的材料進行了長時間的細心研究，並於一九三一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論文《大版四龜考釋》，奠定了甲骨文斷代體系的基礎。他指出，甲骨文在二百餘年間，經過了七世十一王，這七世十一王的卜辭，必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斷代的工作，也就應運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時代的卜辭，還他個原有的時代，那麼，卜辭的價值便更要增高，由籠統的殷人二百年間的卜辭一躍而為某一帝王時代的直接史料了。在這一研究基礎上，他進而提出甲骨文斷代的八項標準：斷代之法，應從各方面觀察而求其會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數種：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項；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七、用字；八、書法。
在甲骨刻辭的前辭中，經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貞的字樣。對於卜和貞之間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疑為官名者，有疑為地名者，有疑為所貞之事類者。董作賓根據大版四龜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辭，論定卜貞之間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這個發現，不僅使甲骨卜辭能夠順理通讀，而且為甲骨文的斷代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
當時正在日本進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從董作賓的貞人說中受到很大啟發，他說：曩於卜貞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頗若鑿破鴻濛，凡是同見一版上的貞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如上列第四版，貞人共有六個，在九個月中，他們輪流著去貞旬他們的年齡無論如何，必須在九個月內是生存著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過五十年。透過同版共見的貞人間的聯繫，再結合其他斷代標準，就可能把數以萬計的甲骨卜辭分列各個王世之下，使殷墟二百多年的甲骨卜辭各歸其主。董作賓的這一發現，為甲骨學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一九三三年，董作賓又將其甲骨文斷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諸世。這篇洋洋十萬言的宏文，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著作，它標誌著甲骨文的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董作賓在《大版四龜考釋》的基礎上，經過深入而嚴謹地研究，創立了科學而縝密的甲骨文斷代體系，這就是通行半個多世紀的十項標準和五期說。所謂十項標準，即：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在此十項標準中，最重要者為世系、稱謂和貞人，由世系可知稱謂，由稱謂可確定貞人屬於某一王世，此三者實為甲骨文斷代的第一標準。由此三者推演互證，則又有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等六標準。坑位可以證同出卜辭之時代，然非親與發掘工作者不易用之，故只能作為斷代的輔助標準。根據這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墟二百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個時期如下：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郭沫若對董作賓的斷代體系給予高度評價：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對其貞人說尤為推崇：多數貞人之年代既明，則多數卜辭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貢獻誠非淺鮮。
無庸置疑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甲骨學史上，董作賓的研究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正如著名甲骨學者嚴一萍所說：五十年來，經過無數學者的鑽研努力，而能夠提綱挈領建立起甲骨學體系的惟有彥堂先生，今天的十萬片甲骨離不開這個體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為一種專門學問的基礎。這些話對於董作賓對甲骨學所做的貢獻並非謬讚。一九四九年，董作賓到了臺灣以後，受聘為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專著十餘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為其代表作，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
綜觀安陽殷墟自一九二八年科學發掘以來，甲骨文不斷發現，其中較為著名的除一九二九年的大龜四版與一九三一年在小屯村北發現的卜甲二八五片、卜骨四片外，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小屯東北地發現了H127坑，坑內出刻辭甲骨一萬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卜甲一萬七千零八十八片，卜骨八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三百版。據研究，這是武丁時代埋放甲骨的窖穴。甲骨文的內容非常豐富，對甲骨文與商代歷史等的研究有重大意義。
一九七三年在小屯南地發掘中發現刻辭甲骨五千三百卅五片，其中卜骨五千二百六十片，卜甲七十五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辭卜骨近百版。這批甲骨出土時多有明確的地層關係，並與陶器共存，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一九九一年秋天，在花園莊東一百多公尺處發現了一個甲骨坑，編號為花東H3，出土了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其中卜甲一千五百五十八片，上有刻辭的五百七十四片、卜骨廿五片，上有刻辭的五片，共計刻辭甲骨五百七十九片。尤其珍貴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刻辭卜甲達三百多版、刻辭內容較集中、主要涵括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甲骨學者根據甲骨出土的地層關係、共存陶器及卜辭內容判斷，此坑甲骨屬武丁前期。
殷墟的發現與甲骨文的研究，把中國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但甲骨文絕大多數是卜辭，是王或王室貴族占卜的紀錄，要依靠甲骨文恢復商代社會的原貌有一定的局限性。陳夢家等甲骨文學者在董作賓提出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的基礎上，將甲骨文進一步分組，凡屬於同一位貞人所占之卜辭，都歸為一組，如賓組、曆組、黃組等，並建立了區分其年代先後的學說。新的研究顯示，甲骨年代並不完全按照王世劃分，有時可以跨越兩王，如以前被認為是武丁甲骨的賓組卜辭，實際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對準確判定甲骨月蝕的順序，進而回推其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殷墟甲骨的定年
由於殷墟甲骨文已經有了比較成熟和準確的分期斷代標準，選擇分期明確、有斷代價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質譜儀進行系列碳十四年代測定，就成為一種可能。
早在一九八○年代末，北京大學正在裝配備加速器質譜儀之時，參加安裝工作的郭之虞，就為這種高精度的儀器在未來運用的方向上作過周密的思考和探索。在這不斷的探索與思考中，他想到了加速器質譜儀可以用於考古學上，用以測量木碳、小米、人骨、獸骨，繼而想到了安陽殷墟出土的無字和有字甲骨。按照他的設想、如果能測量這些甲骨無疑將是一件極富意義事情，並對殷商年代的斷代研究將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價值和影響絕不比杜林裹屍布的測定遜色。這個宏偉的構想一經出現，他便開始為此設法努力。一九九○年，他被北大校方派往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考察，對方有一個加速器質譜儀實驗室，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為了檢驗對甲骨測量的可行度，臨走之前，郭之虞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主管協商，從所裡收藏的六片有明確分期的無字甲骨中，每一片取下如同指甲蓋大小的一塊，帶往瑞士進行加速器質譜儀測量。令他驚喜的是，甲骨不但可以測量，且測出的結果跟預期的年代基本吻合。也就是這次並未公開的成功試驗使他對未來利用加速器質譜儀為甲骨的定年充滿了希望。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時，專家們就已考慮到利用加速器質譜儀對殷墟甲骨進行測定的方案。經過反覆論證，用加速器質譜儀測定甲骨的方案終於得以施行。
工程對殷墟甲骨定年所設置的目標是，用改裝後的加速器質譜儀，對各期、各組有字卜骨進行定年，對照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研究，將測得的資料轉換成日曆年代，進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對樣品的選取條件制定了五條嚴格的標準：
一、卜辭中有稱謂，時代明確者。
二、有天象紀錄（如日、月蝕）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層關係明確者。
在以上諸多條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選。
殷墟出土甲骨多達十五萬片，要從中選出符合以上條件者，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過，這次選擇不是直接到甲骨收藏處一件件查找驗看，而主要是依靠《甲骨文合集》這部著作來查尋。
自甲骨文字發現以來，由於古董商人和外國勢力的染指，這一中華民族的瑰寶已經流散到了十二個國家和地區。不僅數量繁多，且分散零亂。就是在中國大陸，也有幾十個單位和私人收藏，遍及許多大學、博物館和科學研究單位。任何一位研究者，都難以窺其全貌，這無疑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早期的甲骨學家董作賓先生就曾提出過整理甲骨之事。然而，這是一項巨大的系列工程，非以國家的力量，眾人合作才能完成。所以，一九五六在制訂科學研究十二年規劃時，胡厚宣提出了編纂《甲骨文合集》這一構想。
胡厚宣，一九一一年出生於河北省望者縣，自幼勤奮好學，對中國古史、古文獻尤具濃厚興趣。一九二八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一九三四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其時正值史語所對安陽殷墟進行大規模發掘，胡厚宣參加了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科學發掘。兩次發掘共揭示十座王陵大墓和一千二百多座小墓，當時年僅廿四歲的胡厚宣主持了M1004號大墓和著名的H127號甲骨卜辭坑的發掘。從這時起，胡厚宣開始了甲骨學研究，並於一九四二年完成了《甲骨學商史論叢》論文集。這部書一舉奠定了胡厚宣在甲骨學商史研究上的地位。為此，海內外著名的《詩經》專家、傑出的《楚辭》研究者陳子展寫下了絕妙的傳世名句：
堂堂堂堂，郭董羅王，觀堂沉淵雪堂化，彥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見，胡君崛起四君後，丹甲青文彌復光！
當一九五六年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並起草科學研究十二年遠景規劃時，胡厚宣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身分，應邀參加了規劃的起草任務、也就在這次規劃中，他提出了出版《甲骨文合集》的意見。這個意見不僅被採納，還列入了歷史科學資料整理重點專案之一。同時，由於胡厚宣在甲骨學研究中獨一無二的學術地位，國務院決定調胡厚宣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負責《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工作。
一九五六年秋，天胡厚宣離開相伴十年的復旦大學，來到北京歷史研究所，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主持這一工作。一九五九年歷史所內成立了以郭沫若為主任的編輯委員會，先秦史研究室成立編輯工作組，由胡厚宣兼工作組長。
一九六一年組織各方面力量正式組成十多人的編輯群，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開始了合集的編輯工作。
為了盡可能地讓資料完整，編輯組除了掌握已著錄甲骨文的全部書刊之外，對全國各地各單位所收藏的甲骨也都實地探訪。對流散到國外的甲骨文資料，則盡量利用出國訪問或講學的機會加以收集，或請外國友人和出國考察的其他專家幫助蒐集。為此，胡厚宣先生跑遍了全國廿五個省市自治區、卅八個城市、九十五個單位、四十七位私人收藏家，凡有收藏甲骨的地方，他幾乎都跑到了，凡是國內收藏的甲骨也大多都摸遍了。文革動亂期間，《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工作被迫停止，全部甲骨資料也險遭毀壞。郭沫若託人帶信給胡厚宣，說這些東西不能毀，一定要保存好。在胡厚宣的關注下，將這些資料裝箱封存、先運到河南，又運到陝西，藏進山裡，才得以保存下來。編輯工作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再度恢復。經過科學的整理辨偽、去重、綴合、最後精選出在文字學和歷史學上具有一定意義的甲骨達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六片，編輯成書。編排體例首先依照目前學術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將甲骨文資料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武丁時期；第二，祖康、祖甲時期；第三，廩辛、康丁時期；第四，武乙、文丁時期；第五，帝乙、帝辛時期。
一九七八年，凝聚著數位學者心血的著錄《甲骨文合集》誕生了。一九七九年陸續付印，到了一九八三年，十三巨冊的印刷出版全部完成。《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是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的一次大總結，它反映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為以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學的資料，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由於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專門負責文獻資料庫專題的羅琨教授以前在歷史研究所參加過《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工作，對有關情況比較熟悉，工程領導小組決定甲骨文樣品的選取由羅琨教授負責。
劉一曼、曹定雲等學者，對照書中的甲骨拓片，經過一個多月的認真核對，縝密篩選，嚴格鑑別，終於選出了三百多片符合條件的甲骨。但在這三百多片中，許多條件優良者並不在國內，而且是分別收藏於英國、日本、美國等地。如甲骨文天象中，比較明確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蝕卜辭。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豆，以丷代一）（編者注）庚申兩次月蝕記有月名，是研究的重點。乙酉月蝕兩版都是龜腹甲，庚申月蝕即有月名和蝕的時間範圍，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蝕的定年，對斷代工程就顯得格外重要。遺憾的是，兩片有月蝕紀錄的甲骨均藏於英國的博物館。很顯然，要讓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收藏的甲骨拿出來測量是不可能的，無奈之下，只好放棄國外和臺灣等地的甲骨收藏。經初選、複選最後確定保存於國內的甲骨一百五十片用以定年。
（編者註）本書如遇無法顯示的中文字時，其表達方式如下例；表達閱為：（間，以兌代日）。
為慎重起見，工程利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做了取樣實驗後，對各地的甲骨取樣做了嚴格的規定：一、不傷及刻辭卜骨上的文字；二、不傷及卜骨背面的鑽齒痕跡；三、盡量從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樣；四、取樣部位要修補上色。這四項規定的優點是：既不影響原件的研究價值，也不影響陳列和收藏；甚至還因年代的鑑定，使其收藏價值更高。後來，為了使甲骨取樣工作順利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報請有關方面批准，由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文物局、社科院等四部門聯合發出如下文件：
關於協助做好夏商周斷代工程
甲骨取樣工作的通知
各有關單位：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國家九五重大科學研究專案、其主要目標是：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採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多學科聯合攻關，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編制出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代表。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國務院領導的關心支持下，經過跨學科領域的專家和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進展的計畫，一九九八年將重點對有關考古發掘樣品進行碳十四測定工作，以及用加速器質譜法對經過分期的殷墟甲骨進行定年。
目前，夏商周斷代工程專案辦公室根據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國務院會議的精神，已從分藏於十八個單位的、歷年出土的殷墟甲骨中選出二百廿片作為定年的預選標本（見附件），有關工作人員將於近期赴各有關單位，從上述標本中選一百五十片進行取樣。根據加速器質譜儀法定年需要，每片甲骨取樣約一克左右。
取樣的工作人員應根據國家有關法規的要求，以對祖國文物高度負責的態度，精心謹慎地取樣。取樣的部位原則上在甲骨的邊緣，以不損傷所刻文字為原則。取樣後必須施行修復，使甲骨恢復原貌。
為此，請各有關甲骨收藏單位積極配合，使甲骨取樣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特此通知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
由於甲骨屬於國寶級文物，極其珍貴，取樣時必須小心謹慎，盡量將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為此，工程領導小組專門派甲骨學專家劉一曼、曹定雲、黃天樹等人，與考古所技術室的文物修復專家一道赴各收藏單位提取甲骨樣品。按照加速器質譜法的需求，每片甲骨中採樣一至一•五克，約相當於指甲蓋大小即可滿足測量需要。劉一曼等甲骨學者找到所需樣品後，在適當位置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塊，然後文物修復專家立即用石膏等材料對殘缺部分進行修復，並使修復後的甲骨無論是顏色還是形狀都跟原來相同。當然，正是由於這些甲骨屬國寶級的文物，各收藏單位才如同從自己身上剜肉一般難以割捨。經過幾番協商努力，最後工程終於採集到一百零七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樣品。
如同當年測定杜林裹屍布一樣，用加速器質譜儀進行甲骨定年，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大膽的科學嘗試，也是世界首創，它的成敗不僅關乎工程本身，以世界加速器質譜學的應用與發展而言，也將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因而，加速器質譜儀定年專家在處理甲骨樣品時慎之又慎，只怕產生半點閃失。
就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法而言，無論是所測木頭還是骨質樣品，都要經過事先化學處理這一環節，而對有字甲骨的測定，這個環節就尤其顯得重要。為此，工程特設了骨質樣品的製備和研究專題，由北京大學碳十四定年製樣實驗室的原思訓教授主持。
就在工程決定用加速器質譜儀法測定甲骨之時，和加速器質譜儀測量設備配套的北京大學碳十四定年製樣實驗室的原思訓教授，便率領助手開始了製樣方法的研究與製樣設備的改進行和更新工作。
原思訓，一九三四年生於江蘇徐州市。大學時，他被分到並不甚愛好的北京大學化學系，但大三時，因為中國準備自己動手搞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衛星），他又取得化學系同意，轉入原子能系（後改技術物理系），主修放射性化學。一九五九年畢業後，他本想隨大部分同學奔赴酒泉和西昌基地從事兩彈一星的研究製造，校方卻決定將他留在系上任教。一九七三年北大歷史系籌建碳十四定年實驗室，他被調入歷史系，負責製樣實驗室的策備工作。一九八三年，隨著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獨立建系，他和他主持的實驗室又歸屬於考古系之下。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原思訓積幾十年學術經驗，和助手們一起為進一步改善實驗室技術裝備，四處購置設備，研究測定方案、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改善了一個與加速器質譜儀配套的中國第一個高品質的定年製樣實驗室。使中國的加速器質譜儀和碳十四定年技術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並為中國加速器質譜儀和碳十四定年技術在各學科的廣泛應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原思訓教授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碳十四定年樣品製備與研究專題組，在工程進行中所做的要工作是：
一、對木炭、木頭、骨頭等樣品，特別是骨質樣品碳十四定年中的分離與純化做了深入研究，經前處理分離、純化得到的定年樣品成分能夠滿足高精度定年要求。
二、建成了用元素分析儀作燃燒、分析與製備裝置的加速器質譜儀定年用二氧化碳製備系統。
三、建立了四套合成石墨裝置。
四、研製成功樣品氣體回收系統。
五、至一九九九年底共製備石墨樣品五百一十四個，其中斷代工程定年石墨樣品二百七十四個。
就以上五項工作而言，如果不是這個專業領域的人很難看出個門道，它的深奧難懂，就連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專家組成員也為之大感頭痛。這裡需要略作解釋的是，比如一塊木頭還是一塊骨頭樣品，都不能直接用加速器質譜儀法測量，加速器質譜儀測量的是碳元素，不是木頭、骨頭本身所含的其他元素。而碳元素又包含在其他元素之中，如同小米、綠豆、大豆等煮成的八寶粥。如要測量小米，就需要將小米從這一鍋粥中分離出來，這就是原思訓教授和助手們要做的第一工作。若專業一點來說就是先去掉樣品的無機部分，留下有機物，有機物經過燃燒變成二氧化碳。因為加速器質譜儀所要的還不是一般的碳樣品，必須是經過燃燒後變成如鉛筆芯那樣的石墨碳，即純碳，方可測量。於是便有了元素分析儀燃燒裝置的研究和組建。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於來之不易的珍貴甲骨樣品，如果在燃燒過程中出現差錯怎麼辦？這就又有了後來研製成功的樣品回收系統，一旦在操作過程中出現問題，還可將已燃成氣體的甲骨樣品重新回收還原，再做第二次、第三次應用，這樣就避免了一失燃成千古恨的遺憾。
在專題實施的初期，有一個問題令原思訓教授困惑不解，就是在已測出的幾片甲骨中、其年代明顯早於考古學家對殷墟的分期，有的甚至比考古學家預期的年代早二百至四百年。這個結果使得工程專家組對加速器質譜儀，定年的準確性和可信度提出質疑，同時也讓原思訓和負責加速器質譜儀定年的郭之虞大傷腦筋。對比其他樣品的定年結果很明顯，甲骨定年突然出現了這樣大的差距，絕不是機器設備的問題，癥結肯定出在某個環節的操作上。那麼到底是哪個環節呢？經過反覆比對、檢查、思索，原思訓認為問題可能出在以下幾方面：
一、所測有字甲骨樣品，其骨頭的存放年代與刻字時間並不同步，或許一塊骨頭在存放了二百年之後才拿出來占卜刻字，這樣骨頭的實際年代自然要比刻字年代早二百年。
二、在安陽殷墟的發掘過程中，所出甲骨並不是全部完好無損，有相當一部分在出土時已成碎片。為了保持甲骨的完整，考古人員用黏接劑（如五○二膠）將甲骨碎片重新黏接起來。由於有了黏接劑的滲入，所含碳元素中便不可避免地滲入了其他雜質，所定年代自然就出現了大的誤差。
三、甲骨在出土前，由於地下水、泥的侵入，使含碳元素受到污染。同時，在出土後的流傳過程中，由於拓片、觀摩等原因，沾染了其他物質成分，如煤、石油等，這些同樣使甲骨中的碳十四受到污染，因而造成較大誤差的出現。
根據以上三種推測，原思訓一邊調查真實原因，一邊研究相應的對策。但調查的結果跟他的推測並不太一致。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有字甲骨不可能是在收藏二百年後才拿出來占卜刻字，收藏時間一般應在幾年或最多十幾年，大多數應該是將牲畜宰殺後不久即用來刻卜辭的。故第一種推測不可能成立，另外又根據曾到各地採集甲骨樣品的劉一曼、曹定雲等甲骨學專家透露，他們在採集樣品時，沒有取黏接的那些部分，而是照著完好部位切取的。如此看來，這第二種推測似乎也難以成立。至於第三種推測，則無人能說得清楚了。
儘管如此，原思訓經過深入分析認為：第一種推測可以排除，但第二種似不應完全排除，即使採集甲骨樣品的專家在採集時，割取的甲骨是完好的那一部分，但黏合劑也可能透過化學反應滲透到這個部位，造成碳元素的污染，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污染，出現大的誤差就不足為怪了。根據以上情況，原思訓研製出了一套去除、分離黏接劑和外來污染物的方法，使碳元素得以純化。這個程序完成後，再交加速器質譜儀進行測定，所得數據見下表：
甲骨系列樣品分期及加速器質譜儀法碳十四定年資料
早於武丁；無字卜骨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三三八年至前一三一三年。
甲骨一期武丁早；卜骨（師組、午組、無字）等樣品五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三二三年至前一二七三年。
甲骨一期武丁中；卜骨（師賓間類、賓組）等樣品四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八五年至前一一二五年。
甲骨一期武丁晚；卜骨（賓組）、骨器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六○年至前一一九五年。
甲骨二期祖庚；卜骨（賓三）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三五年至前一一六五年。
甲骨二期祖甲；卜骨（無名組）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三五年至前一一六五年。
甲骨三期廩辛康丁；卜骨（無名組）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二○年至前一一二五年。
甲骨四期武乙文丁；卜骨（無名組、黃組、無字）等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一七○年至前一○八五年。
甲骨四期帝乙帝辛；卜骨（黃組、無字、羊肩頰骨）等樣品四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一○○年至前九二○年。
從甲骨樣品測定並擬合後的情況看，所得日曆年代與斷代工程確立的商後期年代期間基本一致。
三焰食日之謎
由於甲骨、銅器多為考古發掘而得，其中天象、曆日是當時的紀錄，而這些紀錄不像文獻記載，成書較晚，真偽摻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發現的銅器銘文中，除月相外，未發現其他天象。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紀錄就更加珍貴，其中的日月蝕紀錄，不僅對年代學研究尤其重要，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結果的重要依據。
在已發現的十五萬片甲骨中，被學術界認為可以用來推算的日月蝕紀錄有：
一、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蝕紀錄。
二、賓組卜辭中一條被釋讀為三焰食日、並認為是日全蝕見日珥的紀錄。
三、曆組卜辭中五條帶有干支、並且可能是日月蝕的紀錄，其中一條記日月有食，三條記日又哉，一條記月又哉。
在以上三種天象紀錄中，有關賓組卜辭五次月蝕紀錄的可信性，學術界沒有爭議。並且經學者們研究，這組卜辭屬商王武丁到祖庚時期。在三千多年前，於這一不太長的時間範圍內，竟有五次月蝕紀錄，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個奇蹟。在曆組卜辭中，關於卜辭的時代和所記是否為日月蝕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有較大爭議，儘管斷代工程開始後，學者們又進行了重新研究，但由於仍存異議，工程專家組決定，曆組卜辭的紀錄暫不用於討論商後期年代。用於工程討論的只有第一、第二種天象紀錄。
前面略有介紹，任何一個民族先民的語言和文字，跟後世相比都不是一致的，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都與當時流行的口語無關，或許是受到原始書寫工具的影響，做為一種如結繩記事一般純粹的紀錄文字，寫起來當然愈簡單愈好。中國古文獻上曾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經人易之以書契的記載。書契就是指刻在竹、木、骨、甲上的文字，已發現的甲骨文和最早的陶文就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或陶範、陶坯上，再進行翻鑄或燒製的。由於寫作工具的限制，一件事情不可能像現在一樣下筆千言，它需要言簡意賅，能幫助記憶就可以。如乙卯允雨就表示乙卯那天下起了雨。由於有些書契太過簡單，出土時有的又難以辨識，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釋讀的過程。如果對某字釋讀不準確，那就可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對於三焰食日這條天象紀錄，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就是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作為安陽殷墟最早發掘者之一的董作賓，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曆，他在研究大版四龜之時，就從第四版卜旬之辭中發現了殷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一九三一年他發表了《卜辭所見之殷曆》，對甲骨文中的紀日法、紀旬法、紀月法、紀祀法等殷曆的基本問題作了初步研究。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三年間，董作賓積時十載，潛心鑽研，終於寫出了鴻篇巨著《殷曆譜》，從而開創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這部著作中，董作賓曾舉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為商代日蝕的例證。這片卜甲的拓本後來發表於《殷墟文字乙編》之中。其卜辭為：
甲寅卜觳貞，翼乙卯易日。一。
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薦，雨。乙卯允明（念，以隹代心），乞（舀，以歺代爫），食日大星。
這裡，董作賓把卜甲上面卜辭的驗辭後半段乞（舀，以歺代爫），食日大星解釋為三焰食日，大星。之後的許多學者沿襲其說，並認為是一次日全蝕時出現巨大日珥的紀錄。著名天文學家劉朝陽在《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勢和今後出路》一文中，也認為這段卜辭為三舀食日，大星。照他的解釋，三舀就是三焰，乃為日全蝕或環蝕時在太陽邊緣可以看到的火焰，天文學上稱為日珥。當時安陽地方看到日全蝕，太陽正從光亮變為黑暗的一瞬，突有三個火焰在太陽邊緣出現，觀測者就以這三個火焰為日全蝕的主因，故有三舀食日的語氣。大星似指那離太陽很近，平時不易看到的八大行星之一的水星，所以這又可以說是水星的最早觀測紀錄。據劉朝陽斷定，這片卜甲是殷朝武丁時代的東西，並根據卜辭紀錄推算出這次日蝕發生於西元前一三○二年六月五日，它發生於乙卯日，而且水星幾乎就在那被蝕盡了的日面上出現，因而可使當時的觀測者看到這顆明亮的大星而覺得非常驚奇，遂連同那在太陽邊緣出現的三焰一併記錄下來。
董作賓、劉朝陽等人對卜辭的解釋，直到很多年之後，才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國天文學史》，即根據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之說，對此提出異議。同年，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在考證後，於《鄭州大學學報》發表文章，明確表示所謂三焰食日的卜辭實際與日蝕無關。但由於董作賓在甲骨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該版卜辭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謂三焰食日的卜辭位於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夾刻鑽鑿之間，且該處甲質疏鬆，在拓本上顯示了一片麻點，使字的筆劃難於確辨等等原因，在釋讀時難免出現誤解。故董作賓之說一直被大多數學者引用和予以推算。
李學勤，一九三三年生於北京，由於年少時便喜愛哲學，於是在一九五一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一般而言，一個年輕人進入大學並選擇了自己所喜愛的科系時，那麼他日後從事的職業和研究方向便基本定局。但是李學勤卻在主修哲學時，開始對古文字著迷了起來。一九五二年，他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殷墟文字綴合》一書的工作，這是他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發端。一九五四年初，李學勤調至歷史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間，他受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殷曆譜》的啟示，開始用排譜法對甲骨文進行整理研究，不同的是董作賓用曆法來貫串，李學勤則用地理來連貫。一九五九年，他平生第一部專著《殷代地理簡論》問世，這一年他廿六歲。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李學勤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談安陽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以敏銳的洞察力，注意到殷墟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如他在研究了山西洪洞坊堆的有字卜骨後認為，這些卜骨與殷墟卜辭不同，應是西周的遺物。當他研究了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的卜骨後，意識到可能與《周易》有關。由此，他指出甲骨並非殷人的特產並預料將來還會有更多的非殷代的有字甲骨出現。在以後的若干年裡，隨著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的許多地區都相繼發現了周代的甲骨，充分證實了李學勤的推論，西周甲骨的研究漸漸成為甲骨學中一個新的重要研究項目。
李學勤透過學術實踐，認為甲骨文的研究應當遵循考古學的方法，從分組分期入手。他於一九五○年代完成的幾篇論文，就是利用這一方法對甲骨文進行研究。他的兩篇論文《評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和《非王卜辭》，正是對卜辭作了更縝密的整理和劃分，得出在著名的YH127坑中，除絕大部分是武丁時期的常見卜辭外，還存在有五種非王卜辭的科學結論。但受限於當時的材料，他當時還維護董氏的文武丁卜辭說，這個觀點直到一九六○年之後才得以改變。
就在對殷商和西周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之時，李學勤注意力又投入到戰國文字的研究之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他相繼推出了《戰國器物標年》與《戰國題銘概述》兩篇體裁新穎、視點獨特、論證縝密的學術論文，文中將戰國時代的金文、璽印、陶文、貨幣文字以及簡帛等進行了綜性考察研究，這種研究角度和方法在國內尚為罕見，導致了古文字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的出現。
根據甲骨學家嚴一萍對所謂三焰食日卜甲所作的摹本，李學勤經過反覆考證後釋讀為：
在甲寅這一天，由觳貞問次日乙卯是否天晴，這是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據占卜的結果，判斷說：不要陳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時果然陰天，停止陳放祭品，上午吃飯的時候天氣大晴。
甲寅日又貞問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靈降禍。正貞辭附記王占曰卻沒有內容大概是武丁身體不適，活動中斷。反面貞辭改由王臣判斷，認為應該停止（歷，以余代厤）首一事，這無疑是為了照顧武丁的健康狀況。
李學勤在釋讀了這版卜辭之後認為：這條頗為著名的，幾乎被國際甲骨學界和天文史學界沿襲了半個多世紀的甲骨文日蝕材料三焰食日，與日蝕沒有任何關係。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將此條卜辭排除在商年代學研究的應用、參考之外。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條被認為是日月蝕的紀錄已連續排除了兩條，那麼只有第一條，也就是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蝕紀錄可以應用了。
天象甲骨文的回推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種月蝕紀錄可以看到，這五次月蝕最獨到之處是都記有日名和干支，分別為：
一、癸未夕月食；
二、甲午夕月食；
三、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月食；
四、壬申夕月食；
五、乙酉夕月食。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前，據學者們推算，這五次月蝕的年代有廿二家提出的四十種不同結果。由於乙酉夕和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兩次月蝕記有月名，因而將成為這次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研究的重點。著名天文學家張培瑜、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裘錫圭、著名甲骨學家常玉芝、劉一曼、曹定雲和古文字學家黃天樹、彭裕商等都對五次月蝕進行了深入研究。儘管學者們對五次月蝕發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異議，但爭議最大的則是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向）庚申月有食這條卜辭的紀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殷代月蝕的絕大多數學者都沿襲董作賓的說法，認為這次月蝕是庚申那一天發生的月蝕。但後來有德效騫、周法高兩位學者提出異議，並認為是己未那一天夜裡向庚申那一天凌晨過渡時發生的月蝕。很明顯，這前後二說對月蝕認識不同的關鍵點是取決對卜辭中己未和庚申兩個相接的干支日之間（豆，以丷代一）字的解釋。別看這個不起眼的（豆，以丷代一）字，卻對月蝕的推算起重大而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是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董作賓認為這個（豆，以丷代一）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騫和周法高則認為此字意味著中夜或連續到之意，且德效騫還基於商代紀日法是以夜半為始的觀點，推算出這次月蝕發生於公元前一一九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到廿八日，即安陽當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時五十三分，復圓在庚申日凌晨零時四十分。
除了董作賓、德效騫、周法高等學者之外，對於卜辭中的（豆，以丷代一）字，學者們有多種解釋，從常玉芝教授在其所著《殷商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釋有十數種。對（豆，以丷代一）字給予正確釋讀和考證出其含義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裘錫圭。
裘錫圭，一九三五年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一九五二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在復旦學習期間，對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講授的甲骨學、考古學等課業頗感興趣，並立志朝這方面發展。一九五六年畢業後，考入胡厚宣門下當研究生，並專門從事商代史和甲骨學的研究。不久，胡厚宣為編輯《甲骨文合集》事宜奉命調入北京，在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任主任，裘錫圭也以學生和助手的身分跟隨導師一同來到了歷史所，直到一九六○年底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當助教。次年二月，裘錫圭在《考古》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從此在甲骨學界嶄露頭角。
儘管後來隨著下放農村勞動、舊清等一連串的政治災難，使他遠離了平靜的書房。文革結束後，裘錫圭像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又回到自己的崗位繼續從事教學和研究。在以後的歲月裡，他超越了前輩們研究面偏窄的局限，在古代史、民族學、考古學、古器物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學科都下過很大的功夫，單就古文字學而言，他對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等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當年他的導師胡厚宣曾經預言：後來者居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若裘錫圭到了我這個年齡，貢獻就大了。胡厚宣可謂慧眼識珠，裘錫圭歷經幾十年的磨難，終於在古文獻和古文字學領域成為一代名家。他對甲骨文己未夕（豆，以丷代一）庚申月有食中（豆，以丷代一）字的考釋，便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證。
一九九三年，裘錫圭在其發表的論文《釋殷墟卜辭中的（豆，以丷代一）（豆，以丷代一及以回代口）等字》中，透過細緻嚴密的考證認為（豆，以丷代一）字應釋為皿，它插在前後相接的兩個日名之間而構成的片語（前一日名之後有時加夕字，這種日名並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應該是表示介於前後兩天之間的一段時間。同時指出，這種用法的皿應讀為鄉（嚮）即向與《詩經》夜鄉晨的鄉同義。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將結束乙丑日即將開始之時、按同類片語的意義類推，則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蝕發生在己未夜向庚申這一天過渡的一個特定時段。即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間快要結束時發生的月蝕，該次月蝕發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甲骨學家曹定雲又將這個（豆，以丷代一）字釋為敦字，按他的解釋，敦字也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因此，流傳日久的董作賓的庚申月食說就此宣告終結。
有了對卜辭的正確釋讀，就可對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發生的具體年份進行天文推算。不過，對這個年份的推算，又牽涉到另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這就是殷代的日界從半夜開始，還是從天明開始？這是個甲骨學界和天文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工程開始以後，以裘錫圭、張培瑜為代表的專家，認為殷代的日界從半夜開始，而以常玉芝、曹定雲為代表的專家，則認為應從天明開始。一個半夜，一個天明，儘管看起來相差不大，但要以此推算幾千年的月蝕，其結果可就大不相同了。工程開始後，甲骨文天象紀錄中五次月蝕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臺研究員張培瑜負責。
張培瑜，一九三五年生於青島，自少年時代起對天文學就極為愛好。一九五三年他和同班的另外兩名同學一起報考南京大學天文學系，結果均被錄取。一九五七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從此開始了他的天文學研究生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的主攻方向漸漸轉向天文曆法和年代學這門天文學領域中的分支學科，並取得了極其豐富的研究成果，他積幾十年刻苦研究之經驗，相繼完成推出的《中國先秦史曆表》和《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兩部著作，填補了古代天文曆法和年代學研究中的空白，並成為歷史年代學家、考古年代學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籍。張培瑜也因為這兩部名著的問世，奠定了他在這門學科中的重要學術地位，正因為如此，他才被任命為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這個極其重要和關鍵課題的負責人，並兼甲骨文天象紀錄和商代曆法這一專題的研究者。
張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的任務後，除組織安排武王伐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