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告狀這一法，看來並非是現在才有，而是淵遠流長啊！
確實，我們那時不是已在造反嗎？有的是發洩機會，還告什麼狀？
是沒有什麼狀好告！對於那些高層造反派頭頭們可能還有些向中央報告情況的動機，可對我們這群擠上北京的年輕男女，則純是將其視為了一個能免費逛北京的旅遊機會。前段，紅衛兵可以免費串連，國家對其包行包吃包住，他們則不花一分錢，全國滿天飛，曾讓我們這些青年工人好眼熱好羨慕啊！
我在省委機關大樓的那次與紅色政權保衛軍方面的武鬥中，被打傷了耳朵，因而，被人送進了時稱為造反醫院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在這場武鬥中，造反派方面有五、六十人被打傷。實際已掌握大權的醫院中的造反派，將我們這些傷員集中安排在同一層樓病房治療；並且，負責治療的醫生和護理的護士一律都是造反觀點的，脫下白大褂，他們的臂上都佩有造反組織的紅袖章。凡是觀點為保守派一方的，一個都不要他參與治療和護理。所以，我們又戲稱這一層樓病房為造反病房。同時，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等組織還派出了專門的糾察人員，負責保衛這造反病房的安全。
我的左耳朵縫了幾針，醫生說不會有什麼問題，休養幾天就會康復，我便放心下來，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休養。
各造反組織送來了大量的水果和鮮花，表示對我們這些傷員的慰問。我們公司和廠裡的造反派同事，也送來了一簍簍的蘋果、甜柑，鍾隊長、楊金河他們則幾乎天天來看我。那些為我們治療和護理的醫生、護士更是特別地親切對待我們，不論我們這些傷員怎麼要求，怎樣詢問，他們總是用甜甜的笑臉迎著我們，或照辦，或解釋、答覆，尤其是那些護士小姐，更是對我們滿面春風，細緻入微而耐心照看護理。與我同病室的一個青年，因一隻眼睛受傷，雙眼就被藥紗布蒙住護療，有一天，他煩躁得睡不著午覺，大聲叫喚，唉聲嘆氣，結果，兩個護士小姐奔來，耐心地勸慰他，一個給他削蘋果，餵他吃，一個護士則在一旁唸一本小說給他聽，使這個青年很不好意思，但安安靜靜地享受。今天，我無論到哪一家醫院去治病或陪小孩治病，卻再很難看到那種令人懷念的笑容了，尤其，同樣還是穿著天使般白大褂的護士們，現在臉上掛著的經常是冰霜，足以使病人立馬感到心寒。
我在醫院休養的一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時期之一，我甚至暗自慶幸自己受了這麼點傷，才有資格來享受這人世間的溫情。那個時候，派別已成為了一種凝聚魔藥。它竟然可以使不同性格、年齡、資歷的人們，在一個派別的旗號下，互相之間能異常的團結、溫情、親切，而超過一般人的友好關係。有時兩個互相陌生的人為件什麼事爭吵，但只要在爭吵中知道雙方都是同一個派別，事情就馬上會起變化，不僅爭吵停止，而且還能互相彬彬有禮，握手言歡。當你在大街上騎自行車不慎摔了跤時，只要你佩著造反袖章，能讓人識別你的派別身份，於是，周圍馬上會有許多陌生卻熱情的笑臉來關照你，幫你推自行車，將你從地上扶起來，還不停地問要不要緊？，安慰你，然後，又互相友好地告別，也許你從此再沒有見過他們。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情操，它雖然來源於政治觀點的啟動，但它已遠遠超過政治觀點的範圍和內容，這種難以忘懷的人之間的情感，已多年體會不到了。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場風波中，才又短暫地目睹了幾天。
住院住到第三天，湘江風雷總部來了一個人，向我們宣佈：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聯席會議已決定，要將省委機關大樓武鬥事件向黨中央、中央文革報告，以控告湖南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挑起群眾鬥群眾，以讓他們坐收漁利云云。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紅色政權保衛軍被造反派從省委大院打出去後，已派人上京，控告造反派衝擊省委機關。為了不致使自己被動吃虧，長沙市造反派頭頭們便決定針鋒相對，也決定組織力量上告。文化大革命是中央號召搞起來的，誰錯誰對也全由中央裁決。於是，長沙市各造反組織聯席會議，除了決定馬上整理匯報材料，交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長沙聯絡站送往北京，讓他們三司總部轉遞中央外，還同時組織由這次武鬥中受傷的人員搞一個控告團，到北京去以活證據向中央告狀。因此，我們這幾十號傷員需馬上組織起來，過二天即乘車上北京。
上北京！我們這些傷員頓時歡呼起來，高興得不得了。本來，當時那種僅以拳腳、石塊、木板為武器的武鬥，實際並不很厲害，所以也沒有幾個受重傷的，無非是流了點血、破了點皮而已，傷後已舒舒服服在醫院享了幾天福，而現在又可以上北京去，怎麼不令人高興呢？北京，當時是國內多少人夢寐以求一睹風光的聖地，雖然已有成百萬的紅衛兵藉大串聯之便輕易地進過北京城，但是一般的工人，卻還沒有幾個人去過。中央只讓紅衛兵學生大串聯，卻沒有允許工人、農民、幹部也搞大串聯。現在，有機會上北京了，至於告狀不告狀，那是頭頭們考慮的事，只要能上北京，做什麼都可以。
我自然也欣喜極了，早幾個月，看著紅衛兵學生們不讀書不上課，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串聯，上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心裡真是羨慕得不得了，現在，居然好運也落到了我頭上。
父親知道我去北京，一喜一憂，高興的是我能到毛主席那裡去，憂的是害怕我又會捲入打架事件中去。母親去世，他只有我這個兒子，我真出了什麼問題，他會心碎的。我卻滿不在乎，安慰了父親，接過父親給的二十塊錢，便喜滋滋地準備上京了。
我們這批上京控告團共一百來人，除六十幾名傷號外，還有三十多名醫生、護士、糾察保衛人員。我們這些人分別屬於幾個不同旗號的造反組織，但由於湘江風雷人員最多，於是統一由湘江風雷總部組織，派了二個人為領導。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早上，這一百來號人，打著一面寫有湖南省革命造反派上京控告團標記的紅旗，浩浩蕩蕩湧進了長沙市火車站。
火車站內的造反派早已得到通知，他們將我們安排到站內等候，並暗暗告訴我們，等廣州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一進站，就馬上湧進列車的臥鋪車箱，讓傷員們儘量全集中到軟臥席包廂，凡是空位地方就去坐，他們會上車同列車上的造反派講明情況，讓列車乘務員將軟臥席的旅客，集中到幾個包廂。
我頭上仍包著紗布，因而輕易地坐進了一個四個床位的軟臥包廂，裡面包括我共坐了六人。列車乘務員懷著歉意，告訴我們，因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座位不夠，只能請我們擠一擠。我們高興還來不及，誰還會有意見呢？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上的臥鋪，這軟臥包廂更是見都沒有見過，只聽說，那是大幹部、首長們才能有資格去坐，而現在居然讓我也坐上了，那心裡真是比蜜糖浸著還要甜。我們這六個人，大家都是頭一次坐軟臥包廂，年齡最大的是城北紡織廠一個姓胡的，二十三歲。還有一個是雜技團的演員，姓楊，能說會道，他一個人說話就弄得包廂內笑聲不絕。當火車啟動，徐徐離開長沙車站時，我們包廂內，以至整個軟臥車箱內，愉快地歡呼起來，慶祝我們這次特殊神聖的旅行。
下午二點多，火車在武昌車站停了下來。前面就是著名的武漢長江大橋，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見過長江大橋，因而極盼火車趕快開動，以目睹那傳聞已久的大橋風貌。然而，一個列車乘務員通知我們：前面的路軌被武漢的職工聯合會的人橫在軌中堵住了，這個職工聯合會是保守組織，人多勢眾，湖北省的造反派與他們鬥爭得很辛苦很吃力。現在，武漢的工總等造反組織也派來了人，雙方正在談判。職工聯合會意欲攔火車上北京，工總則想表示自己顧全大局，不准職工聯合會衝擊鐵路。反正那時，毛澤東主席的一條語錄凡是敵人反對我們的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經常是兩派各自制定鬥爭策略和目標的一條原則。那個列車員還告誡我們：火車不知什麼時候能開，大家要耐心等待，但一定要關緊車窗門和包廂門，凡不熟悉的人千萬莫讓他進來，否則，聯合會的人一爬上來，我們就有被轟出去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們連忙緊閉窗戶，只留一點點縫進空氣，包廂門也扣上。
果然，一會兒，車窗外就湧滿了人，看他們佩的袖章，都是職工聯合會的。他們不停地敲著窗戶玻璃，在外面做手勢。叫我們打開窗子。我們非常緊張，他們成千上萬的人，我們這一百號來人，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他破窗而入，那我們是無可奈何的，只能乖乖滾下車去。我們面對窗外的叫喊，隔著玻璃有時笑著講幾句他們聽不懂的長沙話，有時乾脆裝瞎子、聾子，不看不聽，躺在軟席上。幸虧，那時武鬥水平還是低級階段，終究沒有人想用擊碎玻璃的方法進車廂。雜技演員楊大哥說，也許職工聯合會的人還弄不清我們這些也佩紅袖章的外地人到底是哪一派的，不敢貿然砸進來。但聯合會的人還是從列車門上來了，不斷仍有人猛敲我們的包廂門，用響亮的湖北話叫我們開門。我們則仍然裝聾子，不答話，不吭聲，更不開門。這樣折騰了幾個小時，直到天黑，才清靜下來。這門窗我們始終沒敢開，忍不住要小便了，也不出去，而是站在坐席上朝窗上留的那點縫徑直朝外噴去。
夜晚不知是什麼時候，我們都已入睡了，突然火車頭一聲長鳴傳來，列車居然啟動了。我連忙朝窗外望去，只有淒風慘慘一個空站臺，那些職工聯合會的人不知何時全撤走了。列車緩緩開出武昌站，歷經了一場小風險的我們，又振奮得歡呼起來。雖然經過長江大橋時，車窗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威武的長江大橋留給我的印象只有一個個鐵柱鐵樑，使我很有些遺憾，但一想到終於脫離險境，能繼續向北京進發，心裡便還是很高興的。
火車一路停停走走，在第二天夜晚九點多，才到了北京站。
北京到了！我興奮得想跳起來。我們整隊出了車站。
車站廣場停了很多大客車，都是來接人的。大概出了誤差，我們這一百號來人，一下子被分散了。我們六個人經過二天二夜同行，都很熟了，於是相約與有些人一起，上了一輛自稱是來接湖南省來的人的大客車，結果這車子將我們送到郵電部在南禮士路的一個代號為三一三的招待所，司機才發現他接錯了人。我們開始有些慌了，好在那招待所有一個專門負責接待來京來訪的郵電部門人員的文革接待站，聽說我們是來北京告狀又事關文化大革命的，於是便熱情地安排了我們這一車約三十多人的住宿，而且每人免費發了十天的飯菜票，還說吃不夠隨時可以去領。吃飯有餐廳，睡覺有暖氣，這一來，我們可樂壞了。我們向招待所的負責人深表感謝，他卻笑容滿面地說：不用謝，不用謝，你們是毛主席家鄉來的客人，我們理應歡迎！那時，外地人友好地稱呼我們湖南省人時，總略帶羨慕地說我們是毛主席家鄉來的。文化革命中，毛澤東確實使湖南省人連帶沾了不少光。
在北京的第一夜，雖然戶外寒風凜冽，但我卻舒舒服服快快樂樂在暖洋洋的房子裡睡了一個好覺。
第二天，紡織廠年輕的老胡（我們都這樣稱呼他）自願地擔負了我們這三十來個人的集體的頭，帶了幾個不是傷員的人，出去尋找聯繫湖南省來京的造反組織和我們控告團其他人員的下落。當時，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均在北京設有駐京聯絡站，負責辦理本組織來京人員事宜和搜集北京、中央文革動態情報信息，報告給本組織總部。
晚上，老胡回來了，他神色緊張地召集我們這三十號人在寢室裡開會，報告他的收穫。
老胡說，他見到了湘江風雷駐北京聯絡站的頭頭，也找到了其他控告團的人員，但，現在發生了重大事件：黨中央第四號領導人陶鑄，現在已被揪出，現在，陶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我們大家一聽，全驚住了，頓時全室鴉雀無聲。這消息太突然，太離奇了。如果不是老胡那嚴肅的表情，以及他繼續講的情況，我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的。要知道，陶鑄是早幾個月才提升到中央，並一下子受到毛主席信任，擔任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第四位領導人，前一陣還經常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代表中央講話，這一下子，怎麼又成了保皇派呢？黨中央的人事情況真是不可捉摸。
老胡又告訴我們，陶鑄曾於二個多月前，即去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接受了湘江風雷代表送的袖章，並表示同意做湘江風雷組織的名譽隊員。當時，總部的頭頭欣喜若狂，到處宣揚。現在，陶鑄出了問題，總部頭頭慌了，第二天連忙作了一個決定，宣佈開除陶鑄的湘江風雷的隊籍，並表示擁護中央端出陶鑄的英明決策。同時，總部已電話指示駐京聯絡站，趕快在北京組織刷一批打倒陶鑄的標語，表示與陶鑄劃清界限。駐京聯絡站的頭頭就要我們協助搞這件事。老胡還說，中央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一時不會有人來接見我們控告團了。反正匯報材料已轉遞上去，我們控告團就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直接向中央文革領導人當面告狀，展示我們這些活證據了。
聽說我們不可能像原來來京的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代表團一樣，爭取受到中央首長的接見，期望趁機看一看中央首長尊容的企求，成了泡影，大家頓感非常遺憾。我的心裡也驟降涼意，心想，這個陶鑄，怎麼早不倒，遲不倒，偏偏我們來北京，他就被打倒了，弄得我們失去了一個見中央首長的機會，真不走運。
老胡又佈置說：明天白天我們設法弄些筆墨漿糊，晚上，湘江風雷駐京聯絡站會來汽車接我們，統一去北京大街刷標語。
第二天晚上七點多，來了一輛大卡車，不知聯絡站的人怎麼弄來的，照講他們作為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可能有汽車，也許在京時間長了，跟北京的造反派混熟了，找人家借的。我們三十來人全出發，汽車上已備有筆墨和一卷卷的新聞紙，加上我們從郵電招待所要的紙與漿糊，足夠我們忙上整個夜晚。
汽車像羊拉屎一樣，一批一批地將我們丟到不同的街道，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儘管天空墨黑，但廣場四周燈光明亮，雄偉的天安門城樓、遼闊的廣場和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下子使我這個幾千里之外趕來朝聖的小青年興奮得幾乎會暈厥。汽車在中山公園附近停下，我清醒過來，連忙要求在此下車，趁在這裡刷標語之際，好好地瞻仰瞻仰天安門廣場這個舉世聞名的地方。但早已有四、五個人跳下了車，他們的反應遠比我快，老胡說：夠了。於是我只能又吞下幾絲遺憾。
我乾脆跟著老胡，最後一批五個人，老胡帶隊在一條至今我都沒有搞清楚街名的大街上，下了車。在一堵長長的灰色圍牆邊，老胡叫停下，帶領我們貼、寫標語，那標語內容全是打倒陶鑄的。據說這口號是由湘江風雷總部人員用電話從長沙市傳過來的，總部的頭頭對於自己曾宣傳陶鑄是湘江風雷組織的顧問一事，既怕長沙市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派組織抓到這根大辮子來攻擊自己，更害怕萬一黨中央真的發生誤會，以為湘江風雷是陶鑄的什麼力量，弄得中央某個領導人講一句話或作一個什麼批示，將湘江風雷弄成有問題的群眾組織，那就會喊天而天不應了！所以，他們緊張極了，趕忙採取一切措施，洗刷陶鑄與湘江風雷實際上並不存在多大關係的痕跡。除了通過首都三司的人向中央轉遞有關材料作解釋外，這個北京的標語仗，也是重要一著。其實，那時剛開始成立的那些人數眾多的群眾組織往往都在成立之初，請一些級別高的中央或省委領導當顧問，無非是拉大旗作虎皮，為自己的組織壯膽或增威風。長沙市的群眾組織中無論保守或造反的，剛開始時，有幾個都請了省委第一書記作顧問。湘江風雷是在北京成立的，由一些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後而跑到北京來告狀的工人、幹部、教師，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等大學生紅衛兵幫助下組織起來的。成立之初，又在首都紅衛兵的幫助下，受到了中央常委陶鑄的接見。陶鑄當時是中央第四號領導人，但他在此之前是管轄包括湖南省在內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書記，湖南省的事，他自然還得問一問。說良心話，陶鑄對湖南的造反派還是很支持的，去年十月以後湖南的工人與學生造反派代表跑到北京時，陶鑄就兩次接見了他們，而當有人說長保軍（即紅色政權保衛軍）代表想見陶鑄時，陶則堅決地說不見他們！而且，旗幟鮮明地在接見中，批評了張平化與九．二四報告，還說了張平化如果不改變其態度，他都要舉手打倒張平化。由此，剛剛建立的湘江風雷，沾了被接見的殊榮。在去年十月三十日的接見中，湘江風雷的頭頭又趁機送了一個袖章給陶鑄，並請陶當顧問，陶鑄接了袖章，也隨口說了句可以做個隊員，就轉而詢問瞭解湖南省文革的情況去了。以後，既不可能顧，也沒有來問。身為中共中央常委，他一天到晚忙還忙不過來，不可能真能來當一個地方上的群眾組織顧問的。事情就這麼簡單。但現在，陶鑄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的黑幹將，這個顧問問題，也就可能變得複雜起來。總部頭頭那些擔心，我可以理解。但是，當初積極要人家來支持來當顧問，人家答應後，你們是那樣歡喜若狂，大吹大擂，而此刻人家倒了霉，雖然你幫不了他的什麼忙，大勢所趨，你也得高喊打倒陶鑄！但，總部頭頭們總不應該變得這麼快，總應保持一下自己應有的風度才是，既然當時沾了人家的光，現在就應坦然承受應有的責難，這樣內心才能平衡呀！我一邊用漿糊將標語糊在冰冷的牆壁上，一邊細細同老胡講我的想法。老胡淺淺一笑：你真是個細伢子，咯是搞政治，不是交朋友哩！他見我似乎還不明白，又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政治，你，還有我，還有我們這些人，哪個真正能弄懂它？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懂得，所以，我們只有一條，聽毛主席的，聽黨中央的，不，聽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聽毛主席司令部的，毛主席黨中央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這才不會出錯誤。他幫我貼好了手中的標語，又笑著對我說：毛主席黨中央要我們造劉少奇的反，我們就造反，現在又要端出陶鑄，我們就又打倒陶鑄！說不定明天又要打倒什麼人，我們都擁護。頓時，我又覺得老胡說的話似乎也有道理，我一下子很佩服起老胡來，到底比我大幾歲，看問題比我全面透徹。
我們刷了十幾幅大標語，竟然花去兩個多小時，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我們的手腳都凍得發僵了。北京的冬天可不比長沙市，那北風真像刀子一樣割人。儘管我們全副武裝，手套、帽子、圍巾全用上了，但那臉沒地方躲。因而，隔一會兒，我們就得蹦蹦跳跳一陣。但，怎麼跳，也還是冷，特別，我的那受了傷的左耳，更如刀割，我用圍巾上下一裹，也頂不了多少事。還剩幾幅標語沒有貼，老胡把手一揮，果斷地說：不貼了！他媽的，快凍死了，就是這個倒霉的陶鑄，害得我們跟著受罪。
我們收拾好剩下的標語，準備動身回那暖和的招待所。然而，怎麼回去呀？汽車說會來接我們，現已快夜晚十點了，汽車卻連影子也沒有，大家都傻眼了。我說，乾脆去坐夜班公共汽車。有人反駁說，我們現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誰能搞清？搞不清怎麼去乘公共汽車？老胡卻老練的將一卷標語朝他腋下一夾，說：跟我走！見公共汽車就上，轉來轉去都行，最後總有一路車可通南禮士路我們住的地方，坐在車上總比這站在馬路上吹北風強。
換了三趟車，謝天謝地！我們五個人總算回到了溫暖如春的招待所。其他的人早已回來，仍是那輛大卡車接回來的，唯獨忘了接我們。
耳朵的傷口痛得厲害，我和一些同樣被北風吹痛了傷口的人，一連幾天不敢出門，待在寢室裡看報聽廣播、聊天。
一月十一日晚，招待所的人叫我們上他們會議室去看電視，說會有中央重要新聞報告。
電視，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品，我們這些長沙市來的人，誰也沒有見過它的模樣。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去了。
一臺黑白電視機，在今天抬八人大轎請我去看，我也懶得去，可在當時，一下子把我們都吸引住了。不管什麼節目，從頭看到尾，只到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關機後，我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
那天，新聞節目是播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向上海造反派聯合致電，稱讚上海造反派的《緊急通告》的內容。
這是我第一次看電視，也是第一次看電視新聞，記得那個新聞播音員是一個男的，好像是現在中央電視臺的那個著名播音員，只不過，那陣，他年輕多了。
這條新聞頓時使我們樂開了花！因為，這是黨中央第一次這麼隆重地在公開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稱讚支持一批造反派組織。
第二天，便有人提議：趕快回家去，這麼好的形勢了，還不如回長沙市造反，待在這裡犯不著了，既輪不上中央首長接見，又出不了門，天實在太冷。
有人附議：故宮、歷史博物館、人民大會堂等等名勝地，現在因搞文化革命，全部不開放幸好，還能到天安門廣場上開開眼界，站到那寬闊的廣場中，領略這聖地中的聖地之風光所以，既然看不到什麼，不如這次早點回去算了，反正，只要文化大革命勝利了，不怕沒機會再來北京。
一下子，三十來人居然統一了思想：回長沙市去。
郵電招待所文革接待站的人真好，聽說我們準備離京回家，馬上給我們辦理了車票一種免費的、因文革問題離京的乘車證，還問我們回家路上吃飯或買點紀念品之類有沒有錢，如果沒有，可以借給我們。
我帶來的二十塊錢，這一路自己吃、喝酒，又互相請吃，已用去大半，僅剩四塊多了，決定借拾元錢，以備買些什麼東西帶回家去，也算是到了北京的紀念。借錢手續非常簡單，在招待所接待站的一張表格上，自己簽上名字、寫好自己的單位名稱或家庭通信住址就行了，不用看你什麼證件證明，你要借多少，他們就發你多少，那樣的好世道，真是史無前例，後無來者！
我填好表，拿了拾元錢，無意中瞟瞟那張表格，凡是熟悉了的人，沒有哪一個寫假名字，假地址、單位，全是老老實實填的，連老胡，也是規規矩矩填了長沙市××紡織廠，借款拾伍元整。
現在看來，那明明是一個做假的絕好機會，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弄虛做假，而且我們大概想都沒有想這樣的問題。
這借的拾元錢，我回家後一個星期，便從郵局匯還了去。二年多後，招待所清理文革物資小組，又來了一封催還款的函給我。我馬上寫了一封信去，將我早已寄還的情況申述了一番，半個月後，又來了一函，說是他們工作不細緻。現已查明我已歸還借款，所以，特向我道歉致謝。
真不好意思！借了錢給我，還向我致謝。
離京的車票是三天後的，我趁有天太陽出來而風停之際，上街去轉一轉，不料在天安門廣場上遇到了廠裡的楊金河、侯川江、彭建國等人，我很驚奇也很高興，在人流如海偌大的北京城，居然碰到單位上來的同事兼造反戰友，真是令人開心極了。
楊金河告訴我，自我離長沙市上京後，公司系統的造反派又一次封（用紙封條）了公司機關辦公室，因為根據一個舉報，造反派在公司武裝部辦公室中，又搜到一部分所謂黑材料。原來以為整人的黑材料全被燒毀，沒想到竟然還有秘密存藏，儘管黨委書記出面解釋說：那些材料放到武裝部裡沒有銷毀，確是工作疏漏。但造反派沒人相信這話，於是再次將公司各辦公室封了，雖然封了三天後，又啟封，仔仔細細再次搜查了一遍，確實再沒有發現新的黑材料，但將黨委辦公室封了三天，這事不知會有什麼後果，鍾隊長他們還是有點擔心。加之，當時很多單位都在刮上京告狀之風，一些造反派弟兄們也極想到北京去開開眼界。因而，公司造反派的聯合指揮部就決定派二十多人也上京告狀，但鍾隊長沒來，他坐鎮家裡，到北京的路費，全是找公司黨委書記批的，章忠全書記大筆一揮：同意按出差借款、報銷。在造反派強大壓力下，章書記不能不同意，他不願意出更大的麻煩。有些單位，造反派與當權派對立非常厲害，弄得單位的局面很僵，章書記不希望出現那情況。
楊金河等人自然異常高興，歡歡喜喜來到北京城，住進了商業部招待所。
我們找了一家飯店，喝酒暢談各自來京觀感。楊金河告訴我，下午他們準備去中央商業部，到那兒去告狀，因我們是商業系統的，同時，在那兒去開一張證明函，以便今後廠裡黨組織不會因這次來京而又整自己。楊還說，這點子是他一個在百貨公司的造反派朋友告訴的，很多人都這樣做了。
我覺得也應該去一去中央商業部。
中央商業部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幹部接待了我們，我們幾個人分別輪流對她講述了個人和單位文革以來的情況，這位女幹部非常耐心地聽我們在她聽來顯然已乏味了的敘述，而且還不停地在一個大記事本上記著什麼。
當我們自己覺得已沒有什麼再好講了時，女幹部便和藹地說：我會將你們反映的情況向部領導匯報，又說：你們今後可以放心，中央有規定，文化革命中是不允許整群眾的。
我們聽了覺得很舒心。
當那位女幹部似乎準備讓我們離開辦公室，以便接待下一批來訪者時，楊金河終於記起了證明的事，便向女幹部提出。女幹部一聽，非常爽快地說：行！給你們開個專函，免得今後又為這事出麻煩。
她手腳非常麻利，拿出一疊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用箋紅字的材料紙，刷刷刷一下子就給我和楊金河、侯川江、彭建國等人每人寫了一張專函，然後，她又將這幾份專函拿到一個什麼辦公室，蓋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鮮明大印。
我接過自己的那份專函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寫著：
長沙市×公司×廠：
你單位陳益南同志來部反映，他到中央文革小組控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根據中央《十六條》規定，該同志在京期間，工資應當照發，車費按制度報銷，今後不得因來京反映問題進行打擊報復。
致
敬禮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章）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
◇
看到商業部的鮮紅大印和這份竟與自己有關的專函，我們幾個都非常激動，離開商業部那間辦公室時，再向那位女幹部說：謝謝您！
但這份專函我一次也沒用上。回家後路費問題不用我們說，公司財務科見有黨委書記的批示，一律照出差報銷。而以後，因造反挨了幾次整，哪一次又都不是這份專函保護得了的，哪怕是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大印。但是，我始終忘不了商業部那位女幹部和藹的笑臉及與人為善的親切態度。
一月十六日，我與楊金河等人分手，獨自隨我們控告團的朋友們乘火車離開了北京，從而結束了十來天的所謂告狀活動。火車行進途中，列車上的喇叭廣播了當天《紅旗》雜誌的一篇評論，其中清清楚楚明白無誤地點名批評了紅色政權保衛軍，並說它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御用工具，聽到這消息，車廂中的湖南省造反派頓時沸騰起來，歡呼起來，不停地高喊：嗚啦！
我高興得眼淚都出來了，隨著大家一齊喊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口號，同時，恨不得真能馬上就回到長沙市，投入到那可以想到的熱烈洪流中去。
但回長沙市的火車，我們可沒有什麼軟臥包廂了，也沒有臥鋪，甚至連座位也沒有，三十幾個人，只有十來個座位，必須輪流擠著坐。火車上擁擠不堪，中間過道上全站著或坐滿了人，甚至行李架上也坐了不少人，若想上一趟廁所，非得拿出過五關，斬六將的氣概，否則，你就憋著吧！我斷續站了十幾個小時，直到漢口時，下了不少人，才正式坐到一個屬於我的座位。從那時起，我對乘火車就絲毫沒有了旅行的愉快感，相反，覺得是一種受罪。到如今，已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火車座位狀況依然是緊張異常，車上擁擠得令人難以喘氣，唉，真盼望這難受的乘火車難局面早日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