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些事，的確能讓後人不可思議與困惑。例如，像批林批孔這場明明是高層清查林彪集團問題的運動。怎麼就會變成了底層造反派的又一次盛大的節日呢？
看來，就像整個文革之所以發生一樣，無疑是上面有上面的某種想法，下面有下面的某些要求，二者正好結合了，於是形成了一個起因並非單一的合力運動。
現在的人們，以為文革運動就是一派觀點對另一派觀點，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實，這是個誤解，事情遠不是這樣簡單。實際上，文革中發生的情況，既複雜交錯，而各地發展也不平衡。更特別的是，對於文革的理解與訴求、願望，上面與下面，往往想的是兩碼事，而僅僅只是在運動的某些過程形式上，好像顯得是追求的同一個東西。
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極鮮明的體現了這個道理。
在高層，批林批孔，一則是為出現令人尷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後的補救說法，以證明林彪是如何打著紅旗反紅旗，才欺騙了世人的。二則也是對於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復舊體制者，從理論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會底層，受壓數年的造反派則利用這次高層反復舊、反倒退的機會，利用上海的王洪文這個造反派頭頭居然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別情況，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大反擊，從而達到了又一次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現在很多人以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為一支產生於文革、也擁護文革的特別政治勢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盡了榮華，抖足了風光。然而，歷史的真實，卻並非如人們的想像，很多情況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從整體上講，給予造反派的苦難，遠遠多於風光。除上海那個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省（區），自從中共九大後，隨著一打三反與抓五．一六這二個運動的進行，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們便先後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壓的境況，文革初期他們曾被戴上過的右派、黑幫、小鄧拓等政治帽子，相當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壞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專政對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運動而產生的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依然在行使權力，但它的構成，只剩下了三結合中的軍隊首長與原地方領導幹部，而已將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並且，也是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對造反派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
可以說，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後，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張春橋、姚文元特別庇護而能持續掌權外，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卻先後陸續被整肅而垮臺，至一九七四年初開始進行批林批孔運動時，已陷苦難泥潭長達三、四年之久了。
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結反攻，以求獲得再次翻身的行動，是從當時實際主政湖南的卜占亞因林彪問題而下臺並受到批判的時機，予以開展的。
批林批孔運動之前，尚只是批陳（伯達）整風、批林（彪）整風運動，而且也尚只局限於省市級的黨政官員內部層次，與下面的老百姓沒什麼關係。但是，湖南的造反派們卻從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處境的機會，因為，曾經在這幾年負責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卜占亞，在批林整風中倒了台。
身為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一職仍由已調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兼著），原是一個軍人，他的一個重要的身份，即為廣州軍區副政委。而就是這個大軍區副政委的身份，讓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線上的人，在林彪事件後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牽連。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為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人，跌入了災難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職務，並對他進行審查。
卜占亞出了問題，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連、上聯下串的運動形式慣例，一九七二年底開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風運動，便演變為了批林、批卜運動。而當一九七四年初，全國性的批林整風轉變為批林批孔的大規模運動後，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轉為公開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亞活動了。
在湖南省會的長沙市做了較長時間的市革委會主任的景林，也是軍人，他是省軍區的副政委。當時，省、地市、縣革委會的一把手，大多是軍隊幹部，所以，人們對卜占亞、景林這二位省與市革委會的頭頭，平日不論是開大會作報告，或是私下談及他們二位，都是不稱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稱之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為，卜占亞不可避免是景林的親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輿論，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號，擴展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將求翻身而再次造反鬥爭的鋒芒，重點放在了卜占亞與景林這兩位副政委身上。
當時，已沒有什麼造反派群眾組織了，原來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在成立革委會前後，早已被解散了。那麼，造反派們是如何集合而來再次進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將各單位的原造反派積極分子骨幹分子匯集起來，重新聚集為一股強大的政治活動力量。第二，則是再次讓大字報發揮輿論作用，以呼喚與聯絡造反派成員、影響批林批卜的形勢、並藉以公開向中央傳遞造反派的信息。
這個合法的組織形式，便是利用了一個名為市工代會的組織，並在實際中，使市工代會變成了一個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謂工代會，全稱叫革命工人代表大會，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組織時，按中央指示，將工人造反派都統一納入到新成立的工代會，以便將來取代文革前的總工會，使工代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工會組織。所以，儘管解散了所有的群眾組織，也經過了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的運動而整肅了所有的造反派，但這個工代會機構卻仍保留下來了。不過，由於因應如何將工代會代替工會的操作辦法與政策，中央一直沒能夠下達，因而，這市工代會無事可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幾乎所有的人都忘記了，而僅僅在市革委會大樓的後面不遠的一條小街上，留有二間臨街而不大的辦公室，掛著一塊小小的市工代會簡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員守在那兒。
一九七二年底開始，這二間小小的市工代會辦公室，漸漸成為造反派們悄悄串連聚會的場所，一些原來有著省或市的革命委員會常委、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的工人，也不時地出現在這兒，向到場的造反派們傳遞有關批林、批卜的信息，並發佈一些秘密行動指令。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造反派頭頭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這工代會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員什麼的。因而，他們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順地集合到了這個小小的工代會辦公室，將這裡變成了進行再次造反活動的司令部。
與此同時，大字報也上街了。當然，大多是造反派們所為，主題是批判卜占亞與景林，稱他們為林彪路線的在湖南長沙的代理人，內容則將他們整肅造反派時發佈的指示與講話，抨之為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
由於有批判林彪路線這個旗號，加上當時對於卜占亞的問題，是由上面端出而並不是由群眾揭發出來的，因此，對於造反派們的這次反擊，省市委與省市革委會的當權者們便不敢隨意鎮壓，而任憑造反派暗中串連與大字報公開上街。加之，畢竟文革初期那次由於鎮壓學生紅衛兵而後導致了他們挨批的情形，依然記憶猶新，在中央沒有對這類問題處理的明確指示下達前，他們顯然會認為，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旁觀而不動作。
那段時間，我也是市工代會那二間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時，都想到那兒去看看、聽聽，有時也與省市級別的造反派頭頭們，討論對時局的看法與應採取的行動措施。在那裡，我是一個最年輕的人。因為，各單位造反派工人的頭頭們，當時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齡了，而我卻只有二十出頭不遠，所以，在工代會聚會的造反派，都以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學紅衛兵。我告訴他們，我已是一個有著八年工齡的工人，並且曾在幾千人的公司擔任過革委會副主任時，大家都有些驚訝。因為，他們都看到過我在這段時期所寫所貼的大字報，於是便視我為會寫文章的知識青年，也誤認為我是一名前紅衛兵。畢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僅以普通成員參加青年近衛軍那件社會活動之外，我大部分時間都只在本單位搞造反，與省市級的工代會頭頭們基本沒有多少往來。
我寫的並貼在了市委大樓外牆上一份名為怎麼辦？的長篇論文大字報，當時曾引起過很大的轟動，每天都有幾千人圍觀，並且還得到許多觀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報實際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擔任省委書記的張平化的一份進言，向張反映長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挨整的情況，並希望張平化能解決造反派受壓的處境。
張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書記，在文革初，他一場抓右派的報告，曾讓成千上萬的普通群眾與幹部遭到了短時間的厄運。造反運動開始後，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們批鬥的重點，後來，中央將他召到北京，檢查幾年後，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主持工作。
大字報貼出後，也有朋友為我擔心：因造反，一九七○年挨了那麼長時間的整，現在又造反，結局那將會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當時似乎想通了並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與其這樣像一個準四類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爭得應有的人權。何況，我也覺得，這道理似在我們一方：我們鬧造反，不是毛主席與黨中央號召的麼？不是有那麼多中央文件與毛主席指示為證麼？可是，為何卻又要將我們置於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實際不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
我的活動與所寫大字報的影響，使我不知不覺成為了一批造反派活動分子的負責人。因為，我們不僅常聚會於市工代會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時間，是在原市委大樓的第六樓大禮堂召開幾百乃至數千人的大會，宣傳鼓動批判卜占亞與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認為是所謂六樓派的骨幹分子。那時，原市委大樓的六樓禮堂，空著的時間很多，我們到那兒召開大會，市委辦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們，任由我們活動。而我們這批被稱為了六樓派的人，在當時，實際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開反擊的先鋒部隊。我們有時寫大字報，或者以大字報形式張貼大會通知時，落款署名則為若干個工廠企業單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稱的企業，實際有的只來了幾個人，甚至是只有那企業的一個工人或幹部，但卻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業名字。因而，幾百名革命工人舉行的大會，卻能在大字報上列出上百個企業單位參入者的長長名單，讓全市有名氣的工廠大企業幾乎統統出了場亮了相，氣勢頓時顯得非凡，讓其他未入會的造反派們信心大增。自然，這也使當權者們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輕易予以彈壓。
對這套無師自通的組織宣傳辦法，及其產生的積極效應，我們這些領頭者都很得意。文革後，有次我讀中共黨史資料時，看到一篇自傳性質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中央委員唐宏經，寫他如何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那二個月中，憑他一個人單槍匹馬，竟一下子將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萬工人組織了起來，並迅速搞成了一個受到抗日的蘇聯紅軍佔領當局承認的市總工會。仔細看他那組織速成法，原來竟就是像我們這六樓派的做法一樣，不，應該說，是我們的做法，竟無師自通地與工人運動老前輩唐宏經的套路相同！那時，唐宏經也是將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並要他們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後由他集合領導，並宣佈凡來參加這工人集會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廠企業的工人，哪怕那企業僅僅來了一個工人。然後，唐宏經以這些企業的工人代表名義，向蘇軍當局申請成立市總工會。見有那麼多工廠企業的工人代表參入，蘇軍當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組織起來，於是，立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總工會的名義，自然很快幾十萬工人便被正式組織起來了，成為了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在東北公開成立的強大市級工會機構，從而使來接管旅大市的國民黨人只能望洋興嘆，無可奈何。
想不到，幾十年後的我們，無意中也學會了這種工運組織速成法。
由於我們的活動實際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鋒，所以，省市級別的造反派頭頭，如連續做了第九、第十兩屆中央委員的唐忠富，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胡勇、葉衛東，市革委會的副主任許新寶等，都關注到了我，並讓我參加了數次全市造反派頭頭的秘密會議。由於我是當時與會的造反派頭頭中最年輕者，又是當時活動影響很大的六樓派負責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評，也讓我由此而結識了湖南與長沙市幾乎所有聞過名的造反派頭頭，並與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了長久的朋友。
無疑，我的活動也納入了官方關注監視的範圍。不過，在當時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發生的種種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們的思想當中之際，官方也沒有對我有什麼為難。只是，每當在我們舉行什麼大會或活動而顯得過激時，有時會有人悄聲向我做些勸說，並且，他們也告知我，他是市委辦公室的人。這是由於，當時調到長沙市的市委張書記，原本就是一個在文革中支持過造反派的領導幹部（被稱為亮相幹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卻也不希望出現他無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裡的指責。所以，有時候，他仗著他曾支持過造反派、受到過省市造反派頭頭們尊敬的地位，竟然會帶著市委幹部們上街撕我們貼的大字報，別人不敢撕，他就帶頭第一個撕。我們開大會，他則帶著一群市委辦公室的幹部們，像我們造反派曾對付當權派的會議那樣，讓人上臺制止我們的會議進行。他的行為曾讓我們為難了一陣，很是惱火，有的人還氣憤地說：乾脆將大字報貼到張老頭（指張書記）的家裡去！看他還撕不撕我們的大字報。與他鬥嗎？他確又是一個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幹部，省裡的造反派頭頭們也不同意。任其帶頭撕我們的大字報、中斷我們的大會？卻又損害了我們極力想點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計劃。後來，只好用派人纏住他的辦法對付他，一貼大字報，一開大會，就佈置了專人，若張書記一出場，這些專人就會上去纏住他，讓他無所作為。
現在想來，張書記當時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們再出什麼事。可是，他沒想想，我們這麼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壞分子，再次陷入了類似四類分子們一樣的境況，不再次奮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嗎？文革以來，我們都有了一個經驗，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奮力落實，是沒有人會主動為我們考慮的，當權者大多數都是曾被我們造過反的領導幹部，他們豈會喜歡看到我們平反的結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實際也是有時效的，該落實時你不落實，等過一段時間，這指示就不能再辦了。所以，當時省革委會副主任、造反派頭頭胡勇說了一段話總結：落實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場籃球，是有時間規定的，在場上你不用力，到時，哨子一吹，散場了，什麼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過了期，就會作廢！所以，我們對張書記既尊重他，但也絕不會都聽他的。
張書記曾兩次派人將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既為瞭解情況，更是為勸說我們，不要使他為難。我們當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衝他，也不能聽他。不過，據我看來，張書記的確是個厚道長者，說話很直率，說得不對，你批他，他會先同你爭辯，但他若覺得自己確不妥時，他又會當面向我這些後輩道歉。就是我們直呼他張老頭，他也不惱，還笑眯眯的。
當時，張書記自然日子不會好過，因為他被夾在了中間：對我們彈壓不力，省委則批他；對我們做過分了，他於心不願，並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們，加之我們有時也會攻擊他、敲打他。其實，當時，誰處於了那個省會長沙市的市委書記位置，都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下有負著冤屈而怒氣沖沖的造反派，夾處在中間的領導幹部，兩頭都得罪不起。所以，當時很多領導幹部便以休病為名，自願放棄領導職務，躲到醫院裡面去見機行事。四人幫垮臺後，張書記被作為四人幫在湖南的一個支持造反派的黑手，開除了黨籍、幹籍，判刑七年，此後每月只發幾百元生活費，後於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間，我曾去醫院探視過他，後來，他告訴我說，他想在出醫院後，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當時這種狀況，這種年齡，這種身體，不知以後還能不能行走遠方。他說，他自一九三七年參加八路軍游擊隊後，又隨軍南下，便再沒有回過老家，現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劉胡蘭的那個地方。他從山西回長沙後，還向我饋贈了二瓶文水出產的酒，說是他們文水的特產，也是那首後來曾被熱唱過一陣的《交城山》歌詞中所說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的甜水，而釀製的。
其實，我覺得張書記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個地委書記，文革中，他並沒有獲得什麼額外的提升，還是做市（地）委書記。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頭來支撐，並非什麼賣身求榮。當時，他若狡猾一點，或者沒那麼重的責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虛與委蛇敷衍一番，不真來出面為上級挺著，那麼，他的結局反而不會那麼慘。當時，那麼多休病的領導幹部們，後來都個個風光洋氣，還口口聲聲說什麼與四人幫作了鬥爭。實際上，他們是躲避了那場本應由他們出面維持力爭使局面不亂的風暴。張書記當時若也像他們一樣，或假稱病而住醫院去，或向省裡請求調離長沙這個省會，到遠一點的邊遠地區去任職，躲開這政治風雲，那麼他的後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無恙。
張書記的山西老鄉中，有一個就是華國鋒。張是文水人，而華則是文水鄰縣的交城人。（但是後來我從一份資料上看到，說張也是交城人，而我確記得張書記同我講了他是文水的，是我聽錯了？或者還是張的家鄉原是交城縣而後又變動為屬文水縣的了？不過，無論如何，張書記與華國鋒曾是很親密的老鄉加戰友了。一九四九年張與華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張被任命為湖南醴陵縣委書記，華則擔任了湖南湘陰縣委書記。）華後來上臺做主席時，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來大唱了一陣，那歌中有一句詞說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而在張書記與華國鋒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沒恩澤於文水的張書記。他倆原來關係並不錯，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幾年，文革中，華也支持過造反派，一段時間，是與張同屬一個陣營的人，對張在文革中的狀況，無疑是很瞭解的。四人幫倒臺後，身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其實是很容易出手來救助一下張書記的，隨便發句什麼希望減輕對張的處分的話，湖南當局就會聽從。即便非要處罰張，也似可不搞得這麼慘：又是開除黨籍幹籍，還要判人家的刑。至少，應可不判刑而保留幹籍，讓他有一個身份領工資、能公費住院治病而養老送終。然而，華國鋒卻沒有做這樣舉手之勞之事。
批林批孔運動初期，除了我們這些人在市裡鼓搗造反外，另外還有一支力量也在爭取要平反而鬧造反，他們的負責人是一個姓紀的工人。紀某在一家區辦工廠工作，也是一個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也被整得死去活來。所以，他的造反積極性非常之高，而且，由於他也有很強的演說鼓動能力，故他在市裡的建築工人俱樂部內，便經常能集聚著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個山頭與我們六樓派不同，他是完全憑其一個人的組織能力搞成的集會，而我們的背後，卻有著是中共中央委員身份與省、市革委會副主任、常委頭銜（當然，當時並無實權）的造反派頭頭們的系統支持。所以，當我們貼出的大字報，說我們代表多少多少工廠企業的工人時，雖然不無虛張的成份，但的確也是能有相當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發言，因為我們的身後真有省市級造反派頭頭的指揮。
然而，紀某的發言，雖確也代表了全體造反派的利益，可是從組織性質來講，他卻只能代表當時參加他那集會的幾百名與會者。可惜，紀某當時沒能認識到這一點。所以，當我們派人同他去聯繫，希望兩股勢力能合到一起來，共同展開造反活動時，紀某卻不願。他一則認為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唐忠富等頭頭太右，而我們六樓派又是追隨唐忠富等頭頭的；二則，他可能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批林批孔運動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開始，是重新進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機會，而對他憑個人單槍匹馬也能集聚這麼多工人的所體現的能力，可能自我評價過高。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樂部為他的司令部，單獨進行造反活動。但是，批林批孔運動畢竟與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時的形勢不同了，毛澤東與中央都不會同意全國局勢又發生混亂，即便允許工人造反派們活動，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進行，即在以黨委、革委會的領導名義下進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級總工會領導名義下開展。由於當時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級革委會的成員，還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類職務頭銜，因為，雖然一打三反運動將他們趕出了權力舞臺，但由於他們的任職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後卻又沒有明確下文撤消過他們的職務，所以，他們即便已無實權而在做工人了，但憑這些虛銜，卻可以在革委會中發揮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這一既要搞運動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亂的精神，大多數造反派頭頭們也願遵照執行。紀某沒有看到這一點，由於他是單槍匹馬，故也看不到有關中央文件精神，而我們通過中央委員、省市革委會中的造反派頭頭卻能獲知。因而，紀某組織的活動，常常不知進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過去的主觀造反故事，結果，既不為當權的官方高興，也不為正統的造反派頭頭喜歡。最後，一九七三年底，終於在大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場之際，孤立無援的紀某，卻被官方在正統造反派頭頭們的默許下，動用公安，被逮起來了，並解散了他所領導的山頭。紀某被抓捕關進監牢後，他所追求的願望，即為受整受壓的工人造反派們平反的希圖，卻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頭頭們的領導下，借已做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講話精神，大規模的開展進行了。而為此願望也作過極大努力奮鬥的紀某，卻被以擾亂社會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結局終竟是春來反雕殘，令人不能不為之嘆息。
作為個人，紀某確屬冤枉；但是作為一種群體首領，他則卻是搞錯了方向，而未能正確的審時度勢。在需要承認歷史平臺之時，卻不能順勢，總欲憑個人的力量重建新隊伍，逆勢而為，結果，反遭同為造反派者打壓。像這類因意見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頭的事情，在文革群眾組織活動高潮之時，是經常發生的，人們也不以為然。但是，一般的情況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氣候，往往並不容易，也不能動搖原有組織。而到社會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亂的形勢下，不隨大隊伍而另立山頭者，更是難以做出什麼新成就，而往往還會遭到同性質的大組織勢力的打壓。文革高潮中湖南發生的省無聯事件，批林批孔運動初出現的紀某小山頭事件，便是證明。
同室操戈，固屬心痛，也為憾事；但，同室之內，各吹各號，不能統一，也確讓人惱火，易使人生打壓之心，出現歷史悲劇。此類現象，不獨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斷。
不過，除了紀某被打壓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卻又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為首的原汽電派系的造反派集團，居然將原被他們打擊過的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團結統一起來了，以共同爭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頭頭不僅向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那些頭頭做工作，讓他們出山，並且，還向他們作了適度的自我批評，表示過去對他們有些做法過了火。由此，使葉衛東、周國強等原已遭冷凍的造反派頭頭都得以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重新進入湖南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
甚至，一些已入獄幾年的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頭頭，如湘江風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頭頭沈桂華等，包括我們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設法，一度保釋出獄（包括海司令在內的這批出獄者，後來因形勢急變，而其問題又尚未迅速得以結論，有些則又重回了監獄）。
這樣，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動，便出現了一種造反派重組力量後呈空前一致行動的獨特態勢。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將一場運動稱之為鬥爭，使人們不能不再次關注政局形勢的走向。
然而，讓湖南的造反派們真正激動與興奮起來的，卻主要還並不是這篇《人民日報》社論，而是通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渠道傳達下來的王洪文的一個講話。王洪文作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間在中央所辦的工農幹部讀書班中，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或省一級機構負責人中的群眾代表（即由造反派頭頭與各種有名望的工人或農民勞動模範）發表的一個講話中，大力讚揚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並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進入各級領導機構，還具體說了要提拔一個三十來歲的人，做大軍區的副司令員，以樹一個提拔年輕幹部的榜樣。後來，果然，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立了大功的邊防部隊副營長孫玉國，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軍官，首先坐了火箭，連升數級，很快被提升為瀋陽大軍區的副司令員。
聽到王洪文的這篇傾向明確的講話，湖南的官方領導與造反派頭頭們雙方，都覺得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溝通平臺。於是，以造反派為先導、並大體上順著造反派意願的新一輪平反與批判運動，便在批林批孔的旗號下，由省委與造反派共同營造，而轟轟烈烈地又搞了起來。
省委領導人自然從王洪文的講話中，感覺到了某種份量。雖然，他們在心中，對王洪文不會有好感，但，此時的王洪文卻不再僅僅是上海造反派工總司的頭頭，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他的話，不再是造反派頭頭常常發出的虛張聲勢的通令，而已經是不能違抗的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了。對此，省委領導人又豈敢不聽不從？何況，湖南的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對於剛回湖南重新擔任省委書記主持工作的張平化，則根本沒有任何責任，那全是卜占亞當權時的問題。大概，吸取了前次沒有堅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場而結果差點被打倒的教訓，因而，這次對造反派，張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這場新的造反運動中，又被挨批挨鬥；加上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層意見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講話精神，傳了下來，便使張平化加大強化了順從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為首的湖南省總工會和長沙市總工會聯合召開十五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隨後，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級造反派頭頭，還聯合以富勇忠的筆名，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初，就出現了幾乎是官方全體向造反派方面一邊倒的局面。各級黨委都公開表示支持造反派，並迅速落實解決為造反派平反的問題。甚至，如上文所述，對某些被關在監獄的造反派頭頭，如原湘江風雷的頭目王某與湘潭紅造聯的頭頭沈桂華，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還沒有準備好之時，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們的要求，先將他們保外釋放再說，先下車，再出票。
同時，很多單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採取了一種不對抗而順從造反派的立場，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中被他們整過的造反派們的報復。
這一來，湖南便在短時間內出現了一種各派團結、一致造反而均都歡歡喜喜的熱鬧形勢。造反派們不僅能較為順利地平反、再次燒掉單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復革委會職務，還能入黨；而保守派們則為自己能獲得造反派們不予報復、也仍保留他們在整造反派時得到的黨籍、幹籍而不受威脅，與革委會曾將他們補台加入之事實的承認；各級黨委的領導們，則更為自己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鬥，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條戰線上、可輕輕鬆鬆順利渡過這場新的造反運動而慶幸。
雖然，在大批造反派們加入中共黨組織、並且有的還被正式提為黨內的領導幹部後，也曾引起過一些保守派公開表示不滿，原高司派方面有六個人，也曾寫了一封公開信，還貼到了大街上，對當時省委順從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見深表不滿；並且，有人還以窮志誠的名義（針對於造反派頭頭富勇忠筆名），在城市中心廣場，貼出了反對造反派觀點的大標語。但是，這種公開的反對很微弱，在長沙市能夠公開出頭來這樣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區則多一些），根本沒能成為一種公開的、有組織的潮流，而其標語，卻常常很快就為造反派方面的標語所公開覆蓋或撕毀。甚至，當時中共長沙市委，還專門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發文件，指責以窮志誠名義在活動的保守派。
造反派們當然能從王洪文的講話中領會到自己應該如何做，立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進入各級領導機構，而且這一次，不僅僅是解決平反問題就完事，也不是以單純的造反派名義，而是要以中共黨員的身份進入掌權者的行列。
不過，最初，造反派的我們，希望借批林批孔運動解決的問題，只是要爭取為我們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討還基本人權。至於什麼入黨當官，開初則的確還沒有考慮到。但，王洪文的講話，卻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徹底為自己平反的最隹途徑，那就是自己也去當中共黨員，做中共的官員，以免以後仍還在掌權的走資派與保守派分子手下過日子，隨時又有遭挨整的危險。
對此，造反派用一個策略性口號將其具體化，提出：借此東風，不僅要實現推翻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中鎮壓造反派的整條路線，使造反派再次予以獲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澤東與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過的吐故納新，即將造反派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分子、作為新鮮血液吸收到中共黨內的方針；提出只有從組織路線上，同時也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落實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才能保證從政治路線上真正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落實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才有可能永遠擺脫造反派總是挨整的命運！
這個策略的具體做法，便是迅速讓各級黨組織吸收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同時，將他們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文革中修改的黨章規定，新入黨者已不需預備考察期，入黨即為正式黨員，所以，造反派骨幹分子入黨後，即可進入黨委領導機構。
造反派在操作這件事時，作為施行方針的團體力量，當然不能再搞群眾組織司令部之類的山頭，那樣做決不會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黨委同意，那造反派們欲實現的要求，便又只會遙遙無期。因為，當時，沒有哪一級黨委會喜歡造反派捲土重來，更不會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進入各級黨委機構，實行變相部分奪權。雖然王洪文的講話，來頭不小，但對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駕輕就熟陽奉陰違的辦法。如果沒有一定的壓力出現，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納新，就會在地方上成為一句空話。深深明白這一點的湖南造反派，於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縣及所有企業事業單位的黨委體制下，搞了一個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簡稱運動辦）的機構，造反派便憑藉這個運動辦，作為與省地市縣及各單位黨委交涉，要求達到上述目標而進行施壓或討價還價的指揮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壓力團體，在實際運行中與各級黨委並行存在，而成為了黨內建制合法的特殊機構。
由於這個運動辦雖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卻是黨委的工作機構，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內各級運動辦的運作指揮下，自四月份起，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動，以及幾乎同時進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幹分子加入中共黨組織的活動，便如火如荼展開了。這樣，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級黨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後，卻又大批地要求做一個中共黨員，有的還成為了黨委會機構的要員。例如，長沙港務局的造反派頭頭趙某，平反、入黨後不久，即被任命為該局黨委會副書記。
此時，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唐忠富擔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則進入了省委委員的行列。
人們對當時造反派們既要造黨委的反，卻又要求做一個黨員的做法，這個看似矛盾、也顯得滑稽的事實，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運動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況，那便會絕對無法理解。
當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幫垮臺後，全部被指責為突擊入黨，並宣佈對他們的黨籍，全部不予承認。
我也成了我們公司運動辦的一名副主任。那時，已撤消了原來合併重組的新公司，仍以原來的體制還原了公司構建。一九七四年三月，在很短的時間內，由市委與商業局黨委發下了文件，對我們公司革委會幾位正、副主任宣佈予以平反、恢復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職務，並且，將被貶到市裡停車場守大門的章忠全調回公司，重新擔任了公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當然，公司前所謂走資派江山，也仍繼續擔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做第二把手。同時，退還了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整處我們的那些檔案材料。有部分檔案材料，因是其他人的檢舉，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會上當眾燒掉。在看燒那些材料時，我很高興，心想總算從類如四類分子的泥坑裡跳出來了！但是，不知為何也有一種擔心油然浮現：以後會不會又被再次打入另冊呢？
果然，沒過幾年，四人幫垮臺後，這些被燒掉的東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裝進了我的檔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冊。
我入黨的事，進展非常順利。
不過，對於入黨這事，在三個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讀書班講話精神傳達下來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造反派，是誰都沒有想到過的事。因此，當長沙市委在市港務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頭頭入黨的典範試驗，甚至下發了一個要求積極發展造反派入黨的文件後，我們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過的吐故納新之風，真的又來了。
雖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了，但按組織原則，我的黨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機修廠黨支部解決。於是，我向機修廠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機修廠的黨支部書記、全體支委，以至支部全體黨員，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黨，於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黨員。文革期間中央有新的規定，中共新黨員不需預備期，入黨即正式獲得黨籍，所以我一入黨即是有被選舉權的正式黨員。當然，我也知道，雖然我平日在機修廠的群眾關係不錯，但那些黨員們，無疑，並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黨的，之中，特別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幹，以及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入黨的積極分子，讓我這個造反派小頭頭入黨，他們是極不情願的。但是，當時類如文革初期造反風潮時的批林批孔運動大勢，使他們又不敢反對，或者是他們害怕，或者是他們也認為這次不能站錯了隊，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黨的事，便無任何障礙。
我雖然被恢復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但此時我的興趣卻轉到了共青團。當時商業局要籌組新的共青團委員會，因我當時尚只二十四歲，又是公司革委會頭頭，還成了中共黨員，於是，我被邀請參加新局團委的籌建，出面組織領導了局共青團的運動辦，以與省、市共青團委的運動辦對接。我便從基層單位挑選了一批有造反觀點並有政治抱負又能說會道的共青團員，到局團委運動辦工作，同時想將他們逐漸培養成局屬各公司的團委書記。我的摯友聶常茂，是另一個公司屬下一家豆製品廠的革委會成員，後來也作為造反派的優秀分子而入了黨，他也被我邀請到局團委來工作，作為我的副手，一道籌建了新一屆局團委會班子。這一來，領導局共青團運動辦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沒有去打理公司革委會的事務。由於我有在社會上造反的經驗，因此，沒多久，我們商業局的新團委（我任主要負責人）及其運動辦，迅速在市裡與省裡都創出了名氣，省市級的造反派頭頭們都知道了商業局團委這支不做小綿羊的新紅衛兵隊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領導。因而，後來我被認為是造反派的預備隊的代表及負責人，經常被邀參加省市造反派頭頭的核心會議。
不過，以批林批孔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沒能維持多久，僅搞了四個多月就停了下來。因為，毛澤東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想法，顯然與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圖不一樣，他並不想再來一次大造反大奪權運動。於是，到八月底時，傳來了中央對湖南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八條文件，之中，並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強調生產，強調秩序。隨後，王洪文也從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轉為讓鄧小平主持。
形勢發生的微妙轉變，使很多造反派骨幹分子還來不及進入黨組織，所謂突擊入黨的活動便戛然停止。已進了黨組織的，自然也就進了；而沒能進的，哪怕是連《入黨申請書》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讓入了。其實，這個緊急剎車，也沒有什麼中央文件下來，但大家不論是官方、保守派，還是造反派方面則對此都有了共識與預感：文革中已發生的歷史多次表明，不讓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認為是搞錯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現在，既然毛澤東不讓王洪文再主持一線工作，又說了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那麼，一切與造反派有關的事，顯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認識了。
剎時，省、市委與各級黨委便不再提優先大力發展造反派入黨的事，造反派們也都知趣，也沒人敢再說要入黨了，而都抱一種看形勢發展再說的心態。
機修廠有個造反派工人，是手藝極好的木工師傅，姓肖，還是廠革委會的一名副主任。原本黨支部已討論了他的入黨問題，但因有個支部委員小心翼翼提出：聽說其家鄉親屬中有個地主分子，但肖師傅沒在其入黨申請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實一下？當時，我已入了黨，又是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因此，機修廠黨支部便徵詢我的意見，問如何辦理為好。我想，這件小事還不容易？派人去肖師傅家鄉調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實，當時黨支部副書記問我的意見時，我若堅持以肖師傅的填表為據，先批准入了黨再說，他們也會同意。但，那陣我卻覺得調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說閑話，大勢之下，反正遲幾天早幾天入黨，都不會對肖師傅有大障礙。私下，我將意見也同肖師傅說了。肖師傅雖有幾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說既要遲幾天入，就只好遲幾天入（黨）了。不料，調查人員還未回廠，上面的風向卻陡然生變，各級黨委都奉命暫停批准新黨員入黨事項。肖師傅正好被卡在當口上，入黨的事便告吹。
對此，有一段時間，肖師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說我入了黨，就不顧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服黨支部，甚至壓服黨支部，解決他的入黨問題，卻非要同意去搞什麼外調外調回來說，那地主確與肖師傅家人無關而害得他入黨被卡了殼。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數次賠禮致歉，承認自己對大勢過於樂觀，犯了錯。後來，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運動中，我便著手出力，想幫助肖師傅能趁勢入黨，可是，批鄧反右運動還沒搞幾天，造反派就隨著四人幫的倒臺而全軍覆沒了。最終，不僅肖師傅的入黨一事從此無望，而且，連我的黨籍也被吹了。
不過，雖然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後，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時那樣威風；即便是鄧小平出山後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頓與批派性，讓部分造反派頭頭灰溜溜了一陣。但，由於對整個文革，當時誰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動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卻並沒有完蛋，當權者更不敢隨意就處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後開展的批鄧反右運動，造反派又出頭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運動完全結束，報紙上鄧小平的新聞越來越多，而王洪文卻難得露一下面，正統的官方意識又慢慢重新回歸。待在局團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會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壓抑，讓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後的復舊情形。於是，我決定仍回自己的老窩機修廠，回到車間裡，重操鉗工技術。在機修廠，由於身份上仍有局團委負責人與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名義，而且又還是一個中共黨員了，因此，我反而覺得精神上特有優勢，自由自在，誰也不會管我。
雖然又重回到機修廠，但，批林批孔運動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我改變人生地位，得以擺脫那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帶給我的陰影與黑暗。
一九七四年底，有人從廣州傳抄過來了一份奇特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序言）獻給毛主席與四屆人大》，說是這份大字報有點《中國向何處去？》的味兒，並在廣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並傳說寫這大字報的作者李一哲（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李一哲是三個人），也曾被官方逮捕過，後來才釋放了。在長沙，這份大字始終未能公開面世，即沒有被抄成大字報而張貼於大街上，但是，造反派們私下看過這份大字報資料的人卻不少。雖然，李一哲的大字報很多地方，都是為造反派說話，但是，湖南造反派的上層頭頭，卻普遍認為它是屬於極左派的東西，對其評價並不高。為什麼呢？我想，湖南的造反派上層頭頭對於文革與造反，自始至終是抱有一種觀點的，即是只在毛澤東與中央指定的範圍內跳舞，而絕不思考做任何挑戰此意識形態的事；這既是一種思維，也是一種實踐的總結。因為，凡是挑戰當時主流基礎意識的人，都不會有好結局；相反，只在指定的舞臺哪怕這舞臺中也有變異與風險上活動，自己才不會被毛澤東與中央視為異類而遭到貶謫，才有可能進入那個既屬原有、卻又已有某些變動的體制。李一哲的大字報，從文章的標題開始，就是涉及到國家的政治體制大問題，文章中又大談了一些體系、民主與法制等理論評說，從而，使湖南造反派的上層頭頭們不僅從思想上，甚至從文句上就不敢接受李一哲的大字報帶來的新思潮，唯恐其變成楊曦光第二、變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再版。
然而，當時李一哲的大字報，對我們一些年青的造反派骨幹分子，卻有著某種程度的啟蒙式影響，它第一次使我們對文革以來的事情，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而不再局限於以往的派性觀點之中（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等大字報也還仍有派性觀念的痕跡）。其中，社會主義的法制觀念，更是受這大字報的影響，第一次在自己思想上給予了認識與確立。原來，至少我個人，可以說，對社會的民主與自由，多少還能有點認識與體感，但對法制及其意義，則真幾乎是一無所識。當然，李一哲的大字報中還有很多精彩的論說，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如說五不怕的那一段：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裡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哪裡發表他們的文章呢？這些話，當時確是讓人振聾發聵，感慨萬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