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歷史科學的空白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各路專家、學者按照工程的規劃和各自承擔的課題、專題紛紛行動起來，以滿腔的熱情和充足的信心將自己的才學、智慧和心血傾注於文獻資料庫、天文資料庫、計算中心、碳十四測年術設備等硬體的建立改進，以及傳世文獻的可信性、各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與探索。鑑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在取得了豐碩成果的同時，也累積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且這種研究仍在不斷發展之中。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在籌備階段，就特別設立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以讓所有參與工程的專家、學者瞭解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情況並取得借鏡，由於這一專題的研究成果必須走在其他諸如考古、天文、曆法等課題的前面，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於是工程專家組經過慎重的考慮與討論，認為只有將這一複雜繁重的工作，交由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林志純教授領銜的眾位專家，才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預期的目的。
林志純，筆名日知，是中國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學家，一九一○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教師世家，自幼聰穎好學，福州地區的歷史文化名家，如林則徐、林旭、林覺民、嚴復、林紓等，都對他有所影響。不到十歲時，父親去世，靠母親打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林志純也很早就開始分擔生活重擔，中學之後，更是只能半工半讀。直到一九三七年，林志純入上海大夏大學學習，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旁聽，師從著名學者王成祖教授。一九四一年畢業後，他在上海綜合大學和大夏大學任講師，主要講授中國史，同時也關注世界史。後來，林志純於一九五○年離開上海到長春東北師大任教，此後數十年間，他一直在東北師大歷史系與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工作，並漸漸轉為主要從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學研究，最終成為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領域的一代宗師。
一九七九年，在林志純的組織指導下，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在長春成立，林志純當選為研究會的理事長。此時的他雖年屆古稀，但深感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這兩大文明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對這一領域在研究上出現的底子薄、人才少，學術空白大量存在，尤其是多種古文字無人精通等巨大反差，林志純決心扭轉這種狀態。於是自一九八○年代初開始，他聯合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領域的巨擘周谷城和吳于廑二先生，聯名向教育部提出關於加強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見和建議，這個建議得到教育部的重視，並於一九八四年以專文批覆。
根據此一精神，東北師範大學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世界古文明，尤其以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希臘拉丁古典學為重點。同年，林志純又和周谷城、吳于廑一同聯名發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一文，以期進一步加大和推動這些空白學科的力度。在文章最後，林志純等人表達了自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信心和勇氣：埃及象形文字，蘇美•阿卡德楔形文字等等外國古文字，的確是難學的文字，對不同語言文化傳統的學者尤其如此。但這些古文字都經一二百年來或至少數十年來西方學者的鑽研努力，讀解之法早已成規。我們今天來學習，入門既不難，深入鑽研也不是不可能得到效果。關鍵在於搜求必要的資料，立志攻堅，以嚴密的科學態度和方法，參照我們研究本國古文字和古文化的經驗，經過努力，完全有可能為古典歷史學科在我國的空白補缺。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在史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回響，並得到了相關學科專家的支持。一九八八年，大陸國家教育委員會下達高等學校重點學科名單時，特別指定東北師範大學為世界上古、中古史重點學校，長期延聘外國專家來華講授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西方古典學以及各種古文字學。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終於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能掌握埃及象形文字、西亞楔形文字和希臘、拉丁文的中國學者，這些學者大都在東北師範大學或國內外的科學研究機構從事古代近東或西方古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正因如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把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的重任交付以林志純教授為首的眾位專家研究。
那麼，世界各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現況如何呢？
埃及文明的湮沒與發現
埃及，以地理位置而言，以今天的開羅為界，分為上埃及和下埃及兩個部分。上埃及是指埃及的尼羅河上游地區，即開羅以南地區。下埃及是指埃及的尼羅河下游地區，即開羅以北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區。關於埃及的氣候及地理環境，著名學者C•W•西拉姆（C•W• Ceram）曾如此描繪：太陽早晨在湛藍的天空升起了，運行了，它那黃色的、滾燙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地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樣輪廓分明。這是一片永世陽光普照的荒野，這裡沒有氣候的變化，沒有雨、雪、霧、雹，也很少有雷聲和閃電，這裡的空氣乾得要命，遍地都是五穀不生的砂礫和硬得發脆的土地就在這塊土地上，奔流著偉大的尼羅河，它是眾河之父，人稱萬物之父尼羅河。它源遠流長，河水來自蘇丹的湖泊和熱帶雨林。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兩岸，淹沒沙荒，吐出肥沃的七月的泥漿。每年河水高達五十二呎，如是循環往復，持續了千萬年。水退之後，河邊的乾土和沙地已經浸透，河水所過之處長出綠色的植物。播種的莊稼開始發芽了、吐穗了、成熟了。就這樣，尼羅河邊每年出現一個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穀倉。正如偉大的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所說：埃及是尼羅河饋贈的禮物，就連遠地的羅馬人的饑飽也要取決尼羅河的恩賜。
埃及文明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植根、繁衍、壯大、發展起來，並很快成為世界最古老、偉大的文明之一。關於這個文明古老的程度，已超出許多現代人的想像。早在羅馬的國會上討論制定未來的羅馬帝國各項政策綱領的時候，埃及已經是一個輝煌無比的龐大帝國了。當日爾曼人和凱爾特人在北歐密林裡獵熊的時候，埃及文明已經開始衰敗。按照後世研究者的劃分，埃及文明可分為前王朝時期和王朝時期兩大部分，前後延續了約四千年。在前王朝時期，埃及從原始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最後以國家的統一而告終。從西元前三一○○年起，一直到西元前三三二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征服埃及時止，埃及先後共經歷了七個階段和卅一個王朝，因為統治的國王被稱為法老，所以王朝時期又被稱為法老時期。
就在這個法老時期內，埃及文明從弱小的初始階段一步步走上鼎盛。關於埃及在當時世界格局中無與倫比的輝煌和繁榮，生於紀元前的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在他的史詩《伊利亞德》中曾記述道：在埃及的底比斯，那裡的城有一百個城門，城門是如此寬闊，每個城門可供廿個男子騎著馬，駕著馬車並排通過。直到離荷馬時代過去幾千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可以看到在驕陽照射下的沙漠上矗立著一座又一座金字塔，單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二百五十萬塊石頭、十萬名奴隸，工作了整整廿年才得以建成。它的蓋世威嚴和磅礴氣勢，成為幾千年來人們尊崇膜拜的偶像，正如十八世紀法國旅行家薩瓦里所發出的感慨：這些古建築經歷了民族的毀滅，帝國的崩潰、時間的侵蝕，見到它們的外觀，令人油然生出敬仰之情。回顧在這些巍然不動的軀體面前流逝的茫茫歲月，心靈真會不由自主地震顫向世界七大奇蹟之首致敬！光榮歸於建造者的血汗！
這樣一個曾經擁有無限輝煌而光榮的文明國度，自亞歷山大大帝於西元前三三二年到來後，便宣告了古代埃及幾千年文明史的終結。
事實上，早於亞歷山大大帝之前約二百年，波斯王朝便征服過曾輝煌無比但當時已經暗淡衰頹的埃及法老王朝。當新崛起的亞歷山大開始率軍東征時，埃及的法老王朝不過僅剩虛名而已。這個高大而脆弱的龐然大物，只被亞歷山大的戰刀輕輕一擊，便頹然倒地了。隨著埃及的被征服，埃及人對本民族國家的統治地位完全喪失，一個由希臘人統治的新時代到來了。
西元前三二三年亞歷山大去世後，他的部將托勒密開始在埃及稱王，並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他的王位繼承者們對古埃及人的統治直到羅馬帝國占領埃及後才告終結。這一時期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托勒密埃及。
亞歷山大大帝對埃及的征服，開啟了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托勒密掌權後，又進一步宏揚兩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他在籌建亞歷山大城之時，興建了世界上第一座規模龐大的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托勒密二世還親自任命古希臘著名數學家厄拉多塞（註一）為圖書館館長，負責蒐集、整理古希臘文學和其他民族優秀文學作品的抄本，翻譯《舊約全書》和巴比倫人的各種文獻，並組織七十二名猶太學者將《舊約全書》譯成希臘文。由於官方的支持和濃厚的文化氛圍，一大批希臘、羅馬的學者為之吸引，並陸續來到亞歷山大城，從事各學科的研究和學術交流，一時整個亞歷山大城大師如林，科學文化事業如日中天，成就斐然，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藏書與日俱增，竟達到了七十餘萬卷，且這些圖書全部編目化，每冊圖書均有內容提要以及評論，包括了卅卷的鎮館之寶《埃及史》，這是埃及祭司、著名的僧侶學者曼涅托應托勒密一世的指示，用希臘文撰寫的最權威的古埃及通史。這部著作不但記載了遠古時代的一系列事件，而且極為詳盡地描述了民間習俗與宗教等大眾文化，為埃及年代學的創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曼涅托以罕見的遠見卓識在書中將古代埃及劃分為卅個王朝的斷代方法，直到幾千年後仍被學者們沿用。遺憾的是，到西元前四十八年時，羅馬共和國的一代雄主凱撒率部隊攻佔埃及，戰火蔓延到亞歷山大城時，亞歷山大圖書館也難逃此劫，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傑出的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被焚毀殆盡，不僅許多孤本藏書化為灰燼，最偉大的人類文化巨著、曼涅托的《埃及史》孤本也隨著火焰升騰，隨風消逝了。
（註一）Eratosthenes of Cyrene：西元前二七六？至前一九四？，希臘科學作家、天文學家、數學家和詩人、已知測量過地球周長的第一人。
西元三九一年，羅馬帝國的新皇帝狄奧多西一世頒布法令，關閉帝國版圖內所有非基督教的異教神廟。當時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中有一座被稱為薩拉匹斯（註二）的神廟，這是西元前卅一世紀托勒密時代薩拉匹斯信仰由希臘傳入埃及後建立的，這座建築除神廟的功能外，還是繼亞歷山大圖書館之外又一座保存古代文獻、圖書的文化寶庫。狄奧多西一世的法令頒布後，這座神廟不但被關閉，還遭到了焚毀的厄運，神廟中逃過西元前四十八年那一劫的剩書，也隨之蕩然無存。
（註二）Sarapis：又作Serapis，埃及︱希臘宗教所奉祀的神。本來是冥神，後來被奉為太陽神，據說能醫治疾病、保證豐收。對他的奉祀沿著商隊路線從羅馬遍及地中海地區，各商業城市香火尤盛。
當羅馬帝國占領埃及的早期，埃及的祭司除履行日常的祭祀之外，還要教授弟子當地的語言文字。但自三九一年之後，這些祭司在狄奧多西一世嚴厲法令的打擊下，一批接一批地出逃了。這些祭司出逃所導致的後果是，無論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或是保存在神廟中紙莎草紙上的作品，整個埃及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辨識了。
到了西元四五○年不但沒有人能辨認古代埃及的文獻，就連當地人為了讓占領者瞭解埃及而用希臘文撰寫的作品也就此消失，古埃及文明的鏈條徹底中斷，昔日的萬丈光芒被茫茫的黑夜湮沒了。從這時候開始，直到一八二二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地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的近代人，除了對雄偉的金字塔和刻有一個個生動符號的方尖碑等文物古蹟大加讚賞外，對埋藏在沙漠下的其他財富一無所知。沒有人真正認識到這裡沉睡著一個悠久而古老的文明，而且是人類發展史上最為輝煌耀眼的文明之一。如果不是十八世紀拿破崙的遠征，埃及文明或許還要繼續湮沒下去，正因為有了拿破崙那看似有些荒唐的遠征，才使人類重新發現了埃及文明，並催發了埃及學的誕生。
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著名的法國將軍拿破崙在坎波福米奧（現威尼斯）和奧地利簽署了法義戰爭的停戰合約後，成了法國最得人心的人物。這位當時在不得人心的政治制度下，頗受公眾愛戴的將軍，在一時還不能政變和開始他那最為輝煌的橫掃歐洲的壯舉之前，已是滿腦子精神病患者的狂想，這種狂想使他打算要做一個如二千年前亞歷山大大帝般的蓋世英雄。這位小個子將軍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巴黎壓在我的身上，沉重得像一件鉛做的大衣。我們的歐洲如同一個土堆，只有前往六億人的東方，才能創建偉大的帝國，實現偉大的使命。
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拿破崙的狂想很快成真。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拿破崙以共和國派遣軍的名義，展開了規模浩大的東征。這次目標直指埃及的征戰，不僅動用了三百二十八艘戰船以及共和國最精銳的三萬八千人的軍隊，還有一百七十五名各界精英隨行，其中有數學家、天文學家、化學家、礦物學家、東方語言學家、建築師、作家、畫家、詩人等等。拿破崙遠征的目標很明確，除了武力征服埃及，還要對這塊土地進行大規模的科學考察。
七月一日，拿破崙的軍隊登陸埃及亞歷山大城，由於事出突然，城裡的駐軍和居民根本來不及抵抗就成了被征服者。七月廿一日，拿破崙的士兵經過艱難的行軍，橫越一望無垠的沙漠，終於看到了開羅，看到了這座天方夜譚裡的城市和它的四百座寺塔，看到了開羅最大的賈米︱埃爾︱阿沙清真寺那巨大的圓頂，在柔和的晨曦中，這些金碧輝煌的屋宇閃爍著光輝，而那些在沙漠中高高聳立的巨大、孤寂、冰冷的巨石建築，其鮮明的輪廓被莫卡塔姆山紫灰色的山坡烘托得格外顯眼，兩種景物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吉薩高地的金字塔永恆地沉默著，以高貴的姿態見證著在伊斯蘭教之前早已死去的文明。
這令人眼花撩亂的一切，拿破崙的士兵根本沒有心思仔細打量，因為埃及的統治者馬穆魯克王的軍隊正阻擋著他們前進的腳步，面對如蝗的敵軍，拿破崙指著巨大的金字塔，豪情萬丈地對他的士兵說：士兵們，從這些金字塔的頂上，四十個世紀在注視著你們！
戰鬥的激烈程度遠超出拿破崙與士兵們的想像，但拿破崙還是以卓越的軍事天才擊敗對手，進駐開羅。至此，他的雄心壯志正步步實現，那全面占領埃及、直搗印度的偉大計畫已完成過半。遺憾的是，拿破崙的好運不長，八月一日，法國艦隊在停泊港阿布基爾遭到了英國艦隊司令納爾遜的軍隊襲擊，幾乎全軍覆沒。但是，拿破崙沒有被打敗，反而從此開啟了遠征中最為光輝的階段開始致力於開發埃及。
拿破崙在埃及的吉薩、布拉契、開羅舊城和開羅各建了一所軍隊醫院，好讓在戰鬥中負傷的官兵得到治療。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採取了重要措施，按土地的好壞徵稅，全面普查人口為了獲得埃及人的好感，拿破崙想盡方法讓法國占領軍尊重當地的宗教信仰，並開展大規模的建設工程。在精神生活方面，拿破崙以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名義，簽署一切文告，並按照法蘭西學院的模式，建立了埃及研究院，此外還發行了幾份報紙，如《埃及通訊》、《埃及旬報》等。與此同時，隨拿破崙遠征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們也紛紛測量、清點、調查和蒐集一切能在地面上找到的東西。當然，這些藝術家和科學家最關心的是古代的埃及，於是，在古代遺址尚存的底比斯、盧克索和卡納克等地，考古發掘很快如火如荼地展開，就在這個時候，聞名於世的羅塞塔碑被發現了。
發現羅塞塔碑的具體情節已相當模糊，但當時的科學家們普遍認為這塊石碑是一個名叫道特普爾的人發現的，有人則稱是布沙德所發現，但後來經拿破崙下令調查後發現，布沙德不過是一名指揮士兵們在位於尼羅河畔的拉齊德要塞廢墟進行挖掘的低階軍官，他本人並未發現這塊石碑，實際上挖出這塊石碑的是一個不知姓名的士兵。據科學家們後來推斷，這名挖出石碑的士兵可能有一定的文化水準，或者有些古物常識，所以當他發現石碑之後，能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東西並有意保留了下來，最後才為軍官布沙德所知。
這塊舉世聞名後來被稱為打開埃及古代史之鑰的石碑，通體為硬得像榔頭般的磨光玄武岩，長三呎九吋、寬二呎四吋半，厚達十一吋。碑的一面鐫刻著三段不同的文字，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十一行；第二段是通俗體文字，共卅二行；第三段是希臘文，共五十四行。這三段文字雖經歲月的剝蝕，已經有些模糊，但仔細辨識，還是看得清。所以當軍官布沙德率領士兵將這塊石碑運到開羅後，拿破崙手下一位懂希臘文的將軍便立刻著手翻譯上面的一段希臘文字。將軍發現這是西元前一九六年埃及傳教士寫的一道教令，內容是讚頌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埃庇範努斯的功績的。這段希臘文的成功破譯，立即引起了世界學者的矚目。當時的《埃及信使報》有評論指出，在羅塞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古埃及王國的鑰匙，透過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來說明埃及。由於碑文的三段文字安排本身就說明它們的內容是相同的，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翻譯出希臘文以後，再設法找到希臘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並不十分困難的。正當學者們躍躍欲試，準備大顯身手之時，拿破崙的遠征之夢結束了。
一八○一年九月，在英國和土耳其聯軍的攻擊下，亞歷山大城陷落，法軍被迫撤出埃及北部的占領區，法軍從埃及弄到的大批文物全被英軍截獲並運到了大英博物館。當時法國人千方百計想保住羅塞塔碑，但是，當英國外交官哈密爾頓在一艘即將開往法國的船上發現這石碑時，便把它毫不留情地扣留並運往倫敦，英王喬治三世得知這一消息，下令陳列在大英博物館，並在石碑的題簽上寫著：不列顛軍隊征服的戰利品。法國人辛苦了一年，有些學者還因工作而喪失視力，如此得來不易的收穫完全付諸東流。但對法國人而言，有一點值得慶幸的是，早在法軍撤退之前，羅塞塔碑及許多文物已做了石膏複製品，並留下了抄本和圖片，這些複製品運到巴黎後，學者們得以根據這些材料繼續研究。
由於羅塞塔碑的學術價值在當時所享有的崇高聲譽，許多成就卓然的學者紛紛傾全力投注破譯碑文，這項工作在英國、德國丶法國、義大利等地同時展開，但許多年過去了，卻毫無成績可言，致使有些灰心喪氣的波斯著名東方學家德•薩西發出了這是科學無法解釋的一個複雜的問題的感嘆。當時人們尚未意識到，羅塞塔碑的象形文字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釋讀，只有天才方能完成這一歷史性的重任，但天才又在哪裡呢？
解開羅塞塔石碑之謎
羅塞塔石碑發現後不久，《埃及信使報》發表了關於這塊石碑的評論文章，或許是上帝有意的安排，這份埃及報紙被一個法軍上尉傳到了他年僅十二歲的表弟手中，而這名十二歲的少年廿年後寫出了一篇堪稱為里程碑的文章；他竟然破譯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從而解開了千古之謎。這名少年就是被後來稱為埃及學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一七九○年出生於法國洛特省省會菲熱克，自幼天資聰穎，五歲就開始翻譯古文，十一歲時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時，又展露出罕見的天資。少年商博良成長在一個經常聽人談論埃及的環境中，所以當他十二歲從報紙上看到有關羅塞塔碑的消息後，便立志要破譯象形文字。或許有了這樣的人生之夢，商博良自十三歲開始，又開始學習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和科普特語。由於他確信科普特語就是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古埃及語，所以他對這門語言的學習格外用心，並將平時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譯成科普特語寫在日記本上。他如此煞費苦心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掌握這種埃及語言，它會是我將來研究埃及紙莎草紙文獻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商博良還涉獵中國古文，為的是考察中國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間有無內在的聯繫。
一八○九年，即著名的羅塞塔碑發現後的第十年，年僅十九歲的商博良受聘擔任巴黎格勒諾布爾公學歷史學教授，但天才常遭庸人排擠和暗算，年輕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倖免，他被一群庸才擠掉了教授之職，以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窮困潦倒。在艱難處境中，不願向命運低頭的商博良寫下了這樣一段自嘲：我的命運是定下來的了，我一定要窮得像第歐根尼（註三），要設法弄一個大桶棲身，再弄一塊麻布披在身上，這樣我才或許有希望靠著雅典人的施捨過活。
（註三）Diogenes：活躍於西元前五世紀前後，希臘哲學家。因其宇宙論和他力圖把古代思想與當時的新發現綜合起來而知名。大部分時間住在雅典。
儘管商博良命運多舛，但他仍潛心問學，把破譯羅塞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當作最大的宿願和最崇高的理想。
但以當時的情形而言，試圖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者不計其數，大家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對手，他們分別是英國人楊（註四）、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國人薩西。這三名競爭者中，最具威脅性的當屬英國人楊。楊也是這一領域少有的天才，他十四歲時就懂得希臘語、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阿拉米語、敘利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衣索比亞語。在研究語言學的同時，他還攻讀醫學，並在倫敦行醫。除此之外，他對物理學也頗有研究，並以光波傳播的理論獲得了非凡的聲名。
（註四）Thomas Young：一七七三至一八二九年，英國醫師和物理學家，確證了光的干涉原理，從而復活了古老的光波動說。也是埃及學家，參與釋譯羅塞塔石碑碑文。描述彈性的數學方程式中的常數楊氏模量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
當時，楊、阿克布拉德、薩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擁有一份羅塞塔石碑的複本，研究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既然有了一段已經破譯釋讀的希臘文版本，那麼，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體文字的版本裡，找到相應的詞，並確定這些詞的性質，謎也就得以解開。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羅塞塔碑發現後近廿年裡，四人中竟沒有一個能理出任何頭緒。一八○二年，阿克布拉德辨認出通俗體版本中的一些詞，薩西亦然，到一八一九年，楊才破譯了十來個單詞，卻又誤解了另外一些詞。
商博良始終密切注視著競爭者的研究動態，擔心他們超前，但又不把別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楊的發現是可笑的吹牛，說阿克布拉德連三個字都讀不出來。
商博良雖然譏諷別人，但他自己直到一八二○年都毫無任何突破性成果可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和其他的競爭對手都未能解答一個問題，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個符號表示一種意思；還是屬於一種標音文字，每個符號代表一個發音？此時，學者們已經知道，碑文中在國王名字的周圍加一圈邊飾，乃是古埃及人的習慣。根據羅塞塔碑已成功釋讀的希臘文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漸辨認出相對應的象形文字。一八二二年，他在尼羅河上菲萊島嶼的方尖碑上，又發現了跟羅塞塔石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臘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邊另一圈邊飾裡的名字則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比較這兩個名字，商博良發現了四個符號的語音，也排出了其他字母的順序。碑銘文中象形符號共有一千四百一十九個，而希臘文的字是四百八十六個，由此商博良發現了其中暗含的祕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標音作用，而且有些符號發音，有些則不發音。在托勒密和克麗奧佩脫拉這兩個名字的邊飾裡，共有十二個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據這些符號，研究羅塞塔石碑和其他石碑上有邊飾的八十四個名字，接連認出了亞歷山大、貝雷尼斯、尼祿、韋斯巴薌和圖拉真等名字。發現了這一破譯方法之後，激動萬分的商博良想盡快將這一原則應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獻之中。於是，他到義大利杜林詳細察看了德羅韋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認薩利埃購入的紙莎草紙文獻，並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薩爾特購買的收藏品，商博良發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一八二二年九月廿七日，商博良向法國碑文與純文學學院提交了一篇論文：<致達西埃的信：論埃及人在紀念碑上刻希臘羅馬君主姓名時，使用的標音象形文字字母表>。標誌著商博良對象形文字天才破譯的同時，這篇論文也標誌著一門新的學科埃及學的誕生。
此後，商博良幾乎將所有精力投注到辨認象形文字中更多的名字，冀圖確定他發現的字母表完全適用法老時代的所有文獻，從一些自埃及寄來的碑文抄本，他讀到了圖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時，商博良還證實羅塞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碑文是譯自希臘文，而不是像過去所認為的希臘文是譯文。由於他的成功釋讀，使原本死的文物一變而為活的嚮導，並引領人們的視線進入數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後的埃及考古一片蓬勃。
從象形文字的釋讀這門科學來看，商博良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註定要受到眾人特別是庸才的輕視與不屑。商博良四十二歲心血耗盡、英年早逝時，許多庸才學者居然還在指斥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想的產物。然而，到了一八六六年，又一種用世俗體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臘文兩種文字寫成的古文獻被發現，後人釋讀的結果全面證實了商博良的理論和成果是正確的。此時，商博良已過世數十年了。
埃及學自創建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較之商博良的時代又有了很大發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文獻資料出土，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戰報、宗教和醫學文獻，以及教諭詩、史詩、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學者長年潛心研究這些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不斷地開拓和深化埃及學的研究領域，豐富了人們對古代埃及文明的認識。
此外，埃及學學者與史前史學者一起工作，逐漸採用了新考古學的嚴密方法。他們不再僅僅研究文獻或漂亮的文物，也開始對發掘的地層做專業考察。他們已經知道，分析地層後獲得的資訊，絕不亞於石碑或神廟牆壁上的銘文。藉著現代的科學方法和實驗室的研究，埃及學已大幅地擴展了研究範圍。一九七六年，第一屆國際埃及學會議在開羅舉行，此後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使全世界埃及學學者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而隨著埃及學的發展，與此相關聯的亞述學和西臺學等學科也相繼誕生，整個兩河流域的年代學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學正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輝煌展現於世人的面前。
廢墟下的亞述帝國
自拿破崙遠征埃及並重新發現了湮沒於地下的古埃及文明之後，歐美人對東方文明的興趣大增。
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有一片平原，其間零星散布著神祕的丘陵，風沙捲來，有的地方就形成陡峭的黑山。《聖經•舊約》把這個區域叫做阿拉姆︱納哈萊姆，意思是兩河間的敘利亞（敘利亞意為土地），這是希伯來文，而希臘文則稱美索不達米亞，其含義和前者相同。聖經中有一段著名的預言，其中一句是耶和華必伸手攻擊北方，毀滅亞述，使尼尼微荒涼，又乾旱如曠野。（註五）
（註五）出自《舊約》<西番雅書>第二章十三節。
尼尼微是亞述帝國的首都，而古老的亞述正在《聖經》中所說之處，湍急的底格里斯河流經境內，而巴比倫、蘇美也在此處，這些古老的國家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展開，一直伸向波斯灣。歷史上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亞述和巴比倫的統治下，曾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後來在隨著阿拉伯人、塞爾柱、韃靼和土耳其人的相繼入侵，那盛極一時的文明衰落了，只剩下一些土丘和黑山。後來的人從那些土丘和黑的山看不出一點古代文明的影子，那裡沒有希臘和義大利的廟宇或雕像，沒有埃及那高聳入雲的金字塔和方尖碑，沒有用生人祭神的石臺留下來，向人民訴說墨西哥的殘殺和尤加坦的荒野故事。當地的居民絕不知道那些土丘裡還埋藏著文明的廢墟和價值連城的文物，而他們的語言和幾千年前的語言也沒有絲毫關係。至於偶爾有一些上刻楔形文字的陶片被發現，初見的人也只是將它當作濕沙地上的鳥爪印看待。或許正是由於有了《聖經》的那些預言和那些沙漠裡古怪的土丘，才激發了科學探索者的熱情。後來的結果說明，美索不達米亞不但成為考古發掘工作最早取得輝煌戰果的勝地之一，而且還引發了著名的亞述學的誕生。
有史料可查、最早進入這一地區探險和考察的是一位名叫皮托•德拉•凡勒的義大利人，這位孤獨而勇敢的探險家於一六一六年就進入美索不達米亞開始考察。凡勒返回歐洲時，帶回了許多巴比倫廢墟中的遺物，其中包括幾塊刻有楔形符號的陶碑殘片，這種楔形符號是歐洲人首見的一種新的文字樣本。當時沒有一個人能識讀和破譯，甚至對這種文字與遠古文明的聯繫以及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也還沒有絲毫的認識，所以也就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
到了一七五六年，丹麥國王派遣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科學考察以赴中東地區考察和搜集古物，有些令人傷感的是，這個考察隊尚未到達目的地，便有五人暴病而亡，只有一個叫卡什登•尼伯的人歷盡艱難設法到達了具有二千年歷史的古波斯人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今伊朗境內）。尼伯不辱女王使命。他返回歐洲時，帶回了大批古物，其中有許多在該地找到的楔形碑文。和一百四十年前的凡勒時代不同的是，尼伯帶回的楔形碑文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並掀起了研究、破譯的熱潮。這些碑文在整理後，於一七七二年全部公開發表，為後來奮力破譯楔形文字的學者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借鑑。
儘管從尼伯時代學者們已意識到那刻畫在殘碑上的楔形文字與早已消失了的古巴比倫文明有關，並殫心積慮開始破譯，希望能知道文字記載的內容，但幾十年過去了，破譯工作卻毫無進展，直到半個世紀之後，隨著勞林森（註六）在波斯的岩石山峽中的偉大發現，這個謎團才逐漸得以解開。
（註六）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一八一○至一八九五年，英國陸軍軍官、東方學家，曾釋讀大流士一世時期比索通銘文的古波斯語部分，為釋讀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提供線索，從而大大擴展了對古代中東的了解範圍。
一八三五年春天，曾做過士兵和運動員，後來從事考古的英國學者亨利•克利維克•勞林森，正在波斯小鎮比索通（註七）一帶實地考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當地居民那裡得知附近不遠的一個岩石山峽中有大片的石刻圖像和符號，出於職業的敏感，他決定立即前往考察，當他來到現場時，頓時被眼前的境況驚得目瞪口呆，這是一面約三百四十呎高的巨大懸崖石刻，石刻有巨幅的人物肖像，肖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排列著三種不同的楔形文字，共有一千二百多行。面對眼前的奇特景觀，勞林森很快意識到，這巨大的懸崖石刻，可能就是解讀楔形文字的鑰匙。於是他不顧生命危險，靠當地居民製作的狹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損的梯子登上崖壁開始抄寫、臨摹石刻文字和畫像。等他完成這一艱苦費時的工作時，他已升任英國駐巴格達的領事。在這個新任的職位上，他一邊從事外交活動，一邊集中精力著手研究從崖壁上抄來的三種楔形文字的祕密。憑著天才的悟性，他很快成功地破譯了楔形文字的一種古波斯文，幾年之後又成功地破譯了另一種無人知曉的文字古巴比倫語，這種語言早在幾千年以前就已流行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它不僅是古巴比倫的文明用語，也是亞述進入文明時代的一種通用文字。
（註七）Bisitun：亦作Bisotun，史稱Behistun。位於伊朗克爾曼沙阿區札格羅斯山山麓的村莊和懸崖。地處古代米底亞首都埃克巴塔那通往巴比倫的路上，大流士一世在這片懸崖上留下了著名的銘文，用巴比倫文、古波斯文和埃蘭文（Elamite）寫成，記載了大流士在岡比西斯二世去世後，殺死了篡位者高馬塔、擊潰了反抗者，並取得王位的經過。
一八五一年，勞林森出版了他在比索通發現的石刻文中屬於巴比倫文字的部分譯文，這些譯文的發表，使整個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學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是，當年勞林森發現石刻中的第三種文字仍在繼續困惑著勞林森和一切有志研究楔形文字的學者，無法得到正確的破譯。十幾年之後，有學者認為勞林森尚不能破譯的第三種文字是源於古波斯人的一種語言，並稱它為埃蘭文。一八六九年，法國學者朱勒•奧僕特宣稱楔形文字最初起源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蘇美地區，後來才由包括埃蘭人和古巴比倫在內的民族繼承使用。朱勒•奧僕特的這一論斷，逐漸為後世學者所肯定，蘇美文是這一廣袤地區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文字語言，是楔形文字的基礎，後來又被中東地區各種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就在勞林森竭盡全力研究石刻文字、破譯巴比倫語之時，大批的歐洲學者湧向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開始在一個個土丘和山坡中進行田野調查。在這段混亂期間內，成績最為卓著的，當屬法國駐摩蘇爾的領事保羅︱愛米爾•博塔（註八）。當這位領事聽說一個叫霍爾薩巴德（Khorsabad）的地方可以找到大量的刻文磚時，便派了幾個人去現場瞭解，這幾個人經過一番考察，不但發現了刻文磚，還發現了刻有巨人和怪獸的牆壁，博塔得知這一令人振奮的消息，急忙親往考察，到達現場後，他看到先前派去的幾個人已經發掘出大量的壁刻塑像，這些塑像從外觀上看去，有的像公牛，有的像有長鬚的大鬍子人，有的則是帶翅膀的獅身人面像。面對這一件件遠古的遺物，博塔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之情，他顧不得對眼前的遺址作細緻而深入的研究，便匆匆向全世界宣布，說他已找到了人類嚮往已久、撲朔迷離的亞述王宮尼尼微城。他的一家之言使整個歐洲為之震動。為防不測，法國政府命令博塔盡最大可能地發掘遺跡，並將所獲一切古物送回法國本土。
（註八）Paul︱Emile Botta：一八○二至一八七○年，法國駐外領事、考古學家，一八四三年曾在伊拉克杜爾舍魯金（Dur Sharrukin，今霍爾薩巴德）發現亞述王薩爾貢二世王宮，由此開創了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大規模的實地考古調查工作。一八四二年，任駐鄂圖曼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摩蘇爾（Mosul）領事，取得發現已湮沒的亞述古城的便利條件，這些古城，當時僅散見於眾說紛紜的古代著作中和《聖經》參考讀物中。他先自底格里斯河東岸的庫雲吉克（Quyunjik，摩蘇爾對岸）挖掘，一週之內，發現薩爾貢巨大宮闕遺存，還有著名的飛人、浮雕及楔形文字碑銘。
博塔不辱使命，在短短的時間裡便幾乎將霍爾薩巴德遺跡翻了個底朝天，許多大型雕塑也在發掘中不斷出土，這中間有長翅膀的牛身人頭宮庭衛士，高達十五呎的國王與神祇的石膏肖像，以及許多稀奇古怪的塑像等等。博塔指揮他的工人歷盡千辛萬苦，把這些戰利品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搬到泊在底格里斯河的筏子上漂往波斯灣，然後在那裡裝船，再經過波浪濤天的南非好望角附近水域運往法國。
當這些價值連城的古物安全抵達法國本土時，法國上下一片歡騰。這些古物不僅引爆了新的亞述學研究的熱潮，而且還引發了一種被稱為亞述復興的新時尚。
由於博塔在霍爾薩巴德的發現與發掘掀起歐洲風暴的同時，不甘屈居人後的英國政府急忙派出一位叫奧斯丁•亨利•賴爾德（註九）的青年探險家趕赴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摩蘇爾，進行考古發掘。很快的，賴爾德在摩蘇爾發現了兩個亞述宮殿遺址；不久又發掘出了象牙雕刻、楔形文字碑以及記載古亞述人戰鬥場面的雕刻畫版。透過這些發現，賴爾德深信，之前博塔所發掘的遺址並不是真正的尼尼微，而歷史上真正的尼尼微正在他的追尋之中。
（註九）Layard，Sir Austen Henry：一八一七至一八九四年，英國考古學家。由於賴爾德誤以亞述首都卡拉址所在地尼姆魯德為尼尼微，挖掘該地，出土西元前九世紀與前七世紀諸王宮邸遺址與大量藝術珍品。一八四九年賴爾德轉移其注意力於摩蘇爾對面的底格里斯河東岸丘陵地帶，發現尼尼微遺址。出土辛那赫里布宮殿和珍貴藝術品，其最重要者為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書，從而對亞述和巴比倫王國文化與歷史有了更多了解。
一八四七年，賴爾德離開了摩蘇爾，開始將目標轉向庫雲吉克遺跡，這個遺址當年博塔在發掘霍爾薩巴德之前曾考察並發掘過，但最後又放棄了。這個博塔放棄了的遺址，恰恰正是令無數學者夢牽魂縈的真正尼尼微城，這是傳說中的亞述王國最強大的國王們的首都，也是《聖經》中所說的先知約拿佈道傳教的首都。
經過幾年的發掘，關於庫雲吉克遺址就是尼尼微城的結論有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賴爾德發掘出了自西元前七○四至六八一年一直統治著亞述的國王辛那赫里布（註十）的部分宮殿，這個宮殿擁有七十一個房間，其中一間是後來建造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正是辛那赫里布的孫子亞述巴尼拔的傑作。這座圖書館包含了古亞述王國語言歷史、文學、宗教、醫學等大批書籍。
（註十）Sennacherib：西元前？至六八一年，《聖經》譯西拿基立，薩爾貢二世之子。他修建了尼尼微城。
整個宮殿至少有廿七個入口，每一個入口都由巨大的牛、獅或獅身人面的石雕衛士守衛著。尤其是那些記載著亞述歷史和神話的石雕壁畫，據發掘者賴爾德估計，如果將畫一幅接一幅地排列起來，可達二哩長。
一九五○年代，大英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將賴爾德在尼尼微發現的二萬四千多塊楔形文字碑加以分類翻譯。在這些翻譯人員中，成就最為顯赫的當屬喬治•史密斯（註十一），這位著名的亞述學者，在考察一堆殘破的石碑時，偶然發現了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記載，這段記載向研究者敘述了古巴比倫時期，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懲罰邪惡有罪的人類時的情景。就在那次大災難中，一個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一艘木船，載著家人和許多動物，在洪水的肆虐中倖存了下來。碑文記載的故事極像《創世記》中描述的洪水與諾若亞方舟的故事。
（註十一）George Smith：一八四○至一八七六年，英國亞述學家，發現阿卡德語最重要文學作品之一《吉爾伽美什史詩》，增加了對美索不達米亞最早（蘇美）時期文明的瞭解。史詩對於洪水的描寫與聖經《創世記》記載相似，此發現在當時成為極端重要新聞。
自博塔和賴爾德時代起，隨著學者們研究的不斷深入，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之謎漸漸解開，透過對美索不達米亞各古老城市的發現和大量楔形文獻的翻譯，學者們還解開了這一地區有關蘇美人、巴比倫人以及亞述人相互之間的關係與祕密。
前面已經提過，較早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是蘇美人，而緊隨之後的則是兩股強有力的文明，即巴比倫文明和亞述文明。大約在西元前二千年，這兩股文明開始在美索不達米亞崛起，根據考古發現和文獻留下的線索，當時巴比倫在南方，亞述在北方，這兩個民族持續發展了幾個世紀之後，在西元前一六○○年左右，卻受到了美索不達米亞以外的某個民族的入侵、打擊和統治，大約過了二百年，即西元前十四世紀左右，入侵的民族遭到驅逐，亞述繼而控制了巴比倫。西元前十二世紀，亞述在國王格拉派爾塞強有力的統治下曾一度繁榮昌盛，但好景不長，在格拉派爾塞死後，國家開始衰落，直到西元前八八三年至六二七年，在國王辛那赫里布和國王亞述巴尼拔等著名統治者在位期間，亞述不但重新恢復了往日的輝煌與榮耀，繼而成為一個威震四方的強大帝國。
正是這位在亞述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辛那赫里布使尼尼微成了亞述帝國的首都。依據考古發掘的情形來看，尼尼微城建在一座山丘上，圍牆長達七哩半，至少有五處因修造城門而被斷開，也許還有更多的城門，只是尚未發掘出來。山頂的最高處有辛那赫里布國王的皇宮，占地面積達二英畝。宮殿四周花園環抱，園林水源充足，花木蔥翠繁茂，殿內房屋設施周全舒適，由水井、滑輪、吊桶等物構成的一套精緻的供水設施將水輸送到國王的浴室，浴室內有淋浴設備，格子窗和通風孔，不斷向室內送入新鮮空氣，一個附輪子的移動火爐在寒冷時為房間供熱。繼辛那赫里布之後，他的孫子亞述巴尼拔國王還在這座恢宏的宮殿裡，建造了一座令人難忘的圖書館，這座圖書館蒐集了當時亞述人所能得到的全世界各地的圖書和稀世碑匾雕刻，也正是這座圖書館的建立和豐富的收藏，對後來亞述學的建立與發展貢獻非凡。
西元前六二七年，稱霸一時的亞述巴尼拔去世，亞述再次走向衰落。不久，來自波斯和巴比倫的民族入侵亞述並占領了尼尼微城。西元前六○五年，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徹底擊敗了亞述的殘餘武裝力量，並占領全亞述，從此，一度輝煌又強大的亞述帝國便徹底消失在了歷史的廢墟之中。
霧靄中的西臺文明
隨著埃及、美索不達亞地區的考古發現，歐洲人對《聖經》或古希臘和羅馬年鑑裡提到過的古代城市興趣倍增，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找到這些廢墟和文物的埋藏地更讓他們高興的事了。在這種想法之下，無數探險家、學者、商人、文物販子等等各色人物，便持照《聖經》或年鑑中記載的蛛絲馬跡，開始了規模更大、區域更廣的搜尋探查。
一八三四年，法國建築師、藝術家兼文物古董商查理•特克思爾來到了安納托利亞半島，這個地方位於愛琴海東邊，古羅馬人稱之為小亞細亞（今屬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是世界最大的交通要道之，按現在的區域劃分，它的東邊是亞洲，西邊是歐洲和地中海地區，南邊是美索不達米亞，北邊是俄羅斯大草原。多少個世紀以來，各種武裝力量在安納托利亞平原上南征北戰，商旅隊伍在這裡來往穿梭，世界各個人種在這裡匯合，不同的文化在這裡交融。
與其他的冒險家和文物古董商一樣，特克思爾來安納托利亞半島的目的，是尋找希臘和羅馬歷史裡記載過的地方，因為他從所查閱的大量歷史文獻中知道，在安納托利亞這片土地上，羅馬人曾建立過殖民地，而在羅馬人之前，希臘和波斯軍隊曾在此處兵戎相見。所有這一切，都證明著這裡曾是一個富庶、繁榮、昌盛的文明之地。當然，此時的特克思爾對這個半島的瞭解僅限於西元前五世紀中葉之後，對於更為古老的文化線索卻一無所知。
特克思爾來到安納托利亞之後，希望能找到一個由古羅馬人建立被稱為汰紋的居住區。當他不辭辛勞，走過了無數個村莊和城市之後，終於在安納托利亞的北部中心地區一個叫博阿茲柯伊（Bogazkoy）的小村落找到了線索。在村民的帶領下，他來到了村後山邊的一座廢墟前，這座亙臥在野樹和荒草中的廢墟遺址，其規模的宏偉遠遠超過了特克思爾預期的想像，整個城牆大約圈地三百英畝，部分古城牆雖經千年風雨的剝蝕、戰火的摧殘，依然不屈地挺立在高山之下，而兩條極其寬大的馬路，雖被荒草泥沙遮掩，但仍能辨別輪廓和痕跡；一條有一對石獅守衛，另一條則在路旁有一座高大的石刻獅身人面像守候著。面對眼前的壯麗景觀，特克思爾欣喜若狂，激動得淚流滿面。
讓特克思爾更加驚喜的是，村民們告訴他在這座廢墟的附近還有另外一個遺址，並願意帶他去看看。特克思爾當然不會放掉這上天賜予的絕妙機遇，立即隨村民沿著一條山道朝東北方向走去。約莫一個小時後，特克思爾便望見前方隱約出現了高大的石灰岩山頭，接下來又發現石灰岩山頭上顯現出深深的天然裂縫，沿著這條裂縫進去，裡面竟出現了巨大的房屋，房屋的石牆上刻畫著幾十個男女圖像，從裝束和飾物上的推斷，這些圖像似是國王或王后，以及仙子、仙女等。村民告訴特克思爾，他們把這個地方稱為亞塞尼加亞，意為有雕刻的岩石的地方。
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竟接連發現了兩個龐大而奇特的古老遺址，這讓特克思爾在極度的震驚之後又陷於一片茫然。難道這就是自己苦苦尋找的汰紋？不可能，這絕不是古文獻記載的那個汰紋，特克思爾在冷靜的思考之後，作出了否定的結論。因為無論是博阿茲柯伊還是亞塞尼亞卡遺址的雕刻風格，以及兩處廢墟規模的宏大粗獷，都使知識淵博的特克思爾確信眼前的遺址和藝術品絕不會是羅馬人留下的。特克思爾在得出了這裡的建築風格跟羅馬時期的建築毫無關係的同時，面對著這宏偉獨特的廢墟遺址，絞盡腦汁也找不出一個適合它的歷史年代和名稱。
繼特克思爾之後，歐洲許多學者和探險家都曾來到博阿茲柯伊和亞塞尼亞卡兩處遺址進行考察研究，他們在認可了特克思爾關於這裡的建築絕不是羅馬人留下的作品的同時，又對這些作品到底出於什麼時代、何種民族之手百思不得其解，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特克思爾發現的這兩處遺址成為一個巨大的謎團而久久縈繞在學者們的心中。這個謎，直到一八七二年才出現了破譯的曙光。
這一年的春天，有一位叫威廉•萊特的愛爾蘭傳教士，從敘利亞城哈馬得到了五塊有雕刻的石頭，儘管他本人並不懂這些符號，但萊特憑著自己對文獻的熟知以及豐富的想像力，認為這些符號可能是古代一個被稱為西臺的神祕民族雕刻上去的，因為《聖經•舊約》中有好幾處提到過西臺人，萊特把石上的雕刻以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大英博物館，希望得到專家們的幫助。但鑑於這些雕刻難成系統，加之西臺人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許多學者原本就懷疑這個神祕民族是否真正地存在於歷史過，所以沒有多少學者對萊特提出的觀點感興趣，破譯工作沒有絲毫的進展。
最終，打開西臺人神祕之門的鑰匙不是在土耳其找到，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埃及被發現。一八八七年，在埃及一個叫阿馬納（註十二）的村子裡發現了許多記有楔形文字的陶碑，這一意外的發現不僅有助對埃及歷史的理解，而且打開了破譯西臺文明的門戶。
（註十二）Tell el︱Amarna：上埃及埃赫塔吞（Akhetaton）古城遺址及其附近墓葬之所在地，位於現今明亞省艾斯尤特以北七十一公里處。
經學者們研究得知，阿馬納村發現的陶碑，是西元前十四世紀統治埃及的法老阿克納唐（註十三）宮廷的紀錄，就在這些紀錄中，有許多處提到過哈梯人，即西臺人。有些奇怪的是，這些陶碑的碑文幾乎都用阿卡德一種十九世紀西方學者所瞭解的楔形文字寫成，唯獨有兩塊陶碑卻用一種尚不為世人所知的文字寫成，使得研究者無法破譯。
（註十三）Akhenaton：即阿孟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
一八九三年，一位名叫歐尼斯特•強塔的法國人類學家在博阿茲柯伊進行了一系列考古挖掘工作。他發現了兩塊陶碑，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馬納發現的那兩塊陶碑上無法破譯的楔形文字相同。他這一非凡的發現，以無言的事實將古埃及文明與在博阿茲柯伊修建城堡的那個文明聯繫起來了。於是科學工作者們開始提出有關西臺人的理論，特別是當新破譯出西元前十五至十二世紀的埃及文獻中提到了這個神祕的民族之後，有關於西臺人的理論更如雨後春筍般在西方學界成長。
到了一九○五年，博阿茲柯伊發現的陶碑中的一塊被送到一個名叫雨果•溫克勒（註十四）的學者那裡，溫克勒是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巴比倫和亞述楔形文字的專家。溫克勒決心要解開這無人知曉的文字的秘密，他猜想這可能就是西臺人的語言。他得到了塞爾多爾•馬克利蒂，一位任職於君士坦丁堡奧斯曼博物館的土耳其官員的幫助，於一九○六年開始了在博阿茲柯伊的考古挖掘工作。
（註十四）Hugo Winckler：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三年，德國考古學家和歷史家，曾在土耳其博阿茲柯伊進行考古發掘，發現西臺帝國都城哈圖薩，出土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根據這些資料，西臺歷史大部分得以重新勾畫出來。
一九○六年八月廿日這一天，溫克勒終於找到了答案，一位挖掘者交給他一塊刻有巴比倫楔形文字的陶碑。溫克勒事後記錄道，一眼望去，我就知道與其相比，我以前的任何工作或經歷都變得毫無價值了。那位挖掘工人交給溫克勒的陶碑是後來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熟悉的一篇重要文獻的副本，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西臺國王哈圖西利斯（Hattusilis）於西元前一二七○年簽署的一項和平協定。該協議的另一個副本是用埃及象形文字刻畫在埃及卡納克一座神廟的牆上。這等重要的文件一般保存在國家官方的檔案館裡，這就意味著博阿茲柯伊肯定就是人們長期找尋的西臺人的首都。溫克勒的假設理論被證實了，西臺人那撲朔迷離的神祕歷史最終被確定下來他們創造的文明，就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
直到一九一二年溫克勒逝世之前，他和另一位學者馬克利蒂一直在博阿茲柯伊廢墟遺址上挖掘陶碑。他一共發現了一萬多塊陶碑或它們的碎片，然而他卻沒能如願地破譯西臺人的語言。破譯西臺人語言這一榮耀最終歸於一位叫貝德里奇•赫羅茲尼（Bedrich Hronzy）的捷克學者，他於一九一五年宣稱在這方面取得了突破。赫羅茲尼理解到西臺語不是中東語言一支，而是與起源於歐洲和印度的亞歐語系相連。到了一九四○年代中期，學者們在他的研究基礎上，對西臺人文字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相當的瞭解和把握。
經過幾個世紀的探索與研究，考古學家們現在瞭解到土耳其豐富而複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之前的幾千年。安納托利亞高地上的廢墟遺址是世界上已知的遠古文明之一，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七千年甚至更早。在這一漫長的歲月裡，文明不斷地興起，又不斷地頹敗。西元前一九五○年，博阿茲柯伊廢墟遺址上就已經矗立起城堡和定居點了。
與原來的哈梯人不同，西臺人喜愛征戰，他們很快將自己的王國擴展到了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大部分地區，現代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大量他們留下的廢墟遺址。西臺人的軍事擴張冒險遠不止於這一地區，西元前十六世紀中葉，一個西臺國王先征服了安納托利亞以南的敘利亞，後又帶領軍隊南下五百哩，征服了巴比倫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首府。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西臺人與埃及人之間不斷地打打和和：他們之間不時有戰爭發生，但皇室也有通婚。西元前一二四六年，國王哈圖西利斯三世把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後來發現於埃及卡納克廟宇牆上的一幅雕刻就描繪了當時埃及法老與西臺公主的結合。
西臺文明繁榮了五個多世紀，但到了西元前一二○○年，災難降臨了。科學家們已找到了證據，證明大約在幾年時間內，哈梯沙和其他許多西臺城市就被夷為平地。雖說西臺王朝的覆滅來得迅猛而突然。但致使它遭此滅亡的各種條件因素卻已孕育了好幾十年。例如，長達一個世紀，影響了整個中東地區的乾旱，大多數的莊稼歉收，似乎嚴重削弱了西臺王國的實力。學者們推斷，長時期的旱災給整個地區帶來了不安和騷動，人民開始遷徙，尋找好一點的生活環境。於是，自身臣民的不穩定，再加上北部遷徙而來的擄掠性遊牧部落和西部入侵民族的合力，把西臺王國推向了覆滅的深淵。
到了西元前一一五○年，西臺王國已經徹底地不復存在。那些在城市毀滅時倖存的西臺人四散奔逃，在許多年之後最終為別的民族所同化。然而西臺文化在歷史上卻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在西臺王國覆滅二百年以後、在安納托利亞東部和敘利亞北部又崛起一系列小王國。考古學家們相信這些王國的人民不會是西臺人的後裔，但是他們卻選擇了西臺人的語言，承襲了西臺人的一些宗教和風俗習慣。學者們把這些王國稱之為新西臺人。
在敘利亞，新西臺人建立起了城邦，並持續到西元前八世紀左右。正是這些敘利亞新西臺人雕刻了後來威廉•萊特在哈馬找到的石頭；而《聖經》裡提到的也正是這些新西臺人。哈馬石頭和《聖經》上得到的零散資訊僅是第一手線索中的一部分，這些線索幫助現代學者解開了西臺文明之謎，即當年查理•特里思爾在土耳其岩石山上找到的廢墟遺址。
透視世界諸文明
在接受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研究重任後，林志純迅速組成一支精英隊伍，立即投入研究，並很快完成了十二篇研究報告。
從林志純和他的弟子張強、劉健、吳宇虹、郭丹彤、李曉東、曲天光等青年學者研究來看：所謂的西元紀年，是六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七五三年，這一年即為基督元年，即西元元年。宏觀上講，以西元為座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架構的建立，正是以西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與中國古文字不同的是，兩河流域與西臺的古文字形成，是一種用削成楔形的蘆葦壓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在拿破崙遠征埃及之前，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瞭解也只限於《舊約》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扭曲的記載。自十九世紀初，隨著近東地區大量泥版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西臺文明才逐漸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學科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的建立，也標誌著古代近東各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
相對而言，埃及年代學的研究有著相對豐富的紀年史料，如王表、國王家譜、銘文及天象紀錄等等。根據這些帶有文字的古代遺存，並以第廿六王朝（後王朝時期）為基點，由後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歷史沿革的年代架構。就歷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後王朝時期及希臘羅馬統治時期。
前文已述，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的托勒密時期，僧侶學者曼涅托就已經為埃及年代學創立做出過許多努力。由於曼涅托既懂希臘文又精通埃及語，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臘語撰寫了一部《埃及史》。這部著作與以往王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用陳述性的語言來記敘國王及其統治的。遺憾的是，這部著名的史書除了保存在約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經被戰火焚毀，慶幸的是這部著作中帶有王朝劃分的王表卻輾轉流傳下來。曼涅托把埃及歷史分成卅個王朝，這種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學家所採納，直到今天仍然不失研究價值。
就埃及年代學意義上的王朝而言，是由西元前三世紀的埃及僧侶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書中劃分界定的，後人在其卅個王朝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一個王朝，成為卅一個王朝。張強在研究報告中說：任何年代學研究的目的，都是盡可能地將一段歷史，透過各種方法、手段準確、精密地予以定位，這個問題對於今天的歷史非常簡單，然而對幾千年以前的一個文明的歷史年代來說就不那麼輕鬆了。但研究者又面臨兩個必須解決又很難解決的難題是：第一，古埃及紀年與現代紀年不同，古埃及年表與現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損，有些在記載上有很大差異，有的甚至被篡改。就王表來說，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此碑收藏於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館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殘破，而杜林紙草（因收藏於義大利的杜林埃及博物館而得名）由於保存不善而成為殘片，儘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復，但許多脫漏的無法補救。
按林志純的弟子郭丹彤、李曉東博士的研究，現代埃及學的研究始於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一九○四年，德國學者邁爾發表了第一部系統全面地介紹埃及年代學的專著《埃及年代學》。一九二五年，法國學者魏爾對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和結果進行了闡述，從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原始架構。這一時期，著名埃及學家布列斯特德和皮特里也為埃及年代學的研究多所努力。著名年代學家派克於一九五○年發表的《古代埃及曆法》和一九七一年為《埃及的遺產》一書所寫的有關章節，是目前有關埃及年代學最具權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由於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國王的統治年代來紀年，這就存在著把埃及的民用紀年推算成現行的西元紀年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是找到一個有西元紀年相參照的埃及民用紀年的年代。所幸的是，古代埃及人給研究者留下了載有國王統治順序和年數的王表，以及一些有關年代學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如第廿六王朝到羅馬征服時期的埃及年代史料記載最為明確，故此，研究者可以根據這些證據，並以有西元紀年的第廿六王朝為起點，由後往前推，這樣便可得出古代埃及的全部年代。
從李曉東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關於埃及年代學中的歷史分期，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劃分是：
前王朝時期：
史前文化；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