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做了那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說來真是可憐，雖然從理論上（任命與撤消此職的文件之時間）說，擔任此職名義上有七、八年，而實際上真正在位能行使權力，先後斷續總計不到二年的時間，幾乎來不及做什麼，沒多久就不停地陷入政治反覆之中。那事對我唯一的好處，只是讓我歷經了許多一般人難有的豐富人生。
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是一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以前在部隊搞政治工作，轉業後到我們公司擔任黨委書記。他是一個心腸善良、毫無野心但文化程度很低的領導，而且，顯然他還遠沒有適應地方工作的靈性。選擇他作為三結合的對象，既是支左部隊老喻他們的考慮，也是我們造反派特別是龐達明他們的決策。
龐達明比我大十歲，亦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我們的大哥、長兄，然而，他在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考慮問題，工作能力都遠遠在我和楊金河之上。他原是勝利攝影社的一名攝影師，造反後，由於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自己又能言善辯兼有氣魄，並擅長組織，因而，他自然成為了公司工聯組織方面的頭頭。在社會上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造反組織有一些分歧時，我、楊金河和龐達明亦免不了有略許不同政見的爭執，但他並不由此而攻擊我們，相反，在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之時，是他在人選問題上，堅定了支左部隊老喻的選擇。
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被我們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當然，他獲得這種地位的前提，是必須支持造反派，至少，在公開的場合，要有這種表示。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則被列入了走資派的另冊，被我們宣佈予以打倒。不過，這個所謂打倒，也就是不讓他再在公司領導機構中有任何位置，同時命令他下到公司屬下的商店去做普通工人的工作，至於他的黨籍、幹籍、黨委副書記的薪水，仍一概未動。那時，中央從來沒有下達一項要如何處理這些被我們造反派宣佈打倒了的所謂走資派的政策，造反派也不能擅自處理這類事，所以，所謂打倒，只是一時不讓他們掌權了，暫時擱著，原封不動。至於黨籍，那時除中央與軍隊系統以外，全國基層的黨組織都停止了活動，所以，原則上既沒誰能加入黨，也沒有哪個走資派會被開除黨籍。工資呢？那時，造反派頭頭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升官不發財，糧食還要減下來。我原來是工人，按國家規定的工種口糧標準每月可以有三十五斤。當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則只能調為二十七斤的所謂幹部口糧標準了，但工資卻誰也動不了，因為中央早就下了文件宣佈文革期間凍結所有人的工資，均不升不減。所以，我做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也仍然只是每月二十元的學徒工資。楊金河、龐達明他們每月也不過三、四十多元。但，不再做黨委副書記的走資派江山，口糧可以因為下放做工人增為每月三十五斤，而他那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資，則照拿不誤。
當然，在精神上，江山和我們則是完全相反的感受。我們即便沒有什麼物質上的得利，但，我們覺得自己是勝利者，有了這一點，生活水平再下降些，我們也不會有怨言。
我們公司的造反派為什麼要打倒黨委副書記江山呢？
江山是解放後入黨的領導幹部，沒有任何歷史問題，又只是公司的二把手，為何要將他作為走資派而打倒？
我想，應該是這麼幾點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文革中現行問題。江山雖然對我們造反派也不取公開對抗，但卻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的舉動，而只是隨大流，任我們造反派如何就是；然而，他與公司內的保守派方面的人士，聯繫卻非常密切。當然，這種聯繫密切，就並非硬有什麼反對造反派的活動，而多是原來上下級工作關係的所致。但是，公司保守派的種種反對造反派的行為以及江山與他們的關係，卻不能不使我們造反派對其猜疑，而將江山列入保守派後臺名單。加之，黨委書記章忠全卻是明確公開亮相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相比之下，江山自然難逃造反派攻擊。
第二，江山雖只是第二把手，可是他在公司的資歷，比後來從部隊轉業來的章忠全要深，而且，江山也算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他的工作能力遠比章書記強，章的文化很低，身體又不好，常休病，所以，公司出面主持工作的實際是江山。既主持工作，所以文革前那些年中，無疑總會或正確、或錯誤地打擊一些人、傷害一些人，積怨不少。文革一來，那些曾受過他打擊或傷害的人，自然要對他發洩不滿，發洩積怨。所以，打倒江山的大字報與呼聲，在公司群眾幹部中，比對章忠全的要多得多。這便成了打倒江山的所謂群眾基礎吧。
第三，按中央號召的文革造反運動，總得要有所結果，總得要對當權派們的什麼問題在大字報中搞搞上綱上線，總得揪出與打倒一些什麼走資派才行，不然，何來體現文革路線的正確與必要呢？我們公司的黨委正、副書記與正、副經理（那時沒有什麼總經理一詞，再大的公司，也是經理）幾個領導中，休病的休病，亮相的亮相，而這走資派的帽子總得有人戴才行，於是，我們選來選去，覺得只有打倒江山最合適。實際上，他那些什麼走資派罪名，積怨問題，並沒有什麼特色，只要是領導、官僚者，包括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十多年中每人都總會積累不少，因此，大字報所說的江山的那些個問題，根本不是打倒江山的理由，但卻是一個必要的砝碼。
實際上，文革中，基層各單位與各地方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其被打倒一段時期的原因，大體都是如此模式及原故。
但是，被中央要打倒的那些個走資派，情況卻不同。
顯然，中央有中央的打倒標準，即是中央自己的人事異常變動需要。
凡屬中央管轄的幹部官員，都不是造反派所能想如何就如何了，相反，只是中央想如何，才會如何。例如，湖南造反派，包括老造反派高司在內，當初都是一致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可是，搞來搞去，中央宣佈決定的文件中，第二書記王延春卻成了劉、鄧、陶在湖南的代理人，是湖南黨內走資派，而沒有了張平化，讓張留在了北京，以後又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又如，湖南造反派們天天喊著要砲轟、油炸、打倒的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中央卻只一個指示，就說服造反派，讓他做了湖南省革委會的副主任，而不是被打倒。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了反文革小組的七二○事件，因此，全國的造反派都遊行示威，聲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可是，毛澤東卻在事後，又大筆一揮，下令公開稱陳再道同志，於是陳再道便沒有倒於造反派之衝擊下，而造反派也就不再喊打倒陳再道了。相反，在武漢七二○事件中的文革英雄王力，一個多月後卻成了受審查對象，給逮了起來。而文革中雖打倒了那麼多高級幹部，但可以說，除了上海之外，沒有一個是由造反派決定能打倒的，而都是中央所定的盤子所致，造反派頂多只是統統地大造了一番打倒的大字報一類輿論罷了。文革發生的造反活動，有群眾運動的成份，但從根本上說，卻是被中央文革在運動，而不是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能夠是一些在文革中可以為所欲為的真正意義上的造反者。
公司革命委員會有十五名委員，但，實際上，是由主任、副主任在執掌實權，其他普通委員權力並不大。只是在重大問題需要大家集體承擔責任時，公司革委會才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讓每一個委員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參與決定與否的表決。大多數時間，便是由我們幾個主任、副主任決定處理完事。
龐達明龐大哥實際是我們的核心，忠厚的章忠全主任並沒有統率我們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的規定，非要原黨委負責人在革命委員會中擔任第一把手，那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肯定是龐達明的。
按照省、市革命委員會結構模式，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也是設置了四個職能機構，即政工組、生產指揮組、辦事組、人民保衛組，而將原公司機關的各種科室全部予以撤消，科長們統統靠邊站，而像普通幹部一樣，被我們安排到新的職能機構中，或下放到基層單位去做工人。撤科為組，當時似乎也是一種革命的象徵，科長似乎就是舊官僚，而組長則像革命家。
我們四個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則各分管一個組。龐達明當然是執掌重要的政工組，我則由副主任兼人民保衛組組長，楊金河兼辦事組組長，另一個原中層科級幹部劉正湘，則負責公司的生產業務，做生產指揮組組長。
大家推選我當保衛組長，大概是覺得我在武鬥期間，是一個喜歡舞刀弄槍的青年近衛軍成員，算是對武行當熟悉一點吧。而我，對這個職務開始也是很滿意，雖說，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文的方面遜於其他人。公司裡第一批砲轟黨委的大字報，便是由我執筆。與保守派唇槍舌劍和標語大字報派戰中，我也寫過不少宣傳廣播稿和文章。但，讓我專管保衛，就算是全武行，我也喜歡。特別，我覺得這職務有一點軍事化味道，而我從小就夢想去做一個軍人。
在公司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中央下達了精簡機構並辦五．七幹校的指示。黑龍江省柳河縣辦了個五．七幹部學校，將原縣裡的幹部，凡未能進入新政權革命委員會的人，統統集中到五．七幹校，名為學習，實際是安排大批被革命委員會趕出機關的幹部們的臨時場所。
長沙市還沒有辦五．七幹校，再快的速度也跟不上中央的指示。但省、市革命委員會不敢怠慢，過去沒有辦，從此時起，則立即雷厲風行，到處選擇辦校的地點。當然，不會再選在城市，都統統辦在農村裡，不然，不能體現革命化。
五．七幹校還來不及，但精簡機構這一條卻必須馬上辦。
我們公司機關原有一百多名幹部，十多個科室。一下子，十多個科室只剩下四個組。顯然，也確用不著這麼多幹部，加上我們自己還調了十多個造反派工人到了機關工作。
經過一番研究，這精簡機構的最高指示是必須具體落實的。於是，由龐達明出面，大筆一揮，公司機關便只留下三十幾名幹部。其他的，不論造反、保守哪一派的，統統精簡下放。
沒有五．七幹校，放到哪裡？
公司下面有一百多家大小商店、門市部和工廠，我們就將三分之二的機關幹部，放到了那些地方，讓他們帶薪保留幹籍（幹部資格）去參加勞動，當一般工人吧。但宣佈，今後若公司機關仍需要增加幹部，可優先考慮他們，抽調他們。
這一下，可把那些被精簡的幹部急壞了。當了幾年、十幾年共產黨的幹部，現在，突然一下子叫他們去做工人，當營業員，這使他們很覺難堪，認為大掃面子。解放十七年來，從來只有幹部越做職位越高的，相反，如果從高職位上降下來，甚至降為普通工人的地位，那是很少有的事。即便有，也無疑是某人犯了錯誤，因此，他也會被人們瞧不起。而現在，正是讓他們從高高在上的公司機關下放到基層去做工人，這怎麼不令他們心焦呢！
我是個工人，當時，我根本不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反而，我覺得這些人真奇怪，當工人，有什麼不好？為何一聽說當工人，就這麼難過？真是莫名其妙！
由於是龐達明主持了這項工作，結果，他成了一個中心。很多機關幹部都去找他求情，陳述自己不宜下放的理由。尤其是那些造反派的幹部，更有怨氣，說公司革命委員會不分青紅皂白，竟然讓他們也下放。
龐達明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認定了是正確的東西，誰也很難使他改變，何況，這精簡機構，還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的一項中央政策。結果，這項精簡下放幹部的措施，儘管遇到了不少麻煩，但終究辦成了。三分之二的公司機關幹部，只好無可奈何地離開機關，到基層單位去上班，或做生產工人，或當營業員。
一年多以後，這批幹部，大部分又陸續回到了公司，極少數沒有回來的，也在基層單位擔任了負責人。總之，沒有誰再做工人，當營業員。但是，我們這幾位革委會頭頭，尤其是龐達明，則由此而得罪了他們。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成為了公司機關幹部們眾矢之的，並且，在日後每次挨整的時候，精簡下放公司機關幹部，便都是他的一大罪狀。
其實，龐達明之所以那樣堅定的推行下放措施，並沒有自己個人的什麼目的，僅僅是虔誠地執行中央的政策而已。
雖然擔任了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其實，當時，我對企業管理是一點兒經驗也沒有，甚至，對領導二字的意義都並不很清楚，對權力的觀念也只局限於理論上的模糊理解，當時，自己的思維與處事方式，基本仍處在做群眾組織頭頭的境地。
我所兼管的保衛組業務，包括了原公司保衛科和民兵武裝部的職能範圍。精簡機構後，這個保衛組除了我，就只配備了一名專職幹事。不過，當時，各基層單位都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亦都配備有保衛人員，所以，全公司保衛人員的隊伍並不少，都歸我領導。因而，公司機關保衛組只配一名專幹，負責上傳下達，內務管理，也不覺得有什麼緊張。實際上，那時，既不用訓練民兵，也無民兵可訓練，民兵組織還要不要，都是個問題。而保衛方面的業務，下面各商店、工廠革委會的保衛組，一般有什麼治安方面的問題，都自行處理了，僅僅向我報告一下。我看也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無非是抓了小偷、職工打架之類，根本用不著我去插手，我也懶得去管。
我真正有興趣的，是想組建一支類似文革前很多大企業單位都設立有的經濟警察隊伍，穿制服，佩槍支，像一個準軍事組織。我召集下面單位保衛組負責人來開會，談及這件事，他們都很高興，非常贊成。無疑，能做一名經濟警察，穿草綠制服，腰上別枝手槍，這形象很威武。
可是，這要市革委會批准。
市革委會人保組的人，基本上是軍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倒是市革委會生產指揮組的副組長及成員中，有造反派頭頭擔任，我同他們熟，便找了他們，談及我的企望，原湘江風雷總部的一個負責人，現在是市革委會常委的李鐵哥笑著說：怎麼，槍還冒（沒）玩過癮？還想玩？
我說，我不僅僅還想玩，而且，還想組建一支常備軍。
對我的想法，他們無多大興趣，也無法幫助，但他們介紹說，可以去市治安指揮部聯繫一下，現在造反派還掌握了槍的，就只有治安指揮部那批人了。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解散後，老百姓手中的槍支武器都已收繳，但，省革命委員會批准了由造反派組成的市治安指揮部，讓他們協同取代原公安局職能的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維持長沙市的治安。實際上，是利用他們群眾組織的身份，幹公安軍管會不好幹的事。例如，不要任何證據，就可以任意捕人，關押拘禁人，還有刑訊逼供，隨便就打人、抄家等等違憲違法行為。當時，毛澤東有句最高指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省革命委員會和公安機關軍管會很快就將這個最高指示，具體化成了市治安指揮部這個機構。這個指揮部的頭頭，也是造反派，並且還是市革委會的一名委員，成員也全是造反派，有幾百人，配備的長短槍支、汽車、摩托車，還有自設的臨時監獄，威風得很。這個組織執行任務時，絲毫沒有什麼法制觀念，只要對方沒有硬的背景，幾乎是可以任意抓捕誰。他們唯一能體現克制的觀念只是：莫把人打死了。此外，則幾乎全是為所欲為。因此，市治安指揮部一方面做了些好事，確實狠狠地打擊了當時很猖獗的流氓、盜竊等刑事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因為它的無法無天，經常侵犯人權，卻也招致了老百姓對它的恐懼和怨恨。
我找了市治安指揮部的一個頭頭，談及了我想組建經濟警察的設想，並表示可以同時屬他們領導。這個頭頭說，他很欣賞我這個方案，他們這幾百號人現在繁忙得很，如果各大企業單位都建立武裝的治安隊伍，那會對長沙市的治安狀況有很大的好處。然而，問題是槍。
他說，省革命委員會不會再同意將槍支又發給造反派。現在，有些單位還藏了一些武器，上面一再在催促公安機關軍管會和治安指揮部去清查收繳。甚至，連市治安指揮部的槍械，都要清理，多餘的也都要上繳。因而，此刻這個建立經濟警察的方案，恐怕有困難。
沒有槍，一切都無從談起。
沒有槍，我也沒有了建經濟警察的興趣。
於是，我便因此而有了清閑。
公司革命委員會內各自分了工，除了通知我參加革命委員會會議或主任、副主任碰頭會，我不想去打擾龐達明他們的工作。於是，便到處尋了一堆書，一個人關在自己的辦公室，讀起書來。當然，沒有小說，沒有詩歌，能找到的、能讀的全是毛澤東的書和馬恩列斯的書，還有魯迅的書。不過，這些書我以前並未認真讀過，尤其是很多馬恩列斯的書，我看都沒有看見過，所以，此刻對我，全有新鮮感。
促使我對馬列主義的書感興趣，是因為前段造反派的激進分子、極左派們有很多文章遭到了中央領導人，包括陳伯達、康生等人的嚴厲斥責。而極左派們寫的那些東西，確讓我瞠目結舌。其觀點新穎、大膽，且都是一套套的馬列主義理論貫穿其中。前文所述的那個十八歲的中學紅衛兵楊曦光，是我一個中學的同學，他是一個著名的激進派活躍分子，他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震動了中央文革，甚至使康生那樣的高級黨內理論家也發了怒。這個同學雖然為他的文章，遭到了鎮壓，被判刑坐了十年牢，但，我卻很為他那文章的水平折服。我想，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都是一個學校出來的，為什麼人家懂那麼多東西，甚至可以寫出有俯瞰全面氣勢的理論文章，而我的知識卻又這樣貧乏呢？
我決心也啃一啃馬恩列斯的書。
說來也好笑，在當時中國那革命口號震天響的時候，讀馬恩列斯的書，竟然也會受到懷疑和鄙夷，雖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
有天，市革委會生產指揮組來了一個由解放軍軍代表為首的調研組，到我們公司瞭解一些工作情況，我們幾位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奉命個別向他們匯報工作。輪到我時，我仍挾著一部正在讀的《列寧選集》。那個軍代表在草草聽了我的一番匯報後，突然對我手中厚厚的書發生了興趣。他拿過我的書，看了一下有列寧頭像封面，隨便翻了翻，然後抬起頭，用充滿疑惑的眼光看著我好一會，他才問：你怎麼讀起這種書來？
對他的問題，我好奇怪。
但還是回答了：鑽研馬列主義理論嘛！
軍代表歪著脖子，乜斜著眼對我說：研究馬列主義？呵，是不是你對毛主席著作已經學得很透徹了，毛澤東思想已不夠你學了？
我聞出了他話中的味道，連忙說：毛主席著作一輩子我也學不夠，更談不上什麼透徹了。
那你，有時間為什麼不去學習毛主席著作，領會毛澤東思想呢？軍代表臉上露出了譏諷的神態，卻花時間來看這種書。
毛主席著作我當然也學，而且放在首位，但是，有什麼規定，說不能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我的造反派脾氣頓時上來了，立馬進行反擊。他不就市革委會一個軍代表嗎？算老幾，他們四十七軍的軍長、副軍長我都見過，誰給他權力，用這樣傲慢的口氣同我討論問題？！
毛主席著作是今天最偉大的馬列主義經典，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在毛主席著作中，已包含了全部馬列主義，所以，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好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認真學好毛主席著作，全面領會好毛澤東思想，而不要別出心裁，又去鑽研馬列主義著作，至少，那樣是多餘的。這個軍代表卻絲毫不讓步，神色嚴肅地教導我。
我偏要也同時學學馬列主義著作，這是我個人的愛好，這，不犯錯誤吧？我牛皮氣上來了，也毫不客氣頂著說。
陳副主任，小心點！那些反對黨中央的極左派，就是不相信毛主席著作，而去啃什麼馬列著作，從而跌進泥坑的。軍代表面已帶怒了。
極左派的那些文章中，確是一堆堆的馬列語錄和名詞。
我不想同他爭了，只是突然想起了一句話：秀才碰了兵，有理講不清。
我不是秀才，但對面坐的確切是個兵。
利用那段較為清閑的時間，我終於涉獵與粗粗讀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國家與革命》、《哲學筆記》等等馬列書籍，使我得以開始補上了馬列主義理論的課，大大充實了自己的頭腦。
除了看書讀書，我有天突然對檔案發生了興趣。
在中國大陸，一個人的人事檔案，是個很神秘的東西。那個裡面記錄了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的一切經歷，記錄了這個人的父母、兄弟、子女，甚至祖輩、叔伯、侄輩的各種情況，也還記錄了這個人所在單位的領導，對他的好或壞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這一切，被記錄的這個人卻對此一無所知。然而，這些檔案記錄，卻會嚴重地，有時甚至是舉足輕重的決定這個被記錄者一生的命運。
我想起了鍾有新同我講的他父親的什麼歷史問題，也想起了老易，那個什麼三青團問題。那些問題，已嚴重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至今，他們大概還不知道，在那些檔案裡到底記錄了一些什麼！
我幾分好奇，幾分自以為是的義憤，決定去遨遊一下那個神秘的世界。
我讓管檔案的幹部給我送十袋檔案來，事先，我已將自己熟悉的十個名字列成單子，叫她按名單一一找到送我辦公室。
管檔案的幹部是個中年婦女，原來是公司政治處的幹部，文革中嚴守中立，不做造反派，也不參加保守組織，但思想上長期的政治幹部的生活，使她有自己的鐵一般的觀念。
她只送了二袋檔案給我。
我問她：怎麼只二個，我不是開了個名單給你找嗎？
陳主任，你一下子要十個人的檔案，是不是有什麼重大案子？她口氣表面謙卑，但實則可以感到有綿裡藏針的味道。不過稱我為陳主任，倒不是她個人的阿諛，而是大家的通例。沒有人稱呼我們這四個副主任時，使用副字，相反一律叫某主任，大概，人們總覺得給人送高帽子不會錯。開始，我還糾正人們的稱呼，說我不是主任，是副的，但久而久之，我也懶得去糾正了，也習慣了。
我告訴管檔案的她，我不是辦什麼案子，只是瞭解瞭解情況。
按規定，一次只能領出一個人的檔案。她卻這樣說。
誰的規定？我有些不快，問。
檔案工作規定已經很久了。她說。
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我問。
文革前就有她小心翼翼地答。
舊規定，一律不算！我當即斬釘截鐵向她宣佈，按那規定，不是共產黨員，還不許看檔案哩。
我雖然已是公司的掌權者之一，但我卻不是黨員，連共青團員的身份都沒有。其他兩位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龐達明、楊金河，亦如此，沒有誰是黨員、團員。這一條，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然而，文革一來，造反一起，是不是共產黨員這一點，已變得無足輕重，重要的只是，你是站在哪一派的隊伍裡。
我的話以及說話的神情，一下子使這個管檔案的女幹部省悟了：現在是革命委員會在掌權，而不是原來的黨委會！
她不再說什麼，而是很快從檔案室裡尋到我要的十份檔案，誠惶誠恐地送到我的辦公桌上。
我在此以前，雖早已知道檔案的威嚴，但從來沒有見過檔案是什麼模樣，現在它們一下子出現在我的眼前，並且可以由我任意翻閱，這使我既有新鮮感，也很有滿足感。
一個個牛皮紙袋，裡面裝著五花八門的一份份表格、材料紙，有履歷表，有被檔案記錄者自己寫的自傳，還有各種各樣的對被記錄者有關生平經歷的調查、證明材料、文件。這些檔案袋，有胖有瘦，即有的被裡面裝的東西脹得鼓鼓的，有的則扁得像牛皮紙袋裡沒有裝東西。胖者，大都是年紀大、人生經歷豐富、曲折者，瘦者，則是履歷簡單的青年工人一類。
我一一將這些檔案打開，仔細翻閱。這些檔案的主人不，不能稱為主人，因為主人是應該擁有自己的一切的，而這些檔案雖然點點滴滴記錄了一個人的生平，可是，被記錄者卻全然不知檔案裡到底有些什麼記錄，因而，這些被檔案記錄的人，大概只能稱為檔案的對象都是我熟悉不過的同事，我瞭解他們。但，我還想知道，這些或誠誠懇懇、老老實實、或平日工作認真努力、負責的同事，在隱蔽的檔案中，是否可以得到公開的那種評價。
在一個姓肖的老工人的檔案裡，我看到了一迭與他的命運舉足輕重的材料。那迭材料之首，是一張黃色、粗糙的毛邊紙，上面寫著一份檢舉，說這個老工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於國民黨一個兵工廠內，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檢舉是用毛筆字寫的，寥寥數語，並不囉嗦繁雜，但內容主題卻非常明確，檢舉的時間是一九五五年。
這張一字千鈞的毛邊紙下面，是一些蓋有鮮紅大印的組織結論，這些結論是由不同的機構名稱，在不同的時間內寫下的，但結論的內容卻大同小異：在該人問題未能查清、確定是否之前，對其應控制使用。
然而，裡面卻沒有調查這個問題的材料。大概，是沒有時間去查，或者根本無法找人去調查，因為這個肖姓老工人在那個兵工廠只幹了很短一段時間，認識的人不多，而那個兵工廠在抗戰時就因為時局緊張早已解散。寫檢舉信的人，並不是在兵工廠幹過，他也只是聽一個曾在此兵工廠工作過的人，說過兵工廠曾發展過特務組織的事，所以才寫了這份懷疑性質的檢舉信，而那個在兵工廠幹過的人卻早已不在人世。
不論什麼原因，反正，明擺著組織上並未對這問題去予以調查澄清，然而，卻又並不放過，因而，蟬聯留下了一個個控制使用的結論。
這個肖姓老工人是一個像黃牛一樣勤勞老實的人。平日也一直是他單位的黨支部可以任意支使的一個馴服工具，叫他幹什麼，他都去幹，不怕髒，不怕累，不計報酬，也無任何怨言。他只有一個要求：想加入共產黨，做一個黨員。這個表達他唯一要求的申請書，早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便已向黨支部呈遞，這之後，幾年一次，他又呈遞了幾份申請。這些申請書，也都留在他的檔案裡。然而，十幾年的申請，並未使他如願以償，他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因為，那份毛邊紙檢舉信和令人心寒的控制使用的組織結論，像大山一樣，阻擋了他，壓住了他，使他永遠不可能獲得共產黨員這榮耀的政治身份。
然而，這一切，肖姓老工人都全不知道，他認為自己至今還不能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肯定是自己向黨作的貢獻不夠，因此，他愈加努力愈加小心的工作，兢兢業業，聽從單位黨支部的安排、使喚。文革一開始，他就毫不猶豫地當了個鐵桿保守派，保黨支部，保支部書記。他想用他的實際行動，向黨支部奉獻忠心。
但是，此刻保守派土崩瓦解，黨組織也沒有了活動，這位老工人依然只能站在黨的大門之外。雖然，肖姓老工人曾當過保守派，並起勁地反對過我們，但，窺到了他自己也被蒙在鼓裡了的秘密之後，我不由深深同情起他來，從而也開始痛恨起這種捕風捉影悄悄地決定一個人命運的秘密記錄檔案方式。
七年後，一九七六年春，肖姓老工人已年過花甲，要辦理退休手續了，這時，他仍然只是一個黨的外圍積極分子，雖然，文革中與他一起保過黨支部的人，一個個先後都成了共產黨員，可他卻依然只有一頂老工人帽子。幸好，新調來的黨支部書記不忍心讓這個老工人還懵懵懂懂地做老黃牛，就與我這個造反派的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商量，希望在這個老工人退休之前，把他那個檔案中存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包袱解開，即算這個老工人已來不及入黨，但至少可以使他的兒女不因他這所謂特務嫌疑問題，影響他們的政治前途。要知道，當時，一個有特嫌的父親，其子女的入黨、參軍、提幹等等好事，將可能永遠與他們無緣。新來的黨支部書記和我一樣，根本不相信檔案裡那封檢舉信所講的事情，因為從各方面分析，都不可能有過。但，既然有了那份毛邊紙檢舉信，誰又不敢扔掉它，或能不理睬它，唯一的辦法，是找來一份與之對等的證明，否定毛邊紙檢舉信的說法。
我的良心驅使我積極插手這件事。
受那黨支部書記的委託，我首先拐彎抹角向肖姓老工人談了那封檢舉他特嫌的事，然後要他提供抗戰時在那兵工廠幾個月工作時的證人，當這個老工人隱隱約約知道他被人當作特嫌看待了二十幾年，並因此才入不了黨的情況後，傷心得落下了淚。
幸好，早幾個月，有個當年在那兵工廠一塊幹過的同事出差到長沙市，碰到了他，並留下了那個同事在四川某縣汽車運輸公司工作的通訊地址。肖姓老工人連忙將這個地址交給我，希望單位組織上能派人去調查、澄清他的特嫌問題。
憑這個地址，我帶了一個本單位的黨員（一九七四年後，我也曾成為了共產黨員）持公司黨委的介紹信，到四川省某縣汽車運輸公司，找到了肖姓老工人的兵工廠同事。
聽說是特嫌問題，這個四川同事很是驚奇，也很有些害怕，唯恐牽累到他自己，他不敢寫肖姓老工人沒有參加過特務組織的證明材料，而只一口咬定他不清楚。
不清楚的證明，等於是沒有證明，肖姓老工人的政治包袱就還得背下去。
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個長期忠厚老實任勞任怨、又沒什麼文化的老工人，會是什麼國民黨軍統特務，問題是必須弄份可以推翻否定那份毛邊紙檢舉信、能否定那份死無對證了的材料的文字證明。
我想了一個文字遊戲般的辦法。
第二次我找那個四川人調查詢問時，對他說：你對這個問題不清楚，完全有可能，那時，你根本就沒聽人說過老肖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事，對嗎？
對！對！我從沒有聽誰說過老肖當特務的事，我只是做工賺點錢填肚子，政治上的事，我根本不沾邊。那個四川人連忙附和我。
我抓住這句話，讓那個四川人就寫了一張在那個兵工廠期間，從沒聽人說過肖××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事。至於四川人說他從不關心政治的話，我就讓他免寫。因為若說他這個四川人從不關心政治上的事，那他從沒聽人說過肖姓老工人所謂參加特務組織一事的否定證明，便沒有了份量。
既然唯一可以證明肖姓老工人在抗戰期間國民黨兵工廠行為的四川同事，說了寫了從沒聽人說過肖××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證明，那麼，我們便可以以此否定那份二十多年前寫的檢舉信了。憑著我弄來的這份蓋有中共四川×縣汽車運輸公司黨委政治處大印的唯一證明材料，即一份有著文字遊戲味兒的證明，肖姓老工人單位的黨支部書記，便簽署了一份內容大意為此事雖有檢舉，經查不實，應予否定檢舉所言問題，並撤消原內定意見的新意見，並將這蓋了黨支部大印的新意見放進了肖姓老工人的檔案袋，而取出了原來那些檢舉信和各次單位黨支部所作的控制使用意見材料。黨支部書記還將這件事的結論，通知了肖姓老工人。肖姓老工人在退休時，握著我的手，很動感情地說：謝謝你們幫我卸下了我背上的黑鍋，現在入不了黨，我都無所謂，只要我的歷史不再影響兒女的前途，我就放心了！
文化大革命現已成為了歷史，改革開放後，個人的歷史政治上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嚇人之處了，現在，只要你不去從政，大家對這人事檔案份量的政治意識已大大淡薄，甚至，還會以有親人在臺灣國民黨軍政界做高官為榮。這個在檔案內秘密記錄當事人情況的方式，估計也發生了大大的變化。
公司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便逐一又批准建立公司所屬各商店、工廠的革命委員會。
這些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雖然都由公司革命委員會集體討論，逐一研究決定人選，但，由於機修廠是楊金河和我的原工作單位，故該廠革命委員會的人選，主要由我與楊金河來確定。
機修廠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職，我們想來想去，還是挑了原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一則，由原來的領導幹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這是上面對三結合構成有這方面的意見，再則，我們也覺得蘇中原雖說沒支持過造反，但畢竟他也沒有公開反對過我們的造反行動，既然如此，應該給他以機會。
但是，讓蘇書記依然做機修廠的第一把手，這引起了一批老工人的不安。因為前段造反時，在我們的鼓動與帶領下，不少工人，尤其是在蘇中原治下工作了多年的一些老工人，以自己過去一些受害或自認為受了迫害的經歷，控訴、批判過蘇中原，有的老工人情緒激動時，甚至當面痛罵過他。蘇中原在機修廠當權多年，整人的事常有，自然積怨也很不少，過去苦於沒有機會，工人們只有自吞自忍，奈何他不得，文革一來，天賜良機，於是趁我們領頭造反之際，工人們便大出怨氣，大泄積恨，那氣氛之激烈、之火熱，確實也弄得蘇書記膽顫心驚，坐立不安。經過一年多的造反下來，現在廠裡的職工，不論是造反的、保守的，還是隨大流的，都已普遍認為，蘇中原已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了，已是非被打倒不可的角色了。加之，楊金河和我這兩個機修廠的工人，又成了上級公司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蘇中原豈有不在政治上完蛋的道理？對於一個失去了權勢的人，批判了他，痛罵了他，大家覺得批了就批了，罵了就罵了，鬥了就鬥了，沒有什麼了不得，何況，大家也並不覺得批錯罵錯鬥錯了。
然而，現在新生的紅色政權廠革命委員會，又將讓蘇中原來出任一把手，只是將書記變成主任。這怎麼行呢？！一些老工人跑來找我，激動地對我喊道。
確實，蘇中原從被批鬥的位置上走下來，若又一步跨上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寶座，依然官復原職，這不能不引起曾造過他的反、批鬥過他的工人群眾的驚恐，尤其是在以往政治運動中領教過蘇中原厲害的老工人，更是擔心異常。他們說，弄了半天，蘇中原還是蘇中原，官還是官，這文化革命又何必搞呢？他們想，前段原以為可以打倒蘇中原，就不留城府地將積怨都泄了出去，批他鬥他罵他，雖然並沒有人想將蘇中原送去坐大牢，或將他打入四類分子那半人半鬼的隊伍，但，絕對也沒有誰會想再讓他來繼續做領導、繼續掌大權的。而今，偏偏蘇中原又將執掌機修廠的生殺之權，這，他豈有不報復不整治前段批了他鬥了他罵了他的工人們的道理？蘇中原重掌大權之日，難道不就是造過他的反的工人們倒霉之時的開始？
不能不說這些老工人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
連我自己也常常覺得，把這些被我們狠狠造了一頓反，並且已被打倒在地的當權派領導幹部們，又重新扶起來，並再將權力又拱手送還給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是復舊或復辟嗎？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呢？報刊上、中央文件中不是宣傳說，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場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嗎？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嗎？不是說也要將走資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嗎？為什麼這一切的宣傳，現在都變得一錢不值，一切都變了卦呢？！
但是，新的輿論宣傳，新來的中央文件，又告訴我們，現在應做的這一切，是正確地對待幹部的原則大問題，亦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之一！
對這個偉大的戰略部署之詳細內容或大體輪廓，誰也講不出個道理。但，在你思想上有疑問有模糊時，只要用這個偉大的戰略部署理論一罩，你就會覺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任何疑問，任何不解都只怨自己屬於一葉障目之見了。
林副統帥不是說：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反正，執行就沒錯。
凡是想不通時，我們就應該檢查自己，為何我們跟不上形勢？
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幾十年就是這樣做的，就是這樣思維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雖然鬥爭的目標，是除毛澤東與中央以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共產黨領導幹部，即所謂當權派與走資派，但，造反派卻並不是與政府分庭對抗的起義者隊伍，造反派也是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不過組織上是只受中共中央這個總司令部領導；而思想上觀念上，卻全盤是接受黨的理論的。因而，在對待中央的態度上，在對待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上，造反派的思維方式，實際同原來的共產黨幹部，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
因此，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只能執行！
為什麼不理解？那決不是錯在中央，中央自然有中央的道理，我們只有檢查自己為什麼跟不上形勢！
凡是自己的想法不同於中央的方針，就應該拋棄自己的觀點，讓思維努力靠近中央的宣傳，並努力使自己的思維融入中央的理論，融入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造反，本身就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發動的，我們當了造反派，豈能又去懷疑、評論中央的方針、政策？！既不能這樣做，就是連這樣想想，也很危險。因為，三結合是中央的既定方針，讓領導幹部作為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首領，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們只能執行。不執行，對抗，就是違背違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最後必將落得犯錯誤垮臺的結局。前段有些人砲打省革委會，就是對抗了中央的戰略部署，因為，中央不讓亂造反了，他們卻仍按前期向原省委造反的思維，來對待新成立的省革委會，結果，造反不成，反弄垮了自己，被戴上一項砲打三紅的罪名，受到停職（省、市革委會成員）與挨批鬥的下場。
龐達明也分析說，每一級革命委員會中，都有了造反派代表，這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監督力量，再則，經過文化革命這一番史無前例的風風雨雨，被結合進入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幹部們，應該是有了教訓，應該是不敢像文革前那樣為所欲為而無視老百姓群眾了的。
他的分析，聽上去不是沒有道理。
我也想，一下子將所有的老幹部全部打倒，重新啟用一批新人即我們造反派，似乎在情理上也講不過去。畢竟人家老幹部過去流血流汗幹了幾十年，翻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後，又南征北戰，槍淋彈雨，歷盡艱辛，才打下了這紅色江山，怎麼可能一下子就將這江山全交給才造了一、二年反的我們，而全部排除那些功勛卓著的老幹部呢？
我想，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中，文化大革命大概只是要教訓教訓這些進城掌權後滋生了官僚主義的老幹部，讓他們不要變成修正主義，發動群眾造反的目的，大概也只是教育他們老幹部，而並不是要全部打倒他們。當然，如果你真是反對毛主席黨中央的，就還是要打倒。不過，絕大部分老幹部是不會反對毛主席黨中央的，他們沒有反對的理由和思想基礎。因而，毛主席黨中央就也絕不會全部打倒他們，只是讓造反派刺一刺，教訓教訓他們而已。事後，該掌權的，自然仍還是得掌權。
楊金河和我，在根本上講，也從照顧老工人的情緒上講，以及從我們最好的願望講，固然認為可以讓蘇中原不被打倒，仍做幹部，但我們卻不希望讓蘇中原繼續當機修廠的第一把手。但是，機修廠黨支部和正、副廠長那幾個人中卻又再沒有合適的人選，不是能力極差，就是我們認為其人品不好，只有蘇中原在個人人品和能力上可以適宜。選擇的圈子太小了，不然，若可以在全機修廠職工中挑，選幾個比蘇中原行的人來當第一把手，倒並不是難事。可是，政策局限了我們，上面規定要原來的領導幹部當一把手，我們就無法挑選工人來當革委會主任了。
有些描寫文革的作品，將造反派寫成為所欲為，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的無法無天分子，其實遠不是那麼回事。當時，造反派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束縛，實際上比人們想像的要多得多。
我們極不心甘極不情願地決定了機修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選。
在此之前，我們做了二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們向造反的老工人反反覆覆說明解釋，並以我們自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增強我們的說服力，盡力使他們相信，讓蘇中原當廠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需要，蘇中原經過文革這場風雨後，會站到革命群眾一邊來，他不會也不敢報復曾造過他的反的工人，因為，那樣做就等於他想反對、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另外，也不怕蘇中原調皮，因為，楊金河和我，都是他的上級了，他敢犯錯誤，我們可以隨時罷免他的官。
老工人們不再說反對蘇中原當主任了，他們默默聽著我們的解釋，臉上的表情都似乎是理解了，又似乎像是無可奈何。
實際上，他們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米還要多，走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要長，文化革命的大道理他們可能不會明白，但，將一個狠狠批過罵過鬥過的人又扶起來坐在自己頭上，將會有什麼結果，他們無疑比我要明白得多。
另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找蘇中原談話。一通大道理之後，要他在全廠職工大會上除了再作一個深刻檢討外，還要著重表一下態：他若被革命群眾諒解，重新當了機修廠的一把手，今後，決不會打擊報復曾批判過他的工人群眾，而且，決不記恨，相反，應感謝工人群眾對他的教育。
蘇中原幾乎是不加思索，便答應了我們要他做的一切事。
我們這些造反派，往往為了幾句話，文件中的幾個字，要爭一番，摳一番，不獲全勝，絕不甘心收兵。而富有政治經驗的當權派領導幹部，卻懂得事情有輕重緩急，他們不會為表面的一些言語小事，而耽誤自己認定的人生大事。
我想，蘇中原當時的想法，最急迫地莫過於使自己趕快從被批鬥的泥坑裡站出來，如有能重掌大權之機會，當然是更好了。前段挨批挨鬥時，有些老工人的唾沫甚至都噴到了他的臉上，他都忍住了，現在只讓他表一下態，作一個口頭不再打擊報復工人群眾、造反派的講話，就從此脫離挨鬥處境並重返官位，他有什麼不幹呢？
一切都像文藝節目的彩排一樣進行。
蘇中原在全廠大會上，先萬分沉痛檢討一番，而後，由楊金河代表公司革命委員會宣佈對他的解放，並宣佈了他擔任廠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的任命，再後，蘇中原又慷慨激昂地向大家作了一番承諾，還一次又一次地對革命群眾的諒解和信任表示感謝。
一個月之後，機修廠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蘇中原作為廠革命委員會主任，喜滋滋地戴著一朵紅花，坐在了慶祝大會的主席臺上。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在這個主席臺上，通常只有站在前面挨批判的份，而現在，他卻又成了全廠一百多號人的強有力中心了。
我們安排侯川江做了廠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是三結合中的造反派代表。小侯自然也是興高采烈，喜氣洋洋，造了二年的反，想不到還當上了官，這無疑使他，也使我們大家都高興了一番。
此後，直至我們垮臺，蘇中原與我們的關係相處得還不錯，尤其是蘇中原，對我們既有熱情之態，也常有親切之舉，彷彿，他從來就是同我們一塊共事，彷彿過去他既沒有整過楊金河，我們也沒批判過他一樣。
芥蒂、陰影、戒備、一切彷彿都沒有了。
對此，我們當然很高興。
然而，畢竟我們太年輕了。
在這一年多後，蘇中原有天板著臉對已被關押在學習班的我，以教訓的口吻說：你以為造造反，就是搞政治？！你真是太幼稚、太自不量力了，不讓你嘗一嘗政治運動的厲害，你長不大！
蘇中原說得對。後來，很快，我就領會了政治運動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