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朋友戲問：原來造人家的反，後來則被秋後算帳，感覺如何？
其實，既是搞什麼階級鬥爭，你批了別人，現在別人也來鬥你，這雖有點痛苦，但卻屬正常，是禮尚往來嘛！思想上還能想得通，精神上也能忍受。最讓人難過的問題是，這下令搞一打三反運動的，卻竟是那號召我們造反的同一個中央啊！
一九七○年春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使湖南省的造反派遭到了全軍覆沒的厄運，所有的頭頭與骨幹分子，無一例外的都陷入了挨批挨整的境況。
至今，我都沒弄清，中央當時為什麼會搞這麼一個幾乎會置全國（上海以外）造反派於死地的運動？而這造反派，卻又是當時的中央與毛澤東主席所號召發動起來的勢力。
那一年年初，中央下發了三、五、六號文件，都是搞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指示。
所謂一打，是指打擊反革命活動；三反，則是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而那運動的重點，或者說那運動實際進行的重點，卻是一打，而且，在各地悄悄地演變成打擊造反派中的壞人，甚至實際延伸為打擊造反派的骨幹分子。但，什麼是造反派中的壞人呢？在進行中，也就實際成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即一切與文革前的標準不符的行為。什麼武鬥與打人啦，蓄謀造黨委的反啦、奪權啦、無政府主義啦，還有就是讀馬列主義書籍的可疑行為啦，等等。
總之，那場一打三反的現實，其受打擊者，主要有二：其一是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第二，則是所謂歷史反革命人員，即解放前的國民黨舊政權中的黨政軍警特人員。造反派是活老虎，歷史反革命則是死老虎，所以，在實際運動中，重點便主要打在了造反派分子的頭上。
九大後不久，形勢確如龐達明所估計，上面的輿論一天一天於造反派不利了，而清查造反派問題的輿論，則越來越強烈，長沙市的大街上，經常有歡呼某某單位揪出了某造反派頭頭的標語出現，而且還說，揪出了那個造反派頭頭，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又一豐碩成果云云。
組織進行一打三反運動的人，當然就是以軍隊負責人為首，加上補台即革委會成立後又指定新成員再補充參入革委會進入了各級革委會機構的原領導幹部，及原黨團組織骨幹人員。所謂三結合即解放軍代表、領導幹部代表與群眾組織即造反派的代表，共同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慢慢便不再有造反派代表了，而將他們一一掃地出了門，並將其關進了各類學習班進行反省，有的甚至被關進了監獄。
一打三反運動的威風，可以說是殺出來的。這個殺，有二重含義：一是確是真正的殺人一九七○年的二、三月間，長沙市就連續搞了二次大型公判大會，組織了幾十萬人聚會觀看，共判處了三、四十名死刑者，第三次，在三月十七日那天，又擬殺掉幾十名，幸虧在行刑的前一夜，中央來了緊急通知，不讓這樣大開殺戒了，才停住了。第二，則體現在宣傳輿論上。那時，市革委會的機關報連發數篇社論，歡呼殺得好！，說就是要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那被殺者中，造反派的頭頭與骨幹分子有一些，罪名基本是武鬥致死了人。另外的則是一些以言治罪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原省委機關報社中的一九五七年打成的右派分子。
雖然被殺的人，並非全是造反派，而且其中造反派分子所佔比例很少，但由於殺這些造反派的理由罪名是文革中的事，而並不是什麼歷來意義上的反革命罪行，所以，對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鼓勵了原保守派人員對造反派的反攻。實際上，正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完成了將造反派成員幾乎全部從革委會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員補台入內的權力機構的組織人事變動。
九大之後，我雖仍被留在了公司機關內，也仍在革委會人保組內，但，卻已遠非往日的環境與氣氛，原造反派的身份，則使我在那裡已無法溶入人事與工作之中。昔日的黨、團幹部陸陸續續被調進了機關，他們大都是原來的保守派，自有他們原來的圈子與觀念，對我這個已無形下臺的革委會副主任，已沒有了多少顧及。承蒙我父親的中共老黨員的情況背景，使他們尚還能容我幾分，或許也抱有幾分能改造我能過去之意，故不致公開為敵。然而，我卻再沒有興趣在那兒待下去，也無法待下去，每天到機關見到那些面孔，便很難自在。
於是，我自己向新人保組的負責人辭職，回到了我原先的下屬單位公司機修廠，並仍做了名機修工，又重新拿起了鉗工工具。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我確對其非常反感，認為是一場整造反派的復辟。單位裡，有保守派人員知道我的看法後，便將幾張類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語，故意貼到我所在的工作間牆壁上，讓那標語醒目地對著我。我畢竟年輕氣盛不黯世事，立馬被那明顯衝我而來的標語激怒，於是，嘩嘩嘩將那幾張標語一把撕下，搡成紙團，丟了。
雖然，像我這種身份的人，在那場運動中，是絕對難於逃脫挨整的命運的。但，應該說，確是由於我的這個衝動，讓我做了那運動的第一批靶子。公然對抗運動的罪名，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頭上，整肅的鋒芒也第一個朝我砍來。
二月十九日，下午，全廠部分職工被通知去公司禮堂參加一個大會。廠革委會一個委員通知我，讓我也去。我說，不想去，那個委員就說：你原來也是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做過我們的領導，怎麼好不去參加公司大會呢？影響不好吧？我一想，也是，應該去，別讓人說我人品的閑話為好。
到了公司禮堂，大會還沒有開始，我就到處轉轉，想找找公司其他單位的熟人說說話。其間，我發現，廠保衛組的三個人竟跟著我轉，我走哪，他們跟到哪，上廁所也跟了進來。我感覺有些不對，便問那幾個跟我的人：你們跟著我幹什麼？想搞什麼名堂？那幾個人卻只笑笑，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但，他們卻又並不離開，仍跟著。我心一橫：跟就跟吧！我又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你們手裡！怕你個鳥！
誰知大會開始後，頭一項內容，就是由已取代革委會執掌公司權力的公司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宣佈一個決定：將我及其他十五人予以停職隔離審查！
不等這個決定宣佈完，那三個跟著我的廠保衛組人員，便立即將我圍住，二人一左一右夾住我，另一個則扯住我的衣背，讓我無法自由動彈，並讓我跟著那其他的十五個被宣佈審查者一道，由手執紅白兩色油漆相間木棒的工糾（當時各單位民兵組織尚未恢復，當局便組織了工人糾察隊替代，簡稱工糾）隊員押著，離開了會場。
停職審查的地方，是公司下屬的一家旅社，已經停業了，專用作公司一打三反運動的反省室。
我們十五個被宣佈停職反省的人，全被押到了這兒，並且，被告知：從此時起，我們沒有了自由，每人一間房，一張床，一張桌子，由十多名工糾保衛人員輪流看守。沒有公司三號辦（當時普遍成立的負責一打三反運動的專門機構）的指令，我們都不能走出各人所住的房間，而只能在房內閉門思過反省，同時接受三號辦人員的審查。當然，我們十五個人之間，也不能互相聯繫與談話。
我到這反省後許久，思想上還沒有適應。雖然，看到外面那形勢，也想到過，像我這樣的造反派，既是公司的頭頭之一，又參加社會上很多造反派的活動，特別是還拿槍桿子參加過武鬥，在這場一打三反運動中，挨整的可能性會很大。但是，一旦這件事來臨了，心中也還是很茫然，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過去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中央號召造反派們應做的嗎？那文攻武衛不是江青號召的嗎？為何真要整我們？！
二十歲的我，由於有這樣的思想情緒，故雖在反省室，脾氣也仍很不小。加之，我做過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也是這十五個被反省者中有過最大職務的人，因而，反省的前幾天，那些原來是保守派成員的三號辦的人，都不敢隨便同我講話，而是小心翼翼，也儘量不觸發我，而任我大發牢騷與爭辯。
但是，隨著市裡面一打三反形勢的日益嚴峻，特別是一次開宣判大會，就宣佈殺了三、四十個人，而其中也有造反派分子時，公司三號辦的人對我的態度也就越來越惡劣，連我的父親要來探視我，他們都不允許。
在反省室，我們被三號辦命令寫反省。
反省什麼呢？就是讓你寫文革中，你都幹了些什麼事。
文革中那麼多事，都寫上，那豈不會寫成幾大本書？有人對三號辦的人說。
三號辦的人指示：那就寫重點。第一，武鬥、搶槍、打人的事；第二，在社會上參加過什麼活動；第三，所有做過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
現在知道，當時，實際還處在十年文革的中期，整造反派，整人者也還不能從理論上否定造反有理，不能否定文革，所以，便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式，來對付造反派。
打人的事，牽涉的人數還是不多；但以武鬥、搶槍治罪，則幾乎可以將造反派頭頭一網打盡。因為，長沙市發生了那麼大的幾次武鬥事件，又有數萬枝槍，從軍事單位，連送帶搶，落入到造反派的手中。在這二件事中，每一個造反派頭目，都不可避免會直接或間接參入，染指此事。所以，表面看來，是查你的打、砸、搶問題，實際上，目的還在於，由此便可整住所有的造反派頭頭。而且，問題的指向也逐漸由清查武鬥一項，演變成了對整個造反活動的審查清算，包括你那個造反組織是如何搞起來的，等等。
因此，一打三反運動對於造反派的實質影響，第一，就在於整人者是以表面看似有理的武鬥、搶槍、打人等問題，來整治你，從而網住了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然而，對這些武鬥、搶槍、打人等問題，難道可以不論其是發生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是由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更曾得到了當時中央文革路線的支持），以及屬於什麼樣的性質，而來孤立地看待這些事嗎？第二，由清查武鬥等問題，卻進而重點發展成為了對前段整個造反活動的實際否定，反黨、反革命的罪名，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悄悄復辟。由此，在事實上讓文革初的右派即後來的造反派，又一一重新淪為了階下囚。第三，一打三反運動的主持者，基本就是前段文革造反高潮中被擊敗、並已曾經向造反派認錯的保守派人員。
對此，我開始還同三號辦的人爭辯：我又沒傷過人！憑什麼審查我？
三號辦的人則回擊說：你沒傷過人？你不是打過×××嗎？！
×××即那個前赤衛隊長、鍋爐工人。
我知道自己思維錯了，按打人問題，我確有一份。但，我不是已曾向當事人承認錯誤並道歉了、而且已獲當事人原諒了嗎？何況，我本人抽打他的那幾下，也沒給×××造成任何後果呀！用得著不考慮事情發生的文革背景，而這樣興師動眾來整我？
三號辦的人卻轉換了一個問題：你參加了幾次社會上的武鬥事件，不就是傷了人！
我自然繼續爭辯：那是文攻武衛，是中央號召的，還有江青同志號召造反派要文攻武衛的講話，我們按中央的精神做，有什麼錯？如果你們強詞要說有錯，你們豈不是攻擊中央做錯了？！你們將中央文件給我看看，我不相信中央會要算文攻武衛的賬！
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中央的三號文件中，說了打擊對象的特徵：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根本沒有涉及到追查文攻武衛或武鬥問題。可是，為什麼這場一打三反運動，卻能成功地轉變為在全國範圍內（除上海市外）懲處造反派的運動呢？是不是中央還另外有什麼特別的指示精神，沒有在文件中體現，但卻又在運動中予以貫徹了？近來讀到前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回憶《風雨十年紀事》，他就說了他們市委在一九七○年運用一打三反，將北京市的造反派頭頭（包括全國聞名的蒯大富、聶元梓等紅衛兵五大領袖）全都拿下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七．二八最後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時，還一再對中央其他領導人（包括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說，你們不要整蒯大富！然而，吳德和北京市委在二年後的一九七○年，卻能借一打三反整倒蒯大富等人，他憑的又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中央的特別精神下達，那麼，就是文革前的原有體制的能量，起了作用。
三號辦的人避開了我的反擊，只像兩派辯論時那樣，專選有利於他們的話，而不管說那話的背景，回擊說：毛主席黨中央不是說了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抓革命促生產？你們參加武鬥難道沒有問題？！特別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毒打我們的黨員、團員，難道不是搞階級報復？
像我這樣父親是中共老黨員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倒只能千方百計地來搜尋我在武鬥有沒有打死傷人的問題，以便由此整倒我，而還不能壓一頂階級報復的帽子，說話間也稍還有點點客氣。而對那幾個家庭出身或是國民黨小官吏、或是小資本家、或是鄉下地主的反省者，三號辦的人則一開始對他們就是氣勢洶洶，吼天吼地的；不是指責他們參加造反，是右派翻天，就是威脅說：你不老實，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是專對你這種人！
在反省室待了約半個月，我堅決抵抗，一個字也不寫。還有一個像我一樣，出身硬梆梆的青年，姓周，是地地道道的貧農的兒子，他父親還是鄉下生產大隊的貧協主任，他本人原也當過另一家商業公司革委會委員，不僅一字不寫，還整天與三號辦的人辯論。對此，三號辦的人也拿他沒轍，只能向上面反映。
半個月後，三號辦的人將我們全部轉往押解到另一家大旅社，說是改為進學習班。在那學習班不僅有我們這十五個反省者，還有一百多名學員。這些學員全都是我們新公司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包括了龐達明、楊金河等人，還有我們機修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侯川江等。他們是早二天前，被公司政工組與三號辦指令來參加學習的。
所謂學習班，是文革中的一個特別事物。如果從學習班名稱或它的全稱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看，後人無論有多麼聰慧的思維，也是想像不出它是個什麼玩意：不是學習、或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嗎？其實，雖然，也有專為學習的學習班，但更多的則是整人的學習班。自從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發出過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都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的最高指示後，學習班就不再是專搞學習的地方，而更多的是專為整人的場所了。這一套，在文革派性鬥爭高潮中，中央及中央文革就在北京舉辦過很多種學習班，有的用於解決各省的兩派之爭，將兩派的頭頭召到北京，進學習班，按中央意圖強行統一觀念；也用於對與林彪系統有矛盾的軍隊高級幹部的整肅，以辦學習班名義，對其進行批鬥。湖南省的派性大戰中，在造反派內訌中，已大權在握的一方，也用過這學習班的辦法，對另一方造反派，進行過批判。
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學習班，雖不是什麼創新，但它辦班的規模之廣、時間之長，卻是文革以來為最的。那時，各單位辦的這種學習班，動不動就是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參加；而一進班學習，少則二、三個月，長則近一年。
對這次一打三反，至今也不知，當時中央的意圖究竟是什麼？為何既起初號召群眾造反，卻此時又要懲處造反派？當時，全國大部分省份，由掌權的軍方領導人與原來的地方老領導幹部聯手，大都成功地將一打三反變為了一次清理造反派的運動。因而，除上海外，各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便紛紛被從新生的紅色政權即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攆了出來，有的甚至還被送進了監獄。上述吳德的那本書《十年風雨紀事》中，就說了他與他的老幹部同事們，如何利用一打三反運動，用處理武鬥問題，作為突破口，將蒯大富、韓愛晶等聞名全國的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全部拿下的同時，還成功地將已進入了市革委會的工人造反派頭頭，也趕出了革委會，或找個什麼理由予以逮捕，或下放仍讓其做工人，等等。
北京市發生的事，實際就是全國絕大部分省也先後發生了的事情之縮影。
唯有上海例外。因為，上海是當時仍在中央高層的張春橋、姚文元控制、而他人無法染指干預的地方，同時，毛澤東也仍是極相信張春橋、姚文元，還沒有誰能撼動他們二人。
全市一打三反的學習班，都是遵照市革委會的統一部署，按上述北京一打三反那個模式進行的。因此，追查造反派在武鬥中的事，便成了學習班的攻堅目標。因為，只要查出了你在武鬥事件中負有責任，或打傷打死了人，或說過什麼話，下過什麼命令，能被推論成主謀，那麼，就會讓你進監獄，至少要受批鬥懲處，在革委會有職務者，正好借此撤消解職。
由於文革的兩派爭鬥，曾從寫大字報刷標語打口水仗的文攻，發展到了真槍實彈大砲坦克一齊上陣的武鬥實際已是小型戰爭了，而且，還有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江青也都為此發過話，對武裝造反派都持肯定態度。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都幾次說過要武裝左派、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都武裝起來？。文攻武衛一詞，最早也是江青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接見河南省的造反派時，公開提出來的。因而，這兩派的頭頭與骨幹，不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沒有捲入者是不多的。
這樣，如果以正常的司法標準，來衡量非常時期的所作所為，那就將有很多積極的運動參入者會陷入法網。
原本，在建立省革委會後，對於在文革武鬥中打死人打傷人的問題，有一個政策（當然也是按照中央有關指示），說對武鬥中雙方對陣槍戰時被打死打傷者，不予追究是誰開的槍（實際上也無法查清），而只對在和平時即雙方都無生命危險之時，如抓了對方一派的俘虜，或抓了對方一派的人進行批鬥時，你卻將對方一派的人打死打傷者，便要其負刑事責任。至於，兩派的頭頭開什麼會說了什麼話，最後卻導致了武鬥這類事，則沒有人認為要負什麼責任，因為那是在打派仗，是文革的特殊情況，也沒有哪位中央領導人及哪個中央文件指責這事。
當時，對於在上述和平時，你卻將對方一派的人打死打傷者，就是造反派頭頭們也都認為是犯法，用最江湖的話說：打一個無還手之力的人，你算什麼！何況，被所有的文革參加者都背得滾瓜爛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早明確規定了對俘虜都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哩！
因此，在這一點上，造反派頭頭們是與省革委會的軍方與老幹部們能有共識的。
然而，一打三反運動卻將打死人打傷人的問題範圍，延伸擴大了，擴大到所有在文革中動過武鬥的人與行為。動了拳頭就有罪，握了槍彈就是問題，而且，即便你從未上過武鬥場所，但所有派仗中，凡發生了武鬥，主持派仗的派頭頭就是有連帶責任。這是其一。
其二，由於當時各級地方政權革委會，基本是由軍方老幹部、或全為老幹部為主而理事了，公務員即幹部隊伍，也基本復舊，基本由文革前的原班人馬中保守派方面的人回位執政，因此，這個一打三反中清查處理武鬥問題的目標對象，便就成了單方面的以造反派為主，而基本不觸及保守派一方。
相反，那些在文革武鬥中的確犯過殺害造反派的俘虜的保守派頭頭與凶手，反而都一一在一打三反運動前後，得以填補了革委會中原由造反派坐著的群眾代表位置，成為各級革委會的官員了。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一年，中央清查三種人時，向湖南派來了一個中央工作組，才將個別民憤影響很大、而有過重大殺人罪行的前保守派頭頭繩之以法。如原係文革中保守派頭頭、已做了國有大企業常德捲煙廠黨委書記的段某，即予以清查、逮捕、槍決。
對待造反派們進行了武鬥的事情，表面看，是一個不言而喻應該追究的問題。然而，若從當時之所以發生武鬥的歷史背景上觀察，這個問題似乎就不能僅僅如此孤立地認識了。
人家打了你，傷了你的體膚，自然可以追究他。但是，你卻曾經，而且是首先，在政治上將人家無端打成什麼右派、反革命，要讓人家（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一輩子都生活於非人的地獄般狀態之中，對此，你又受到過什麼樣的政治懲罰沒有呢？沒有。有沒有人因曾將別人錯誤地打成右派或反革命而被開除過黨籍，撤消過職務，開除過公職，或者被送上過法庭呢？沒有！一個案例都沒有！同時，不論是文革中，還是直到今天，又有哪一個曾將無辜群眾打成為右派或反革命的人，曾因此公開作過懺悔？因此而受到過什麼追究呢？也都沒有。
因而，這三十多年來，所進行的追究文革中造反派武鬥行為的實踐與對此宣傳的觀念，在現實中，便成了只是一種有偏見的政治鬥爭，而不是道德與法律的真正評判。
所以，一九七○年當時的一打三反，其結果，必然是造反派頭頭們紛紛落馬，鮮能漏網。否則，北京市那幾個並非武夫、而天天只開會的紅衛兵學生領袖，為何也能被拿下來？
我們新公司的學習班大約是三百來人，主要是將全公司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以查你在武鬥中是否有問題為由，全作為了審查對象，因為，這些人無一沒在文革中拿過槍，也沒有一個人的所屬基層單位上，沒發生過批鬥當權派的大小武鬥事情（包括讓領導幹部戴高帽子、動拳頭打人在內），而此時掌握公司大權的又不再是造反派，故統統都被搞進了這學習班。其中，一百來人是造反派成員，被稱為（革命）對象，另外的二百多人則是所謂（革命）動力，全是黨員、團員，或文革前的政治積極分子，當然，按派別分，他們全是保守派成員。
學習班分為若干個小組，以公司下屬的基層單位分組。自然，我被分到我們機修廠組，與楊金河、侯川江等會了面，也遇到了機修廠的老對手們即保守派的同事。廠革委主任，即原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也來了，他兼任了學習班的組長。他見了我，什麼話也不說，板著臉，但還是點了點頭。他早兩年在被我們批判時的可憐模樣、與被我們宣佈結合他進廠革委會時的謙卑，已不復存在。不過，後來有次在一旁聽別人在小組會上毫無道理地呵斥我時，大概他見我臉露怒容，便以長者的口氣插話說：你不要不高興，你想想你們那陣批鬥我時，你又是什麼樣的態度？我送你一句老實話：你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是政治運動！你真是太幼稚、太不自量力了，不讓你嘗一嘗政治運動的厲害，你長不大！搞政治，你還差得遠！以後慢慢學習吧。我是過來人，不是拿空話來壓你。
當時，對蘇中原的這番話，我自然是沒有多大感覺，唯一覺得的只是他蘇中原的得意；只是想：沒辦法，他們這番又搞贏了我們造反派。但是，後來，隨著文革進程的演變發展，自己日後又經歷了許多風浪，這才慢慢體會到了蘇中原那番話的份量及意義。可惜，當時少年氣盛，是很難聽進一切被認為是世故之言的，故後來，便要多交出許多使政治觀念成熟的學費。
在學習班，首先的一項，就是讓被審查的人即對象，先是向學習班的動力們三番五次一遍又一遍的交待，有關他在文革武鬥事件中的過程，包括用的什麼槍，槍來自何處，後來槍是否上繳等等情況，然後，又要交待所有的造反活動，以便讓動力們從中發現可疑的問題。再後，又讓對象寫下他所述的問題，動力們也由此從中仔細地審查其所寫材料。由於，當時市裡的一打三反運動已用殺掉幾十個人的公判大會作輿論開道，所以，學習班裡的氣氛也很嚴厲緊張。最滑稽的是，市裡在每次殺人公判之前，會將那重刑者的名單及其問題材料，先發到全市各單位評論，看那名單中的人，應判什麼刑。在我們公司一打三反的學習班內，也照此規定進行。我們這些被審查者，也須在一旁聽著受教育。於是，那些革命動力們，便在評論中一派喊殺聲，要將那名單中人全部處死；甚至連別人還沒有將那名單中人的問題讀完，有的人就迫不及待大喊殺！殺！殺！了。其氣氛所表露的仇恨之深、恐怖之極，大大增強了學習班的精神壓力。加之，學習班中，又有二個據說涉嫌用武鬥打死了保守派成員的青工，被公安局捕了去（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證明為冤案而給予了平反），對於被審查的造反派們來說，便更感受了些恐怖的氛味。原本以為自己根本不會有什麼武鬥問題的人，也都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道自己會因為說了些什麼，而會要對某種武鬥事件負責並受到懲治。同時，被追查的問題範圍，也由武鬥擴展到了整個造反活動。學習班主持者們不說造反運動是錯的，但卻會強調受審查者的造反動機有問題，不是屬造反有利，就是說其造反翻天（在受審查者家庭出身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的所謂黑五類的），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黨一罪，則是哪個造反派也洗不脫的，因為，文革造反，就是反的各級黨委及當權的走資派。最可笑的是，居然將每個參加造反的人，都說成是為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鳴鑼開道，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還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的別動隊！
學習班是沒有受審查者的自由的，不能外出，更不能回家，也不許打電話，還不許受審查者互相交談。再以日夜幾乎不停的車輪戰術進行逼供，白天晚上都開會追問，而且還瞄準對象特點，幾個人、十幾個人圍住其作轟炸般逼供。你若晚上睡得好，他們便批判你在故做輕鬆搞對抗；但你若夜裡因難過而失眠，他們則又不斷地逼問，說你必須如竹筒倒豆子那樣全部坦白交待問題，便才不會睡不著覺。在並不新鮮但卻難受的逼、供、信過程中，有些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精神受不住了，便發生了胡亂招供的事。有一個青工張九宏，參入過一些社會上的兩派武鬥，經過一連串的精神轟炸，他終於交待說：在某次武鬥時，他單獨殺了一個俘虜，並將那屍體埋葬於城郊某處山上。動力們於是欣喜得很，認為終於挖到了一件大案，便連忙一邊上報，一邊組織大批人車，押著張九宏去殺人及埋屍現場。結果，自然是什麼也沒有。張九宏狠狠被批鬥了一番，而搞逼供的動力們也受到了上級的訓斥。
最令人髮指的是，有些單位的一打三反學習班，居然對一些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了的造反派，也不放過，而進行毀棺揚屍。我的好友聶常茂及其原同一組織的十幾名年輕同事，就被他們公司學習班的革命動力們手持工糾木棒押著，以懷疑藏有武器為名，到原來掩埋了他們組織裡一個武鬥中被打死的姓賀的青年的墳地，在動力的呵斥、逼迫與監視下，讓聶常茂等同事挖開賀某的墳墓，撬開其棺材，並將已在腐爛的賀某遺體拖出來，然後清查棺內及賀某身上，沒有發現什麼殉葬的武器之類，便才命令草草再將賀某遺體丟入墓坑，胡亂填些土重埋了。那棺材，則打了個稀爛，丟在一旁。那些革命動力們認為，賀某是一個武鬥分子，死得活該，也死得輕於鴻毛，死後是不配享用棺木的。
長沙市在文革武鬥高潮中，造反派在南郊的一座山上，曾建有一塊墓區，專為埋葬武鬥中被打死的造反派成員，大約有二三百座墳墓，是各造反組織各自修築的，每座墳還各別不一地修築了半圓形水泥墓堆，並立有墓碑，供其造反派組織成員與死者家人悼念。然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這個墓區全部被用推土機推平，所有的墳堆都不復存在，那些死者最後的悲慘結局，下落不明。
對於鞭屍毀棺之類故事，曾在歷史書上領教過，中國、外國都發生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將軍克倫威爾，最後也遭此厄，被保皇黨人如此對待，才泄了復辟者的仇恨。一打三反中發生的大規模毀棺平墳之事，讓人感受體會了歷史的沉重。這樣做，表明了什麼呢？文革與造反是上面號召的，文攻武衛也是中央領導人號召的，這些參加者又有什麼錯？即便是犯了歷史錯誤，他們也早已用自己年輕的生命代價做了償還，對這些甚至上帝都能寬恕的這些青年人，為何連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安息的權利也要被剝奪呢？！
我自然也被迫將文革中所有的事，包括參加文革武鬥的過程，統統作了無數次的交待。開始，是以為可以憑此洗清自己的問題，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後來，慢慢發現人家並不需要我的清白，而是希望我的罪行時，我多數時候便以沉默相對抗。支持我能這樣做的因素有二點，一是堅信自己沒犯過法，因為打沒打死人打傷過人，自己最清楚，胸有成竹未做虧心事，不怕。二是，認為自己家庭出身好，只要自己沒有問題，人家奈何不了。其實，那時，我還是很幼稚的，不知世界上會有冤屈一事，僅僅只是幸好沒有冤屈之事纏上我而已。
學習班中那幾個月的日子是很難熬的。沒有人身自由，不能回家，不能見年邁的父親，也沒有人同我說話，就是有時被押到到食堂吃飯時，遇到龐達明、楊金河等人，大家也只能互相用眼神致意，而不許我們交談。在機修廠學習小組中，侯川江等也不敢同我說話，否則他們就會遭到訓斥，威脅要送他們到小學習班中去即為個人單間反省。
只是，深感孤零的我，常常一個人在夜裡掉淚，深覺自己有愧於自己的親人。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從思想與神態上，是始終都保持著一種抵抗的精神。從而使辦我學習班的動力們，對我也從不敢大聲呵斥，而他們對其他對象，則常常是吼天吼地的訓斥。大概他們也擔心這文革運動若有反覆，真以個人得罪了我，唯恐我將來會對其施以嚴厲報復。
老實說，我最初為自己容易為傷心事掉淚的情形，很有些自慚：為什麼要這樣呢？男兒有淚不輕彈啊！我並不想這樣啊！我實在自認為是一個堅強的人啊！
後來，我清楚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科學知識讓我知道，掉不掉淚，與人體的某種基因差異有關，而與人的性格之軟弱或堅強與否關聯不大。
大約五月底，學習班解散了，大部分的對象也獲得了自由，因為，雖然沒能查出他們什麼問題，但在組織上（權力上）、精神上則足已將他們的造反派氣勢給滅了。原來還在公司基層單位革委會的造反派，如侯川江等人，便在學習班中被宣佈撤了其機修廠革委會副主任一職。
我卻仍沒恢復自由，只是從公司學習班轉到了機修廠，又坐進了單間。被要求繼續反省。我幾次問：既然沒有查出我在武鬥時有什麼犯法問題，那為什麼還不還我自由？
答覆卻是：你還有重大問題沒交待，不是武鬥方面的了。
我說：還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我沒有！
答覆：那你就還待在裡面好好反省吧！直到你肯交待之時，再找我們談。
我氣得要死，卻又無可奈何，只好在反省室的窗口，觀看臨街上的梧桐樹葉，慢慢由青翠小卷長成深綠蒲扇。
後來，才慢慢從他們口中零星得知，他們說我有反動思想。因為，有人揭發，一是在我家裡的一幅世界地圖下面，貼著一條小橫幅，上面寫著工人無祖國！這豈不是攻擊我們工人階級、攻擊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二是機修廠有人揭發，說我在向他們講解為什麼我們工人的工資會少於我們創造的經濟效益時，說是國家用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了工人；還揭發我說了只有實現工人民主選舉的巴黎公社，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等等。其三是，一個經朋友介紹認識、其在外地湘潭的某軍工廠工作的袁某，因為他們在其廠裡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後被打成了反動小集團，這個袁某因平時聽我說過一些他看不太明白的馬列著作文章的講解，所以，他在他們的讀書小組互相學習討論時，便數次提到了我的名字，說我有水平云云。結果，他們廠裡的主持一打三反運動的三號辦便給我的單位寄來了這些情況通報，提醒讓我們單位也查查我是不是也組織了什麼讀書會之類。
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與當時的文革活動無關，而與文革前便有的反動小組織類案相似。從武鬥問題方面查不到我有什麼可陷我入刑事罪名的事情，單位的三號辦便希望能從其他方面來在根本上打垮我。當時，整個社會的生活都是較嚴肅而無浪漫可言，像我這樣年輕且又捲入了政治活動的人，自然不會有他們從生活作風上找碴子的縫隙；而經濟方面更是沒有可以藉以打擊的理由。於是，三號辦決定從反動小組織角度，來找我的新問題。後來從一個動力骨幹告訴我的情況中得知，開始，三號辦諸君一聽我與反動小組織案有牽連，剎時大喜，以為這下可將我鎮死了。然而，在同我拐彎抹角談了許多次後，發現問題並非他們所想像那樣容易定我的罪。因為，我說的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反動話，而都是有根有據的馬列主義，是在馬列書上都有來源的東西。並且，我的講解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例如，對工人無祖國，我告訴他們，這是馬克思說的話，並非我的綱領，並告訴他們此話是出自於《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某頁上面，其意思就是全世界工人是一家，不分民族與國家。而將工人無祖國一語貼於世界地圖之下，更是表示中國工人心懷世界革命。而什麼剩餘價值觀念，是用於解釋為什麼工人不能得到全部自己的勞動所得時說的，卻都是講解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等書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原話原義，等等。至於湘潭那個袁某讀了些什麼書做了些什麼事，一概與我無涉。因為，我總共也只見到過那袁某幾次，更沒有去過他們那軍工廠。
搞了幾個月，原欲定我參加反動小組織之罪，顯然不能成立，而定反動思想的事，也無法證實，相反，一查還都是馬列主義的原話。公司與廠三號辦便只好作罷。但是，既沒有查出武鬥中的問題，這個思想犯事情也難於立案，怎麼辦？他們大概也感左右都不妥：恢復我的自由？但若沒有個說法，唯恐我這個造反派頭頭將來會採取什麼反攻事件；畢竟文革運動中一反一覆的周折，誰也不敢說以後就不會再發生。要整住我，卻又實在沒有過硬的材料，就是按當時省裡市裡對造反派最不利的政策衡量，也是沒法整死我的。
於是，他們採用了最古老的法子：拖。可以在拖中，看能否找到整住我的問題的辦法。
不說我沒有問題了，明確恢復自由，但反省卻並不撤消，以使我還是只能以待罪之身，來無休止地償還以前積極造反的債務；只是，對我的看管也不甚嚴了，有時我從反省室溜出去了，他們也裝著沒看見，不管了。實際上，有二個月中，我便處於了半自由狀態。
但是，儘管如此，吃虧的仍是我：憑什麼我仍要被置於這沒有全部自由的狀態之中？我若有什麼問題，該整該抓該判刑，你們只管拿證據來就是；沒有？那就應該放我出去！
三號辦的人面對我的質問，卻哼哼哈哈，說：你的問題快查清了，耐心等等，你若沒有問題，急什麼？怕什麼？
至一九七○年十月，按市裡統一佈置，公司在湖南大學借用了幾座空宿舍與一些教室，又辦起了學習班。因為那時大學生們都分配走了，新學生還沒有準備招生，故整個學校都空空如也。公司這次搞的學習班，還是一反三反延續，只不過是以三反的經濟問題為重點了。而且，為防止公司內部人員講情面，市裡還派來了一些由解放軍軍官與外地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協助攻這類經濟問題。一些原來進過一反三反學習班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或因其被認為問題尚未全弄清楚，或因其前次出了學習班後，對自己那次交待過的問題不認帳了，要翻案，就又被弄來了。大概我被列於問題尚未弄清者內，故也從反省室又一次進了學習班。
不過，在這次學習班的日子，遠比上半年那次學習班輕鬆。一則，重點已不在我們這些造反派的事上，而在追查進學習班者的經濟問題（如貪污、偷盜國家財產）上面，而且其對象是不分派別了的。純粹的文革造反問題者，則僅是陪學為主。第二，是老天救助我。十一月間，因為八、九月間的九屆二中全會，批了陳伯達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故上面傳來了要學馬列、讀馬列的書的最高指示。這一來，我原來讀馬列著作引起的問題，便成了正統故事，沒有人再拿此事說話了。相反，連三號辦人員，也要我在學習班講解他們讀不懂的馬列著作中的話了。這一來，我成了學習班中學馬列的時髦分子。當時，駐我們學習小組的一位工作組幹部老熊，瞭解我的情況後，對我很有好感。他私下告知並勸我：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現在你主要是個態度問題，你以為自己沒有問題，可是公司卻又辦了你這麼久的學習班，你是不是還想要辦你班的人，向你賠禮道歉？不可能的！我做了多年幹部，知道得比你多。這是政治運動，沒有什麼道歉，即便真搞錯搞得很大，要賠禮，也不可能在當時。寫一個深刻檢討吧，爭取早日解放回家。
我覺得老熊講得很對，也感覺到了他的誠摯善良。
但是，我原來在上次學習班中也做過檢討呀，寫了那麼多頁紙，連做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馬前卒這樣邏輯上極荒唐的帽子，都胡亂給自己戴上了。再寫，他們會能通過？
老熊卻說：那次與這次，環境不同了，這次學習班重點是挖經濟問題，你們文革中的事是次要的了，何況你的馬列主義又學得不錯，家庭出身還是老黨員，工作組對你的印象很好，你放心作好這次檢討，我保你可以通過。
老熊的話果然兌現，我將原來寫過的那份檢討，稍作修改，多對自己扣一些大帽子，如承認自己毛主席著作沒有學好、當了劉鄧路線的馬前卒、無形中做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運派）的別動隊，云云。到小組會與大會上一唸，即都順利通過，並立即被駐學習班的工作組負責人宣佈解放。到此，已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底了。
自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被宣佈停職反省失去自由，到一九七○年十二月底，將近一年時間的一打三反運動，總算才在我身上了結，自由才又回到我的身邊。學習班完結時，我剛滿二十一歲。
這一年的日子，使我見識領教了許多人世間的知識，也長大了很多。同時，也還無形中獲得了一件副產品：對自己經歷的文革事情之記憶，大大增強；加上後來在一九七一年抓五．一六運動及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後，又受審查再一次次又寫那些事，所以，至今回想起過去的那段歲月，很多事情的細節，都仍歷歷在目，清清楚楚。甚至，我在文革中用的那枝半自動步槍的號碼０４１９４９，都記得準確無誤。因為，那學習班中無數次地被追問、逼迫回憶、三號辦人員與我的無情核對，以及反覆地被命令寫自己的文革過程的材料，以供三號辦人員從中尋找問題等，使我對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便永遠留下了無比深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