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九大是文革路線的頂峰之際，但當時，我們卻真真切切反而開始朝倒霉的方向轉折了。實際上，發動文革與參入文革的人們，其思想與經歷的軌跡並非都相同，而是各有各的情況。基層老百姓被捲進造反的人，與高層發動文革的人，其實想法目的是不一樣的；只是有時在文革某一階段，他們行進的思想，重疊合到了一起。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毛澤東檢閱與慶祝文革勝利成果的一次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文革路線被再次肯定和頌揚，而高層的文革路線領導人（包括林彪軍人集團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文人集團）都一一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甚至像王洪文、王秀珍這樣一大批因造反而執掌了地方權力的、在文革前卻僅僅是一般工人或小小基層幹部的人，也當上了原來令我們老百姓只能仰視的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切，不僅使我們歡欣鼓舞，認為從組織路線上肯定和保證了文革與造反的勝利，這樣我們造反派便從此可高枕無憂，不用再擔心被原來的當權派打成什麼反革命、右派之類了；甚至我們還以為一個新紀元開始了，而我們這些造反派則是這個新紀元中的有功之臣、開朝元勛。不然，僅僅只造了二、三年反的王洪文等人，為何竟可以當上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的大官呢？而這是人家老紅軍通過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冒過無數次的槍淋彈雨九死一生後，才有可能獲得的地位呀！
現在國內外很多研究或描寫文革歷史的人，大概也像我們當年的認識水平，以為造反派在九大後都變成了新的權貴，執掌了芸芸眾生的命運，享受了新官僚的榮華。所以，至今為止的一切反映文革造反派的文學作品和電視電影中，造反派們都成了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耀武揚威並得意洋洋的傢伙。
而實際上，九大竟成了一個轉折點。
自那以後，造反派的厄運便一個接一個的開始了。在全國，除了上海造反派情形的特例，除了一些頭面人物如王洪文、王秀珍及各省有中央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之外，九大後不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造反派們便先後開始一一被趕下了權力的舞臺。
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是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成立的。它的成立，標誌著文革奪權的成功：由市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原中共長沙市委與市政府（人民委員會），而成為了全市政權機構。
市革委會中雖然有相當多的造反派代表，如市革委會四大辦事機構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辦事組中，其副組長都有造反派代表。但是，組長們卻全是軍人，由支左部隊派出的解放軍軍官擔任。市革委會的主任也是一名軍人，十來位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大多也是軍人，或原老幹部，造反派代表則只有一名工人與一個農民。
實際上，從省與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人員構成中，也預示了造反派們的好運，是走到頭了。
在中共九大中，湖南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也做了中央委員。這件事開始確也令我們造反派們高興了一陣，大家都想，既然造反派都進了中央委員會，那造反派的的確確是革命派的結論，不就像鐵鑄一樣硬梆梆的了嗎？什麼右派、黑鬼、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就從此將被扔進太平洋，而永遠與造反派無關了嗎？
然而，美夢還只剛剛開始，厄運就已臨頭。
九大召開那天，市內各單位紛紛組織了慶祝遊行活動，是市革委會統一佈置的。其實，就是沒有市裡的佈置，各單位也都會自發慶祝。因為，自文革開始，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中央的重要精神發佈，下面單位就都要組織一番歡慶。這迎九大的活動，更是搞得早搞得久，在九大召開前的大半年中，各種迎慶就已有準備，專門的迎九大歌曲、舞蹈，早就被教唱、排練了。有一首迎九大的歌，傳唱很廣，至今還能記得幾句：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們放聲來歌唱
我們公司革委會也組織舉行了慶九大的遊行，帶著幾千名職工打著紅旗，扛著慶祝九大召開的紅布橫幅，敲著鑼鼓，熱熱鬧鬧到街上遊了幾圈。只是，龐達明、楊金河與我，都不可能想到，這是我們組織的最後一次群眾遊行活動。
九大後不久，市革委會派來了一個工作組到我們公司，說是作精簡機構的調查，領頭的是一名身著軍裝的團職軍官。但他們一到公司，卻不理會革委會，而卻到處找人秘密談話。
公司革委會的正、副主任們都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道這個市革委會的工作組要搞什麼名堂，但大家又不敢問。因為，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內查外調，已成了一件常事。被調查者，最好是做出一副心中無冷病，大膽吃西瓜的態度，否則，人家反而會更懷疑你有什麼問題的。
與此同時，大街上不時張貼了一些大字報與標語，宣佈某某單位的某某原造反派頭頭，被撤消其擔任的各種革委會（從省、市革委會到基層單位革委會）內的職務，被宣佈已將其隔離反省，甚至被宣佈進行逮捕，關進了監獄。
因為什麼問題呢？
大多是武鬥中的事。或指控其指揮了某次死了人的武鬥事件；或指控其是殘暴的打人凶手，並毒打過多少多少黨員團員；或指控在武鬥中打死過人，或指控其是在武鬥中批准了殺害保守派俘虜等。還有一些，則是或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問題，便說其是混進新生的紅色政權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揭發其文革前就犯過什麼錯誤，不能做革委會成員，等等。總之一句話，是逐步將文革前的或正常狀況下的人事標準，又當作了衡量革委會成員的尺度。
在戰爭時期，一個解放軍戰士若是在作戰中打死過多少敵人，那是要做為戰功來獎勵的。文革中造反派的武鬥參加者，開始以為自己也是如同解放軍，是在響應中央文攻武衛的號召，便在武鬥戰場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武鬥，還爭著去送死，有的自己也確亡命於武鬥中。誰知那結果，後來卻是，若是知道你打死過人，則就是成了罪行，那就要請你坐牢、判你的刑，甚至還要被槍斃的。
一家街道工廠有一個在長沙市頗有名氣、外號叫玉米大王的造反派頭頭，首當其衝，被撤消其區革委會副主任職務，並以策劃武鬥殺人凶手的罪名，關進了監獄，判了十幾年的刑。
一家國營大電機廠的革委會委員李某，被人檢舉說，該廠一個保守派幹部的死亡，是李某指使打死的。於是，李某被撤職、入獄，鐵鐐銬了幾年，差點槍斃，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宣佈是冤案，予以釋放。
最讓造反派們關注，也讓我產生了焦慮的是，我原參加過的造反組織青年近衛軍的頭頭海司令，也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以殺人罪，給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監牢，進行審查。
那時，我們公司楊金河剛剛新婚，他的岳父原做過一段國民黨時期的小警察，因此，也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說他階級立場有問題，是向國民黨投降，不應再做革委會副主任。
原以為只要是有中央指示做的事，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功臣；原以為造反派就是新幹部，是文革新時代的元勛，可是，風向卻在悄悄地的變化了，讓人感到，判斷事情的是非標準，又開始復舊了。
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了一些小道消息，說是要將我們公司與另外一個商業公司合併，並且要調整公司革委會的組成人員。
很快，小道消息得到了證實，我們公司與那個商業公司合併，改為市綜合公司，兩個公司原有的革委會全部撤消。於是，我們公司革委會成立不到一年，便不復存在了。我頭上的這頂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職銜，僅僅戴了幾個月，也就在所謂機構調整中，悄沒落地。
新的綜合公司革委會暫不成立，而由市革委會任命的一個七人領導小組負責管理公司，那個工作組的正團職軍官，便擔任這領導小組的組長，兩家公司原來的革委會成員，只有二人進入了這個新的領導機構，雖說也是造反派成員，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黨員、幹部身份。我們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五人，則全部下臺。其中，原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章忠全，先是被調去學習，幾個月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又將其貶到市裡一個汽車停車場守大門。龐達明、楊金河則被下放回原基層單位做工人，另一名劉姓副主任，因原是機關幹部，便發配到市革委會辦在外縣的五七幹校。我雖被留在公司機關，仍在人保組，但沒有任何職務，新調進一個原做過保衛科長、參加過保守派組織的幹部，做了臨時負責人。
之所以沒讓我回機修廠當工人，而留在新公司的人保組，我想，大概是因我年輕，又是家庭出身好，尚可考慮做革命接班人的緣故吧。但是，為何又要撤消我的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也並不讓我進入新的七人領導小組呢？甚至，連公司人保組的負責人，都沒讓我擔任。想來，無疑，因我畢竟是一個鐵桿造反派分子。
而這場合併，實為清理兩個公司的革委會中的造反派成員，將其趕出革委會。這是事情的本質，否則，合併重組，為什麼要將兩個公司絕大部分革委會成員予以撤職、趕回基層呢？甚至，連我們公司原黨委書記、老幹部章忠全也不放過，也撤了他的職，其原因，就是章是公開支持過造反派的。
這事，若發生在一年前，我們則會用大字報等手段，將那什麼市革委會工作組砲轟得體無完膚，也根本不會對這合併公司的方案予以承認，甚至還會向省市造反派頭頭們請來救兵，向市革委會施加強大壓力。然而，此時，聽完市革委會來人（也是軍人）宣讀了這個決定後，我們兩個公司革委會中的造反派們，卻只有一派寂默，沒有任何公開的抗議舉動。
為什麼？大勢所趨。
因為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支持造反的官方輿論逐漸弱化，而從觀念、舉措到組織方針等方面，恢復舊秩序的勢力在迅速日趨上升。
楊金河的婚事，也被拿來說事了。楊結婚前，其實原已向支左的解放軍作過通報，支左的解放軍也對此事進行過審查，而認為楊的岳父那點事不算多大問題，便同意了楊的婚事。然而，這時市革委會那位工作組軍官組長對此事的評價，卻發生了逆轉，指責了楊的這個婚姻，存在嚴重的階級立場問題。
新的公司的七人領導小組，增加的成員中，有一個就是我們公司的原黨委副書記江山。
江山是被我們造反派已經打倒的對象，對其定不定走資派，我們倒是沒有考慮過，認為這是上面決定的事。只是讓他重回公司領導崗位，我們覺得那是絕不可能的，在我們的想法中，頂多是讓他以一個普通黨員與幹部的身份，在公司工作。而現在，市革委會卻一下子任命他做了新公司的領導小組成員，這不能不讓我們，也讓公司所有知道江山的人，都大吃一驚：這文革，這造反，怎麼並不真是算回事啊！二年多來被震天價響的打倒口號所打倒的走資派，原來並不會真正倒下，而是一下子又能回到原有地位啊！
對此，在我們公司的造反派中，龐達明比我們誰都認識得透：造反派都要倒霉了！
當楊金河還在對我們公司革委會的造反派幾乎全部被免職下臺、而江山卻進了新的領導班子一事而憤憤然，說市革委會是右傾投降之際，龐達明就給我們講了這個觀點，並且，用他所知的全國文革發展形勢及各地造反派的情況，證明他的論說。
你們看，蒯大富他們到哪兒去了？無影無蹤了！龐達明說。
楊金河卻不這樣看，他認為是××公司在市革委會擔任了常委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在排擠我們公司的人。他說：省裡胡勇、唐忠富他們不照樣還在省革委會？
胡勇原是湖南省造反派的一號人物，文革前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當電器維修工人，文革中造反並組織領導了湖南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工聯，後於一九六八年四月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並且是中共九大代表。
唐忠富文革前也是長沙一家國營大工廠的工人。他早就是中共黨員，因為這一條，所以，他雖原本只是省革委會的一名常委，但卻在中共九大上被當選為中央委員，由此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一號頭頭。
的確，當時，胡勇、唐忠富他們仍在省革委會中，並時有見報的消息。
龐達明卻搖搖頭：時間問題！他們下來也只是時間問題！
你們想想，如果不是有某種指示精神下來，像我們這樣兩個公司的造反派怎麼會同時一齊下臺？全部被從革委會中踢了出來？搞了這麼久的文化大革命，誰敢這樣做，如果他們不是有某種指示精神依據的話？！還有，你們沒有看到，現在長沙市不少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正在被一些七七八八的問題，陸陸續續被揪了出來，還有的又被關進了牢房？龐達明說。
楊金河則認為：那是他們自己有問題嘛！
龐達明卻氣憤地說：有什麼問題？不就是打了人，指揮了武鬥！打人，指揮參加武鬥，為了什麼？是什麼背景下去幹的？不談事情發生的背景，撇開事情的背景說人家的問題，難道是馬列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他們將人家打成反革命分子，現在人家造反了，報復了一下，這又有什麼不可理解，當然，打人是錯誤的，也應該批評或者批判。但，他們做的那些事情又不是暗藏隱蔽在什麼地方，全是公開的，如果說是問題，當時在成立革委會時，為何卻又能批准他們進入？現在卻又以這個定人家的罪、甚至又將人家關進大牢，合理嗎？那些當權派、保守派骨幹那時要將人家打成反革命，將要傷害人家一輩子，還牽連子女，造反派卻並沒有要定他們什麼罪，無非就是開開批判會，鬥爭一下了事，也並沒有真正給他們定過什麼罪，更沒有記入檔案；而現在人家打了他們一下，卻就要將人家關進牢房，這公平不公平？最高指示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既然如此，革一下走資派、保守派們的命，即便傷及了一下他們的皮肉，又是多大的問題呢？為什麼就不能寬容寬容一下，而非得又將人往死裡整呢？還有，武鬥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大家還不知道？不說別的，文攻武衛就是江青同志說的、號召的，這又不是哪個個人的事，是中央的戰略部署，參加文攻武衛不是哪個人自己的行為，怎麼倒要算起造反派的帳來了？
我與楊金河都無語。
楊金河說：幸虧我們公司還沒有打死人的事，否則，我們就會脫不開干係了。
龐達明卻搖搖頭：事情的本質，並不是什麼打沒打死人，而是對文革對造反派的造反行為，是如何定性的事！如果說，還是認為在文革中造反有理，那麼，從整體原則上說，評價造反派的所作所為，頂多就只有犯沒犯錯誤的問題，是不是在按中央的政策辦事的問題，而不是什麼犯罪不犯罪的衡量尺子。即便對於那些在文革中違反中央政策，而打傷打死了人的造反派，也只應就事論事，是他本人犯了法，是個案行為，也應作個案處理，而與他是不是造反派無關；可是現在，你們看，每抓一個這樣的人，都會說他借文革造反之機如何如何，要將他個人問題與造反聯繫起來，這正常嗎？還不說那之中是不是有冤枉！而如果將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一些事，卻以文革前的標尺來評價來處理，那，全國的造反派都將會無一漏網！沒有一個不是右派分子，沒有一個不是反黨行為！
我聽了很有些緊張，問：那我們今後的命運豈不是很危險了？
龐達明說：若照這個趨勢發展，我們的前途確有些不妙！
我們三個人頓時面面相覷，無以言對了。
只希望，這僅僅又是一次運動的反覆，而不是戲已唱完，就好了。龐達明最後嘆了一口氣，說。
一九六九年的下半年，對於我來說，是產生深感人生悲涼的起始。就是在那時，讀到了秋瑾的名句秋風秋雨愁煞人！並深有共鳴。
公司革委會撤掉了，我們四個造反派副主任也下臺了，但是，地球仍在正常運轉，歷史仍在發展。
公司各基層單位的革委會卻沒有撤掉，只是它的上級換了一個公司名稱，換了一批領導人；同時，大批原來的保守派骨幹，借助逐漸復蘇了的黨、團員的地位優勢，一步步被補台而進入了基層革委會班子，重掌他們原來有過或希望爭取到的權力。公司基層單位革委會中的造反派代表，雖然暫還留在領導圈子中，但由於一般不具有黨、團員的政治身份，因此，很多會議與活動便被排斥於外，不能參加，從而使他們在革委會中的權力大大削弱。而在日後幾個月中的某月，他們則被召集集合到省糧食幹校，一場全市商業系統的反派性學習班的小運動，更是很快在理論上剝奪了他們擔任革委會成員的政治資本，待到一九七○年春開始的全國範圍的一打三反運動時，除了個別勞動模範型的老工人造反派，他們絕大部分便被冠以各種文革問題，清除出了革委會。
不做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後，使我對文革形勢新的發展前途，有了更多的關注。因為，文革在全國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湖南的造反派已開始從權力頂峰逆轉迅速下滑之際，有的省的兩派（山西）卻還在槍砲的硝煙中武鬥打得不可開交，致使中央都不得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直接發佈佈告，以平息那些地方的武鬥，而有的省造反派（如湖北、山東）則正在舉行大規模的反復舊運動，以抵抗文革前的某些政治秩序的復原；而上海市的造反派勢力卻依舊固若金湯，仍在革委會權力機構中耀武揚威。
湖南的造反派對於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開始的、自己日益沒落的局勢，沒有進行反復舊的抵抗。表面原因，是因為這時對造反派的打擊，並不是全面、一次性的實施，而是借種種個人問題（武鬥死傷了人等）、種種個別問題（所謂捅馬蜂窩單位）入手，一個一個分別處理，從而慢慢逐步解決的。因而，在這個長達數月的過程中，最後才被打擊的造反派們，開始時總以為是別人、別個單位有問題，而與自己無關，而不能像龐大哥那樣透視到事情的實質，不能認識到在對待與處理那些人的問題時，所採用的標準已完全違背了中央初始提出並號召的文革造反路線原則。因此，一個一個的造反派頭頭倒了霉，一個又一個單位革委會被悄悄顛覆，新瓶換了舊酒，經過幾個月的處理，直至最後來了個一打三反運動，才將造反派一鍋全端完。像胡勇、唐忠富等省革委中的造反派頭頭，並非一開始就被搞下去了，開始並沒有動他們，只處理下面那些原來都是他們部下的造反派頭頭，甚至在一打三反剛開始時，胡勇、唐忠富還能有資格在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與副主任會議上，參與討論各地市革委會上報的判處極刑犯人的名單，然而沒多久，沒有人身自由、整造反派的學習班就辦到胡勇的頭上了，他被單獨一人，隔離到一個鄉下的人民公社，進行審查。對此，有人以為，胡勇等省級造反派頭頭是開始只顧個人，而沒能從出現整造反派的苗頭起，就領導湖南造反派開展反復舊。其實，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毛澤東與中央對文革局勢的設想框架，已與文革之初大不相同了，希望形勢平穩而不再亂的觀點，已取代了不怕亂！亂，只會亂了敵人！的戰略。當時，中央文革與康生等領導人，將山東省反復舊的造反派頭頭韓金海等罵得狗血淋頭的例子，與著名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紅衛兵的頭頭蒯大富等人，已被打入另冊的情況，都說明了這個大的態勢。顯然，抵抗只是徒勞的。正如，當初那些所謂走資派，想要抵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來大造其反的造反潮流，也是只有徒勞的結局一樣。當時，能採取的辦法，的確也只有胡勇後來說的那樣：大家只好先自保了，能保一個算一個。能保存自己，能逃過那些劫難，以後再說。保不住自己，是你倒霉；保住了，也不一定以後能有前途，還只能等待。一切，都要取決於中央的文革路線還要不要？造反的形式還是不是有理？因為，造反派的造反活動，原本其所獲的第一推動力及之後的生存環境，就是來自於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指示號召與支持，而並非全是自身的情況所致。
沒有了造反，也沒有了革委會副主任，僅僅只是學徒工升級成了出師的青工，二十元的薪水，總算長成了二十九元五角。但，腦子裡卻留下了許多的問題，需要自個兒解答，因而，對知識的渴求，成了新主題。
對馬列主義書籍的研讀學習，有了更大的興趣。在當時，思想上能夠接受，在實際中只能讀到的，除毛澤東的著作外，也就只有這堂堂皇皇的馬列主義書籍了。連省無聯那些激進的紅衛兵、大學生讀的都只有馬列主義，我在當時自然也是不可能去讀什麼薩特、休謨與康德了。然而，的確，當時讀馬列的書，使我大大開了眼界，開始粗淺但真正的認識到了社會的政治、民主、自由等等道理。讀了書，就要找人論說、交流與請教。一些有共同閱讀興趣的同學與朋友，便成了那段時期經常往來的人際關係，由此，我在知識學習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幫助與提高，但同時，一些不經意的學習爭論心得之言論，給我在此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也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因為，自讀了馬列的一些書後，自那時起，便對當時國家的政權行政模式，開始產生了一些從制度角度而不僅僅是以政策評價的疑問與看法。而之前，對這方面的問題，卻是從來沒有思考過的。
現在想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真是很奇特！可以說，史達林的理論的確影響過中國的革命，雖然，效果並不好。但馬、恩、列的學說，特別是馬克思的理論，則從來就只被中國人擱在神龕上敬拜，卻並不真正被人學習運用。
不說一九四九年前，就只看在文革以來，那時，人們雖然都天天唸叨著馬列主義萬歲！，黨章、憲法中它都是被擺在了重要位置，但其實，在實際中，的確又沒有幾個人真正認真讀過那馬列主義的書，就是那些已做了將軍、做了中央委員的人，看來很多人也是如此。所以，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即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會深有感慨地說：不讀馬列的書，幾百個中央委員都被人騙了。沒有多少人讀馬列的書，倒也罷了，最奇怪的倒是，那時，你若讀那書，別人卻會懷疑你有不軌的政治動機，而遭到密切審視。所以，那個時候社會下層發生的許多後來被證明是冤案錯案的悲劇，很多就是因這個讀馬列的書開始。那時對此的說法，便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軍代表的觀念：現在有毛主席的書，你為什麼還要讀馬列的書？什麼動機！，而全然不管馬列主義的書上究竟寫了些什麼。
然而，到了上世紀末及本世紀之初的現在，到了一個相對思想較自由的時代，讀馬列的書，卻又變成了很多知識分子口中的笑料，一些人對馬列主義究竟是些什麼東西還根本不清楚，就可以任意撻伐，在網絡與私下談話中，將馬列理論罵得狗血淋頭，或自以為是的不屑一顧。其實，你若問他們，那馬列書上寫了些什麼時，他們則會居高臨下般拋過來一句話：讀他們幹什麼！
一九九七年我到德國去旅遊時，途經特利爾不遠，是老馬的故鄉，我問那導遊：可否拐進去看看老馬的故居？那位曾是國內名校研究生而留學德國並兼職導遊的年輕人，卻像看鄉下人一樣瞧著我說：那有什麼可看的！不就是馬克思嘛，一個讓他的理論使千百萬人頭落了地的猶太人！我一聽，很是奇怪，還有這等奇談高論，忙問那年輕的上海研究生：你讀了馬克思的一些什麼書，而得出了這種結論？那導遊則對我不屑地說：讀他的書幹什麼？有時間讀他的書，還不如讀《金瓶梅》！我只能無言。一個根本不讀馬列書的人，怎麼可能和他進行正常的對話、交流與討論呢？如果說，一九七○年廬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員、那些將軍們沒讀多少馬列的書，是確因他們的文化程度不夠所致；那麼，現在許多的知識分子也不讀馬列的書，卻敢大言不慚就全盤否定馬列理論，則大致是因某種過正的偏見使然。馬列的理論，不一定都是正確東西，但，讀都沒有讀，就敢罵他們，這也太讓人見笑了！太讓人無言以對了！
現在很多人，以為民主、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才會有人說，才會提倡。實際上，他們是沒有認真讀過馬列，特別是沒有認真讀過馬克思的書。有關人民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觀念，在他的書中，比比皆是，而且說得非常細緻。例如，馬克思曾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這一部份制約著另一部份一樣。他還說過：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對於國家政權的形態，馬克思還詳細分析研究了巴黎公社工人政權的情況，得出了一些與後來史達林所建立的國家形態而不相同的結論。文革中，包括遇羅克在內的很多熱血青年，之所以成為了民族的志士、英雄，當時引導他們的理論，其實，主要就是馬克思主義中的東西，而不是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些西方民主觀念。
馬克思主要是一個學者，他不是史達林。
一九六九年十月間發生的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為救集體財產而落水身亡的事跡，經報刊宣傳後，我當時確為之感動過。一切具有獻身為社會而自我犧牲精神，長期是我崇敬的方向。不論是戰爭年代的董存、黃繼光、丘少雲，還是蘇聯的馬特洛索夫，他們都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英雄。到了文革時，我心中的英雄榜上，又增加兩個新的人物。
一個是郭嘉宏。一九六七年初他在北京告狀期間，見到一個工地失火，雖根本不關他的事，然而他卻立馬奮不顧身地參加滅火，以搶救國家財產，結果不幸犧牲。郭嘉宏也是一個造反派，他是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而下鄉的知識青年，曾當過江蘇鎮江象山園藝場的生產隊長。文革初，因造了當權派的反，被他的領導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了幾個月，後來隻身逃到北京來告狀。郭嘉宏的事跡不僅與我們類似，是一個造反派青年，而且他的無私無畏思想境界，也與當時我的思想追求很為吻合。所以，當在三月份《人民日報》報導並高度評價了郭嘉宏的事跡後，他的形象便在我的腦海中扎下了根，直到今天。
另一個便是金訓華，一個下鄉到黑龍江的上海知青。
金訓華為搶救集體財產而落水犧牲的事情，固然值得欽佩，但，我更欽敬他的是，他作為上海市一個造反派的紅衛兵頭頭（上海市紅代會常委），卻能夠率先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毫無私心地第一批離開大上海，而下到遙遠的黑龍江農場，後來發生的搶救集體財產一事，只不過是他某種精神的一次必然體現。
當我在報上看到有關金訓華的報導後，便給金訓華所在農場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對他的敬佩。不久，黑龍江遜克縣革委會宣傳金訓華事跡辦公室便給我回了一封信，並應我的要求，同時給我寄來了金訓華生前與他們知青戰友所譜的一首毛澤東語錄歌《我們這一代青年》。那時，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所作的一段關於中國青年作用的講話，曾在很多青年人中流傳，也的確給了那一代不少青年人一個精神鼓舞。毛澤東說：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將是多麼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歲的人了。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決心一輩子艱苦奮鬥！現在實事求是的說，毛澤東一生中雖然犯過很多錯誤，他所說的話也不一定都正確，但他那些激勵人們以努力奮鬥為人生重要價值的言論，的確對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對我們那一代青年人，有著極大的影響。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雖然，最終一個人會怎麼做，將要受到很多人生條件的制約與影響，然而，讓人樹立一種以國家、社會與人民為己任，為大事，為光榮，並努力為之終身拼搏奮鬥的觀念與無私的獻身精神，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一個人，應該說，都是很有必要的。一個沒有了信仰、精神追求的國家、民族、社會，即便擁有了豐富的物資，那處於這個社會中的人，則未必能真正獲得幸福。遙遠北國的知青金訓華，之所以能感動湖南的一個青年工人，我想，是某種精神相通吧。文革有很多東西都不好，但之中，未必就沒有一點可以留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