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所謂批鄧反右那陣，那麼多群眾都很反感四人幫了，我們怎麼還會做造反派呢？
有些時候，人是會陷入身不由己的境況之中的。
我們原本是堅決的造反派，可是，後來，為何卻在某些政治觀點上站到了天安門事件群眾的對立面，竟而在實際中做了四人幫的保皇派呢？！
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也是造反派存在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在中國，一下子竟發生了許多大事：重新上臺主政沒二年的鄧小平，又被宣佈打倒；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三位歷史巨人，竟先後在這一年中同時辭世；發生了矛頭對著了四人幫與毛澤東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在瞬間即垮了台，中共中央的主席的位置出人意料的由華國鋒接任了。
一九七五年底，通過造反派頭頭控制的省總工會中共中央委員並任職省委常委的唐忠富，與有省革委會副主任頭銜的胡勇，分別是領導這個機構的一、二把手，即主任、副主任渠道，湖南的造反派們很快知道了毛澤東在批轉一封清華大學的告狀信中，又對鄧小平發出了不滿的指示，而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報》，就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兩校學生突然掀起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的情況，所發表的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中更說，反擊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與繼續。這一來，在去年（一九七五年）鄧小平針對造反派活動搞的批派性風潮中，受到省委冷遇嘲笑與壓制的湖南造反派頭頭們，便又一次集聚工人造反派，以省總工會為指揮部，以市總工會為集合基地，發動並展開了新一輪指向省委書記張平化及省委的大批判高潮。當三月間中央向下傳達了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的明確批判鄧小平、號召有走資派問題的人轉彎子的講話後，造反派們亦感到要向鄧小平的復舊路線進攻，才能保有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不敗地位，而毛澤東與黨中央批判鄧小平反文革路線的明確態度，更讓造反派們受到鼓舞，認為自己是與中央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我又從機修廠來到了商業局的共青團團委辦公室，並主持召開了一次團委會會議，除了表示要組織活動，批判鄧小平的反文革復舊路線外，具體要做的事，便是想重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未能完成的活動，其重點之一，就是想按造反派的觀點，將商業局的團組織辦成鐵桿擁護文革造反路線的青年團隊，並挑選、安排一批共青團員，到局屬各公司團委擔任書記。局裡原來的團委專幹，是個老實人，也很正派，高小文化，但是思想較循規守陳，觀點也偏保，在他的周圍便常聚集著原來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提拔上去的團委幹部。不過，由於大勢所趨，而我們在氣勢上常處進攻態，且我本人及家庭出身都無懈可擊，並且我還是公司一級革委會的副主任，所以，觀點保守的團委專幹們，與我的關係基本能和平維持，對我的要求，大致他們還能一道推行。一九七六年五四那天，我為了體現局共青團組織的團結，還組織帶領了一次有幾百人的局屬系統團幹部的大隊伍，乘火車前往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參觀，從而更加強了我在全商業局數千名共青團員中的影響。
在整個長沙市局級共青團組織中，當時，尚只有我們商業局團委是完全掌握在造反派勢力的手中，其他局的團委，以至團市委，對造反派的活動，則基本都是處旁觀看風向態度，而只有下面單位一些團員青年在嚷嚷著造反。團省委的正、副書記兩名由勞動模範調上來的女士，且都是黨的省委常委自然更是曖昧不定，不公開反對，但絕不出面支持。由此，我們的團委，更加受到了湖南高層造反派頭頭的青睞與重視。後來，還傳出了要提拔我去做團省委副書記、並進入新一屆團中央的流言。
在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被迫參加的一次批鄧大會上，我被指定作為青年造反派的代表，對張平化進行了面對面的批判發言。在會上，我指責張平化又在重犯走資派的錯誤，並督促他轉變立場，來支持造反派。坐在我身旁的張平化，面對我的發言，卻不怒不惱，反倒一副誠懇之態，認真地聽我批判他。當然，後來四人幫垮臺後，我為這次大會發言，付出了沉重代價。
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面臨的形勢，與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形勢，表面看似乎差不多，而且，基本沒有什麼官方當權派來與造反派發生硬頂情況。因為，中央對保衛文革路線的強調態度，比一九七四年王洪文講話時的情況，更加鮮明。甚至，毛澤東的講話與中央的文件中，都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鮮明觀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而使造反派與走資派的鬥爭，更加有了理論上的合理根據。但是，奇怪的是，這一次，整個地方官方當局，反而卻沒有發生像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初的那種惶恐。雖然，沒有當權者公開反對造反派，然而，對造反派的種種要求，卻採取了一種裝聾作啞的態度，你批判也好，貼大字報也好，開會衝擊也好，他們反正整個兒就是消極抵制。在省、市總工會的指揮與組織下，造反派先後召開了三次有數萬人參加的批鄧反右、促（省委書記）張平化轉彎子大會，張平化及省委領導卻始終不予正面明確表態，最多也只是敷衍，但是各級權力機構，卻仍由他們在執掌，弄得在野的造反派們毫無辦法。最後，造反派頭頭們只好決定由中央委員唐忠富帶幾個人，到北京去向中央及王洪文匯報、告狀，以爭取中央訓斥省委與張平化。
當時，中央雖然喊著要批鄧，卻並沒有指責張平化，也沒有能公開對湖南造反派予以明確支持。張平化則始終對造反派採取了一付不頂也不理的態度：造反派集會貼大字報，省委基本不打壓；造反派要張平化表態支持同意湖南批鄧反右運動的事，張則只哼哼哈哈，講一些中央報刊上的大道理，具體卻不談。對此，造反派們當時對張平化是非常不滿的，如果能夠允許打倒張平化，大家也會願意的。
可是，奇怪的是，後來我從《劉順元傳》一書中，看到一個內容，是文革後，中央有個部門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關於對湖南省委張平化等人的評價，之中，卻說什麼：前任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一九七三年回湖南後，步步倒向造反派，離開湖南時未作檢討，幹部群眾反映普遍強烈。
不知這個結論是如何來的？作為一個曾與張平化對著幹的造反派，公道地說，我認為這個評價是冤枉了張平化。
一九七三年張平化重回湖南工作後，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中，哪有什麼步步倒向造反派事囉！張平化當時沒有鎮壓造反派，不是他不想，而是當時的中央不想；可是，他從思想上行動上，都是沒有倒向過造反派的。雖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省委允許為一些造反派頭頭平了反，允許一些造反派骨幹入了黨，那顯然不是張平化的本意，而是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使然。你想，連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都可以由造反派頭頭王洪文來擔任，那在地方上讓一些造反派頭頭入黨，又怎麼不是大勢所迫？但是，張平化在一九七六年硬著頭皮在頂住造反派的批判、在等待一件大事的發生，則的確又是事實。所以，當時湖南造反派高層頭頭們評價張平化時是說：這個平化老倌，表面哼哼哈哈，內心實際卻恨不得能將我們造反派一腳踩到泥巴裡，真是一個老狐狸！的確，一九七五年五月批派性時，張平化就立即主動將時任鐵道部長的萬里請來，在湖南株洲的鐵道部直屬田心機車車輛廠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派性大會，在那會場中，鐵道部長與省委書記一唱一合，就將田心機車廠的幾個造反派頭頭批得灰頭土臉，進而借此在全省大造輿論，大力批判造反派的派性也就是所謂造反精神。
對於這種與前二次文革造反形勢不相同的反常局面，我與龐達明、聶常茂等人經常予以研究分析，希望找出能解讀形勢的鑰匙。但直到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垮臺後，我們才逐漸明白了：原來張平化他們在等這一天的到來！因為，對於毛澤東的病危情況，實際上在省以上高層的黨政領導人中間，早在幾個月前，就已暗中知道了，而到七月份時，中央辦公廳甚至還發了專文，向省級以上黨政領導秘密通報了毛澤東病重的情況。所以，無論造反派怎麼鬧、怎麼促，他們就是不動聲色，既不轉彎子，也不搞對抗，只是耐心地等待一件事情的結果，即等待毛澤東的病危變化結果。如果，毛澤東像一九七一年那次病危時一樣，又化險為安，那末，他們就會按華國鋒打招呼講話精神等中央指示，大力認真轉彎子而批鄧、而支持造反派的活動；但若發生了另一種情況，則也就是另一種處事之態，即後來發生的歷史那樣了。
可憐造反派們天天喊著擁護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然而，毛澤東的中央卻沒有任何人向他們通報一下當時真實的嚴峻形勢，更沒有在組織上採取措施讓造反派們掌握到權力。相反，當作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唐忠富，於七月間，帶著一批人上北京，欲向中央匯報時，結果，華國鋒自然沒有見他們，甚至連王洪文都沒有出來接見他們一下，而只是派了些工作人員接收他們的情況反映材料。華、王二位，一個是原來在湖南支持過造反派、又是從湖南調上去並還兼著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人，一個則是全國造反派的總代表，可是他們都沒有理會來自湖南的造反派的中央委員。相反，唐忠富等人在中南海大門前請求中央領導接見的事，四人幫垮臺後，則還被華國鋒指責為是衝擊中南海。
一個已是第九、第十兩屆中共中央委員的造反派頭頭，專程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本省的批鄧反右運動中省委領導的反常情況，而號召造反、號召批鄧的原中央文革、四人幫那夥人，對此，卻居然沒有什麼人予以重視。可見這些在理論中紙上談兵時顯得滿腹經綸、在有毛澤東的權威存在時便常常執不可一世之態的領導人，其政治鬥爭實際操作的能力竟是何等低下！所以，後來，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後，一個晚上，便被人能輕輕巧巧一下子就給全部逮捕，那又是多麼的必然。
唐忠富等人上北京後十來天，卻沒有傳來任何中央的信息，擔任了省革委會成員的一批造反派頭頭們（多是工人，也有少數機關幹部）聚會討論，分析可能是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力度還不夠，認為還應一批又一批地派人上京，引起中央的重視，就像一九六七年兩派武鬥與奪權形勢那陣，不斷派人向中央匯報本省文革運動情況，爭取中央的支持。於是，繼唐忠富後，湖南造反派的第二個匯報團又進京了。匯報團由五名省革委會委員組成（四名工人、一名省直機關幹部），由於我與我所領導的商業局團委，當時在造反派中已頗有些影響，因此，他們便邀請我，作為當時造反派少有的共青團組織代表，也參加這個匯報團。我提出，我的副手及摯友聶常茂也應同去，以便更有代表性。他們也同意了。於是，一行七人，也坐火車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我們幾次去了處於太平街甲八號的中央接待處，向接待處的人出示了湖南省革委會委員的身份，當面反映了我們要說的湖南批鄧反右情況，並提出想請中央領導人接見，以便當面反映。同時，也應接待處人的要求，向他們遞送了文字匯報材料。接待處的人聽我們談事時，倒是很認真，不停的問，也不停的記錄。隨後，還安排我們住到國務院一個什麼招待所，等候消息反饋。期間，我們又到了府右街，那裡是中南海的西門，也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接待處，到那裡也遞送了同樣的匯報材料。不過，那兒沒有人同我們談話，只負責接收材料。當時，府右街整個一條街都非常清靜，基本沒有行人，偶爾出現一個人走來，想必便都會被處於嚴密注視之下。我們在那兒行走時，寂靜的空氣使我們頗有些緊張，甚至，連說話我們也不敢高聲了。雖說，我們這一行，在湖南省都是些自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省委書記的造反派，可是，府右街的清靜，卻在我們面前顯示了隱含不露的威嚴。
在北京待了十來天，得到的反饋，卻只是中央接待處的告知：你們的匯報材料已全部送上去了，目前，中央領導都很忙，看來不會有時間接見你們了，請你們回去繼續搞好本省本單位的批鄧反右，中央若有什麼新指示，我們會及時通告你們。
在京期間，我與聶常茂抽時間去了一趟北京大學。
北大，在文革中就是全國造反運動的一盞指標燈。而這次批鄧反右，又是起源於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一封告遲群、謝靜宜的信，而且，中央這次所燒的這場批鄧運動之火，也是首先點燃於北大，《人民日報》還發社論說是這次北大發生的大辯論、大字報，再次帶來了北大的大變化。因此，我倆決定到北大去看一看。
然而，到北大之後，雖然北京大學的歷史與地位，很讓我們對其有一種仰望的神聖，但是，校園內那被《人民日報》吹得無比充滿革命激情的大字報欄上，我們卻只看到凋零稀落的景象，而遠沒有文革初期的那種氣勢；就是看那內容，也如同平日常見的那種純為做做樣子的街道牆上的宣傳壁報，大多是口號般地批判、程序式的八股，沒有任何值得細看的內容，也體會不到之中有什麼真正的鬥志。
這就是今日北大學生運動的風采？這就是北大體現文革繼續與發展的雄風？
不安的心緒，越來越強烈地湧上我的心頭。
陪同我們參觀北大的，是一位姓蔣的女學生，她是聶常茂一個同事的妹妹，她正在北大讀中文。我們問她：北大這大字報是不是就這些？
蔣同學告訴我們，原來多一點，但也多不到哪兒，遠沒有你們所想像的那樣會貼滿全校園。而且，寫大字報都是由系裡面向班上佈置了任務，並沒有多少自發來寫的。她說：我們有什麼東西要寫啊？上面的事，我們又不知道，學校裡的事，我們也還不熟悉。
當時北大的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是由各單位推薦送來的，而不是憑考試考進來的（文革中已取消高考）。所以，指望能看到這些與任何時期都不相同的特殊的大學生們，鬧出真正的學生運動，那竟是我們當時的奢求了。
時正七月盛夏，然而，北京大學校園中顯露出的那股虛假的革命勁，卻讓我與聶常茂深感了寒意。
當時，我是第一次進入北大，雖然北大校園中有那麼多散發著厚重滄桑的景觀，有那麼多令中國文化人都為之嚮往的讀書仙境，可是，它們在我的腦海中卻始終未能留駐，因為，當時那已凋零破敗的大字報欄景象，已成了我思想中的一種重壓與擔心，從而沖淡了我對北大的其他記憶。
在北京民族飯店，我們見到了隨中國工人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正欲起程的胡勇，他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被中央點名，做了這個中國工人訪阿代表團的副團長。他聽取了我們的報告後，說唐忠富他們一行也未能獲得中央領導人的接見，看來，我們只有靠自己，先將湖南的批鄧反右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搞出名堂，才能得到中央的認可。
回到長沙後，唐忠富將我與同去北京的另一位省革委委員召到他那兒（當時他患病住在醫院），詳詳細細向我們詢問了我們的北京之行後，頗有些喪氣地搖搖頭說：連我都進不了中南海，你們又怎麼會有中央首長出面接見囉！
按政治地位講，唐忠富雖然是中央委員，在湖南造反派中要算第一。但是，按實際能力與才幹評，第二把手的胡勇，遠比唐要強。唐忠富說話，各自擁有一股勢力的造反派頭頭們，不一定大家都會聽，但，胡勇說話做事果斷堅決，造反派頭頭卻一般不能不買帳。而且，據我觀察，胡勇也的確很有左右形勢的大將之才。在我參加的一些會議中，每當有造反派頭頭們意見不一，而各自咕咕嚨嚨說話時，只要胡勇在主席位上或威或諧的發話，會場便能清靜下來，意見也逐向胡勇的觀點靠攏。因而，事實上，胡勇仍是湖南造反派舉足輕重的一號人物。胡勇雖也不乏造反派脾氣，但他考慮問題一般都比較穩健，處事也有板有眼，大體上都能揣摸準確而符合當時中央的意圖，並能有效排除激進分子的干擾，而堅定地按中央的意圖做。
胡勇原不過是一個工人，他的這種群眾領袖才能是從何而來的呢？
我想，第一，也許是天生；第二，是文革亂世的鍛練鑄就。
文革中的湖南，造反與保守的兩派鬥爭，十年中歷經幾起幾落，反覆不定。以胡勇為代表的造反派們，逐漸也練就出一副能適應政治形勢起起落落、反反覆覆境況的素質。落難之時，能以自己只是又遭反覆偶遇淺灘的強龍，而自慰自勵；發達之際，則始終能不忘天下未定，隨時在警惕反覆重來。困境中念念不忘有可能東山再起，得意時卻不敢有大意鬆懈輕視對手之想。胡勇等湖南造反派們當時的心境，用今天商場上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的話說，就是他那句名言：必須警惕，微軟公司離失敗，永遠只有十八個月的距離！
對比上海的王洪文一夥，就大不相同了。上海幫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而奪權後，便不再經歷反覆，而竟掌權可近十年。一次奮鬥，便因深受毛澤東信任之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人的支持的這個偶然因素，而獲成功，是王洪文們的幸運，然而，不經反覆磨練者，又怎麼可能會具有應對複雜局面的真本事？所以，即便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毛澤東去世後，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對手擊敗，永陷不復。
我後來常常想一個歷史並不存在的假設的問題：從政治鬥爭的操作角度看，如果一九七六年在中央做副主席的是胡勇這類在十年文革中幾經上下磨難的人，而不是王洪文，那麼十月六日那天被一網打盡的人，會不會還是四人幫？當然，歷史沒有發生這個什麼假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當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後，胡勇與湖南的造反派們就立即緊張起來了，一連串對形勢研究分析、並力爭尋求最佳對策的會議，便在胡勇主持下屢屢召開。小道消息中流傳說的毛澤東關於將在腥風血雨中交班的一段談話，此時，更是被造反派頭頭們翻來覆去談論。
而王洪文當時在搞什麼？
忙著照標準像；讓秘書向各省發通知，表示他將要執掌中央大權，等等，一副以為天下大勢已定，權位穩歸他們安坐的得意忘形之態，而卻全然不知大災大難即將臨頭。
顯然，胡勇與湖南大小造反派頭頭們都已擔心到了的事，那軍裝在身高高在上的王洪文們，卻想都沒有想。
中國這二十年來的進步，是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打倒四人幫，則為鄧小平的復出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說，粉碎四人幫絕對是符合歷史前進的要求。但是從後來凡是派的政治觀點上看，他們卻並沒有鄧小平後來的那些推動中國進步的社會改革想法，他們掌權後的方針，卻只不過除了否定造反有理之外，其他方面，特別是堅持階級鬥爭路線的政策，將繼承毛澤東的錯誤。
因此，如果沒有鄧小平等人的努力，打倒四人幫，則頂多不過是一場政治事件。
最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後，很多當年激進的造反派，很多當年積極拼命要打倒鄧小平的造反派，卻居然都成了改革開放的擁護者與受益人，成了鄧小平路線的堅定支持者。雖然，鄧小平是絕不允許文革中的造反派再來從政，但他卻也並不再搞階級鬥爭，也同樣允許包括原造反派分子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可以參入經濟活動，並走發財致富的道路。因而，原造反派們除了從政的大門對他們始終緊閉之外，其他的大幅度人生空間，卻還是向他們開放，並且，不再有動蕩，不再有鬥爭，相反，很多人還得以發了大財而過上從來沒有想到過的生活。然而，如果鄧小平沒能復出，而由華國鋒等凡是派繼續執政，那麼造反派則將徹底淪為新一輪右派分子、四類分子的非人命運。
很多人不明白不理解造反派分子發生的這種思想歷史轉變，是因為他們並不理解文革中的造反活動，不知其產生的原因及性質，而簡單地將其歸結於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支持者。
兩批造反派的北京一行，基本空手而歸，只好仍轉過頭來抓緊對張平化與省委的所謂促轉彎子工作。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頭頭的攻勢下，省委終於被迫後退，同意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準備將所有的省革委會常委及各地市書記、廳局長、書記，都召到一起，討論如何在湖南落實中央批鄧反右指示的具體問題。而長沙市委則按省裡的精神，率先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同時，各局黨組黨委也先後照此葫蘆畫瓢，紛紛召開了同性質的會議。對於造反派來說，希望在這類會議中解決的問題，無非是兩個：第一，承認以往整治造反派是錯誤的；第二，落實造反派入黨與重新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組織路線。
八月中旬，我們商業局在市郊一家飯店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與會者有近百人。我以我們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的身份參加了。在會上，局黨委從黨委書記起到每個黨委成員，都非常誠懇地表態，堅決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話，與鄧小平路線劃清界線，堅決地批鄧與反擊右傾翻案風，並表示向造反派們學習，支持造反派進入各級領導機構。一位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的局黨委領導，甚至找我談話，希望我這個年輕人向他這個老革命，多多提出意見，以幫助他提高路線鬥爭的水平。我不知省裡與市裡的黨委常委擴大會上是什麼情況，但我們局裡的這個黨委擴大會，卻是開得非常熱鬧，至少表面也非常友好，意見幾乎是一邊倒，即都同意與支持造反派的觀點意見。
為什麼幾個月中始終裝聾作啞而作壁上觀的省委書記們，突然又改變了他們的不作為態度，而小心翼翼地與造反派進行了溝通，並同意召開有利於造反派解決問題的省委常委擴大會呢？從後來所知的情況分析，也許是當時他們已確知毛澤東已很快會離開人世，而在中央，文革路線派以華國鋒、王洪文為首，似乎確已實際接掌了中央的大權，鄧小平已經銷聲匿跡，似乎沒有還能東山復出的模樣了，而支持鄧小平的葉劍英元帥，則在年初便被以休病為名，奪去了其主管軍隊的大權。《人民日報》的七．一社論，甚至用了《在鬥爭中建設黨》這樣充滿火藥味的標題。因此，識時務為上，趕緊適當採取措施適應形勢。以至，在毛澤東逝世後，省委書記張平化竟還特發了一份電報，強調向敬愛的江青同志深表慰問！。其實，人們現在已知道，華國鋒雖也是文革的受益者，但與四人幫並非是一家人。可是一九七六年的當時，下面省委一級的領導人卻絕不會知道，華國鋒與毛澤東的警衛長官汪東興不僅與四人幫不同心，而且還早就在商量如何抓捕四人幫的機密哩！如果，張平化知道這一點，造反派就是逼死他，他也絕不會給什麼敬愛的江青同志發慰問電，更不會同意召開什麼批鄧的省委常委擴大會的。
一九七六年八、九月的湖南，應該說，形勢是朝有利於造反派的方面在發展。
但是，一九七六年中國的形勢，又比文革中的任何一年，使造反派們無比擔憂。因為，一九七六年雖然是造反派又佔了上風的一年，但是，它卻與同樣是造反派處優勢的一九六七年，顯然大不相同！
第一，造反派的活動，在一九七六年基本變成了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們的活動，而大部分原造反派群眾則只在旁觀，而沒有積極參加。相反，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造反浪潮，在城市中卻是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群眾被捲入，或踴躍參加，或熱情支持，對批判所謂走資派即批判當權的黨政領導官員，相當多的人，更是充滿了出怨氣的激情。然而，一九七六年，大部分人卻對批鄧小平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即主要強調抓生產將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不理解不支持，反認為鄧小平強調搞生產，有什麼不對？。而經過八、九年的文革折騰，黨政官員們既已不再像文革前那樣專橫，而老百姓們原來受官僚主義壓迫而有的怨氣，也基本釋放，因而，對什麼走資派問題，也沒有了一九六七年時的那種憤慨。因此，甚至原來很多的造反派群眾，認為這一九七六年的再造反活動，只不過是當了官的造反派頭頭們的事，而與他們關係並不大了。由此，一九七六年的造反，便已成為了少數人的革命。
這種變化，反映到實際中，便是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很難再一呼百應動不動就可組織數十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而只能將重點放在各種會議上，與省、市委及各級黨委交鋒了。即便勉強組織的群眾大會，也不過數萬人，除少數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與會者卻大多只是來看熱鬧，而並無以往有過的鬥志。
第二，一九七六年四月，以悼念周恩來總理起始而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其鮮明矛頭直指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甚至直指毛澤東的性質，其參入的老百姓群眾竟達數十萬、上百萬之多的事實，無疑一下子讓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造反派們震驚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造反派自以為是代表了下層人民的利益，自以為是在與官僚主義者在作鬥爭，所以要批判官僚主義者們的總頭頭鄧小平，可是，為什麼北京的群眾卻又支持鄧小平，而像一九六六年造反時做的那樣，以行動大力地反對中央的文革派領導人（當時不知有四人幫這個名詞）呢？
我們不知道北京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不知道為何批鄧反右的運動，卻竟在首都批出這樣一種境況。但是，從心理上，我們卻又天然地站在了群眾的一邊，對出動警察與民兵對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進行鎮壓，甚為反感。而且，對隨後在全國又搞起了追謠小運動，以追查什麼周恩來遺囑為重點的種種抨擊江青、四人幫的小道消息，其追查的重點也是落到普通群眾、甚至落到造反派的群眾頭上，還不惜動用了公安局專政機關來追查等情況，更令我們憤然。然而，從我們自身的經歷與體會總結，我們當時卻又是絕不可能支持鄧小平，不可能支持一個整治造反派的所謂黨內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可是，面對天安門事件，多種矛盾混雜在一起，我們真的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該如何做了。
也許，是北京的群眾被鄧小平派別的政治家們利用了？可是，上百萬人爆發出來的激情，誰有這個本事去啟動利用他們？！正如，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那陣聲勢浩大的造反風潮，若沒有共和國十七年間在群眾中積累的種種怨氣，又豈能為毛澤東一個人的號召而積極行動起來？
但是，我當時又覺得，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卻也並不能證明我們，至少不能證明我們湖南的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活動，就是錯的。因為，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派性等運動中，造反派們的確是受到了當權者的大大的打擊迫害，之所以支持批鄧反右，支持文革路線，無非是希圖自己能獲得一個正常人的地位，而不至被入另冊，擺脫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陷入如四類分子般的非人處境。
現在看來，一九七六年還在活動的造反派頭頭們，當時，實際是陷入了一種幾乎不能作出或進或退的自由選擇，而處在了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必然矛盾境地。繼續幹下去，有可能因與大多數群眾意願而不自覺地對立，陷進歷史的反面，要知道文革也有十年，也足可以聚集眾多的社會不滿與怨氣，而與當局發生一場大衝突了。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站在了毛澤東與中央一邊，就等於是站到了當局一方。但，退出來，不幹了，地方當局的黨政領導們手中拿著的那頂反革命帽子，則隨時又有可能找機會，像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樣，罩到我們的頭上，以報復文革之初我們對他們有過的造反。
之中，最可悲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頭頭的利益，已與廣大的群眾毫不相干了。當造反派頭頭們在為自己的政治前途、人生安全而戰之時，原來支持造反活動的群眾，卻因對所謂走資派們的怨氣，歷經文革數年已經出盡，新的造反運動，對他們便失去了內在推動力；而經歷了文革的教訓，走資派們也已不像文革前那樣對群眾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態度，因此，所謂批鄧反右運動，再也激發不起群眾投入的熱情了。因此，一個單位中，人數很少的造反派頭頭，便成了重新當了權的黨政領導們，一有機會便很容易隨時予以秋後算帳報復打擊的靶子。只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之前，局勢還撲朔迷離，不明不朗，甚至，從中央高層表面的信息看，似乎文革路線還佔有優勢。所以，所謂的走資派即省以下當權的黨政領導們，在表面上還得討好造反派，以免在這批鄧反右中，真如同前些年的文革情形，又一次讓造反派的造反而被趕下臺。
在局黨委擴大會議中，我與龐達明、楊金河，都以我們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身份參加了，聶常茂也被他們公司黨委作為黨員中的特別代表，邀請參加。因此，我們得以在會議期間經常聚在一起，私下談論時局。我們對局勢的前途都非常憂慮。雖然表面上，我們搞得轟轟烈烈，局黨委與各公司黨委的書記們對我們都是異常的友好，大小會的發言幾乎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言論，但是，我們卻深知，黨委書記們在內心裡並不會服氣的，除非全國大局的形勢長期維持目前狀態，使他們無可奈何只能認了，否則，一有機會，他們甚至可以在明天就重新將我們打入地獄！
會議期間，有天晚上，睡不著的龐達明，對同樣還在床上想事的我說：我總感覺得目前這種好形勢不可靠。
我問：為什麼？
龐說：你想想天安門事件！據說，不是報上說的十萬人，而是有上百萬群眾參加啊！這不也是造反？那些群眾的做法，不就像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一樣啊？！矛頭還這樣明確，江青、張、姚，還搞到毛老人家的頭上了，上街的有上百萬人啊！
我說，我也為此擔憂，這一來，我們豈不是倒成了保皇派？
龐說：真是保皇派，倒還不要緊，問題是我們所謂的保，只是站到毛老人家一邊，站到文革派一邊，可是在地方、在單位上，我們卻又並沒掌權，而還得在走資派的下面做人，在走資派面前，我們可不是保皇派，而是地地道道批鬥過他們的造反派，是他們隨時要向我們秋後算帳的對象囉！
我說，中央的文革派怎麼弄出這樣一種情形？這一來，鄧小平他們可高興了，走資派也高興了。
龐說：就是。過去我們造反，就是靠的群眾基礎好，我們可以代表群眾的利益說話，控訴批判走資派，為群眾出氣。可是，現在，北京卻倒過來了，丟掉了最重要的群眾基礎，這麼發展下去，局勢會很危險，我們會隨時有倒霉的可能。你想想，天安門事件中如果沒有當官的支持，那些群眾開始時能集合得起來？就像蒯大富若沒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光憑那些雄辯口水，又能起什麼作用？
我想，也是。
我們都被這個沉重的現實，壓得心頭非常的鬱悶。
龐達明又說：我們的確很危險啊！當官的走資派恨我們，若群眾也不支持我們、不理解我們了，那麼，只要中央官場的形勢一變，我們就會立即重入地獄之門。說不定，哪天來個什麼中央文件，像搞陳伯達、王關戚一樣，也突然宣佈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的罪行，將他們作替罪羊，那麼，我們這裡議定的什麼黨委擴大會決議，便會立即被推翻，對我們的評價，又會掉過頭去，重新撿起一打三反那一套。
我想，的確是這樣。
可是，既已上這條船，並行駛於歷史的激流中已經十年，我們現在還下得了嗎？
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分子之活動氣勢與能量已大大減弱，而保守派方面的活動卻仍遠遠小於造反派陣營，仍是除了省下面的一些地區市、縣，有著公開的反對造反派的組織活動外，在省會長沙市，貼標語反對造反派所作所為的保守派群眾勢力，也依然處於半地下活動狀態，沒有形成公開的有組織的反對潮流。不過，在七月二十日前後，大概是經過商量，由下面邵陽地區的一批保守派工人，一千人左右，突然進入長沙市，在大街上散發傳單、刷標語，支持他們的長沙市戰友，強烈反對造反派，並且，將其隊伍開進了省委大院，向省委請願施壓，反對準備召開有利於造反派的、批鄧反右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反對造反派進入各級黨委與領導機構。對此，長沙市的造反派們當然立即進行了反擊，除了組織大批造反派的工人也進入省委大院外，還動用了由造反派主持的工人民兵力量，將邵陽那些保守派工人予以包圍，小型的衝突已經開始，而一場大的武鬥似乎不可避免。但，這時畢竟是一九七六而不是一九六七年了，省委的權威在這時已是有相當的作用。最後，經省委出面與各方面協商，邵陽方面的人也看到他們所面對的人數懸殊之形勢，確於他們不利，而且，他們的造反派老鄉也有上千人即將殺了過來，便同意撤出了省委大院，而打道回府。
當時我從北京剛剛回來，也奉命率領一些造反派的共青團員，趕到了省委大院時，正遇上了在觀察形勢的造反派頭頭雷志忠，他告訴我，此時造反派的目的，一是將邵陽保守派趕出省委大院，二是將他們趕出長沙，以免他們干擾正爭取召開的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聯席擴大會議。當然，這二點要求，我們造反派很快便都實現了。
四人幫垮臺後，這批來長沙進省委的邵陽人，便成了英雄，大受表揚，他們的頭頭還被提拔為一個什麼局的局長。但到改革開放時期，後來的事，卻有點兒戲劇性了。我聽有些原造反派的朋友說，這位昔日的保守派頭頭卻與那做過階下囚的邵陽原造反派頭頭，竟握手言和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一起飲酒海聊，說起那文革中雙方的事，全沒有了激情衝動，倒像是在說別人的歷史故事一樣了。大家說，這是他們邵陽人極豪爽的性格所致。
在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那二場運動中，長沙市的保守派人士確沒有邵陽人那種敢衝敢為精神，就是寫那麼幾張反對造反派大標語，也不能堂堂皇皇公開來幹，而是在人不多的情況下來貼，貼了就跑。當然，那時連省委也拿造反派沒奈何，所以，也不能完全說人家膽小。而且，他們在四人幫垮臺的消息正式傳達後，便迅速組織了起來，幾百人抄砸了造反派主持的省、市總工會，抓捕批鬥造反派頭頭唐忠富等，動作倒還是蠻快的。
四人幫垮臺不久，有次，在一位朋友的小圈子聚會時，我遇到了湖南保守派方面一位姓劉的頭面人物，他是長沙市某工廠的工人，也做過群眾組織的副司令。這位劉先生得知我是造反派分子後，很神氣地對我說：你這個小蘿蔔頭，沒有事！我擔保！這次只搞大的，搞唐忠富、胡勇他們。他還得意洋洋地說：現在輪到我們高司、紅聯派吃香的時候了！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常委的位置，唐、胡他們肯定是沒有份了，而是該輪到我們這些弟兄們來坐坐了！
有長者笑說：這麼說來，劉老弟這次會不會
劉先生笑而不答。
然而，劉先生的願望卻都成了水中月霧中花，什麼都沒有發生。唐忠富、胡勇等固然都垮了台，但那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常委位置上，補入的卻再沒有什麼群眾組織的代表，而全是老帥歸位即原省廳級的領導幹部們，黨政領導幹部的選拔機制，又恢復了文革前的秩序。只有在基層，保守派方面人士才尚有被提拔的機會。而且，時代已在前進了，什麼派不派的，已不再吃香，沒有派的逍遙派，才最好，何況，提拔人才的標準，已逐漸變成了學歷與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