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那一年真是很奇特，中國一下子竟發生了那麼多的大事，而政局的變化結果，又是那樣的奇妙與出人意外。
不過，對於我們來說，只是早已擔心而極不想要發生的事情，終於成為了現實，而且，是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是，畢竟不是在上海，我們對發生的現實，的確純只有傳統束手待擒的基本態度，而沒有對抗的任何打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我在家裡吃過飯後，正準備午間小睡一會，突然，公司黨委辦的一位幹部急匆匆跑到我家，向我傳送黨委書記的一個通知：下午三點前，上面將會有重要精神傳達，請我下午二點前一定去公司，而暫不辦其他事。因為，黨委書記知道，我在局共青團主事，還與省市造反派頭頭常有聯繫活動，恐到時找不到我的人，便專門派人來告知。那時，電話只在單位上有，私人家裡是沒有的，所以，有什麼重要事，也只能派人來通知傳達。
我開始想，又有什麼中央文件來了？但，又覺得不可能。因為，若是有新的重要中央文件傳達，一般省裡的造反派頭頭便會事先知道，因為唐忠富、胡勇等人不是中央委員，就是省委委員，按黨組織文件傳達程序，有什麼中央文件下來，他們一般是會比市級單位的黨委，知道得要早。凡有利或不利於造反派的中央的講話與文件什麼的，他們都會及時召集各大單位的造反派頭頭秘密通告，以讓造反派們作好應付各種情況的精神準備。我經常參加這類會議，所以，猜想今日由公司黨委通知下達去聽的重要精神，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會與造反派們有多大關係。
然而，這次聽到的消息，竟如同晴天炸雷，驟然使我們造反派頓時全都驚慌不已，神思亂套，不知所措了。
下午三時，我們公司黨委全體黨委委員、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都集聚到了公司會議室。黨委章書記說，局裡又來了通知，下午四點正，讓包括我們在內，公司全體機關幹部都一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重要廣播，任何人不能缺席；同時也通知了公司基層單位黨支部，讓他們也組織所屬單位的職工幹部都進行收聽。
什麼廣播，值得這麼隆重？大家自然有些議論，問章書記，他說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內容，他只是將局黨委的通知照本宣科傳達而已。
有人說：是不是有地震方面的重要消息？
的確，自七月間唐山發生大地震後，由於官方與媒體，都沒有詳細說明與報導後來人們才知道的事實真相，結果弄得那一段時間內，到處是地震的謠傳。甚至，搞得我們湖南常德竟有很多人從家鄉跑來長沙躲地震，說是他們常德馬上就會要發生大地震了，直到省委省革委專門開會發通知制止這些謠言，人心才予安定。
但是，我想不可能是地震的事，地震畢竟只是局部問題，對這類事犯不著這麼向全國廣播。
楊金河說，是不是《人民日報》又有什麼重要社論要發表？
龐達明當即搖搖頭說，不可能！哪有什麼社論用得著搶在下午來廣播，而不放在晚上八點的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還這麼興師動眾組織收聽？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想的正是龐大哥這個思路，因而也說：是不是要打仗了？
龐達明又搖了搖頭：現在有什麼仗可打？要打仗，事先總會有些跡象。就是美帝、蘇修搞突然襲擊，事先也總會有大的形勢先兆，當年德國進攻蘇聯，雖說是突然發動的侵略，但實際上事前雙方都已有了不少戰爭準備。而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會發生戰爭的影子。
大家都覺得龐達明的話，很有道理。
但是，下午四點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會讓我們聽些什麼呢？
四時正，謎底揭開：毛澤東去世了。
當收音機裡，傳來中央台男播音員沉重緩慢的宣讀中央訃告的聲音時，我們所有在黨委會議室收聽廣播的人，都一下子驚呆了，誰都沒有想到，發生了這種天大的事。在我的理智中，雖然明明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長命百歲，更沒有什麼萬壽無疆，毛澤東也不會例外。但是在平日的意識裡，則的確從沒有考慮過，毛澤東也會有離開人世的一天。所以，聽到廣播後，我的思緒，好半天還在轉動著播音員的聲音。
悼念毛澤東的活動，在收聽廣播後，奉命立即予以進行，悼念毛澤東的靈堂，在公司小禮堂中很快予以設立了；公司全體黨委委員、革委會委員，全被召到公司，分配指揮悼念活動的種種任務，黨委正、副書記與我們幾個革委會副主任，則按二人一組，輪流在公司日夜值班，指揮處理各種悼念活動中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只是，人們對此事的感情、認識、理解各有不同或各有差異，特別是對毛澤東之後，將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參入政治與關心政治的人們，則更是心慌神亂。
在悼念毛澤東期間，我與龐達明、楊金河三人，經常在一起悄悄談論毛澤東之後的時代，將會是什麼局面這類話題。當然，這些議論只能在我們三人中進行，因為，這在當時還是犯忌的。
那個關於毛澤東說也許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的小道消息，很長一段時期，始終像惡夢般纏繞著我。因而，在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後，這個惡夢更強烈地閃現於我的腦海。有次，我與龐達明二人在一起時，我對他說了這個擔憂。
我說，不知中央的文革派能不能接好這個班？也不知會由誰來繼任中央主席？
龐大哥則嘆了一口氣，說：前途難卜！主席說的那段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話，恐怕不會沒有由來。
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就意味著流血、殺人，至少也是會有整人的事發生；而且，是發生在中央高層。想想那個情形，我都有些不寒而慄。
龐大哥又說：關鍵，就是看中央那班文革派有沒有接班的本事。
不過，對中央高層的人事，我也還有點幻想，對龐大哥說：按現有十六名中央政治局人員的身份排，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陳錫聯、汪東興、陳永貴，還有許世友，應該都是文革路線上的，因為他們都是文革中才提升到今天這個地位的。雖然不知許世友是不是支持造反派，但他原來在一九七三年幾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就向毛主席表過態，中央若出了修正主義，他是堅決無條件跟主席走的。其他幾個人，劉伯承實際不管事，長期病號；老右的代表人物葉劍英，也休病、沒有軍權了，韋國清是鎮壓廣西造反派的，顯然不會支持造反派，但，對毛主席他可能還是忠的，不然，不會提拔他做政治局委員，李先念是個中間偏右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沒有鎮壓造反派的記錄，一心只抓生產；李德生是十二軍支左上來的，應該是支持造反派的，只是不知為何在十大上被選為了副主席，他自己卻辭職說幹不了，主席也同意他降為政治局委員。不過，無論如何，他是文革的受益者，應不會反對文革。這一來，中央政治局力量對比上，文革派是絕對優勢，十六人中，至少有十名是文革派，而另外的許、李二人，則應至少不會反對文革派。而四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吳桂賢、倪志福兩人是勞模，像貴爹（陳永貴）一樣，當然只會跟主席路線走，服從中央大多數人的意見的；而蘇振華、賽福鼎兩位，雖然面貌不明，但想必他們是不敢反對文革路線的。真正堅決支持鄧小平的，恐怕也就只葉劍英一人了！就是葉劍英領頭反對，頂多也不過可以爭取李先念、韋國清、蘇振華這幾個人。力量對比懸殊，能起什麼浪？何況，現在軍權已從聶的手上轉到了由陳錫聯主持。
龐大哥說：你分析得是不錯，照理講，文革派在中央是佔絕對優勢。可是，你想過沒有，文革派是團結一致的嗎？文革派中會不會自己發生內訌？像一九六七年那陣，無緣無故，就將王關戚做了替罪羊，對王力，武漢七二○事件後，還封他做英雄，可是沒過幾天，卻又說他是反軍亂軍的罪人。
龐大哥說的這情形，的確是讓我們擔心。
龐大哥又說：還有天安門事件，我總覺得，那不是一個好兆頭。有那麼多人支持鄧小平啊！那班文革派秀才為何要去鎮壓群眾，為何要挖自己的基腳啊？！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持擁護，又怎麼能掌得住這個權囉！
說到天安門事件，就使我的精神陷入迷茫、矛盾與擔憂。
我想，還有華國鋒，為何主席要選他做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在湖南可不是堅定支持造反派的啊！華國鋒的亮相支持造反，是我們造反派推著走的，是當時大勢所趨，在實際中，特別是在後來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並沒有對湖南的造反派施什麼仁政，講什麼感情，就是現在，他也沒有說過專門有益於湖南造反派的話。如果由他接任中央主席位置，今後會不會於造反派有利？
龐大哥說：毛老人家讓華國鋒當了第一副主席，無非是想平衡一下中央的人事，同時，想必王洪文也還是嫩了火，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那陣，他只威風了幾個月，就不再在臺上活躍什麼了，而讓鄧小平接了手。後來，鄧小平下臺了，卻又是華國鋒上，仍沒有讓他王洪文做一把手。可見，王洪文的能力，後來在主席那兒打了些折扣，所以，只怕他王洪文一時還當不上中央主席。不過，華國鋒接任主席位置，對我們造反派，問題倒也是不大，畢竟他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便他不能支持湖南的造反派，至少，他是從文革這條路起家走上去的，既不能否定他自己，他也不能把我們怎麼樣，何況還有王洪文、張春橋那班人在那裡。問題就是怕他們之間出內訌，最後卻又找個什麼理由搞運動，危及我們下面的造反派，將我們造反派做了犧牲品。
我說：會不會是主席讓華國鋒臨時在中央一把手位置上頂一陣，而後只是要他像周總理一樣，去輔佐王洪文，最後仍由王洪文做中央主席呢？因為，華國鋒顯然是個事務主義領導，而不具一把手的領袖氣度。在九月十八日的追悼大會上，王洪文不是負責主持嗎？主席選王洪文到中央，應該看中的是王的觀事眼光與處事魄力，不然，一個普普通通的造反派小幹部，怎麼能被挑到中央去做副主席？也許，王洪文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幾把刷子吧？
龐達明笑笑說：主席的決策，從來都是天難問！也許你說的也有道理，也希望你說中了。
我也笑了：猜測猜測而已。
整個悼念毛澤東的時日，一方面我們忙著從事各種形式、各種組織進行的悼念毛澤東的活動；一方面，我的心中，卻在不停地翻騰著對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種種憂慮。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運動中的那些對我的黑暗歲月，實在太令我難以忘記，現在，發動文革、號召造反有理的毛澤東，走了，這一來，我們造反派會不會竟也一道隨之殉葬呢？
我與聶常茂談論這個問題時，他也像我一樣憂慮，有次竟當著我的面，雙掌合一向天祈禱：老天保佑我們造反派，中央千萬莫讓赫魯雪夫那樣的修字號人物掌了權！
九月十八日，北京舉行了全國追悼毛澤東的大會後，雖然，悼念毛澤東的宣傳仍沒有停止，各種悼念標語、花圈也都沒有撤走，但是，一度因悼念活動而幾乎全部停擺的工作，則慢慢開始恢復進行了。電影院等文化娛樂雖然仍不能進行，但人們的飲酒作樂之類事情，也慢慢放開了。
國慶節後，龐達明要我隨他一起去市郊一個鎮供銷社，準備過幾天去參加我們公司在那兒舉行的、旨在落實八月份局黨委擴大會決議的公司黨委擴大會。我說，局團委也要開這樣的會，雖然團委書記一職的任命文件，還未正式下來，但局黨委都已多次明確讓我抓團委工作了，我得主持團委的擴大會，故不能參加公司的會。龐達明說，公司有許多事需要我們商量，你最好是團委會開了就趕快過來。我說，有你龐大哥，什麼事就可以定下，我去不去都沒有問題。龐大哥忙說，你莫亂講！記住，團委的會一完就馬上過來。
誰知，公司的擴大會還沒有召開，中央的文件來了。
十月八日，晚上九點多了，我正在家裡讀蘇聯什捷緬科寫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一書，公司保衛科的一個副科長坐車趕到我的家，說黨委通知我，立即去公司開緊急會議。前不久，公司黨委已決定我在公司分管保衛、民兵與團委三項工作，因此，保衛科的事他們開始要向我報告了。但是，那個副科長說，不是保衛工作方面的事，聽說是有什麼中央文件要傳達。
我連忙想：現在的中央文件，會說什麼事？
公司會議室內，黨委委員與革委會的黨員副主任們都已到齊，我是最後到會的人。
公司黨委章書記說，現在請江山同志宣讀中央文件。
江山現在是公司黨委副書記，他雖然原來是我們造反與要打倒的對象，公司一打三反運動也是他主持下進行的，但是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後，他便與我們改善了關係，我們也不再攻擊他。
江山宣讀的中央文件，很短，只有幾句話，但是非同小可：
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聽後，當即我就有個想法：中央七號的決定，今天才八號，就傳達到我們這裡來了，這次中央的文件傳達得這麼快，真有些不尋常！有點奇怪。
文件讀完後，章書記說：對中央的這個決定，我個人堅決擁護！大家也表個態吧。
章書記說完，便讓黨委姚秘書記錄大家的發言。
黨委委員們發言很踴躍，都是表態擁護中央決定，每人發言雖有一大堆話，但卻套話連連，很是沉悶乏味，沒有任何激情，純公事公辦一樣。唯我們三個造反派的革委會副主任，發言則力圖想表示什麼，但又不好說清楚，畢竟這是共產黨的一級黨委會，而不是造反派們可以海說胡言的造反會議。
龐達明說，中央的決定嘛，我們肯定要擁護，也只能擁護。我個人表個態吧，擁護中央的這個決定。完了。
我說：由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央主席，個人還是有點意見，因為，他是湖南上去的，湖南過去有些事，如一打三反，他也多少是有點責任的。不過，既然中央已決定了，我組織上無條件服從、擁護。
楊金河則說：華國鋒同志任中央主席，我沒有意見，只是希望他能夠聽毛主席的話，能一心一意真正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領導我們將這場批鄧反右的運動進行到底，而不要做口頭革命派。
對我們的發言，黨委委員們臉上一派驚愕，大概他們是第一次最真實地看到，我們這些造反派在黨委會上，就國家重大問題的發言，會有什麼樣的個性。
會後，私下，我對龐達明說：選舉中央主席這樣一件隆重的大事，你說，為何卻只由政治局作一個短短的決定，就解決了，為什麼不開中央全會，在中央全會上熱熱鬧鬧隆重地選舉決定，然後見報，慶祝一番，而卻這樣草草了事？按黨章規定，中央主席應由中央全會決定呵，現在又不是沒有時間，開一個全會還不容易？
龐達明說：是呀！我也覺得有些奇怪，中央一個新主席任職。雖說不能像過去新皇帝繼位一樣搞得那麼鋪張，但是，畢竟我們是一個這樣大的政黨，新的主席繼任，也應該有些必要的過場儀式，顯示莊重。可是，這一次華老闆當主席，怎麼就搞得這樣匆忙？總應該開個什麼大會再上臺吧？這樣一份幾句話的文件，就做了主席，弄得好像不是正式的一樣，說得不好聽，比我們當年當這小小的革委會副主任的慶祝大會還不如。
我又說：我還有些奇怪，對毛主席的遺囑，為什麼不公佈，卻先連忙只宣佈這個中央主席的人選？越南胡志明去世時，可是先公佈他的遺囑後很久，才確定新的中央主席的。
龐達明點點頭，說：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這句含含糊糊的話，看來不像是遺囑。若是遺囑，應有具體安排的說法。總之，這件事，是有點怪怪的。
不過想歸想，我們也沒有本事，沒有信息來源，可以讓我們想像這件事後來知道的真相。
龐達明與楊金河兩人都去郊區供銷社參加公司黨委的擴大會了，我則到局團委，組織召開團委擴大會。團委擴大會開三天，十月十二日結束，請局黨委一位老幹部領導來講話。這位老幹部按時來了，也對與會的團委委員們，作了一番充滿套話的例行鼓勵講演。
會後，局黨委領導將我找到一旁，問我學沒學習十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我說：看了呀！
他便詭秘地笑笑說：看到了什麼重要精神沒有？
那篇《人民日報》社論，我當然已看了，不就是歡呼中央關於建毛主席紀念堂與出版毛澤東全集這二件事嗎？有什麼重要精神？無非不就是多了幾句什麼要搞馬列主義、要光明正大之類原來毛澤東的指示嗎？講老實話，我沒看出什麼。但是，難道這個讀書學習都沒有我幹勁大精力足的老幹部，會比我這個年輕人對如今的《人民日報》文章的理解能力還強？我不信。也許，是他故弄玄虛，以此在我面前賣弄。
我便回答：請領導指點，我學習得不好。我的確沒看到社論傳達了什麼方面的重要精神。
局領導卻只又詭秘一笑，說：嘿嘿那我建議你回去仔仔細細地再研究一下那篇社論，我相信，你會看明白的。
說完，他即刻轉身，徑直走了。
而在八月份的局黨委擴大會期間，他可是對我恭敬得令我很不好意思，還口口聲聲請我幫助他提高路線鬥爭的水平。而此刻，為何一下子像變了個人？
我看著那局黨委老幹部的背影，不解。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一大早，我就到聶常茂家裡，同他說局團委擴大會的事，因為他忙於參加他們公司的黨委擴大會議，沒有來局團委會。誰知，他一見我，便說：我正要去找你！
我問：什麼事？
當時他家裡還有他的一個親戚，在同他說其他事。他便對那親戚說：你的事，過兩天我再跟你講。
送走他的親戚後，他急急地對我說：你知不知道，拐大場了？！（長沙方言：拐，即出壞事了）
我奇怪地問：什麼事？這麼氣急敗壞。
他說：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江青被抓起來了！
我的頭，頓時變大。
我忙問：你聽誰說的？
聶常茂告訴說，他們公司的一個造反派頭頭收聽了美國之音，是那兒廣播了。
當時，收聽美國之音是不允許的，被指責為是收聽敵臺廣播，一經查出來，輕則批判，作為政治錯誤記入收聽者的人事檔案，重則弄不好，還要被公安局找去審查。但是，即便這樣，實際上還是有人經常偷偷地收聽，以曲線獲取國內很多不公開的信息。
聶常茂還說，他昨夜也特地去收聽了，美國之音果然在不停地廣播這方面的消息與評論；看來，這件事只怕是真的了！
我問：除了江青，還抓了其他什麼人沒有？是誰抓的？什麼原因要抓？
聶說：美國之音只說是抓了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是葉劍英他們來抓的。
一聽是葉劍英來抓的，我立即想：完了！
我連忙又問：被抓的人中，有沒有華國鋒、王洪文？
聶說，具體詳情還不清楚。
我想了想，對聶說：我們趕快到市總工會那兒去打聽打聽，一定要將這個情況弄清楚，才能判斷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有多大影響。不過，美國之音既說了是抓江青，還說是抓文革派，那我們可能會凶多吉少了！
上午十點，我們趕到市總工會時，總工會的大院裡已到處站著了人，都是造反派的工人，三三兩兩一堆，走過去一聽，全是在議論北京抓江青的事，而說法的版本各有不同。有的說，只抓了江青一個人；有的則說，中央所有的文革派全被抓起來了，連華國鋒、吳德都抓了。還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都進駐了軍隊，遲群、謝靜宜兩人也被抓了，等等。但所有的說法中，有一個名詞卻都是一致認可的，即是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所有的人，也都認為是葉劍英領頭抓人的，因為只有他與軍權有關，而只有他，原來就是鮮明支持鄧小平的。那個時候，誰也不會想到汪東興會是這次抓捕的參入者與關鍵人物，因為，造反派雖從沒有與汪東興打過交道，但卻都知道汪是毛澤東的貼身衛隊長，是毛澤東很信得過的人。
遇到了幾個市總工會的頭頭，也是造反派的工人，已是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都在互相核對聽到的消息。有一個原來活動能力很強，也頗有名聲的頭頭對我說：搞不好，我們會要準備上山，打游擊去了！
我想，如果真是發生了抓文革派的右派政變，那我們的前途，的確就可能是毛澤東所預言的腥風血雨了。
市總工會內原來作為全市造反派指揮部的小會議室，已空無一人，我問那幾個頭頭：唐忠富、胡勇他們呢？現在這種情況，他們為何不站出來給大家講講話？說明一下真實情況，也趕快決定我們今後的方針。
他們告訴我，他們也在找唐忠富、胡勇等人，省總工會唐忠富的辦公室也都空了，到處找不到他們，不知他們跑到哪兒去了。
但也有人說：你們慌什麼？情況還沒正式搞清楚，還只從外台那兒聽到一點風聲，就這麼沉不住氣！形勢再壞，那無非就是毛主席說的，重上井岡山嘛！《人民日報》七一社論不早說了，要在鬥爭中建設黨！
其實，是說這話的人，不懂得搞清楚情況，與什麼重上井岡山，是兩碼事。說起來容易，上山，打游擊，輕飄飄的，可是，實際上，他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也許，他以為那仍不過是喊幾句口號，貼幾張大字報而已。
整個十三日、十四日兩天，我與聶常茂兩人，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竄，四處打探消息，聽美國之音、找一切可能知道北京情況的人，詢問情況。謠傳也越來越多，造反派們的心緒全都一派混亂，而且，慢慢傳來了華國鋒不但沒有在被抓之列、相反還竟是華國鋒與葉劍英聯手抓人的消息，並且，抓的不僅是江青，而且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被抓了；同時，也傳來了瀋陽軍區、駐河北的３８軍與許世友、陳錫聯等人反對抓江青，並向華國鋒、葉劍英發出了要求放人的軍事通諜的謠言；還有說上海已進入緊急狀態，貼出了還我江青！還我春橋！等口號，並已做好了軍事對抗準備。
情況基本弄明白後，我對聶常茂說：這一下可真危險了！不知那幾個人在中央是怎麼搞的？怎麼會讓少數的右派，搞出這個政變，反讓人家一鍋端了？
聶常茂則說：也許事情還沒有完，抓張、姚，尚可行，但主席屍骨未寒，他們就抓江青，難道會得到下面軍隊的支持？我看，只怕會引發軍事內戰了。
我也認為有這種可能。
其實，是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央高層的真實情況，根本不清楚江青那胡亂行事作風，在高層埋下了多少仇恨；更不知道處高層而尚能在權位的那些人，對毛澤東搞的這個衝擊傷害了高層官員利益的文革運動，是有著極大的不滿與反感。過去，高層的人不敢表示任何反對毛澤東做法的舉動，自然也不敢得罪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然而，現在，毛澤東不在了，江青的靠山沒有了，此時，那些南征北戰的將帥們，誰還會買她江青的帳？！
十四日下午，省總工會造反派的一個專門負責聯絡的人，找到了我，傳達一個指令：晚上，他帶我去胡司令胡勇所在工廠的小會議室，參加一個重要的秘密會議。並說，只能我一個人去，並不得向外面透露此事。
晚上八點多，我隨聯絡官到了胡勇所在工廠的小會議室，那兒除了胡勇之外，只有二、三個人，見我進去，胡很熱情地讓我坐下。所謂秘密會議，其實只是胡勇陸續先後找了各方面一些人，瞭解造反派們此刻的思想狀況。無疑，我是他作為青年與共青團方面的代表，被找去的。
聽在場的人一一講了些情況後，胡勇沒有說上面抓四人幫的事，只指示：第一，對抓江青他們，我們不要公開反對，因為，他們是以黨中央的名義動的手，我們從組織上先應服從。第二，不要主動將江青、張春橋他們，與我們造反派劃等號。江青、張春橋就是江青、張春橋，他們並不就代表我們造反派。因為，一九七○年一打三反、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時，發生整造反派的事時，江青、張春橋也在臺上，也並沒有為我們造反派講好話來撐腰啊！說明，他們與我們造反派並不是一碼事。第三，其實華國鋒也是文革派，雖然他在湖南時不怎麼樣，但至少他是因支持過文革路線、亮相支持過造反派才上到中央去的，所以，現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來處理江青張春橋，還不能說就是文革派垮了台，當年王、關、戚倒了台，卻並不就是文革派完蛋之時。所以，對形勢發展還要多看看。第四，組織穩定好自己的隊伍，靜觀形勢發展，不要未戰，就先亂了套。第五，小心保字號借此反攻我們，思想上要有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胡勇說話仍不慌不忙，有條有理，使我很為佩服。他說的這幾條指示性意見，我們在場的人，也都覺得很有道理。頓時，使我感到了在目前形勢下的處事，有了具體可操作的方針。
但是，包括胡勇在內，誰要想在世人面前，將江青、張春橋，與我們造反派們劃清界限，這恐怕是難以做到的事。因為，眾所周知，江青、張春橋等人，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頭，是支持造反派的，而且，他們本人也地地道道也就是靠造反，才到了中央的；特別是王洪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上海造反派頭頭。
因此，胡勇所說不管人家如何認為，反正我們自己不要將這頂帽子朝自己頭上戴。一法，是文革派性大戰中慣用武器之一。一九六六年底，湘江風雷成立時，有幸請時為中共中央常委的陶鑄做了其組織顧問；但沒過幾天，陶鑄被中央文革打倒了，為了證明自己的組織不是陶鑄的隊伍，湘江風雷總部連忙發表聲明，宣佈開除陶鑄的顧問，趕緊劃清界線，並還說自己的組織與陶鑄曾作過激烈鬥爭，云云。現在，胡勇這樣說，也是無可奈何硬著頭皮來撐。實踐證明，這次，這法子沒有一點用處了。因為抓四人幫導致發展的結果，其意義已遠不是文革中這個倒臺那個上臺的那類事了，而是整個兒將文革路線予以了顛覆，甚至，最後連抓四人幫的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也沒能站多久，而被迫退出了歷史舞臺。
十五日上午，我決定到市郊那個供銷社去，將江青、張春橋等人被抓的事，告知正在那兒參加公司黨委擴大會的龐達明他們。由於當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還只在湖南長沙官方上層與造反派頭頭中非正式流傳，而且說法不一；並且，當時電話通訊非常落後，出了市區的電話聯繫，就得到郵電局去打長途，所以離長沙幾十公里的那個供銷社之人，便還處於世外一般。
一見到龐達明、楊金河，我就說：你們知不知道，現在已拐下了桶？！（長沙方言，意為發生極為不利的大事了！）
他們二人忙問：出了什麼事？
我便將江青、張春橋等人被抓的消息向他們說了。
他們聽得目瞪口呆。
龐達明長嘆了一口氣，說：想不到惡夢竟成了真！
我知道，他是在說二個多月前在局黨委擴大會期間，他曾有過的擔心中央會弄出一個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的第六感覺。而現在，出現的情況，比他的預感擔心還要嚴重。
楊金河不無憂慮地說：不會連累到我們這裡來吧？
龐達明苦苦一笑：豈止連累？！用毛老人家在給江青那封信中的話說，我們準備被打得粉碎吧！
我們三人隨即商議，一方面，向主持公司黨委擴大會的黨委章書記通報這個情況，同時，提議立即暫停這個擴大會，回家。因為，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我們公司的這個黨委擴大會已沒有了意義，什麼研究如何提拔造反派新幹部、如何發展造反派的新黨員計劃等等，全都將失去實施的政治形勢基礎。
歷來支持造反派的黨委章書記，在聽了我說的情況後，好半天沒有做聲，最後，才緩緩地說：這一來，張春橋可就變成了張秋橋，而秋後，可是會要算帳的啊！
章書記說的張秋橋，並非確指張春橋的弟弟，而只是一個比喻，意指命運，由春而秋了，到了將面臨秋後算帳的厄運了。當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張春橋真還有個弟弟叫張秋橋。
當天下午，公司黨委擴大會就宣佈暫停，何時接著開，以後再說。章書記沒有向與會者說北京發生的事情，而只說局裡近期會有重要事情佈置，公司黨委負責人都需回公司待命。
坐公司的貨運卡車回城後，市區中心廣場已出現了誓死用鮮血保衛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誰搞修正主義、搞陰謀、搞分裂，誰就不會有好下場！的大標語，署名是長沙革命工人。顯然是保守派刷的，因為，江青等被抓的消息還沒有正式渠道傳達下來，所以，這些標語也還只是影射影射，沒有明說。不過，凡多少知道一些北京情況消息的人，都能明白這些標語後面的真實含義。
坐在貨車廂裡的楊金河，指著那幅誓死用鮮血保衛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說：真噁心！這麼快，主席的屍骨未寒，就將用在毛主席身上的語言來吹捧這個人！
龐達明對他說：楊老弟，這就是政治啊！你不會才懂吧？
我的心中則一直在想：這就是天安門事件帶給江青那班人的報應啊！可是，這個報應的惡果，卻會變為大面積的苦難，讓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要攤上一份，還不知這一份苦難會有多大。
十月十九日，正式的中央文件來了，一個是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中央通知，另一個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關於抓捕四人幫情況的幾個講話。
公司黨委全體委員與我們三個黨員革委會副主任，一起聽副書記江山傳達這些講話，並奉命表態。
有關抓捕四人幫的情況，與我們從各種渠道已知道的消息，內容相差不遠。
有關我們造反派命運的二條信息，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葉劍英講話中，說了對文革中的事，不要全盤否定了，不要在倒髒水時，連盆子裡的小孩也給倒掉了，文革的新生事物還是要保護這意思；二是紀登奎與吳桂賢的插話中，點了也是中共中央委員的河南造反派頭頭唐岐山與我們湖南唐忠富的名，說他們有問題。這二條信息，一好一壞。
文革中的二月逆流後，造反派便將葉劍英劃入到了右傾人物的行列，在這場批鄧反右運動中尤其是如此看待。但是，在這個講話中，使我一下子覺得葉劍英可能倒是一個比較中性客觀的人物，他不滿而要反的是江青、張春橋他們，不滿的是文革中出現的激烈事情，卻並不一定是這樣看待整個文革。
吳桂賢的插話對我們造反派的壓力卻是很大，因為她在紀登奎指責鄭州鐵路局的唐岐山時，插了一句還有湖南的唐忠富，言下之意，唐忠富與唐岐山的情況性質也是一樣了。這一來，我們湖南的造反派面臨的局勢，便一下子變得十分嚴重起來。當時，我們只知道吳桂賢是由勞動模範提拔到中央去的，還有姚連蔚、李素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孫健（副總理）也都是後來調上去的，但對他們是不是造反派，卻一無所知。湖南也有幾個勞動模範做了省級部門的領導，之中，有支持造反派的，也有人是處於暗中對立的一方。
對紀登奎的情況，我們湖南的造反派並不很瞭解，大致上只知道他是像華國鋒一樣，在文革中由河南省調上去的，屬所謂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幹部。但華國鋒在湖南造反派的心目中，卻打分不高，而總認為華對造反派只有表面支持，內心卻並不是這樣想的，與另一位省委領導人章伯森公然支持造反派的堅決態度，有很大的差別。否則，湖南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就不會對造反派整得那麼厲害，因為華國鋒當時一直還是湖南省委的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現在，紀登奎這樣主動指責河南的唐岐山，則說明，紀與華是同樣性質的所謂亮相幹部。
宣讀完中央文件與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會議稍稍歇息一下，然後再對中央文件的例行表態。所謂表態，無非是各自說幾句擁護之類。事已至此，又有誰能說什麼其他。在場的人，其心情與表情，自然各有差異。除了黨委章書記，其他黨委委員都是公司與公司屬下單位原來的領導幹部，此時，他們顯得既輕鬆，也很有按捺不住的興奮，雖說正式的表態發言還未開始，但那臉上卻早已露出了得意的神彩，互相地遞煙、倒茶之際，他們的眼神嘴角全都掛出了歡笑。
唯我們三位革委會副主任只能努力保持一種不卑不亢之態。裝做也很高興，實在是表演不出來；釋放失敗懊喪之心緒，卻又絕不想在這些原來的對手面前露怯。看著面前這些原本前段已至少在表面與精神上，向造反派、向我們認輸投降，而似乎要歸順靠攏的人們，一下子卻又突然輕易成為了勝利者，成為了將徹底壓倒我們的大贏家，並公開在我們面前演繹彈冠相慶的成語故事，由此，我的胸腔剎時如同堵住了什麼東西一樣難受。
公司政治處的一名黨委委員，終於忍不住那份狂喜，他突然高聲對坐在他旁邊的人快活地說：這一下，將上面的根子都徹底挖掉了，看下面還有什麼人敢搞反黨活動！
所有的與會者都聽到了這名黨委委員的話，相當多的眼光剎時就聚焦於龐達明、楊金河與我的身上。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此時，此情。
龐達明卻自個兒哼起了不知他從哪兒學來的京戲：我坐在城樓觀山景
十月二十日，我找到聶常茂，同他商量局團委的事。形勢已出現了這麼大的變故，我們原有的改造團委工作的計劃，自然也無法再做，相反，很多事情，則需要我們做應變的準備了。
聶常茂自然心情也很沉重。他對我說：想不到，真有變天的日子！
聶常茂是一個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工人，正直、好學，更求上進，為人很講義氣。他的父親雖也不過是個商店營業員，但由於曾在一九四九年前入過國民黨，因而，致使聶常茂長期只能列於單位的革命接班人名單之外。文革中，他也是由於同情被打成了右派的單位同事，奮而造反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他作為造反派積極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前不久，他們公司的黨委擴大會上，黨委已決議，準備提拔他做公司黨委副書記；而局團委的席位中，他也將成為我在團委工作的夥伴，做一名副書記。然而，現在這一切，顯然，都不會再有。而且，可以預料，事情還將不止退到正負零，而是將跌到零以下。
四人幫垮臺後，造反派們所謂打游擊一說，實際並不真正存在點滴的思想與實施基礎。因為，造反派們的造反，並非是造共產黨的反，造反派更不是反共的國民黨，而只是造所謂走資派即當權的官僚們的反，並且一直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並且自己也都以做一個共產黨員為榮。因而，造反派可以造許多高官的反，唯獨從來沒有對抗黨中央的心理與思想，是典型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即便四人幫倒了，但由於抓四人幫是以黨中央的名義進行的，即便造反派們對此有種種不滿，但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人能主動走出反對黨中央那一步的。除非形勢發生新的變化，又有人另外打起了黨中央的旗號，造反派們才可能作出新的選擇。然而，連造反派十年掌權的上海，都表示擁護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央，那其他地方，又還有什麼人能敢於公開對抗？當時，造反派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做好包括思想準備在內的各種應變，設法減輕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新一輪挨整中所將遭受的災難。
我與聶常茂商定，決定召開一個局團委核心層會議。這個所謂核心層，其實就是團委中已具有造反派觀點的部分骨幹委員，我們兩人當時本還屬於青年之列，但這些團委委員比我們年齡更小，都只有二十歲左右。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讓這些比我們更年輕的新造反派，作好可能挨整的思想準備。天天說要經風雨、見世面，要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現在，便已到了讓他們真正實踐自己的口號而接受考驗的時候了。
會議是在當天晚上秘密進行的，地點也沒在局團委辦公室，而是在一個團委委員的家中。十多個人的會議，開得很有些神聖感，因為，面臨即將來的風暴，那些團委委員卻仍鬥志不減，整個兒被營造出一種悲壯迎戰的氣氛。有個團委委員說，我要造反到底，誰要我作檢討？休想！我寧死也不會那樣做的。
聶常茂說：話不要這樣說，也不要這樣想。召集你們來，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要你們去作無謂的犧牲，而是要你們作好精神準備，要設法低調行事，力爭平安無事渡過這一難關，完完整整地等待這滿天的烏雲終於消散而去，以能再踏新的人生征途。
我也說：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我們都作了檢討；不作是不行的，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國民黨，而都是有著共產黨旗號的人，我們進行的只是誰是誰非的路線鬥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我們批走資派時，他們也得作檢討，不作檢討，就表示你是對抗；現在，我們也不需要對抗，而一時的誰是誰非，也並不能證明什麼。但是，要記住的是，不要亂說，特別不要出賣自己的同志。做檢討並不證明你怯懦，然而，亂說亂咬，卻會表明你的卑下。對這些，過去已有人因此而喪失了他的朋友。我們希望你們大家，在這場考驗中，能比過去與日後的我們，表現得優秀。
有二個團委委員當即表態，說他們相信一定能比我們表現得傑出。
我與聶常茂當然很高興，但也知道他們的這種表態，只說明了他們的幼稚；我們也用不著多說什麼，人生的實踐將教會他們的一切。
之中，我又對他們說，你們有頂不住時，就不要硬頂，被追問了什麼事、什麼責任，可全往我與聶常茂的身上推。一則，我們是頭，本應承擔責任；第二，我們也比你們會有經驗，有承受力，去對付那些名堂。
二十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越過以往的那種黨內文件傳達的時間程序，公開直播了北京集會遊行慶祝打倒四人幫的實況聲音。湖南長沙便也隨之而響應，由省、市委組織的慶祝大會與遊行活動，很快一場接一場的熱熱鬧鬧地舉行起來。
那幾天，長沙市大街上天天是鑼鼓聲、鞭砲響，到處是歡歌笑語。省市各級機關，再加上各個單位，紛紛分別重複舉行慶祝，大街上遊行的人流滾滾，歡呼的口號不停。這情景，就如同前些年造反派們慶祝奪權勝利一般，都是如同進入盛大的節日。只是，雖然蕭瑟秋風今又是，但卻已換了人間。
雖然整個慶祝活動都是由官方組織的，與以前造反派的轟轟烈烈的造反與奪權活動的自發群眾性質，並非一樣，但是，此時廣大群眾的心情卻絕非不情願，相反，很多人的確已是不滿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對鄧小平的批判，尤其不滿批判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舉措了。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時自己也已知道，並告誡中央領導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但是，一九七六年又搞起了與整體人心背向的批鄧反右運動，因此，導致了直接反對毛澤東、江青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因此，當華國鋒與葉劍英合作一舉打倒了江青等四人幫後，不僅得到了對造反動亂深惡痛絕的、幾乎是全體的官僚階層的擁護，而且，也得到了相當多的群眾的直接支持。同時，大多數群眾對官方原有過的不滿與怨氣，早已經過前些年的造反熱潮，發洩已盡；另一方面，由於造反派們不斷地對官方當權者進行了造反衝擊，故新的不滿，則尚未在群眾中積聚多少。因此，他們對四人幫的倒臺，對毛澤東威望的實際受損下降，便也無所謂了。加之由官方組織的活動，屬於每個人的工作性質，因而，對參加這種遊行慶祝，都基本視為一種帶薪的娛樂。我遇到一些原來是前期的普通造反派的青年人，見他們都高高興興地在慶祝活動中大放鞭砲、大擂鑼鼓，就像他們當年為慶祝造反派奪權、而成立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活動一樣積極賣力。
在這場連續進行了近半個月的慶祝活動中，社會底層中，最難受的就數我們這些造反派大、小頭目了。因為，我們不僅在這場與官僚當權者新的較量中，突然敗北，而且，顯然是再無翻身之日的永遠失敗了！因為，原本已在我們的衝擊下惶恐不安的官方當權者，竟一下子變為了大贏家！而我們這批人，原本企圖通過自身進入官僚階層而改變屢屢挨整狀況之目標，也如同泡沫一樣迅速破滅。之中，最大的悲哀，更是因為，我們這批人，這一次，成了失敗的少數人！文革十年中，造反派雖屢處挨整境況，但由於造反派來自社會底層的群眾，在不同階段時總還多少代表過底層群眾的利益與情緒，所以，在以往每一次挨整中，也仍總會得到群眾或多或少的同情與支持。然而，這一次所謂批鄧反右運動中，我們能代表的，卻僅僅剩下了我們自己。
雖然，有些群眾也還是理解我們爭鬥的本質，仍是為了能長遠保護我們自己，也同情我們已只有攻而無法退的一條路。因為，歷經十年的造反，我們已極大的得罪了整個官僚階層，而號召群眾造反的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卻又仍讓被造反打倒的官員們先後一一復位執掌大權；文革中的造反，並不是歷史意義上的改朝換代，並不能真正打倒哪個走資派實際上，文革中，一個官員能被打倒，都是來自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意願，而不是喊口號的造反派而只是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利用造反派衝擊與震懾一下原有的官僚們，因此，我們這些僅僅作為衝擊與震懾官僚的民間監督力量，便不可避免要成為可以被造反、卻始終不會倒的官僚們遲早要收拾的對象，只要發動、組織、支持造反派的因素一消失，厄運就降臨於造反派、特別是首當其衝地降臨到我們這批造反派大小頭目的頭上。
文革，也許是毛澤東的一場其鞏固個人權力的希圖與進行社會政治改革試驗的烏托邦而二者混合的產物。之中，毛澤東有時是為了其個人的權威而運動，有時則的確也是體現了他那天馬行空前無古人的社會改革夢想。一個處於國家元首地位的領導人，純為個人權力而爭鬥的人，是有很多官場武器可以採用，也很容易運用現成的官僚體制進行整肅。例如，史達林曾進行過的那種運用國家機器，在蘇共黨內搞的大清洗。可是毛澤東卻搞出文革動亂這種形式，竟然主動搞亂自己領導的國家，以此號召與運用社會底層的力量，來對付整個官僚主義者階級，而不僅僅是對付他認為的政敵。然而，顯然，毛澤東卻也並不是想要用造反派來替代原有的官僚們，他只是希望衝擊與震懾官僚們，而不是要他們都下臺，再由造反派來取而代之。相反，他對造反派的定位，大概也就是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衝擊官僚階層的反對派壓力團體，而不是讓造反派全部進入執政者的行列，即便挑選極少數造反派代表登上官僚位置，也是有條件的。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初談到掌權者由老、中、青三個年齡層次的人組成時，就明確說過：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而蒯、聶二人就正是文革造反派頭頭的典型代表。毛澤東拋棄他們，就是他對整個造反派作用的真實定位。另一方面，毛澤東卻又絕不允許別人否定整個造反派的含意，因為，文革造反，就是由他首肯並發動的，並且他還希望這種態勢能保持下去，就像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那二場運動中，他隨時可以啟用造反派勢力威懾官僚階層一樣。可是，屢屢挨整而卻得不到權力長久保護的造反派，其勢力又如何能保持長久？所以，毛澤東一去世，我們這批最後的造反派，便輕而易舉地成了大權在握的黨政官員們的刀下之物。
在舉國慶祝打倒四人幫之際，原來早已潰不成軍的保守派勢力，學了造反派曾有過的方式，以革命工人的名義，立即迅速地組織集合起來，幾百人衝進並抄砸了省、市總工會。因為，那兒是湖南造反派的指揮部。同時，將省總工會主任、中央委員、造反派頭頭唐忠富抓了起來，掛上四人幫爪牙的牌子，推上一輛大卡車，到大街上進行遊鬥。很多造反派都目睹了這一幕，但是，我們沒有誰能前去阻止，在此傾巢之下，誰還有什麼辦法？相反，若是在一個月前，保守派們誰又有膽量敢做這樣的事？可是，此時已不是彼時。保守派抄砸省總工會時，我特地去看了，當然不是去抵抗他們，我也沒有哪份力量，而是驟然產生對歷史畫頁的好奇，想看看保守派們會做些什麼。因為，得知保守派抄砸省總工會的消息後，我立即聯想到了一九二七年的長沙馬日事變，那一年，省總工會也被反共的勢力抄砸過，而那些抄砸工會的人，後來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是被斥為所謂工賊的。經過十年文革，我明白了那些什麼工賊，實際就是另外不同政治觀點的工人，也同樣都是實實在在身著工裝的工人階級，而並沒有漫畫中常常展示的那種腦門上貼著一塊方形黑膏藥的什麼工賊。一九七六年在省總工會重演的抄砸情況，使我對一九二七年的那一幕，頓然有了歷史的體驗，雖然二者的性質是截然不同，但那情景卻確可以幫助我以後體會與解讀歷史。
十一月之後，慶祝打倒四人幫的活動高潮漸漸退去，中國社會的一切活動，似乎又回到了原有按部就班的軌道。但是，像我這樣的造反派頭頭們，卻再也不能回到原來的位置。可以預料的整肅，雖然還一時沒有到來，但我們這批人卻早已像囚籠中等待宰割的動物了。公司黨委不再對龐達明、楊金河與我這三個革委會副主任分配工作，也沒有採取其他措施，而只讓我們學習批四人幫的中央文件。公司黨委自然知道，對我們三個人的新一輪整肅是不可避免了，他們等待的只是上級的統一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