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五．一六運動，也是文革中一件離奇的事。可以讓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鬧造反，但那幾十個狂熱極左紅衛兵的活動，卻不知何故，竟然導致了中央高層長久的關注，而且，為此事還在全國範圍內搞得沸沸揚揚，並累及了那麼多無辜的人們。特別是國內形勢已趨向平靜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卻仍又在全國掀起清查運動，而且其聲勢更大、範圍更廣，真令人莫名其妙。
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我獲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廠裡繼續做我的機修工。可是，沒幾個月，又來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也是中央指示的。
所謂五．一六，起始不過是北京一個只有幾十名激進極左、有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傾向大學生的紅衛兵小組織，他們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在北京貼出了一批砲打周恩來內容的大字報與傳單，爾後又在北京鋼鐵學院其五．一六紅衛兵團總部裡召開過有幾名外地同觀點紅衛兵參與的部署砲打的會議，會上，又搞了一個籌備發展其組織的成立各路方面軍（仿效紅軍時期的方面軍建制）的人員名單。其實，那名單上的各個方面軍，也就都是只幾個、十幾個紅衛兵成員而已，如其所謂第八方面軍成員，則不過就是串連到北京偶而參加了北鋼會議的長沙市一中幾個中學紅衛兵。
在文革中鬧造反與紅衛兵活躍時期，那些什麼司令部、戰團、兵團之類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多部份，其組織成員往往就只有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風，三個人一起就敢稱兵團，五個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這所謂五．一六紅衛兵團也就這麼回事。
然而，後來毛澤東對五．一六公開砲打周總理一事，發了幾句話，指責了五．一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姚文元又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反使這小小的五．一六在全國有了點名氣。
而在實際中，這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十名成員，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張貼砲打周總理的大字報時，就被中央指示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並將那些學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關了近一年時間，讓其悔過認錯後，才先後予以釋放。因此，這貨真價實的五．一六紅衛兵團，其壽命也就這麼幾個月。
然而，北京卻還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關於這場抓五．一六運動的起源與終結，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一書中說：
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市裡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是五．一六一起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卻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章含之教毛澤東讀過英語。毛澤東當時對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周總理出面去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到極右。
以後又有一次，汪東興找吳德去閱看毛澤東對市裡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上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澤東在旁批寫道：這就好了。
這一來，謝富治很緊張。
這以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項目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六月二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二十三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
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上包括了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在內，也就是所謂三指向者（運動中矛頭曾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革命委員會的人）。攤著一項，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論了。
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問題。
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要求進行清查和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幕後操縱者。毛澤東指定吳德任抓五．一六的辦公小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
但是，開了若干次小會，也沒發現有什麼登記表和組織情況等線索。
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
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要復辟。毛主席把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帳。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起來了。但一開始可不是那樣，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大的報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謝富治出面召集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極左四十天。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
◇
上述吳德的書中，將中央關於五．一六問題的來龍去脈，基本說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問題是，這個什麼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起，為何要折騰幾年？中央也為此在幾年中，經常有這個問題的指示文件下達，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還再次由毛澤東批示，發了一個十三號文件，搞這件事。並且，中央還又建立了一個五．一六項目聯合小組，繼續清查。雖說強調清查的重點是在北京，實際上，這個運動已在全國所有地方展開。
到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根據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各行各業包括軍隊在內都不例外，無處能免。結果，那場運動在全國清查揪出了數以十萬計的五．一六分子。而這些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紅衛兵團為何物的無辜者。而之所以被當成五．一六分子，則完全是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為體現自己在執行中央指示，而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再戴上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為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有問題者，都往裡裝了。
長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一開始，棒子就又一次落到了原造反派骨幹的人們頭上。因為，五．一六分子的來由，是以造反、紅衛兵與砲打之類特徵構成。於是，原來被弄進過一打三反學習班的許多造反派分子，又一次成了被審查對象，那些被審查的內容，也無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情。
自一打三反運動結束，我獲得自由，回機修廠上班工作後，不到半年，又成為了公司與廠裡專案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對象。這一次雖然沒有辦什麼班了，但暗中對我的所謂內查外調則又開始了。後來知道，這次重點，是查我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什麼聯繫。因為平日，我在廠裡說到文革紅衛兵的事時，什麼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什麼首都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況，都能說得出，而單位那些黨團骨幹與政治積極分子們對此卻又那麼陌生，他們也從來不會知道，也不會認為，那些情況是能從紅衛兵小報、傳單等資料中，就可以獲知。
查了一段，自然沒查出什麼他們需要的東西。但當時，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升級，到處又是轟轟烈烈的大標語，宣傳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將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出、而換成由文革前的黨支部成員與政治骨幹分子組成的廠革委會，也在廠裡搞了幾次批判大會，讓我與侯川江等再次成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內容，則仍是一打三反時批判的那一套，無非是說我們造了無產階級的反之類。
市裡還專門組織了一批專為清查五．一六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向他們認為的重點單位分別派出這些宣傳隊，以領導被派駐單位的清查運動。這個什麼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際就是文革前傳統的政治工作隊，而不是其名稱字義上的什麼宣傳隊。我們小小的機修廠，據說成了工廠所在行政區裡的重點，故也來了一支七、八個人的宣傳隊，與廠革委會一起，來清查我們廠裡的五．一六問題。當然，重點又是我，並單獨為我一個人辦了一個星期的學習班，一群人圍著我，天天讓我交待問題。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那個原為一家工廠車間主任的宣傳隊隊長告訴我說，他們在來我們廠時被告知，我是一個非常的目標，因為，據說我與北京的五．一六有直接聯繫，因為，人們從我口中聽到過許多北京紅衛兵的情況，而且，北京五．一六兵團的那個什麼第八方面軍，即是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而我原來就是從長沙市一中初中畢業的，想必我與一中紅衛兵會有緊密的聯繫；再有，那個寫了《中國向何處去？》文章而被判了重刑的中學生紅衛兵楊曦光，也是我的一中同學；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就是一個曾做過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造反派頭頭，還散佈過什麼工人無祖國的反動觀點，等等。因此，那宣傳隊來攻克的目標，也就是我。
清也罷，批也罷，辦我的學習班也罷，我當時也無所謂了，反正這又不是我個人做了什麼壞事醜事，而是整個造反派的事，只要莫將我的自由剝奪，就隨他去。何況對那批判，經過一打三反，也早聽麻木了，不會對自己構成多大的心理打擊。
沒錯，曾在長沙市文革中發揮過很大影響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有一些確是我初中時的同學，楊曦光也是我的同年級同學，對於他們當時的觀點，我也曾有一些是贊同的。然而，同學歸同學，可是，那陣我們的確沒有任何聯繫，他們忙紅衛兵運動，我忙造反派工人的事，能夠進行交往的，只有在精神上對他們的關注了。所以，宣傳隊轉彎抹角問我這些事時，我都坦然地全告知他們實情。當然他們開始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他們在經過調查後，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將我劃到五．一六中去的。
但後來發生了兩件事，則惡化了我已不安寧的狀況。
第一件事，不經意竟與中國乒乓球教練徐寅生的名字有點兒關聯。
那年四月的一天，正值春光明媚之際，我與後來成為湘籍作家的韓少功的哥哥、姐夫及另外一些朋友，相約到長沙市城郊的岳麓山上去踏青，以享受春天的溫暖。之中有一位賀卿華，是韓兄的大學同學，在益陽工作。我很喜歡同韓兄、賀卿華這些比我年長、又比我有知識的人交往，從他們那兒確也獲得了不少知識與學習的方法。
那天，我們聚到了後來岳麓山頂的雲麓宮前，坐在一塊石碑旁海聊。
不知是誰說起了日本語的話題。賀卿華正在學日語，他一下子就成了話題的主人，旁人便只能成為向他提問的學生了。
我們正在說話間，來了一大群人，還有人打著小三角旗，邊走邊嘰嘰咕咕在說什麼。
當那群人走過我們時，賀卿華正在解答韓兄說的一個問題。
有人還問：聽說，巴格牙路並不是日語？
賀卿華則解釋：巴格牙路不是正式的日文，但是它確是一種日本方言，是一種罵人的地方語句。就正如，我們長沙人經常掛在嘴上的×你媽媽一樣的粗痞話。
賀卿華在說這些之時，那群來人中有一個拿著照相機的瘦高個，正經過我們面前，他看了看賀卿華幾眼，停頓了片刻，但也沒表示什麼，仍走了。
過了一會，當賀卿華還在給我們大談日語知識之時，那個拿照相機的瘦高個，突然又來了。他走到我們面前，指著賀卿華，厲聲問：剛才你在說什麼？！
賀卿華一見，莫名其妙，便說：沒說什麼？你要幹什麼？！
那瘦高個又問：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
我們一見那人來者不善，便都不吭聲，不搭理他。
瘦高個突然掏出一個本本，對我們揚了揚，說：我是新華社記者，你們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必須給我講清楚，為什麼要說巴格牙路？你們不要想抵賴，我親耳聽見了的。
新華社記者！
我們頓時都懵了。
賀卿華休克了一小會後，連忙向那記者解釋他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那記者聽罷，又問：你們都是些什麼人？
我們連忙告訴他：是工人。
其實韓兄等人是知青，但我們怕那人抓住知青做文章，纏著追問為什麼知青不回農村，而滯留在城裡。因為，那時，知青已成為了鄉下人，按政策，農村鄉下人不能隨便進城，需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以上組織的允許證明，才可以堂堂正正待在城裡。
那群人中有人在叫這記者什麼，記者便對我們說：你們幾個人都不要離開，等一下我還要問你們的。
他特別又指了指賀卿華：你更不能離開！
那記者說完便朝那群人跑去。
我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我說，我們走吧。管他什麼記者不記者，我們又冇犯什麼事，他有什麼權力不讓我們離開？
韓兄也說：走！不管什麼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賀卿華卻不同意。他說：走什麼？我們光明正大，也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走了，倒顯得我們好像
韓兄則說：賀卿華，你莫天真浪漫！他是新華社的，誰知道他要搞什麼名堂？我們憑什麼要奉陪他？
賀卿華堅持不走。我與其他幾位朋友也都又覺得賀卿華是正氣，值得讚賞與支持。
見大家都不走，韓兄也只好陪同我們繼續天南海北。
那群人又大概是觀看了雲麓宮後，又折了回來，朝原來的路走了。
這次，我們突然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些像日本人，更有一個在電影與報上的照片中熟悉的人：中國乒乓球著名教練徐寅生！
我們幾個都看清了，是徐寅生。
那群人想必就是與乒乓球運動有關的人了。
賀卿華高興地說：看，是徐寅生！
言下之意，既然是徐寅生與他的乒乓球同行，那記者無非是陪同的，這會有我們什麼事？
我們也都覺得安心了，因為，看到的是徐寅生，是乒乓球。
我們被中斷的愉快心情，又慢慢回來了。貫穿著知識交流的聊天，繼續又進行。
途中，有幾個人要去廁所，則離開了。
不料，一會兒，二輛滿載身著紅領章與草綠制服的警察的邊三輪摩托車，突然駛到了我們面前，五、六個警察與那個新華社記者從摩托車上下來，徑直走到賀卿華面前，記者指著賀卿華說：就是他！
兩名警察立馬將賀卿華反臂扭住。
賀卿華大喊：你們要幹什麼？我犯了什麼法？你們怎麼亂抓人！
一個警察對他說：你不要鬧，先跟我們到分局去，你就知道你犯了什麼法！
另一個警察又對我與韓兄說：你們兩個也不要動，跟我們走！
韓兄說：請問一下，我們犯了什麼法，為什麼要抓我們？
那警察不屑地說：到分局，你們就會曉得的。
那個記者四處看了看，問我：你們還有幾個人呢？
我連忙說：他們早就回去了。
當記者還欲問什麼時，一個警察過來，要向他說什麼，那記者隨警察就走了。
兩個警察看住了我與韓兄，不讓我們再說話。
一會兒，警察們便將賀卿華、韓兄與我三人，分別押上了三輪摩托車，我與韓兄在一起，賀卿華在另一輛車上。然後，三輪摩托風馳電掣般向山下駛去。
到公安分局後，我們三人被單獨審問。
審我的是一個年長的警察，一臉職業冷峻，話不多，但說話還是很和氣。
他問，我答。
他問得很簡單，就是我們在山上到底說了些什麼？
我答的全是事實，當然，重點是辯賀卿華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那警察還對我說：當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友人來了時，向他們說什麼巴格牙路，可是破壞國際關係囉！
我連忙辯解：一，我們不知道路過的是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人；二，賀卿華說巴格牙路，並非針對那些日本人，而是向我們自己幾個人講解日語知識。
那警察聽完我的辯解，眯著眼問：你是說那記者沒聽全姓賀的說的那話？
我說：正是。
那警察便不問了，讓我在問訊記錄上簽名。然後，走了，讓我一個人待在那間審訊室。
約二個小時後，那警察又來了，對我說：你沒有事了，走吧！
我下意識地問：我那幾個朋友呢？
警察朝我一揮手：你走就是，別個，不關你的事，不能打聽！
我說：我們幾個一起來的
那警察臉一沉：你是不是還想留在這裡？！
我連忙掉頭，出門。
後來，韓兄也很快回來了，但賀卿華卻沒能回。
後來知道，賀卿華被押回他所在的益陽市公安局，關了半年，才放他回家。關他的理由，一是認為他是犯事人，巴格牙路是他說的；二是因賀卿華自感冤枉，那態度自然始終不能令公安局滿意。所以，雖然終於弄明白這巴格牙路事件是怎麼回事，也還要關他幾個月。在一個沒有法制的年月，警察無故逮人也是常有的，即便公安局完全搞錯了，他們也不會認帳認錯的，而只會讓受冤的人白白挨整。
賀卿華的這巴格牙路一案，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再後來打倒了四人幫後，均獲得平反。他隨即也考上了研究生，專攻機電，現在，他在一所重點大學做教授，並主持了大學牽頭的一家年利潤過億的智能機械公司，任董事長。他的才華終於找到了施展的天地。
岳麓山上發生這一幕，我當然不想對人說什麼，因為，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而人們聽了，只知道你被公安局抓了，僅這一點，當時，就足以讓人家害怕了。不如不說，反正苦難已經過去了。
至於我們廠裡是如何知道這事的，我現在都還不清楚。也許，公安局當時就向廠裡打了電話，查問我的情況，並向廠裡通報了。
誰知，公安局對我沒有再找麻煩的事，但是廠裡的專案組欲作為一顆大炸彈，將我炸成一個五一六分子。專案組與廠革委會負責人，為此特在廠裡召開了批判大會，給我定了罪名，指控我參入了一個來歷不明的社會小集團，在試圖破壞中日友好關係時，被我公安人員當場逮住，並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還向廠裡的群眾這麼宣佈說：而五．一六，就正就是一個這樣的陰謀集團。
對此，我當然作過爭辯，可是，我說歸我說，他們批判我時，卻仍按他們專案組的說法講；並且又整了我的材料，也不知上面寫了些什麼。後來到批林批孔運動為我的問題平反時，他們向我交出了這些材料，我懶得清理，讓他們在群眾大會上，當眾一把火燒了。
第二件事，則是我自己惹來的，現在想來，自己也確有些荒唐。
清查五．一六的高潮中，有天，國營食品公司的聶常茂也是我們在做青年近衛軍時的夥伴、好朋友，他帶來他們單位的一個三十多歲的王某找到我，說請我幫王某一個忙。原來王某在文革高潮中，竟就有了收藏意識，特別喜歡搜集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袖章與符號，大概那時他就想到了它們會有文物價值。他不知從哪兒弄到了一個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底黃字符號，結果被他們單位的清五．一六專案組知道了，向他追問這符號的來源。可他是文革高潮時搜集的，誰知是哪個給他的，他也弄不清了。專案組則說：你弄不清，那就自己認罪吧，交待在何時何地經何人介紹加入的這湖南五．一六的！
大齡青年王某在文革中，是聶常茂的單位同事，還是聶領導的青年近衛軍鋼三連之部屬。由於他的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好像是資本家之類，所以，若有什麼政治麻煩惹上，他是很害怕的。而這個他說不出來源的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問題，就讓他非常的不安與緊張，害怕自己會被打成為一個等同於反革命的五．一六分子。為此，他便找比他年齡要小七、八歲卻是他的頭兒的聶常茂求救。其實，聶常茂的父親，雖是工人，卻在歷史上也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員。因此，他雖是他那個組織的實際負責人，但在名義上，卻只是副手，一把手則是一位出身無產階級的青年工人。
聶常茂馬上想到了我，因為他與我是在政治上與生活中都很接近要好的朋友，而我的父親是中共老黨員的情況，他們都知道。聶對我說：王某出身不好，這個五．一六符號問題，足可以讓他倒大霉，弄不好還會成為五．一六典型給抓進牢房；你（指我）父親是硬梆梆的老黨員，他們不能把你怎麼樣，是不是你幫王某頂一下，讓他說那符號是你這兒給他的，以讓王某脫湖（解脫之意）？
我問：王某何許人？
聶說：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鋼桿造反派。
其實，當時我就不認為長沙會有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也認定那不過就是長沙市有些對中央嚴厲指責五．一六甚為不滿的激進紅衛兵，在情緒抵觸之下，故意搞出的一個表示對抗的虛構組織，之中，甚至還不排除不計政治觀點卻喜歡玩引人關注的少數派時髦遊戲者的作為。因為，對當時文革運動發展形勢比較關注的我，從沒有在大街上見到過這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活動痕跡，甚至也從未聽說過。相反，真正的北京五．一六兵團下屬組織第八方面軍的那幾個中學生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則原來都是公開搞活動的，她們的旗號就是一中齊衛東，也不用什麼五．一六。
至於，玩少數派時髦遊戲卻並不真是認真者，文革中是常有的。在文革初，湖南大學紅衛兵造反剛剛獲得第一個回合的勝局時，蘭州大學附中一個姓王的中學生紅衛兵，串連到長沙後，便出頭做了一個當時反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少數派，寫了一份名為《砲轟湖大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與湖南大學紅衛兵和當時的主流觀點叫板，而為省委市委作辯護。當時紅衛兵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砲打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司令部，可這位小將卻反潮流要砲轟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司令部。一時，這位姓王的中學生立馬成了省委市委領導心目中的革命紅衛兵，不僅大力讚揚他，還為他的大字報變為傳單張貼，無償迅速提供印刷廠等服務，而且派員與他聯繫，使這個來長沙串連的中學生，出足了風頭。但以後，湖南的文革卻再沒有了他的痕跡，因為他的遊戲玩完了，走了。
文革造反高潮中，湖南大學也出過一位人物，就他一個大學生，卻以紅色獨戰隊的名義，在市中心張貼過許多聳人聽聞的大字報與標語，那大字報稱據現有資料，張平化絕不是一個走資派！而是毛主席的好幹部！而在當時，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不僅已是各派造反組織的共識，而且此舉也已受到中央的支持，可是偏偏也有人來唱唱反調尋開心。當然，這位玩時髦少數派遊戲的大學生，後來也並不真正搞什麼文革反潮流組織，而是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這類虛張聲勢的把戲，甚至我與我的青年近衛軍夥伴也搞過。例如，前面章節中我說到的，為表示對省無聯的同情與支持，我與市第七中學的幾個紅衛兵，一時興起，也以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的名義，在大街上貼過幾張支持省無聯標語之事。而這什麼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則純是我們幾個聊天時突發臨時想法的產物，從未真正搞過，而且，標語貼完，這虛構組織的任務便告終。為什麼起了這個２８團的名字？是當時聽說林彪副統帥在紅軍井岡山時期曾領導過紅軍第２８團，故借來一用。後來，有人反映到青年近衛軍總部，說大街上冒出了一個不在組織序列中的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而且擅自支持省無聯，總部派人一查，知道是我們這些原在總部紅色尖刀排的人幹的，便訓了我們一頓。
由此，對王某持有的那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我便不以為是個什麼大問題。
這樣，對王某情況經過一番瞭解後，我就答應了聶常茂的請求，為王某的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來源，承擔了責任。我當時想，反正廠裡已立了我的項目，再多一個虱子也無所謂了，反正我的確不是什麼五．一六，也不認為真有一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假的真不了，就多一個符號的事，也不可能打我一個真五．一六。因此，在王某單位根據他的交待來找我調查時，我便說了那符號是我給王某的。
王某得以脫身，麻煩自然纏上了我。因為，單位上的人都知道我在文革高潮時，與社會上的紅衛兵組織往來多，那陣誰給我紅袖章紅符號的事太多了，我手頭上現在還有許多紅衛兵袖章，如井岡山、風雷師、紅造會、紅中會等等組織的，都給人看過，有的也讓別人拿去了，大家都是好玩，並不是那個組織的人。所以廠裡的專案組問我時，我非常坦然地告知他們，那符號是王某從我這兒拿去的，至於是誰給我的，我也記不得了。專案組雖然一時拿我沒辦法，但此事卻成了我一個懸案，入了我的檔案，假如不是後來中央又否定了清五．一六的問題，那這事，將會如過去的所謂特嫌（特務嫌疑）一樣，伴我終生。實際上，後來，專案組的人告知我，這符號的事，確也是我被廠裡定為五．一六嫌疑分子的重要證據。
不過，在我們長沙，整個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相對比較一打三反運動，那還是要溫和得多了，一則，這清查大多為專案組進行調查活動，學習班雖也辦過幾天，批判會也開了二次，但那氣氛遠沒有一打三反緊張，也沒有公開抓人捕人，更沒有以此殺人。第二，五．一六涉及到的人，比一打三反要少得多；一打三反涉及到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幹與頭頭，而清五．一六，重點只與少數如我這樣既是造反派，又偶爾讀些馬列的書、並關心全國文革形勢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有關。當然，其他的造反派骨幹，運氣不好者，也要做一下陪襯。例如，有些造反派骨幹所在的單位，實在是找不出一個與五．一六有絲毫關聯的事，便就拿了他們開刀，讓他們重新交待原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已說過無數遍了的那些造反活動事情，或將一些捕風作影的事，上綱上線拿來做五．一六的流毒來清理批判。我們廠裡有個青工，也做過造反派。不知他曾聽誰說過一些香港的生活情況，於是就到廠裡胡吹，說什麼在香港，垃圾箱裡撿到的衣服，都要比我們這裡的新衣服還值錢等等，結果，一頂美化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的大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並將其列入五．一六的流毒，大會進行批判。
後來看資料得知，軍隊裡面清查五．一六的情況，比地方上甚至還要厲害，許多高級軍官竟也變成了什麼五．一六分子，而被清查關押，爾後還被清出部隊。由此可見，這個起初不過是幾十個北京紅衛兵鬧出的玩意兒，在經過毛澤東身邊的那個充當了信息員的女將的渲染報告後，卻竟然最後弄成了這麼一件全國大折騰的事，而讓數以十萬計的人們，無緣無故不同程度地深受了其害。
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總算還好，沒搞幾個月，就偃旗息鼓了，因為，發生了比五．一六更嚴重的事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某天，有一位為省革委會舉行的緊急會議當服務廚師的朋友，私下向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朋友透露：中央出大事了！有一個大人物出問題了！
這出問題的大人物是誰？那廚師卻不言及，只是笑笑說：你們翻翻近日的報紙就會明白的。
沒過幾天，人們都知道是林彪出事了。
關於林彪問題的中央文件，當時是嚴格按級別一層一層向下傳達的。到了全體群眾都可以去聽那傳達時，則就是已幾乎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可是，我卻到至今也不知道那傳達報告究竟是怎麼說的，因為，廠裡將我列入到不能聽這傳達的幾種人之中：即什麼四類分子、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
大概，我就是屬於那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之一。
那天，廠裡開大會傳達時，我原本也坐在會場中，廠革委政工組長突然宣佈：下列人員不能參加這個會，須立即退場。接著他唸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所謂四類分子、右派分子及幾個原造反派的工人。其中，就有我一個。眾目睽睽之下，退場者自然都是顯得灰溜溜的，極度難堪。我也難免此態，同時，很為氣憤卻無可奈何。
所以，我當時對林彪事件所聽到的那個傳達報告，都是同事或朋友們二傳給我的，而並不是正統的原汁原湯。
林彪事件的發生，對許多文革中挨整而被打倒的老幹部，的確是一個大好事，讓他們的命運出現了一個大轉折。實際上，林彪事件的出現，對我們造反派當時處於挨整境地的狀況，也同樣帶來了一個重大轉機，從而有了一九七三、七四年，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的一次大反攻。
林彪事件當時對我們這些老百姓來說，真是如同晴天來了個大炸雷，那消息傳來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敢相信。太出人意料了！後來，林彪問題的材料一批一批地下發傳達後，大家才慢慢回過神來，在思想上確認林副統帥也變成反黨叛國之徒了。
但是，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中，真正最令人驚駭莫名的，則是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那材料之中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許多咒罵毛澤東、攻擊國家當時社會制度的語句文字，甚至使照本宣科讀文件的人，其聲音也要嚇得變小。
例如：《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明顯地攻擊毛澤東是當代的秦始皇，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還說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而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砲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等等。這些話，講老實的，當時卻博得了很多人，包括我們這班造反派分子在內的不少人，暗暗地認同，認為它說出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現實。這一來，原本對林彪問題無所謂、認為與我們老百姓無關的人，相反倒還感覺了林彪竟還真有些不同了。雖然，在各種批判林彪的場合中，大家都還是要高喊打倒林賊！。可以說，不論林彪、林立果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犯了些什麼罪，但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話，則的確是讓億萬人，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都同時看到了有人對當時那個社會、對毛澤東所做的公開赤裸地反對性表述，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對毛澤東及其文革路線的嚴厲批判。很多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當時對社會制度問題在思想上的第一次大震盪，恐怕就是由這個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所帶來的。
至今，我還沒弄懂，當時毛澤東為什麼會同意讓這樣一份嚴厲惡毒咒罵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的材料下發，而讓全國人民都看看的？要知道，當時，即便是要批判某些反動的文字，一般只是在批判文章中，選擇性地偶爾沒頭沒尾地露出幾句，只使其作為批判文章的微微陪襯而已，這種讓反動的文字全然並全部公佈的事，以前是絕無僅有的。
有個研究毛澤東的歷史學者說：毛澤東是一個多變的而又頑強的、極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測的歷史巨人。
的確，竟然會讓那份攻擊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公諸於世，就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特點。
林彪問題與造反派無關，《五七一工程紀要》也不可能給我們造反派帶來翻身的信息，但是，林彪事件卻帶來了批林批孔運動，也的的確確帶來了造反派們的再次迴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