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制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一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一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一九五八年秋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採取了一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七月二十三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佈置了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佈：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裡是管理區。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制一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
其三，繼續推行一九五八年那一套高指標和瞎指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發佈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一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一百五十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中共中央肯定了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項規定。四月二十六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松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只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他方面，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告誡人們：
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一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面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志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一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裡，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佈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三×七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他就後一種假話辯解：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一點，你就不想國家多拿一點嗎？
如此明目張膽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一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中央發佈的一些糾偏措施，被一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一九五八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面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一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一面批評搞浮誇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面，揣摩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面規定的高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裡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裡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一九五九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只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讓田家英報在公社稀一點。
對一切在三面紅旗方向上稍有後退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頂到底，毫不讓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中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餵養。三、恢復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佔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餵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四川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餵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四川一直沒有實行恢復自留地和毛豬私養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閒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只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當時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他三句都成了空話。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央發出一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
一、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二、恢復自留地。不管社員餵不餵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一樣，中央的這個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佈告形式向群眾公佈，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佈，不准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總之，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間，中共中央的一切糾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這樣頂風，一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神仙會階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當輕鬆，會上提出了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在揭露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問題時，李井泉卻不輕鬆。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再次談到下面受壓虛報產量的問題。田家英的發言受到李的壓制以致講不下去。七月二十三日，硬著頭皮頂住的毛澤東終於開始反擊，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這一賭注開始大量進賬了。七月二十三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講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表揚了四川：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百分之九十以上還在食堂裡。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
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李井泉上半年頂風算是頂對頭了。他輕鬆而自豪地說：我們去年在瀘州地區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去年這一年我們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是有消極的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毛澤東對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穩固。一九五九年秋天，李井泉獲得了政治大豐收。為李井泉的政治大豐收埋單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飢餓時間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