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省無聯與反三右一風這二個事件，都是局限於湖南省內的運動，但之中牽涉到的一小一大兩個中心人物，後來，卻各自在不同的領域，都進入了中國的歷史。
少的叫楊曦光；長的便是華國鋒。
一九六八年那一年的湖南文革過程中，先後有過內容不同的二個階段型小運動：批省無聯；反三右一風或砲打三紅事件。
這二個階段型小運動，與此前的派性爭戰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即雖然造反派們都關注事情的狀況，但實際捲入的人卻不多，而主要是不同意見的那些社會型群眾組織頭頭之間的爭鬥，以及少數激進分子發動的理論大戰。當時，造反派工人的重點，基本都已轉至忙自己本單位的造反事務了，對社會上新發生的爭戰，興趣明顯大大減少。所以，在那二次派性爭戰中，便很少能像前段批判反擊保守派時那樣，經常舉行召集動輒十萬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也較少出現嚴重武鬥與打砸性質的大行動，而多限於以大字報大標語及各種小型會議為形式了。
我不是社會組織的頭頭，當時也已回到本單位做了廠工代會副主任，因而，對那二個小運動，也僅只在思想與精神上關注介入，而無實質性的參加。不過，既處於那環境氛圍之下，總還是多少接觸感知了其中一些人和事。
中央作出了關於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八．十決定後，湖南的造反派們，自然全都是高興萬分、歡天喜地的。然而高興的後面，也出現了不滿，出現了新的反對派。伴隨著這些新的不滿與新的反對意見，強大的文攻新派戰也開始了。
造反派中出現了一批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激進分子，他們從不滿於工聯組織頭頭的所謂右傾開始指責工聯組織的頭頭在為湘江風雷翻案時出力不夠；進而不滿於中央任命的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中，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居於了副組長地位，處於了造反派代表地位之上；特別更指責支持造反派曾很被動很勉強的華國鋒，有人還公開貼出了華國鋒滾他媽的蛋！的大標語；更有甚者，貼出大字報說省革籌小組是中間派和投機分子的聯合奪權。而在群眾組織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更為激進，認為革命尚未成功，造反仍須努力、文化大革命還僅剛剛開始，湖南的群眾造反組織尚不應按中央要求先予以解散、後進行以界別組織（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職代會）的大聯合，而要以各原群眾造反組織為基礎進行聯合；同時希望以湘江風雷組織為聯合的核心。
這些激進分子的要求，顯然不會被上至中央、下至省革籌小組及工聯派系的造反組織頭頭們接受。而工聯方面不接受，就意味著長沙市二十多萬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工人不會站在激進分子一邊。就是湘江風雷組織本身，以葉衛東為首的高層頭頭，大部分也不敢參入或要反對激進分子的活動，即便他們在心中也許很贊同激進分子的某些觀點。
這些激進分子當時被稱作了極左派。對這個稱呼，似乎各方面、包括激進分子們本人也都願意接受認可。
極左派當時主要搞了兩件事：
其一，湘江風雷等組織中的激進左翼人員與高校風雷、紅中會等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體的十幾個組織，違逆當時中央號召各群眾組織要按行業聯合的指示精神，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發表聲明（聲明上原印的是十一日，實際七日便對外公開了），卻宣佈由這些社會型組織為單元，聯合而成立了一個名為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機構，即省無聯。還以《湘江評論》的刊名，辦了一個省無聯的機關報。
其二，先後組織撰寫、發表了大批極左派觀點的文章與聲明，公開了他們對省革籌小組與工聯派方面的種種反對意見與對文革運動的看法。那些文章大字報包括有《湖南必須大亂》、《長沙何去何從？》，以及《我們的綱領》與《中國向何處去》等等，顯現希望繼續進一步大搞造反運動的觀點、及時稱新思潮的令人很有些驚駭的看法。之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紅中會組織屬下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齊衛東》與《奪軍權》這兩個戰鬥隊，在八月十二日，張貼了公開砲打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與標語，指控周恩來是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反的黑主帥。
這兩件事，特別是那些新思潮的文章與大字報，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與姚文元等中央高層要人，舉行了一場非同尋常的集體講話。在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等赴京參加學習班的人員時，中央高層對省無聯及其觀點進行了極嚴厲的批判，當然，也宣判了省無聯組織的死刑，明確指其為反革命大雜燴。隨後，省無聯的一些頭頭與上述有關文章的作者，先後被省革籌小組下令逮捕，隨後，湖南全省開展了一個批判省無聯的宣傳運動。
實際上，省無聯組織只是一個鬆散的極左派聯盟，而且基本骨幹是以大學與中學生紅衛兵為多。有些在省無聯成立聲明上簽名的組織，包括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東方紅總部等，後來其總部都發表聲明，否認自己參加了，說那簽字是總部個別人未經總部同意而所為。湘江風雷一號頭頭葉衛東、東方紅總部第一把手劉定安、與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都先後表示了不承認那聲明上的簽字。
據我所知，青年近衛軍成員雖然大都同情湘江風雷，對工聯有反感（因為，我們曾在九．一九與六號門的武鬥中被工聯方面打死了那麼多人），但是，總部頭頭中公開強烈持極左派觀點的，的確也就是一位名叫戈枝紫的頭頭，平日，我們都稱他的綽號為猛子哥。他不是長沙人，而是湖南郴州來的，他似乎是一個幹部子弟，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不少聯繫，加之他又老是理著一個近於光頭的平頭，因而，有人還懷疑他是一個北京聯動分子。
戈頭頭在海司令表示了不同意參加省無聯組織後，他便學了湘江風雷中的極左派成員搞了一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的方式，常常以青年近衛軍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名義，去參加省無聯方面的會議。不過，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確還真是由湘江風雷屬下幾個戰團的部分極左派人員，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抄封了總部，第二天又宣佈由他們成立了這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還真有那麼一些人參加。可是，我們青年近衛軍的這個什麼軍事管制委員會，則僅僅存在於紙上，頂多存在於戈枝紫頭頭的筆下，是個虛東西，並沒有人員建制。
不過，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戈枝紫卻很有人緣，他為人隨和熱情，大家都喜歡他，就是不同意他主張的其他頭頭，包括海司令在內，都與他的私誼關係很好。對戈枝紫的所為，海司令雖然也公開指責了他，要戈莫在外面亂簽字！，但卻不像湘江風雷總部的一號頭頭葉衛東與二號頭頭張家政那樣，為反對與支持省無聯一事，公開鬧得互相如同水火。後來，海司令因要為一件殺人案負責之罪嫌入獄後，戈枝紫則到處設法活動營救，還找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為解脫海司令罪嫌寫證詞。到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時，海司令開始經商，戈枝紫專程來長沙幫他策劃助陣，籌措經商資本。之所以能有這種情誼，也許，這也是全部由年輕人組建的青年近衛軍組織，與其他成年人搞的群眾組織的一個不同之處。
當時長沙的造反派，圍繞著省無聯問題，除了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外，還有一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群體，即既不熱心參加另起爐灶的省無聯，卻也因認為工聯常顯現了大國沙文主義態勢而對其不滿。這個第三勢力的代表，是中學生為主的湖南井岡山紅衛兵司令謝若冰，當時，海司令確也試圖讓青年近衛軍處於這種第三勢力的地位。但是，隨著中央對省無聯進行嚴厲的批判、對工聯組織的信任提高，第三勢力組織群體的作用與影響，便迅速被邊緣化。最終，不僅海司令被排除在省革委會成員的名單之外，就是原已是中央批准的省革籌小組成員的謝若冰，也只做了省革委會一百五十多名委員中的一個普通委員，而原來，大家都認為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後，謝將會當副主任，至少是一個常委，因為，謝若冰是一個因造反而在全湖南省都很有名氣的革命小將，又曾在天安門城樓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還是個女學生。相反，一個名氣與影響遠遠小於謝若冰的大學生陳勇，以僅是其所在大學（中南礦冶學院）內的造反小組織井岡山兵團負責人的身份，卻進入了省革委會，並成了一名常委。
無疑，是省無聯問題的險惡結局，影響了謝若冰等人當時在權力分配格局中的命運。
文革後，我曾向謝若冰、海司令分別談論過這個問題，他們也都持此觀點。海司令還對我說：沒有辦法，（那時）兩邊都是朋友！
文革初年僅十九歲的謝若冰，在長沙是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一則，她是湖南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並在謝的筆記本上簽上毛澤東題名的紅衛兵；二則，她創立了敢闖敢造反的以中學生為主的井岡山紅衛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領頭封閉了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社，從而二次掀開了湖南造反運動不同高潮的序幕。
謝若冰出身於一個高幹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廳級幹部。照理，她本應是屬於參加保守派紅衛兵的對象。然而，文革初期，作為長沙市一中高中學生、並已是中共黨員的謝若冰，卻被駐學校的文革工作組打成了準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組的黑名單。不知是謝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組？還是因謝的父親由於屬湖南省原中共地下黨系統幹部的所謂問題間接所致？反正，一九六六年的八月，謝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御狀了。
然而，這一狀不僅告靈了，偉大領袖都接見了她，並且，讓謝若冰更是開了眼界，接受了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觀念熏陶。所以，她一從北京回長沙，就不僅不與保守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為伍，反而組建了一個專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學生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來造反還是不敢的，就算被單位領導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裡不服而已。所以，當時的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高司與中學生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司令部這兩個組織，在湖南省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作為一個女學生紅衛兵司令，敢作敢為且颯爽英姿的謝若冰，更給人一種魅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湖南武鬥高潮之際，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命令，讓進入湖南支左的４７軍軍部派人解救與護送時年僅二十歲的謝若冰上京（當時謝若冰被高司方面抓捕），參加向中央匯報湖南文革情況的代表團。之後，謝若冰成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華國鋒與解放軍４７軍軍長黎原在內只有十幾個人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
省革委會成立時只讓謝若冰做了個普通委員，實際上，就是她已被擠出了當時湖南文革的中心政治舞臺。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很多造反派，對此很有些為她抱不平。然而，塞翁失馬，因缺卻安。當時謝若冰沒能擔上那副主任、常委等風雲之職，其個人影響也被邊緣化，結果，反使她得以不再陷於那文革活動的深淵，而能有此後的人生安寧。
一九七○年，謝若冰在受到一連串的審查後，她進了工廠，當了一名工人。
一九七四年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與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運動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歲的謝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終於忍住了，安心當她的工人，並讀書求學。我與當時共青團省委、市委批林批孔運動辦的一些青年人，曾數次找過她，很想要她出山來做湖南共青團的造反派旗手與頭頭，但她都微笑而堅決謝絕了。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幫垮臺後，沒有陷入其他那些當年的造反朋友們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利用恢復高考的機會，接受了高等專業教育，從而很早便具備了一名電腦工程師的資格。
後來，謝若冰做了一家大型電腦軟體公司的老總，雖然，此時她在ＩＴ業的名聲遠不如她當年做紅衛兵司令時響亮，但她卻絕對是活得很有質量，且有滋有味。
在被逮捕的省無聯人員中，有一個後來非常聞名於世的中學生，就是楊曦光。當年，他還只有十九歲，是長沙市一中的高中生，那時，他被捕以至後來被判刑的罪名，主要就是他作為省無聯方面的理論家，寫了《中國向何處去》等一批觀點非常激進的文章，而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及後兩日的接見中，多次被陳伯達、康生這二位中央要人點名指責。
楊曦光是文革前我在長沙市一中初中同屆的同學，因為，我們當時同屬所謂三部分人子弟（即父輩是革命幹部、工人與貧下中農的學生），又處在同一層教學樓，故時常能由學校的政治輔導員召集而聚在一起。一九六五年時，他是學俄語的初７８班的共青團支部書記，還是校團委委員，算是個突出人物，因而，他在我們這些所謂三部分人子弟同學中，還能留下有一些青春的記憶。那時，他的父母都是廳級高幹，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卻是一個文靜、樸素，甚至靦腆的模樣，根本看不出是一個高幹子弟，倒十足像是一個平民的後代。在省委省軍區幹部子弟雲集的長沙市第一中學，楊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與那些倚仗父輩的職權而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紈絝兒們，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差。是不是從那時起，楊曦光就有了做學問而不是從政入仕的想法？對這一點，就是後來的楊小凱也未必能回憶得清了。然而，一九六六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後，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卻偏偏將楊曦光深深地捲進了政治，他那也許有過的做學問念頭，能夠讓他施展抱負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報與紅衛兵油印的傳單了。
應該說，楊曦光與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一樣，那時，是視積極投入文革，當作是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的最好表現，當作是參加革命事業、誠心誠意做一個革命接班人的具體步驟。他們將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滿了忠誠、熱情的全部青春，都義無反顧地獻給了那場後來又被稱之為浩劫的運動。然而，標榜為革命的文革，最終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麼走資派，不是什麼逍遙派，也不是什麼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認認真真、熱情忠誠、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在一段時期內積極參加文革的楊曦光，就是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們中的一個。
文革一開始，楊曦光的父親便因蒙冤，已被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打成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餘孽，成為了挨整對象。這種狀況，自然使楊曦光文革之初，被劃入了所謂黑幫子弟行列。
當時，一個所謂黑幫子弟的想法，顯然不會等同於一般所謂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子弟們的想法，這之中，確有某種微妙的區別，雖然那陣他們似乎都是社會裡的賤民。那黑幫子弟們，再倒了大霉，也可能會一時不滿於中央某些領導人，但他們總體上卻只是覺得自己與自己家裡受了冤屈而已，潛意識之中只會將自己看成一時落了毛的鳳凰暫棲雞群，而當初還不會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文革前所接受的那些教育之信念。而他們所處的高幹家庭狀況與文革前的那些教育，就幾乎會讓每一個所謂黑幫子弟，在潛意識中仍隨時不忘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理念。
因此，文革開始之初的六月，他就捲入了學校裡反對省委駐校工作組的活動，由此而受到批判，也不允許他參加隨後成立的官方紅衛兵組織。只是，這種情況，致使他那身背右傾黑幫身份的父親極為不安，不得不冒險於當年八月三十日那天，將楊曦光找到長沙烈士公園內一個僻靜亭子處，勸其不要再參入造反活動，因那樣不僅有可能於他本人不利，而且有可能還會對正處於被打倒對象的父母產生不好的作用。對此，楊曦光的確也產生過聽父親的話的想法，離開長沙，到瀋陽軍區任參謀長的叔叔或北京中央紡織部的姑姑處住一段時間，暫時換個較為安寧的生存環境。然而，當時到北京是要身份證明的，否則北京的紅衛兵很可能會找你的麻煩。楊曦光在學校沒有紅衛兵的身份，其父便欲請他所在的省農墾局以本單位幹部職工子弟名義，給出具一份上京介紹信。可是，當時已由省委決定臨時主持農墾局大政的副局長，卻立即反對，說你這個黑鬼崽子，還想去北京，不准！
北京瀋陽去不成，但隨後不久，即十月間即驟然興起的包括湖南在內全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卻讓楊曦光的處境地位發生了逆轉，他很快的當然地做了一個造反派紅衛兵。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深入，沒有進入官方紅衛兵組織的楊曦光，卻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個造反派陣營的紅衛兵理論戰士。從而，也使他不可避免且濃墨重彩地進入了湖南文革的歷史畫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批示下令鎮壓湘江風雷時，楊曦光所在的紅衛兵組織雖也是造反派，但當時卻還不是軍隊鎮壓抓捕的對象。然而，對被捕工人群眾的同情和對中央的無比信任，使時年十八歲的中學生楊曦光憤然與強大的省軍區發生了對抗，他和幾個同學在軍隊大肆捕人之際，面對大街上到處是寒光閃閃刺刀的槍桿子，卻針鋒相對地組織了一個紅衛兵奪軍權戰鬥隊，公開張貼大字報、撒傳單，指責省軍區鎮壓群眾組織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路見不平的對抗行動，其結果則是使楊曦光第一次嘗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軍隊抓去，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監禁了一個多月。
然而，這一個多月的監獄生活，不但沒挫去楊曦光的鬥志，反而使他成了長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戶曉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稱讚，被人欽佩。因為他敢於公開反對軍區抓人、敢於在監牢裡領頭唱坐牢算什麼！的經典革命歌曲、敢於在獄中用絕食行動向獄方爭取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權利等。
對楊曦光這批中學生，省軍區自然是大傷腦筋，捉、放兩難。最後，借中央派人干預之機，在一個多月後，只好一放了之。
一個多月浪漫多於苦難的鐵窗生涯，不僅沒有使楊曦光從文革風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捲得更深，促使他對政治問題的思考進入了新的層次。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初，楊曦光的文革活動，隨著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與思考逐漸轉向了中國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對文革的實質、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理解、對中共組織本身的結構、對中國的前途與發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斷地在作認真的思考，並寫出了一批在當時屬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來卻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論文。如：《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關於組織與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積極投入捍衛毛澤東主義純潔性的鬥爭》、《中國向何處去》、《堅持和鞏固新思潮的方法應該改變》等。
就是這些用大字報和傳單予以公開的、很多也不再局限於派性爭執、而已擴展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性文章，讓楊曦光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隨著省無聯被摧垮，他於一九六八年二月由省革籌小組下令，當作省無聯骨幹分子，第二次被關進了黑暗的監牢，並且是不再有光環與浪漫、不允許發出任何歌聲、不允許任何絕食行為，一個沒有任何人權的、只體現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與勞改隊，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促使楊曦光第二次進入監獄的，還有一個後來成為了超級大人物的人，就是華國鋒。
據楊曦光的父親在其《自述》中說，在中央高層的要人們還沒有點名指責楊曦光之前，時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的華國鋒，在看到了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有次，華國鋒問前省委統戰部長官健平：你對這篇文章怎麼看法？官連忙迎合說：我看這篇文章思想很反動。華則馬上聲色俱厲地說：什麼思想反動，就是反革命！
於是，很快，楊曦光的文章都被省革籌小組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當時，將楊曦光打成反革命的罪狀有二條，一是他寫的那些文章，二是說他是省無聯的骨幹。其實，楊當時雖然屬省無聯派觀點，但他並不是省無聯的骨幹，也從未用省無聯的名義寫過文章貼過大字報，在省無聯組織中確沒有任何職務，很大程度上，他那個紅衛兵奪軍權戰鬥隊，只是一個僅寫寫大字報與文章的極左派獨行俠。文革後，原省無聯的主要頭頭、已成為我的朋友的周國輝，曾對我說：楊曦光他是什麼骨幹分子！如果在省無聯中搞選舉，楊曦光只能得到三票，省無聯中沒有幾個人與他打過交道，他寫他的。
楊曦光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而到一九六九年十月被宣佈判刑十年，押往湖南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他當時年僅二十一歲。
一九七八年四月，楊曦光恢復了自由，回到了久違的家裡。此時，四人幫及康生、陳伯達，都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當年被康生欽定的反革命，卻依然如舊，尚列另冊。一九七九年，楊曦光寫了幾篇經濟學論文，並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
楊曦光的名字又一次與中國高層、中國當代歷史掛上了。
據楊第甫在其《自述》中說，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楊曦光的案件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
有了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楊曦光的問題。
又經過一番周折，總算於一九八三年有了明確結論。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為：楊曦光的文章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據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終於，政府還了楊曦光一個清白之身。
獲得平反卻已過而立之年的楊曦光，作出了一個無疑是正確而新的人生選擇，即轉而投身於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並且改名為楊小凱。
因此，紅衛兵思想家的楊曦光便成為了歷史，而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則又站到了新的一頁歷史的開端。一九八三年八月，已在武漢大學任教的楊小凱，獲美國福特基金會助學金，由此踏上了出國留學與研究經濟學的征途，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求學始，不斷努力奮鬥攀登，直至他作為澳洲莫納什大學終身教授、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時而不幸病逝。
文革中，我與楊曦光並無個人直接往來，我們雖都是在忙造反，在同一個陣營，但卻是各忙各的。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與回國省親的楊小凱，才在他妹妹楊暉家會見過一次。那次會見，楊小凱給我們幾個在座的中學同學介紹了不少新鮮見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國外研究的小與國內研究的大之區別。他說，國內人搞研究喜歡動不動就從宏大角度出發，自稱什麼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等，越大越威風。而國外的研究則看重專業性強的小，認為越小的角度，專業性越強，人家就越相信你的研究。例如，中國人常常稱搞歷史研究，然而，歷史的範疇又何其廣矣！又豈是某一個人可以研究出成果的。所以，你如果說自己是研究歷史的，在國外，人家可能會認為你是騙子。但是，你若說你是研究中國明史的，人家這才會相信你的學問了；而你若還更專業些，說是專門研究明史中的東廠、錦衣衛問題的，那麼人家則更會對你的研究成果有信心了。
二○○一年，當我在網上寫了一篇介紹楊小凱如何歷經文革苦難而仍奮鬥不止、而終在經濟學界創成大器的文章後，楊小凱從澳洲給我發來了熱情洋溢的郵件，並發來了他幸福的一家人的合影照片，並告知了他當時的工作情況，還讓我將我寫的幾篇文革歷史的文章，電郵發給他。後來，他患了肺癌，我應他的親屬囑託，寫了一篇從心理上治療絕症的文章，發給了他。他回郵說，他對這篇文章的治療新觀點頗有興趣，但他對之中的一些說法，尚未能理解，需要慢慢來想。不幸，二○○四年七月，他卻終因肺癌折磨而英年逝去，使他所有的朋友們，都為此經歷了一場悲痛。
談湖南的文革歷史，少不了要涉及楊曦光及其《中國向何處去》，而說到省無聯的事情，更不能離開楊曦光。楊曦光在湖南，是一個進入了歷史的名人。
自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後，湖南批判省無聯的運動，搞了幾個月，並且還提出了肅清省無聯的流毒！的口號。但是，省無聯中許多人畢竟都是老造反派，而且其許多觀點又都是從造反派立場出發，因此，包括工聯組織在內的基層造反派們，對省無聯也都沒有窮追猛打的興趣與心情。除了省無聯頭頭及楊曦光等極少數人被鬥被捕了之外，省無聯組織旗下的其他成員，只要他們宣佈退出省無聯、或解散自己的組織，按界別加入到工代會、紅代會之類新組織，一般也就相安無事。因為，鑒於前段二．四批示鎮壓湘江風雷一事錯誤的教訓，省革籌與支左的４７軍也不願或不敢對省無聯問題的打擊面擴得太寬。加之，省無聯組織原本就沒有多少正式成員，所以，省無聯頭頭雖然是湖南造反派中最先倒霉的一批人，但批省無聯這件事，終究只是極少數一批老造反派吃了虧，卻基本還沒有損傷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省整個造反派力量的元氣。
只不過，肅清省無聯的流毒！的口號，對湖南一些縣級造反派衝擊較大，導致那些地方的原保守派成員，在縣武裝部支持下，趁機重返了政治舞臺，成為當地革委會的掌權者。在那幾個月後的反三右一風運動初始，省革委主任、４７軍軍長黎原在省革委會第二次全會上的常委會議中就說了：聽了幾十個縣的匯報，大吃一驚，右傾翻案不是五十三個縣，是九十三個縣都有。老保翻天的是否五十三個縣？如是老保翻天，就要砸掉。可見，在長沙等地市沒有發生的事情，在縣一級卻發生了不少。
從感情上講，我當時還是很同情省無聯的，認為不論他們的說法理論正確與否，終究他們還都是老造反派，而且，特別之中很多還是為湘江風雷平反出過大氣力的人。在青年近衛軍總部解散前，我與市七中幾個原也是青年近衛軍成員的學生，有次聚在一起時，不滿於工聯方面的工人打壓省無聯中的紅衛兵，便自發寫了一些支持省無聯的標語，貼在大街上，落款則臨時用了一個虛構的青年近衛軍２８團的名義，以表示我們對省無聯紅衛兵的支持。寫了，貼了，我們開心了，事情也就結束了，與省無聯也就沒有關係了，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單位或學校便是。但是，當時我們公司的工聯組織方面，有人看見我在貼支持省無聯的大標語，就以為我是省無聯方面的，弄得他們有了些緊張，後來找我們廠裡的工聯造反派瞭解，才知道那只是我一時興起而為的舉動，並非真在搞省無聯的組織，因為，那時我每天得在廠裡管理企業。
實際上，當時在感情上同情省無聯的造反派，是相當多的，特別是原湘江風雷的成員們。因此，一．二四中央領導講話前及其後一段時間內，有人口頭上支持一下省無聯，刷幾幅標語，誰也不太將此當回事，包括工聯方面的基層組織的成員們也都是此態度。所以，這種狀態曾使得中央高層的康生大發雷霆，在一．二四後的二十六日與二月一日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成員時，他說：楊曦光的反動文章，周國輝的反動報告，（省無聯）《湘江評論》那樣一期一期的出，非常瘋狂地向我們進攻，受不到嚴重打擊，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什麼問題？（省無聯）為什麼在長沙有市場？看到那些東西怎麼能夠容忍呢？康生還拿著一張一月二十五日（即中央的一．二四接見後之第二天）的《新長沙報》說：你們反擊（省無聯）連名都不敢提，還是ＸＸ聯，太軟弱無力了！
那時，自交槍回單位後，我被廠裡的造反派推選為廠工代會副主任，就已不太參加社會上的活動了。因為，當時，廠裡雖尚未正式予以奪權，然在實際中，已基本由造反派的工代會在行使大權，而原來廠黨支部與廠長們則早靠邊站，一邊間或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邊下放車間裡去參加勞動了。既然廠裡大權在握，我這個廠工代會副主任，便自然被逼著要學習管理企業了。那陣，我大量的時間，便又用在了廠裡。一個小廠，人僅百餘，但麻雀小而五臟全，什麼生產、行政、人事、保衛等等職能，樣樣不能少，夠我們這些非正式掌了權、而又無任何管理企業經驗的造反派們忙的了。至於成立廠革命委員會，雖然知道是必然要做的事，但當時按規定，卻是不能由各單位擅自宣佈成立，而必須由省、市革委會這樣的政權性質的革委會來審批。當時，那事還遠不是我們廠考慮的問題，因為，省與市都還沒有成立革委會，還只有臨時的革籌小組。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中央出了楊、余、傅事件，原來經常以中央領導人身份出現的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與北京衛戌司令傅崇碧、空軍政委余立金一道，突然倒了台。三月二十七日北京還為此舉行了十多萬人的大會，公開宣佈了楊、余、傅的所謂問題。
其實，當時湖南正在忙於籌組成立省革委會，楊、余、傅事件原本同湖南也沒有任何關聯，然而，突然冒出的一個三．三○指示，便將批楊、余、傅的事扯到了湖南，由此，也產生了一九六八年湖南的反三右一風運動。
三月三十日，中央領導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等，為湖南省革委會成立一事，接見了湖南省革籌小組專程匯報的有關人員。接見中，除了確定湖南省成立革委會有關事情外，江青則特別強調了兩件事：一是要查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問題，說湖南對張批判得還不得力；二是要湖南進行反擊右傾保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的問題，說湖南的保守派右傾翻案風很凶了。
江青的這個講話，省革籌與４７軍領導無疑只能立即照辦，並且將江青的這個講話，作為中央首長三．三○指示，向全省傳達了。很多先聽了這傳達的造反派單位，也很快用大字報形式貼到了大街上，以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指示。因此，除了辦成立省革委會那件大事外，湖南又掀起了一陣強大的反三右（右傾保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一風（右傾翻案風）的宣傳與運動，由於中央對北京楊、余、傅事件的宣傳定調中，也說了楊、余、傅有右傾投降右傾分裂的問題，所以，湖南的這個反三右一風運動便將楊、余、傅給聯上了，說湖南的三右一風是受楊、余、傅的影響所致，就像原來地方上反擊所謂二月逆流時，要將本地的砲打對象稱之為中央譚震林的代理人、是什麼Ｘ老譚、湖老譚一樣。
只要有新運動，就會產生新分歧。
雖然，湖南的造反派們都很高興進行反三右一風，但是，這反擊怎麼反？具體希圖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對於已處於不同狀況的造反派們，則顯然各有了各的算盤。
這一來，又發生了新一輪派戰。不過，這派戰仍在造反派們之間，與原保守派們沒有直接關係。而且，這輪幾個月的派戰，雖然在長沙以外的一些地縣也發生了極少幾次武鬥衝突，但其規模是遠遠小於一九六七年間的那些武鬥水平。在省會長沙市，則主要重在文攻，即用大字報大標語與各種會議辯論的形式，即便是我的中學同學文運解不幸被對方手榴彈炸死的七．一九事件的那次衝突，也真還只能說是衝突，而算不上武鬥。
最奇特的是，這場以貫徹江青三．三○指示的反三右一風運動，搞來搞去，其結局後來卻變成了反擊所謂砲打三紅的勝利。三紅者，即革委會、解放軍、擁護革委會與解放軍的群眾組織（工代會、紅代會、農代會等）。文革運動中情況的複雜曲折之特點，這事也算是一件證明。
這一輪派戰不僅仍發生於造反派之內部，而且，更相當多的是發生在原工聯派的人員之間。
之所以發生的原因也很複雜，是各種訴求與目的混合交錯。之中，固然不乏有對權力分配的不滿，有對自己現有地位的不平，也確有是因對當時形勢看法的差異分歧所致。
三．三○指示後，特別是四月八日成立了省革委會後不久，湖南省的造反派們一下子便又分成兩大觀點不同的群體：以胡勇、唐忠富、雷志忠等為一方（被人因胡勇所在工廠叫長沙汽車電器廠而簡稱為了汽電派），站在他們一方的還有原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以葉衛東、周國強、劉炎生等為一方（也被人以常在其頭頭之一劉炎生所在的工廠建湘瓷廠開會而簡稱為了湘瓷派），同情他們的則有原省委候補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章伯森及常委梁春陽。
其時，胡勇與葉衛東也都已是大權在握的省革委會副主任了。
在葉衛東為首的這個新陣營中，周國強、劉炎生、余信謙（省新華印刷廠頭頭）等人，以及尚春仁為首的原省委機關的造反組織永向東戰團，卻都是原工聯派主要骨幹。當時被捲入此次爭端的紅衛兵，則主要是中學生，因為，當時，大多數大學生都因高司問題而靠邊站成了逍遙派。而當時，長沙市一中新成立的紅三．三○紅衛兵戰團，則是葉衛東一方的重要骨幹力量。
胡勇、唐忠富一方，指責葉衛東、周國強等人擴大湖南右傾翻案的現狀情況，指責省委機關造反組織永向東在利用其處於各級機關工作的地位，欲實際掌控省、市革委會大權。
葉衛東方面則指控胡勇等人無視與庇護了右傾翻案，對前段批省無聯時搞了擴大化情況沒有反省。雙方在六月間省革委會第二次全會等會議中，與貼到街上的大字報大標語中，都為此爭得不可開交。
其間，華國鋒也成了一個雙方爭執不下的中心人物。
湘瓷派以省委機關永向東為先鋒，提出了砲轟華國鋒！、甚至打倒華國鋒！的口號，認為華是原省委張平化的班底，是反動路線的代表，是湖南右傾翻案風的後臺，是變色龍，極力要將華從省革委會中轟出去。
當時，由於永向東是省委機關的造反派，其出面砲轟華國鋒，對人們的影響很大。加之當時湘瓷派借江青那要反右傾的三三○指示之強風，取猛烈攻勢，華國鋒的狀況，一時的確有岌岌可危之態。
而以胡勇為首的汽電派，則堅決維護華國鋒，說華國鋒是毛主席批准進入省革委會的好幹部，而認為砲轟華國鋒！就是想搞垮省革委會。胡勇的副手、省革委常委雷志忠更奮力上陣，維護華國鋒，在省革委會二次全會上，他旗幟鮮明地說：你永向東要砲打華國鋒，我們工人就要砲轟你永向東！的確，五月十三日，汽電派方面的幾千學生與工人，就進入省委機關，一度抄封了永向東總部。
主持湖南工作的４７軍的領導們開初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應站在哪一方才好。因為，湘瓷派有江青的三．三○指示為據，何況４７軍軍長黎原在聽了一些匯報後，確也感到湖南的右傾翻案問題不小，但汽電派頭頭卻又原是深得中央欣賞的人物，並且與４７軍領導層聯繫緊密；同時，對省委機關的永向東是否利用其地位暗中掌控省革委會大權之嫌，也很警惕。
不過，因為這次派戰主要是用文攻與會議形式進行，而且很多是高層活動，所以，長沙市基層單位的造反派們看熱鬧的觀察者居多，實質組織介入的大工廠單位僅只有幾個。我們公司原湘江風雷的老易，時已擔任公司工代會副主任，反三右一風後，他找我，說要去參加葉衛東方面主持的報告會，畢竟葉衛東曾是湘江風雷的頭頭。我當時想，這種事，其實已不需我們下面的人來做什麼了，現在造反派已實際掌了權，要反擊右傾翻案風，由上面發文件下指示就行了，何況還有那個中央的三．三○指示明擺在那兒了。因此，我就說，我們刷刷標語擁護就行了，那些會，能推就推掉，還是安心搞自己單位的事。不過，老易可能礙不過原上面湘江風雷某些頭頭的面子，還是去參加了一些會。
汽電與湘瓷兩派似乎不可開交的爭端之結，到八月份，卻由中央對全國批發的幾個文件，剎那間竟一下子給解開，而顯出了勝負。
中央解決廣西問題的《七．三布告》，使省革委會與４７軍得以敢於迅速解決了湘瓷派觀點的衡陽反右傾聯絡網組織所阻止鐵路通車的問題，並且，解決此事的工作經驗報告，七月十九日還被毛澤東親自批示作為中央文件發至全國。此事，便使湘瓷派大大失分，軍心動搖。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在歡呼雲南省革委會成立的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一段最新指示，緊接著中央又於八月十八日，按毛澤東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名義，轉發了上海市革委會派工人宣傳隊解決老大難問題單位的經驗。在那經驗之中，已不再強調什麼反右傾翻案右傾保守之類意思，而是重在批反動的多中心論，強調革委會的權威。最後，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那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文章發表，文章中又再次傳達了毛澤東讚頌工人、貶指知識分子的最新指示。毛澤東在其指示中說：有些自己宣佈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
湘瓷派的兩位主帥葉衛東、周國強，恰恰一個是中學教師（長沙市一中），一個是機關幹部（原市總工會幹部），都不是工人，卻顯然能劃為知識分子的行列；而胡勇、唐忠富等頭頭卻是地地道道的產業工人。因此，毛澤東這些指示一下來，汽電派便在街上刷出了打倒臭知識分子葉衛東！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大標語。
上面風向的天秤顯然朝汽電派有利一方傾斜了。
前段原本還不知要如何處理汽電與湘瓷二派問題、而在內心有些偏向胡勇唐忠富等人的省革委會與４７軍領導，馬上從毛澤東與中央的這一系列指示中，找著了邊，便堅決地支持汽電派，批判葉衛東等。
面對這種情況，葉衛東等人也都自覺底氣不足，而慌了陣腳，不打自垮，陣營頃刻瓦解。
湘瓷派之所以敗得那麼快（而原本他們反擊右傾保守翻案的旗幟與強大宣傳，不僅曾很有氣勢，並且也還是很得基層造反派同情的），主要除上述形勢原因外，現在回頭從人事角度來看，應該說，也是葉衛東與周國強這二位頭頭個人的性格特質，不適合搭配，或均不適合為帥所致。曾長期從事工會工作的周國強，是一個極好的參謀長式精明人傑，但教師出身的老葉，實踐卻表明，他顯然不具進退斷然的統帥之才造反之初，老葉雖做過百萬成員的湘江風雷之主要負責人，但那時是形勢導致造反組織蜂擁發展之故，而並非他一步步將那組織做強大的。在前段工聯組織與高司、省無聯爭鬥期間，以及後來的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運動時期，周國強一直在胡勇、唐忠富集團中起著很重要的參謀長作用，不僅能為胡勇及其決策層予以有條有理的出謀劃策，而且還能為那些一經確立的決策，迅速組織成功的實施方案與調派適合的執行人選。據我觀察，周國強與進退都可做到絕不含糊的胡勇的合作，也許才是人事上的黃金搭配，而與在決斷上常具優柔的葉老師配合，顯然難成大事。然而。周畢竟也只是參謀長之能人專才，卻並不具有可以統率一個集團或一群亂世英雄的王者氣質，因而，他若處在統帥位置而全須由他定奪時，也許聰明的他，反而會不知所措。而當時湘瓷派陣營中的態勢，不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使然，卻就是讓周國強處於了那個帥位之中。
八月三十一日，在省革委會常委會議上，葉衛東便開始作檢討；九月十六日，支持湘瓷派的省革委會副主任章伯森也作了檢討。在此前後，包括葉衛東、周國強在內、湘瓷派方面的一批省、市革委會成員，一一被宣佈停職反省，其罪名便是砲打三紅。但對於湘瓷派其他一般成員，則不予追究，算是跟著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造反派，一般是檢討檢討了事。
長沙市一中紅三．三○紅衛兵戰團，雖然只有幾百名中學生成員，但她是湘瓷派的紅衛兵主力，當時在社會上有不小的影響。市一中在長沙以至湖南，都是很有名氣的一所中學，她在文革中出了好一些響噹噹的造反派風雲人物。
紅三．三○紅衛兵戰團的頭頭佘大川，是一個縫紉工人的兒子，屬文革初期市一中反工作組的幾位革命小將之一，並且也於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那天，作為毛主席家鄉的紅衛兵登上了天安門。佘大川是一個頗有魅力的人物，平日難得信服他人的一中的同學，都尊稱其為佘頭，至今同學相聚，說到他時，也仍是呼佘頭不止。佘大川的處事能力，在反三右一風時，就已顯端倪。當時中學紅衛兵們幾經造反折騰，都已顯疲態，而市一中紅三．三○卻依然勁頭不減，其所搞的文攻聲勢之凌厲，幾乎可以與原來的大學生紅衛兵高司媲美。所以，在省革委會召開的六．一八反擊右傾翻案的數萬人大會上，湘瓷派堅持要省革委會在擬定的大會官方口號中，加一條堅決支持紅三．三○革命小將！的內容。湘瓷派失敗後，佘大川雖然免不了要挨一陣批，但紅三．三○畢竟只是中學生，最後佘大川還算無恙。文革後，佘大川歷經短暫的戶口下鄉回城，又以臨時工的身份，做過一所市郊小學的體育老師，結果，他居然像後來的馬俊仁一樣，竟將那些郊區學生訓成了全市的體育標兵，為此，很多學校都爭相聘他去做正式的體育老師。後來，據說他做過一所區體校的校長，退休前的最後職務，是當一個轄區頗廣的街道辦事處主任。
在長沙市滿街紅三．三○所寫的大標語中，相當突出的，便是我的同學文運解的傑作。由他揮毫所寫的那些工整有力氣勢恢宏的大字標語，經常出現於長沙市中心的大街。我幾次在大街上看到文運解寫刷標語，都要走過去在一旁觀看，不僅是因為他的標語口號內容使我贊同，同時也是欣賞他的書法。我的字從來就沒有寫好過，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寫好，因此我很羨慕他的本事。然而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文運解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學生，卻成了這次反三右一風運動的一個犧牲者。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文運解隨他那紅三．三○的一個宣傳小隊，到市郊的長橋中學去宣傳他們的觀點時，與該校不同觀點的紅衛兵戰惡風縱隊發生了衝突之中，戰惡風縱隊方面居然有一個學生扔來的一顆自稱是嚇人的臭彈手榴彈，而那手榴彈竟又爆炸了，結果，文運解不幸被炸身亡。
文運解是長沙市在這個階段運動中唯一的犧牲者。
紅三．三○與湘瓷派方面對此事當然很憤怒，也想以此向省革委會施壓，然而，當時正好中央發來了毛澤東稱讚湖南省革委會與４７軍解決了衡陽鐵路通車問題的文件，因而，大大挫了湘瓷派的銳氣，所以，文運解被炸身亡一事便無奈只能低調處理了。
我是在七月二十日接到一中同學的通知，上午便趕到一中去送別文運解的。奠祭的地方設在學校的小禮堂，文運解的遺體處於大堆的冰塊之中。我初中時的許多同學都來了，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了悲傷，尚很年輕的我們，居然班上同學中就有人先走了，此時此景，讓我感到了人生的某種難以捉摸的可怖。
文運解的父母好像都是讀書人，在做教師。我們在一中初中同學時，他起初是我們的班長，會讀書成績好，且同學關係極佳，對人總是一副憨厚模樣，唯情緒頗易激動。但後來學校貫徹階級路線，就將他的班長給撤了，換上了一個幹部子弟，讓他改做了學習委員。
文革中，已進入一中高中、文質彬彬的文運解同學，也做了造反派。而且，還搞過一段湘江風雷的事。二．四湘江風雷組織被鎮壓後，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了文運解，他見我在刷要為湘江風雷翻案平反的大標語，便告訴我，他也是湘江風雷的成員，而且，還坐了一個多月的大牢。
他說，一九六七年元月底，湘江風雷總部派遣他帶了幾個都是湘江風雷成員的中學生，前往湖南新化的一個大礦山，去幫助那兒的工人組建湘江風雷的分部，結果，待有幾百名成員的礦山湘江風雷分部司令部剛剛建立，二．四批示下來了，新化縣的公安局便將他作為湘江風雷新化司令部的司令，給逮進了大牢。關押了一個多月後，新化公安局搞清楚了他不過是長沙的一個中學生，既不是什麼新化縣的湘江風雷司令，也不是什麼湘江風雷總部頭目，而正好省軍區又已在釋放被抓的學生們，於是新化公安局便將他放了出來。
我問他，抓進去坐牢，你怕不怕？
他說，怎麼不怕？嚇死我了，從沒有想到過參加文化革命還會要坐牢。
他又說，只不過關了個把月後，反倒不太怕了，因為，他們審訊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犯了法的，慢慢我想到，這會不會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了？
我說，還真的是新反動路線在作怪哩！
我又問他，這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你參不參加？
他笑笑，說：你以為我會比你落後？
從他積極參加紅三．三○的情況看，無疑，文運解不會做逍遙派的。只是，不料，一九六八年的七．一九，竟成了他青春的忌日。
文運解的後事，辦得很隆重，紅三．三○與葉衛東等湘瓷派頭頭們，原打算在城郊的那座造反派的烈士陵園內，為他建一座威武豪華的陵墓。但他的親屬卻謝絕了，而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只同意將文運解的遺體埋到長沙市的一個公墓區內，並且，也只要以親屬的名義送葬下葬。大家當然只能按文運解的親人意見辦，安葬事宜一切從簡。
幾個月後，一九六八年的十月間，我與班上幾個同學，一道去那公墓區祭掃文運解的墳，結果到他那墳墓前時，發現他那小小的普普通通的墳堆前，竟然連墓碑都沒有，如果不是同去的周志嘉同學，事已先向文運解的家人問清了墳墓的編號，那我們就將無法知道文運解安息在何處。周志嘉告訴我們，原來做了個墓碑，但立碑者銘文有組織、學校的內容，並且上面寫的是烈士之類，其親屬便不同意，而只要以其親屬的名義，為文運解立個普普通通的墓碑，所以，就須重刻那碑石。幸好周志嘉與文運解的家人關係密切，又知道全是文運解的同學前去祭掃，他們便將文的墓號告知了周同學，使我們一行的祭掃得以了結心願。
後來，自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社會上指責造反派搞武鬥的輿論越來越大，搗平造反派死者墳墓的事便開始發生了。而今，在整個長沙地區，你都是不可能再找到一個在文革中不幸遇難的造反派墳墓了的！
早幾年，聽一中的同學說，文運解的墳墓卻始終得以保全，仍安安靜靜地立在那公墓區。
此事，不能不欽佩文運解同學的親人，其遠見，其果斷，其聰慧。
省革籌小組與４７軍原計劃借批省無聯的勝利之際，於二月二十五日就宣佈成立省革委會，但上報給中央後，中央不同意，說有些條件還不成熟，成立時間要推後。無奈，省革籌小組只好讓長沙市革委會於二月二十八日先成立，先讓兒子出世，老子出世則推後。後來，總算經中央同意可以在四月份成立省革委會了，不料，江青卻又橫插進來一個三．三○指示，要湖南搞反三右一風，於是乎省革委會在四月八日成立後，重點工作又只好放到反三右一風，使全省各單位成立革委會的事，速度也只能慢了下來。所以直到八月份，湘瓷派失敗，葉衛東等人倒臺已成定局，省革委會才又連忙向全省各地、市、縣革委會或革籌小組與支左部隊發出《認真做好審批工作，迅速實現全省一片紅的通知》，從而加快了在全省各地各企業迅速成立革委會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