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國科學家的啟示
一九九五年夏季一個傍晚，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吃過晚飯，像往常一樣，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了約一個小時，便回到自己的書房裡開始一個夜晚的工作。
以往，宋健坐於書桌前，主要精力總是傾注到自然科學知識和他專業上的控制論和科學與社會系統論方面的研究中。可是今天，他的書桌上堆放著一部部諸如《史記》、《漢書》、《中國通史》、《世界史》等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他如醉如癡地翻閱著，並不時地摘抄著一些片斷。事實上，早在十幾天前，他就開始像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中外歷史的學習與研究之中了，而促使他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動機則源於以色列的訪問之行。
不久前，宋健率一個科學考察團訪問了以色列科學界，就在這次訪問中，他結識了以色列國家科學院副院長，著名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特德莫。特德莫已年過花甲，他是個純粹的以色列人，卻出生於中國哈爾濱。為此，他一直視中國為自己的半個故鄉，對中國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具有濃厚的興趣與感情。這次面對中國官員及科學界人士的來訪，自是滿懷熱情。在一番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後，特德莫送給宋健一份亞述學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資料作為紀念。資料的概要是：十九世紀中葉，幾位學者成功地破譯了古亞述巴尼拔（註一）王宮館藏泥版文獻上的楔形文字，後來的學者利用這些破譯的文字，並藉助天文學理論，終於解決了古巴比倫尼亞阿卡德（註二）（西元前二三七八至二三七一年）以後的精確紀年，而巴比倫第一王朝（註三）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也由天文學家根據出土泥版中記載的金星天象紀錄算了出來。學者們根據史料和考古遺存以及碳十四測年技術等研究方法，將古巴比倫王國的年代架構大致構建起來。
（註一）Ashurbanipal：西元前六六八至前六二七在位，亞述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文武兼備，曾進行多次遠征，並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宮內建立了一所大型圖書館。他派遣僧侶和書吏到各地蒐集蘇美︱巴比倫文獻，所收泥版文獻一度達二萬五千塊以上。西元前六一二年亞述王朝覆滅。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大量泥版因隱沒在廢墟中而得以保存下來，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四年被發掘。大英博物館中保存有約二萬零七百廿塊泥版。
（註二）Akkad：古代地區，在今伊拉克中北部，是古代巴比倫文明的故鄉。約西元前二千年起，整個伊拉克中部地區的統治者自稱蘇美和阿卡德之王。
（註三）巴比倫第一王朝約為西元前一八九一至西元前一五九五，第一王朝的第六個王即為制定漢摩拉比法典的漢摩拉比王。
特德莫所贈的這份資料，儘管有些地方艱澀難懂，論證方法繁瑣複雜，很難讓局外人完全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但宋健明顯感到這份資料的研究方法與參考資料，跟埃及年代學的建立有異曲同工之妙。令宋健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就在這次訪問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訪問，並在埃及短暫停留。就在這短暫的停留之際，他在中國駐埃及大使楊福昌的陪同下，參觀了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遺址。從陪同者的介紹以及與當地學者的交談中得知，埃及的神廟建築延續的時間要比金字塔長一倍以上，幾乎和埃及古文明相始終。但古老偉大的埃及文明在經歷了三千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西元前三三二年，隨著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終結了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輝煌的埃及文化也急劇衰落。後來在希臘文化、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影響下，埃及文明徹底走向沒落，留給後世的只有如盧克索那樣無法以人力完全毀滅的一座座神廟和石頭堆砌的遺跡。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亡近二千年之時，由於拿破崙於一七九八年的入侵，特別是一八二二年法國天才學者商博良等人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開始復活，之後又經過法、英、德、美國等國考古學家和學者一百多年的努力，終於透過古文獻、古遺址、古文字、天文學紀錄等綜合性研究，大致解決了埃及古代史上延續卅一個王朝的斷代問題。年代學者還根據天狼星偕日出的紀錄，確定了古埃及某個王的絕對年代，如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七年第二季第四月十六日的天狼星紀錄，著名埃及年代學家派克據此，把這一年定為西元前一八七二年。以天狼星日期紀錄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絕對年代框架，已成為構築整個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支柱。
宋健將要告別以色列科學院時，特德莫對他說：中國與埃及、古巴比倫、印度，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四大文明古國，並在世界文明長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學術界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能集中精力進行探索性的斷代研究，其成就將不比亞述學、埃及學遜色，其成果的取得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將產生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願意懷著對中國歷史的熱情與摯誠，像參加亞述學研究一樣，與中國學者一起為建立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年代學，略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儘管宋健對特德莫所展現一片真情，只是作了歡迎之類的禮貌性回答，但這件事本身卻刺激和啟迪了他，同時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幾年前，宋健曾赴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在此期間，時任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的埃及人托爾巴先生和宋健一同被邀請去參加印度部長舉行的歡迎宴，在宴會上，托爾巴先生曾興奮而自豪地致詞：我們，世界上三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代表在這裡歡聚，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因為保護環境是我們古代文明的要義聽著托爾巴先生的慷慨陳詞，宋健頓感熱血沸騰，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無庸質疑的是，在歷史上曾稱雄於世的四大文明古國，其中埃及、巴比倫和印度文明，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相繼在發展、延續的進程中發生了斷代、頹敗或者徹底毀滅。只有中華文明歷史悠悠五千年而綿延不絕。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戰亂、暴政、外族入侵，還是水旱災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它的延續與進步。正是在這綿延不絕的文明滋養、哺育之下，才培養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才使處於世界東方的炎黃子孫以堅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創造力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這樣一個對世界人類有過傑出貢獻的民族，在年代學研究上卻遠遠落後於古代埃及、兩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則是自司馬遷以降，未能建立起形成中國古代文明特色，到邁向繁榮最為重要的三代紀年，也就沒有正式公布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紀年參考體系。
繼司馬遷之後，人們對這位偉大的史學之父所作的千秋《史記》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紀》、《夏本紀》和《殷本紀》，以及其他的《書》、《禮》等古代文獻紀錄，或信，或疑，或釋，或者全盤否定，這種相互歧異的論爭直到司馬遷之後二千多年的現代都未停止。如現代史學巨擘郭沫若在一九二九年雖斷言：《尚書》始於唐虞，《史記》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史學大家范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表示懷疑，夏代遺跡統統視為假設。
或許，正是中國學術界自己的迷茫和紛亂，才出現了日本的堯舜禹抹殺論，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早在一九三○年代，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註四）就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美國伊利諾大學斯塔爾等人編著、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世界史》宣稱：中國的古代文明的起源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且是受後者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西元前一五○○年左右，煉鐵技術是西元前一○○○年後從西方傳入的。中國古代文明是在商之後才迅速發展起來的，商朝的年代為西元前一五二三至一○二七年，安陽地區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證。
（註四）Johann Gunnar Andersson：一八七四至一九六○，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一九一四年到中國任礦業顧問，作過考古勘探工作。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精緻的彩陶，為中國新石器代文化提供了第一個證據。同時在黃河流域發現許多類似遺址，與西南亞諸文化比較研究，確定其時間為西元前三○○○至前一五○○年。他根據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預言會發現人類化石。六年後，果然在那裡發現中國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與斯塔爾等人持相同觀點的英國人羅伯茲稱，中國的商朝於西元前一七○○年左右統治河南一帶約四萬平方哩（十萬零四千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國今天的面積還小。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西元前一○二七年為周朝所滅。羅伯茲還表示：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這是長期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因為中國只有西元前八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
對於外國人的這些觀點，所有認知自己的祖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炎黃子孫都無法認同。早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中國的歷史學家尹達就對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加以駁斥；另一位考古學大師李濟則嚴厲地批判了西方人的種族和價值偏見，他在自己的講演中說道：譬如講到（中國的）年代，西洋人在選擇兩個可能的年代時，總要偏向較晚的一個。例如武王伐紂的年代，考古學家董作賓定在西元前一一一一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西元前一○二七年，一筆抹殺了較早的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問題上，他們也是這樣，以便在討論文化、人種和活動方向時，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在安陽出土的青銅刀問題上，一些美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的銅刀子與北方的有關係，而在時代上，中國的比西伯利亞的晚。我相信這是他們把武王伐紂年代定在西元前一○二七年的主要依據。把中國拉下幾十年，再把西伯利亞提早幾十年，於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裡來的。
李濟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種族和價值偏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見地，一九五三年他在著名的論文《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靠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講到：在二○年代初，即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那個短暫的時期以來，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夥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什麼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這些疑古派，多數都受業於名人章炳麟門下，而在那個文藝復興的浪潮裡卻又造了他們老師的反，但是積極的貢獻不多。然而這段思想十分混亂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科學考古學。儘管科學考古學後來證明，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學生都錯了。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系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二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材料的真實性。
當然，對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滿信心者，並非肇始於安陽甲骨文的發現，實際上，在司馬遷之後，也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學者張守節在他的《史記正義》中，認為中華文明確從黃帝開始，並推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四年共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即黃帝的紀元始年為西元前二五一○年。張守節的這個論斷獲得了唐後一千多年來許多政治家和治史學者的認同，但在年代座標上作了不同的修訂。如一九○五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為了表示與清朝劃清界線，便在日本東京創辦的《民報》上，改用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根據東京史學家的推算，黃帝紀元開始於西元前二六九八年，以此下推，將清光緒卅一年（一九○五年）定為中國開國紀元四六○三年，並在首頁印製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四六○九年。通電發出後，由於孫中山的威望，這一紀年方法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響應，多數報刊紛紛改用新的紀元。
但在舉國上下一片改天換地的凱歌聲中，也傳出各種不同聲音，如江蘇的當權者根據當地歷史學家的推算、堅持認為一九一一年應為黃帝四四○二年，民國元年應為這個數字、於是江蘇的報紙用了自己推算的紀年，比法定紀年晚了二○七年。另外有一位叫黃藻的史學者編輯了一本叫做《黃帝魂》的書，此書初版於一九○三年，之後又多次修訂再版，在學界影響頗大、其中刊出由別的歷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將民國元年定為黃帝四六二二年，比法定又早了十三年。由此可見，對黃帝的確切紀年問題，各地歷史學家雖然對史料充滿信心，但仍眾說紛紜，難以達成共識，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黃帝紀元最終宣告流產。
走出書房覓知音
為了心中的這個念頭，一連十幾天，宋健除了繁忙的日常事務和一些擺脫不掉的應酬，閒暇之餘，他總是盡可能地找一些與古代文明研究有關的書籍和資料研讀，他深知，中國和外國畢竟不同，要將心中的念頭變成一個切實的計畫或實行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終的結局如何？這些或許不是他目前就能把握的。因為他畢竟不是個社會科學家。
但此時的宋健已不滿足獨坐燈下翻看史書和資料了，他想要走出書房，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門學科的學者之中，在深入調查瞭解的同時，看能否將縈繞於心中的念頭轉變成切實可行的計畫。
幾天後，宋健透過歷史學家朱學文先後找到了歷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嚴文明、俞偉超、中國科學院院士暨天文學家席澤宗、碳十四測年技術學家仇士華等五位一流學者。一九九五年九月廿九日上午，五位學科巨擘來到中南海國務院小會議室，由宋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是否可以構建中國古文明年代學的問題展開討論。
按照五位學者的看法，就中國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學問題在先秦史上可謂是最為棘手的問題，但無疑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古代史離不開年代座標，若無此座標或座標不確切，許多問題會永遠處於渾沌和爭論不休之中。司馬遷在著《史記》時，編了《十二諸侯年表》，將紀年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但對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認為因為資料記載不一，取捨不易，只好放棄，所以《史記》雖有《三代世表》，卻沒有明確的紀年。自司馬遷之後，歷代學者西漢晚期的如劉歆、三國時期的譙周、晉代的皇甫謐等，一直不斷努力，試圖推定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年代。如劉歆在他的名著《世經》中就稱夏代的紀年為四百卅二年，商六百廿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商湯伐桀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七五一年，武王伐紂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等等。由於劉歆與其父劉向曾在西漢朝廷擔任過校中秘書，在學術、文化上均有其貢獻，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他這一推論可信度較大，但也有陳忠等學者認為此說並不可信。關於劉歆之說是對是錯的問題，學界歷二千年的爭論尚無一個確切的結論。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由於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發現，復原夏商周三代紀年才有了新的依據和希望。從此以後，中外學者利用這方面的資料，對夏商周年代學進行研究，並獲得許多重要成果。自一九二○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興起與發展，學者們找到了一條文獻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科學考古發現的遺址、遺物。正是由於這些遺址、遺物所提供的文化資訊，才對仰韶文化（約西元前三○○○年）、大汶口文化（約西元前二八○○至二四○○年）、龍山文化（約西元前二八○○至二○○○年）以及二里頭夏代文化等考古學文化有了較為準確的破譯和瞭解，並為中國古代文明在年代學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佐證。因為此後考古學的發展迅速，發現了大量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隨著研究的深入，使得這一時期的考古文化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自一九五○年代末，大陸開始了放射性碳十四測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漸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測年技術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自一九八○年代起，北京大學建成了先進的加速器質譜儀（AMS），更進一步改良的話，可望達到國際尖端科技水準，於是對古代遺址出土的標本進行高精確度的年代測定便成為可能。由於採用現代科技運算方法，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也有較大進展，任何有規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現象紀錄都可以利用電腦極快地算出。如紫金山天文臺的天文年代學家張培瑜已透過電腦的運算結果，編出《三五○○年曆日天象》一書。此書記載了自西元前一五○○年到西元二○五二年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蝕等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再向前推一千五百年，推算出其間的曆日和天象，並非太困難的事情。而專門從事甲骨和金文研究的古文字學，近年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都有新的成果問世。如果將這些成果配合天文曆法研究，可建構商代後期與西周年代的曆譜。如果選擇一些典型的甲骨標本，透過高精度的碳十四測年實驗，將會使其資料與商周的王年對應、聯繫起來，這對古代年代學的建立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古代遺址的發現和考古學的發展，使歷史學者在文獻學的研究中對若干傳世文獻的真偽有了新的評估，而這些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新評估，又為考古學及天文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堅實的基礎。
正因有了以上種種條件，才使得重新構築中華文明成為可能。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看，這尚缺年代學尺規的兩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兩個大的組成部分，如果要完整架構，必先構築夏、商、周三代的基礎，而且，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在這個座談會將要結束之時，五位學者根據學術研究的規律和現實條件，建議首先進行以探索中華古文明起源為最終目標的夏商周年代學研究。如果說春秋時代的震盪產生了《左傳》，戰國秦漢的演變造就了千秋《史記》，那在這樣的偉大的民族復興時期，夏商周年代尺規的建立，將落在跨世紀的中國科學家群體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界的科學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國古文明必然可以重建起來。
經過一個上午的討論，在大家對相關問題初步取得共識之後，宋健提議，如果這項工作得以實施，就取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這次座談會之後，宋健與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多次共同主持會議，更廣泛地徵求專家們的意見，並聯絡相關部會，共同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計畫，進一步明確研究目標。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李鐵映、宋健主持會議，會議中決定：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課題，研究工作應堅持以我為主，並採用政府支持、專家研究、權威學術機構公布結果的方式。課題自一九九六年開始啟動，要求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建國五十周年）前完成，並公布階段性研究成果。
二、由李鐵映、宋健擔任工程特別顧問。為了加強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統一領導和便於有關學科的協調配合，成立工程課題領導小組，負責管理經費、審批工作計畫、定期聽取匯報，並部署工作等事宜及重大問題報國務院。國務院一年聽取一次課題領導小組的匯報，領導小組成員為：
組長：
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
副組長：
陳佳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主任。
韋鈺，國家教委副主任。
成員：
路甬祥，中科院副院長。
騰藤，社科院副院長。
張德勒，國家文物局局長（後改為新任局長張文彬）。
劉恕，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
甘師俊，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
三、聘任李學勤等四人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並由領導小組聘任相關科學家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負責組織科研工作。專家組組長由李學勤擔任，仇士華等三人任副組長。其成員和學科構成為：
李學勤，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研究員。
仇士華，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
李伯謙，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院長、教授。
席澤宗，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院士。
四、為保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共同安排經費九百萬元人民幣，另由財政部自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每年撥款一百萬元支持。
宋健還不斷致函北京之外所熟悉的科學界前輩和朋友，共同對這一專案進行探討、論證。當他得知正在上海養病的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代史學巨擘周谷城身體漸為康復後，便致函問 候並報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有關事宜。這封信函的原文是：
周谷老：
知 您大為康復，科學界不勝欣慰，故以崇敬之誠，冒昧報訴近事如下。
為推動中國古代史的系統研究，促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擬於九五發起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中國古代紀元推至夏初，比二千年前司馬遷所記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前推一千四百年，以縮短中國古代史與埃及學、亞述學等差距。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放射性物理學等可能大規模介入並提供幫助。古書古跡關於天文現象紀錄，可成為新一輪研究起點，精密確定夏初（五星聯珠）、周初（一日再旦）的紀元。碳十四斷代有可能精確測定殷墟、鄭州商城的年代。物理學家告，精度可達正負二十年。此項工程的完成，可能補足中國古代史研究之遺闕，從而減少疑古的範圍。已聘請四位首席科學家，另邀當代少長群賢，參與工作。期望九五完成，公諸於世。
現奉上《會議紀要》一份，呈您閱示。仰慕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先驅和巨擘，佇望得到您的指點。
時值嚴冬，衷望為國珍攝。敬祝跨越三紀，益壽齊彭，創科學時代之新峰。
敬頌
大安
宋健一九九六年元月廿日
周谷城在接到信函後，以極度的欣喜之情抱病復函：
尊敬的宋主委：
承賜教言，無任榮幸。茲特不揣冒昧，略抒喜悅之意：一、夏商周斷代工程，重要偉大。過去無人敢提，今天主委宋公，高瞻遠矚，言近旨遠，登高一呼，史學界皆大歡喜。谷城堅決擁護。二、將古史年代向上延升至夏初，令人敬服。過去如講向上延升，定遭打擊，今則可以暢所欲言矣。三、所有工作難度都大，但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合力攻關，政府支持，不出數年之後，當有大成。
先此預祝，謹致敬禮。
周谷城上
一九九六年二月於滬
從二人往復的函件中可以看到，如果說宋健在字裡行間無不透露著自己的真摯與誠懇，那麼，已九十九歲高齡的史學大師周谷城，則對這個工程能夠實施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可以說，他對這個工程的前景是滿懷信心與希望的。遺憾的是，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未能親眼看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逝世。
一九九六年三月，宋健將他正在修改中、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意義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第五次修訂稿，交由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孔德湧，轉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著名華裔考古學教授張光直，徵詢他對文稿和開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見和建議。張光直於四月四日函覆孔德湧，稱宋健的文稿是我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範圍裡面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氣魄的一篇。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方法，張光直雖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自己的見地：這個題目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做的，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夠組織勝任徹底研究三代年代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才能解決古史研究中最令人迷茫的一些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中，最巨大的，最關鍵性的一把鑰匙，就是宋博士提出來的年代學。我對這個主張舉雙手贊成。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四日，剛剛獲得國際亞洲研究的最高獎一九九六年度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AAS獎）的張光直，來到北京進行學術訪問。四月廿六日，張光直受宋健的邀請，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李學勤、席澤宗、張長壽等學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宋健會面，並著重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如何具體實施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張光直認為中國政府即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納入九五計畫重中之重的科學研究專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並預言，只要中國的學術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做，一定會在古史年代學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貢獻。
在討論中，張光直藉由自己對中國古代考古學和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涉及的三代年代的始年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如關於商周分界，也就是古史研究中爭論最多的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張光直認為這個年代既是周朝的起始年代，也是制斷夏、商年代的基礎，是工程中的大關鍵。這個年代自漢代劉歆之後產生了幾十種不同的說法，中間相差一百多年。這些說法的依據主要是劉歆在曆法上的推算、甲骨文與少數傳世文獻中記載的日蝕與月蝕的干支，以及古文獻中有關哈雷彗星及歲星的記載與武王克商年的關係等等。之所以產生不同的說法，是因為這些材料本身未能相互支持，因此，這些材料中必然存在一些錯誤的紀錄。而這種錯誤的產生，至少有兩種可能：一是出於政治目的的作偽，一是文獻流傳過程中的訛誤。按常規，出土的甲骨材料一般不會錯，但後人對甲骨紀錄的理解和推算方法卻有分歧。理解不同，方法不同，其推算出的結果也就有了差異。即將全面展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應該對這些分歧分別加以推算，並以推算的結果與其他相關的材料相驗證，找出彼此不合的材料，努力探明其不合的原因，逐步排除錯誤的資料。這樣的研究，有產生各種資料彼此相符的可能，即便不能產生，中國古代文明年代學也可以達到比兩河流域、埃及、印度還要清楚和詳細的程度。
從張光直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前景，與史學界前輩周谷城一樣，同樣是充滿了信心與希望。
突破傳統的圍牆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計畫成立之後，根據大陸國務院會議精神，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四位首席科學家，便著手起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項目的可行性報告、經費使用計畫，以及推薦專家組成員名單。
在起草的可行性報告中，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最終目標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具體的目標如下：
一、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二、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架構。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架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由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定年技術等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實施的系統工程。研究途徑主要有三：
一、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相關的天文曆法紀錄，透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
二、對有典型意義的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作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加速器質譜儀）的碳十四年代測定。
三、對各課題透過以上兩條以及其他途徑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進一步深化研究，得出盡可能合理的年代學年表。
有了以上三大途徑，接下來便是設置課題和專題。經過論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經論證當時共設九個課題，下分卅六個專題，如下表：
一、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人：楊升南
（一）夏商周年代天象文獻資料庫。主要研究人：員羅琨
（二）文獻中夏商西周編年的研究。主要研究人：朱鳳瀚
（三）有關夏商西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主要研究人：廖名春
（四）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主要研究人：辛德勇
二、夏商周年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負責人：陳久金。
（五）夏商周天文獻資料庫、計算中心和聯網設備的建立。主要研究人：孫小淳
（六）夏商周三代更迭與五星聚合研究。主要研究人：徐振韜
（七）夏商周三代大火（心宿二）星象和年代研究。主要研究人：江曉原
（八）夏商周時期國外星象紀錄研究。主要研究人：孫小淳
三、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負責人：鄒衡
（九）早期夏文化研究。主要研究人：方燕明
（十）二里頭文化分歧與夏商文化分界。主要研究人：鄭光
（十一）《尚書》仲康日蝕研究。主要研究人：吳守賢
（十二）《夏小正》星象和年代。主要研究人：薄樹人、胡鐵珠
四、商前期年代學的研究。負責人：安金槐
（十三）鄭州商城的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楊育彬
（十四）小雙橋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宋國定
（十五）偃師商城的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杜金鵬
五、商後期年代學的研究。負責人：殷瑋璋
（十六）殷墟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楊錫璋
（十七）殷墟甲骨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劉一曼
（十八）殷墟甲骨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主要研究人：常玉芝
（十九）甲骨文天象紀錄和商代曆法。主要研究人：張培瑜
六、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負責人：張培瑜、俞偉超
（二十）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主要研究人：江曉原
（廿一）先周文化的研究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王占奎
（廿二）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曹瑋
（廿三）豐、鎬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徐良高
七、西周列王的年代的研究。負責人：張長壽
（廿四）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趙福生
（廿五）天馬一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劉緒
（廿六）晉侯墓地分期與年代測定。主要研究人：李伯謙
（廿七）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主要研究人：王世民
（廿八）晉侯蘇鐘專題研究。主要研究人：馬承源
（廿九）西周金文曆譜的再研究。主要研究人：陳久金
（卅）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考。主要研究人：劉次沅
（卅一）西周曆法與春秋曆法附論東周年表問題。主要研究人：陳美東
八、碳十四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負責人：仇士華
（卅二）常規法技術改造與測試研究。主要研究人：仇士華、陳鐵梅
（卅三）骨質樣品的製備研究。主要研究人：原思訓
（卅四）加速器質譜儀法技術改造與測試研究。主要研究人：郭之虞
九、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主要研究人：李學勤
（卅五）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主要研究人：李學勤
（卅六）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況。主要研究人：林志純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發現，又增設了以下八個專題：
（一）金文紀時詞語（月相）研究；
（二）甲骨文賓組、曆組日月蝕卜辭分期斷代研究；
（三）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
（四）邢臺東先賢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
（五）禹伐三苗綜合研究；
（六）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
（七）周原西周文化分期與研究；
（八）洹北商城的遙感與物探。
為便於組織研究，工程領導小組聘請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四位著名學者為首席科學家，隨後由領導小組又聘任了相關學科的廿一名專家組成專家組，專家組再聘任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聯合研究。直接參與工程的來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內共九大學科內的優秀學者達二百多人，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臺、紫金山天文臺、陝西天文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煙臺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等單位。
工程專家組主要人員除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四人外，分別是：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馬福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地球科學部副主任、研究員。
朱鳳瀚，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教授。
安金槐，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嚴文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鄒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張長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
張培瑜，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研究員。
陳久金，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
陳鐵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
原思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瑋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郭之虞，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彭林，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至於工程課題、專題部分主要成員的資歷如下：
楊升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羅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廖名春，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鄭傑祥，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徐振韜，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研究員。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教授。
胡鐵珠，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副研究員。
吳守賢，中科院陝西天文臺研究員。
方燕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 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金鵬，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宋國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錫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一曼，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常玉芝，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占奎，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曹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徐良高，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趙福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世民，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次沅，中科院陝西天文臺研究員。
陳美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彭裕商，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志純，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吳振武，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劉雨，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員。
羅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黃天樹，北京首都師大中文系教授。
李朝遠，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
蔣漢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
劉健，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博士。
為了協助專家組進行項目的總體設計和實施中的組織協調，經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批准，設立專案辦公室，並聘歷史學家朱學文為主任、周年昌為祕書長、王肅端為副主任負責日常事務及有關工作。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在經過數次修訂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經過大陸十九位專家學者評審之後，通過施行。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李鐵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夏商周斷代程領導小組、專家組專案辦公室以及有關單位及專家學者近五十人。會上，李鐵映、宋健聽取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組長鄧楠、專家組組長李學勤等有關人員的彙報，並頒發聘書給參加工程的廿一位專家組成員。宋健在題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發言提綱中指出：中國的史學界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提高自己的勇氣與信心，要充分發揚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與創新精神。中國的歷史科學要想在世界上獲得其應有的地位，中國的歷史學家首先要站起來，要敢做大題目，使歷史科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支柱性科學，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種綱領性的工作。廿世紀即將結束，我們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這樣傳給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潰直至進入廿一世紀的一百多年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建國後四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極其豐富的成就，處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做一個總結，對三代紀年這個關鍵問題歸納 出一個輪廓。
對於工程的具體實施，宋健還向與會者提出四點建議：
一、要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精力於關鍵問題。應集中精力於總結近幾十年考古發掘、甲骨金文、竹書等新的考古和歷史科學研究成就。必要時，可部署新的發掘，對重點遺跡文物，集中力量進行研究。
二、提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毫無疑問，完成此工程主要靠歷史和考古學家，自然科學有關專業應參與協同。可綜合調度使用我國已建成的物理、化學、地學、天文學等現代設施。除確係必要的以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計畫定得太大，會影響預定目標的實現。
三、實施斷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於任務目標，不再引發大的辯論。
四、堅持重大科學問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我贊成成立三個工作組，分別研究夏、商、周三代。工程後期每一工作組都應提出一份研究報告。再由專家組在首席科學家的主持下，提出綜合報告。應盡量達成一致意見。如有異議，允許保留，不必強求一致，以多數通過為準。最後提交全國性學術團體討論，多數通過後發布，報國家備案。這大致是地質學斷代標準檔的起草、討論和通過發布的程式。地質學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參考。
對於以上四點建議，宋健強調，不能設想這會是最後的真理。它只能是對中國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個總結。經多數科學家通過並發布後，即可為今後的國內外的歷史研究、教學和社會各方面提供一個到目前為止比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統紀年。如果以後有新的發現、新的證據或新的研究結果，隨時可以透過類似方式予以修改，向全社會公布新表。
繼宋健之後，李鐵映在發言中強調：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自信心，是這一項目的意義之一。從各種條件來看，現在我們有大量的考古發掘，有現代的科學技術，又有國外的研究可以借鏡，我們的條件不比德國人研究埃及史的條件更差，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這一課題。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前進的動力，創新本身也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夏商周斷代問題，兩千多年來沒有得到解決，說明它有難度，所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一切因循守舊，在工程開始之時，就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科學精神，開拓這一研究的新局面。
五月十六日的會議，象徵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全面啟動。中華古文明也將以此為起點，在時代激流的撞擊與震盪中一步步揭露它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