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搞清理階級隊伍的事，已有幾十年的傳統，但像在文革時那樣在全體民眾與幹部中，作為一個大規模聲勢浩大的專門運動來進行，卻似不多見，就是那延安整風，也只審幹部嘛！可是，作為文革大運動中的一項階段性小運動，清隊之害則不同程度的波及到所有各個階層的群眾。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清隊）運動，在長沙市，則完全是在掌了權的造反派首先主持參入下開展的。若說造反派在文革中也搞過什麼整基層老百姓的事，那就是這個所謂清隊運動。本來，造反派的鬥爭大方向一直是當權的走資派，即黨的領導幹部與政府官員，但一旦在自己進入了政權與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掌握了一些權力之後，便不能不以當權者的姿態，來執行中央的指示了。
清理階級隊伍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一個組成環節。當年八月，毛澤東就工廠企業的文革運動任務，發出了明確指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
這個清隊運動是從北京搞起來的。中央批轉了一個六廠二校的清隊經驗文件，以六廠二校即北京六家大工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為樣榜，讓全國各地凡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都照這葫蘆去畫瓢。
中央來了號令，又有這個六廠二校的葫蘆，於是，湖南省與長沙市的革命委員會也很快作了部署，在全省全市展開了這場清隊運動。
這項運動，一般都是由革命委員會的政工組負責，省、市政權機構，及各工商企業、學校、機關都是如此，我們公司自然也不例外。
龐達明是分管政工組的，這事因而該他負責。我是保衛組長，本來只負責公司系統的內外安全問題，清隊不是我的職能範圍。但是，運動一展開，清出了一些新階級敵人、準階級敵人或嫌疑分子，這批人需要人看押，於是，我也被捲入這項整人的運動中了。
按照上面的佈置，我們要在本單位的幹部和職工中，將公安部頒佈的一個六條規定中所定的二十一種人員，首先從幹部職工隊伍中劃出來，予以審查。這個所謂二十一種人，包括原國民黨政府中的軍、警、憲、特骨幹分子，原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中的書記長以上人員，一些迷信宗教骨幹，再就是曾被判刑勞改，判予勞教過的釋放人員。當然，政治上定過為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富農分子和壞分子的人，更不能放過。運動一開始，首批遭殃的就是這些所謂的二十一種人。
這批人真是可憐，文革中，不論保守派掌權，還是造反派得了勢，若不是搞路線鬥爭（批鬥走資派則屬路線鬥爭），而是只強調階級鬥爭之時，需要整人之際，首當其衝挨鬥的，總是他們。雖然，我們造反派們也是經常被陷於反革命、右派的邊緣，但是，在我們的觀念深處，卻總是不會同意讓自己與這些什麼二十一種人並列，而總是力圖要與他們劃清界線。在文革中，造反派們無論怎樣的倒霉，也多少還有過揚眉吐氣的時候；然而，這些人卻永遠是文革運動中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另類。要說文革中受害最深最苦也最久者，據我觀察，既不是老幹部，也不是文化人，造反派也排不上，而是這些所謂二十一種人中的大量無辜者！不論他們在文革前犯過什麼事，或者也許本身早就是冤案的受害者，但是，他們早就已為自己的過去償付了很大的人生代價，而在文革中，更是不敢亂說亂動，在戰戰兢兢過日子。然而，文革自一開始，無論哪一種性質的鬥爭，各派政治勢力卻總是要拉他們祭刀，或讓他們陪鬥。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老紅衛兵與紅色恐怖隊、北京大興縣的農村黨組織負責人、以及湖南道縣的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凶手們，之所以竟然不怕犯法，一上來就敢對他們亂打大殺，不要任何理由就敢對他們施以令人髮指的暴行，就是因為，這些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另類，在那些行凶者的眼中，根本就不算是人，而是可以任人宰割的什麼東西。確實，就算不是那些凶手，在當時社會的主流觀念中，相當多的平民百姓，也都是視這些二十一種人的人們，為不可接觸的賤民，而對其取歧視之態。就是最激進的造反派分子，也不敢表白對他們的同情。《湖南日報》社有一批在該報社前身《新湖南報》社時，於一九五七年被錯誤打成右派的編輯記者，在文革中自發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欲平反他們的冤案，他們自然渴望得到社會上強大的造反組織支持，然而，他們的希望只能落空，沒有造反派會敢支持他們，甚至有造反組織還說他們是右派想翻天！，勒令他們解散，在批省無聯時，還將他們作為省無聯的所謂反動基礎對待，進行批鬥。做過右派的報社編委柏原，當時還因此被《湖南日報》社的造反派紅色新聞兵抓去，在批鬥中遭到殘酷的毆打，被打得遍體鱗傷，幾乎喪了性命。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開始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更是湖南的造反派們參入踐踏人權的一次相當規模的重大恥辱性活動。
當然，按照文件上的說法，這些二十一種人，還不過是浮在面上的、公開的死老虎，清隊的目的，主要還不是他們，整治他們還完全是為了聲勢上的需要。真正的目的，是要求我們深挖隱藏得很秘密的階級敵人，就是尋找那些還有著光榮身份然而實際是階級敵人的人。六廠二校經驗介紹中的北京新華印刷廠，就將二十二個已是共產黨員的工段長一級的幹部給揪了出來，因為這二十二個人在舊中國全參加過國民黨的組織，而且有些還從未透露過自己原參加過國民黨的歷史。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一位解放軍身份的副主任，在全省清隊運動的動員報告中，就告誡我們，全湖南省，在一九四九年前夕，曾有過國民黨的將級軍官多少名，校級軍官有多少名，尉級軍官有多少名，說這些原國民黨的軍官，現全部生活在我們之中，因而要徹底查一查，他們現在都在幹什麼工作？是不是有混進共產黨裡，混進政府裡來了？
所謂清隊，實際就是清查一個人的歷史，看他是否屬於階級敵人。
清查歷史的步驟，就是從清查檔案開始，因為，一個人的人事檔案中，記載著他的全部歷史梗概。查閱他的歷史梗概，看有沒有可疑的、不清楚的地方。
政工組的隊伍，一下子膨脹起來，大批的項目人員，一個又一個的專案組，頓時應運而生。
這段時期，便是項目人員滿天飛的年月，這些項目人員背著當時時髦的黃挎包，拿著專門特製的外調介紹信，趾高氣揚地在全國撞來撞去，調查這個，審查那個，搞出一股恐怖氣氛，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唯恐自己或自己的親人，有什麼辮子讓他們拽住。
公司裡也被揪出了一批階級敵人。一個是原公司裡唯一的省級勞動模範的老年女服務員。不知怎麼查的，把她弄成了一個在舊社會是當過妓院老闆的鴇婆；欺壓妓女的鴇婆，當然是屬於階級敵人之列。還有一個老工人，因在抗戰時期被日本鬼子抓去當過伙夫，所以被戴上了日本漢奸的帽子。之所以安上這個罪名，道理竟很簡單也很荒謬：日本人不相信你，會讓你給他們做飯吃嗎？受日本人如此信任的人，不是漢奸是什麼！於是，便被關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交由我的保衛組看管。
這些人後來全部被平反，沒有一個什麼階級敵人。
全公司包括明擺著的所謂二十一種人和被揪出來審查的有問題嫌疑的人，有一百多號。除了各基層單位分別管制了一些明牌的二十一種人外，大約還有二、三十名需要審查的人，由公司保衛組統一看押，關在了公司機修廠一間騰出來的倉庫裡，將這兒稱為牛鬼蛇神待審室。我抽調了幾名保衛人員，日夜輪流看守他們。但，他們的具體問題均由公司政工組管，保衛人員不插手。
這些被稱之為牛鬼蛇神的人，一類是所謂二十一種人之中還被認為有歷史嫌疑新問題者；一類則是新揪出來的被認為是隱藏的階級敵人的幹部和工人。他們被我們關在待審室，不許回家，不許出去，不許親人來探望，而且，還被勒令每人佩戴一個白袖章，白袖章上面用墨筆寫著他們的罪名。如原國民黨人員，就寫上反革命分子，被懷疑是鑽進幹部隊伍的國民黨特務，就寫上特務，被審查為地主者，就寫上地主分子，總之，讓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的問題所在。平日，他們就待在牛鬼蛇神待審室，一方面被命令不停地寫自己的交待和認罪書，一方面，接受項目人員的審問。有時候，則叫他們出來幹一些清掃廁所、清除垃圾的髒活。他們當時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整個政權機器可以說已不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成員了，不斷宣傳的輿論，只是告誡人們要如何警惕他們，不要憐憫他們，不要同情他們，說他們是像冬天的毒蛇，目前只是一時凍僵，而他們一旦有了活力，則會隨時來咬革命人民。
本來，我從小接受的便是仇恨國民黨，仇恨地主、資本家，仇恨資產階級的教育，因而，當時在理論上，我完全贊成鏟除這些人，也覺得對這些人不能犯心慈手軟的錯誤。但是，一面對這些當時顯得極為可憐兮兮的真實的人，我卻又常常極度的動搖。我常常懷疑，難道眼前這些幾乎已弱不禁風的牛鬼蛇神，還需要我們去窮追猛打？他們真的是一些犯過十惡不赦滔天大罪的人嗎？我們之所以對走資派、對保守派可以氣壯如牛的作鬥爭，完全是因為他們整過我們，鬥過我們，並且在精神上始終不服輸於我們。而眼前這些牛鬼蛇神，十多年來，卻從來沒有絲毫的反抗，沒有半點的驕橫，全是一副驚恐不已，可憐兮兮的樣子。對他們，不說去同情，至少狠，我是狠不起來的了。
我不想同那些弱者去作鬥爭，但，也不願讓人攻擊我立場不堅定，因此，我儘量不去那牛鬼蛇神待審室，而將它交給手下的保衛人員去管理完事。
有次，是九月九日，全長沙市統一行動，刮所謂紅色颱風，即抄查階級敵人的家。
實際上，在文革之初，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的家庭，還包括一些原資本家者的家庭，就已先後被剛剛興起的紅五類子弟紅衛兵，與各單位組織的黨、團員及政治積極分子們，進行過幾次抄查。這一次的抄查，則是所謂的新生紅色政權組織的又一次為清理階級隊伍大造輿論而震懾敵人的大行動。根據公司所在行政區的公安機關軍管會統一佈置，我帶了一批保衛人員於晚上闖進一個原國民黨少校軍官的家，將他們全家人趕到一間房內，然後，我們翻箱倒櫃，想查出一點這個國民黨軍官的反動罪證，因為他是我們公司的一個會計。可是，折騰了一、二個小時，一無所獲。按上面佈置，我們可以將被抄查者帶走，關起來再審查。我看了那個會計一眼，他倒顯得很平靜，面無表情，大概，此類事情他經歷不少，知道該怎麼對付。我正想讓人將他帶走，突然，又瞥見他的一兒一女，正怯生生地站在他們的母親身旁，驚恐萬分地看著我們，那男孩其實同我一樣大的年齡，但比我瘦小多了，此刻，他的臉上佈滿了悲哀。
我想了想，把手一揮，朝手下的人說了聲：走！
便迅速離開了這個不幸的家庭。我不想帶走那個原國民黨軍官，並非對他有什麼憐憫，我同情的是他那與我同齡的兒子，我不忍給一個像我一樣年輕的不幸者，再雪上加霜。
有一天，我在牛鬼蛇神待審室，忽然發現公司原黨委副書記江山也坐在了裡面。
我好奇怪。因為江山雖已被我們造反派宣佈為打倒對象，屬於走資派，但，這只是我們造反派單方面的意見，而上面並沒有予以肯定，而且，他的黨籍、幹籍，甚至他的公司黨委副書記的職務，都沒有人宣佈或行文給予處理。雖然，此刻他已失去了權力，但理論上他卻還是一個黨員幹部。再則，我覺得，中央雖然號召我們造反派要與走資派作堅決的鬥爭，但實際中，真正能定性的走資派的並沒有幾人，今天你說他是走資派，明天說不定上面就會宣佈他只是一個犯了錯誤的領導幹部，教育一番，又恢復官職，只要這個領導幹部沒有歷史上叛變，做國民黨特務之類問題，光用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條沒有明確標準的帽子，是難於打倒他的。像劉少奇那樣的大人物，中國的赫魯雪夫、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真正定他的也只是三個罪名：叛徒、工賊、內奸，卻根本不沾走資派的邊。這個走資派的帽子，只是一時剝奪當權派手中權力的一個彈性很大的虛標準，並不是可以定人終身的鐵罪名。它與那些叛徒、特務、地主、右派、富農等等政治帽子，有著某種本質上極為微妙的區別。一個人一旦成為了叛徒、地主、右派、反革命之類，那就意味著他此生在政治上完了，此生將永遠是低人一等的賤民。而走資派呢？今天也許是被鬥爭的主要目標，模樣最狼狽，挨鬥最厲害，但說不定明天，他就又可能神氣十足地官復原職。像七．二○事件中，上至中央文革，下至湖北上百萬造反派，口口聲聲，堅決要予以打倒的軍內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卻很快被毛澤東主席還了他的同志身份，調到北京，根本就打不倒。
走資派畢竟都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幹部！所以，在觀念中，我們造反派終究還是將他們與二十一種人不列在一起，而是深知這種區別的。
而地主、右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卻是屬於要被打倒掃除的階級，是名符其實的階級敵人，牛鬼蛇神！
我當時並不知道，以後這個走資派帽子將完全消失，並對制定這頂帽子的做法給予嚴厲的批判。但，那時，我卻也隱隱感到了，雖然在文革的政治理論上講，走資派是無產階級最大的敵人之一，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鬥爭鋒芒所向，但在實際中，走資派與地、富、反、壞、右們的地位，卻是絕然不相同的。
原來在牛鬼蛇神待審室中，並沒有江山的位置，只是在幾次批鬥各種各樣的牛鬼蛇神大會時，江山總是會有被鬥的份，將他算作各類牛鬼蛇神的保護傘而批鬥，有時還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掛上寫有走資派大字的牌子。但，批鬥大會一開完，江山便可以回家，而不必像其他牛鬼蛇神，即所謂黑五類與叛徒、國民黨特務嫌疑者等人員那樣，被關進公司設置的待審室。他被我們宣佈打倒後，像其他普通幹部一樣，只是下放到了基層單位勞動。那時，我們，至少我們對江山的處理目標，就是罷免他的官，撤掉他的黨委副書記職務，也就完了事，讓他從官削為民，而卻並沒有再讓他下降到鬼的計劃。他不是叛徒、特務，你想讓他變成牛鬼蛇神，也是不可能的，江山是一九五三年才參加共產黨的，他哪來的叛徒、特務罪名？！
不過，一下子從公司黨委副書記高位上跌落下來，經常要挨批鬥，即算不是鬼，江山的心情之難受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人們對那些地位下降的人，多少總有些市儈式的言語和鄙夷神情。
我問看守的保衛人員，是誰將江山弄進牛鬼蛇神待審室的？
他們告訴我，是綽號洪司令的看守組組長，早二天弄他進來的。
洪司令此時不在，我便先跑到牛鬼蛇神室內，找了江山。
牛鬼蛇神們看見我這個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保衛組組長闖了進來，不知是災是禍，刷的一下，全站了起來，誠惶誠恐地望著我。
江山也跟著站立在一張木床邊，木然地看著我。
我沒有理其他牛鬼蛇神，只走到江山面前，問：誰叫你到這兒來的？
洪司令命令我來的。江山低聲答道。
胡搞！我也輕輕自言自語。接著，我又一板正經似地對江山說：這裡是階級敵人受審的地方，你雖然不是黨委副書記了，但你還是黨員，沒有人開除你的黨籍，所以，你現在並不是階級敵人，這裡不是你待的地方
江山的眼中泛著閃閃光亮，他聽了我的話顯然很激動。
我繼續說：你的任務是好好參加勞動，力爭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接受他們對你的教育，總結教訓，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爭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江山連連點頭稱是，模樣非常誠懇。
我又命令：現在你就搬出去，你與這些人怎麼可以混在一起呢！
江山高興地說：我就搬，就搬。
他正欲準備去清點他的行李，忽又回頭對我說：那洪司令
洪司令，我會同他講的，他得聽我的！你搬你的就是。我大聲說。一則我要顯示一下我這個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保衛組長的權威；二則，我對洪司令擅自搞這事並已二天了都不向我報告，很有些氣惱。
江山挾著提著他的行李，搖晃著他肥胖的身軀，跟著我走出了牛鬼蛇神待審室。
事後，我將洪司令叫到我在公司的辦公室。
洪司令也是公司系統的一個青工，先是跟著造了一陣反，後來大概覺得光跟著當個造反兵不夠意思，就一個人跑到社會上，糾集了十來個人，獨自扯起了一面青鋒造反司令部的旗幟，自任司令，還刻了一個有一片豆腐乾那麼大的方形大印，佔據了公司屬下一個單位的一間辦公室，優哉遊哉地混了一、二個月。還背著一枝盒子手槍，耀武揚威了一陣。後來，文攻武衛指揮部繳了他的槍，他那個俱樂部似的組織也土崩瓦解了，無可奈何的他，便到了我的手下。
他雖比我長兩歲，但我的氣勢顯然比他強多了，因而，他在我面前往往是一副恭順的樣子。
他告訴我，那天，他見江山正從牛鬼蛇神待審室門前走過，大概是剛下班，江山顯得很輕快，神情也沒有以往的那副愁眉苦臉狀。他一下子火就上來了。因為，在此之前，他聽別人說，江山現在雖不是公司黨委副書記了，但他百多元的工資卻一分沒減，現在的工作又單純，只動手不用操心，那日子過得還蠻舒服，經常見他邀幾個人，在酒店裡猜拳行令，飲酒作樂。
洪司令工資每月也只有三十塊還差伍角。他見走資派江山倒還過得比他快活，忌妒之情頓生。
他媽的，老子辛辛苦苦革命，日夜不停，他這個走資派倒輕鬆自在，哼！洪司令氣惱地這樣想。
於是，他一把喝住江山，以公司保衛組的名義，宣佈對江山進行審查，並勒令江山搬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和那些牛鬼蛇神一樣，沒有了自由。
洪司令在公司本來已小有名氣，何況他此時是負責看守的保衛人員的頭頭，江山不敢反抗，只好乖乖照辦。
老子就是要讓江山這個走資派吃一點苦頭！洪司令得意洋洋地對我說。
但是，我卻訓了他一頓，說他不懂中央的政策，又不守紀律，擅自作主，將江山這個有公司黨委副書記身份的人隨便處置。
對我指責他不守紀律不請示報告我這一點，他自願作檢討，但對我批評他不該將江山與那些牛鬼蛇神混在一起，他不服。
走資派不就是牛鬼蛇神的頭子嗎？把江山關到牛鬼蛇神一起，怎麼就是不符合政策？！他反質問我。
我只好耐心又給他談了我的見解，告訴他在實際中，走資派與牛鬼蛇神是兩碼事，是不同性質的矛盾，雖然，從理論上講，走資派是牛鬼蛇神的總頭子。
這，我就鬧不清楚了，怎麼理論上和實際上會不一樣，他眨巴著眼睛說。
鬧不懂？你就多學習學習吧！我沒好氣地告訴他。
實際上，我也鬧不清楚。
清隊運動中，清出了不少叛徒，尤其是中央定了著名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之後，揪叛徒幾乎成了清隊中的一項大工程。湖南的許多原中共地下黨員，在當時，所遭到的壓力尤為突出。因為，當時正處於權力頂峰的林副統帥，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與駐湘部隊的一些負責人時，在談話中，作了一個所謂湖南有三條黑線的指示性講話：一是劉（少奇）、陶（鑄），二是彭（德懷）、賀（龍），三是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國民黨殘渣餘孽、叛徒、特務多。湖南的這三條黑線，可以說是又粗又長。
有林彪這個明確整人對象的指示壓在湖南，湖南原中共地下黨員們的日子，其所遭危難壓力之大的狀況，便可想而知。
在長沙市，有不少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人，被揪成了叛徒或假黨員。凡是於一九四九年前，被國民黨逮捕過的中共地下黨員，都成了審查對象。每一個項目班子都希望自己創造出一些駭人聽聞的成績，因而，他們對有可能出叛徒的那些歷史，尤其有興趣。
對此，開始我並不在意，我的父親雖說也是中共地下時期的黨員，但，他從未被捕過，只要沒有被捕的歷史，就出不了成為叛徒的漏子。
但，當父親熟知的幾個地下黨同事，有幾個被打成了叛徒、假黨員後，我卻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
有個姓謝的中共地下黨員，父親很熟悉，解放前地下黨時，是屬於同一個黨總支。清隊中，他卻被他的單位說成是假黨員，說他是真土匪、假黨員。
更為吃驚的是，我們公司的一個造反派中層幹部秦某，也被公司政工組確定為假黨員，不僅被從造反派的隊伍中清除了出去，而且還被掛上了一個寫著假黨員字樣的大木牌，進行批鬥。
秦某是一九四九年前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秘密入黨後，因其有文化，受領導派遣打入到國民黨一個縣政府中，做了軍事科長，解放後，他被分配到省公安廳，卻仍做了一名不公開中共黨員身份的特別公安還開了一家私人名義的旅館做工作掩護。後來，又被公開黨員身份轉到我們公司，做了一名副科長。文革後，他也堅決支持造反派，站到了造反派的隊伍中。但是，由於他與公司機關的一些造反派幹部意見不合，結果，在清隊時，對方順便清查了秦某的入黨情況。在檔案中，發現秦某在解放前做國民黨縣軍事科長的經歷，卻沒有人證明是受組織派遣，其入黨也沒有證明材料。於是，那些造反派便極力說服公司革委會政工組，將秦某列於了清查對象，於是，一頂假黨員，真特務的高帽子被罩到了他的頭上，並進行批鬥，還將他關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這位秦副科長連連大喊冤枉，說到國民黨政府中去任軍事科長，係中共組織秘密指派，他當時的領導人，現還在省公安廳工作。可是，省公檢法組織已全癱瘓了，根本找不到他的唯一證人。其實，秦某的那些情況都是有據可查的，只是由於秦某的特殊經歷，使他的那些情況材料只存放到省公安廳，而沒有轉到我們公司。但在當時，省公安廳已經被支左部隊軍管，很多材料都一時沒有辦法查到，加之那種堅決深挖階級敵人的鬥爭氛圍，秦某便只有受冤屈而無法申了。
自然，四人幫垮臺後，秦某又回到了省公安廳，不但恢復了黨籍，也恢復了公安幹部的職務。
當時，我將秦某與上述謝某的情況告訴父親，他很驚異連連說不可能、不可能。還說，讓姓謝的以匪霸身份去出面工作，是黨組織派遣的。
我當然相信自己的父親，一個性格堅強能吃大苦耐大勞的漢子，絕不會成為一個什麼叛徒。但對於父親的歷史，卻必須認真很好的清理一下，免得出現模糊不清的地方，讓人鑽了空子。我覺得，那時有些人的所謂歷史問題，實際是一些不能下定論的模糊空白，而當項目人員就這模糊空白的歷史，作出他們自行判斷的歷史結論時，當事人則只有喊冤枉，而無力反駁項目人員下的判語。
我將我的擔心同父親講了。
父親顯得很難過，他說，怎麼搞來搞去，搞到這些解放前的革命工作上來了，又沒犯錯誤，也要查歷史，翻老帳。
但父親還是同意了我的做法。
他口述，我先聽，然後，作好記錄，將他的歷史，從江西老家出生，年輕時、壯年時一直到解放，到現在的全部經歷，詳詳細細記了下來。
父親的歷史，應該說是典型的無產階級化的、硬梆梆的革命經歷，尤其是參加地下黨那二年，更無懈可擊。
但，也有個紕漏。
不是地下黨時期的叛徒嫌疑。
而是父親在一九三○年參加了紅軍後，只幹了短暫時期，就又離開了那一段。
這個離開是怎麼回事？
弄不好，不說清這一點，人家就可以給你罩上一頂叛離革命的帽子。要知道，在當時，多少人只恨自己沒有生在那種大革命大動蕩的年代，否則，參加紅軍熬到現在，不是成了將軍就也會是高級幹部，而父親已當上了紅軍，怎麼又離開不幹了呢？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詢問父親。
父親淡淡地笑了笑，說，那時當紅軍，就同你們現在參加造反派一樣！蘇維埃一號召，年輕人就都積極響應，一下子就都踴躍報名參加了，我們江西老家村子裡，年輕的差不多都是紅軍的人了，不是紅軍，也是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婦女會，你的兩個姑媽，都是婦女會、赤衛隊的，你的叔叔也是赤衛隊的。
啊！我似乎是發現了新大陸。
不過，我怎麼也無法將江西老家鄉下那白髮蒼蒼、纏著粗布頭巾赤腳在稻田裡勞作的叔叔，將坐在土灶前不斷添柴、又不斷被柴煙嗆得直咳嗽的老姑媽，與舞臺銀幕上那些颯爽英姿的赤衛隊員光輝形象聯繫起來。
然而，這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
後來，我經常回江西老家鄉下時得知，那兒的老人，在大革命時期，幾乎人人都沾了一點革命的份，不是當過紅軍、赤衛隊，就是搞過農會、蘇維埃，或者，便是少年先鋒隊員。在家鄉的縣政府建的革命烈士紀念館中，有一本密密麻麻印著烈士名字的紀念冊，上面竟有幾千人，大都是紅軍時期犧牲的，可見，那時，家鄉當紅軍、赤衛隊的人之多。
參加紅軍的人，相當一部分犧牲了，相當多的一部分則像父親一樣，因種種原因，後又離開了，當紅軍只成了他們人生的一小段歷史，他們從老百姓而來，又很快回到老百姓默默無聞的位置。當然，也有極少命大的人，使當紅軍成為了他們光輝生命的起點。原南京軍區的中將銜政治委員，就是那時從我們家鄉走出去、而唯一在日後當了將軍的一個紅軍戰士。
父親是屬於當時紅軍紅十六師五大隊的地方紅軍，由赤衛隊改編的。開始，還紅紅火火熱鬧了一陣，後來，大概上面指揮失誤，部隊被打散，家鄉蘇維埃根據地也丟了，父親既尋不到自己的部隊，又不能回已被國民黨軍佔領的家鄉，於是只好亡命逃到了相鄰的湖南省，從此，就在湖南省生活下來，只到一九四八年，才又重新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
聽父親這樣一說，我頓然放下心來，這樣的離開，抓不著什麼辮子，要知道，我們家鄉這樣離開紅軍的，肯定是成百上千以上。隊伍打散了有什麼辦法？這既不是逃跑，更不是叛變！何況，父親以後還又找到了共產黨，冒死參加了地下黨活動哩。
但是，在看到地下黨員秦某等人的情況後，我也曾有些緊張，幾次問過父親加入地下黨的情況。父親雖然很鎮定，告訴我說，他的入黨介紹人兼領導人陳光烈尚在，有他作證的。但是，我知道，陳光烈他自己也因一件生活作風錯案，早被整得嗚呼哀哉，已處風燭殘年貧病交加，隨時可能去世；若他去世了，到時又能有誰來為父親的入黨情況做鐵證呢？所以，十幾歲的我，有段時間很是焦慮此事。
不料，有一天，穿著襤褸的陳光烈老人，拄著一根棍子，一拐一拐來到我家，一進門，他顧不上歇息，就告訴我們：市革委會政治部組織組的人，找他瞭解他所知道的長沙地下黨歷史及人員情況，並讓他寫份材料。他遵命寫了後，想到，有些原地下黨員並不完全瞭解地下組織的人員情況，現在正在搞清查運動，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自己過去所領導的地下黨員作出證明，以使他們不致或因情況不明，或因記錯了，或因被別人亂說與誣害時說不清楚，無辜導致被冤枉打成叛徒、假黨員之類。因而，他就將他向市革委會寫的情況，找人刻鋼板油印了若干份，分送這些原地下黨員，以幫助他們在需要時，能清楚說明自己在地下黨的情況。今天，他就是特地給父親送這油印材料來的。
陳光烈說著，就拿出一迭油印材料，扯出一份給我父親。他說，他發展與領導的近百名黨員中，是沒有一個做叛徒的，更不會有一個假的，全都手續到了堂。他還說，其他的那些材料，他還要一一去分送，並約我父親同他一塊去。
我當時接過了那材料，只見開首寫著：《解放前湖南省長沙市地下黨工貧北二區的詳情據我所知謹寫如下》。在材料中，幾十個黨員解放前、後的各種情況，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我父親的情況也列在其中：原老紅軍戰士，出長征後，他被蔣匪幫迫害得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因他以前入過黨，但在黨期短，離黨期長，只能作重新入黨，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入黨，本人是城市貧民，解放後搞旅館的公安工作，現在本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父親在參加紅軍時，實際也參加了共產黨組織，只是那個組織關係像紅軍的關係一樣，很短暫，又都離開而斷了，不作數。
看了這份材料，我心裡很高興，心想，有了陳光烈老人的這份鐵證，父親參加地下黨的事，就不怕別人來找碴了。陳光烈老人雖然當時已無任何職務，甚至，因那錯案處理，連黨籍都早沒有了，但他畢竟曾是父親所在黨組織的負責人，他寫的證言無疑對我捍衛父親的歷史，是個很有力的武器。我珍藏著這份浸透著傷心與愛心的油印材料，像握住了一門迫擊砲，隨時準備回擊那試圖來傷害我父親的清隊運動。
陳光烈，湖南湘鄉縣人，是一個在一九二五年就參加了中共的老黨員；北伐革命時期，他曾擔任過湘鄉縣總工會第一任秘書長、第三任委員長；紅軍時期，曾任黃公略部第三游擊縱隊政委，長征時，在過烏江時，因傷病嚴重，被奉命就地離開部隊養傷。後轉回湖南長沙，從事地下黨工作。解放後，曾任長沙市文藝區區長，湖南烈士公園管理所所長。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周年紀念徵文時，《解放軍文藝》上還刊發了他寫的《烏江南岸離長征》的應徵回憶文章。後於一九六○年被一件生活作風錯案錯誤處理，開除黨籍幹籍與公職，至一九八○年後平反，一九八二年病故。
我的父親與陳光烈都已不在人世了，但陳光烈老人那天送這份油印材料到我家的情況，現在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令我感慨不已。當時，一個年已六十六歲的老人，他自己都還一身是難，卻還為他的地下黨同志的安全操心，拼著老命到處奔波，到處援手。每每想到這，我的心，就要對逝去的他說：老人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果然，不知是不是陳光烈的這份證明起了作用，反正，父親的地下黨問題，便從來沒有人來找過麻煩，至少，沒有人來公開尋釁。加之，大概雖說父親是個老黨員，但畢竟只是公司一個小小的通訊員而已，無職無權，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吧；或者，即使有人暗中有所動作了，但終究沒搞出什麼名堂，而父親又有一個正在當造反派頭頭和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兒子，一般人是不敢無事生非吧。但是，有次，一位在食品公司工作的原地下黨員到我家，與父親談到陳光烈時，還連連說，搭幫這份材料，使他能躲脫了公司政工組對他的追問，他們看了抄了這份油印材料後，便沒有再找他。可見陳光烈老人那份材料，當時，的確起了保護了他那些原來地下黨同志們的作用。
長沙市的清隊運動，雖然開始是在當了權的造反派主持下進行的，但其中卻有一些特點。
第一，專案組之類專門負責清隊的機構，大多讓原保守派人員佔據了。因為，所謂清隊，主要是清一個人的歷史，而執行清查任務的人本身，首先便必須要求是歷史清白即其身份符合無產階級標準者；省、市革命委員會下達的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指示中，甚至提出了最好是讓有著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身份的人，參加項目調查機構，做項目執行人員。對此，造反派們無可奈何，因為，這些方針，也是中央制定的。在當時，造反派中並沒有幾個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者做造反派的也不多。而原保守派的人員中，卻擁有眾多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若以往只論造反，保守派地位在大勢所趨中，無疑是顯得脆弱而不堪打擊，但此時重新啟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這個身份，他們便天然地佔了絕對優勢。加之，各單位革命委員會中，原來的領導幹部憑藉其嫻熟的從政經驗，迅速地利用了上面的指示精神，便很快地將那些曾保過自己的黨、團員和文革前的政治積極分子們，安排組織進入了清隊項目機構內。隨著清隊運動的發展，逐漸，各類專案組、外調辦，甚至連保衛組，大都成了原保守派人員的天下。最後，當清隊運動又發展演變成什麼三清三反、一打三反等名目的運動後，湖南省、長沙市所有的專案組，便基本不再有是造反派的成員了。
第二，造反派逐漸在清隊中喪失了自己的權勢。
開始階段的清隊，造反派頭頭們都還熱情頗高，照北京的六廠二校經驗依樣畫葫蘆的勁頭也還不小，又是跟著紅色颱風突然襲擊，半夜三更統一行動去抄二十一種人們的家，又是組織批鬥牛鬼蛇神們的各類批判會，嘩嘩鬧鬧、轟轟烈烈地名堂搞了不少。然而，當文革前的那一系列正統的項目工作的組織、理論、方針，逐一被悄悄恢復，尤其是逐漸強調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這種特殊身份的作用後，造反派們便也慢慢失去了氣勢立足的陣地。按照文革前的正統觀點，不少造反派頭頭，總在歷史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污點，使其身份難以與正統的黨團員們匹敵。我們公司有一個造反派頭頭，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其業務能力全省有名氣，而且他為人極友善，人際關係也很好，文革造反後，做了公司革委會的委員。然而，他曾因在一九六二年時與幾名青年職工一道，向本單位黨支部提過一點意見，結果因此而被黨支部定為所謂反黨小集團成員，開除了共青團的團籍，並還擬進一步懲罰他，幸虧上級黨委沒有同意黨支部的做法，才免陷重難。文革一造反，雖然他當了造成反派頭頭，但丟了團籍的歷史，尚未平反，畢竟使他的腰桿子難於全部直立起來，而總有一些顧忌。這樣，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頭頭，便從權力者位置上，或自己退了下來，或被甩了下來。當一九七○年初中央發文件，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後，連我這樣歷史最清白最單純的造反派青年，便也陷入了被動的困境。這樣，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逐漸不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掌權者和動力，甚至，亦不再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而且，一步步又逐漸竟成了清隊運動的鬥爭對象。
這個微妙的政權勢力構成之演變，在進行了這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僅僅於幾個月之中，便悄悄地發生了。雖然，革命委員會的紅色牌牌仍高高懸掛在省、市機關及各單位的大門口，雖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仍赫然印在文件裡、報刊上，響在電臺廣播中和各類會場上空，但，文革的重要主角造反派，卻一步步陷入了自己設置的牛鬼蛇神集中營。
清隊運動，原本算是造反派掌權的一個得意亮相，最終，竟卻又成了造反派開始倒霉的一個信號。至少，這是湖南文革不同於上海文革情況的又一區別。
清隊那段歷史，對於造反派來說，確是一種恥辱。昨天還控訴走資派將自己打成反革命、右派，極為反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然而，今天自己一旦翻身掌權，卻從來沒有想過做過也要為那些社會賤民中的無辜者洗刷冤情，幫他們恢復做人的地位與尊嚴，而是反倒接過群眾專政的棒子，同樣去參入整治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們，整治那些早已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們，非法踐踏他們的人權，從而使造反派的歷史中重重塗抹了一段黑暗，也給了胡編歷史的人以一種以局部概括全貌的口實。
但是，湖南造反派的這一段恥辱情況，卻並非貫穿於整個文革時期，而只是發生在造反派掌權後的、為時不到半年的清隊階段；至於在文革初與文革中、後期其他時候，所發生的各類批鬥牛鬼蛇神、踐踏公民權利的壞事，則是與造反派無關的。另外，牛鬼蛇神一詞，在文革的各個不同時期，其所特指的對象也是有不同的。現在，很多作品，將文革中所有整人的壞事，全攤到造反派頭上，則完全是在誤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