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當時中央規定，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要三結合，要有解放軍的代表參加。但那個三結合原則，只是在政府權力機構中才實行，而在企業、事業單位中成立的革委會，則無須軍代表參加，不過，必須有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代表參加，而不能由造反派獨自成立。
獲得全面勝利的造反派，在大局已定後，便按照中央的佈置，開始了奪權活動的最後階段：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打倒一批冠之以走資派帽子的領導幹部，也選擇一批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加上解放軍的代表，造反派便按中央的規定，完成了三結合的新的政權結構。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月革命發源地的新生紅色政權，是全國的樣榜。尤其在那裡，三結合的政權結構中，造反派的頭頭們，是革委會的統領和核心，是政權的主要領導者，原市委副書記馬天水和解放軍警備區司令，都只能是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的副手，屈居三結合中的第二、三位。這，更令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羨慕讚嘆不已，因此，走上海道路！是各地造反派頭頭們的心願和追求。
然而，不知為什麼，極力號召與支持造反的毛澤東主席，在一月革命後，卻又改變了主意和部署。除了上海之外，中央不再讓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充當首領，而是將其降到第三位。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不是軍人，便是原來那個地區、那個單位的領導幹部。當然，這些領導幹部都必須是擁護文化大革命路線的。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之後，中央直接領導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權，卻並不在造反派手中，中央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出任了市革委會主任、原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等領導幹部，則做了副主任，因而，實際上是由他們這些老幹部執掌了北京市的大權。在全國都赫赫享有盛名的首都三司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韓愛晶等，則不過只被封為革委會的常委而已，連副主任都沒有份。這個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被造反派稱之為北京道路。
造反派頭頭們奪權之後，都渴望走上海道路，建立以造反派為主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但，中央卻只讓上海道路成為一個特例，而不讓它成為全國的樣板。相反，中央使北京道路的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具有了典範和指導的意義，讓除上海以外的各省各地區，都按這個模式組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造反派頭頭們無可奈何，雖然他們非常眼熱上海市造反派們那威風十足的地位，雖然在此以後的七、八年中，直至四人幫覆滅和造反派的全面垮臺為止，他們始終都沒忘記要向上海學習，爭取走上海道路。然而，毛澤東的權威，誰敢藐視？誰敢不照辦？！因此，奪了權的造反派只好在新政權中屈居末位，而且是極不穩定、充滿艱險、幾起幾伏的末位。這種情況，在下面的文字中，讀者將可以品味到一些。
很多關於文革的作品，在談及造反派奪權、掌權後的情形時，都以上海市造反派實際控制了革命委員會大權這一點為模式，想當然的推套到各地各類造反派的頭上，把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也描繪成抖了十年威風的新貴。其實，那些作品的撰寫者，並不真正瞭解文革具體發展的歷史，尤其不瞭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命運。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全國沒有哪一個省或地區的造反派頭頭，能像上海的王洪文、陳阿大等那樣，可以耀武揚威的在政治舞臺上連續十年都一直春風得意。不論是北京的蒯大富、山東的韓金海、新疆的胡良才、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夏邦銀、還是湖南的唐忠富、江西的塗烈，廣東的劉繼發、浙江的翁松鶴、江蘇的華林森等等。雖然這批造反派頭頭的政治命運，最終都像王洪文們一樣，徹底完了蛋。但，他們的倒霉，卻在四人幫覆滅之前，早已有過多次，並非像王洪文們那樣，只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算垮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長沙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是解放軍四十七軍的一個師長級軍官。市革委會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全是解放軍代表。有一位文革前便是共產黨員，又是勞動模範的造反派頭頭，則在幾把市革委會副主任交椅中，坐到了最後席。
接著不久，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也正式成立，自然，在中央批准的名單中，解放軍四十七軍黎軍長擔任了革委會主任，支持了造反派的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則為第二、第三把手。中間還有幾位軍人，包括原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亦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單中，最後是造反派的兩位頭頭胡勇與葉衛東，即工聯和湘江風雷兩大組織，各有一位。
原省委第一書記雖沒有被宣佈為劉、鄧、陶的人，但被排除在省革命委員會之外，被中央召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二書記則慘了，他莫名其妙地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加上劉、鄧、陶的代理人與走資派這二頂帽子，於是被公開點名予以宣佈打倒。一場新的批判劉鄧路線、結合批判原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走資派的運動，在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便已展開得轟轟烈烈。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欲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的權威。
但是，確定誰是走資派，誰應真正在政治上予以打倒，職務給予罷官，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喊喊打倒的口號，寫寫攻擊性大字報方面，這種權力，造反派們並不擁有。
把哪位省委書記列入另冊的真正權力，在毛澤東與中央。
在文革中，沒有哪一位省委書記是真正由造反派打倒的。造反派不過是在實質上執行中央、中央文革的意圖而已。有時候，當造反派企圖按自己的意願，欲打倒某個省級黨政官員，而中央卻無此指示時，造反派便會遭到中央的制止。
造反派原沒有放在心上欲予以打倒的省委第二書記，竟被中央列予另冊的首位，而造反派幹了幾個月，拼命想打倒的湖南省軍區司令，卻由中央圈定為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對此，造反派們無可奈何只能服從。因為，這些做法，都屬於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造反派們對這偉大戰略部署雖然莫名其妙，但，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都只有服從的份。否則，注定要倒霉的命運，會降臨得更早更快。
貌似氣壯如山的造反派，其為所欲為的程度，其實遠遠沒有報刊電臺宣傳的那樣威風、有力。表面上，造反派好像是歷史上那些可以自行其是的起義者，而實際上，他們卻並不真正具備有獨立性。他們每一個大步驟，都嚴格受制於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受制於中央的每一項規定和命令。當有些頭腦發熱的造反派們沉湎於確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和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樂觀意境之中時，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曾對這些幼稚的想法，毫不含糊地挑明和告誡了，說紅衛兵不能把毛澤東還是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那些語錄，生搬硬套作為紅衛兵今天行動的口號。顯然，周總理的意思是說，今天的情況與二十年代初中國的局面是大不相同了，那時，是軍閥混戰割據，而今天，已經是有共產黨的領導了，哪怕就是現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在共產黨自己發動和領導之下進行的，所以，一切行動，都必須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而不能搞各自為所欲為的無政府主義！這個意思的大字報與傳單，我曾看到過好幾種，是不同場合下講的，說法上文字也有不同。現在宋永毅所編的那套文革資料庫中，也能找到二份這個意思的講話。其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中，他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那幾句話，連主席自己也想不起來是那裡說過的，後來才有同志說是五四運動那時，一九一九年《湘江評論》上主席的文章裡說的。主席說，那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時代嘛，那時我們都是一批愛國主義者，有什麼共產主義思想呀，怎麼能亂引用呢？那裡邊沒有階級性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無產者說這話，資產階級也可以說這話。主席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席是很嚴格的你亂用他的東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其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在接見西安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學的講話中，周總理再次說了：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評論》上提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這句話是對當時形勢提的。今後我們不要再提了。
既要造反，又必須服從。這就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應有的準則。
但，這是一個矛盾。
因此，造反派們從本質上，便注定了自己的倒霉命運。
我從青年近衛軍回到自己單位時，公司裡的各造反組織，已各自取消了自己組織的旗號，聯合成為了統一的造反組織工代會。公司裡原工聯組織的頭頭龐達明，擔任了聯合的造反組織一把手，即公司工代會主任。而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老易，則成為了第二把手，工代會副主任。我回公司後，老易找了我，要把他的位子讓給我，說我本是公司湘江風雷組織的一號負責人，前段，他只是代行我的職務，現在我回來了，就應該由我仍作為湘江風雷派的頭頭，進入工代會。老易還說了很多自我謙遜之詞，卻大大誇獎我的氣魄和能力，極力勸我去接掌工代會副主任一職。
我看得出，老易的讓位是真誠的，沒有虛偽的成份。但，我覺得自己不能去坐他那個位子。自我離開公司，參加青年近衛軍以後，公司裡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作，都是老易在兢兢業業地承擔。雖然，我也不時回公司參加一些決策會議，但，大量的具體組織事務，都主要是由他在領導。而且他也領導、經營得很好，使湘江風雷始終在公司裡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相對而言，我對公司湘江風雷組織出的力，這一段，就遠遠不及他了。因此，無論從工作效果的角度，或是從做人的道理方面來講，我都不能讓老易離開工代會副主任位置，而由自己去替代。雖然，我曾是他的上級，但，此刻，局面已發生了變化，我應尊重這個變化。
我謝絕了老易的好意，堅持不再做他的上級，為了使他相信我的謝絕並非客套，我乾脆又離開了公司，而回到了我所在的機修廠。
老易和我這段互相推讓所謂官職的事情，那時既不是虛情假意，也不是我倆，至少不是我有什麼高尚風格。最重要的是，我參加造反，從來沒有想到會要去做官，或者認為做了官就榮耀。我覺得，我們那一代青年人，從生下來懂事起，便是受的要幹革命，當螺絲釘做英雄人物的教育和熏陶。像拿破崙所說的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一個好士兵的經典名言，那時，我們聽都沒聽說過。即便有人讀到過，肯定也會將它視為封資修的垃圾，不屑一顧。當時十八歲的我，壓根兒就沒意識到做官一事。平日造反時，雖也有這職務，那頭銜，但，我始終認為，那不過是為了運動一時需要而已，並不是當什麼官。當時，很多紅衛兵造反組織，其領導機構的成員，往往自稱為勤務員，甚至組織的總部名稱，也不叫司令部，而叫總勤務站。又如，前面所述，青年近衛軍總部派代表上北京談判，這樣重大嚴肅的事情，大家也都是隨隨便便就選了一個人去，並不以為這個人就是去當什麼官，雖然，這個人最終的確當了官，進入了市革委會當了個委員。
我想，那時，尤其是文革運動的前期，除了一些思想上比較成熟，讀過不少政治、歷史書，並有過一定經歷的造反派頭頭，自始至終，就認識到權力位置的重要之外，大部分造反派，特別是年輕的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頭頭們，大概，大都沒有想過文化大革命，搞來搞去，會與做官掛上鉤，會是一個撈官做的什麼機會，那時，相當多的造派者，的確大都並不太看重那些五花八門的職務地位的。
我回到機修廠，大家認為我是公司裡的造反派頭頭，因而推舉我當機修廠的工代會副主任，工代會主任則由原工聯組織的一個忠厚的老工人擔任，並擬籌組機修廠的革命委員會。當時，廠黨支部蘇書記實際已靠邊站，大權已由造反派的工代會單獨執掌。自中央關於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下來後，造反派獲勝，保守派垮臺大局已定，我們廠裡的保守組織便又一次宣佈自行解散了，其骨幹人員紛紛寫大字報，又一次表示他們的懺悔，說自己又一次受了走資派的蒙蔽，表示向造反派投降。尤其，當他們中的赤衛隊隊長因為逃跑出去，被懷疑他是參加了高司武鬥隊的公司造反派抓住，狠狠地用拳頭、皮帶打了一頓。此後，他們更是嚇得要死，便更加起勁的向造反派表示認錯，顯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找楊金河他們請罪，懇請楊金河原諒他們過去曾抓他右派的過錯，原諒他們在二月鎮壓湘江風雷時又企圖整我們的問題，只求楊金河高抬貴手，莫整他們，要他們幹什麼，他們都願意。
打那位赤衛隊長時，正逢我回公司辦事，因此，在參與審問他外出幾個月的情況時，也與他人一起，用軍用腰帶，朝他只穿一件襯衫的背上，狠狠抽了他一頓，打得他嗷嗷直叫，背上落下一條條紅痕印，顯然打得很痛。這次行凶事件，除了參加那些雙方基本不見面的大規模的對陣武鬥外，是我在整個文革期間，在本廠內唯一的一次參入的派性武鬥打人。雖然，在想到這位赤衛隊長曾積極造輿論要將我與楊金河等人打成反革命、關進公安局等情況時，很是氣憤，所以打了他。但是，後來，又覺得他畢竟也只是一個工人，並不是當權派，而他外逃的原因後來也已查明，並非是引導高司派武裝來襲擊公司造反派，而只是害怕而避難。因而，事後，我便找機會向這位做鍋爐工的赤衛隊長表示了道歉，承認不論他有什麼不是，我動手打他，都是不應該，是一種錯誤。並有次在他鄉下的家裡發生經濟困難時，極力促成廠革委會發給他一些補助金，並陪他一塊到他的鄉下，協助他們家解決困難，欲在心中彌補對他的過錯。後來，對我曾參入打他一事，這位前赤衛隊長寬宏地說：那怪不得你，是那種形勢，我自己也真不該跑出去。似乎是原諒了我的過錯，而且，在以後幾年中整我的那些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查四人幫的人和事等運動中，他都沒有再參入整我，也沒有再提我當年曾打過他那件事。相反，那些原來曾極力向我表示過檢討與悔悟的人，卻在新一輪整我們造反派的運動中，很快就翻了臉。現在想來，這位赤衛隊長曾與我們發生觀點對立，顯然不是個人因素所致，而是他當時信奉聽黨組織的話才是正確的傳統道理，而相信了廠黨支部說我們造反派是牛鬼蛇神的指控。其實，他本人是個性格直爽而衝動的實在人，而並沒有什麼個人政治投機的意圖。所以文革後，很多與我們觀點相反的人，都獲得了政治上的好處，或入黨，或提幹，或升官。但他這個曾與我們造反派賣力對著幹、還挨了打的赤衛隊長，最後卻仍只是做他的鍋爐工，既沒有能入黨，也沒有提幹。
一九六七年八月，湖南造反派獲得了中央支持、控制了局勢後，雖然中央一再指示，不要報復保守派，但是，不少單位仍都曾發生過一些造反派毆打保守派頭頭或骨幹的情況。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直接因素一般是由於那被打的保守派骨幹，在武鬥高潮期間逃離了本單位，而該單位的造反派則認定他們是去參加了高司派的武裝，正如同我們外出參加了造反派的武裝組織一樣，因而，必不可少的審問，則必帶來一場程度不一的毆打。而毆打保守派骨幹的深層緣因，則是因為，很多保守派骨幹，一般曾在文革前期一次或二次極力參入和支持過要將本單位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因而，他們早就深為造反派痛恨，而現在他們又外出有參加高司派武裝之嫌疑，則對其更為切齒，故借此機會泄恨。
打人總是不對的。
但是，如果完全撇開這些被打的保守派骨幹，的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將本單位一些無辜的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這個歷史背景，那麼，對造反派出現過的這類打人事件，就難以做出公正的評判與有益的總結。
當時，楊金河以公司工代會委員的身份，參與了機修廠革委會的籌組工作。楊是一個不計人舊怨的人，面對已經垮臺並表示懺悔了的對手，他想到了寬恕這個詞。他跟我講，只要那些人認了錯，並吸取教訓，今後不再有整人的念頭和行為，我們就不應計較他們過去的過錯。實際上，有一段時間，他與那些保守派骨幹人員還似乎有了很融洽的關係。甚至，與其中有些人，還互相有過家訪活動。他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抹平我們與他們之間思想上的鴻溝，畢竟，他們也是受蒙蔽的群眾，雖然他們曾是專案組專幹，是黨支部委員，是文革前政治地位都比楊金河高的人。楊金河說，我們現在是勝利者，勝利者應該高姿態，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道革命。
楊金河的想法與做法，都是無可挑剔，一百年後，我也認為他當時並沒有犯錯誤。並且，當看到保守派的骨幹人員都輕鬆地放下思想包袱，不用擔心我們會報復他們，並經常在我們面前表示他們的敬意和恭維，我就很為楊金河的做法而高興。
那時，我，楊金河，都不懂得什麼叫韜晦，不懂得有的人，可以有幾張臉。
黨支部書記蘇中原的態度，始終像以往一樣，不卑不亢。但，此刻我們已真的從他手裡奪了權，他也知趣地不再管事，而自動下到車間去勞動。當時，我對他沒有半點不好的印象，雖說他沒公開表態支持過我們造反，但，也並不公開反對。我覺得，處在他的地位，這樣做已屬不易。因而，機修廠若成立革命委員會，對蘇書記還是可以考慮讓他被結合進去。所以，在籌組廠革命委員會名單時，我將蘇書記列入其中。
但，由於蘇書記在廠裡當了很長時間的黨支部書記，因制度上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使他在工人群眾中積怨也不少。很多老工人都找了我們，特別是那些曾在批判會上發言控訴指責過蘇中原（如說蘇過去對老工人不尊重，為一點還沒弄清責任的工作過錯，就將老工人罵得狗血淋頭等）、在批判大會上當著蘇的面表示過要造他的反、堅決打倒他的老工人，都不同意讓他進入革命委員會，還說：這搞了半天，讓走資派又結合為革命委員會成員，豈不是復舊？豈不是白搞了文化大革命？
怎麼辦呢？
我們不能不考慮老工人們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能脫離他們，是他們的支持，才使我們有造反勝利的今天。
但是，憑良心講，我們卻又並不認為蘇書記是個什麼走資派。他雖有過錯誤，但離反黨反毛主席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標準，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標準，實在太遠。儘管，他組織過抓楊金河等人的右派，但，我們覺得那不是他這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的責任，何況，他已為此受到過我們幾次批判。加之，蘇書記自始至終並不與我們採取公開對抗的態度，儘管，我們聽說他暗中是支持保守派而反對我們的，但，我們亦可理解，一個黨支部書記當然偏愛保他的人，這屬正常。
長沙市有句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
我覺得，蘇書記就是這種笑臉人，要將他整成走資派，予以打倒，我們確實下不了手。
我與楊金河商量了一番，想了一個方案，決定先將蘇書記專門再批判一番，讓那些有怨氣有牢騷的工人群眾再出出氣。大家無非都是憋了氣在心上，只要氣一出，我們便可與他們平心靜氣地做說服工作。何況，在讓蘇書記進廠革委會之前，是應該對他有一番刻骨銘心的觸動。讓他見識一下，他過去當廠裡的領導時，曾給多少人帶來過不同程度的災難，包括精神上的災難。這樣，他今後在革命委員會工作時，便會吸取教訓，慎重行事了。
還沒有來得及實施我們的方案，進駐公司的解放軍支左代表把楊金河和我找了去，討論公司籌建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所謂支左，就是指解放軍來支持左派的意思。在當時，造反派就被認為是左派，所以，當時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的意思。
我們公司的管理大權，早在年初時就隨上海吹來的那個一月風暴，由造反派組織聯合奪取了，大權歸了公司造反派的聯合奪權委員會（聯委）；後來，因為發生了軍區鎮壓湘江風雷的事，加上保守派的反攻，聯委就開除了湘江風雷，並將奪權改為了監督權力，即黨委仍然有權，但須由聯委一道協商，發文件也須聯委副署。三月份以後，毛澤東與中央明確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所謂三結合，即指由原領導幹部代表、解放軍代表與造反派代表。因此，公司造反派聯委便朝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方向努力。但因與高司派打了幾個月的派仗，所以，大局落定之前，建立革委會的事便暫被擱下了。直至中央關於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下來，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又已恢復組織，重新回到了聯委，並作為主要造反派組織之一；隨後，根據形勢發展，湖南的造反派組織一一放下了自己的旗號，而實現聯合，再分別歸入工代會、農代會與紅代會（紅衛兵）三大新組織。我們公司的聯委則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工代會，其主任由原公司工聯的負責人龐達明擔任，副主任則是我們湘江風雷的老易。
這時，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事便又擺上了議程。
根據省、市革命委員會的指示，大型企業的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必須有解放軍支左人員參入研究。實際上，這個單位的革命委員會組成人員，便基本是由支左人員定奪，然後再上報省或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凡是有解放軍支左人員圈定的名單，省、市革命委員會一般都照准，否則，就批不下來。因為，當時，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大多在支左的解放軍軍官手中。
駐我們公司的解放軍支左人員負責人姓喻，我們叫他老喻，他是一個很和氣卻又政治原則極強的軍人。支左前，他是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的一個政治幹部，副團級，不久前，奉命參加支左工作，進駐到我們公司，幫助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
老喻告訴我們：公司工代會擬定的公司革命委員會名單，已送交他審閱了。有幾個人選，他認為不行或不滿意。革委會主任選定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沒有意見，但四個革委會副主任候選人中，至少有兩個，他不能同意：一個姓周的造反派頭頭，原在文革前曾犯有過經濟問題的錯誤，文革中造反時，據檢舉，他個人生活行為也不甚檢點。老喻說，這個老周，不能當副主任，否則，影響革命委員會的形象，但，考慮到老周是一個老造反派，是公司下屬一個大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因而，可以讓他還是進入革委會，作一個普通委員。
另一個人就是老易。
不能讓他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更不能當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老喻表情嚴肅的望著我們說。
老易？他為什麼不能進革命委員會？
我非常震驚，思想上也不能接受這個結論。我張開了嘴，急欲為老易辯護。但，老喻朝我揚了揚手，依然很嚴肅的說：你先不要說，聽我講完，你們就會明白的，我知道，你們與老易的關係非同一般，一個組織的，你小陳還當過他的領導，今天我之所以特地將小楊和你找來，就是要專門向你們通報老易的問題。
老喻不讓老易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個理由，是老易前段捲入過社會上一批造反派砲打省革命委員會的運動，那個砲打運動，是一批造反派指責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有右傾行為，有復舊傾向而掀起的一場規模頗大、但對抗並不激烈的短暫運動。很快，省革命委員會平息了這個砲打運動，並將其定性為錯誤的運動，而且，從省革命委員會中開除了幾名支持這場運動的成員。這次整造反派，還是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內，只有一小部分人倒了霉，不過，對基層成員，一般沒什麼追究。
對那場砲打運動，我因廠裡工作繁忙，未積極去參加，但，我也是支持者，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都支持過砲打，後來，也進入了革命委員會，為什麼老易就不能進？！
我不理會老喻的制止，仍衝口說了我的看法和牢騷。
最重要的是第二點老喻並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只是繼續他的講話，並且，大概，他看我一副怒氣沖沖的樣子了，反而露出了和藹的微笑。
一下子，他就征服了我，他不同我爭吵，而只是平心靜氣地講解，我還能同他爭辯嗎？
老易在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老喻說。
三青團？國民黨的三青團？老易
楊金河和我頓時驚呆了。
這就是麻煩事了！如真是這樣，老易進革命委員會的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當然，這個問題，並還沒有最後的證據，老易本人也沒有承認過這事，檔案裡只有別人檢舉的一份材料，老喻卻又這樣說。哦！
我不由鬆了一口氣。這算什麼呢！三青團與國民黨的問題性質，本來就有差別。一九四九年前，參加過三青團的青年人並不少。現在的政策，只追究在三青團組織中擔任過區分部書記長以上的職務的，普通的三青團員，只算一般政治歷史問題。何況，老易是否真是三青團，還沒有定論，怎麼能以此阻止老易進入革命委員會呢？！
我向老喻談了我的看法。
老喻卻嚴肅地說：三青團的問題，如果發生在一般群眾的身上，可以不太計較，但，對於進入新生紅色政權領導機構的人選，則絕不能忽視。我們支左部隊的責任，是必須按照毛主席關於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來選擇你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人選，要知道，進入革命委員會，就意味著執掌革命事業的領導權。我明白，老易在解放前也算是個窮苦工人，是屬於無產階級，現在又是造反派的負責人。但是，我上面講的那些原因，使我們不能選擇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必須堅持原則，而不能感情用事的。
但我覺得，老喻是有些偏袒工聯造反組織，而有些輕視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人，才這麼看重老易的什麼三青團問題，還上升到原則上，就像中央關於湖南省問題的決定的文件中，稱工聯為革命造反組織，而稱湘江風雷為群眾組織一樣。
老喻似乎看出了我悶在心裡的話，他又微笑著對我們說：你們不要懷疑我在偏袒工聯方面，我只是按原則辦事，在你們造反派中，我們支左部隊不會採取偏一方疏一方的立場，相反，我們要做到一碗水端平。
怎麼個端平法？原來的四個副主任人選中，二個是工聯造反派頭頭，另一個人選老劉雖說是原公司中層幹部，但實際也屬於工聯組織的，唯一的湘江風雷組織的人選老易，現在卻又要將他抹掉！
我覺得，你們兩個，應該進入革命委員會。你們年輕，有能力，家庭出身又好，是接班人的好苗子，現在又是造反派頭頭，正是我們要選擇的對象。老喻突然分別用兩手，搭到我與楊金河的肩上，非常鄭重地宣佈了他的意見。
這意見，又使我吃了一驚。我從公司回到機修廠後，就沒再想過要再去公司。因為我覺得那裡已有很多人在幹事了。老喻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使我一下子不知該說什麼為好，只能靜靜地聽他繼續說下去。
這樣一來，對一碗水端平，也有好處，你們都是湘江風雷的，小陳還是這個組織在公司的發起人和負責人。還有，我順便告訴你們一下，讓小陳來做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建議，還是工聯方面的龐達明首先提出來的，你看，人家龐達明就做得很好，沒有搞派性嘛！所以，你們要正確理解老易不能進入公司革委會這事。參加革委會後，四個副主任，你們湘江風雷和工聯方面，便各有了兩位，你們看，這既照顧了大家各自的山頭，一碗水端平了。你們兩個，還有龐達明，都是年輕人，又都符合革命接班人的條件，這不是最好嗎？老喻很有些高興地分析給我們聽。
一下子，我又覺得，老喻他真的是出以公心，覺得他這樣做，並非有什麼偏袒誰，不喜歡誰的派性，而確是實施革命的政治原則。畢竟，他是來自於解放軍的一所高級政治學校，對人的政治歷史問題，有天然的求純觀念。在老易的三青團歷史問題上，我與楊金河是無法同他爭論的，在當時那種政治氛圍中，家庭出身如何，個人歷史上清白與否，都是硬指標，沒法爭辯，只能緩退，另尋出路。
讓我當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雖說並不是很令我十分激動，因為我覺得自己本就是公司造反派中最先造反的頭頭，而那時，對當官的確沒有多少思考，而且，還認為這官就如做造反派組織頭頭一樣，無非是勤務員，會隨時上上下下，沒有多大神秘感，而全然不知那官本位所具有的一系列實際與精神上的特權。所以，後來沒多久，在文革造反後改名為組的各級政權與單位的辦事機構，一下子又恢復為什麼局、處、科，又出來了局長、處長、科長以及經理、廠長的稱呼時，我有好一段時候，在觀念上都還不能適應這種伴隨有復舊痕跡的形態。
但，當時對老喻的這個安排，我還是比較高興，而且，總算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人，在革命委員會中，能進入兩個人做副主任，也有了與工聯組織同樣的地位。不然，一味只將老易從革命委員會人選中抹去，我會很覺不平的，不僅僅為老易一個人不平，也會為我們的湘江風雷而不平。
老易呢？總不能將他就這樣甩開吧？我決心再為老易爭一爭他的地位。
我問老喻。
老喻早胸有成竹。他說，老易對文化大革命還是有些功勞的，公司革命委員會他進不了，可以讓他繼續搞工代會副主任，這個工代會將來就是工會，他負責搞搞工會工作，還是適合的。另外，如果他願意，你們公司革命委員會也可以安排他到下面商店、工廠去做基層革命委員會的成員。
為什麼不能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卻又可以參加基層商店、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呢？
我望著老喻，欲問，又終於未開口。
總算，對老易還有個安排。我在對他的同情中，總算有了幾分安心。
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批准了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如老喻安排的那樣，楊金河與我先後都成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不過，在第一份任命批文中，卻沒有我的名字。已經成了革委會副主任的龐達明龐大哥，也是極力支持我進入公司革委會的，說若公司革委會沒有讓我進入，是對我的不公平。老喻見了我們幾個卻笑呵呵地說：我不會騙人的，你們放心，小陳是放在第二批任命名單中的。果然，沒幾天，任命我為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市革委會文件就下達了。
那一年，我只有十八歲。
有天，我從一本紅衛兵編印的《偉大的文獻》資料書中，讀到毛澤東主席鼓勵青年人的一段講話，其中說三國時，周瑜，也是年輕人，十八歲就做了水軍都督！那個水軍都督，就是海軍司令，而那時，周瑜還不過是個青年團員，然而，他打了勝仗
由此，我還想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另外的二句有名的詩：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讀後，非常振奮，我頓時以為，自己也正是風華正茂之時，可以幹一番大事了，可以指點江山了。
我們為公司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大會。當時，每一個單位宣告革命委員會的誕生，都要舉行慶賀。所以，那幾個月，天天街上都有一隊隊打著紅旗、敲鑼打鼓，並不停放著震耳欲聾鞭砲的遊行隊伍，舉著慶祝本單位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標語，歡快地喊著、叫著，像過節一樣。
我們公司有著三千員工，因而我們這些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決定也要很好的慶祝一番。除了也精心搞了一份向毛澤東主席報喜的致敬電文章，並印發上萬份予以張貼散發外（當然，雖是致敬電，卻不需真要去發報，而只是一個輿論形式而已，那時各單位都是這樣做的），還要舉行一個盛大的遊行慶祝大會。
我被推舉為慶祝大會的總指揮，負責安排幾千人的遊行隊伍。那時，即便是工廠企業，汽車都還很少，我們設法向別的單位借來了幾輛汽車和一輛三輪邊斗摩托，作為遊行中的醫衛用車和供應飲料的專車。時值八月盛夏，遊行隊伍要在城市內轉一大半個圈。因為我們公司所屬的商店、工廠，遍佈全市，遊行的路線基本要從這些大大小小的基層單位路過，這樣，沒有飲料的供應和防止中暑的醫療衛生措施，是不可想像的。三輪摩托是我這個總指揮專用車，專門有一個駕駛員替我開車，我則穿著一整套草綠色軍裝，戴著軍帽，穿著軍用解放鞋，打扮得像一個軍人一樣，佩著總指揮的黃色袖章，坐在摩托邊斗艙中，在遊行隊伍的前後，不停在駛來駛去，向各下屬單位遊行慶祝隊伍的領導者，指揮佈置各種慶祝事項。
我當然很高興，甚至，幾乎陶醉。要知道，此時，我的工資表上，還只能有一份僅二十元的學徒工薪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在公司近三千員工中，我也許是最默默無名的人之一，人們再熱情的目光，也決不會光顧到一個小徒工身上的。然而，此刻，我卻幾乎成了上千人注視的中心，成了被人誇讚、被人談論、被人欽敬的明星！
我突然想起，我的父親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冒著被國民黨當局殺頭的危險，參加了共產黨及其地下工作，為黨的事業奮鬥了，然而，一直到現在，他雖然是公司裡黨齡最長的幾個老黨員之一，卻從沒有享受過這種榮耀，至今，仍不過是一個人們並不很在意的通訊員、勤雜工；而我這個毛頭小子，只不過造了一年多的反，卻一下子獲得了這麼多的敬畏。這人生，究竟有什麼奧秘呢？
得意之餘，我便又有了些許惆悵。
慶祝活動搞了整整一天，我整天也都沉浸在歡快之中，沉浸在節日的幸福感之中。
我驟然生出了很多感慨，並且，頭一次將造反與我個人的感受聯繫起來，我默默在想：造反，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陸放翁的詩說：早歲哪知世事艱。
確實如此。
十八歲的我，初涉人生的我，全然不知曉，一個小小的學徒工，之所以能成為位居數千人之上的頭頭，並不是我有什麼本事（也不可能有多大本事），卻只是那種特殊的形勢浪潮之偶然推舉而已，而且，過了這一瞬刻的得意，橫在我前面不遠的地方，便是長達數年的惡夢般的泥濘和沼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