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個人來說，文革是十二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臺後，我們三個人（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在周圍異樣的眼光中，不死不活地過了幾個月，但總算還在家裡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渡過了一九七七年的春節。而那時，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早已被宣佈停職反省而失去了自由，我們幾個能捱過春節，已屬萬幸。
春節一過，讓我們分別進學習班的通知就來了。
對這類學習班，我們與黨委的領導們，雙方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歷經十年文革，對這美名其曰的學習內涵，大家都實在是太熟悉了。但是，這一次，卻並非雙方的爭鬥所致，所以，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對我們還是相當的客氣，並無太多的怨恨。而對辦這個學習班，我們三個人也知道，此次的確不是公司黨委的意思，因為，前段，我們與他們幾乎已成了同志，對很多事的處理，也達成了共識。
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各自所進的學習班，分別設在農村鄉下幾個不同的地方。
在學習班的日子並不長，只一個多月。但是那幾十天的日日夜夜，精神上所遭受到的車輪般逼供，卻依然令我這個曾幾次進過學習班的人，十分難捱，幾乎使我覺得人生已再無望。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大多採用參與武鬥之說法而欲套上刑律，以置人於死地；但只要自己沒犯過打死人打傷人的事，心裡也就不太驚慌。然而，這一次則是以惡毒攻擊華主席的第一號大罪，將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都圈入了刑法追究的絕境。因為，當得知北京發生了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後，沒有哪一個造反派頭頭沒有說過那是右派政變之類言論，而這就是惡毒攻擊了華國鋒為主席的黨中央，就是所謂惡攻大罪。按文革有過的案例，有惡攻者，對其懲治極嚴，甚至有人被予以槍斃。由此，短時間內，全市上百名造反派頭頭因這罪名，而被囚入獄。
我有幸也因此而領略了二十個月的監牢生涯，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部分特殊的感受與體驗。
有意思的巧合是，我被逮進的監牢，竟然也就是在文革武鬥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時，我曾到那兒做了一個星期臨時監獄長的地方。十年前，我曾是那兒的最高臨時管理長官，而十年後，我卻成了那裡的一名階下囚。十年的光陰，並沒有給那兒帶來什麼變化，甚至，武鬥高潮時那個沒有棄職逃走的老看守，也還繼續在那兒忠誠的工作。
監獄原本不是人們輕易能進、出的地方，而我居然能以全然相反的身份，二次進入那同一座監牢。真是人生奇妙，天意從來高難問。
龐達明隨後也跟著進來了，楊金河則倖免了，而只辦辦他的學習班。三個革委會副主任二個入獄審查，不全弄進去，也算是體現了政策上的區別對待。
將我從學習班而送入牢獄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司法機關，而是由中共市委的決定所決定。那決定上說：為清查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市委決定對我進行拘留審查。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獄中接受審查的二十個月中，居然每個月還得交納黨費（當時尚未取消我的黨籍）；當然，工資也能照發，分文不少。
一九七九年元月，也是春節前，又有人向我宣讀了一份市委決定：經過審查，問題基本查清，決定予以解除審查。
於是，自由又重回到我的身邊。
其實，審查我們的名義，雖然名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但實際上，我們哪有資格攀上四人幫啊！批鄧反右運動時，連貨真價實的中央委員唐忠富到北京都受不到王洪文的接見，像我們這種造反派的小蘿蔔頭，又能知道什麼四人幫的問題喲！所以，審查的內容，仍是原來那些造反的活動，又是從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算起，讓我們再次過過秤，再次翻來覆去地陳述與審查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當然，這次又多了批林批孔、批鄧反右的活動。
這次，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很是體現了他們的人道，原本解除對我與龐達明審查的市委決定文件，是要到春節後才會照辦的，但他們說，既然是放人，那何必又讓人家（我與龐達明）再在牢中過年呢？因此，除夕前一天，公司黨委派了人和車，將我與龐大哥接出來，使我們有幸能及時回家，而度過一個人生最愉快的春節。
我重新回到了工人的位置。
又過了一年多，一九八○年九月，市委下文件，正式處理我的問題，市委的決定說，我的問題，屬於嚴重政治錯誤，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回生產勞動崗位。
其實，我早已在工人崗位上有一年多了，黨組織的任何會議，早就沒有通知我參加。我自然知趣，事已至此，風風雨雨之後，能終點回到起點，平平安安做一個工人，不是反革命，已屬萬幸。
後來在一九八六年，據說是胡耀邦指示，要正確對待文革中犯錯誤的人。市委則指示，對我們造反派的問題又來了個復議文件，之中，將我的上述結論，去掉了政治二字。
據說，這是減輕處分。可是，我實在看不出，嚴重政治錯誤與嚴重錯誤這二者，對我們有什麼區別？關鍵的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部分，卻依然照舊。
一九八○年那次，公司黨委政治處將市委處理我的文件向我宣讀後，要我在那文件後面簽字。
我拒絕簽字。
我向黨委政治處的人說：我們參加文革造反，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響應當時毛澤東與黨中央的號召而為，每一步行動也都有中央精神作指導。現在既然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左傾嚴重錯誤，而毛澤東主席負有主要責任，那麼為什麼還要追究下面參與者的責任、並處罰我們呢？！而在黨的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不論那運動後來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不追究執行者的責任的，而為什麼對我們明明也是響應黨中央的號令才造反的人，卻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受到懲處呢？！
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處主任笑著說：你說的並不是沒有道理，但，這不是我們公司黨委能回答與解決得了的問題，我看，你就將你說的這些話寫上，也是你的態度嘛！
我也知道，說了、寫了這些，都不會有什麼用處。但政治處主任說得對，雖然沒有用，但，這是記錄一種歷史。於是，我寫了以上說的這些，在那份處理我的問題的市委文件的回檔中。
對於我來說，文革，終於結束了。
不過，不只十年，而是十二年。
我們造反派的結局，最後能以這種形式告終，並且相當多的人，後來還能因下海經商賺了錢，而過上很舒適生活，應該說，是得益於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方針；特別，首先是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政策的決定，而將中國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的英明舉措。我想，若是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們繼續掌權，那麼，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有效的方針，就將會使我們這批最後的文革造反派，都打入原來四類分子們所有的那種悲慘人生境地。
文革十年，我們喊了無數次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文革之末的批鄧反右運動，更是將鄧視為死敵。然而，改革開放這二十年，我卻經常想：幸虧中國是鄧小平，而不是華國鋒，在毛澤東之後，真正左右了中國前進的方向，不僅國家由此興旺強盛，人民生活大大提高，而且，我們也由此擺脫了人生之厄運。老天有眼！
歷史發展的出人意外，有時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