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一月風暴中，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例如在湖南，造反派的奪權，只是像一場簡單、短暫而可笑的兒戲；倒是那陣伴隨造反而起的經濟主義浪潮，卻是讓很多群眾獲得了許多意外而實在的物質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連傳來幾道重要戰略部署的指示：號召進一步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元旦社論，給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的支持賀電，嚴厲點名批評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派組織。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奪權，更是使造反的浪潮達到了新的高峰。
上海的造反派率先掀起了奪權風暴，所謂一月革命就從那兒開始了。他們很快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將原市委市政府的陳丕顯、曹荻秋等老幹部一下子打入了地獄，接著成立了造反派為主體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始稱為上海人民公社，後因毛澤東反對使用公社這個名稱，才改了革命委員會），造反派頭頭們一躍而成為掌握上海市大權的新貴，並且長達十年之久。
但包括湖南省在內的全國各地，情況卻遠遠不是像上海那樣。一月革命是上海造反派急風暴雨造反鬥爭的基本終結，以後的十年，他們只是當新貴而已。而對於湖南省的造反派們，一月風暴卻僅僅還是他們多磨多難的造反派生涯的初級階段。
對於這一點，很多關於文革內容的作品都忽視了，或根本沒有弄清楚。在那些作品中，往往都以上海造反派狀況的模式，來描繪其他省份、地區造反派的情形。而那種描繪，無疑是脫離了歷史的真相。
中央發號召後，長沙市頓時也掀起了奪權浪潮，但這樣的浪潮只分別發生在各單位。由於造反組織的內訌和分化，以及軍隊的介入，湖南省的造反派當時想乘機奪省委大權的計劃，卻始終沒有像上海那樣獨自實現。
我們市綜合商業公司造反派的聯合指揮部，迅速改名為奪權委員會，宣佈公司的一切黨政財大權，統統從公司黨委和各部門奪過來，一切權力歸奪權委員會。
鍾有新隊長被公司各造反派組織公推為奪權委員會主任。
我是紅色支隊的副隊長，又是聯合指揮部成員，自然，奪權委員會中有我的一把交椅。
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奪權委員會湧進公司，命令黨委書記、副書記和能找得到的黨委委員們，以及各科室負責人，都到公司會議室開會。在那種強大的輿論和聲勢下，沒有哪一個黨政負責人會違抗我們的命令，均規規矩矩參加了會議。
鍾有新主持了會議，由一位機關幹部造反派宣讀了奪權委員會的奪權聲明。
從現在起，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的一切大權，歸奪權委員會！鍾有新興奮激昂地向在座的黨委書記、黨委委員和科室負責人宣佈。
參加會議的造反派，包括奪權委員會全體成員，均對鍾有新的話報以熱烈的掌聲。有趣的是，屬於被奪權者的有些黨委成員和科室負責人，甚至包括黨委書記章忠全，也跟隨著鼓起了掌，雖然他們的掌聲是稀稀落落的。這樣的奪權，沒有流血，沒有反抗，甚至沒有一點兒爭吵，這場面很令我們奪權委員會感到意外，也使我們心裡浮起了疑雲：這奪來的權，是真的嗎？
其實，道理很明白，黨中央號召造反派奪權，就等於是要各級黨政部門交權，既然如此，黨委服從照辦就是。我們的章忠全書記深深明白這點，所以他率黨委成員為造反派奪權鼓了掌，而我們這些奪了權的造反派卻反而感到太順利了！
奪權後的具體事宜，雙方簡直是在協商中進行的。奪了權的我們，既不知這權如何運用操作，也不願意獨自承擔權力將帶來的責任。為了體現奪權這一標誌，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印章，自然統統交給奪權委員會。但怎麼使用這些代表權力的公章呢？奪權委員會成員們意見各一。我提議：公司黨委的大印，由奪權委員會主任即鍾有新掌管。不等別人表態，鍾有新立即堅決拒絕。事後，他悄悄告誡我：你莫蠢！如果把什麼事都壓在自己身上，有些責任我們是擔不起的。
協商的結果是：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公章，統統給一個是共產黨員的機關幹部保管。今後公司一切公文、指示，均以奪權委員會和黨委共同簽署，沒有奪權委員會蓋印的任何文件均無效。公司各科室則繼續照常運轉，但原科長與部門主任們則必須接受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領導，有什麼事得簽字批示，原科長、主任們仍須簽上自己大名，但要送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審查決定可否。
這個權，就這樣奪了。於是，公司內除了原有的黨委、科室班子在繼續運作外，還又多了一套奪權委員會的班子在相機便宜行事。
公司各基層單位也都照公司這個葫蘆畫瓢，統統搞了一個或商店、或工廠的奪權委員會，奪權及用權方式亦一樣。
奪了權，以後怎麼辦？這樣一個單位兩套班子的局面要維持到何時？舊黨委要不要解散而建立新的？這一後來才想到的問題，當時誰也不去想，更不用解決了。實際上，那時正處在大動蕩的形勢中，每天都會出現新花樣，人們跟上那形勢都唯恐跟不上，造反派們那裡還會去考慮這問題那問題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卻當了個造反派，本身就很出人意外；至於奪什麼大權，還要掌權，這事，恐怕是絕沒有幾個造反派會想到有這麼一手的。身為奪權委員會主任的鍾有新對我說：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搞來搞去，竟讓我們奪起權來了？他覺得很困惑。我也感到不可思議的新鮮。
不過，奪了權，我們還是高興的，我這個按工齡算還不過是一名小小學徒工的奪權委員，竟可以在一片敬畏的眼光中，大搖大擺進出公司機關，初次嘗一嘗辦公和當幹部的滋味。鍾有新就更高興了，原來在他心目中是神聖的，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一眼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現在，竟然每天要恭恭敬敬地到他奪權委員會辦公室來商量工作，一些標有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文件紅字的公文，均要由他龍飛鳳舞簽上一個大名，方才可以生效。對這一切，無疑，鍾有新開初很有些惶恐，但搞了幾次，顯然，他就能輕車熟路而只會暗暗得意了。
機修廠的楊金河，當然也參加了奪權行動，而且是廠奪權委員會主任，我到廠裡去向他表示祝賀，他也很有些飄然了，激動地對我說：這以後，再沒有人會說我是右派分子了！
所謂一月風暴，除了是演出奪權這齣戲外，還伴隨有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對經濟主義妖風！。黨中央一月十一日給上海造反派發賀電，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因上海造反派制定了一個旨在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
所謂反經濟主義，其背景是，由於中央號召支持造反運動，各地區各單位的黨政領導在造反派的壓力之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後，都或多或少地對造反派予以了妥協，至少表面上得敷衍造反派，亦有一些是真正的支持。這首先是放開批給各群眾組織大量物資，以示並不壓制群眾造反。隨後，當一些造反派和一些普通群眾，就歷史上的某些牽涉到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某某曾被降過工資，某某曾應發某項獎金因故未發，某某曾被無故開除使之至今無生活收入等等，向單位的當權派造反，要求改正時，很多黨政領導人為求迅速擺脫這些造反壓力，便慷國家之慨，大筆一揮，有來造反者，則必答應，批給錢物，或同意補發工資、獎金、或同意收回幾年前開除某職工的決定，並補發幾年工資以示安慰等。反正只要有點理由，全然不管過去所做決定是否正確是否錯誤，現在則一律予以改正，滿足造反者的要求，只求這些造反的人不要再來糾纏。這樣，只要開了一批先例，其他群眾便蜂擁而來。建國十七年中處理了多少人的經濟問題，也存在有多少事關經濟的問題，誰不想自己的問題能按自己的要求來解決呢？見人家一造反，便領回了幾百甚至幾千塊錢的鈔票，在那人平月工資只有幾十塊的年代，誰不眼熱眼紅？這樣，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這些人便匯成了一支大軍，形成了一股潮流，衝向了人民幣。當時不少人願意參加造反派組織，也就是想憑藉造反的威風，壓迫當權派們迅速按他們的要求批條子給發錢。在我們長沙市商業局系統內，就有一個毛澤東思想橫眉兵團，都是由一批於一九六二年被下放至農村的原商業單位的店員組成，司令原是一個賣肉的小販。他們造反的要求很簡單明瞭，將他們恢復原有工作，補發自被迫害下放以來的全部工資。這些人因事關個人生計，故造反熱情很高，也很厲害，商業局幾個正、副局長都被他們弄得雞犬不寧，不僅白天辦不成公，晚上回家還未坐定，這橫眉兵團的人就找來了，死纏活要。結果，他們造反成功了，每個人都被宣佈恢復工職，並補發了一些工資。
開始，我們這些自覺是因關心國家大事而造反的造反派，對這些造經濟反的人，還是抱有同情的，因為覺得這些人過去受了冤屈，經濟上受了損失，現在要求平反，補回一些錢，也屬情理之中無可非議。加之這些人也是支持造反，對當權派們也算一點壓力。因而，起初造反派並沒有視這些人為異己力量。但是，隨著這股造經濟反的潮流越來越大，甚至干擾起造反派的政治行動之時（例如，他們常常圍住了公司與商業局的書記、經理與局長們批字給錢，不批不放人；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讓書記經理局長們參加包括造反派的批判大會在內的任何會議，我們去說也不放，等等），我們這些自詡為政治上清高的造反派，就不再喜歡那些開口閉口只要錢的造經濟反的作法了。所以，上海便出現一個造反派的《緊急通告》，黨中央當然也不希望這些造經濟反的潮流干擾甚至扭曲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針。因而，中央很快就發賀電支持上海造反派反對經濟主義的作法。
中央指示一下，理所當然的得到了各造反組織，甚至保守組織，以至當權派們的歡迎、支持。因為這三個方面的人，都自視清高，都對那些我們認為是只顧自己搞錢，而不考慮國家大事的行為表示鄙視。於是，各銀行宣佈凍結一切擬照支票單而發給的款項，要求各單位重新加蓋造反組織公章並說明該款項非造經濟反所得，方能領取。各單位造反組織也均紛紛宣佈：當權派今後不得再批准同意解決一切有關經濟問題，誰批了，找誰算帳，所有經濟上面的問題不論錯與對，均按中央要求：到運動後期再酌情處理。對此，當權派們自然都樂意執行，這樣，他們便有了一個擋箭牌，自己能恢復一點相對安寧，甚至還能將造經濟反那些人的怒火擋開，而引向造反組織。
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實力上，和整個造反組織比，和整個社會力量比，造經濟反的人，畢竟是少數人，況且是只有個人利益而無集體目標的散沙一盤。所以，這個反對經濟主義運動，很快就取得成效，幾天之內，長沙市就基本沒有人還能造經濟反，還能找當權派批錢了。我們商業局那個橫眉兵團，見得不到造反組織的支持，大勢於其不利，加之他們的經濟目標已爭取到了，於是也就自動解散，偃旗息鼓，小販司令也從此銷聲匿跡。
但是，造經濟反的人們中，還是不少人沾了便宜，不管他們過去是否遭受冤屈，反正這次還是扳回來了。中央的指示是停止造經濟反，卻並不追究以前造經濟反的事。所以，造經濟反，造得早的人，錢已穩定當當進了腰包。而遲造反的人，因時間已到，哨子一吹，中央指示一下來，錢還沒有到手，卻被命令停止。因此，這些遲到者簡直是捶胸頓足，懊悔不已，痛恨自己動作遲了。我們公司有五十幾個老工人，六○年困難時期，單位上將他們每人約二百來元的一筆什麼提成工資挪用了，曾說過是暫借，後又動員他們捐獻，發揚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當時這些老工人敢怒不敢言，照理講，這筆錢確應退還他們。文革一造反，有幾個老工人想造一造這筆錢的反，但有些猶疑，沒有動作。但後來一見不少人都造反成功，領回了一迭迭票子，他們才帶頭去找公司黨委書記、經理們。經過一番造反，事情大概很有些眉目，只待黨委書記簽名，批示同意，他們就可以到公司財務科領支票去銀行取款了。不料，一夜之間，中央反經濟主義指示到了，一切停止！幾個老工人捏著他們與公司黨委論理的會談記錄，長嘆短噓，連連搖頭，懊喪極了。我安慰他們說：你們這個問題造反還是合理的，現在不行，但留著這份會談紀錄，將來在運動後期應該還是可以解決的。懊悔之餘，這些老工人只好期望那運動後期了。結果呢？除了他們這幾十個人外，誰也沒有再去關心過這事了，他們的企望及那些血汗錢則永遠被歷史掀起的塵埃掩蓋了。
在那場造經濟反的經濟主義熱潮中，到底有多少人趁機佔了不該佔有的便宜，發了一些小財？又到底有多少人確確是應該得到本來便屬於他們的那份利益，結果卻一無所獲？再還有多少人只是敏捷地抓住了那個機會，討回了他們應得的東西？
這一切，自然都是無法弄清了。
文化大革命以來，恐怕就是那次造經濟反與反經濟主義情形中，出現了早點辦，佔便宜。去遲了，便一場空的現象以後，人們對中央的政策，便產生了一種觀念：只要是於己有利的，便一定要搶先去實行，唯恐過時無效，一步遲成千古恨！而再不相信什麼逐步、慢慢解決的教育了。這種心理，可以說，貫穿於自那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每個階段。而且，至今尚如此。
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經濟問題需解決。但在開初，總還是不好意思，覺得自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崇高目標才造反的，現在又當了造反組織頭頭，因此，即便要造經濟反，也應排在普通群眾後面，等大家問題都解決了，自然自己也可以得到解決。當時，有一條馬克思語錄，確是一些造反派頭頭的座右銘，或者是他們不能無視的某種政治操守。那條語錄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對於當時面臨的造經濟反的形勢，不少人便確是真心真意套用了這條語錄的原則。不然，自己帶頭造經濟反，便會被人攻擊為造反有利的。我們舉的是造反有理的旗幟，保守派則常常攻擊我們是造反有利，因而，我們覺得在這類事上，應常抱警惕，莫給人以口實把柄。
造經濟反的事，也牽連到了我的家裡。
我的父親當時是我們公司一個通訊員兼傳達，雖是個普通工人，卻是一個於解放前就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老黨員。在我們公司系統，他的資歷是屈指可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加入了共產黨的幾個人之一：公司黨委書記，一個公司副經理，再一個就是我父親。然而，父親只是個普通的勤雜工，月工資只有四十多塊錢。按黨的組織標準衡量，父親並未犯過什麼錯誤，但相比之下，地位為何這樣低微呢？
這其中，除了湖南省的中共地下黨成員，當時普遍被成建制進城的南下軍隊幹部視為陌生人，一般未能得到重用等大局面因素外，父親本人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之前，父親實際是以一家旅館服務員身份，在為國家某部門執行秘密工作，他的共產黨員身份則並不公開。而這家由我母親出任經理的旅館，是由該部門投資搞的。公私合營後，父親的黨組織關係才轉到商業部門，並停止了為某部門的工作。大概是關係交接過程中，出了一點什麼差錯，商業部門有關管理單位，只接受了父親是一個共產黨員的事實，而忽視了應調整父親原為某部門工作時的待遇。那時，經濟上，父親是能領取一份工作津貼，以補父親公開身份服務員工資的低微。但人事關係轉到商業部門後，這筆工作津貼就理所當然停發了，而且不是幹部，只有工人身份。然而，到商業部門直至幾經輾轉到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始終沒有人關注這件事。那時，父親對此似乎也不很在意，他是一個農民出身的虔誠的共產黨員，對生活既容易滿足，更是相信共產黨員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等信條的，加之，母親也有工資收入，全家生活還算可以。故，父親從未談及過這事，更不用說向單位黨組織要求提高工資和改變服務員待遇了。他常說：我沒有文化，當個服務員、通訊員也要得。
文革造經濟反的高潮中，公司機關政工部門的一位姓謝的造反派幹部告訴我，我父親的情況他很熟悉，說：一個在一九四八年入黨提著腦袋幹革命的老黨員，又冒（沒有）犯過錯誤，卻只拿四十來塊錢工資，當一個通訊員、勤雜工，太不合理！他幫我憤憤不平。
他自告奮勇，沒有告知我，便領著我父親找了公司黨委書記，也算造了一個經濟反。事情很明瞭，道理也很簡單，不論出於什麼考慮，黨委書記馬上表態，應該改正父親所受的待遇，召開黨委會也決定了，按原國家某部門津貼標準，先適當補發一筆錢，約二千來塊錢。黨委書記簽發了一張同意補發工資並同意著手為我父親補辦幹籍關係的文件，並將領錢的支票（當時叫付款委託書），很快送到了父親的手上。
父親大概看到我是公司造反派的一個頭頭，要注意影響，所以，他並沒急著去銀行領取，而是把我喚到家裡，將條子及支票拿給我看，同我商量。
我一看，可以領到二千塊錢，心裡大大震動了一下，要知道，在那種低工資的年代，貳仟塊錢可是巨款呀！誰見了誰都會歡喜的。
我考慮了一下，卻勸父親暫不要去領這筆錢。
是我自己去造的反，沒有人會怪你的。父親明白我暫不領錢的心思，他解釋說。
我確實打心底裡很想認了，去領到這筆對我們家庭有極大幫助的款，況且，母親已去世，父親年紀又這麼大了，馬上就到退休年齡，享用這筆確應屬於他的錢，身份也正式轉為國家幹部，更利於幫助他安度孤寂的晚年。但年僅十七歲而熱血沸騰的我，卻更想當一個優秀的造反派頭頭，不為財，不為利，只為國家不出修正主義！做一個硬梆梆的革命接班人，希望自己能時時事事嚴於律己，做一個表率。要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一代青年，都是在學做黃繼光、雷鋒、保爾．柯察金、牛虻等英雄主義的教育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不論你信不信奉，至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我們那一代青年人不能輕視而應追求的境界標誌。因此，我害怕一旦領了這筆錢，會影響自己的形象，會影響我們湘江風雷造反派的形象，會被人譏笑造反有利。因為無論如何，別人都會認為我為父親造了經濟反的。
我據此說服父親，要退還那支票。
是章書記主動給我批的，我又冇找他，更冇壓他，父親認為我委屈了他，又解釋。
我跟父親說：這筆錢先退回去，您的問題是明顯的不合理，到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組織上一定會給你解決的，中央文件上講了到運動後期會處理原來歷史遺留的問題。到那時再領錢，就沒有人說閑話了。
我們父子倆都捨不得這一筆巨款的退還，但，父子倆卻又都有自己的道理：兒子為了國家的事，父親為了兒子的事，一咬牙，將支票（付款委託書），退還！
父親找黨委書記說暫不需辦理自己的轉幹手續與退回支票時，章書記說：這與造不造反無關，是應該給你補辦、補發的。
父親對章書記千恩萬謝，但還是將支票退回去了。
此事，沒有人誇獎我，也沒有人表揚父親。那種形勢下，自己的事都顧不過來，誰還會來評說這一類事呢？是你自己不要錢，又沒有人壓迫你，再說，你不要錢，別人難道不要？誇你幹什麼！
以後，我這個造反派頭頭倒了大霉，而關於改變父親待遇的決定，始終不再有下文，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真的是運動後期了，卻不再有人提起，那貳仟多塊錢更與我們無緣了。結果，一九六八年父親退休時，依然是勤雜工，仍每月領四十一元伍角，其退休金遠遠低於大多數退休工人。這個四十一元伍角一直伴隨著父親離開人世。一九八○年，公司給離休退休老幹部每人發一個液化氣罐，以示關懷老同志。父親雖是公司系統中參加共產黨時間最長的幾個人之一，但液化氣罐不會發給他，因為他只是一個工人，而不是幹部。為此事，我向黨的省委組織部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我父親的情況，詢問在四九年建國前便早已是共產黨員的父親，應不應該享受一點老同志待遇。省委組織部很快回信，信中對父親的情況表示同情，但又說按政策要幹部才能算離休，父親是工人，雖說黨齡比那些退休、甚至離休的幹部幹齡還長，但，很抱歉，既然不是幹部，就無法享受老同志待遇。後來，中央又規定，只要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不論是不是幹部，都可以享受離休待遇。但那時，父親卻已去世了，他始終沒享受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待遇，雖然，他比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對黨的事業所作的奉獻都要多。
現在想來，我也不知是不是應該悔恨自己曾有過的浪漫或愚蠢！
有次，那位曾為父親鳴不平、並拔刀相助的公司政工幹部冷冷地笑著對我說：你為了自己，卻委屈自己的父親，養你這個兒子有什麼用啊！
我無言以對。
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倒是有一位朋友，在那時扎扎實實造了一下經濟反：他的愛人原也是公司下面的一個商店營業員，因在早幾年前的學徒期間便與這位造反派頭頭談戀愛，加之，與商店領導關係未處理好。結果，那商店領導便抓住這辮子（有學徒期間不准談戀愛的規定），不僅不讓她到期出師，反而將熬了三年的她開除了工職。那時找一個工作是很難的，後來在結婚後，夫妻倆和孩子只能夠靠丈夫一個人的薪水過活。文化大革命一造反，丈夫當了造反派頭頭，又正逢造經濟反的狂潮，這位朋友便乘勢也造了一下經濟反。很快，公司黨委便批准讓她愛人恢復工作，並補發了幾百塊錢經濟損失費給他們。這件事在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引起了一些非議，認為他是造反派頭頭，這樣為自己的事造反，似乎不很體面，影響不好。不過，大家認為糾正她愛人的問題，恢復她的工作，還是應該的，只是在時間上有異議，認為應該耐心等到運動後期再辦。但，那位朋友卻不這麼看，他認為：既然是可以平反糾正的事，而現在又辦得通，為什麼硬要等運動後期呢？何況，他只是尋求彌補失去的東西，並沒奢求新的財富。
後來，這位朋友自然也倒了霉，他既然是個造反派頭頭，就沒法逃脫厄運。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喪生，丟下妻子與兩個小孩，走了。這位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一份家庭收入的妻子，在悲痛中，只好靠自己一個人及自己那份薪水，支撐著這不完全的家，含辛茹苦將孩子撫養成人。今天，他的兩個孩子，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父親還要結實高大。他們兄弟倆自然應感謝千辛萬苦撫育他們長大的母親，然而，我想，他們難道不同樣應該感謝他們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勇敢地奪回他們母親的榮譽和飯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