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歷史的蹤跡
與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著名歷史學家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楊升南，一九三八年生於四川平昌縣，一九六四年八月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組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間和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被下放，直到文革末期才重新回到歷史所先秦室參加胡原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工作，從此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之後他陸續出版了《商代經濟史》、《春秋戰國政治史》等學術著作，並與王宇信教授主持大型學術著作《甲骨學一百年》的編寫工作，從而奠定了他在先秦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
羅琨是中國著名的金石學家、甲骨學奠基者羅振玉（註一）的孫女，自小受家庭的薰陶，對古史和考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立志從事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一九六三年，她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歷史所從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曾參加了在學術界頗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釋文》的編輯工作。之後又陸續參加了《先秦經濟史》、《中國軍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寫及有關國家起源等主題的研究，並和歷史學家張永山合著了《羅振玉譯傳》、《原始社會》等專著。
（註一）羅振玉（一八六六至一九四○）從年少開始就表現出對金石文物的高度興趣，曾拯救一批清初重要史料，對農業與教育也頗多貢獻。他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出其真實出處，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代晚期都城，屬於殷室王朝遺物，這兩點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墟的發掘。此外，他個人蒐集了一批不為骨董商重視的小屯出土文物，並寫作《洹洛訪古遊記》，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羅振玉同時也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驅。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列的對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可以說是解決三代年代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天文年代學等學科進行研究的依據。
眾所周知，中國有悠久、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了保存檔案文書的制度。周代已開始了對古史資料的寫定與整理。從漢代開始，更是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進行了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和研究。雖然有不少文獻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失傳，但也有部分佚書的內容透過輾轉傳抄、引述而幸運地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當然，這些典籍有相當一部分可能為偽書，有的年代、天象資料也過於零星分散，難以查檢且極易被研究者忽略。為了提供夏商周斷代工程其他課題的研究者比較完備的資料，本課題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面而有系統的輯集，建立電腦資料庫，供研究者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系、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文獻中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
建立夏商周年代與天象文獻資料庫，是過去從未進行過的工作，工程專題組在接到任務後，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杰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瀚的古代文獻資料中，普查了近四百種古籍，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卅餘萬字，輸入電腦，建立資料庫以備使用。
負責文獻中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面彙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系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深入的研究辨析，找出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紀年體系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鑑別。其中以彭林為主要組織和編輯者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夏商周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由陳力、廖名春、葛志毅、黃懷信、田旭東等學者負責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等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則從文獻學的角度，進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書紀年》、《逸周書》、今文和古文《尚書》等形成的年代，並對使用這些文獻時必須注意的事項提出說明。如對《竹書紀年》的研究，學者們經過仔細鑑別和分析，提出許多新的見解和看法。
《竹書紀年》又稱《汲塚書》或《汲塚古文》，曾與一個盜墓故事有關聯。據荀勖《穆天子傳•序》記載：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塚另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
從各種典籍來看，《竹書紀年》確為盜墓者不準首次發現，據當代著名史學家李學勤考證，盜掘地點為河南汲縣以西，依地志，在抗戰前發掘的山彪鎮大墓一帶，由竹簡內容和伴出器物可定為一座戰國墓葬。當時所得竹簡經荀勗、束皙等鴻學大儒整理，編輯成《紀年》、《周書》、《穆天子傳》等，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紀年》占十二卷，或說十三篇，主要敘述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可謂是一部魏國的編年史。對於《竹書紀年》到底是從魏襄王塚中發掘，還是從安釐王塚中盜出，卻給世人留下了一個疑問。如果從《西京雜記》記載來看，魏襄王塚為廣川王劉去疾所盜，不準所盜的應為魏安釐王塚。但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來看，書中紀年止於魏襄王二十年（西元前二九九年），因而魏襄王卒於何時，便成為解開疑團的關鍵。但關於魏襄王的卒年，歷史上又有兩種說法，一說死於西元前二九五年，一說死於西元前三○二年，若持前說，則此墓顯然為魏襄王塚，而持後一種說法，則恐怕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據現代史家陳夢家考證，魏國自惠王至亡國，帝王陵不在汲郡，《竹書紀年》當出土於魏國某個大臣之墓，其成書年代應該是在西元前二九八至西元前二九七年之間，寫本則成於西元前三世紀初。
不論不準所盜為何人之墓，《竹書紀年》為中國先秦史上最重要和最具有學術價值的古文獻之一，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書中所載明確的天象資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四十八年，二日並見（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古本）等，對年代學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據學者考證，《竹書紀年》原簡為戰國中葉寫本，比司馬遷的《史記》早了二百年左右。司馬遷書寫《史記》時並沒有看到這部竹書，由戰國時期的人來敘述戰國事，尤其是與魏有關的事蹟，自然比二百年後的人來敘述早已消逝的歷史要翔實可靠許多。
遺憾的是，據說原書至少在宋代已散佚，後來仍有版本流傳，學者們也未懷疑，清儒顧炎武、王念孫、王引之等，也經常引用流傳本的內容。自從《四庫總目提要》出來之後，有人開始懷疑《竹書紀年》是偽本，後據乾嘉學者崔述考證，得出如下結論：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採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以行於世。崔述曾列舉了十條證據、多方證明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為假冒的偽劣產品。
自崔述之後，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的學術界地位一落千丈，學者們大都相信這是一部偽書，不足作為史料，從此打入另冊，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當然，這個今本是相對後來的古本來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書紀年》是偽書，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佚，所以近代來，國學大師王國維等重新開始從唐宋以前的文獻中一條條摘錄所引用的《竹書紀年》內容，並輯校成書，學術界將其稱為《古本竹書紀年》。由於王國維等人忠實地按古代文獻中的《竹書紀年》引文摘錄，其間沒有摻雜自己的觀點或塞進其他內容，所以學術界相當看重這部《古本竹書紀年》，並用它來校訂《史記》記述戰國史事年代上的錯誤，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近年來，又有學者開始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價值，並在今本可信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如美國漢學家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至少有一段四十字的文字與出土竹簡是一樣的，其餘可推知；另有學者認為，清代學者否定今本的證據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成立。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文獻的可信性研究這個專題中，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自然成為焦點。透過陳力等學者們的努力，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有偽作的成分，但此書基本上還是與戰國中葉所作的原本相去不遠，更不是宋代之後的偽作。儘管如此，此書中的史料還是不可輕易引用，因為許多地方編排次序有誤，必須經過去偽存真之後，才可視為可靠的史料。
另外，關於夏及商前期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同時代的中心區域等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多種不同說法，並未形成統一的意見。主要的分歧有：
一、關於夏代的主要都城及其文化中心區域有豫西、晉南和豫東、魯西等不同說法；
二、關於早商都城及其文化中心，有河北和魯西、豫東等不同說法；
三、關於湯都亳邑，有北亳、西亳、鄭亳等不同說法；
四、關於小屯殷墟遺址，有盤庚始都與武丁始都，乃至否定其為商都等不同的說法。
對於以上諸說，負責專題研究的辛德勇、鄭杰祥兩位學者，透過對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總結前人成果，對於夏代與商代前期（盤庚以前）各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系統的看法，並界定夏及商前期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為相關考古發掘研究提供了歷史地理方面的依據。
儘管從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枝蔓蕪雜，錯綜混亂，神話、傳說、史實和揣測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年代劃分上，更是眾說紛紜。但若從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兩個系統仔細分析研究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整體的脈絡。特別是從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況。
歲月之河
夏之前，不僅社會生活的一般狀況極其模糊，時間、地點、人物及世系等要素更是雲遮霧罩、難窺真顏。司馬遷只能搜羅各家的異聞傳說，把那些遠古的英雄事蹟加以梳理考證，統統歸入《五帝本紀》，權當《史記》的卷首開篇，接下來就是對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後歷史的描述。
按照《史記》的說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他之前是舜和堯兩位帝，他們都是五位古帝的後代。據歷史留下的資料看，堯號陶唐氏，都平陽（山西臨汾縣），居地在西方。舜號有虞氏，生於諸馮（山東諸城縣），卒於鳴條（河南開封附近），從地理位置看應屬於東方。禹的父親鯀居地在崇，崇即嵩，應為河南嵩山一帶。禹原住在陽城（河南登封縣），後都陽翟（河南禹縣），這兩個地方都在河南偏西地區。如以五帝到堯、舜、禹這幾位古帝對後世留下的影響，禹的名氣最大。與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災洪水一樣，據說在帝堯之時，也遇到了滔天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為治洪水，帝堯一開始讓鯀來治水，結果九年而無功，洪水照樣氾濫成災。到了舜為帝時，改用鯀的兒子禹來治理，禹吸取了父親失敗的教訓，改圍堵的方法為疏導、疏通，在外奔波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勞身焦思，終於在洪水的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於是天下太平，禹也就成為後世崇拜和讚頌的一位神人。
當時與禹同時治水的還有一個叫伯益的非凡人物，傳說伯益最早發明了鑿井之術，有了井，人們便可以離開經常氾濫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產，人身安全和農業的發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這個時期，有一個叫奚仲的人發明了車，車的發明是古代社會生活中的一項革命性成果，這個成果無疑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按一般的說法，黃帝以下諸帝，部落聯盟逐漸擴大，戰爭也變得頻繁起來。到了堯舜禹時期，存在著以黃帝族為主，以炎帝族、夷族為輔的部落大聯盟，到了禹做大酋長時，對苗族的戰爭獲得了較大的勝利，使當時勢力最大、戰鬥力最強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長江流域，黃、炎族開始占有了黃河中游兩岸的中原地區。從流傳下來的史料看，神農時用石頭做兵器，黃帝用玉做兵器，到了禹的時候，則用銅做兵器。如此迅猛發展的生產力，奠定了偉大燦爛的華夏文明的基礎。
從流傳下來的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來看，堯、舜、禹的帝位傳承，是採取禪讓制度。當堯在帝位的時候，諮詢四嶽（姜姓，炎帝族），四嶽推舉舜作繼承人。舜受到各種考驗後，攝位行政。堯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後的舜像先帝堯一樣，也照舊諮詢眾人，選禹為繼承人。舜死，禹繼位。繼位後的禹仍按過去的制度，以皋陶（偃姓，夷族）為自己的繼承人。皋陶沒來得及即位便死去，眾人又推舉皋陶的兒子伯益為繼承人。當禹死後，應該繼為帝的伯益卻未能即位，係因禹的兒子啟篡奪了伯益的位而自稱帝。從這次政變開始，原來的禪讓制度被廢棄，公天下從此變為家天下，這個歷史性的重大轉折，影響了之後幾千年中國歷史的政治制度。
自啟篡位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不斷積累增多，啟之後的政治集團和所屬部落漸漸凌於眾小邦之上，而隨著各種制度的益趨完善和鞏固，原來的部落聯盟漸漸過渡向國家，因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形成了。
由於啟的篡位稱帝，使原有的禪讓制度變為世襲制度。從歷史記載來看，從夏代禹開始至夏最後一個帝桀終結，共為十七王，總年數為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卅一年，其世系表為：
禹↓啟↓太康↓仲康（太康弟）↓帝相（仲康子）↓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不降弟）↓帝廑（扃子）↓帝孔甲（不降子）↓帝皋↓帝發↓帝癸（桀）
夏王朝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非常之大，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國家建立和文明產生發展的根基，後世對這一時期曾傾注了極大的仰慕之情，如起源、活動於西方的周族人，當他們奪得並占領中原之後，便稱自己的國土為時夏，稱自己的民族為諸夏。後夏又轉為華，這便是中國又為華夏民族名稱的來源。
就在夏王朝建立並走向鼎盛的時候，東方一個稱為商的小國也在崛起。據司馬遷《史記》載，商的始祖名叫契，母親簡狄是帝嚳的次妃，簡狄在沐浴時，遇到一隻玄鳥下了一顆蛋，簡狄拾起蛋吃下去，因此懷孕，後來生下了契。
堯舜時，契因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為司徒之職，其封地在一個叫商的地方，因而稱商族。
契死後，他的兒子昭明繼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繼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國王，他不僅發明了馬車，其勢力還曾一度達到海外。其後的一位重要商王是王亥，相傳他發明了牛車，大大提高了車的功用，為生產運輸和交通都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性。據記載，王亥曾駕著牛車，用帛和牛當貨幣，在部落間做買賣，後來被一個叫有易（狄）族部落的人掠奪殺死，王亥的弟弟王恒率人打敗了有易族人，奪回了牛車。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商在滅夏之前已是個興旺發達的小國，隨著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發展，國勢漸漸強盛，因而造成了以商代夏的趨勢。
自王亥之後又過了好幾代，商國中又出了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人物湯，因為湯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廣施仁政，國勢再度加強。湯王把自己的都城從商遷到亳，然後開始作滅夏的準備。由於這個期間湯王得到了兩個極有才幹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輔助，許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國力更加強大，滅夏的條件漸已成熟。
夏的最後一個帝王桀，是個暴君，當時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個叫斟鄩的地方。湯在滅夏之前，首先滅掉了夏在東方的昆吾、韋、顧三個附屬國，然後傾全力對夏進攻。夏、湯之間經過十一次激戰，夏終於力不能敵，全線潰敗。夏桀率領殘兵敗將逃到了南巢（安徽巢縣），從此宣告了夏王朝的滅亡。
夏朝滅亡後，湯率軍回到亳都，自稱武王，中國歷史上一個新朝代開始了。
許多歷史記載都說明商經常遷都，湯打敗夏之前就先後遷過八次，滅夏後遷過六次，直到盤庚遷到殷（今河南安陽）才不再遷都，商後期又稱殷，或殷商並稱。從記載中看，商王朝的領土大約和夏統治的區域相似，介於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之間，而權力所及的地區可能達到了今陝西、遼寧甚至朝鮮半島，這些地方可能是夏朝不能相比的。至於商為什前後十餘次遷都，是由於本民族的習慣，還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或是商業貿易交流上的考慮，史書少有記載，後世也多靠猜測推斷，並沒有定論。
自盤庚遷殷之後，又傳了八代十二王、歷經二百餘年而滅亡。到了最後一個王紂王統治時，商的國勢已江河日下。紂王原本是個文武兼備的人，憑著他的能力本可以使商王朝再度中興，但他反而極度殘暴、驕奢、淫亂，使延續了幾百年的殷商再也無法傳承下去，發生於歷史上的著名的牧野之戰，終於使商王朝徹底覆滅。
縱觀商的歷史，自契到湯共十四代，從湯滅夏到紂共十七代卅王（湯的兒子太丁早死，不計在內）。總積年有四百九十六年、六百廿九年等不同的說法。其世系為：
（一）
1契↓2昭明↓ 3相土↓4昌若↓ 5曹圉↓6冥↓ 7王亥↓7王恆（王亥弟）↓ 8上甲微（王恆子）↓ 9報乙↓10報丙↓ 11報丁↓ 12示壬↓13示癸↓ 14天乙（湯）
（二）
1湯 ↓2太丁（湯子，未即位）↓2外丙（太丁弟）↓2中壬 ↓3太甲（太丁子）↓4沃丁（太甲子）↓4太庚 ↓5小甲（太庚子）↓5雍己 ↓5太戊 ↓6中丁太戊子 ↓6外壬 ↓6河亶甲 ↓7祖乙（中丁子）↓8祖辛（祖乙子）↓8沃甲 ↓9祖丁（組辛子）↓9南庚（沃甲子）↓10陽甲（組丁子）↓10盤庚 ↓10小辛 ↓10小乙 ↓11武丁（小乙子）↓12祖庚（武丁子）↓12祖甲 ↓13廩辛（祖甲子）↓13康丁 ↓14武乙（康丁子）↓15文丁（武乙子）↓16帝乙（文丁子）↓17帝辛（紂，帝乙子）
繼商王朝之後，一個稱為周的民族登上了歷史舞台。周的始祖可追溯到后稷時代，后稷名棄，是帝嚳妃姜嫄所生的兒子。帝堯主政的時候，舉棄為農官，到了帝舜的時代，棄因功而被封於邰，號后稷，姓姬氏，其子孫後世以農為本，艱苦創業。到了公劉主政的時候，舉族遷居於豳（今陝西旬邑縣一帶），並在此地將后稷的精神發揚光大，部族也漸漸興旺發達起來。又過了幾代，到了古公亶父時，由於不堪戎狄族部落的掠奪與侵擾，古公亶父便帶領族人離開豳地，來到岐山腳下的周原定居下來。
古公亶父來到周原（今陝西岐縣）後，築城廓屋室，安撫民眾，改革戎狄舊俗，設立官司，漸漸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周國，周王朝的事業從此得以開始。
隨著周族的興起，占居中原地區的商王感到這個西部王國難以用武力對付，便採取和親的政策，把其附屬國摯國之君的女兒太任嫁給古公亶父的兒子季曆。後來季曆生了個兒子，取名為昌，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周文王。
文王主政期間，對內廣施仁政，採取各種富國強民的政策，對外則採取恩威並用，各個擊破的戰略。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內，先是打敗了強大的西戎混夷，開闢了西邊的土地，又滅掉了附近的幾個敵國，奠定了渭南之地，接著又攻克了邘國（今河南沁陽縣境）和耆國（今河南浚縣西南），勢力擴展到了東方，和商國的王畿相接，又經過一番奮鬥，勢力擴充到長江、漢水、汝水流域，取得了當時所謂天下的三分之二，形成了對殷都朝歌的戰略包圍，滅商的條件業已成熟，遺憾的是，文王未及完成自己的使命，便撒手西歸。滅商大業在數年後由他的兒子武王順利完成。
歷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宣告了商朝的滅亡和周朝的正式建立，周武王成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後繼位的分別是成王和康王，在這兩個王執政的四十多年間，人民休養生息，社會安靜，天下太平，史載成、康之世竟無一人作奸犯科。可惜好景不長，又經過幾代到周厲王時，國家已到崩潰邊緣，而當政的周厲王又偏偏是個極度專制的君主，除暴虐、驕橫之外，還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使得民不聊生，導致忍無可忍的民眾群集起來暴動，周厲王眼看頹局難挽，於是渡黃河逃走。由於厲王出逃，在諸侯推舉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王權，歷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稱為共和元年，也就是從這一年起，中國的歷史有了確切紀年，若以西元紀年計算，這一年為西元前八四一年。
厲王流放出國，一去不復返，這個上古世界的第一個共和國，在經歷了十四個春秋之後，隨著厲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靜（宣王）的繼位而宣告結束。
由於宣王自小就歷經艱苦磨難，即位之後，還是認真地聽取召公和眾公卿的意見，努力治理政事，一時頗有中興氣象。遺憾的是，周朝到了宣王這一代，外患實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強勁的戎部族侵擾，東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進逼，雖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一一平定，但周室的國力卻大大地衰弱了。
繼宣王之後，繼位的是中國歷史上頗為著名的幽王，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他的荒虐無道，他曾經烽火戲諸侯，並因寵愛褒姒而廢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以致激怒了申后的父親申侯，申侯一氣之下約集了鄫國和犬戎，聯合發兵攻周，周王室力不能敵，鎬京被破，幽王在敗逃中被殺死，於是西周宣告滅亡。
幽王死後，申侯鑑於鎬京在戰火中化為瓦礫，無法再作為都城，便在自己的國土上立太子宜臼為主，是為周平王。廿一年後，周平王在晉文侯的幫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並以周公早年所建的東都洛邑為京畿之地號令天下，後人始稱東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是魯隱公元年，相傳孔子在這一年始作《春秋經》，從此歷史進入了春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周王室雖然還有天下共主之名，但政治重心實則已漸漸轉移到列國霸主的身上，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急劇動盪、頻繁變革的新時代，西周的世系表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6孝王共王弟↓8夷王（懿王子）↓9厲王↓共和元年↓10宣王↓11幽王
疑古思潮的興起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前，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將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等到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蹟，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於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等，顯然是神話。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系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尊之後由於一場關於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焚書對先秦典籍是一次空前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行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丶《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丶《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尚書》的發現與辨偽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又典型的個案。
《尚書》又稱《書》、《書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戰國以前，它被稱作《書》。漢朝人稱它為《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漢代之後，《尚書》成為儒生必讀的主要經典，故又稱《書經》。《尚書》記載了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春秋中期）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其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歷代帝王的文誥和君臣談話紀錄。這部書在秦朝的焚書坑儒浩劫中也難以倖免，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再也不曾聽聞《尚書》殘存的消息。到了漢文帝時，忽聞山東濟南有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書》授徒，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求教。原來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宮中擔任博士，精通《尚書》，秦始皇下令焚書時，他冒著生命危險，把《尚書》藏起，等到漢惠帝取消禁書令，伏生又想辦法搜尋藏書，發現遺失了幾十篇，只剩下廿九篇，便用此在家鄉授課。但伏生年事已高，口齒不清，口授經文時需由其女兒在旁通譯。晁錯盡職盡責，終將《尚書》記錄完畢。由於它是用漢代書體（隸書）記錄成書的，故稱《今文尚書》，以與孔子用大篆文傳授的《古文尚書》相區別。
正當《今文尚書》大行於世時，到漢武帝時，在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又傳佳音：孔子十二世孫、漢博士孔安國，在拆毀孔府中的一處舊宅時，意外地發現了密藏在牆中的一批古書。在這些古書中，有一部《尚書》殘卷。這部《尚書》係由大篆文書寫，又得自孔門真傳，便稱《古文尚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年幼時師從孔安國，學的就是這部書。後來司馬遷在作《史記》時，主要參考書之一就是這部《尚書》。不過，司馬遷沒有完全相信書中的記述，他本著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對古史記載認真地加以整理、考辨，所以梁啟超稱他是辨偽學的始祖。
《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雖得重新行世，卻只是兩部殘卷，未免美中不足。
司馬遷身後百餘年，已到漢成帝朝。山東東萊（今山東萊州市）有個叫張霸的人，忽然聲稱發現一部全本《古文尚書》，並獻朝廷，這件事震驚朝野。成帝派人仔細研讀，才發現上當受騙。原來這是一部偽作，且造假手段十分拙劣：是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及《左傳》裡的一些文字拼湊而成。成帝大怒，下令將張霸斬首。
就漢初所發現和流行的《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而言，除篇數和字體外，本無實質性的區別，只是兩種不同的版本。但由於《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在傳授過程中各有師承，研究和學習的方法各不相同，後來漸漸形成了《尚書》今文和古文兩個學派。當時，各經都立博士，今文《五經》立了十四個博士。如果某經或某經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著從私學變為官學。因為通博士經是唯一的利祿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分者不得仕進。所以各家經說均欲爭博士。西漢中期《今文尚書》作為五經之一被長期立於學官，這部書的今文學家也就大都在朝中做官。由於古文經派不被立為博士，自然沒有做官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少數好古之士在民間學習、傳誦古文經。到了西漢末年，對古文經有特殊偏好的學者劉歆藉掌握朝中權柄的王莽之力，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學官。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王莽開始提倡古文經學，一批古文經學者終於衝破今文經學派的長期抑制，堂而皇之地與今文經同立博士。劉歆的這個舉措，為長達二千餘年的經今古文之爭埋下了伏筆。
繼王莽之後又過數百年，歷經東漢末年董卓之亂、西晉永嘉之亂，使漢魏以來的文獻典籍一再遭毀，伏生所傳《尚書》和孔安國所獻之書，在一次次的兵燹中終於全部失傳。
東晉元帝時（三一七至三二二年），忽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書，稱是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再現。
此書一出，朝野轟動。因為它不僅包括伏生所傳《尚書》，而且還多出了廿五篇逸文，這些逸文，就連晁錯、司馬遷、班固、劉向等大家都未曾見過。更令人吃驚的是，這部書中竟然還附有孔安國親撰的序文和注釋。一時間，人們為這一重大發現而心醉神迷，忘乎所在。梅氏也因此而加官晉爵，名聲大噪。然而，梅賾的所謂《古文尚書》，行文怪異，破綻百出，從問世一開始便有學者提出懷疑。但在一片忘乎所以的鼓譟聲中，這種懷疑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直到南宋初年，學者吳棫的大膽詰問才引起社會關注。吳棫發現，梅氏的《古文尚書》中屬西漢的《今文尚書》部分和增出的廿五篇逸文，在文體上有很大差別，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不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顯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品。
吳棫的觀點猶如平地驚雷，引發了一場關於梅氏古文尚書真偽的論戰。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支持吳棫的著名學者是朱熹。他認真考辨了梅賾的本子，得出了與吳棫完全相同的結論，即：梅賾所獻的這個本子裡的廿五篇逸文是偽造的，所謂孔安國的序文和注釋也是贗品。
他們的考證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這部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的地位因而隨之動搖。
從南宋開始，歷經元、明、清，對梅賾所獻之書的辨偽便成為考據學家的熱門課題，但由於若干複雜的原因，偽《尚書》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得以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間，經著名考據學家閻若璩的不懈努力，這一偽書的真實面目才被徹底揭穿。
閻若璩在少年時便對梅氏所獻書中所謂逸文的真實性感到懷疑，成年以後便下定決心要把這一歷史懸案弄個水出。他前後花了廿多年時間，對梅氏所獻本子進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證，終於完成了一部給這部偽書蓋棺定論的著作《古文尚書疏證》。在這部書中，他列舉了一百廿八條證據，令人信服地徹底戳穿了梅賾精心羅織的這一千古騙局。梅氏的作假手法也被一一曝光：
一、作偽者將先秦古籍中有關《尚書》的隻言片語加以精心聯綴，以成所謂逸文，而閻若璩對這些逸文的最初來源都一一查出。
二、作偽者又將孔子編定《尚書》時所寫《書序》中的若干標題，移植到廿五篇逸文中，讓人感到其來之有緒。
三、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偽者將偽文與伏生所傳真文仔細摻和，並煞費苦心地偽造了所謂孔安國的譯文和注釋。
為了製造這一高級贗品，梅賾之流可謂機關算盡，但於由吳棫、閻若璩等學者的不懈努力，證明《古文尚書》確是晉人偽作，這場直到清康熙年間長達五、六百年之久，關於偽古文《尚書》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吳棫、朱熹、閻若璩等學者懷疑《古文尚書》並著手尋找證據考辯之時，今文經學派又開始了對《左傳》、《周禮》等先秦典籍真實性的漫長懷疑。在這個過程中，今文家懷著對最早提倡古文經學的劉歆的嫉視，說他偽造了《左傳》和《周禮》，同時還遍偽群經，直至竄亂《史記》，罪名愈來愈嚴重。經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學等今文家一路懷疑下來，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劉逢祿寫成《左氏春秋考證》一書，對劉歆的所謂偽造《左傳》的劣跡加以系統的揭發。在劉逢祿看來，歷史上曾經有過名為《左氏春秋》的書，一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傳》乃是東漢以後的以訛傳訛，而其始作俑者實為劉歆。劉逢祿為此斷言，後世流行的《左傳》，是劉歆出於貶低今文的《公羊傳》，為王莽篡漢提供歷史根據的目的而與《周禮》一起捏造。到了清末，在戊戌變法中爆得大名的康有為，除全部繼承了劉逢祿的論證外，進而從現行《左傳》的來源、形成上證實它是偽書外，在他的代表作《新學偽經考》一書中進一步斷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是古文經全部是劉歆的偽作，故稱為偽經。因為這些偽經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為了弘揚孔子之道，必須摒棄劉歆之偽經。
關於《新學偽經考》的得名，康有為說的很明白：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偽君、偽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偽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古文尚書》、偽《毛詩》，次第偽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之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偽經以迎媚之。而歆身為新臣，號為新學。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康有為從多方面作了論證，全盤否定了傳世的古文經傳，從而動搖了現存的儒家經典。儘管康有為在考辨古文經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主觀武斷現象，有些觀點經不起推敲，甚至是錯誤的，但在當時的政治界、學術界都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毀版的命運；在學術上，它直接影響了後世的疑古辨偽風潮的興起，直至引發了一九二○、一九三○年代古史辨派的產生。
一九一七年，廿七歲的胡適自美國學成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接替陳漢章講授中國哲學史。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拋開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胡適之所以丟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講，而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是因為他對中國遠古時期神話傳說和史實雜糅的記載持根本的懷疑態度，所以才會有東周以上無史的講法。
由於胡適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與他的古史觀持相同看法者甚眾。一九一七年，他在北大開設中國哲學史時，對將周宣王之前的歷史全部拋棄不用的治學思想和方法，其弟子如顧頡剛、傅斯年等深表佩服。據後來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後來，胡適又發表了《水滸傳考證》和辯論井田制的文章。些文章的發表，給顧頡剛以深刻的觸動和啟迪，顧頡剛說：可見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瞭解。
胡適留美時師從名教授杜威，將其實驗主義稱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在中國學術界大力鼓吹，風靡一時。一九一九年，胡適又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一時從者眾，正因這個緣由，從一九二○年起，胡適與顧頡剛的交往日益頻繁，顧頡剛開始按胡適的學術指導思想撰寫《清代著作考》。之後二人共同策劃編輯《辨偽叢刊》，其間得到了學界名人錢玄同的贊同與回應，三人不斷來往商討，使這個事情越鬧越大，最終並拉開了古史辨運動的序幕。
一九二二年，顧頡剛在整理上古史的過程中，把《詩》、《書》和《論語》三部書中所載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並加以比較，發現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也就是說，古籍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累積而成的，神話傳說發生的時代；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系統恰恰相反這便是廿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巨大的顧頡剛的學術精髓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一九二三年二月，顧頡剛致書錢玄同，以書信的方式進一步表明了他的這一觀點。這封信同年五月六日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標題發表時，顧頡剛又加了按語，申明自己的主要觀點：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
胡適對顧頡剛的觀點給予高度評價，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他這人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而錢玄同不但對顧頡剛的觀點表示擊節讚譽，大加鼓吹，而在其後不久，遂將姓名索性改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
與胡適、錢玄同等相對立的大多數有著封建思想的人如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著名學者，則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對顧氏的觀點提出發難和尖銳的批判。劉掞藜在其發言的《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中，認為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滿意的。接下來，劉掞藜依據經典常識，從五個方面駁詰了顧頡剛的說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中，則認為我以為古史雖然龐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之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文中，胡堇人重點駁斥了顧頡剛關於禹不是人而是一條蟲的說法。如顧頡剛據《詩•商頌•長髮》中關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記述，認為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胡堇人卻認為這兩句正是敘禹平治水土的話，又何嘗有天神的意思呢？另如顧頡剛據《說文》禹字訓為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而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胡堇人則斥為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解釋，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蔓草，難道帝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面對眾人的責難和批判，顧頡剛不得不放棄了疑禹為蟲，並出於九鼎的推論。隨著討論的不斷展開，顧頡剛的思想也不斷地變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顧頡剛又進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這四條原則，可謂是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假說的延伸和發展。
從一九二六年開始，顧頡剛把一九二三年這次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有關文章、信件彙集起來，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長序，闡發自己疑古、辨偽思想的由來、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和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實的精神。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古史辨》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廿版次。在這部書的推動下，許多學者紛紛加入到疑古辨偽的行列。直到一九四一年，《古史辨》共出了七冊。從《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國史壇，強烈地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和思想。
對於一九二○年代開始的古史辨派的形式和疑古狂潮的升起，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讚譽可謂此起彼伏。但更多的評論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響，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如胡繩在《棗下論叢》中就曾對此評論道：我以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些工作是不應當被抹煞的，在這些工作中表現者的所謂疑古精神，是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的一個側面。但在許多地方，史料（記載古代歷史的文獻）和歷史（古代歷史本身）是被混淆起來了。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由此，胡繩反對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學上的個別結論誇大為歷史學上的根本問題。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史實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有史實，在疑古派大行其道，學術界思想陷入一片迷茫與混亂的嚴重時刻，中國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一九二五年九月，時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知名的演講<古史新證>：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於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而此時，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則獨闢蹊徑，透過對一八九九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完成中國傳統學術向近現代學術轉型，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的殷商王朝大門，從而使中國之舊學自甲骨之出而另闢一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