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骨洩露的天機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古文字，在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之前，它只被當作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藥店。等這些古文字被確認之後，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儘管對誰是甲骨文發現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說法，但學術界公認王懿榮應是最早鑑別和認識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榮，山東福山人，字正儒，號廉生，自幼生於官宦世家。他的父親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鄉辦團練，受皇帝的嘉獎，賞戴藍翎，加員外郎銜。王懿榮本人出任過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等職。其嗜古，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之銅器印章貨幣殘石片瓦，無不珍藏而祕玩之。因為收集和研究了許多古代文物，又經常與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翁同龢、陳介琪、潘祖蔭、吳大澂等人一起切磋學術，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邃的造詣，才奠定了他後來看似偶然實為必然的對甲骨文的劃時代的偉大發現。
據傳說，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秋，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就是不見好，京城裡有一位深諳醫理藥性的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上面有一味中藥就是龍骨，王懿榮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老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藥買回來之後，王懿榮親自打開藥包驗看，忽然發現龍骨上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著金石學家對古物鑑定的敏銳度，他立刻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寫的時間要早於自己所研究的古彞器上的文字。這個意外發現使他興趣大增，於是又派人將達仁堂中帶有文字的龍骨購買回來，加以鑑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收購。不久，山東濰縣的古董商范維卿又攜來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視若珍寶一般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後，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趙執齋也攜甲骨數百片來京，王懿榮也全認購了。於是，在短短的時間裡，王懿榮就收購了甲骨約一千五百片。甲骨的價格也越來越高，最後賣到二兩銀子一個字。
關於王懿榮因病購藥而得到甲骨文的故事，歷史上有多種說法，也有多種疑問。因為按一般的常識，像龍骨這樣的中藥，是要搗碎煎服的，因此它出藥店時已化為碎粉了，如何能辨認其上有字？有人則著文說：光緒年間北京並無達仁堂藥店，王懿榮因病到達仁堂買藥一說僅係傳聞。另外還有人說到是天津的古文學家王襄和書法家孟定生首先從濰縣人范維卿處購得甲骨並定為商簡，真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形成甲骨文發現史上的一段疑案。真相到底如何，有證據可考的是王懿榮的兒子王崇煥在所撰其父的《王文敏公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小商屯地方，發現殷代卜骨龜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攜至京師，公審定為殷商古物，購得數千。是為吾國研究殷墟甲骨文開創之始。事在是年秋。
遺憾的是，這段記載並沒有什麼因病買藥之事，只是說甲骨從商人手中購得，雖然當時王崇煥只有八歲，但主要情節應該記得的。不過王懿榮本人確曾說過甲骨與藥店有關的話：會河南湯陰、安陽居民掘地得之。輦載炫鬻，取價至廉，以其無用，鮮過問者，惟藥肆買之云云。可惜的是這段文字仍未說明是否他曾因病而去藥店買龍骨。但不管怎麼說，王懿榮最早從古董商人范維卿處得到了的有文字的成片甲骨應是事實。
王崇煥在《年譜》中所說的小商屯，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安陽小屯村。居住在小屯村附近的農民世世代代耕田掘地，經常發現有龜甲獸骨碎片從田間出現，但農民們卻不知是何物，便把它們當成碎石瓦塊一樣扔到河邊或用來填坑。
據《甲骨瑣語》記載，最早把這種甲骨當作藥材送進藥舖的，是一位叫李成的剃頭匠，不知是哪年哪月，這個在小屯村土生土長的李成，剃頭的生意沒有熱起來，身上的疥瘡卻日漸瘋長，疥瘡雖不算大病，但又痛又癢，痛苦難當。由於無錢尋醫買藥，李成把那些扔在河邊地頭的甲骨撿起來用石頭砸碎、碾成粉末，塗在身上疥瘡處以止膿水。出乎意料的是，這甲骨的粉末不但止住了流淌的膿水，疥瘡也一天天結痂、消退了。這個意外的收穫使李成大為驚喜，既然這骨粉能治疥瘡，何不再進一步作些試驗呢？於是他取出剃頭刀，劃破自己的手，再把事先碾碎的骨粉敷到流血的傷口上，很快的，血止住了，傷口也慢慢癒合了。
有了這般奇效，頭腦並不愚昧的李成便打起了這些碎骨的主意，他將剃頭擔子放在家中，找了個破籃子到河邊地頭，把農民們拋棄的碎骨片一點一點撿起來，然後送到縣城的中藥店去賣。一開始，藥店掌櫃不知道這碎骨是何物，無意收購，李成便當場表演止血的功能。藥店掌櫃見確有些功效，便以六文錢一片的價格收購了碎骨片。待李成滿意地走後，藥店掌櫃找來藥書對照查看，最後明白了，這就是中藥裡說的龍骨。
龍骨這個名詞，早在中國的古籍《山海經》中便有記載。中草藥裡的龍骨其實大都是些古生物化石或上古時期的獸骨。很早以前，民間就有山野之間龍有蛻骨，可以入藥的說法。而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在其所著的藥學巨著《本草綱目》中就有龍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的記載。直到今天，許多中藥店仍然把它當作藥材出售。
自從李成撿拾龍骨可從藥店裡換回錢之後，消息很快在小屯村傳開，既然有這樣的好事，焉能放過，是農民們紛紛出動，開始在田野裡撿拾和挖掘起來。農民們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引起了古董商的警覺，而捷足先登的是濰縣的范維卿。
范維卿是農民出身的古玩商販，世代居住在山東濰縣浮煙北麓一個丘陵小莊，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稱二哥。當初家中幾乎無地可種，兄弟們以推磨、挑夫為生，惟有他入了古玩這一行。當時濰縣城收藏之風大熾，古玩商業興旺發達，清末時期濰縣城裡有數十家古董店舖，周圍十幾個州縣跑單幫的古玩販夫也雲集濰城，以此為據點周遊四方。范維卿收到的古物主要販賣給天津、北京的達官貴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榮為主。由於河南安陽、湯陰一帶經常有青銅器出上，范維卿便經常到此地收購。一八九九年，范維卿再次來到安陽尋找獵物，由於久收不到青銅器，又在閒轉中間知龍骨能入藥，於是趁便收購一批龍骨送到北京的藥舖賣掉。接下來便有了王懿榮因病到藥舖抓藥並發現甲骨文的故事。
據當代史家鄧華考證，王懿榮在發現甲骨文後，曾親自到藥舖問過貨源來路，並叮囑藥舖掌櫃：若濰縣古董商范某再來，必為引見。到了一八九九年夏天，范維卿又去北京送龍骨，遂被藥舖掌櫃引薦到王府，范氏與王懿榮的相識或許正始於此。當王懿榮看到范維卿帶來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後，興奮異常，當場指認上面一些近似鐘鼎文的字體給范維卿看，范維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順手搞來的破爛骨頭竟是很有價值的古董。王懿榮興奮之中設宴款待范維卿，時值盛夏酷暑，酒過三巡之後，王懿榮不再顧及官體，脫掉上衣，讓范維卿磨墨，在院中的樹蔭下赤膊揮毫，為范維卿寫了一副對聯：農事漸興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後來范維卿將這幅對聯帶回家中視為珍寶，代代相傳，逢年過節必掛在堂屋裡進香供奉，可惜此聯在文革中被當作四舊焚毀。或許，這幅對聯尚可證實當年的王懿榮由於因病服藥而發現了甲骨文之事確為信史。但後來也有人從他寫給范維卿的對聯中，感到兩人相見應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否則，在酷暑當頭之時，王懿榮怎會發現霜寒初季雁橫空這不合時宜的奇想，看來王懿榮的兒子王崇煥的記述更合乎情理一些，這具體的時間應為事在是年秋。
王懿榮在得到甲骨並發現了上面的文字後，是如何鑑別審定為殷商古物的，後人難以知曉。有人撰文說王懿榮是受《尚書•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的啟示並結合對周代青銅器上的篆籀文字研究而得出的結論。這個說法是否符合事實尚難定奪，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那就是王懿榮以及後來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即對中國古文獻的博學和音韻訓詁等方面的精深造詣，而這些正是甲骨文學者們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後來所說：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階段，並遵循著某種規律性。十九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一八九九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學術準備的。斯言甚是。
甲骨文被確認之後，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王懿榮不僅是確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並定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蒐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開了商代歷史研究、確認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發現的第二年，王懿榮搜求千餘片甲骨，準備著手深入研究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為國子監祭酒兼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面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自感無力回天，憤而投井自盡。
王懿榮與他剛剛開始的新事業訣別了，甲骨文的命運也面臨著是生還是滅的又一輪抉擇。所幸，由於劉鶚及時出現，才使甲骨文研究的歷史按照王懿榮的願望走了下去。
劉鶚（約一八五○至一九一○），字鐵雲，江蘇丹徒人。以所著《老殘遊記》而聞名世。早年的劉鶚精算學、水利、又懂醫術，性嗜金石、碑帖、字畫及善本書籍。曾在上海行醫，後棄醫經商，但盡蝕其本。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黃河於鄭州決口，著名金石學家、河督吳大澂率民眾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劉鐵雲投效於吳大澂的門下，決心以己之長治理黃河。由於劉鶚的積極參與，使氾濫成災的黃河鄭州段獲得有效的治理，劉鶚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為山東黃河下游提調，相當於知府的官銜，從此聲譽鵲起。
王懿榮發現甲骨文時，劉鶚正在北京候補知府，因為他是吳大澂的學生，也涉獵金石學，所以很自然地與王懿榮建立起關係，以致後來成為至交密友。王懿榮自殺後，他極為悲傷商。當時王家為了還債，把王懿榮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價轉讓給了劉鶚。
自得到王懿榮遺留的甲骨後，劉鶚開始廣泛搜求甲骨，他委託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齊魯、趙魏之鄉，用了約一年的時間，蒐集到約三千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兒子到河南一帶去收購甲骨，短期內共蒐集了近五千片。
劉鶚收購甲骨當然不是為了單純的收藏和把玩，根本目的是為了學術研究。一九○三年，他將自己蒐集到的甲骨進行整理分類，拓印了一○五八片，分成六冊，以抱殘守缺齋的名義拓印，從而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甲骨文的書籍《鐵雲藏龜》，從後來的情況看，此書雖然印刷不夠精細，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畢竟為中國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書面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甲骨文研究者開闊了視野，開創了奠基性的學術道路。同時，也標誌著甲骨文研究從以收藏為主的書齋走向更加廣闊和社會的起點。
就在劉鶚開始搜求甲骨時，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點，因為只有搞清楚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終揭開甲骨文字的奧祕，但收購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圖，唯恐洩露甲骨的出土地後會斷了自己的財路，便謊稱甲骨的出土地點為河南湯陰或汲縣，對真正的產地安陽卻守口如瓶，從不洩漏半字。在當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的情況下，古董商的謊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為真，王懿榮說河南湯陰、安陽，不甚具體。而天資聰穎過人的劉鶚也對此深信不疑，在其發表的專著中稱甲骨的出土地為河南湯陰縣之牖里城。由於這部專著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迴響，流風所及，劉鶚的湯陰說成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據，這個說法不僅誤導了中國人，就連日本人也受到蒙蔽。但假的畢竟是假的，偽裝總要剝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編織的謊言最終被戳穿，而戳穿這個謊言的不是別人，正是商人自己。在滿清遺老、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的勸誘下，見錢眼開的古董商人終於吐露了真言。
羅振玉，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他自幼以收藏金石銘刻為癖嗜，曾做過清朝學部三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官。他精能國學，又通曉外文，後來與日本和歐美的漢學家交往密切，使他在金石學、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面都成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國近代學術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者之一。當然，一般人對他的認識，更多的是從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得知他忠誠而執著的為清王室復辟努力的事蹟。
羅振玉年輕時在劉鶚家當過家庭教師，以致後來他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鶚的兒子劉大鐘。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關係，羅振玉才得以於一九○二年某日在劉鶚家中見到了從王懿榮府中轉購來的甲骨文。出於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和超前的思想意識，羅振玉極力慫恿劉鶚將其所藏甲骨文拓印出版，並親自為其所藏甲骨文進行墨拓。他曾滿懷感慨地說：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在羅振玉的鼓動和親自示範下，劉鶚的《鐵雲藏龜》才得以石印出版。付印之時，羅振玉還特別為此寫了一篇序言。羅振玉認為，甲骨上的文字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因此，龜與骨及夏商而非周之確證。《鐵雲藏龜》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變為可資研究的史料。
可以說，劉鶚在甲骨學研究史上的功績，與羅振玉的提示與幫助分不開的。遺憾的是，劉鶚雖亦為忠義之士，卻因擅開皇倉賑濟百姓而遭清政府流放新疆，以致客死他鄉。
自從羅振玉接觸到甲骨文後，憑藉自己較豐厚的家產和卓越的學識，全力以赴投入甲骨文的蒐集和研究之中。同先前的王懿榮、劉鶚等人一樣，對於甲骨文的出土地點，羅振玉也輕信了古董商的謊言，認為地點在河南衛輝和湯陰一帶，由於沒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並出現中心思想上的某些混亂，羅振玉在一九○三年還認為甲骨文是夏殷之龜，把此種文字的時代確定為夏、商兩代。直到一九○八年，羅振玉經多方探尋，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陽小屯村，正如他在後來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圖錄》的序言中所說：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為洹濱之小屯。一九一○年，羅振玉再次詢問來自河南的古董商，他略施小計，終於撬開了古董商了嘴巴，進一步證實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陽、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
隨著甲骨文出土地點的被確認，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對甲骨文所在時代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了。羅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認為甲骨是夏殷之龜的觀點，而確認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這一年，羅振玉應日本學者林泰輔的約請，寫出了著名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當時他已釋讀出數百個甲骨文單字，並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羅振玉進一步考證出小屯村為武乙之墟。
一九一一年二月，羅振玉委託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托，在安陽小屯逗留了五十天，不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一萬二千多片，分兩次以火車運往北京。一九一四年，羅振玉透過對大量甲骨的進一步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所述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認為，此地為武乙之都，並在新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又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一九一六年三月卅日，從日本歸國的羅振玉由上海趕赴安陽實地考察。從其著作《五十日夢痕錄》中可以看到，羅振玉上午九點左右到達安陽並住進人和客棧，吃完飯，立即找了一輛車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實地考察過後，還順手揀了一塊古獸角和一捧無字甲骨這是甲骨學者第一次將足跡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
羅振玉不僅是早期著名的甲骨文資料收集者，也是最早探知和考察甲骨文出土地的第一人，甲骨文的釋讀自他開始有了突破性進展。從此之後，學者們不僅透過古董商，還派人直接去安陽小屯收集甲骨，從而減少了甲骨資料的損失，並擴大了對甲骨文的搜求。羅振玉除了考證其地為殷代晚期都城外，還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紀》中商王名作比較，發現大部分相同。他在一九一五年發表，一九二七年增訂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總共釋讀了五六一個甲骨文單字，指出商王名號廿二個，外加示壬、示癸兩個先公名號，並發現了王亥之名，這項成果，成為他對甲骨學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貢獻之一。
在此基礎上，羅振玉還開始注意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並提出了著名的由許書（指許慎的《說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治學方法，這個方法成為後來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寶。
羅振玉從一九○六年開始廣泛地購藏甲骨，直到一九四○年過世，先後收藏甲骨達三萬多片，並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所著的《殷墟書契前編》以及後來的《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續編》和《殷墟書契菁華》，是殷墟正式發掘併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錄，為有清一代小學之一總結，它標誌著以《說文》為中心的小學的結束，代表著一個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為研究中心的新學科正在升起，並為後來甲骨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起著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
如果說羅振玉藉由對甲骨文的釋讀和研究，使殷商的歷史之門透出了一道縫隙，讓學界同仁得以窺視裡面的些許影像，那麼，王國維則把這扇封閉了三千年的歷史之門徹底撞開了。
王國維，字靜安，號禮堂，又號觀堂，一八七七年生於浙江海寧。他七歲入私塾就讀，十六歲考取秀才。一八九八年二月，他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在《時務報》謀求了一份司書、校對的差事。在上海期間，王國維結識了羅振玉，不久即到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日文，並於一九○○年去日本留學，由此擴大了他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眼界，兩人的師生之誼因此建立。一九○六年，羅振玉奉學部之命北調京師，王國維與之同行，其後的八年之間，羅王二人幾乎形影不離。在此期間，王國維在羅振玉的舉薦下，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身邊南書房行走等職。
王國維早年對學術研究的興趣相當廣泛，自一九○二年在南洋公學虹口分校任職時起，便開始研究西方哲學，主攻康德、叔本華等德國哲學家的思想，並努力將學到的新思想用以總結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從王國維留給後人的《觀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對哲學，而且對文學、詩詞、戲曲等等都有過研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他撰寫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都是盛極一時、頗有影響的學術著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宣告滅亡。這年十月，王國維隨羅振玉攜家眷東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間，王國維開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學術生涯，由於有深厚的國學根基，本身的勤奮學習和縝密嚴謹的邏輯思維和論證方法，加之羅振玉有目標地指導，同時又有羅振玉所藏的大量圖書資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在京都的幾年間，王國維在古文字特別是甲骨文研究的突飛猛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他日後的尖峰之作鋪平了道路。
一九一六年，王國維自京都歸國，受聘為上海聖經明智大學教授，主編《學術叢編》，並繼續從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韻、訓詁等方面的研究。一九一七年二月，王國維撰成蓋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年四月，又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此之前，儘管羅振玉於一九一五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已指出卜辭中商王名號廿二個，並發現了王亥之名。
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整體地對整個商王室世系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白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中予以填補並發揚光大。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春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商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十三人的姓名及前後順序，證實了歷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稿子初成之後，王國維隨即寄給羅振玉，請其斧正。羅振玉讀罷，神情為之大振，驚為曠世之作。
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經過王國維的考訂，大致上得到了確認，並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歷史的體系。王國維因而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十九年來最具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甲骨文的研究雖不是自王國維肇始，在他之前，劉鶚、羅振玉、孫詒讓等人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利用考古學上的新材料與舊文獻的記載進行比較研究，相互驗證，即用所謂的地下文物和文獻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闡明殷商歷史的真相，走上科學治史的道路，則自王國維始之。正是有了王國維這位曠世奇才的開創性功績，甲骨學的研究才有了其後的輝煌成就，殷商歷史的大門才轟然洞開，湮沒三千年的祕密得以揭開，從而直接引發一九二○年代之後，以革命性的突破將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為可靠的信史研究。
王國維的功績，正如另一位甲骨學研究大師郭沫若所評價的：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本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它們的訛傳。從而掘發了三千年來所久被埋沒的祕密。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疑古風潮大行其道的當時，王國維能以充分的證據證明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的確是一部信史，大大地填補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也給了極端疑古者一記沉重又響亮的耳光。正如著名甲骨學者董作賓在其所著《甲骨學五十年》中所言：王國維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夠把王亥二字看作一個人名，把孫詒讓認為立字者，斷定為王字，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紀》訛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驚奇這算是王國維氏在甲骨學研究的征途中，最為驚人的表現可見古代傳說，在於周秦之間的，並不是絕無根據，這足以喚醒一般極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話解說古史者的迷夢了。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確定，無疑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並使盛行一時的疑古之風受到扼制。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者從傳統古典經籍考定的書齋裡走了出來，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密切注視著新出土的資料，以新的學術思想和方法，開始穿越歷史的迷霧，漸漸邁上了信古、釋古的道路。
遺憾的是，王國維，這位學術界罕見的曠世天才，甲骨學研究領域一代宗師，於一九二七年，在他五十歲的鼎盛英年，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感慨和疑惑。
安特生與仰韶文化
就在安陽小屯發現甲骨文，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因成功的釋讀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之時，來自瑞典的一位考古學家、探險家也在中國四處打探龍骨的消息，此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安特生（J• Gunnar Anderson），一八七四年生於瑞典。一九○一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出任該校教授並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一九一四年五月，安特生受政府派遣，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分來到中國，主要調查中國的礦藏資料，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初來中國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決心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祕的土地上做一番大事業。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透過與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士的接觸交談，安特生發現許多問題和他想像的相差甚遠，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學在西方已經盛行了近一個世紀，但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對此卻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當然清楚，田野考古學對古文明的發掘，有著無法估量的作用。早在一八三○年，法國史學史研究的創始人布歇•德•彼爾特（註一）就在索姆河畔開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類祖先製造業的遺跡。這個舉動比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早了三十年。此後不久，西方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也都紛紛離開書房，奔向田野，足跡幾乎散布世界各地。這一時期，世界最有影響的田野考古學家應首推德國的海因里希•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來探求鮮為人知的文明歷史的首創者。一八五八年，他和他的妻子恩加斯•托米諾根據《荷馬史詩》透出的隱微資訊，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一帶大量地實際考察，並於幾年後在小亞細亞希沙立克丘的地層下面，終於發現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十五年後，夫婦倆又發現了神話傳說中的特洛伊王后海倫的金冕。於是，謝里曼夫婦的名字響徹歐洲並震動世界！
（註一）布歇•德•彼爾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八，法國考古學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類史前史可根據地質年代進行測算的概念。
一八七一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赫在南非馬紹蘭納地區的維多利亞堡，以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了幾千年的辛巴威遺址（註二）。這一發現，令歐洲大為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一八八二年美國學者唐納利則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考察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以前，美洲與地處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聯繫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哲學家柏拉圖提到的亞特蘭提斯；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肯定。
（註二）辛巴威遺址（Zimbabwe）：Zimbabwe為班圖語，意為石房子，非洲東南部一大片石頭建築的廢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於八世紀，但在之前約六百年，這裡已有人居住。一九八六年這個遺址成為辛巴威的國家保護區，並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保護區。
如果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阻隔和資訊的閉塞，未能讓中國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安特生遺憾的是，歷史已經走到了這個時代，不光外國人，就是包括中國人自己，對恢弘、浩蕩的數千年中華文化的源頭依然感到茫然。尤其是遠古祖先留下的那些遺物和遺跡，究竟是什麼樣子？與人類文明的出現到底是什麼內在聯繫？也統統無人知曉。難怪當時的國際學術界公認，中國沒有明確的石器時代遺跡。
安特生既然不辭千辛萬苦，志願踏上中國這塊土地，當然有自己的想法。於是，他在幫助中國政府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及組建現代礦業的同時，還主動在北京當起老師來了：他為中國的同行介紹西方有關的先進科學知識，講解西方田野考古的歷史和先進技術。當他協助開發完成了中國的第一座現代化鐵礦龍煙鐵礦的籌備工作後，又開始組織一幫人馬，走向田野，進行了一系列具有實際意義的田野考古發掘。
由於他的博學多才和豐富的實踐藝術，使他在中國所宣導的田野考古工作漸漸得以開展。他到中國的第一年，首先便發現了基質岩有機物的起源。同年，他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海普隆田野在他的指導下，各種不同的礦物化石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斷地被發現和開掘出來，驚喜交加的安特生將這些化石標本不斷地從北京運往瑞典的烏普薩拉，供維曼教授主持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鑑定。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四年之間，由於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做出具有真正科學意義和價值的田野考古示範，才喚醒了長期沉湎於古典書本中的中國同行學者，致使他們在新的學科面前作出了新的選擇，從而為中國田野考古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僅僅是他整個人生輝煌篇章的序幕，更加偉大的成果還在後頭。
就在安特生做出一系列田野考古示範的同時，他的目光也越來越集中在一樣十分奇特的東西身上，這就是在中國民間流傳了多年的龍骨。
一九一八年二月，安特生終於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吉布教授那裡見到了他尋覓日久的龍骨，並得知這龍骨就出土於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龍骨山。從此，他與周口店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二一年，安特生邀請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到周口店進行發掘，在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安特生曾用手掌敲著岩牆對師丹斯基作了如下天才的預言：我有一種預感，人類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裡，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找到它。或許，正是得益於他的天才預見，才最終引發了一九二九年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的世紀大發現。
眾所周知，北京人頭蓋骨是中國學者裴文中等人依照科學的田野考古方法，歷盡艱辛而發現的。這項巨大榮耀的光環之所以與安特生失之交臂，原因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發掘陷於短暫的迷茫之時，由他派往河南省考察的人發現了大批的三趾馬化石。安特生的興趣遂由周口店轉向河南。於是，剛剛來到祖先門前的安特生，探尋的腳步又向別處拐了彎。令安特生感到欣慰的是，他中途的這改弦易轍，又催生了廿世紀另一項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發現。
那是一九二○年秋天，安特生派他的中國助手劉長山去河南洛陽一帶，調查龍骨的出土線索，並蒐集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同時讓他注意有無石器時代遺存。年底，劉長山在河南農民手中買了大量的三趾馬化石，連同六百餘件石斧、石刀帶回了北京。劉長山對安特生說，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農民那裡買來的。這個村叫仰韶村。那裡的農民蒐集了他們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遺物。
安特生見到這些石器後，頓時兩眼發光，他對劉長山說：我們已找到了亞洲大陸上第一個石器遺址，看來西方學者所說的中國沒有發現石器遺址的時代應該結束了！
第二年，安特生來到了河南澠池縣，隨後便前往離城六公里的仰韶村。在距仰韶村一公里處，橫亙著一條峽谷，這條無名的峽谷後來由於安特生的到來而為世人所注目。在這個峽谷的北面，安特生驚奇地發現谷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明顯裸露著，並和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憑著這些特徵，安特生當下判斷，這就是石器時代的堆積。安特生進一步地搜索了谷底，很快便在堆積物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而且這塊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繪有一方黑色的花紋圖案！安特生幾乎不敢相信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會在同一地點！
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難道昭示著一種尚不為人類所知的古代文明嗎？
安特生懷著深深的困惑和好奇，回到了北京，然後開始日夜琢磨和研究從仰韶村帶回的那些古老器物。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了一份由美國地質學家龐帕萊於一九○三年和一九○四年，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地區所進行的那次著名的探索考察報告中的彩陶圖片，使他眼睛為之一，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竟出奇地相似！難道這二者之間有一種神祕的內在聯繫？他強烈地預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湧動的激情，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又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伍，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這次發掘，安特生特別作了備忘錄。從這份備忘中，可知他當時的心情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七日來到了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跡，而且早期歷史的遺跡也讓人驚歎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堡，看上去都經歷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期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物，在村落旁路邊立著的彩人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見。我深深受到了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我很難想像石群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跡是什麼感受？在這裡，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的發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個地區早期人類的歷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了一起
仰韶史前遺跡的發掘，儘管比法國人類學家摩爾剛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卻更具劃時代意義：它標誌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開始；而具有史前歷史的彩陶的發現，使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絕非主觀的推測和怪誕的想像。從仰韶遺址後來發掘的資料來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歷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歐羅巴文明的邊緣的神話，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再次提醒西方的歷史學家，東西亞文明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是獨立分開的。
只因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發現，仰韶文化很快聞名於世，安特生也因此獲得了非凡的聲譽。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者，都一致公認仰韶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源頭，它不僅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誕生，而且還為中國的學者帶來了一套歐洲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這套方法在整個二十世紀都被中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發現使安特生驚喜異常，也使世界學者為之矚目。安特生根據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製石器，未發現青銅製品和文字等特點，認為其時代應當晚於打製石器的舊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相當於西元前三千年左右。這一論斷打破了一些外國學者聲稱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文化的觀點。至於這一文化的來源，安特生在一度產生困惑和搖擺後，宣布贊同某些西方漢學家的文化西來的假說，即仰韶遺址所發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發祥地和源頭可能在中亞，經新疆、甘肅一帶，最後傳到中原地區，並融入以陶鬲為代表的漢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一九二四年，安特生把這一觀點正式寫進他所著的《甘肅省的考古發現》一書中，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九三四年，他在其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仰韶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這一觀點。一時間，中國文明西來說甚囂塵塵，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當然，這個觀點隨著另一個考古學文化磁山老官台文化的發現，從根本上徹底予以否定，不過，這已是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殷墟的發掘
正當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縱橫馳騁，飲馬黃河，憑藉田野考古手段在學術界呼風喚雨之時，安陽小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繼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孫詒讓、王國維等人之後，隨著國內外收藏家、金石學者以及達官顯貴、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使得安陽小屯有字甲骨價格暴漲，一路狂升不下。由此，盜掘掠取甲骨，便成為當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短短的十餘年間，安陽小屯等地的甲骨被從地下一批又一批地掘出，一批又一批地流散民間和市場。盜掘的狂潮使價值連城的甲骨遭到極大的破壞和損失，安陽殷墟遺址也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不僅許多具有科學考察價值的遺存被破壞，與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遺物也被毀壞和流失，更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外國人的染指，使許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難以回歸。
就在這緊要關頭，隨著與地質學、生物學密切相關的西方田野考古學，經安特生等人在中國的示範和傳播，一批思想敏銳的中國學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並成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和實踐者。
為了獲得更多的研究商代歷史的文字資料和其他實物資料，為了更加全面地瞭解殷商都城以及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並進而研究整個殷商的歷史進程，同時也為了盡快制止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流失和劫掠的厄運，對安陽殷墟整體上的保護和以現代科學考古手段進行發掘已成為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一九二八年五月，民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出任代理所長。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年輕時便被學界譽為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就讀，在校期間，受新思潮的薰陶，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創辦《新潮》社，鼓吹科學思想，抨擊專制積弊。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回應文學革新，提倡白話文的先趨者之一。五四運動後，他赴英國和德國留學七年，主攻心理學，兼涉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並對物理學、化學、數學和地質學也頗感興趣，其間，德國史學大師郎克的重史料、重考據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對他影響至深至鉅。一九二七年歸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兼國文、史學兩系主任。那時的中山大學是以新思想吸引所有青年的學習中心，傅斯年正是從這個中心走出，開始他更廣闊的學術和組織管理生涯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剛一創立，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敏捷的頭腦提出了一個被同代和後代經常引用的口號：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後來的實踐證明，傅斯年的這句口號，或者說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針，在研究所發生了巨大的效用。或許正因為傅斯年除了有淵博的古典知識外，還瞭解西方的科學方法，這就注定了他在同時代的學者中，成為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史語所尚處於籌備階段時，傅斯年就決定派遣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實地調查。但是，這個決定遭到不少學者的反對，尤其是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卅年對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這種企圖也是荒謬和愚蠢的。傅斯年不愧是瞭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他和羅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並認為羅振玉等人的觀點才是荒謬和愚蠢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董作賓按預定行期趕赴安陽。
董作賓，原名守仁，字彥堂，號平廬，河南南陽市人。自幼家境貧寒，曾輟學經商，但仍堅持自學，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研究國學，師從著名學者王國維，一九二五年到福州協和大學任教，次年回河南中州大學任文學院講師，講授語言學、史學等課程。後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系講師，中山大學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後，董作賓被聘為通訊研究員。正當此時，他奉所長傅斯年之命赴安陽開始調查工作。
據李濟回憶，一九二八年董作賓才卅歲剛出頭，是五四運動的追隨者，富有新思想，並急於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賓而不是其他學者赴安陽進行調查有兩個簡單的原因：其一，董作賓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將有利於他的工作；再者，董作賓雖然不是傳統想法中的金石學家或古物學家，但他頭腦靈活，在學問的研究上富有熱情而又有理智。但實際上，當時的這兩位學者，正如李濟先生所說，無論是指示董作賓到安陽進行田野調查的傅斯年，或是因為是河南人且具有天才，同時又易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往安陽的董作賓，對現代考古學其實都沒有任何實務經驗。董作賓在他後來的報告中也說得很明確，他這次的工作是考察遺址，同時查明是否還有一些甲骨值得發掘，或是否真像羅振玉及其同夥們所說的那樣甲骨早已挖盡。
董作賓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到達安陽，首先訪問了本地不少士紳，他們之中有彰德府中學的校長，幾個古玩店的老闆，以偽造甲骨但不認識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藍葆光。透過訪問，董作賓獲得了大量關於甲骨盜掘、販賣及販賣管道等情報。之後，他由一個嚮導陪同，到城西北的花園莊和小屯訪問。據董作賓在報告中稱：花園莊有一私塾，塾師閻君金聲，招待余等入室。頗客氣。余則私詢兒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見，不敢言。繼有一兒，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殘字，予給以當百銅元一枚，他生皆竊出，歸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閻君歸，亦取來二三片，云是小兒拾得者，與錢二百，小兒歡躍以去。由學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尋求甲骨出土地點。經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婦，詢曰：汝村中小兒女，曾有撿得田中龜版龍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將來，予買少許。婦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盤，中有碎片數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贗品，付洋五毫。頃刻間，男婦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環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時常來收買，能出高價，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塊，蓋土人發掘時所棄，而為小兒女拾得者也，故貶價售之。以銅元十枚之酬金，請霍氏之子女為嚮導，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為一沙丘，與羅氏（振玉）所謂之棉田，張君所謂有禾稼之土迥異。豈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證據者，一為新近土人所發掘之坑十，一為余在坑邊撿得一無字之骨版也。
經過調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並不像羅振玉及其同夥們所說的那樣已被挖盡，而從當地農民盜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規模很大，地下遺物十分豐富，進行科學考古發掘是必要的，且意義十分重大。董作賓有鑑於此，立即寫了報告給史語所，並擬定了初步發掘計畫。
接到董作賓的報告後，極富創新精神的傅斯年頗為驚喜，立即決定開始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經與中央研究院總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一千塊銀元的經費，這筆經費在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已是個相當可觀的數目。正是憑著這筆經費，由董作賓組織的六名考古隊員攜帶購買的測量、攝影及其他必需品，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到達安陽，開始了對小屯的發掘，這是繼安特生在中國成功示範田野考古學十四年之後，由中國人獨立主持的田野發掘，這次發掘不僅是殷墟科學發掘的開端，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起點
這次是殷墟考古史上，首次以尋找甲骨文為主要目的的發掘。前後進行了廿四天，共發掘了四十個坑，揭露了二百八十多平方公尺的面積，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三千件，獲得甲骨八五四片，其中有字甲骨七八四片。這次發掘的負責人董作賓，手抄有字甲骨三九二片，並作了不少考釋，這個成果與他前期的調查報告，一起在後來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的《安陽發掘報告》中，作為首篇刊載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安樂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這著名的廢墟鋪平了道路。
一九二九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先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
李濟，字濟之，比董作賓小一歲，一八九六年生於湖北鍾祥縣，一九一八年畢業於清華學堂，隨即赴美留學。他先在麻塞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來逐漸對民族學和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於是轉入哈佛大學，轉攻人類學專業，並於一九二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
李濟最初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後入清華大學任講師，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列為清華大學五大導師。李濟是中國最早獨立進行田野考古的學者，一九二六年，他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主持發掘了山西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從而揭開了中國現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後，李濟即赴開封和正在那裡的董作賓見面協商發掘事宜，並預測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閱讀了董作賓撰寫的報告，相互接觸交流的基礎上，李濟對殷墟遺址有了進一步認識，並作了三方面的假設：
一、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的最後一個首都。
二、雖遺址的範圍未確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遺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積中與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還有其他類型遺物，這些遺物的時代可能與有字甲骨同時，或早或晚，當然要依據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
根據以上三個假設，李濟很快制定了第二次小屯發掘的計畫並付諸實行。在董作賓的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一九二九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三千餘片，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一九三一年，殷墟開始進行第四次和第五次發掘。此時的發掘隊員增加了不少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他們帶著一些新觀點和對殷墟遺址更多的瞭解走向田野。在李濟的具體指揮下，有計劃地將殷墟分為五個區，每區由一個受過訓練且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指導發掘。就在這兩次發掘中，考古人員從實踐中摸索出辨認版築夯土的規律，這一點對古代建築多是夯土結構而不是磚石結構的中國極其重要，它為後來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和對中華文明的認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發掘的五個區中，最令人矚目也最讓後代考古學者稱道的是後崗村的發掘。這個工地的主持者是傑出的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
梁思永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梁啟超先生的次子，一九○四年生於上海，一九二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學預備班，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所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就讀期間，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特別研究過東亞考古學問題。為瞭解國內考古的具體情況，曾一度返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助教，同時整理清華大學所藏、由李濟先生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出土的陶片，並寫成專刊。一九三○年夏季於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歸國後，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並於同年秋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冬季，轉道通遼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一九三一年春寫成黑龍江昂昂溪發掘報告後，便赴安陽殷墟主持後崗區的發掘。
由於梁思永是真正受過考古學訓練的學者，所以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技術，都較李濟略高一籌。在發掘中，梁思永採用了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按照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這便是中國考古史上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小屯、龍山和仰韶三種文化的堆積關係，這個方法一直被後來的考古學者奉為圭臬，並沿用至今。其意義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發掘本身，它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又邁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就中國的田野考古發掘而言，梁思永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
揭開層疊的歷史畫卷
就在李濟率領考古隊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再次來到安陽殷墟開始第三次發掘，考古人員躊躇滿志、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祕之時，卻發生了一個意外事故，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發掘之初，曾與河南省政府商定，所獲甲骨器物暫存安陽中學。但考古隊為研究方便，第二次發掘之後，將部分甲骨和器物從安陽中學取出運回北京。這個消息很快被安陽中學校長向河南省博物館館長何日章報告，深受陳舊挖寶傳統思想影響的何日章聽罷大怒，立即將此事呈報給河南省督軍韓復榘，並添油加醋地說了一番不利於李濟等考古人員的壞話。韓復榘當場下令：河南是咱們的地盤，要挖寶，不用他們，咱自己來。有了韓督軍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寶劍，很快率領一批人馬直奔安陽小屯，開始挖掘起來，同時勒令李濟等外省人立即收攤回京，不准在此隨便盜搶寶物。
如此一來，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員成了盜寶者，而河南省博物館的人馬卻成了捍衛真理的衛士。衝突自然無法避免了。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在僵持不下之時，爭執雙方各拍了電報給自己的上司，尋求支持。李濟宣布發掘暫停，並要考古人員就地待命，自己與董作賓匆匆趕回北京，向傅斯年彙報衝突的過程。
鑑於已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圖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最後由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出面，呈請國民政府並奉主席令，拍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請其繼續保護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工作，並讓何日章無條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壞。經過反覆協商，雙方終於達成了幾條協定，大致內容是中央研究在發掘的同時，應注意維護地方政府的利益，所獲古物為雙方共同擁有等等，一場衝突遂告平息。
就在這段糾紛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交涉的不短的時間內，李濟見安陽殷墟無法正常工作，便移師山東濟南，開始發掘龍山鎮城子崖遺址。
城子崖遺址的最早發現者叫吳金鼎，時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追隨李濟先生攻讀人類學。吳金鼎來自齊魯大地，雖客居京城，但念念不忘自己的故鄉，很想找機會尋求故鄉方明之根。
一九二八年暑假，吳金鼎回到故鄉度假。為了實現夢中的理想，他利用閒暇在山東平陵故城和曆城縣龍山鎮一帶作考古調查。當他來到一個叫城子崖的地方時，發現河邊有一臺地，臺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邊與南邊高出地面三到五公尺左右，遠遠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殘廢的城垣，再仔細觀察，斷崖上有殘存的灰土和陶片。這個現象引起他的注意，隨即開始沿著西、南兩面的斷崖進行了多次調查，並在城子崖下層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非瓷非釉、光潔美麗的黑色陶片。頗有玩味的是，這種陶片總是與石器、骨器一同出土。這個現象無疑向吳金鼎昭示，這是一處極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
很快的，吳金鼎將這個調查情況向他的老師李濟報告。恰在這時，安陽殷墟的發掘由於河南省政府，特別是何日章等人的攪和已無法進行下去，在李濟和董作賓從安陽返回北京向傅斯年報告，途經洛南時，順便到龍山鎮城子崖複查，並認為吳金鼎所言極是，如果進行發掘收穫一定不小。在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和支持之後，李濟調集安陽殷墟大部分人馬，揮師城子崖，開始了中國考古學史上又一個重大遺址和極具學術意義的發掘。
當然，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感和動機是複雜的，除了安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之前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著對中國文明西來說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作出了這個決定。
與之前情況大不相同的是，李濟這一決定得到了山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親自為考古發掘隊籌集發掘經費，解決工作上的困難，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十一月開始首次發掘。一九三一年，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的第五次發掘也大規模地展開，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事業在廿世紀上半葉開始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徵的蛋殼陶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
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與殷墟文化有著某處關聯的卜骨和長四五○公尺、寬三九○公尺、基址十公尺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為學者們對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端緒。、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捩點。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諸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後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龍山文化。
當然，就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文化，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求。因而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只要在陶器質地、形制、花紋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面也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劃分出來，重新進行命名，如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等，當然，這都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永於一九三一年春天在殷墟後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後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色，對地層進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城子崖的龍山文化？
帶著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照，發現二者基本相同。等他回到安陽殷墟後，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在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在後崗關於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架構，並使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等等。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受當時條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龍山︱商文化的承接性歷史架構，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中間仍有不小的空隙，而什麼樣的文化又能連接和填補這些空隙呢？
在一九三二年春進行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更增甲骨科學考古的價值。因為有了宮殿就進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從這次發掘開始，發掘工作的重點由單純地尋求甲骨和器物，漸漸轉變到揭露和研究這些宮殿基址等。
這些宮殿因為是在很長時期陸續建造的，舊的毀棄後又建新的，前後交疊，已看不清原來布局。隨著發掘探溝與探方的展開，殷墟的神祕面紗被一步步揭開。
從一九三二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一個叫做西北崗的村莊，終於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記載。
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五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這時胸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不再是局部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面積揭露的膽魄。他們一連發掘了十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一千二百多座小墓和祭祀坑。這些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但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一九三六年，在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後，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獲得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一二七號的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一萬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有三百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於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繫，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一九三七年春，考古學家石璋如先生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至此停止。
上述十五次發掘共獲得甲骨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四片，雖然數量仍然比殷墟發掘前期散於社會的要少，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因此具有不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歷經十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參照科學方法進行。當時社會環境很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