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中將湖南的一個大造反派組織也打成了反革命。而當時，中央文革小組不是到處在鼓噪號召老百姓造反嗎？他們為何又會將造反派視為反動分子呢？
我親身經歷了那場大震動。不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似乎有些反常的事，至今我也不清楚其原故。也許，高層的文革與社會底層的文革，終究不是一碼事，而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表層看似合一而已吧。十年文革中，其實是發生了很多事，而不僅僅是用動亂一詞，就可以說明白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奪所謂走資派的權。這一號召極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個高峰。
但此時，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紅色政權保衛軍等純官辦的保守的群眾組織之後，卻面臨著一場內訌。
勝利了的造反派逐漸分為兩個陣營：以湘江風雷為首的一派和以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為首的一派。
高司是當時長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的組織，有兩萬多名大學生。在著名的長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當了造反先鋒的湖南大學紅衛兵，便是她的一支勁旅。這些大學生紅衛兵是最先點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壯大的工人造反組織，也是他們鼓動、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他們能說會道，尤其擅長宣傳，只要他們願意，一夜之間，整個長沙市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們貼的大字報和標語，在與紅色政權保衛軍保守派紅衛兵的宣傳戰爭中，他們是舉足輕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觀點看，這個高司確實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驅。因而，高司的頭頭們當時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領的架勢。
湘江風雷的正式名稱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雖說其有紅衛兵三個字，但實際上她並不是一個學生組織，而是一個以工人為主體、更有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教師、學生、街道居民、下鄉回城知識青年等）參加的混合性群眾團體，它與東方紅總部等工人造反組織一樣，其頭頭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廠的幹部。在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頭頭的心目中，當然也是承認大學生紅衛兵的功勞的，但若講到擔任領袖，他們則搬出了毛澤東主席的語錄：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勝利了。所以，他們從理論與實踐中，都並不承認高司的首領地位。相反，已經羽翼豐滿、人多勢眾的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們，已在發揮自己天然的領導階級作用了。
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後，湖南省長沙市造反派發生內訌，分化為新的兩派的重要因素。
而人民解放軍湖南省軍區的介入，更加速了這種分化。
中共中央於一月中旬下指示，讓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前，省軍區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是袖手旁觀的，儘管他們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許軍隊參加地方文化大革命，並命令軍隊去支持左派群眾時，判斷誰是左派、並支持誰的權力，就留在了軍隊自己手裡。
經過周密的偵察，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選擇了支持高司為首的一派，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發現高司全是純潔的大學生，赤誠單純，而湘江風雷等工人造反組織人員複雜，造反動機複雜。
圍繞著怎樣批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方法和策略，曾經是在一個戰壕並肩戰鬥的高司與湘江風雷，終於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白熱化了。新的兩派都宣稱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而又攻擊對方是保省委第一書記。結果，張平化就有了挨不完的批鬥。
一月中旬，剛剛將保守派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擊垮；下旬，新的派別鬥爭就開演了，並且愈演愈烈，從標語大戰，大字報大戰，宣傳大戰，一直發展到新的拳腳石塊交加的武鬥再次發生。
支持高司的省軍區，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風雷派方面的一個復員軍人造反組織紅旗軍與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衝擊省軍區機關大院的事件，向上面送了報告，竟然使四大首腦機關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署，於一月二十日凌晨下達了一個一．二○指示，即關於湖南紅旗軍、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到湖南省軍區動手打人、抓人問題的指示。該指示中說：軍隊負有戰備任務和保衛文化大革命任務。不能允許外人衝入指揮、保密等系統，不許接管。紅旗軍是反動組織，必要時將其少數頭頭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軍區負責人，應挺身而出，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當天，湖南紅旗軍的幾名頭頭即被軍區抓捕，但是，對整個紅旗軍組織則尚未採取行動。
一方面，這個來頭很大的一．二○指示，當時不僅受到了湘江風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組織的公開抵觸，沒有一個組織表示擁護，而倒是很多紅旗軍決不是反動組織！紅旗軍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組織！等標語，迅速上了街；並且，更質疑該指示的真偽，要求省軍區出示指示原件，同時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組織打電話詢問以求證實。
另一方面，省軍區在抓捕了幾名紅旗軍頭頭後，對這個明令指示說的反動組織，也沒再採取什麼行動；對各造反組織公開抵制甚至對抗中央一．二○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
抵制甚至對抗中央指示的行為，竟然沒有受到省軍區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責，這在當時是極反常的。進而引起了造反派組織對這個指示的懷疑。後來，這個指示，果然被證明是一個懸案。
然而，此段時間，省軍區並不是沒有作為，相反，更大的計劃在悄悄進行。
終於，利用發現湘江風雷組織擁有槍支（其實是省展覽館的展用舊武器，由展覽館的湘江風雷支隊保管）、湘江風雷派人員在武鬥中毆打了大學生紅衛兵等證據，省軍區迅速向中央匯報，並勝利地贏得了中央文革小組一個具體的批示，在這個有名的二．四批示中，顯著明確地使用了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這個名詞，並命令省軍區對其採取專政措施。
中央文革小組的這個批示是二月四日早晨下達的，當天擁有百萬之眾的湘江風雷組織卻還蒙在鼓裡，準備組織對高司發動更大的進攻。而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則亦不動聲色，讓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風雷這一派的歡呼聲中平靜渡過。
二月四日晚十點，我與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宣傳委員小李，在支隊辦公室謄抄完一批大字報後，感到有點兒餓了，便決定上街去吃一點東西，順便到街上遛達遛達。
雖然已近午夜，長沙市的五一大街等處仍熱鬧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湧騰，或圍觀趁夜刷出的新標語、大字報，或擠圍在湘江風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傳車旁，對慷慨激昂的宣傳車廣播，或以鼓掌歡呼表示贊同，或以噓聲甚至擲石塊砸宣傳車表示反對。
由於駐長沙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北航紅旗等北京紅衛兵是支持湘江風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屬於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因而，在大街上的實力較量，高司是顯而易見的處於劣勢。他們新貼上的標語大字報，很快被人撕掉或覆蓋，聲音宏亮的宣傳車喇叭，不時遭到石塊的擲擊，有時周圍群眾起哄的噓叫聲還會壓過宣傳車的廣播聲。
此時的大學生紅衛兵的狀況，竟似乎又跌回到五個月前的市委大院一九六六年的八．一九事件時那種景象。不同的是，雖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圍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圍攻他們的工人，是市委調來的赤衛隊，而此刻圍攻他們的卻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們的工人，也是他們曾千方百計呼籲為其平反，喚醒他們幫助他們舉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
每每目賭和回想這種情景，便令人有一種歷史的悲哀感。
在圍觀中、在歡愉中或唏噓聲中，不知不覺，臨近午夜十二點。我與小李覺得疲倦了，便從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們紅色支隊隊部辦公室去睡覺，那兒有三張床，供我們休息之用。突然，一輛從湘江西岸駛過來、在車頭上掛著高司宣傳車牌的宣傳車，沿著五一大街，在緩行中以異常宏亮的聲音廣播著一條令人驚駭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來電批示：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眾。全軍文革辦轉，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時。
大街上的人們，全被這條消息鎮住了。一時，沒有了鼓掌歡呼、也沒有了唏噓喊叫，大家全靜靜地在聽這輛宣傳車不停在重複廣播這最新消息。
我站在馬路上，像被釘住了，驚愕得好半天還回不過神來。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風雷反動頭目？！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這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滿臉困惑，神色緊張在問。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該怎麼判斷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傳車隨即用洋洋得意的標準普通話，大聲地反覆播送這條消息。
幾分鐘後，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發出喊叫聲：高司在造謠！高司胡說八道！
隨即這些喊叫聲迅速擴展為如雷鳴般的呼喊：
高司造謠！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謠，罪該萬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壞蛋！
打！打！！打！！！
那輛最先廣播最新消息的宣傳車，一下子被憤怒的湘江風雷派群眾圍住，咒罵聲，石塊聲直衝宣傳車，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車，扯斷了喇叭電線，使宣傳車廣播頓刻啞了。
我很高興，心想，說不定真是高司造謠，不然，早上七點就來了批示，怎麼一整天還沒有見什麼意外變化。
過去看看！我朝小李說。
在我們正準備跑過去看那被憤怒的人們猛砸的宣傳車時，一輛輛解放牌綠色軍用卡車卻突然駛來，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處停下。隨即，從車上跳下一批批紅領章紅五星的解放軍士兵，荷槍實彈，五六式步槍的刺刀一律打開，寒光閃閃。
像一股強大的寒潮，頓時將五一大街的熱鬧氣氛凍住。大街上的人，都驚駭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動，停止了一切聲音。
我又一次驚駭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彷彿只剩下士兵們列隊荷槍跑步蹬蹬蹬的聲音，打開刺刀和槍栓的嘩嘩響聲，以及軍官們下命令的威嚴叫喚聲。
真的抓人了！好一會人群中終於才有人敢低聲說話了。
這低低的話音，亦如一股寒流，剎時將周圍人們的心靈迅速冰凍。
荷槍實彈的士兵並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顯然有計劃地朝各自的目標奔去。五一大街兩側凡駐有湘江風雷組織分部、戰團、支隊等基層組織的招待所、機關、飯店，統統被士兵包圍，然後，衝了進去。大街側有幾條通往湘江風雷總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們封鎖，不准任何人再進。五一大街臨街有一座舊教堂，現已是由湘江風雷派的一個青年組織駐住，威風凜凜的士兵們很快將舊教堂包圍，在大街對面，甚至佈有幾挺輕機槍，對準教堂的大門。一會兒，衝入教堂的士兵，將十幾個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來，在槍刺如林的教堂大門前，把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輛早已等候的囚車。
一個年齡比我大佩著湘江風雷袖章的工人，輕輕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著眼前這不可思議一幕的我，從麻木中喚醒。快到那裡去！他輕聲對我說，同時嘴角朝大街邊一座公共廁所翹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連忙與小李隨他一道迅速跑進了廁所。
廁所裡，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並不講話，有的人則只自個低聲地咒罵著，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將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風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風雷布符號迅速取下，塞進自己口袋裡，有的則乾脆將袖章、符號統統扔進了廁坑裡。
丟不丟？小李拿著已取下的袖章問我。
我有些捨不得，同時也覺得將袖章丟入廁坑太損我們的形象。
藏好！我對小李說。
我們將袖章塞進裡衣的口袋，然後裝著若無其事似的走出廁所。
突然湧來的數輛高司的宣傳車，歡快地在大街上轉來轉去，那輛被圍觀群眾扯斷電線的宣傳車，喇叭也恢復了宏亮的聲音。此刻，迴盪在大街夜空下的聲音，只剩下了一種音符：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動組織湘江風雷！
絞死葉冬初！（湘江風雷一號頭頭）
堅決擁護人民解放軍的革命行動！
向人民解放軍學習、致敬！
幾輛湘江風雷的宣傳車，被解放軍士兵扣押，臨時改作了囚車。屬於湘江風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組織的宣傳車則都停車熄火，一聲不吭地停在馬路邊，車上的宣傳人員圍站在車頭前，悶聲不響地看著高司宣傳車勁頭十足在大街上抖盡威風。
一個個湘江風雷基層組織被搗毀，一批批湘江風雷的人員被拘押，推上不斷增加數量的臨時囚車。看著這一切，我異常的痛苦，也非常緊張，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面對的都是像自己一樣的普通群眾，或學生，或工人，或幹部，卻從來還沒有面對過解放軍，而且是這樣殺氣騰騰荷槍實彈的士兵。此刻，這一切都如從天降，不僅出現了軍隊，而且槍口、刀尖都是對準了我們湘江風雷，甚至是由我們無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組下的命令！
我的腦子顯然一下子容納不下這一連串突然出現的問題，於是乎，我只感到暈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圍觀的人群中，也出現了熱烈的口號聲，不斷地重複著高司宣傳車廣播的口號，並向高司的宣傳車和跑步而過的解放軍士兵，均報以熱烈的如雷震天的掌聲。這些群眾，除了少數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數則是原已瓦解不復存在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組織的成員，看到自己的老對手湘江風雷一下子變成了反動組織，他們頓時覺得出了一口惡氣。十多天前，當湘江風雷等造反組織，借著《紅旗》雜誌那篇點名指判紅色政權保衛軍的評論員文章之強勢，踏平他們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之時，他們只有憤恨，卻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們竟突然間找到了這樣一個發洩憤恨的機會，如何能不興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號中，他們自發地加二條：堅決鎮壓湘江風雷反動組織！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決定丟棄暗藏的湘江風雷袖章。因為，不知什麼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開始盤查普通的群眾。但是，我現在還不是躲的時候，我試圖通過一條只能並肩走兩個人的狹窄巷子，插到我們支隊部辦公室看一下，因我們支隊部是在一個商店樓上，外面沒有明顯標誌，而唯一一面懸掛在窗口的顯示湘江風雷組織的紅旗，在傍晚已被收了進屋。因而，我想，現在大概軍隊還不會發現它，趁天亮前，我們可以將那兒的擴音廣播設備和一些物資轉走。
我和小李悄悄乘人們不注意時，將袖章塞進了大街邊的一個郵筒裡，然後，如釋重負地走開。
小李建議先去大街附近的勝利攝影社打個電話，探一探支隊部的情況，以防萬一。我覺得考慮有道理，於是兩人就先到了那攝影社。
熟門熟人，瞿凱旋開了店門，親熱地迎接了我們。
雖然瞿凱旋他們沒有參加湘江風雷，而是屬於東方紅總部組織轄下的攝影專業造反兵團，但由於我是公司系統最早參加造反的負責人之一，又是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頭頭，特別，我還曾是這家攝影社的學徒工，並為攝影社曾被打成右派的瞿凱旋等人的平反，出過力。因此，我每次去那兒都會受到他們熱情友好的歡迎。
像瞿凱旋這樣睡在店裡的人不多，大家都沒有睡，正坐在宿舍裡議論今夜的事變。我的到來，使他們更沒有了睡意。
我到辦公室拿起了電話筒，一聽，奇怪，沒有一點聲音，我對瞿凱旋說，是不是這電話壞了？
那不可能吧。瞿凱旋說著拿過話筒聽了聽，也一臉困惑。
我們又到營業廳那個電話機旁，拿起話筒，一聽，又是寂然無聲，我使勁用手拍打話機，依然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想，怎麼這麼巧，電話都壞了？
架著一副黑寬邊眼鏡的龐達明走過來，拿起話筒聽了聽，便斷然地說：不是電話機壞了，而是電話被切斷了！
龐達明也是這攝影社的一名攝影技師，比我大七、八歲，現在他是東方紅總部攝影造反兵團的一個頭頭。他的話一下子使我頓悟。既然今夜軍區要採取這樣大的一個行動，他們還會讓湘江風雷的人使用現代化通訊工具以通風報信而逃跑嗎？顯然，電信局接到了軍區的命令，截斷了市內全部電話。
我無可奈何，丟下了黑色的電話筒。
當我決定仍冒險去支隊部察看一下時，龐達明、瞿凱旋他們堅決勸阻了我。認為這個險沒有必要去冒，不如在這裡休息，待天亮後再見機行事。
這樣，我就於這攝影社營業大廳內舒適的沙發上，躺著渡過了二月四日夜裡（實際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後幾個小時。從而躲過了個人的一次災難。因為，凡是當天夜裡在湘江風雷組織所在地方被軍隊捕捉的湘江風雷人員，一律被投入了監牢或臨時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籠罩在湘江風雷組織人員的頭上。大街上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不時地穿來穿去，進一步地查抄湘江風雷組織。高大一點的建築物頂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如臨大敵般的武裝士兵。街、巷中的封鎖雖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車停在馬路邊，仍到處可見，不時還可見到一隊士兵押著一、二個已被五花大綁的顯然是湘江風雷頭目的人，走向那囚車。
大街小巷的標語，幾乎已全部更換成高司派的了。在堅決擁護鎮壓湘江風雷反動組織！的標語上，湘江風雷字上已被劃了幾個大紅×，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傳車繼續興高采烈地歡叫著，慶祝他們的勝利。湘江風雷的宣傳車自然已不復存在，就連湘江風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組織的宣傳車，亦不見影子。
除了公開的湘江風雷總部及幾大分部、戰團的地點外，對於各單位的湘江風雷組織，軍隊似乎並不太清楚，連高司的大學生也不清楚。但，各單位卻曾有過紅色政權保衛軍或工人赤衛隊組織，這些垮了台的保守組織人員，眼見向包括湘江風雷在內的造反派報仇雪恨時機來臨，於是，不用號召，不用鼓動，他們都自動積極地去為軍隊的士兵充當耳目，反映情況，甚至帶領士兵們到本單位一一指點湘江風雷人員。這一來，很多湘江風雷基層組織負責人都這樣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組織的人，也被原保守組織人員領士兵抓了來，因為他們被說成是湘江風雷的外圍。幸虧，負責收容的軍隊指揮官嚴格執行只抓湘江風雷頭目的命令，才當即被甄別釋放。軍隊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過了昨夜突然行動的數量，以至長沙市各類監獄都再關不下人，只好將兩座電影院徵用，臨時改作監牢。
後來的資料表明，那一天，省軍區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時行動，共抓了上萬人。
我與小李一早便離開了那攝影社。無論如何，我總覺得自己多少是個支隊負責人，應該到支隊部去看看，與鍾隊長他們商量一下，我們該怎麼辦。雖然一路上還見軍隊在抓人，但我仍抱著僥倖心理。一則，中央文革批示說是對湘江風雷反動頭目採取專政措施，我們幾個雖也算小頭目，但自信不屬反動之列；第二，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採用的，否則，當了個逃兵，今後你還有什麼可以號召人的形象資格呢！
一進支隊辦公室，時年二十四歲的支隊長鍾有新，及其他幾個支隊委員都已在了。一見面，大家都非常高興，互相問安，並告訴各自昨夜的驚心動魄經歷。
支隊辦公室依然如舊，並沒有人動過的痕跡，顯然軍隊士兵還沒有光顧過這裡，大家不由很有些慶幸。
對於中央文革的批示，我們很是憤憤不平，認為一定是省軍區匯報了假情況，才導致這個結果。同時也抱怨湘江風雷總部的頭頭們，為何沒有積極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對我們有客觀瞭解。
鍾有新說：事已如此，我們管不了那麼多了，大家趕快想辦法，看我們怎麼辦？
組織委員老易建議，我們趕快發聲明，退出湘江風雷。
鍾有新點點頭，表示贊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議，同時提議，聲明退出湘江風雷後，再成建制地將我們紅色支隊去參加東方紅總部。東方紅總部是我們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沒有牽涉到她。這樣，我們公司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隊委員們都贊同我的提議。但鍾隊長搖頭。他說：今後難保東方紅總部不受牽連，這些社會上的大組織，對總部的頭頭的情況，我們都不太清楚，萬一他們出了問題，又會牽連到我們，我看，我們一個也不參加，馬上聲明退出湘江風雷，我們這千把人的造反隊伍，就在本單位獨自搞一個組織，反正都是按毛主席黨中央指示，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精神造反就是，這樣，誰出問題都牽連不上我們。
鍾有新隊長的話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贊同他的方案。
老易忽然想起了什麼，說：我去把辦公室外那塊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牌子取下來再說。說罷，他就朝辦公室門口走去。
一隊紅帽徽紅領章草綠軍裝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像從天而降似的，擋住了老易。
我們都驚住了，火燙了屁股似的從坐位上忽地站了起來，不知所措。
士兵們衝了進來，刺刀尖和槍口對準了我們，並連聲高喊：一個也不准動！誰敢動，就不會有好下場！
我們當然不敢動。
一個軍裝有上下四個口袋的青年軍人走了進來。他腰間別的是手槍，顯然，他是一個指揮官。他威嚴地怒目橫掃了我們幾個一眼，大聲問：你們是不是湘江風雷的？！
是湘江風雷下面的一個支隊。鍾有新隊長答。
湘江風雷是反動組織，你們知道嗎？！那個軍官又厲聲問。
已經聽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示鍾有新說。
知道了就好！青年軍官滿意地手一揮，並朝周圍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們一共五個人，被押到辦公室外面站著，三個表情嚴肅的士兵仍用他們手中的槍口和刺刀尖，對著我們。
在被押出辦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個熟悉的人，他們是我們公司原赤衛隊的負責人。他們正準備下樓離開這兒，不料我們很快被押出辦公室，看到了他們，一見我們出來了，他們稍有些面顯尷尬，連忙蹬蹬蹬急促下樓走了。顯然，士兵是這二個人領來的。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搜查的士兵，在青年軍官的帶領下都從辦公室出來了，湘江風雷的旗幟、袖章、印章、名冊宣傳資料，以及那塊還未來得及取下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牌子，都是他們的戰果。二個士兵還將擴音機、喇叭都抬了出來，我對他們低聲說了一句：擴音機、喇叭是借了我們公司的，不是湘江風雷發的。
青年軍官掃了我一眼，便扭頭對那二個士兵說：不是屬於湘江風雷的東西，就不要拿！
二個士兵又順從地將擴音機、喇叭抬回辦公室。
青年軍官命令我們五個人站成一排，逐一審問我們。
你是什麼職務？他問老易。
支隊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軍官又問我。
副支隊長。我連忙答道，心臟則撲撲撲猛跳起來。
他上下細細打量了我幾下，沒有吭聲，又走過去問鍾有新：你！？！
支隊長。鍾有新沉著地說。
鍾有新的話剛落音，青年軍官扭頭手一揮，同時厲聲命令：把他捆起來！
二個士兵閃電般衝過來，用早已準備好的繩子，一下子就將鍾有新緊緊地捆住了，推到另一邊。
鍾有新並不反抗，因為深知反抗也無益。
青年軍官在問過了小李和支隊聯絡委員小羅後，又轉臉朝我們四個人掃了一眼，並問：你們中誰姓易？
我姓易。老易連忙答。
是不是負責組織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來！青年軍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請你們告訴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連忙對我們喊。
叫什麼！不准講話！一個士兵用槍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並吼道。在士兵們捆綁老易之時，我更覺緊張，同時也有些羞恥的感覺，因而竟然向那青年軍官說：我是副支隊長，請問，我是不是也要跟你們去？
青年軍官望著我，好半天沒有吭聲，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終於問，但口氣明顯溫和。
十七歲。我誠惶誠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軍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撣說。
在將鍾有新和老易押走時，那青年軍官對我們剩下的三個人說你們的支隊要馬上解散，再不能參加湘江風雷的活動了！否則，你們會倒霉的，聽到了嗎？！
聽到了！我們連忙答道。
看到鍾隊長和老易被士兵們押走，小李長長的噓了一口氣，我則既覺一身輕鬆，但又時而心情沉重，心想：老易只不過是隊委，我卻是副隊長，結果，沒抓我倒抓了他，人家會怎麼看我呀？
議到老易被抓的事，我們都認為肯定是公司裡有人告了密。
不然，為什麼那個解放軍單單問我們誰姓易？小羅分析說，肯定是那二個帶路的傢伙點的水！
我想，大概老易因為是老工人，在我們紅色支隊負責人中年齡最大，無疑，公司裡對立的保守派人員會認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們支隊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頭刺向了他，而實際上，老易在支隊委中，卻基本都是聽從鍾有新和我的。將老易抓去，實在是冤屈了他。
我們的紅色支隊頃刻垮了。支隊部被公司機關造反派東方紅戰鬥隊接管，奪權委員會也張貼了擁護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風雷的標語，同時，宣佈將鍾有新和我開除出奪權委員會。
我的同事楊金河、侯川江也被他們機修廠奪權委員會開除。他倆也險些被抓。告密者帶來一隊解放軍士兵，面指楊、侯是湘江風雷反動頭目，士兵們繩索都準備好了，幸虧為首的軍官問清了楊金河，他們機修廠的湘江風雷組織不過是支隊下面的一個小分隊，而軍官們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隊長及支隊長以上的頭目、頭頭。因此便使楊、侯倖免。
二月五日那一天親歷的事件，使我對軍隊介入政治的能量與態勢，有了一個深深的認識與體會。所以，從那以後，每每從報紙或電視中看到某某國家發生軍事政變的新聞，看到電視畫面上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佔領了城市的各制高點、或在大街上戒嚴的情形，我便能從對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那天發生的事件之記憶中，找到對這類新聞的深刻感覺。
由於湘江風雷的垮臺，高司猛烈的輿論進攻，原屬於湘江風雷這一派的各造反組織元氣大傷。相反，各工礦企業商店機關的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一派的保守組織則紛紛復燃，不過，他們也變換了組織方式。一則是不用紅色政權保衛軍那已被判死刑的名稱，二則吸取紅色政權保衛軍和湘江風雷均吃了被中央點名的虧，保守派的人員便不再組織大的跨行業、跨單位的社會性組織，而是以各自單位為基地，組成一個個不同名稱但互相保持緊密聯繫的組織，向造反派發動了反攻。
高司開始是不願同這些保守組織打交道，因為畢竟她認為自己是造反派紅衛兵。而這些今天熱烈擁護她支持她的人，卻都是曾被她參與鬥爭並打垮了的對象。但，隨著運動的發展，勢力畢竟單薄的高司，不得不在大力發展，建立她的農村支持力量外，同時也小心翼翼地接納工廠裡的前保守組織作為自己的盟友。
當鬥爭進一步白熱化，最初的造與保的痕跡在社會組織的鬥爭中，表面似乎越來越淡。因為，到後來，已沒有哪一個組織會承認自己是保皇派、保守派，也沒有哪一個組織的名稱不冠上造反二字。因而，最終，大量的原保守組織的勢力，便很快站到了高司一邊。因為，在工廠商店、機關裡、在工人中，儘管組織的旗號已發生變化，但互相較量的基本力量卻沒有根本變化：一方是一九六六年九．二四抓右派、黑鬼之報告的受害者為代表的一般工人，另一方則是九月份抓反革命黑鬼、打右派的積極分子們為代表的黨、團員和黨組織認可的政治骨幹人員。
我們公司的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人員，很快成系統的建立了一個名為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的組織。他們對外擁護省軍區，支持高司，對內則宣稱：反動組織湘江風雷以外的造反組織亦均為造反動機不純的組織，奪權委員會必須解散等等。
公司黨委成員們與這個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有天然的聯繫，他們或明或暗卻是真正支持她的。在此情況下，加上毛主席黨中央來了最新指示，說凡奪權的地方，必須組成有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和群眾組織三方面人員參加的革命委員會，使中央一月號召的只由造反派奪權的形勢發生了改變。因此，公司奪權委員會，便像其他單位的造反派奪權機構一樣，面臨這種不利形勢，不得不宣佈自行解散，而以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的名義活動。
儘管原保守組織所組織的新隊伍，冠上了時髦的造反徽記名稱，但，我們造反組織，仍稱其為保守派，這使他們很惱火。因此，在他們使用的各類宣傳品中，便愈加高頻率地使用我們造反的字眼和名詞，希望人們抹去過去歷史的痕跡。然而，當真正的造反派在後來倒了大霉時，這些保守組織的人員便將造反這個詞拋入了糞缸，而很得意洋洋地訴說：我們保守派當年如何如何堅定保皇、保守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鬥爭，歷時長達十載春秋，儘管隊伍的旗號，組織的攻擊目標經常發生變化，但，其中互相對立和較量的勢力，大致上沒有根本變化。國內外有些作品和文章之所以將批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鬥校長老師，抄高級知識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的家；採用專案組方式迫害文化人或老幹部等等文化革命中一切整人的佩紅袖章的打手，都歸罪於造反派，都視其為造反派所為，就是因為那些作品的作者，實在是不清楚文革中兩派鬥爭的歷史過程所致。他們弄不清開始那些佩著紅袖章的紅衛兵，雖是造反精神的始作俑者，但他們相當部分，卻並不是後來才形成的造反派，因為，有了紅衛兵時，起初卻並沒有什麼造反派；甚至佩著造反字號紅袖章的人，也並不一定都是造反派。有些壞事是造反派幹的，而也有不少的，則是佩著紅袖章的有組織的保守派所為。
湘江風雷垮了，我這樣有著湘江風雷頭目身份的人，是不好去參加別的造反組織的。為了不致被人抓口實，別的造反組織必將謝絕我的投奔，我也不好意思，於是，我決定回機修廠去上班，還是當我的鉗工去。
看到我居然安然無恙，有些人心裡無疑是不甘心的。大街上已沒有解放軍士兵，但，公安局有警察。那時，湖南省公安廳、長沙市公安局也有了群眾組織，但大都是傾向於高司派。省軍區的影響，以及公安人員特有的組織觀念，使他們大部分自然都站到了反對湘江風雷等造反派的保守傾向一方。
我回廠上班後不久，一天，公司保衛科屬於保守派方面的一個幹部，通知我去公司保衛科，沒說什麼事，他的態度也很和氣。
到了公司保衛科辦公室，除了保衛科的兩個幹部外，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板著臉看我。
保衛科的人說：這是公安廳的同志，他們找你問一些事。
公安廳的人？我一驚。
文革前，有誰攤上了讓公安局來找的事，百分百是證明他離其人生危險已很近了。
公安廳兩個人中的那個大個子，未等我驚魂安定，便對我威嚴地喝道：坐下！
我下意識地連忙在他們面前坐了下來。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人，則冷冷地說：叫什麼名字？
我報上。心裡卻想：你們不是找我嗎？怎麼還問我的名字？
接著，那人又問：年齡、文化、家庭出身、個人成份等等。
我一一回答。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實際已進入了公安審訊程序。
隨後，訊問我的那個人，向我說了一大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然後，就要我交待參入湘江風雷後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
開始，我的確很害怕，甚至身子都有些發抖了。因為我從來沒有與警察打過交道，而公安局歷來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讓人不敢正視的威嚴的機關。然而，當他們說到湘江風雷這類文革事情後，我慢慢恢復了神情從容的正常，而且，我也想起了，公安局也是有兩派的，這兩個公安廳來的人，會不會也是保守派方面的呢？一想到他們有可能也是戴著市政法公社、市公檢法奪權委員會與省公檢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文革中省市公安廳、局支持保守派的警察群眾組織）紅袖章的人，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所具有的警察威嚴與心理壓力，便逐漸不復存在。雖然對他們的訊問，我不能不回答，因為，畢竟是中央文革下了批示，要對湘江風雷的頭目採取專政措施，但，在心理上，我已在相當程度上只視其為是兩派的較量，而不再是一個被專政機關審訊的對象了。再說，即便湘江風雷有問題，我卻堅定的相信，我們公司的紅色支隊與我本人，絕對沒有做什麼反革命的事，大不了，也是屬於所謂受蒙蔽而已。因此，我坦然地向公安廳的人，訴說了我參入湘江風雷與我們紅色支隊的活動情況。
他們兩人邊聽邊記錄，當我說到我曾擔任過幾天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後勤部長時，他們忙說：你是戰團級的頭目？比支隊長還要大呀！
言下之意，我為何逃脫了被捕的命運？
我細說了解放軍來抓捕時的情況。
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反反覆覆詳詳細細地向我訊問那個沒有抓我的解放軍軍官表示的情況，並且他們兩人又細聲地交談了些什麼。
隨後，那個年紀大的警察便說：像你這種家庭出身的人，怎麼要去參加反動組織呢？！就是要造反，也應該參加革命組織嘛！不是看你出身是共產黨的家庭，看你還年輕，今天，我們就要將你拘捕，你是戰團級頭目，上面規定了，支隊長以上頭目就要拘捕，你就屬拘捕對象！
我心裡頓時一緊，背脊上剎那蒙上了冷汗。
那警察卻又轉了口氣，繼續說：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給你一次悔改機會，給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不帶你走。但是，今後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在單位工作，做一個好工人，而不能再出政治問題，你若再參入湘江風雷這類反動組織的活動，我們那時再找你，就不會是在這裡了！
我好半天才鬆了一口氣。
最後，他們讓我在他們的幾張訊問筆錄紙上簽名，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現在公安機關的檔案裡。
從公司回廠後好幾天，我的心裡都仍有緊張感，那兩個警察雖然沒有穿制服，但那兩副冷峻陰沉的面孔，那些不容你不害怕的眼神，還有那黑色橫格的訊問筆錄紙，以及那兩個警察最後對我的警告，都在我的腦海中不時浮現。
好在，文革造反還在進行，社會上一陣接一陣的群眾組織造反浪潮，終於也慢慢將我心底裡的恐怖，逐漸洗淨，使我又回到造反的熱潮之中。
幾個月後，中央又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給湘江風雷平了反，並且宣佈她是革命群眾組織，讓省軍區釋放了所有被捕的湘江風雷人員，造反派也戰勝了高司與保守派。一天，一輛小轎車來到我們公司門前，接了我與剛出獄不久的鍾有新、老易三人，駛向了公安廳大院。是公安廳的老馮即那個到公司裡訊問我的年紀大的警察，接我們去的。不久前，老馮也參加了公安廳的造反派組織。當初，他與另外那個警察原來是奉命負責審理商業系統的湘江風雷人員的問題，所以，他們不僅要訊問我，在獄中，更審問過鍾有新與老易等人。現在，中央為湘江風雷平了反，他作為個人，原本是沒有責任的，但他與另外那個警察，卻認為他們對我與鍾有新、老易做錯了，因而有疚，於是專程電話聯繫後，駕車接我們三人去那兒，在辦公室內，他們兩個警察誠懇地向我們一再道歉，並要請我們三人吃飯。對此，我們三人都十分感動，見了面後，連連對他們說，這不怪你們，不怪你們！這是路線鬥爭，下面的人是沒有責任的。當然，我們也不好意思去吃他們的請，那時，誰都只有那麼一點糧食供應指標，故只在那兒喝了茶、吃了幾個桔子。
老馮給我們說了他為何到公司裡來找我的事。他說，聽我們公司有人報告，說我是湘江風雷的一個戰團後勤部長，是支隊長以上頭目，但現在還逍遙法外，沒有被抓去。他當時也很奇怪，居然還有戰團級頭目能逃脫被捕，便連忙來了。但一見面，原來是個細伢子老馮說，又得知我的父親還是中共原地下老黨員，加之聽我說了那天解放軍軍官不要抓我的情況，便當即作了決定：連解放軍都不抓他，我們抓什麼！因此，他們便只訊問了我一些情況了事。
其實，我沒有被公安廳補抓入獄，完全是老馮他們兩個警察的為人善良，而不忍抓我。否則，若按當時省軍區制定的抓捕級別規定，我這個所謂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後勤部長，無疑是入獄之列。因為，當時的確也有不少單位的湘江風雷頭目，是在二月五日的軍隊大搜捕後幾天，才被公安局的警察補抓進去的。
老馮，是給我留下了最好印象的一個警察。
文革中，被打成為反動組織或非法組織的群眾造反組織，並非湘江風雷一個，每個省都發生過這樣的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鋼工總、江西的大聯籌等。但是，那些組織一般都是在一九六七年所謂二月逆流時期，由各省的省軍區自作主張將他們打成反動組織的。而由中央文革直接點名為反動組織的卻不多見，尤其是由中央批示將一個省的主要大造反組織打成反動組織的事，大概也就這個湘江風雷事件。
雖然，後來在當年八月十日，中央對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中，曾批評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並撤消了它，在中央文件即八．十決定中承認：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湘江風雷是一個群眾人數較多的革命組織，在大發展中混入了極少數的壞人，造成內部成份不純，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這個組織，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
甚至，毛澤東還為此專門寫了一段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做事的輕率：從這裡得到教訓，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地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負主要的責任。
但是，文革造反的浪潮中，作為曾經熱烈號召、極力主張、堅決支持，拼命策動廣大群眾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組，在當初，為何卻突然下達一條旨在摧毀湘江風雷這個明牌造反組織的批示？為什麼在文革尚處在白熱階段之時，卻這麼輕易地對一個省的最大的造反組織開刀，還竟指示動用軍隊抓人，而之中，又還有些什麼內情？此事，一直令湖南的造反派們迷惑不解。
也許，是因為湘江風雷已擁有了上百萬成員且還在繼續膨脹發展，而導致中央對其產生了顧忌？或者，再加上據省軍區報告稱這麼大一個群眾組織竟然還擁有了武器，（實際並沒有，而是將省展覽館的革命歷史展品槍支，作為湘江風雷的罪證拍照上報的，理由是當時省展覽館已經為湘江風雷的一個支隊管轄）而使中央有了擔心和憤怒？要麼，是因為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及其上級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都是林彪系統的戰將，當時使中央文革視其為自己人而言聽計從，便匆匆按軍區的報告下了有利於省軍區的批示？
但，這一切都只有猜測。
真正的實質原因，要待將來的歷史學家們才能探查清楚了。
不過，這種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下批示鎮壓一個造反派組織，而後又由黨中央與中央文革宣佈予以為其平反的事，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卻似乎只發生有湖南省的這個唯一的案例。
而那個什麼一．二○指示就更離奇了。
始終對這個一．二○指示心存疑惑的湖南造反派方面，後來在中央為湘江風雷平反的過程中，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反映這個指示的事。然而，周恩來總理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支左部隊與群眾組織負責人的赴京代表時，卻說中央沒有發出這樣一個指示。周總理說：有人問：二．四批示以前，有沒有拿中央等四個機關打過這麼一個電話指出紅旗軍、紅導彈問題。中央沒有發出這樣一個指示四個單位講湖南紅旗軍的問題，沒有這個文件。是不是打電話說過？我們沒有直接打過這樣的電話。我們委託黎原同志（在湖南支左的４７軍軍長），請回湖南繼續調查。
但是，最後卻始終沒有查出或公佈過此指示的來龍去脈真實情況，因而，一．二○指示便成了一樁歷史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