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紅旗鼓起了橫掃四川的狂飆。首先是颳起了浮誇風。七月底，雙季稻早稻收割，紅光社首次放出一顆畝產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導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旁，這裡的幹部下定決心，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才發出這顆衛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縣縣長高義祿宣佈，全縣早稻平均畝產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獲全省冠軍。全省目前出現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衛星都出在郫縣。高縣長說：這是毛主席來郫縣後照出來的紅光！是人民沖天幹勁開出的鮮花！
接下來是緊鑼密鼓的放衛星比賽，各公社放出了一顆比一顆更大的高產衛星。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率領地委常委趕赴犀浦。上午參觀，下午開始收割，一百多農民湧進這塊只有一畝多的田里收打，縣委的驗收團驗收，地委常委、組織部長郭嵐親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顆更大更大的衛星。
此時，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李井泉不在，使這顆衛星的發射遭到重大挫折。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幾位水稻專家說是顆衛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時才移並在一起的。主管宣傳工作的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只好宣佈：各報不要發表這顆衛星的消息。
根據閻秀峰的指示，《四川日報》二十八日沒有刊登犀浦高產衛星消息。而《四川農民日報》因為總編沒有參加二十七日閻秀峰主持的會議，第二天（二十八日）卻用整個頭版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報導。
成都市和各縣看了《四川農民日報》的報導，前來犀浦參觀的人將這塊田圍得水洩不通。收打完畢，經驗收團核定，當場宣佈這塊田畝產為四萬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兩八錢。
真實情況是，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並在一起的，比縣委堅持說的七月十三日並栽的時間整整晚一個月。也就是說，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後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得知真相後，通知郫縣縣委：一、公開召集群眾大會承認錯誤；二、作書面檢討；三、給做假者以處分。宋隨即趕往成都，向閻秀峰作了匯報，閻表示同意宋的處理。
縣委的檢討還沒送上來，地委就挨了一記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蘇方的一篇特稿衛星田畔慶豐收，肯定了這顆假衛星。
地委剛剛接到郫縣的檢討報告，又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爆炸性新聞：郫縣友愛鄉畝產突破八萬斤！這是到這天為止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四川第一次在高產衛星上奪取全國冠軍。
《四川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因為第一書記李井泉從北戴河回來了。《四川日報》是李井泉的喉舌。他親閱、親審，甚至連何日見報、登幾版幾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報社的總編輯完全聽他的。
李井泉，一九零九生，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參軍。到廣東後曾任東江特委秘書長，一九三○年到中央蘇區，一九三一年任紅三十五軍政委，長征時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任八路軍一百二十師三百五十八旅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晉綏分局書記。一九五二年任四川省省委書記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幹部叫李政委。李政委對他不在家時發衛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級機關會議上，特別通知溫江地委領導到會，李井泉對宋文彬說：郫縣的四萬斤田是假的，你們搞塊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認這顆衛星的既成事實，要恢復郫縣的名譽。
只要李政委一個暗示，下面會聞風而動。他的態度如此明確，地委迅速作了檢討，承認對少種、高產、多收的態度不堅定，對郫縣的成績鼓勵支持不夠。這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
放高產衛星只不過是浮誇風的一個側面。郫縣的一個報告說：浮誇風我縣各級都有，普遍而又嚴重。浮誇風首先在產量方面，接著擴展到生產方面，從種到收，其間每一個環節都有浮誇上報的神仙數字、躍進數字。有的上報平均每畝地下肥幾十萬斤，增種面積超過原有的面積幾倍，後來在各方面都有浮誇風。
人民公社規模越並越大。郫縣把紅光、晨光等一部分本來規模較大的社又多次進行了合併。兩年大並三次，有的竟連並七次。最大的管區有一千一百多戶（北方村莊大，一千一百戶不算大，四川的村莊，小居住分散，上千戶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飯人口達一千四百二十人。吃一頓要走七八里路。並一次社和並一次食堂，就打亂一次所有制，物資大共產，財產大破壞，幹部大調動。並社以後幹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邊界，社員間互不認識。大辦鋼鐵。全四川幾天之內豎起幾十萬座土爐子，成千上萬的煉鐵大軍不分白天黑夜大幹。無煤無鐵礦的溫江地區，也抽調五十萬以上精壯勞力，由各縣第一書記親自帶隊，組成煉鐵大兵團，背起背包、糧食，扛起鋤頭、扁擔浩浩蕩蕩地向西部山區進發。沒有煤就砍樹，沒有礦就挖遍山上的各個角落。煉鐵大軍吃住在山上，還得有千千萬萬的支前大軍做後勤保障。崇慶縣的煉鐵兵團需要磚砌爐子，縣上組織數萬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街道居民拆城牆，不分晝夜往山上運磚。城鎮各單位無一不是爐火熊熊，家家戶戶的金屬器具，從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進了爐子，變成質量低劣的土鐵。四川還創造了大窯煉鋼工藝：選一塊山谷凹地，將周圍山上的樹木剃頭似的砍光，一層木頭、一層礦石的填滿，然後放起大火，連燒數日，待木頭燃盡，摳出燒得礦石不是礦石、鐵塊不是鐵塊的黑東西，敲鑼打鼓地抬去報喜。
公社化和大煉鋼鐵是以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開路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一切白旗、灰旗、黃旗統統拔掉。強大的政治壓力掃除了障礙，共產主義的臨近煽起了熱情，一切狂想和胡鬧，暢通無阻，愈演愈烈。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也成了一股狂風。溫江專區規定的深耕改土程序為：一、用犁犁或用鋤頭挖第一層表土；二、把表土搬運到一邊；三、翻第二層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潑糞水；七、將熏土敲碎、鋪平；八、在熏土層上施渣肥、堆肥、老牆土千腳泥等；九、將表土搬回、鋪平、耙細如果是放深耕衛星挖地數尺，以此類推。把精耕細作了幾千年的土地徹底翻了身。
為了解決牛力和勞力緊張的矛盾，要求各社製造使用繩索牽引的深耕工具，據說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繩索牽引實際上是人牽引，田邊支一個絞盤，一根強繩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動絞盤牽引犁田。《人民日報》報導，溫江專區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製作繩索牽引機。《都江報》說，大邑縣委書記侯憲親自督戰，全縣苦戰五六晝夜，就實現了繩索牽引機化。一時間，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墳場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區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煙霧瀰漫。在紅旗招展下，成千成萬的深翻大軍，按照軍事化的編制，一隊隊的擺開陣勢，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地在田野裡戰鬥。大邑縣在一半主要勞動力上山煉鐵的情況下，從十多歲的小孩到七十歲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運動中來，組成野戰兵團，打破鄉社隊界限，採用運動戰、陣地戰的方法，四處安營紮寨，輪番轉移作戰，白天緊張勞動一天，天黑又連續夜戰。
大煉鋼鐵、修水庫、電站、鐵路、公路、工廠，一批批的男勞力離開了田土，僅修建後來半途而廢的岷江電站和成灌鐵路，溫江專區就調集了十萬民工。
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使得幹部的權力無限擴張。瞎指揮、欺壓百姓、打罵農民就成了家常便飯，特權發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揮路、豐產路、園田化，大拆房子，大搬遷，大調勞動力。榮縣除了一九五八年大刮共產風以外，一九五九年秋天種冬小麥時又刮一次，一九六○年插秧時再刮一次。共產風和瞎指揮是同時發生的。為了種豐產路（即不惜代價地把馬路邊的田種好，取得豐產主要是給上級領導和參觀的人看的），搞大兵團作戰，縣委提出了一切勞動力、牲畜、農具、支援豐產路的口號，說是支援，實際是無償調拔。大兵團走到哪裡，幹到哪裡，吃到哪裡，在哪裡天黑，就住在哪裡，共產風也就刮到哪裡。對豐產路的莊稼要求美觀好看，條播要隔山對行，做成梯子式、寶塔式、樓台式，還要寫字編號。由於形式主義的嚴格要求，一再返工，幾十個勞動力一天才種一畝田。長山公社一百多人種一分地，一天一夜沒有種完。由於只顧路邊田，離路較遠的田大面積荒蕪，全縣四分之一的耕地拋荒。在全縣範圍內並併隊、併食堂、併房屋。長山公社二千八百七十戶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一間房屋住幾家，一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傢俱、家禽、家畜也因搬遷而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併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併了。這樣的反覆折騰使社員一無所有，有的說：只有一雙筷子、一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裡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八華里長、一華里寬的二千多畝的面積上的一百八十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一萬二千多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一間。在這一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髒，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一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麼拿什麼。為了報復幹部，有的社員捉一條活蛇放在米罈子裡，幹部搜查時，手伸進米罈子裡，差一點被蛇咬傷。
共產風使農村生產力大受破壞，農具大量丟失。樂山縣通江公社柏楊管理區一九五八年共有中型農具二千六百八十六件，到一九六一年僅剩五百一十五件，兩年多共丟失二千一百七十一件，丟失了八十二％。農具嚴重缺乏使生產造成了重大損失。該管理區第四生產隊原有曬席一百一十床，丟失了九十三床，一九六○年收穫水稻時，因缺曬席，翻曬不及時，稻穀生芽二萬多斤，佔總產量的十八％以上。第一生產隊原有犁、耙一百零六架，丟失九十六架，因此，不能及時整田趕上插秧，使八十畝中稻遲插二十多天，還荒田三十畝、地六十畝，減少糧食產量三萬多斤。樂山縣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區，共七個生隊，四百七十戶，一千七百七十五人，八百個勞動力，耕地面積二千七百八十三畝。由於生產上的瞎指揮，一九六○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糧食產量比上一年減少了二十五．七％。瞎指揮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強調統一、一致，強調整齊劃一。在水稻育秧時，上級規定秧田必須瓦背式，通道必須很直，一些已經撒了穀種並且發了芽的秧田，由於不符合上級的要求，讓農民把發了芽的穀種一粒一粒地拾起來，重新整田撒種。洋芋一律要帶狀種植，四十三畝地沒有按統一規定種植的洋芋，苗已經長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經結了小洋芋，也要挖出來重栽，結果大幅度減產。插秧要求對路開廂，順路成行，為了插得直，下田必須帶尺子和繩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種植不看季節，不看氣溫。氣溫已經很高了，還強令社員用火溫床育紅苕苗，結果烤壞紅苕一萬一千斤。還規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誰挖紅苕就說誰破壞生產或企圖瞞產私分，結果，霜降過後氣溫很快降低，挖紅苕已經來不及了，大量紅苕爛掉。春耕大忙季節，本應集中力插秧，卻讓大批勞動力去搞園田化，結果到了穀雨、立夏，過了水稻直播季節。種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一百七十多畝深田、冷浸田，本來只適合種中稻，不宜種早稻，上級卻強迫種了早稻。一百多畝適合種紅苕的地卻強迫農民種了包穀。這兩項起碼少收糧食四萬多斤。
一九五八年，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搞大兵團作戰，把全區七個隊的幾百個勞動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實行軍事化，一百八十人挖一畝多的一塊田，挖了一天一夜，麥種用了六十斤，結果收成還不夠種子多。勞動力集中以後，其他各隊都誤了生產季節，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隊共有田一百二十九畝、地一百七十二畝，一九五九年小麥只種了四十多畝，而且是在冬月（即農曆十一月）間才播下去，結果小麥產量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六十三．十四％。在農業大忙季節，還把大量勞動力調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節也誤了。一些公社在全社範圍內統一調配勞動力，把這個隊的人調支另一個隊去插秧，把另一個隊的人調到這個隊裡除草。大批勞動力東一站，西一站，抱著鋤頭到處轉。效率低，勞動質量差，大片土地被拋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蕪土地五千四百多畝，插秧季節已過而沒有插的有一千多畝，插秧後因管理不善而沒有收成的有四千多畝。長寧縣桃坪公社中壩管理區，說是執行中央的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將九十五．二畝的可耕地劃為休閒地，致使糧食減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