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露
一九二八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器物，進而發現了商代的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跡後，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代文化是否也可以透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考古的信心愈發增強，學術界也從幾個方面開始對夏文化的探索。
最早開始這個探索行動的，是少數幾位歷史學家。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他們從兩方面主動開始：一是在古代文獻資料上考訂夏代都邑的地點；二是在既定的地理範圍內，根據當時已經發現早於殷墟商文化的諸考古學文化中尋找夏文化。兩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希望用田野考古資料去印證歷史文獻中關於夏的一些問題，這種方法的可貴和可取之處，在於脫離歷史研究只依賴文獻的羈絆，找到新的有效途徑把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古資料結合了起來，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據法。但是，由於當時的客觀條件還不夠成熟，他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偏重在地理的考證方面，而在考古學上只提出了一些假說，缺乏有力的論證，甚至出現了難以避免的錯誤。
所謂客觀條件不成熟，是因為中國考古學剛起步，田野考古資料匱乏，很多與夏文化有關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沒有放射性碳十四現代定年技術的支援，無法知道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的準確年代。而在當時確定的商文化只是商文化後期，主要屬於晚商文化。同時所知比殷商文化更早的，主要是黃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歷史學家徐中舒和翦伯贊等人，推斷仰韶文化或者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而范文瀾在他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中，提出龍山文化即是夏文化的學說，並利用龍山文化的遺物推測夏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由於已知的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更接近夏文化，但龍山文化分布甚廣，所存在的時間又很長，范文瀾籠統地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學說，自然引起學術界的爭議。儘管如此，史學界對夏文化的探索，畢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可以說，這是繼王國維之後，又在結合古史與現代考古學上邁出了新的步伐。
一九五○年代之後，隨著考古學的飛速發展，新遺址接連不斷地出現，且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河南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發現，考古工作者根據地層關係和文化特徵的比較研究，確證了二里崗商文化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後期文化，並把龍山文化與殷墟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填補起來。也就是說，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已經接近或屬於早商文化範疇了。
繼發現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遺存之後，又相繼在河南省的洛達廟、小芝田、新砦和鄭州南關外等遺址，發現了早於二里崗、晚於龍山文化的遺存。這些考古新發現無疑又為夏文化的探索者帶來了新的重要資訊。當時剛嶄露頭角的歷史學家李學勤，深入研究這些新出土的遺址和考古資料後指出：在鄭州商族文化層與龍山文化層重疊時，其間每每夾有無文化遺物的土層，表明兩者不相銜接。在洛達廟、南關外、旯旮王等地卻發現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文化層，我們稱為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它們更接近龍山文化，但有特異點，如南關外的棕色陶器、洛達廟期無鬲類空足器等。這兩期都早於二里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李學勤此時所指的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正是後來被學術界當作夏文化探索主要對象的二里頭文化範疇，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這最可能是夏代的論斷，標誌著夏文化探索階段舊時代的結束和進入實質性探索的新時代的到來。
走向夏墟
當這個新時代到來的時候，一位在中國考古史上的重要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掀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物就是傑出的古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現在要瞭解徐旭生一生的事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從考古學家黃石林為徐旭生所寫的傳略、可以看出大體的概況：
徐旭生，原名炳昶，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清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桐河鎮硯河村，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八歲。徐旭生自幼生長於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古文化的薰陶，青年時代，就對中國古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為他後來進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一九○六年，徐旭生肄業於北京豫學堂。這年冬天，考入譯學館學法文，於一九一一年畢業。一九一二年在彰德中學教算學和數學。數月後，考取公費留學法國。一九一三年春至一九一九年春，在巴黎大學攻讀哲學，一九一九年夏天回國。
一九二一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並著手翻譯威伯爾的《歐洲哲學史》。其後又與喬曾劬合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註一）的歷史長篇小說《你往何處去》，這是該書最早的中文譯本。
（註一）顯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一八四六至一九一六，波蘭作家。由於他史詩一般的作品表現出的卓越成就，獲一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一九二五年，任《猛進》主編。《猛進》是當時具有進步傾向的一種政論性的週刊。徐旭生在《猛進》上發表過題為《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的時事短評，引起魯迅的重視。魯迅因而在《語絲》週刊上寫了《論睜了眼看》的文章，就此進一步展開論述。此後與魯迅建立了友誼，並經常通信評論問題。
一九二六年秋，徐旭生任北京大學教務長。次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鑑於當權者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無知和偏見，不惟不獎勵科學，且阻礙研究，於是提議組織起來，到各地蒐集材料，以為精深研究提供條件；對於外國人，願與協會真誠合作者表示歡迎，對於那些企圖進行文化侵略，攫奪科學材料的人，則予以拒絕，不使再溷吾士。抱著這種宗旨，經過一番鬥爭，才與當時已進入中國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由徐旭生任該團中方團長，開始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之後並獲得重大學術成果。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平師範大學與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合組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徐旭生任合組後的北師大校長。同年九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北師大師生熱烈地投入抗日戰爭。事變後兩天，徐旭生便會同北大校長蔣夢麟，並邀集北平各大學校長，舉行緊急會議。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長、教務長等，開緊急會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年十一月，親赴南京，請求增加北師大經費，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拒不接見，徐旭生憤而辭去北師大校長職務。
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後改為研究員。一九三七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改為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長。北平解放後，又任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長，並開始潛心研究古史傳說，準備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
當時，極端疑古派學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長時代的歷史。對傳說資料視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見，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寫這部書的目的則是力圖矯正他們錯疑所不應疑的偏向，使治此段歷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軌，使夏及其以前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
徐旭生在書中回憶說：我自一九二一年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日我國的史學界受歐西科學的影響，對古史材料重新估價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個人也未能自外於時代思想的潮流。不過因為我在法國留學時學的是哲學，所以在北大教的總不出哲學史的範圍，對於歷史自身沒有時間向前深造。一九二三年前後顧頡剛、劉掞藜二先生，對於大禹是否為神，是否有實在人格的討論轟動一時，我對此問題雖也深感趣，但是因為沒有工夫蒐集資料，所以未能參加討論。當時史學界的普通意見似有利於顧氏，可是我個人雖對於他的工作有較高的評價，卻總以為他走的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我當日覺得《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諸篇固然非當日的或離當日不遠的著作，是由後人的追記，篇首日若稽古四個字已經可以證明；但是他們的紀錄未必無根據，紀錄的時期最早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至於如何看待疑古派的是非功過，徐旭生指出：近三年餘年（大約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起至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時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可是它的大本營卻在古史辨及其周圍。他們工作的勤奮是很可敬的，成績也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治學方法卻很有問題。主要的，去世的張蔭麟先生已經指出，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對這一方法，法國史學家色諾波說得不錯：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十九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極端疑古學派的工作人對於載籍湮滅極多的時代，卻是廣泛地使用默證，結果如何，可以預料。他們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並不能正常地審慎處理，有不少次悍然決然宣布反對論證的偽造，可是他們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說，看見《尚書•立政篇》內含有尚賢思想，就宣布它已經受了墨家思想的影響，為戰國人的偽造。可是，古人之所謂賢，也不過是說某人比較能幹罷了。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稱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異、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比方說，禹治水的傳說，堯、舜、禹三人相互的關係，在先秦諸子中，可以說是大致相同，沒有爭論的。而疑古學派的極端派卻誇張它們的歧異、矛盾，對於很多沒有爭論的點卻視若無睹，不屑注意！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戰國時的學術空氣是相當自由的，各學派中間的互相駁斥是並不容情的。一家造謠，正給別家落以口實，何以別家全閉口無言，默示承認？他們對於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願意去分辨。在古帝的傳說中間，除帝顓頊因為有特別原因以外，炎帝、黃帝、蚩尤、堯、舜、禹的傳說裡面所摻雜的神話並不算太多，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櫃中封鎖起來，不許別的歷史的工作者再去染指！如果與希臘的傳說來比較，關於提秀斯的神話，不比中國古帝傳說中所摻雜的神話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面，敘述雅典國家起源的時候，還提到提秀斯。
徐旭生認為，所謂傳說時代，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在古文獻中保存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用這種史料所記述的時代，就叫做傳說時代。中國的傳說時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黃時期；下限暫定在盤庚遷殷以前。
至於如何對待傳說時代史料。徐旭生表示，首先應當對神話與傳說認識清楚並加以區分。當然，二者之間是相近的，頗難截然分離，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關於史學界爭論頗為激烈的夏王朝，當時在考古學上仍是個空白點。為此，徐旭生極為重視，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並提出了指導性意見：首先要明確夏文化一詞包括兩個涵義，即夏族文化與夏代文化。二者既有區別又有十分密切的聯繫。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範圍很有限，年代則包括禹以前，桀之後；如果指後者，它的地域範圍較廣，年代則始於禹，終於桀。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晉南平原，汾、澮、涑水流域；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也是夏人的舊壤。
與此同時，徐旭生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的先秦文獻的基礎上，認為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應放在豫西和晉西南兩個地區。為了讓這個理論得到事實的驗證，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徐旭生不顧年老體衰，帶著助手親赴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從而揭開了實質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一行數人在豫西這個既定的圈子裡來往穿行，每日步行四十餘里，每一遇到大雨，鞋子陷進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乾脆光腳在泥濘中前行。其為科學事業歷盡艱辛而不辭勞苦的精神，令人感動和敬仰。
徐旭生分別對登封縣的八方、石羊關、禹縣的閻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遺跡進行田野調查，有一日途經偃師，準備到洛陽考古工作站，當他來到洛河邊一個叫二里頭的村外時，發現此處有些異常，便停下來四處走走，以尋找心目中的東西。當他在村外轉了幾圈後，有一個正在田野裡勞動的農民感到很奇怪，心想這個外地老頭一定是丟失了什麼，便主動向前詢問。這一問，徐旭生樂了，他幽默地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一座城，幾千年的一座城。農民不解，徐旭生解釋說：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一帶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麼的。這時農民懂了，他不以為然地說：陶片，我們這裡多的是呢，還有完整的陶器，都是搞水利建設挖出來的。徐旭生一聽，大為驚喜，急忙對眼前的農民說：好兄弟，你說的地方在哪裡，能帶我去看看嗎？
成！農民爽快地答應了，領徐旭生到了村東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這裡發現了許多陶片，還撿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從遺址的規模和遺留的陶片和陶器的花紋、質地等判斷，這是一處規模甚大的古文化遺址。
徐旭生在對二里頭遺址作了初步判斷後，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將調查的情況告知了工作站和趙芝荃等人。大家一聽很是振奮，決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長趙芝荃帶領幾名考古人員，再隨徐旭生赴二里頭作進一步調查。
二里頭遺址位於偃師城西南約九公里處，洛陽城之東。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嶽、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降穀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為萬方輻輳之地。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裡的嵩山被稱為五嶽之中嶽，又為太室山，也是周武王不願遠離的天室。武王曾在此廷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自之又民。因而這裡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周公遵武王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還在嵩山附近建測景（影）臺，從禮制上確定此地為地中。它被賦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等等神祕意義。漢魏以後亦有不少王朝留意於此，在此建都。這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里頭村外後，當地農民仍在田野裡大肆興建農田水利設施。一行人來到一農民正挖掘的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們進入水塘的臺階，又看到塘壁上布滿了陶器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掉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從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面。如果說這裡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麼？
離開水塘之後，趙芝荃等人又在二里頭村的四周作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約長三至三點五公里，南北寬約一點五公里。從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跡、遺物看，這裡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帝都的可能性的確是很不小的。
由於徐旭生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使得二里頭成為全世界學術界最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迴避的聖地。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
鑑於二里頭遺址在考古學上所具有的重大潛力和學術價值，趙芝荃等人回到洛陽工作站之後，便地向考古所寫報告，在詳細地說明情況後，請求率部移師，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不久，河南省文管會也得知了二里頭發現重大遺址的消息，遂決定派隊前往發掘。於是一九五九年秋，得到批准的考古所洛陽工作隊十餘人和河南省文管會派出的一個專門由女性組成的劉胡蘭小組幾乎同時進駐二里頭遺址展開發掘。
一九六○年，由於政治運動的關係，考古隊長趙芝荃被下放到山東某地進行勞動改造，在考古所副所長牛兆勳的指示下，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由從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年僅廿四歲的殷瑋璋負責。而河南省派出的劉胡蘭小組也由於其他原因撤出了發掘工地。於是整個二里頭遺址在之後的若干年內，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屬的二里頭工作隊獨家進行發掘。
二里頭遺址經過半年多的發掘，已出現了考古學界所期望的曙光，考古所副所長牛兆勳指示剛上任的殷瑋璋，把整個遺址分劃成幾個區，在一萬平方公尺的範圍內大面積發掘，爭取以最快的速度獲得成果。有些遺憾的是，牛兆勳這個計畫無法實現，因為要在如此大規模的範圍內操作，需要雇用大量所工，而此時當地公社和大隊正組織農民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根本無力提供支援。民工雇不到，僅憑考古隊十幾個人，根本無力對一萬平方公尺的範圍進行發掘的。無奈的殷瑋璋只好和同事商量決定，先在這個範圍內進行鑽探，待弄清基本情況之後，再目標性地做一些發掘。
於是，考古隊的十幾個人每人一杆探鏟，在所劃分的井字型區域內，一平方公尺一個探眼進行鑽探。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所劃區域四周的製骨、製陶、製銅等作坊遺址先後探明。既然四周都是作坊，根據以往的考古發掘經驗，中間可能有宮殿之類的遺跡深藏於地下。根據這個推斷，考古人員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被稱作第五區的中間部位進行鑽探。這個井字型區域的中間部位，的確有別於東西南北四個區的情形，很少發現四個區域內常見的陶片，相反的，不時有類似宮殿的遺物出土。為了驗證真偽，殷瑋璋和其他考古人員決定在第五區開始發掘，果然不出所料，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顯，其中北面的一處基址長、寬各約一○○公尺，是這組建築的主要部分。仔細辨別之後，可以肯定發現的就是一處宮殿基址。考古人員結合此前已在四周發現相當數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窯址以及鑄銅陶範、石料、骨料等等遺跡推斷，二里頭遺址已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規模，而絕非一般的自然村落。
宮殿遺址的發現，使二里頭工作隊一九六○年的考古發掘在喜慶的氣氛中結束，為了能讓考古所的同行共同享受這勝利的喜悅，殷瑋璋決定在宮殿基址夯窩最大、最深、最為清晰的部位，用力切下兩塊，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個早已備好的木箱中，準備帶回北京。當這最後一件工作做完時，已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當考古人員一行將兩塊夯土運回北京時，整個考古所從領導到一般的學者紛紛前觀看。一時，二里頭遺址發現宮殿的消息迅速在整個學術界傳開。
一九六一年，趙芝荃重赴二里頭主持發掘工作。此後，在為期四十年的時間裡，在趙芝荃、殷瑋璋、鄭振香、高天麟、方酉生、鄭光、杜金鵬、張立東等幾十位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已揭示出來。所知範圍總面積約三平方公里，文化堆積奇厚，內涵十分豐富。遺址的文化延續時間經歷了相當長的歲月，粗略估計前後約四百多年。就具體內容而言，文化遺跡中有大、中、小型各類建築遺址，其中有宮殿、陵寢、臺壇、祭祀性設施、各階層的居室、手工業作坊如鑄銅、製骨等作坊，此外還有陶窯、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遺址中部發現的被稱為第一、二號兩座宮殿基址，規模宏偉，氣勢壯觀，頗有王者氣象。第一號宮殿面積達一萬多平方公尺，其周圍有迴廊，而東、南、北三面則為複廊，南部有三個門道的廡式大門，院內北部是卅點四乘十一點四公尺的大殿臺基。第二號宮殿的大殿略大於一號宮殿，殿後有一大墓，從性質上推斷這個宮殿當屬宗廟、陵寢之類。一、二號宮殿的氣勢和規模，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可與其匹敵者。僅從臺基的面積來看，它甚至可以與北京故宮的太和殿匹敵。如此規模龐大的宮殿基址，考古學家前後花費了廿多年的時間，才使其完整地重見天日。
後來經研究者推斷，這兩座宮殿都屬於二里頭文化三期，在這一時期中，二里頭文化進入了它最繁榮輝煌的鼎盛時代。也就在這個非凡的時代遺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銅器和陶器，其玉器多為圭、璋、戈等禮器，這些禮器在整個玉器和禮制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開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銅容器和武器其形狀之獨特，皆為中國之首次發現，尤其是鑲嵌綠松石的銅片飾品種類繁多，其選料之精、製作技術之高超、紋飾之精美，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曾未有其先例，堪稱國之重寶。
很明顯，從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規模、等級、規格乃至氣勢來看，這裡作為曾經存在過的都城已成定論。但有些遺憾的是，考古人員歷經四十年的發掘，踏遍了遺址週遭，居然沒有發現城牆，甚至連壕溝也沒有發現，或許這是一座無城之都。
由於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此關於它的時代、文化性質、遺址性質備受學術界關注。一九六二年，考古學大師夏鼐把此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類型文化，之後又根據新的發掘進展，將這一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這一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頭遺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此二里頭遺址的影響更為提高和擴大，二里頭文化成為考古學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既然二里頭遺址的名聲已蜚聲中外，那麼對這個遺址的時代和是歷史上那個帝王所在的都城，應該有個明確具體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二里頭考古隊發表了一篇題為《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發掘簡報》的文章，其中根據地層關係和器物變化，除明確將二里頭遺址分為四期外，還對遺址中的宮殿和遺址的性質作了如下結論：這座宮殿建築屬二里頭遺址三期，根據放射性碳元素測定相當於商代早期。又二里頭遺址西距洛陽漢魏故城僅四公里，距隋唐東城不足廿公里，這一帶披山帶水，形勢險要，為歷代建都之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下注尸鄉，殷湯所都。自此以後，近兩千年來，關於湯都西亳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通過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定了遺址中部的夯土臺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宮殿建築，為湯都西亳說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從而二里頭的性質問題也就清楚了。
這份簡報發表後，獲得大多數考古學家的贊同，當時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頭文化一、二期與三、四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不像是一種連續過渡發展的文化，應當攔腰切斷。又因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與鄭州二里崗文化特別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頭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鑑於二里頭遺址的一號、二號宮殿和大墓多處於三期或者更晚些，這理應是商朝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一個被歷史文獻中稱為亳的都城所在。而鄭州商城應是商朝中期一個叫仲丁的王所建，稱作隞的都城。於是，以二里頭遺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間樹立起一個夏、商分界的尺規似成定論。
當然，關於這個界標的樹立，有些考古學家頗不以為然，有人感到二里頭文化一期和龍山文化相近，而與二、三、四期差別卻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這裡。即河南龍山文化加二里頭一期文化等於夏文化。二里頭二、三、四期則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學家與上述觀點則幾乎完全相背，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相連，倒是與第四期頗為不同，於是定前三期為夏、第四期為商文化，夏商分界則在三、四期之間。
有的考古學家感到二里頭遺址上限不夠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之後又加劃了一期文化。
以上觀點無論誰是誰非，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由於二里頭遺址的出現，導致學術界對夏文化探索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各種觀點、各種主張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經二里頭一、二、三、四期，到鄭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二者之間都有人試圖切上一刀，以作為夏、商的分界。從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張和觀點來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當各路考古學家揮舞著利刃在豫西這塊土地上大顯身手，奮力搏擊之時，突然有一人出現，對眾操刀者說：二里頭文化是一個整體文化，其性質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沒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個文化，也就用不著切來切去了，諸位，收刀吧。
這人正是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
真假亳都之爭
鄒衡，一九二七年生，湖南澧縣人，先就讀長沙兌澤中學，抗日戰爭時期隨家遷往四川併入國立十八中學就讀，一九四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大就讀期間，一邊主修法律學專業，一邊旁聽文、史、哲等學科的課業。就在這段期間，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向學生們推薦了郭沫若著的《青銅時代》等幾本書籍。鄒衡在中學時，對文學類的書籍看的較多，對史學書卻極少看，這次經老師推薦，買來郭沫若的書一讀竟很受震撼，立刻感到郭沫若的學問很了不起，確實屬於大師，由於對郭沫若的崇拜，也感到歷史學是一門大學問，比其他學科的學問都大；儘管這個想法有些偏頗，但卻符合當時的實際。自此之後，鄒衡雖人在法律系，但思想和興趣卻慢慢向史學傾斜。
後來，他聽一些教授說，郭沫若之所以在史學界有那麼響亮的名氣，主要是研究中國上古史和甲骨文，而甲骨文研究的開山鼻祖和一代宗師是羅振玉和王國維，郭沫若正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的。如此一來，鄒衡又找來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的文章仔細研讀，漸漸地也對二人開始崇拜起來，並對史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史開始迷戀。
一九四七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因為北大法律系湖南籍的一位同學韓建華約鄒衡一起去拜望同是湖南鄉親的一代學術巨匠、北大史學系著名教授向達。當他們來到東四十條向達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向達教授熱情地接待了兩個初到北平不久的年輕學生，並親切地談起湖南家鄉的一些往事。當向達先生得知鄒衡在湖南時曾上過兌澤中學時，便以自豪的言語說起這是清末由湘西人在省城長沙創建的一座名聲不錯的老學校，並說也是他的母校，只是後來轉入了明德中學。或許因為這一層關係，鄒衡感到向達格外和藹親切，交談中也就漸漸放鬆了緊張的情緒，自此之後，鄒衡經常去看望向達，並隨時請教一些史學問題，而向達也像對待自己的弟子一樣，熱情地予以解答和鼓勵。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鄒衡對史學知識的渴望也愈來愈強烈，興趣愈來愈大，對所學的法律專業反而感到索然無味了。在這種情形下，鄒衡決定放棄法律專業，轉到史學系開始新的學習。當他把這個想法告知向達後，得到了贊成和支援，向達還特地向當時的史學系主任鄭天挺推薦。於是，鄒衡就順利地轉到史學系了。
進入史學系之後，鄒衡的成績並不是很好，只能算是中等，主要的原因是參加社會活動過於頻繁。向達知道鄒衡酷愛古代史，不久就將他叫到自己的家中，勸他將來最好學習考古，同時與系主任商量，推薦鄒衡為史學系即將成立的考古組的第一個研究生。學習考古也正是鄒衡所喜歡和嚮往的，當考古組正式成立後，鄒衡如願以償，開始商周考古的學習和研究。
儘管商周考古不是向達的特長，但他仍給予鄒衡一些具體的指導，並明確要求必須認真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否則就會陷於盲目的考古。同時發自肺腑、用意深遠地指出，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重要的是瞭解他們的治學態度、學術體系、方法和其主要貢獻，然後再考慮自己將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向達教授的教誨，使鄒衡銘刻在心，並成為他終生進行學術研究的指路明燈和追求的目標，並以這種精神和治學態度在以後的歲月裡指導自己的學生。
在北大史學系讀研究所期間，鄒衡的主攻方向是商周考古，不可能涉及夏代，但在他的心中，始終對夏朝的問題不能釋懷。
一九五六年十月，當他聽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名歷史學家暨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北大歷史系所作《夏代探索》的演講後，更增強了解決夏代問題的信心。一九五九年，徐旭生首次在豫西調查了夏墟，並發表了調查報告，使他備受鼓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已畢業留校任教的鄒衡帶領考古專業的學生赴洛陽實習，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的站長芝荃，安排他和學生到一個叫東幹溝的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就是這次考古發掘，拉開了鄒衡一生中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當鄒衡率領學生來到東幹溝不久，二里頭遺址的首次發掘也開始了。後來，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高天麟開始整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材料，由於人手短缺，便請鄒衡協助處理二里頭的分期問題。這個意外插曲，使鄒衡成為沒有參加發掘，卻最早接觸二里頭遺址出土材料的學者之一，從而使他對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資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就在這年十月，鄒衡所率領的考古專業的學生，在東幹溝的發掘中已達到了原來預期的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內整理方法和目的學習目標，接下來就要進行大規模的田野實習了。由於東幹溝遺址無法滿足這個需要，到什麼地方去，一時成了問題。於是，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趙芝荃、鄭振香等人建議他帶學生到二里頭參加發掘。考慮到二里頭遺址當時已有中央和河南省兩個單位在發掘，若再加上北大師生，就變成了三個單位，且北大又人多勢眾，鄒衡覺得不太合適，便主動放棄了這個打算，獨自一人到洛陽遠郊區谷水鎮以西的南王灣作實際調查。想不到這一去，便又引出了一起重要的考古發現。
當鄒衡來到南王灣剛作了不足兩個小時的調查，便發現了一大片新石器時代遺址，在這個遺址中，明顯看到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共存，並夾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陶片。根據採集到的陶片分析，此處的仰韶、龍山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面對這個特點，一個想法驀然在他的心中產生：也許在這裡可以解決學術界幾十年懸而未決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關係及其年代的分期問題。隨著這個想法而來的，就是決定在此處發掘。
當南王灣的發掘進行到一個月之際，狀況頗佳，各方面都朝著鄒衡預期的目標發展。三個月之後，由於嚴寒的冬天已經來臨，不宜在野外發掘，鄒衡便率領學生攜帶大批發掘器物撤出工地，來到考古所洛陽工作站進行室內整理。據鄒衡多年後回憶：這段時間工作進展很快，學生們對陶片的熱情很高，經常對到深夜還不回宿舍休息，最後有三對男女同學居然對成了終生伴侶。他看到這種情況，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當然，學生們除對成終生伴侶之外，還對成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完整的陶器多達五百多件。
陶片對得差不多時，鄒衡便指導學生對發掘遺物進行文化分期，發現各期文化都很豐富，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為了核實南王灣遺址分期是否正確，此後不久，鄒衡又把學生分成若干組，分別到洛陽和伊洛地區，經過他事先親自複查過的遺址進行調查與試掘。就在這次調查與試掘中，發現了一些屬於二里頭文化和鄭州二里崗文化的遺址、跡物。根據南王灣的發掘和洛陽以及伊洛地區調查試掘的材料，鄒衡經過詳細的分析研究，把伊洛地區從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劃分方法分離開來。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過渡期；第三期龍山期；第四期二里頭期。各期之間又分不同的階段。這個劃分在學術界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就當時的考古界而言，對於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還沒有明確的分期，而在仰韶、龍山文化之間有沒有一種混合文化，還無法真正弄清。換句話說，當時的考古界對新石器時代的認識還較模糊。透過對南王灣的文化分期，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尤其是對仰韶期︱龍山期︱二里頭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基本上就把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各個環節聯結起來，不太可能有什麼其他文化穿插期間。如此一來，就可考慮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的相互結合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文獻記載的夏朝真的存在，即它必然就在這個環節之中。可以說，透過對南王灣的分期，直接為探索夏文化創造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條件。
南王灣文化分期的消息傳開後，許多考古界的同行前去洛陽參觀，並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譽。著名考古學大師夏鼐曾寫信給鄒衡，對南王灣分期的重要意義給予高度評價，並將這一成果推薦給當時在中國訪問的蘇聯著名考古學家吉謝列夫，請他親自到洛陽去實地觀看。葉謝列夫果然去了洛陽，在觀看後同樣對南王灣的分期成果給予高度評價，並稱讚中國的考古學家真了不起。而中國另一位考古學大師蘇秉琦對南王灣的分期成果更是再三給予肯定，並稱這是考古學界一項破天荒的工作。
可是，隨著政治形勢轉變，已回到北大教書的鄒衡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僅失去了編寫發掘報告的機會，也徹底和南王灣遺址的繼續發掘無緣了。這段意外的政治遭遇，不僅成為鄒衡終身最大的遺憾，也是學術界極大的損失。
儘管鄒衡與南王灣遺址的考古發掘絕緣了，但探索夏文化的腳步並未停止，也正是對南王灣文化的成功分期，使他對夏、商文化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正如此前所作的介紹，由於安陽殷墟的發掘已被學術界證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無可爭辯地確認了什麼是晚商文化。同樣地，由於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學術界認為這座都城的文化早於殷墟文化，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屬於商代中期仲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類推，早於二里崗文化的二里頭遺址，就是赫赫有名的湯王打敗夏朝最後一個叫桀的王之後，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確認二里頭遺址就是商湯的亳都，那麼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點。以這個起點為座標，早於亳都的，自然是夏文化。令學者們頭痛也放心不下的問題是，鄭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頭遺址真的是亳都嗎？鄒衡在南王灣文化分期的基礎上，對鄭州商文化重新分期之後，第一個否定了上述大多數學者認為的隞都和亳都之說。
按照鄒衡的分析推斷，鄭州商城文化延續時期很長，而鄭州商城所涵括的年代也具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仲丁的王所居隞都不過廿來年，無法與都城延續時間相合。而據當時的放射性碳十四測定，鄭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達到西元前十七世紀，照歷史學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達夏朝的記載時期。又據古文獻記載，鄭州所處的位置與隞都所在的地理不合。因此，鄒衡認為鄭州商城絕不可能是仲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麼二里頭遺址號稱的亳都也跟著發生了動搖。鄒衡認為，如果二里頭遺址是湯都西亳，則與古文獻記載完全矛盾。據《呂氏春秋•慎大覽》所載，商湯伐桀，令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從所佔據的中國東部向西攻打夏桀的武裝力量。又據《書序》云：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滅了夏之後，又回到了亳都。這些記載說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都之東。這個東在那裡，依然是從文獻記載看，應該在豫西之東，不會是在二里頭所處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同樣受到了否定。
兩座都城的性質相繼否定，到底商湯所居的亳在何處？鄒衡根據多方考證，特別是對鄭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認和考釋，大膽地提出鄭州商城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亳。
既然鄭州商城是亳，或者說是商文化的起點，而二里頭文化又早於鄭州商城文化，且兩種文化又不相同。那麼以鄒衡的觀點，二里頭文化自然就屬於夏文化。又二里頭文化是同屬一脈相承的同一類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斷裂和突然侵入、興起的外來因素，所以也就用不著操刀在這個文化整體上切來切去了，原來由學術界認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全部屬於夏文化。
鄒衡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與二里頭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說的提出，如同一塊巨石砸進平靜的水面，立刻在學術界掀起了滔天大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有關夏文化的探索進入了一個色彩紛呈的新時代。
偃師商城橫空出世
正當鄒衡引爆關於夏商文化的爭論越演越烈，各種觀點、各種理由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繁，甚至越來越亂之時，許多有識之士感到這一問題的討論已形同亂度，剪不斷，理還亂，大有陷於死結狀的僵局之勢。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癥結就是各種說法的證據都沒有足夠的條件和理由。於是，學術界希冀有一天透過地下的最新發現，使這個懸而未決的疑案雲消霧散，水落石出。意想不到的是，這天很快就到來了。
一九八三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考古專家段鵬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陽的火力發電廠基礎建設選址過程中，在偃師縣城（今偃師市區）西部，距二里頭遺址十公里處發現一段夯土城牆，隨即進行了大規模鑽探和局部解剖發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初步確認了西、北、東三面城牆的位置、走向、長度、夯土築結構及保存狀況，並由此判定城的形狀為長方形，其中南北最長達一七○○公尺、東西寬約一二一五公尺，總面積近二○○萬平方公尺。城牆寬度一般為十七至廿一公尺，最寬處竟達廿八公尺，但未發現南城牆，據段鵬琦等考古專家推測，此段城牆已被洛河水沖毀。
除此之外，考古人員在北城牆中部發現城門一座及由此城門向南的大道，並在城內發現數處大型建築夯土基址群。在編號為第一的建築群中有一圈圍牆，實為一近方型的小城，應是宮殿區所在。考古人員經過對城牆及其附近試掘，發現了大量具有商代鄭州二里崗時期文化特徵的遺物，由此初步推斷該城的年代與鄭州二里崗商代早期相當。又，城牆在與商代鄭州二里上層時期相當的某段時間內曾作過修補，故依次推斷該城的廢棄年代約與二里崗上層較晚時期相當。
最令發掘者為之激動和振奮的是，有一條低窪地貫穿城址，顯然是早年一條乾涸的河道。這條看似不起眼的乾河溝，當地人世代相傳喚作尸鄉溝。而《漢書•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師縣條項下明確記載：尸鄉，殷湯所都。據此，發掘者首次向世人提出了如下三種學術觀點：
一、偃師商城具有都城性質，宮殿區分布在城南部。
二、偃師城早於鄭州商城，其城址和二里頭遺址關係密切，二者同處古洛河的北岸，相距如此之近，若將二者聯繫起來進行系統研究，定會有助於二里頭文化時代及其性質的問題早日解決，加速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
三、古文獻所言的尸鄉、亳等就在偃師商城所在的地域，而偃師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湯率眾攻滅夏朝之後所營建的都城西亳。
從發掘者的觀點看，既然尸鄉商城為西亳，那麼以前爭論不休的二里頭和鄭州商城遺址，都不存在誰是亳都的問題。
偃師商城的發現，猶如一記震耳春雷響在學術界，大家都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這一重大考古發現。此時，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學者，不得不暫時停止爭吵和辯論而面對這個現實，重新檢索、思考自己的觀點了。
被偃師商城的發現震懵了的學術界，在短暫的沉寂之後，最早作出反應的是長期擔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趙芝荃。在二里頭遺址發掘的早期，他和大多數考古工作人員一樣，認為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商湯的亳都。但隨著發掘的不斷深入和拓展，他的觀點有所改變，認為二里頭遺址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而考古學文化進展到第四期時，最為顯赫的中心區一、二號宮殿已經倒塌廢棄，這個時候若再把第四期作為湯都已不可能。如果二里頭不是湯都西亳，那裡又是西亳呢？正在這困惑之時，偃師商城發現了。趙芝荃在實際勘察後，認為困惑已久的問題豁然解決了，尸鄉商城就是歷史上真正的商湯所居的西亳，並依次推斷，當二里頭中心區一、二號宮殿倒塌廢棄之時，便是商城崛起之日。這樣，商城的第一期正好銜接在二里頭四期的尾末，中間無半點缺隙，可謂一脈承襲而來。
隨著趙芝荃觀點的轉變，考古界許多人也開始傾向於尸鄉商城即湯都西亳說的觀點，一時間，尸鄉商城即湯都西亳說成為學術界的主流，並有壓倒一切有別此說的氣勢。發這種潮流和氣勢形成之後，學術界又難免將目光集中在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的主將鄒衡身上。正如十幾年後趙芝荃在回憶中所言：尸鄉商城的發現，我找到了歷史記載中商湯所居的西亳，但鄒衡依然堅持他和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這就好比一個馬產生了兩個頭，而兩個頭是不可能的，頭只有一個，你鄒衡既然堅持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那麼偃師商城是什麼？因為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鄒衡就必須作了回答。那麼鄒衡又該作何回答呢？
仍然是十幾年後，據鄒衡回憶：偃師商城發現之後，國內外許多報紙刊發了消息，其中《參考消息》報導說，中國的克里特島發現了，日本《讀賣新聞》頭版頭條特字型大小刊出成湯西亳的新聞。偃師商城的發現與消息的報導，對我來說，好像是很大的衝擊。我一些好心的朋友、老師都為我擔心。北大歷史系有些老教授紛紛對我表態，乾脆公開承認錯誤。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也託人告訴我，說我對了一半（指二里頭夏文化說），也錯了一半（指鄭亳說）。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如果錯了，我只能全錯，不可能只錯一半。我當時的最大感受則是，偃師商城和二里頭遺址的二期夯土的突然發現，使偃師二里頭遺址的性質是否為湯都西亳，及其相關的二里頭文化是否仍以二、三期間劃界分為夏、商兩種文化等主流觀點，都必須重新考慮。於是，原來觀點的堅持者很快開始分化。
按照鄒衡的說法，不管從哪方面條件來看，把尸鄉商城作為西亳總比二里頭更具備優勢。因為商城的位置正是西漢以來大量文獻所記載的西亳（或尸鄉）所在；相反，沒有一條文獻記載西亳是在二里頭；而且商城及其內的宮殿基址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顯非一般城址可比，其為王城和王宮遺址無疑。所以一九八三年秋，偃師商城第二次正式發掘後，發掘隊長趙芝荃等毅然斷定：這座城址就是商湯所都的西亳。不用說，這個斷語本身就意味著對趙芝荃等一向堅持的二里頭西亳說的否定，儘管趙芝荃等在商城發現後長時期並未如此明說。後來從趙芝荃的一些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確實曾想兼顧二址，即把二里頭遺址與尸鄉商城合二為一，以證明他以前關於二里頭三期的一號宮殿為湯宮和現在關於尸鄉商城為湯都兩個推斷都是正確的。這種觀點也曾得到一些二里頭西亳說者的支持，有的甚至據趙芝荃的暗示而直接道出了二里頭遺址為尸鄉商城時期的宗廟或王墓所在的資訊。但要證實這些觀點，卻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兩址相距五、六公里，中間並無聯繫；又如兩址的年代不同，即便設法提早尸鄉商城的年代，但也不能早到二里頭文化二期（因為二里頭遺址二期有宮殿）；況且毫無文獻根據可依。最後，趙芝荃看到實在不能兩者得兼了，只好找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理由，捨棄了二里頭西亳說，同意二里頭為夏代最後一個王桀都說，堅持尸鄉商城西亳說。
由於趙芝荃對二里頭西亳說的牽掛，因而對與二里頭西亳說密切相關的夏、商年代分界也長時期猶豫不決：時而定在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間，時而又定在二里頭文化四期與二里崗期之間，最後才選擇了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間；與此相應的其對尸鄉商城的年代自然也是把握不定，幾經更改，時而二里頭文化三、四期，時而二里頭向二里崗期過渡，最後才選擇了二里頭四期。
奇怪的是，趙芝荃最後選擇的根據並不是直接與近在眼前的二里頭遺址相比，況且尸鄉溝，城牆夯土內含有二里頭四期陶片，而卻捨近求遠去同鄭州南關外相比，從而給自己留下與二里崗期下層糾纏不清的麻煩。但是與趙芝荃合作的劉忠伏對上述新發現卻採取了十分果斷的態度。根據他在二里頭和尸鄉商城長時期發掘的經驗和直觀認識，經過研究後斷定：二里頭遺址作為都邑使用一直延續至四期，並認為在中原地區，繼二里頭四期文化之後，代之而起的是以偃師、鄭州兩座商城為代表的商文化。很明顯，這個推斷是與趙芝荃不同的，即把二里頭文化四期排除在早商文化之外，而晚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則成為商文化之始。不用說，劉忠伏主張二里頭文化四期與二里崗期下層之間是夏、商的分界。
鄒衡在做了如上分析、評論之後，開始回答趙芝荃所說的：一匹馬何以產生兩個頭的問題。鄒衡說：至於尸鄉商城是否為商湯首都亳城，我覺得有必要重新研究。因為兩漢文獻從未直稱尸鄉為亳，稱亳始自皇甫謐，其所指地望在今南蔡莊一帶，東去尸鄉商城已有五公里，且皇甫謐並未言亳地有城。據我考證，最早稱尸鄉商城附近為亳者是《晉太康地記》，該書最早記載亳地附近有城，即太甲所放處。所以我認為尸鄉商城就是桐、桐邑或桐宮，是自成湯以來的早商別邑離宮，而不是湯之首都亳城。退一步說，由於偃師商城的發現，至少曾風雲一時的二里頭西亳說該徹底結束了。而由二里頭西亳說導引出的二里頭文化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為夏商分界的諸種學說也都因此而圓滿地畫上了一個否定的句號。就是說，夏文化的討論至此已告一個段落，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不管你承認與否，正是在這個思想理論指導下，我開始考慮如何回答偃師商城的性質問題。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帶領幾個研究生到偃師商去參觀，不久，有人傳言：鄒衡參觀偃師商城後都哭了。他們哪裡知道，我的論文提要《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這時已經校對完畢。
據《史記•殷本記》載：太甲，成湯之長孫，是成湯之後第三代帝。當太甲即位三年這後，由於不遵守商湯之法，暴虐、亂德，被成湯的重臣伊尹流入於桐宮，國家的行政事務暫由伊尹代行處理。太甲居桐宮三年之後，由於悔過自責，並有了好的表現，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
一九八四年夏，鄒衡在《北京大學•哲學科學版》發表了《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摘要）》一文，一九九○年出版的《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卅周年論文集》中，又發表了《西亳與桐宮考辨》的長篇論文。他從文獻和考古資料兩個方面詳細論證了偃師商城非湯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宮，即早商離宮，並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作了比較。文中稱：首先，從時間先後而論由於兩城址的繁榮期基本相同，始建期稍有先後，說明鄭州商城絕不可能是從偃師商城遷去，因而絕不可能是仲丁所遷隞都；偃師商城應該是當鄭州商城開始興起後才建立起來的，因而也絕不會是成湯的亳都。其次，從規模大小而論，偃師商城城牆周長比鄭州商城短一○六○公尺，前者的面積比後者小三分之一。據此，偃師商城不可能是當時的國都亳城，而只能是早商的別邑（或別都離宮）；再次，從地理方位而論，鄭州商城作為湯之亳都，不僅會於伐桀前湯始居亳的條件和伐桀時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呂氏春秋•慎大覽》）的方位，也與伐桀後復歸於亳的記載相符。而偃師商城卻與文獻上的這些記載格格不入。據此說明，偃師商城遺址實為太甲所放處桐宮，乃早商時期商王之離宮所在。成湯在滅夏之後作宮邑於此，顯然是為了監視夏遺民，而未都此，乃東還於亳。，從文章中可以看出，鄒衡首先肯定了這座商城（宮邑）是成湯時所建，並提出這座商城（宮邑）是早商時期的離宮，也就是太甲所放處的桐、桐邑或桐宮。
鄒衡的偃師商城桐宮說提出之後，又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波動，有人支持，有人懷疑，有人反對。幾乎與此同時，在偃師商城西亳說和桐宮說之外，又繁衍出了許多學說。如有人認為偃師商城可能是商湯滅夏之後，商人建於夏墟的一座軍事重鎮，其作用和目的在鎮服和監視夏朝遺民。有人認為是商湯滅夏後所建的都城，同鄭州商城一樣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兩京制。有人仍堅持二里頭遺址為湯都西亳說，有人認為偃師商城是商代早期商王朝第十任帝太戊的都城，有人乾脆認定是商代中晚期商王盤庚所遷至之都城，也就是說當年盤庚不是遷到了今安陽的小屯一帶，而是遷於今偃師尸鄉一帶。
偃師尸鄉商城的發現，不僅未能像學術界期待的那樣，為夏文化的爭論畫上句號，反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爭論，學者們都按自己的學識和思想理論去推導這座橫空出世的商城，其結果是論戰各方僵持了十餘年，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結論，夏文化仍然處於撲朔離之中。夏商周斷代工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啟動了。
夏年斷代之始
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課題設置來看，關於夏代年代學的研究這一課題中，分設了四個小的專題，即：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尚書》仲康日蝕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如果要落實這四個專題，其研究主要遵循下列三條途徑：一是文獻中對於夏代紀年的記載；二是對夏文化探討的主要對象即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的碳十四測年；三是參照文獻中有關天象紀錄的推算。只要將這三項研究成果加以匯總，再對比、交叉、考證，夏代紀年的框架就能相應建立了。
那麼，第一條研究途徑，也就是文獻所見的夏代積年是多少呢？專門負責文獻資料與天文數據準備的羅琨等專家，藉由對近四百種古籍進行普查和檢索，發現夏代積年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是四七一年說。據《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竹書紀年》載：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又據《路史•後記》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塚紀年》載：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由於《太平御覽》成書年代比《路史》為早，專家組成員經反覆討論、斟酌，認為應以年代較早的四七一年為準。
二是四三一年說。據《易緯稽鑒圖》載：禹四百三十一年。這裏的禹是指整個夏代而不是禹本身執政的年數。而《世經》載：伯禹，天下號曰夏後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這個年數比前一種記載多了一年。另一種文獻《帝王世紀》繼承了《世經》的說法，並明確指出夏代的四三二年是自禹至桀並包括羿、浞在十九位王。從以上兩種說法來看，四三一年與四三二年之間僅一年之差，專家組學者們認為這一年之差可能是傳抄導致的筆誤，因為《易緯稽覽圖》成書年代早於《世經》，故專家組認為應當取四三一年為是。
縱觀四七一年和四三一年兩種說法，中間相差了整整四十年。對於這個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國歷史上無數學者進行過研究與考證，大體上分兩種解釋：一是四七一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而四三一年不包括無王階段。二是四七一年自禹的前輩舜開始起算，四三一年則起自禹執政的第一年，中間四十年的差距出在舜與禹之間。
據文獻記載，當夏王朝的歷史進展到禹之孫太康帝的時候，發生了著名的太康失國事件。太康相當荒淫，經常帶著家眷到洛水北岸打獵，有時一連幾個月不回朝聽政。有一位叫后羿的遺族酋長利用夏民對太康的怨恨，出兵奪取了太康的帝位，號稱有窮氏。後來后羿的親信寒浞收買羿的家奴殺死羿，霸佔羿的妻妾和全部家產。再後來，太康的後代子孫少康又糾集人馬，滅了寒浞，奪回太康失去的帝位，史稱少康中興。關於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寒浞篡位、有窮覆亡、少康中興的故事，在《楚辭》中亦有記述。而且，在殘存的《汲塚竹書》中也可找到羿居斟鄩之類的印證，可見后羿、少康故事真實地反映了夏王朝軍事民主制向國家過渡時期部族間鬥爭的情形，遠非漢代人的觀念所能偽造。有鑑於此，在關於夏代紀年的最終取捨中，專家組學者們在反覆論證後，決定採取四七一年說，即整個夏代紀年自禹起，終於桀，其間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
文獻記載的夏代總積年的問題已經解決，接下來應該是在實際中驗證，也就是國學大師王國維早年提出的文獻與發掘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只有如此，得出的結果才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於是，學者們面臨的第二個重大任務，就是對幾十年來爭論不休的二里頭文化問題作一個了結。
前文已經介紹，關於二里頭遺址的文化性質在到底屬商還是夏，或者是半商半夏等等問題上有多種分歧，且幾十年來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可以達成共識，就是二里頭作為一個面積十多平方里，文化內涵豐富多彩，發掘時間之長、發展規模之大、收穫頗豐的遺址，絕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而是一座王都。要研究夏商文化的分界，就無法繞開這座都城遺址。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初，專門設立了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這一專題，其目的是在充分吸收以往學者們研究成果的同時，進一步確定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分期，以此建立比較詳細的考古編年序列。在此基礎上，詳細比較二里頭文化與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文化，初步制定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最後，根據碳十四定年資料，大體確定夏王朝的終止年代。這一專題由正在主持二里頭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鄭光負責。
鄭光，四川南充市人，一九四○年出生，一九六三年西北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的門下攻讀考古學碩士，一九六六年畢業後留在考古所工作。自一九七八年起，主持二里頭遺址二號宮殿的發掘工作，一九八○年接替趙芝荃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此後的廿年裡，一直主持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研究工作。
由於考古人員在二里頭遺址已進行了幾十年的主動發掘，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實物資料，可以比較順利地蒐集可供碳十四定年的樣品用於工程的測年。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在二里頭工作隊已有的發掘資料中，對研究夏文化上限至關重要的二里頭文化一期的材料比較缺乏，不僅不能提供足夠的碳十四定年樣品，而且難以滿足分期工作的需要。因此，當鄭光接手工程分配的研究專題後，與青年考古學家張立東等二里頭發掘人員一起，在全面清理二里頭遺址諸次發掘資料的基礎上，有計劃、有目的的選擇與工程專題有關的樣品。隨後，根據已蒐集到的樣品情況，在作了綜合研究和分期、分類後，又於一九九七年三月至五月，在為期三個月的時間內，同碳十四定年專家一道，於二里頭遺址內選擇幾個主要地點，進行補充發掘和系統採集樣品。透過這次發掘，找到了清楚的地層疊壓關係和新品類陶器，在加深了對二里頭文化的認識的同時，也為碳十四測年斷代奠下了重要的基礎。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討會在河南召開，五十餘名國內有關夏商研究的不同學科和單位的一流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專家學者們來到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遺址及出土文物陳列室，進行現場觀察和討論。此次討論和以往不同的是，大家暢所欲言、取長補短，既反映了考古學與物理學、天文學、古文獻學等不同學科的結合，也體現了不同單位幾個相關專題的協作。經過反覆比較和鑑別，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劃分是正確的，二里頭文化與偃師商城的文化大不相同，偃師商城的文化基本上同於鄭州商城的文化，即商文化。而二里頭文化絕不是商文化，只能是另外一種文化，早於商文化而又與商文化中間無隔隙的文化只能是夏文化。因而，在這次會議上，專家、學者們普遍取得了一種共識，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自此，一個在學術界爭論了廿多年懸而未決的疑案終於得以冰釋。這個結果無疑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大收穫之一。
當然，在這次研討中有學者指出，二里頭文化一期還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應往嵩山南北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如瓦店遺址、王城崗遺址等地區去尋找。因為二里頭文化是由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發展而來，後者已經發現了城址、使用了青銅器並出現反映禮制的遺物，應是夏文化的初期。但是，以往的二里頭文化所有碳十四定年，均不超過距今三千九百年。按歷史文獻記載，夏王朝初年應在西元前廿三世紀或廿一世紀，應該超過距今四千年以上。因此，二里頭文化又只能是夏王朝的後期。有相當人數的學者在全面分析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資料的基礎上，經過反覆思考、推理之後，認為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斟鄩。其主要理由和根據是古本《竹書紀年》稱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另有《逸周書•度邑》、《國語•周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