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鷹揚唱大風
殷商作為中國青銅文明的巓峰時期，奴隸社會也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萬片甲骨文和雄尊巨鼎，撩撥著後世人類的縷縷思緒，那恢宏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累累白骨，更促使人們去追溯三千多年前這個強大王朝的軌跡。這曾是一個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具有光榮與夢想的繁榮鼎盛的國家，如同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樣，作為在歷史長河中顯赫了五個多世紀的輝煌王朝，傳承到紂王的時代時，已是日落西山，氣數將盡，只待某日某時那撼天震地的崩潰之音轟然響起。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幾乎家喻戶曉的一代名王，原本確是一位多才多藝，英武強健的天子，但同時也是一位極端自負、目空一切的國王。在他執掌國政後，尚武輕文，好勇鬥狠，酷愛美女，寵信奸佞，剛愎自用，嗜血成性。在朝歌城臺上那歌舞昇平和血雨腥風相互交織中，殷紂王最終領略了近六百年殷商社稷的絕唱。
據相關的史料和傳說，作為商朝最後一個帝王的紂執掌權柄後，恣意妄為，腐化墮落，惡貫滿盈。他大造離宮別館，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勞民傷財建造了一個專門貯藏金銀珠寶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橋建了一個專門貯存糧食的倉庫。為了滿足自己尋歡作樂的欲望，他派人搜尋天下美女，藏在自己的床前帳下，他還命樂師製作靡靡之音，晝夜歌舞不休。尤為甚者，他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命宮女們赤身裸體追逐其間，供自己和寵妾妲己開心取樂。他甚至荒誕到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在腹中如何養育的境地。當他聽說一位老人不畏水寒，天寒地凍，敢在水中行走時，便命人把老人抓來，砍斷其腿骨，看他與一般人有何不同荒淫無恥的生活，鬧得百姓怨聲載道，諸侯眾叛親離。對此，商紂王非但不醒悟，還變本加厲，制定了許多殘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殺了切成肉片曬成肉乾；肉醢，即把人殺了剁成肉醬，還有蛇坑等酷刑，以對付那些敢於指責他的臣僚。最為殘酷的是，他獨出心裁地發明一種炮烙之刑，即把一個空心銅柱子燒得通紅，然後將受刑人綁到銅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狀慘不忍睹。一位叫梅柏的大臣生性耿直，對紂王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曾冒死進言，結果紂王大怒，讓一旁的衛兵把梅柏押上銅柱。宮裡的大臣們見狀一齊跪下替梅柏求情，紂王才收斂了一點怒氣。為不致大臣們隨便誹謗自己，也為了立個榜樣，紂王又命人把梅柏推出去斬掉腦袋，剁成肉醢，包成包子，用盤子盛上，分給每個大臣食用。從此，對於紂王的所作所為，滿朝文武再也無人敢輕易進言了。只有重臣比干仍忠心為國，一連進諫三天，最後，紂王勃然大怒說：你憑什麼敢在我面前指手劃腳？別人都說你心有七竅，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什麼樣子。於是慘無人道地叫人剖開比干的胸，把他的心掏出來，讓大臣們觀看。
鬼侯、鄂侯、文王是紂王所封的著名的三公。鬼侯有一位端莊美麗的女兒，為討好紂王，便將女兒進獻入宮。想不到此女不喜淫蕩，而且對紂王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極大的厭惡，自然引來了殺身之禍。一天，紂王要與她尋歡作樂，她堅決不從，紂王大怒，不但殺死她，還殺了她的父親鬼侯，並剁成肉醬。鄂侯見紂王濫殺無辜，極力為鬼侯爭辯，紂王更為惱火，索性連鄂侯殺了，並將其屍體砍碎，曬成肉乾，用以示眾。
文王得知，不寒而慄，暗自歎息。不料走漏了風聲，被紂王知道，便把他抓了起來囚禁在羑里監獄，欲令其死。文王的兒子伯邑考為了救父親，帶著珍寶求見紂王，紂王不但沒有赦免文王，還把伯邑考給抓了起來。後來，妲己調戲伯邑考不成，惱羞成怒，讒言陷害伯邑考。紂王大怒，命人把伯邑考殺掉，剁成肉餡，做成人肉包子讓人給文王送去一盤，文王不得已而食之。紂王見文王吃了用自己兒子的肉做成的包子卻不知曉，幸災樂禍、認為文王並非什麼聖賢。不久，文王的大臣為營救文王出獄，在各處搜求美女、奇物、善馬獻給紂王。紂王見此，高興無比，順勢赦免了文王放其回到周原老家。
紂王濫施酷刑，誅殺無辜，弄得眾叛親離。紂王還窮兵黷武，不斷用兵向外擴張。商王朝此時已日暮途窮，面臨著毀滅之災。
與此同時，在沃野千里的黃土高原上卻吹拂著和煦的春風一個歷史幾乎與殷商民族同樣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從先王棄開始的周族歷經坎坷磨難，慘澹經營。在重農慎獄，敬天保民的旗幟和號令下，周族全體上下患難與共，休戚相關。與此同時，扶弱濟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贏得了眾多方國的尊敬，見賢思齊，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趨之若鶩。
被紂王囚禁了十年的周文王大難不死，僥倖逃離虎口，回到自己的國家後，他勵精圖治，開始了滅商的大計。他請來了真正的大智大勇之才呂尚來做他的助手，並尊稱呂尚為太公望。文王在生前的最後七年，在呂尚的幫助下，頭一年調解了虞（今山西平陸縣東北）、芮（今陝西潼關西北）兩國的糾紛。從而提高了文王在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動來附者有四十餘國，從而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了極大的優勢，第二年周出兵討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須（今甘肅靈台西南）；犬戎在周的北邊，密須在周的西邊。周文王用武力征服了這兩個商的屬國，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便放心大膽再向東方推進。第四年伐耆（今山西長治西南），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陽西北）。當周的東部小國相繼被消滅之後，第六年伐崇，把戰爭推進到殷的心腹地帶，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消滅了崇，最終造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勢，並漸漸完成了包圍殷都朝歌的計畫，在這種情況下，周文王審時度勢，毅然決定把都城由岐遷至豐，為滅殷做好了最後的準備。遺憾的是，就在這大功垂成之際，周文王不幸死去。繼位的武王姬發，繼承父親的遺願，決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業。
此時的商紂王愈加荒淫殘暴日甚一日，域內域外烽煙四起，諸侯紛紛叛離，東南二處，刻無寧宇，殷商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幾欲沉墜。
眼看伐紂的條件業已成熟。但武王還是沒有輕舉妄動，商王朝畢竟經營了數百年，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率領群臣對面臨的形勢作了冷靜、客觀的分析後，制定出正確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豐遷到鎬，積極作滅商的準備。然後率大隊人馬，東觀兵於孟津，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和檢閱。此時有八百多個諸侯小國前來參加盟會。周武王贏得如此眾多的盟國，深知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殷商的滅亡已為期不遠了。
又過了兩年，武王得知紂王更加昏庸暴虐，殺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師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後連少師疆也抱著樂器連夜出逃。賢臣良將一個個離去，紂王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認為時機已到，於是自率兵車三百輛，虎賁（勇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大舉伐紂。次年二月，在殷商朝歌郊外的牧野會合聯軍，召開了誓師大會，以激昂凌厲的語氣，憤怒聲討了殷紂王的主要罪惡，藉此激發士氣，鼓舞鬥志，表達了奮勇抗敵，勢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氣。紂王聽到周軍會師牧野，兵臨朝歌的消息，不得不在驚恐中從愛妾妲己的懷中踉蹌走出，匆忙中湊了十七萬人馬，號稱七十萬，親自指揮，到牧野迎戰。
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牧野之戰開始了，周武王命令師傅呂尚率勇士數人前去挑戰。只見呂尚如老鷹奮擊長空，大有一口將紂王吞下去的氣勢。隨後，武王以精銳部隊虎賁三千人，戎車三百輛為先導，如急風暴雨般向商軍衝殺過去，商軍面對周人凌厲的攻勢，不堪一擊。商紂王的軍隊原本就是以奴隸為主要對象拼湊而成，平時受盡壓迫和虐待，早就對殷紂王朝恨之入骨。所以，當周軍勇士將殺過來之時，他們在陣前譁變，繼而掉轉戈頭，與押送他們的商兵廝殺起來，成了周武王開路的先鋒。號稱七十萬的商軍，頃刻間土崩瓦解。商紂王見大勢已去，轉身逃回王宮，登上鹿台，對封宮官朱升說出了自己的悔恨之言：朕悔不聽群臣之言，被讒奸所惑，今兵連禍結，莫可救解。朕思身為天子之尊，萬一城破，為群小所獲，辱莫甚焉。欲尋自盡，此身尚遺人間，猶為他人作念，不如自焚，反為乾淨。你取柴薪堆積樓下，朕當與此樓同焚。朱升聽罷，滿臉披淚，不忍行動。紂王說：此天亡我也，非干你罪。你不聽朕命，反有忤逆之罪。當聽朕言！朱升只好尋些乾柴，置於樓下，舉火點燃，只見濃煙沖天，風狂火猛，作惡多端的商紂王在鹿台宮中自焚身亡。
周人及其友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商都朝歌內的百姓滿懷喜悅地迎接周武王的到來。滅殷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掃除道路，重整山河，舉行了一次即位儀式，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權更迭，當今是周家天下。從此，周為天下共主，一個新興的大一統的王朝在中國誕生了。
戰鼓何時敲響？
武王克商無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無可爭議的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線，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歷史年代學課題。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一分界線的推定，對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總積年的終點，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可直接影響到列王年數的估算。因而這個定點的確立，被譽為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最為關鍵和重要的一環。
由於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具有重大而非凡的影響力，所以傳世文獻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比較豐富，同時史料中還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紀錄，這就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利用文獻和天文曆法知識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可能。但是，武王的軍隊何時出征？決戰的鼓聲何時敲響？鹿台的大火何時點燃？這一切，學者們的推算僅僅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而實際問題的解決要比單純的理論推算複雜、困難得多。因為傳世文獻對武王克商這一事件的記載雖豐富但不完整，而且真偽難辨，甚至相互牴牾和歧異，從而造成歷代學者對資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時所採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逕庭，所推出的結果自然也就懸殊。
現代著名學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驅董作賓認為，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人嘗試解決武王克商之年問題了。但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從事這一問題研究的，當推西漢末年的劉歆。
據《漢書》載，劉歆，字子駿（西元前七十七至前六年），自幼精通《詩》、《書》，並以廣博的才識受到漢成帝的召見，封為黃門郎。後來受詔與他的父親、著名學者劉向一起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劉向死後，劉歆復為中壘校尉。到漢哀帝即位之時，由於時任大司馬的王莽年輕時曾與劉歆一起為黃門郎，便薦舉劉歆為侍中太中大夫，升為騎都尉、奉東光祿大夫，並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哀帝駕崩後，王莽把持西漢政權，對劉歆更加倚重，劉歆由此被舉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林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當王莽篡位當了皇帝之後，劉歆作為王莽的心腹重臣，榮登國師之位。再之後，隨著背叛王莽的行動敗露自殺身亡。
西元前七年，劉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統曆》，並根據《三統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這一結論在此後二千年間影響至深，幾乎成為正統。如宋代邵雍《皇極經世》、劉恕《通鑑外記》、鄭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鑑前編》等皆從其說。儘管劉歆的推算並不可靠，但學術界還是公認他制定的曆術開創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給予後世學者很大的啟示。正如現代史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所作的評論：劉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確性並不很大。
繼劉歆之後，關於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響較大的是唐代僧人一行根據《大衍曆》所推算的公元前一一一一年之說。這一結論得到了董作賓等現代學者的支持。
一行，俗名張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生於唐高宗永淳二年（六八三年），卒於玄宗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中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他一生中的主要貢獻是編制《大衍曆》，另外在觀測天象、製造天文儀器和主持天文大地測量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一行的曾祖張公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曾顯赫一時，張氏家族到武則天時代已經衰敗，張遂的父親僅是一個縣令。幼年時代的張遂就喜歡讀書，尤其喜歡鑽研數學和天文，致使他到了青年時代就精通了天文、曆法和陰陽五行，並以學識的淵博聞名於都城長安，具有後生顏子的稱謂。青年時代的張遂，正逢唐朝政局混亂，武氏家族權勢熏天的時刻。因張遂不願與跋扈的政客為伍，更不願為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所拉攏利用，遂逃避到河南嵩山削髮為僧，取名一行。在這一時期，他先後在河南嵩山和浙江天臺山研讀天文、數學和佛經典籍，翻譯和著述了多種佛經，在佛教界名聲大震。到了神龍元年（七○五年），武則天退位後，李唐王朝因仰慕他的學識和聲名，多次召他回京，均遭拒絕。太極元年（七一二年），唐太宗李隆基即位，結束了戰亂，並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發展經濟的措施，國勢有所好轉。開元五年（七一七年），已走向穩定繁榮的李唐王朝，為了整理和編纂國書，唐玄宗親派一行的族叔，專程前往荊州，把一行聘請到京城長安，並讓他主持編制曆法的工作。經過幾年的準備工作，一行於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年）開始編曆。經過兩年多，於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九月，終於在長安華嚴寺將曆法初稿編修完畢，但由於勞累過度，從此染疾不起。唐玄宗聞訊，急召京師大德高僧為他誦經祈禱，亦不見效。這年十月，一行圓寂，年方四十四歲。
一行編修的曆法初稿在他逝世後，經張說和陳玄景等學者整理後，取名《大衍曆》，不久即由朝廷頒布昭告天下。經過實際檢驗，《大衍曆》是當時最優秀的曆法，它比唐代既有的其他任何一部曆法都更精密、合理。其主要成就是正確地掌握了太陽周年運動的規律。經過一行的細心觀測和計算，發現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並不均勻，他以定氣編排太陽運動表，在計算中使用了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糾正了過去曆法中把全年平分為廿四節氣的錯誤，這在數學史上是一大創舉，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開元廿一年（七三三年），《大衍曆》傳入日本，行用近百年。其編寫方法，在明末之前，一直被中國曆法學家所沿用。由於一行在天文、曆法、儀器製造、數學等方面的傑出貢獻，被譽為與張衡、祖沖之、李時珍齊名的中國古代四大科學家之一。一行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大衍曆》以及根據曆議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說卻流傳下來，並為後人所銘記。
繼一行之後，關於對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並產生了多種不同的說法，如孔穎達疏《毛詩•大雅•文王》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三○年說、據皇甫謐《帝王世紀》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說、據今本《竹書紀年》推算的西元前一○五○年說等等。而學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歲星考》中，一下推出了西元前一○六七、一○六六、一○六五年三種說法。近代以來，特別是進入廿世紀之後，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者越來越多，參與研究的不僅有中國學者，還有日本、歐洲和美國的學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儘管彼此之間仍有很大的懸殊和差異，但畢竟為問題的最終解決開闢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專門設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這一課題，而且專家組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個課題是工程所涉全部問題關鍵的關鍵。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前人的成果有個全面的瞭解，以達到知己知彼，百尺竿頭，更進一尺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術文獻非常繁雜，且分散於國內外各個地區的各種報刊之上，有些論著在國內外著名的圖書館也難以尋覓，從而在研究、借鑑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障礙。鑑於這種情況，工程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彭林等學者，毅然提出由北師大國學研究所牽頭負責蒐集編輯、翻譯有關這方面文獻的設想。這一計畫自一九九七年三月開始行動，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過去，關於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種說法，一直是言人人殊，很難有個統一的結論。有的說共廿三種，有的說共廿八種，一般認為最多可到卅多種。在這卅多種之中，有相當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見原文，這就使各種說法越發變得撲朔迷離。而由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彭林教授主持蒐集、編輯成書的文獻《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國內外論著已達五十七篇，共有四十四種關於克商之年的說法，其中日本學者七種，美國學者七種，英國、瑞典、韓國學者各一種，其他為中國學者的結論。每一種結論都來自原作，因而成為有關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備的學術研究資料。
在彭林教授主持下，學者們將蒐集到的各種文獻編輯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書出版。叢書中可以看到，在四十四種說法中，年代最早的為西元前一一三○年，最晚的為西元前一○一八年，前後相差一百一十二年。就年代長短及立論的依據而言，四十四種克商年的結論，大體可歸結為長、中、短三種年代說。
一、長年說。以漢代劉歆根據《三統曆》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說的代表，包括用各種古曆推定的諸說，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一二七年至前一○七○年間。此種結論在傳統年代學研究中影響最大。
二、中年說。大多以文獻與金文、卜辭互證，所得克商年在西元前一○七○至前一○三○年之間。
三、短年說。依據古本《竹書紀年》立論，以西元前一○二七年說為代表，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三○年至前一○一八年之間。
顯然，以上長、中、短三個大的年代範圍中的四十四種說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歷史上真實的克商年只有一種結論。那麼真正的克商之年該怎樣推定呢？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經過縝密的考慮和籌畫，制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透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碳十四定年、甲骨文日月蝕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藉由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出一個最佳年代。
灃西的考古發現
為了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工程研究人員依照預定計畫分組行動，其中考古學家承擔的豐、鎬遺址分歧與年代測定專題組，在陝西境內開展其工作。
豐鎬遺址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後的第二個都城遺址。據史料記載，周人自古公亶父遷岐後並開始崛起，經歷三代，至文王時已有了相當強大的勢力，並開始不斷地征伐周圍的方國。當消滅了商王朝西部的重要方國崇後，周人開始了東向滅商的戰前準備。由於戰略等方面的考慮，文王末年，周人開始將都城向東遷移，以盡可能地接近商的勢力範圍，坐落於灃河西岸的豐京即其遷都之地。到武王時，又在灃河東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稱鎬京。因豐邑與鎬京甚近，且武王居鎬之後，豐邑仍然保留著周王宗廟，而西周諸王常居於豐或在豐處理國事，故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東遷後，整個西周時期的都城。
關於豐鎬都城的湮沒過程史無詳記，但從流傳於世的零散線索看，兩處都邑的部分或大部分宮室毀於周幽王被殺之役是完全可能的。儘管世傳豐邑在豐水之西，但自北宋以後人們已經不能分辨古豐水的位置。於是，整個周都豐鎬的地望也就無法確指了。明清以來，許多學者試圖查明豐鎬的具體位置，並為此做過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願。豐鎬遺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樣，完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後，豐鎬遺址又成為學術界注目的焦點，學者們試圖以新的考古學方法來加以解決。一九三三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學會的著名學者徐旭生、蘇秉琦、常惠等人領導的一支考古調查隊，在灃河沿岸作了首次考古調查，並在調查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豐鎬位置的一些看法和推論。一九四三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名考古學家石璋如等人又對豐鎬遺址作了第二次調查。從他們後來發表的《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報告看，與十年前的那次調查結果相較，並沒有大突破。
一九五一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門設立了豐鎬考古工作站，這是在國內首批設立屈指可數的幾個考古工作點之一。自此之後，豐鎬遺址的考古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停頓外，基本沒有中斷。
一九五一年春，由蘇秉琦領隊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考古隊在灃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並在客省莊的北部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發現了仰韶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與西周文化的三疊層。
一九五三年秋，中科院考古所再次派出由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率領的考古調查隊，在一九五一年春季調查的基礎上，沿灃河兩岸的一定地區，作了比較普通的調查，並在灃河中游地區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和西周時代遺址墓葬十餘處。從這次調查的報告看，考古人員只是感到這些西周遺存的出土，提供了一些史料，對西周問題的解決，實在是可注意的一個地區。但是，研究豐京的中心地點在什麼地方，尚難確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豐鎬考古隊查明了豐水、鄗、滈池和昆明池等古代水道位置，並在白家莊、上泉北村、洛水村等地試掘遺址面積約五百平方公尺，初步瞭解了遺址中的地層堆積、分期和年代，為探索鎬京中心所在位置提供了佐證。
一九六七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在灃西張家坡一帶清理了西周墓葬一百廿四座，出土了大批陶器、銅器等器物。著名考古學家張長壽、胡謙盈等對這批墓葬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根據對這批墓葬隨葬陶器的組合和發展序列的分期斷代研究，將這批墓葬分為六期。之後的卅多年中，學者們又根據新的考古發現，對以上的分期給予了補充和修正，得出了更加可靠的考古學年代序列，分別為：
一、早期居住遺址；
二、第一期墓葬；
三、第二期墓葬；
四、第三期墓葬；
五、晚期居住遺址和第四期墓葬；
六、第五期墓葬；
至此，灃西地區周人墓葬的分期序列得以基本建立，並為學術界所接受。根據出土陶器、青銅器等器物的特徵推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應在成康時期。而以張家坡早期居住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於豐之時。換句話說就是以上六期考古學文化，經歷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個時期，武王伐紂的具體年代就包含在這四期文化之中。
儘管以上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學年代分期框架基本上可信，但也有一個明顯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層關係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又加之過去幾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於墓葬的發掘，有關遺址發掘很少，具有明確地層背景的系列定年樣品幾乎沒有。因而有關遺址的文化分期就顯得不夠清晰，其遺址的總體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對先周文化的認識僅僅是提供了結索，並無實質性的內容可做進一步的研究。有鑑於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按照工程專家組的意見，豐鎬遺址分期斷代專題組，擬對灃西遺址進行有選擇、有目的的考古發掘，以便找到預期的地層關係和層位明確、時代背景清楚、多樣化的系列定年樣品供碳十四定年測定具體年代數值。
據文獻記載和學術界的研究共識，以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為界標，周人滅商前在豐鎬活動約十年左右的時間，以後即進入西周時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周人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上來看，也明顯地反映出早晚文化間的差異。因此，豐鎬遺址的分期斷代以及由此為背景的系列定年樣品的提供，對武王伐紂及整個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都具有其他任何遺址無法替代的作用和價值。
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基目的分工，豐鎬遺址的分期與斷代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承擔，主持人為豐鎬考古隊隊長、青年考古學家徐良高。
徐良高，一九六六年生於安徽省霍山縣，一九八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要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專長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商周考古與歷史的研究，曾發表和出版《文化因素定性分析與商周青銅禮器文化圈研究》、《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等。自一九九六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隊長。
徐良高接到任務後，與考古學家楊國忠等人首先對過去的發掘資料進行了檢驗，然後作考古調查，以便選擇適當的地點進行田野發掘。由於豐鎬早期遺存分布少，且該遺址在漢代時已變成了皇家的上林苑，本來就極少的周代早期遺存，又隨著上林苑的興建而遭到了嚴重的擾亂和破壞。從以往的發掘情形看，在遺址中有許多漢代遺物混雜於周代器物中，這就為尋找單純的周代早期遺存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在此次考古調查中，徐良高等考古學家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能否找到足夠的、未經擾亂的周代早期堆積。確切地說就是文王、武王時期短暫的十餘年間，典型文化標誌和能提供背景、面貌清楚的含碳樣品。按照工程專家組的意見，如果在豐鎬遺址不能找到滿意的文化遺存，就安排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到岐山、武功縣發掘王家嘴、鄭家坡等先周文化遺址，以發揮補救性的參考、輔助作用。相當幸運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徐良高等考古人員最終還是在豐鎬遺址的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兩地發現了線索。
馬王村位於今長安縣灃河毛紡廠東部，以前考古人員曾在此處做過考古調查和發掘，一九五九年曾在村北發現了兩處殘缺的西周夯土基址。一九六一年冬，考古人員在村西發現、清理了一座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五十三件。一九七六年，在馬王村北再一次發現了三座西周夯土殘基址，並在一座基址內發現了陶管水道。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徐良高等考古學家才發現了探尋日久的目標，並決定在此處進一步鑽探和發掘。
當然，最終讓徐良高下決心將發掘點選在此處的想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馬王村正在籌建一個造紙廠，後來造紙廠中途而廢，又將原址改成了養殖場。許多原準備大興土木的地方被擱置，成為野草叢生的空地。既然已在此處找到線索，又有一塊空地可為發掘的場所，這不但減少了許多和當地官員因協商而大費口舌的麻煩，也減少了額外的經費支出。因而，選擇此處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或許是蒼天有情，大地有性，天地在冥冥之中給予相助。當徐良高作出最後的抉擇之時，西周考古史上一件至關重要的成果也將隨之出現了。
一九九六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員開始在馬王村外的空地處實施大規模的鑽探和試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發現了一批西周早期墓葬和地層堆積物。既然出現了墓葬，又出現了西周早期文化現象，這標誌著要尋找的目標已經顯現，如果繼續工作，必然會取得預期成果。但此時已大雪紛飛、春節臨近，根據以往的慣例氣候條件，徐良高決定暫時停工，待春節過後再行發掘。臨走前，徐良高擔心遺址、墓葬遭到破壞和盜掘，特別找到馬王村養殖場的一位負責人，請他們幫忙，對已發現的墓葬區加以防範，免得被盜墓賊乘虛而入以劫掠器物。令徐良高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擔心不久就變成了現實。
在陝西這個地下文物密布的地區，按照以往的規律，凡考古隊鑽探之處，盜墓賊總是格外注意，並暗中觀察，一旦得到機會便大肆盜掘。就在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馬王村外的空地上鑽探時，就發現有幾個當地打扮的人經常神祕兮兮地以不同方式前來觀察，由於考古人員經常出沒於工地，使他們一直沒有得到盜掘的機會。自考古人員暫時停工並離開工地後，盜墓賊憑著敏銳的嗅覺，知道機會來臨了。這一年春節過後的第三天夜裡，天空下起了大雪，盜墓賊瞅準這一時機，藉著月黑風高，在茫茫的雪夜裡攜帶工具悄悄潛入發掘工地，根據事先觀察到的線索，開始了盜掘墓葬的行動。
將近黎明時分，馬王村養殖場一個守夜的老漢到戶外小解，突然聽到考古發掘工地傳來異常的聲響，立即意識到一定是盜墓賊。因為有了徐良高的囑咐，老漢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回到屋裡，迅速叫起了一同在此守夜的另一位同伴，兩人稍作商量，便一人打著手電筒，一人挑著燈籠，高聲呼喊著有人盜墓了走了出來。經他們一陣狂呼亂喊，盜墓賊不敢在此久留，收拾工具悄悄離開了發掘工地，消失在風雪交加的夜幕之中。
春節過後，徐良高等考古人員重返馬王村發掘工地時，發現有兩座墓葬被盜。其中一座墓在此之前就被盜過，這次盜墓賊又將盜洞打到了墓底。看來盜墓賊並不是老手，他們所打的盜洞方位有誤，本來應打到墓葬的頭部，結果卻打到了腳部。按照周代墓葬的規律，隨葬器大都放置於死者的頭部，因而當盜墓賊進入墓坑後，不會得到太多的器物。從劫後的遺存情況看，墓坑中殘留了兩件破陶器，大概盜墓者感到價值不大，索性沒有理會。或許正因為在這個墓葬盜掘中的失誤，盜墓賊不甘心地又轉而盜掘另外一座墓葬。同樣令他們扼腕的是，這個墓剛掘進一半，就被養殖場的老漢發現而不得不半途而廢，棄墓中寶物而一逃了之。既然墓葬已被盜，徐良高、楊國忠等考古人員分成兩組，對兩個墓葬分別進行了發掘和清理。結果發現此前被盜的那座墓，的確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器物出土。而盜墓賊剛剛盜掘了一半就放棄的那座墓葬卻正好相反，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還出土了銅鼎、銅爵、銅觶等三件器物。後來得知，這是在馬王村工地所有發掘的廿座墓葬中唯一出土的青銅器具，且青銅器的鑄造年代正好在武王伐紂之後，對西周文化分期和斷代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當兩座被盜的墓葬清理完畢後，徐良高和楊國忠又分別帶領考古人員在馬王村工地展開了大規模的發掘。在所劃分的兩個組中，一組負責發掘灰坑，另一組負責發掘墓葬。
所謂灰坑，就是人類生活的垃圾坑，考古學上稱為文化堆積，經由對坑中土層及殘存物質的觀察，可破譯古代的人類文化資訊，並為古代文明和歷史的斷代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
根據鑽探的情況，徐良高等人先挖了兩個小型灰坑，結果並不理想，於是又在馬王村考古工地的中間部位劃出了一個長十公尺、寬二公尺的探方，並編為T1號，然後帶考古人員開始下挖，當挖至卅公分深時，發現了擾土層，擾土層下面開始陸續出土陶片和獸骨等西周中晚期的器物。當下挖至一公尺深時，發現了黃土層。就在這個地層中夾雜著一件異樣的陶片，徐良高撿起一看，和已出土的陶片明顯不同，其內容屬於西周早期。在發掘之初，徐良高一直擔心這個探方下面，是否能找到自己想找的東西，隨著這件陶片的出土，他眼睛猛地一亮，情不自禁地對同伴們喊道：這次行了，有希望了，西周早期的陶片找到了。
為了檢驗這一希望的前景，他命令停止發掘，用考古探鏟實施鑽探。當鑽到二公尺多深時，從帶出的土樣觀察，發現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接著往下鑽，當鑽至地表以下八公尺多深時，仍不見文化堆積窮盡。徐良高見狀大喜，因為如此之深的文化堆積，不但標誌著具有希望，而且有極大的希望。鑑於這種情況，徐良高決定將原有探方的寬度再擴大二公尺，形成了一個長十公尺、寬四公尺的大探方。按照原來的預算，這個探方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可完成，但發掘之後才知道難度要比預想的大得多，兩個多月仍不見底。而越往下挖，堆積越厚，文化內涵越加豐富，其中炭樣、小米、陶片、獸骨等紛紛出土。在整個探方內包含著五個小的灰坑，最為理想和最具價值的就是後來考古學界廣為週知的H18號灰坑。
H18號灰坑位於探方的正中部，南北寬四•五至三•五公尺，東西長約六•三公尺，兩邊均超出了已挖探方的範圍，只是用探鏟鑽探得知其大約的長度。其形狀為口大底小，自深達五•二公尺，坑內堆積呈南北向中間傾斜狀。在考古人員後來為工程提供的研究報告所作的劃分中，可以確定疊壓在H18灰坑之上的，是T1第四層，時代相當於西周初期。而疊壓或打破第四層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層等，其中H16、H11屬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層屬於西周中期。著名的H18灰坑又可分為四個小層：
一、灰土層：夾雜紅燒土、木炭，有草拌泥塊和夯土牆皮，出土有罐、鬲、簋等陶器以及獸骨等。陶鬲包括袋足鬲和聯襠鬲兩種。
二、淺灰土層：質軟，包含陶片豐富，獸骨炭屑數量很多，另出有碳化粟米粒，並出土大量螺殼。
三、淺灰土層：含獸骨、陶片較多、另有部分炭屑。
四、黃土層：值較純、陶片很少，有鬲罐等。
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T1探方總算在整體上發掘完畢。當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室內整理出土器物時，發現H18灰坑內四小層中出土的陶片，彼此間往往可以拼對在一起。從各層的包含物來看，難以辨別早晚的分期特徵。由此推測整個H18灰坑的堆積是在一個短的期內形成的，其時代應為先周時期這是豐鎬考古史上首次現的先周文化面貌。而以H18號灰坑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先周文化晚期的標準器物群，並以此為定點加以研究。據文獻記載，文王遷都於豐至武王伐討之年僅隔十三年，以H18號灰坑代表的堆積應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層，應是武王滅商後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單位，這個發現無疑為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據。可以說，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層和H18灰坑之間這一年代範圍之內。
灃西發現典型先周文化遺存的消息很快在學術界傳開，並引起廣泛注意。一九九七年十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組織相關專家，在西安召開了先周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學者們專程到灃西發掘工地，考察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層關係的剖面，仔細檢驗H18等各單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遺物，確認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以後所獲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碳十四定年專家分別用常規法和加速器質譜儀法對以上這組地層中所採集的系列含碳樣品作了測定，發現H18第二、三層出土的碳化小米，應是當年的生長植物，所定年代反映了該層的真實年齡。利用一九九八年樹輪校正曲線對這組資料進行高精度扭擺匹配，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為西元前一○五○至前一○一○年之間，其時間跨度為四十年。用加速器質譜儀測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範圍為西元前一○六○至前九九五年，其時間跨度為六十五年。（如下）
灃西H18及相關遺跡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
先周；採碳化小米、木炭、骨頭等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一三○年至前一○一六年。
西周初；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四○年至前九八○年。
西周中；採骨頭、木炭等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八五年至前九三○年。
灃西H18及相關遺跡常規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
先周；採骨頭、碳化小米、木炭等樣品六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一一○年至前一○一○年。
西周初；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四○年至前九八○年。
西周早；採木炭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年至前九三五年。
西周中；採骨頭、木炭等樣品四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九五五年至前八四五年。
西周晚；採人骨樣品一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八三二年至前七八四年。
灃西H18灰坑的發現與樣品定年，為商周分界確定了年代範圍，對推斷武王伐紂的年代，排除多種不確切說法，提供了重要依據。與此同時，為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徐良高為代表的豐鎬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專題組在灃西的大規模發掘，對確定豐鎬遺址的性質、探索其聚落布局以及研究豐鎬遺址，乃至更大區域的周文化考古學分期及年代，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除豐鎬遺址外，與推定武王克商年代範圍有輔助性關係和考古遺址，還有商代後期的殷墟、周初的北京琉璃河和山西天馬︱曲村遺址。
琉璃河燕國墓地的發現
自武王伐紂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採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齊。
作為周武王最重要輔佐臣僚之一的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史記》中也有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的記載。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位高權重的人物。然而，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麼地方呢？有關召公封邑所在地的考證，一直是史學界的爭議所在。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史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偃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乾脆作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這個疑團的最終解開是在琉璃河遺址發現之後。
關於琉璃河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世傳有兩個說法，其中之一是孫維昌等在所著《中華文明的歷史足跡》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約五十公里的一個小地方。它最先是由業餘考古學家吳良才發現的。吳良才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經在北京和蘭州的中國銀行工作。抗戰勝利後，琉璃河水泥廠因恢復生產而向中國銀行貸款，經辦此事的吳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後，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處。蘇秉琦也覺得這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遺址，但是限於當時的時局動盪，無力組織發掘。直到一九六二年，已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蘇秉琦提出，去琉璃河遺址復察和試掘的想法，後來在劉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試掘證明，這裡有年代相常於西周的文化地層。但是當時對於這片遺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並不是很清楚。而關於召公始封地的猜測，多認為最初的燕國都城應當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學者們並沒有把琉璃河與燕國聯在一起考慮。
兩年後，琉璃河黃土坡的農民上繳了兩件從地下挖出來的銅器，其中銅鼎上有叔乍寶尊彝銘文，而銅爵上有父癸文，其實銘文上亦無特殊之處，但是在北京出土帶銘文的銅器絕不多見，其本身就有重要意義，正是這兩片銘文將考古學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一個專門組織的考古隊在琉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黃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帶有燕侯銘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達十一件。在墓葬中發現的一種圓形銅泡，因為周圍有漆木痕跡，考古學家推斷這是漆盾上的金屬裝飾。其中五十二號墓葬中出土的銅泡上有匽侯字樣，可以推測，這批青銅兵器是專門為燕侯製作的。
以上此種說法，在考古界和社會上流傳甚廣，幾乎形成了琉璃河遺址發現的主流之說。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從考古界傳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就明確表示對此說不敢苟同，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作了這樣的陳述：
根據文獻和（戰國時期）金文的記載，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滅商，開始封召公于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個地方，還是一個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大體上有薊縣、淶水和北京種種說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了一批邶國的銅器，王國維曾經以為邶即是燕。據說在北京盧溝橋一帶曾經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銅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據這些線索，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麼地方。一九五八年我曾經到北京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進行過調查，結果認為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根本沒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見到的只是戰國時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點線索都沒有。一九六二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隊的蘇天鈞來北大找我，說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讓我去看看。不久我帶領三名畢業班的學生韓嘉谷、王凱、李東婉，曾經兩次到琉璃河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調查，撿到一些陶片，並開始作小規模發掘。這是琉璃河遺址首次發掘，通過開的幾條探溝，發現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我們經過詳細地整理和研究，最後把結果給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寫了文章發表於《考古》一九六三年三期上，這是關於燕國始封地調查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韓嘉谷同學曾經初步地調查了董家林的城址。當時這個城址還保存著城牆，高達一公尺多，從城牆夯土裡面找到了不少的遼代的陶，所以當時斷定城牆是遼代的。以後我又帶了一名助教張鄭國，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調查，從永定河以南開始一直到拒馬河，調查了很多遺址，其中重點的有五處。
根據調查情況來看，丁家窪遺址和拒馬河南岸小型遺址，都是西周遺址，但是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規模最大的是劉李店和董家林遺址，當時初步判斷遺址的規模有一千乘五百公尺，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太平寰宇記》中查到：幽州良鄉縣在燕為中都，漢為良鄉縣，屬涿郡。這條記載雖然不見於更早的文獻，《太平寰宇記》是宋朝的，屬很晚的文獻，但估計宋朝時可能有其他資料來源。這是一個推測。良鄉城距劉李店只有二•五公里，這條記載非常值得注意。因此一九七二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同意我的建議，又組成發掘隊，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發掘時間雖只有一個多月，但規模卻很大，師生共有四十餘人，由我負責業務工作。這樣大的考古隊在全國恐怕也是很少見的。這發掘的主要收穫有：
一、證明第一試掘的結果是完全可靠的，此處的確是西周時期遺址，年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東周初期。
二、遺址範圍包括立教、黃土坡、莊頭，經過詳細勘探，遺址的面積超過第一次勘探的一千乘五百公尺，擴大到三千乘一千公尺，這是一處規模很大的周代遺址。
三、一九六二年見到的董家林遼代城牆遺址已經完全被破壞，地面上已見不到，原來地面上高一公尺多的城牆只剩下牆根，當時推斷其時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四、黃土坡某個社員講，曾經在他家菜地裡挖出過一件銅爵，他把銅爵賣到琉璃廠，當時琉璃廠的人警惕性很高，認為是從墓中盜出的文物，就偷偷地報告了當地派出所，結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過這件銅爵根本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有銘文。銅器銘文的出現是以後的事了。根據這一情況，我就派四五個學生在這位農民的菜窯附近開了條廿乘○•五公尺的深溝，尋找銅器墓。幾年以後才知道，這條探溝的南頭，距後來發現的大燕國墓地只有幾公尺了。我當時估計所謂清末出土的燕侯銅器很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出自盧溝橋。
五、根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當時我曾對學生說，這裡的遺址很可能就是燕國的中都。
作為燕都的條件有大規模西周遣址的存在、銅器墓的發現和文獻的記載。後來隨著天氣漸冷，我們便停止發掘回來了。大概七、八個月以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繼續在琉璃河發掘，果然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還有太保贈予的情況，完全證明這個遺址的確為燕的中都。
在一九七二年的平整土地中，遺址面臨被鏟平的危險，為此我向北京大學負責人八三四一部隊的副政委彙報了情況（註一），他很快向國務院做了彙報。第二天國務院農林口負責人帶領幾位部長來琉璃河，當時陪同他們來琉璃河的還有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問到我的意見，我表示對這樣重要的遺址應當保存。這位負責人經過考慮後講：中國這麼大，保留這麼三百多萬平方公尺的地方不算什麼。他命令推土機開出琉璃河，遺址這麼保留下來。文化大革命中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衝擊，北大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我欺騙中央首長，連西周陶片都不認識，把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一九七三年春、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們來琉璃河發掘，工作了幾個月，沒有重要的發現，都紛紛埋怨我，說我誇張了此遺址的重要性，說我把他們坑陷在琉璃河，其實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該年秋、冬，我們繼續發掘，於發現了重要的墓葬，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等，此後再也不埋怨我了。於是我與琉璃河就此失去了關係。
（註一）當時北京大學已被軍隊宣布接管。
除以上兩說之外，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稱，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郭仁、俞震和張嶺等人，在房山縣進行考古調查時，在琉璃河鎮的劉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發現古代遺址。同年十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和北京大學在這一地區進行聯合發掘，獲得了一些西周時代文物，從而證明劉李店、董家林古代遺址均屬西周遺址。
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後來的解釋，琉璃河遺址應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但當時沒有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後來鄒衡根據調查的情況複查、核實了許多遺址，最後斷定琉璃河最重要；於是帶了三個學生於一九六二年開始發掘，這是該遺址首次發掘，北京市文物隊沒有參加。一九七二年，鄒衡帶領北大四十多個學生又在琉璃河黃土坡村進行發掘。
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發現、發掘的情形，以上各說儘管有些不同，但整體脈絡還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接著要敘述的是，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社科院合作，在琉璃河遺址發掘了部分墓葬後，於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市文物隊單獨發掘，至一九七七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共發掘了西周時期墓葬六十一座、車馬坑五府，基本確定了琉璃河遺址為西周早期的燕國始封地，但對於城址的年代，則被定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遺民和周人墓二種。
一九八一年，北京市文物隊再次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共同組成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隊，隊長由社科院考古所著名考古學家殷瑋璋擔任。多年後，據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回憶，這支新組建的隊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遺址的不遠處用自備的油毛氈搭蓋房棚作為居處。由於房棚是根據地勢搭建而成，門口朝向北方，考古人員不免要遭受風沙雨雪的肆虐之苦。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間，成群結隊的老鼠在床上床下不住地亂竄、嘶咬，有時還鼠膽包天，藉著夜幕的掩護，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員鼻子和耳朵。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考古隊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開拓精神，一下開挖了幾千平方公尺的探方。由於考古人員少，缺少技工，在這樣大的遺址範圍的操作起來很是困難，殷瑋璋決定從當地高中畢業生中挑選十人進行考古發掘訓練，並讓他們在實踐中邊幹邊學。不久，這支隊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式操作，再後來，就連剔剝車馬坑這樣複雜而高難度的技術也能掌握了。正是在這支年輕的技工隊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員才連續解剖了二處城址，並發掘了二百餘座墓葬與車馬坑。特別是一九八六年發掘的著名的M1193號大墓，更是轟動學術界。
早在一九七○年代初，這個坐落在一個叫黃土坡村莊旁的大墓就已進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只是這墓的土堆中間有一個周邊三公尺多寬的盜洞，這盜洞如同張開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員望而怯步。因為誰都不樂意去費錢、費時、費力地去挖掘一座早已被盜墓賊光顧過的空墓穴。一九八一年殷瑋璋率領部屬前來後，經過考察，覺得這座墓儘管早已被盜，但還有發掘價值，於是跟當地村幹部協商發掘事宜。這位村幹部一聽，覺得這是一個千古難逢的發財機會，便一口答應，同時又以大墓靠近生產隊打麥場和牲口棚為由，要求考古隊出資六千元，作為拆遷的賠償。殷瑋璋明知對方是在藉機要脅，但自知在人家的一畝三分地開展工作，當然要受到掣肘。無奈之中，殷瑋璋只好在請示上級後咬牙答應下來。令殷瑋璋想不到的是，牲口棚拆除後，大墓卻不能發掘，因為在打麥場旁邊還有一根電線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動這根電線杆，當然還需考古隊拿出錢來補償。既然拆遷牲口棚的錢都已拿出，這根電線杆的費用也只有再咬牙予以補償。待這根電線杆被拔走之後，考古隊人員本認為這下說什麼也可以發掘了，但還是不能行動。對方除了要一百公尺電纜費用外，又提出了多種條件。殷瑋璋一看這陣勢，在悲憤之中，索性打消了發掘大墓的念頭，帶著隊伍做其他發掘去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九月，殷瑋璋回社科院考古所彙報工作，當彙報到想發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沒有發掘時，考古所副所長王廷芳問道：老殷，那座墓還想不想挖，要是挖，我這裡還有點錢，可以給你一萬塊作為發掘經費。殷瑋璋一聽，當場答應下來，決定立即回去和黃土坡村的村幹部再度協商，只要錢一撥下來，馬上進行發掘，這座標號為M1193的大墓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正式得以發掘。
當整個墓坑被挖到底部時，考古人員發現這是一座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在整個琉璃河遺址發掘過程中，過去曾發現過帶一條至多兩條墓道的大墓，如此具有四條墓道的大墓還是首次發現。尤其引人注目並感到驚奇的是，四條墓道分布在墓室的四個角上，並以墓坑為中心，如口字由其四個角向外散開。整個墓室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四壁整齊，但愈往下，四壁漸趨收縮。經測量，墓穴至距地表八•四公尺時，南北長度為五•六公尺、東西寬為三•四四公尺。墓底距地表十•二五公尺。就其規模而言，這座大墓是琉璃河遺址任何一座墓葬都無法匹敵的。根據史料記載，中國商周時期墓葬的布局都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制度：天子墓葬為四條墓道，諸侯墓葬為兩條墓道，大夫墓葬為單墓道。從已發現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為具有貴族身分的人所用。至於有四條墓道的墓，從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發掘情況來看，應屬於王侯一級的人物所使用。因此，琉璃河遺址所發現的M1193號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位地位顯赫的燕侯。至於究竟是哪一代燕侯，這當然需要結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進行綜合分析。
儘管M1193號大墓雖然早已被盜，墓中大部分珍貴物品已被劫走，但從殘留的兩件銅禮器來看，為墓葬的斷代以及墓主人的推斷提供了重要依據。當M1193號大墓發掘到底部時，已是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下旬，嚴寒的冬天來臨了。為了趕在封凍前將墓葬清理完畢，考古人員加快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將結束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員意外從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個完整的青銅器物銅罍和銅盉。從器形上看，這兩件銅器並沒有異常之處。由於兩件銅器鏽蝕嚴重，加之從墓底取出時滿身被泥水包裹，考古隊長殷瑋璋決定先放入工地庫房，待墓葬清理完畢後，送考古所技術室進行除鏽保護。想不到兩個月後，經考古所技術室文物保護專家的除鏽工作，這兩件當時看來無足輕重的器物立即名聲大振，被列為國寶級文物。其原因就是在兩件器物的蓋內和器沿內壁上發現了相同的各為四十三字的銘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於乃辟。餘大對乃享，
令克（厲，以矢代萬）（侯）于匽（燕）。（旌，以中代生）、羌、馬、
叡、（雲，以于代云）、馭、微、克、（室，以出代至）、
匽入土眾（及）厥辭。
用作寶（陣，以尊代車）彝。
銘文記錄了周王褒揚召公太保明德賢良、對王室忠誠，冊封他為燕侯，並把（旌，以中代生）、羌、馬、叡、（雲，以于代云）、馭、微等九上國族，連同燕國一起納入有周的版圖，由他管轄的史實。
這是繼一九五○年代在江蘇丹徒發現宜侯矢簋之後又一篇關於周王封邦建國、授民、授疆土的重要文獻。它的文字雖不如宜侯矢簋長，但其研究價值卻毫不遜色。
燕國之封，史書有載。《史記•周本紀》在說到武王滅商以後曾分封功臣謀士，其中提到封召公奭於燕。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說到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弱燕，把燕國之封，記在召公奭的名下。在這次發現的長篇銘文中，以王曰太保開頭，先褒揚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於匽的冊命。由於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與召公聯繫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但因銘文中多有省文，時間、地點、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別是對令克侯於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詞還是助動詞，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因而對全銘的釋讀和解釋出現了不同意見。專家們在高度評價了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的同時，一致認定M1193號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國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誰的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主持琉璃河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殷瑋璋認為，M1193號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冊封成為第一代燕侯，並親自到位就封。不過他在成王、康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仍在豐鎬供職太保，死後才歸葬於燕國。
有的學者根據唐人司馬貞在解釋《史記》封召公于北燕時說的一句話，認為當初召公本人並未親自到燕國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樣，由自己的長子去燕國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應是召公的長子，那麼M1193號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長子之陵了。
儘管學者們對上述問題有所分歧、但所確定的M1193號大墓的墓主就是燕國第一代君侯的結論，無疑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它對早期燕國史和西周初年歷史的研究都是極重要的資料。它的發現有力地證明北京琉璃河遺址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琉璃河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於一九九七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部分，並設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測定這一專題。專題分別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趙福生、王鑫、田敬東、北京大學考古系雷興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小明等考古學家承擔。工程開展後的幾年中，趙福生等考古專家藉由對以往發掘資料的整理，以及對城址、宮殿區附近的祭祀遺址等進行補充發掘，得出一個可靠的分期結論。尤為重要的是，一九九七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一層和第三層中發現三片刻字龜甲。其中，第一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斷代意義。關於西周燕都遺址的始建年代問題，趙福生等研究認為，琉璃河遺址內應有三種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張家園上層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統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續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遣址的居住址遺跡中，所有發掘出土的陶片，迄今未見單獨只出商文化系統陶片的遺跡，基本上是與周文化系統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還有土著文化的陶片，這種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西周燕都城址內所有文化遺跡及文化堆積，都是召公封燕以後形成的。結合城牆基礎和城外護城河內出土的遺物看，專家們認為燕都城址始建於召公封燕之後，而絕不會早到商末。這樣，就徹底避開了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難以區分的糾葛，便於確定早期燕文化及為武王伐紂的年代提供了一個準確的下限年代標準。
召公封燕之時，有二種說法：一為武王說，一為成王說。那麼建燕之時亦應有此相應二說。一九八六年發掘出土的克盉、克罍銘文有：王曰太保。雖然專家對此二器的整篇銘文的解釋或有歧見，但對於文中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且銘文中所言即第一代燕侯封燕之事卻一致認同。所有史料均記載召公是在成王時為太保的，如《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根據這些文獻記載，專題組研究人員認為，封燕之事應為成王時，因武王之時，召公還不是太保而只稱召公。《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說明雖然召公被封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國，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見，克盉、克罍銘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燕國墓地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
西周早期第一段；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四○年至前一○○六年。
西周早期第二段；採人骨樣品四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一五年至前九五○年。
西周中期第三段；採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