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受信任的革命接班人，後來卻做了一個造反派，為什麼？照講，文革中，我應該會參加保守派一方的。
歷史的發展錯綜複雜。其實，我逐漸偏向了造反，是對一些大學生紅衛兵因最初的造反活動而遭鎮壓的境況，有過一些目睹與同情後，才產生的。但是，很多最初有些造反行為的紅衛兵，後來並沒有成為造反派，而反而是去做了所謂保守派或逍遙派。所以說，文革中的造反，紅衛兵雖是率先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們卻並非就一定是長久的造反派。
所有的工作組都消失了，卻出現了紅衛兵。
紅衛兵都是由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毛澤東主席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傳遍了全國的學校。於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像雨後的春昏一樣，忽地一下子冒出了成千成萬臂佩紅袖章的紅衛兵。
剛開始組建的紅衛兵，都要求成員家庭出身是屬於紅五類，即父親必須是工人，或貧農、下中農，或革命幹部，或革命軍人，否則不允許參加。因而，紅衛兵又成了一種地位的象徵，成了青年學生羨慕不已的對象。尤其，最初的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人，大都是黨政軍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身著父輩那兒弄來的無帽徽領章的綠軍裝，再佩上當時珍貴的確涼做的紅袖章，率領著浩浩蕩蕩的紅衛兵隊伍，在大街高唱拿起筆桿作刀槍，齊心合力打黑幫的歌曲遊行時，更令社會各界驚訝讚嘆。
長沙市的紅衛兵組織叫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簡稱長保軍），中學生的長保軍司令，是解放軍省軍區一位副司令的兒子，大學生的長保軍總指揮則是湖南農學院的一位姓劉的女大學生。他們仿效軍隊組織，將每個學校的指揮機關都稱為紅色政權保衛軍××學校軍分部，總部則設在省政協大樓裡面。他們的來頭，他們的背景，以及他們勢不可擋的銳氣，使省政協的老頭們躲都躲不贏，哪裡還敢說個不字，因而一幢大樓便成了紅衛兵的司令部。這個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有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動態部，甚至還有作戰部，各類辦公機構的牌子都掛起來了，儼如解放軍的一個軍區司令部。
紅衛兵在學校的活動，開始主要就是鬥老師、鬥校長、鬥所謂資產階級權威，抄老師、校長們的家，抄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員、軍官、地主、富農等所謂四類分子與資本家、右派分子等身份）的同學的家等等。
紅衛兵之所以在學校裡向老師，特別是向那些個人歷史上曾有過多多少少一點政治問題（如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做過國民黨政權的職員等等）的老師造反開刀，實際是受到當時的中央政策的指使與鼓勵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尚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一次關於文革運動的會上，甚至也就明確地指示：中學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像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幹部會一樣。當然，劉少奇講的審查方式與程序，並不是這種紅衛兵的造反形式，可是，只要有了審查老師這道旨意，由青年學生們組成的紅衛兵，便對自己的師長演出了一幕史無前例的慘絕人寰怵目驚心的大暴行，使成千成萬曾被譽為辛勤培育祖國新一代的園丁的老師們，慘遭批鬥、抄家、關押、刑罰，甚至迫害致死，無數的老師被逼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
隨著文革的發展，最大的被打倒的對象，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但是，在文革之初，也的確是劉少奇，卻試圖將文革納入原有的反右派與社教那種階級鬥爭模式，因而，文革之初的許多整人之責任，也就與他有些關聯。
從全國範圍看，北京的八一中學（一所學生大部分為高級幹部子女和軍隊領導子女的學校）紅衛兵及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和西安的紅衛兵紅色恐怖隊，他們迫害自己的老師的暴行，其程度是當時紅衛兵這類暴行中最為登峰造極的：紅衛兵可以任意批鬥每一個他們認為有問題的老師，動不動就是用軍用皮帶劈頭蓋腦的猛打，不少有所謂政治問題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農、國民黨政權官員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西安紅色恐怖隊的紅衛兵甚至將一個老師淋上汽油活活燒死。相當多的老師則被紅衛兵集中關押囚禁在教室或雜房中，所謂牛棚一詞，即是此時由紅衛兵創立，當時是專指關押老師的場地，有所謂問題的老師，被紅衛兵視為牛鬼蛇神，囚禁老師的場地就被簡稱為牛棚了。
後來，這些紅衛兵的暴行還進一步延伸到了學校附近的街道，很多屬於所謂有歷史問題的居民，也被迫害致殘致死。據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日報》說，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間，僅在北京被打死的無辜者就達一七七二人！
西安市紅衛兵紅色恐怖隊所進行的大量令人髮指的暴行，傳到了北京，傳到了周恩來總理那兒，歷來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也不禁拍案而起，在幾次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時，都憤然宣佈：西安紅色恐怖隊是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必須予以取締！
將一個由紅五類特別是革幹、軍幹子弟組成的、當時還未捲入派性鬥爭潮流的老紅衛兵組織，中央領導人宣佈定性其為反動組織的事，這在整個文革中，實屬罕見。由此可見西安紅色恐怖隊迫害老師的暴行是何等地殘忍和嚴重。
我當時已是一個工人，沒有處在那場慘劇的中心（學校）裡，但從我那些往日的同學、街鄰夥伴們的言談中，從幾個月後就被揭露出來的驚心動魄血淋淋的大量事實而寫成的大字報與傳單上，我深深地感受和體會到了紅衛兵那場審查老師風暴所具有的恐怖和慘烈。
長沙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也是最早成立的所謂老紅衛兵。
我有一天去自己原就學的市一中，與幾個尚在該校讀高中的老同學聚會。當我與王文烈、吳侯成等同學站在學校操場內等其他同學時，突然，由一個姓石的女紅衛兵帶著十幾名男生衝了過來，指著吳侯成吼道：你這個狗崽子，今天跑到學校來幹什麼？！吳的臉剎時變得雪白，他連忙小聲回答：是我們初中同學話還沒有說完，那女紅衛兵就指著吳厲聲說：你他媽有什麼資格進一中的校門！隨著，那幾名男紅衛兵迅即衝到吳的跟前，將他拖走，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吳侯成同學血流滿面。我見此情形，便欲上去制止，王文烈同學卻一把拖住我，並說：他們都是軍區子弟，惹不得！他們經常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吳侯成家裡出身不好，在學校常受他們的欺壓。王文烈雖也沒在一中讀書了，但因其父是一中的教工，也為所謂政治問題在挨整，故十分清楚紅五類紅衛兵欺壓老師與所謂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黑幫分子、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學這類踐踏人權的暴行。
我雖然也屬所謂紅五類子弟，但目前顯然鬥不過那幫佩著紅衛兵袖章的軍幹子弟，我的父親只是一個普通工人，此時又勢單力薄，因而只能忍氣吞聲憤怒地喊喊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並注視著事態的發展。
那幫紅衛兵大概還有什麼事去幹，當將吳侯成打得跪在地上後，便幾聲口哨揚長而去。我與王文烈趕緊跑過去扶起吳侯成同學，深懷歉意地詢問他的傷情。吳驚恐地對我們說：這輩子我再也不到一中來了，這一中，已不是我們這些學生的了。可見，那幫紅衛兵對他的傷害有多大。
長沙市紅衛兵殺向社會的頭幾件事，就是大破四舊，例如砸所謂封、資、修的店鋪、招牌（封、資、修一詞是當時流行的政治縮語，封，即指封建主義；資，指資本主義；修，指修正主義），勒令交通崗將紅燈改為允許通行，綠燈改為禁止通行，理由是紅色是最革命的顏色，怎麼紅色反而禁止人們前進呢？通令各飲食店、飯店，今後一律不給顧客端麵、粉、飯菜，而必須由顧客自己去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飲食店、飯店中，人人應平等，顧客不能像資產階級一樣由服務員服侍，而應該自己勞動。再有，就是逐家進行檢查，敦促沒有在牆上用紅色油漆寫刷毛主席語錄的企業單位，必須馬上補寫製作，否則，你不革命，紅衛兵就開隊伍來造反。
我已不是中學生了，否則我也會是一個最初的紅衛兵，因為我的家庭出身，當時也是硬梆梆的。
勝利攝影社從抓小三家村的惡夢中脫出來後，人們來不及反思總結或品味前段的風浪，紅衛兵在大街上的橫掃運動，便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每天上班議論的事就是紅衛兵，都說她將值得我們學習，說她們思想如何如何敏銳：省裡的《湖南日報》上一個什麼政治問題頭版有一個毛主席頭像，而二版在那頭版毛主席像位置，卻正好印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口號中的打字，這還了得！別人都沒看出，而紅衛兵察覺了，馬上湧到報社去問罪，並迫使報社的社長、總編乖乖出來低頭認罪。或說她們有魄力，使我們勝利攝影社所處的廣場周邊，到處樹起了鮮紅的毛主席語錄碑等等。這一來，再沒有人議論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他們，大家也敢與他們三個人搭起話來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康國珊書記見了甘可旺，居然也能笑著打起招呼來，對瞿凱旋的稱呼又由批判那陣充滿火藥味的瞿凱旋！硬梆梆三個字，改為平平的小瞿了。但每個人的心理，卻仍有條警戒線：李隊長不是說運動後期再給他們作結論嗎？誰知運動後期會有什麼結果呢？因此，誰也不敢安慰甘可旺他們，因而，最妙的方法，就是誰也不提前段的批判鬥爭。
我，當然也不敢在這件事上公開向瞿凱旋表示同情。
不過，在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風潮中，勝利攝影社還是沒能保住自己的招牌。當砸招牌的學生們得知這勝利是資本家老闆取的店名後，不由分說，便衝進攝影社內，從二樓窗口處陽臺上，將招牌上勝利二個凸字砸得粉碎。當時我們攝影社內部對勝利這一招牌是否屬四舊之列，曾有過一番自發的議論，絕大多數職工（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這勝利是慶祝抗日勝利而取名，不應算四舊。然而，來砸招牌的紅衛兵氣勢洶洶地丟下一句話：資本家取的店名，還不算四舊？！卻又駁得我們啞口無言。勝利終究給砸了，改為了人民攝影社。
過了十二年，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一片撥亂反正的呼聲中，人民又走下了舞臺，勝利招牌重新登場，直至今天尚屹立於我們這座城市的中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公司屬下的機修廠擴大正需加強力量，公司就從各單位包括勝利攝影社調了一些人去。我喜歡那兒的車間，而很不願待在這根本不像做了工人階級的照像館，覺得只有到那工廠，才更像一個工人，於是也要求調到那兒去，改當了一名機修鉗工學徒。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編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了針對劉少奇等領導人的《砲打司令部》大字報；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並通過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決定》（即十六條）；
八月十日，毛澤東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向朝他歡呼的群眾發出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一百萬紅衛兵；
八月卅一日，毛澤東再次在北京接見上百萬外赴京紅衛兵。
長沙市滿街都是操著不同地方口音的紅衛兵。各式各樣的傳單，隨著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也都湧進了長沙市。牆壁上到處貼著造反宣言××紅衛兵司令部通告一個革命的倡議等等五花八門的傳單。
古今中外絕沒有的、史無前例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了。
不用上課，不用讀書，允許到全國任何地方去，坐火車、汽車、輪船一律免費，到處有政府指定設立的紅衛兵接待站，吃飯不要錢，需要零花錢，憑一個學生證或紅衛兵證件，即可隨時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個談起來都會令人驕傲嚮往的地方，而現在，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都輕而易舉地去了我有幾個過去的同學，他們在沒有帶一角錢的情況下，只揣著自己的學生證與紅衛兵證，借這史無前例的大串聯機會，花三個月時間，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各省，雖然路途上他們也累得夠嗆。
對此，我羨慕得要死，真後悔不該放棄已考上的中專學校而參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專學校報到，那現在不也可以穿上綠軍裝，佩上紅袖章，全國到處去看看嗎？真可惜，一步失誤千古恨！
不過，懊喪的心情並沒有多長時間，紅衛兵衝向社會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動了長沙市。
八月中旬，威嚴的中共長沙市市委大門圍牆上，貼出了一幅巨大的橫幅標語：堅決打倒三相信！旁邊寫了注釋：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還有一幅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署名的五個人都是以長沙市十二中學共青團員的名義，其中有一位，後來還成為了長沙市中學紅衛兵的一位造反司令。
居然反對相信共產黨的省委市委，還要造反，真是駭人聽聞！
一下子市委大院門口圍滿了人，先是觀看，然後就是悄悄的議論，再後就是互相之間的辯論。有人說：這是反動標語！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黨！還有些人則認為：這是紅衛兵寫的，總會有什麼理由吧！一批紅衛兵則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說，說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擠到那兒去看，去聽人們之間的辯論，聽這一方，我覺得有道理；但聽那一方一講，也覺得沒有錯。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麼我就分辨不出誰對誰錯呢？
一個北京來的紅衛兵演說的一句話，給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個紅衛兵操著一口很好聽的普通話說：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是哪一級黨委，我們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是不是符合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號召，就能決定是該相信你，還是該打倒你！
這個北京紅衛兵的講話，可以說代表了從那時的紅衛兵運動到以後的造反運動中的一切激進分子的政治觀念。
我似乎也發現了分辨是非的鑰匙所在。
其實，當時覺得這個很有道理的是非標準，在後來的文革實際中竟不起什麼作用。因為，對立的各派、觀點不同的每一個人，在為自己辯護或指責對方時，誰都能搬出一些毛澤東主席在不同時期說的話或語錄，來作自己的武器，並用它去攻擊對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報戰、大辯論、傳單戰等等文攻範疇內，沒有誰不是振振有詞，理直氣壯，因為誰都認為自己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都認為真理是在自己手裡。故此，符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個檢驗是否革命派的理論尺子，在複雜曲折的文革中並沒有什麼效用。
不過，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種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說的話，都被認為是黨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眾有任何疑義、更不能有絲毫反對的觀念而普遍存在之時（順便說一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往往就是因他有過冒犯黨的幹部的言論），現在，紅衛兵突然提出的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與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判斷是否革命的標準！的這個理念，實際對當時的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文革之前，每一個黨支部書記及擔任這個職務以上的黨的領導幹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絕對威嚴而不容冒犯，那麼，紅衛兵提出的這個新口號、新標準，就在觀念上幫助老百姓們，將原來視所有的黨的領導幹部們是神的那種地位，給予了徹底的摧毀，使人民群眾從那以後，心中只裝著毛澤東這個真神，而不再在心中參拜其他眾神，甚至還會視他們為應該打倒的走資派了。而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進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後，連毛澤東這位真神也被請下了神壇，恢復了也會犯錯誤的人的地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衛兵運動，在客觀上也曾起過一種思想解放的作用。
市委大院牆上的這幾幅標語轟動了整個長沙市以至全省，搞得每一個市民都來議論甚至互相辯論。
緊接著，八月十九日那天，湖南大學土木系二百多個大學生紅衛兵排著隊湧進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一個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因為那個市委書記曾與駐大學的工作組有關。同時，大學生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運動的一個文件即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了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說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市委領導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匯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迅速組成了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意圖保衛市委。
可想而知，佩著工人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和佩著紅衛兵袖章的大學生，雙方一接觸會發生什麼事。果然，工人和大學生的互相辯論，態度很快惡化、升溫，最終發生了工人毆打學生的事件，一批學生或輕或重挨了揍，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對於大學生紅衛兵到市委去宣傳毛澤東思想與請市委書記接見，很多人都似乎覺得沒什麼錯誤，因為中央各種傳媒關於紅衛兵是革命闖將的輿論，早已被人們接受了。我當時也認為，用這麼多工人去對付僅只喊喊口號貼貼大字報的學生，實在是沒有道理。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佈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黨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
於是，原來支持學生的工人、幹部，趕快緊閉了自己的嘴，剎時出現了聲討右派學生的一邊倒氣勢。在街頭，解釋宣傳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學生遭到了不停的圍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毆打。
為了加大反擊右派學生的輿論力度，省委與市委又在我市的集會場地東風廣場，召開了數萬人的辯論聲討大會，還安排三名頗有聲望的省級勞動模範到會上控訴右派學生的反革命行為。其實，這幾名勞動模範並沒有看見大學生做了什麼，因為他們當時都不在市委大院內，他們之所以要這樣來做控訴發言的事，實為服從省委、市委的指示。
正當人們在議論如何鬥爭右派學生，正當持不同意見的工人、幹部憤懣不平但又擔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檢舉之時，幾天之後，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如春雷巨響，一下子扭轉了風向。這份黨中央權威機關報在這篇觀點鮮明的社論，特地明確指出，有些地區黨政領導在煽動少數工人農民鬥學生，來轉移鬥爭的目標。還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十多天後，毛澤東於九月初在他的一個批示中，還專門就當時學生紅衛兵遭到鎮壓之事，點了長沙、西安、青島三個城市的名。
很快，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了長沙市的街頭歡呼，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就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們。對此，市委不敢再有什麼鎮壓之舉了，聽任人們又重新湧到市委大院，甚至聽任人們高呼改組長沙市委！罷王延春、萬達、章伯森（均是這次出頭指責大學生紅衛兵的省委書記或候補書記）的官！的口號了；原來反對學生的人，看到黨中央是支持學生的，也成批成批轉到了同情學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與下面成千成萬紅衛兵和市民的壓力之下，根據已在北京擔任中央常委的陶鑄的意見，中共中央中南局便決定，由省委真的作出了一個沒有前例的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一個市委書記，同時真的改組了長沙市委的班子。
隨後，已於六月時上調中央宣傳部任常務副部長的原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又在八月底回到湖南，重新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這次是他自己向毛澤東要求回來的，他大概是看到自己上調僅僅兩個月，湖南在文革中就出了八．一九事件這樣的大亂子，心裡不安，於是主動向毛澤東請纓重回湖南主持工作，以親自領導好湖南的文革運動。一回到長沙，張平化立即前往湖南大學，向那裡的大學生紅衛兵們表示他支持造反的態度，而且，作為省委第一書記，他對八．一九事件與三相信問題，在造反派紅衛兵的大會上，都作了出人意外而類同造反派紅衛兵觀點的評價。
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詳細收錄了張平化的那次講話：
張平化說：八．一九事件的詳細情形我還調查得不夠，但從我所接觸到的材料來看，可以肯定，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完全違反了黨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違反了十六條。挑動工人鬥學生，挑動學生鬥學生，其目的就是要鎮壓革命運動。這樣的事件是決不能容許的！除此之外，也還聽到了其他一些嚴重情況。比方有許多學校的同學們要到北京去，受到重重障礙。我接見過的一些同學，就敘述了他們來北京，經過了多少艱難困苦。想方設法把他們堵住、擋住，想方設法把他們追回去，使他們遇到了很多困難。這種對黨中央對毛主席封鎖的做法是非常惡劣的，是非常錯誤的！做這樣的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心裡有鬼，見不得人，害怕人家上北京去告狀。你自己沒有鬼，你怕什麼？這樣的事不止一起，接二連三的發生。
張平化還說：另外，和八．一九事件相聯繫的所謂三相信這個口號，提出這樣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特別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還提出這樣的口號，並且利用這個口號來鎮壓學生運動，這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反動的。我們知道我們要相信什麼？我們唯一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的最高準繩。不管你是誰，你忠實的執行毛澤東思想，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們就擁護你，就相信你。如果你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反對你，打倒你。有些荒謬的說法：什麼反對省委、反對市委、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這些說法是非常荒謬的。甚至有人反對黨支部書記，也叫反黨、反中央。黨的領導是什麼？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一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員，一個普通群眾，沒有參加共產黨的組織，能夠很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同樣也是實現了黨的領導。相反的你是黨員，是黨的組織，是黨的領導機關，你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就應當反對你。如果不反對你，我就反了黨；我反對你，才能實現黨的領導。我們把是非界限弄清楚了，我們就不會盲從，我們提倡組織性、紀律性，在毛澤東思想紅旗之下，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個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建立在我們高度的革命自覺的這個基礎上。什麼是高度的革命自覺，就是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什麼是革命化的標準，還是毛澤東思想！
張平化書記還鄭重地對湖南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說：我回來是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請罪，請罪！向大家檢討，承認錯誤，並且希望大家揭發批判，幫助我改正錯誤。第二個任務，就是造反！就是要跟同學們，跟所有的師生員工們一起來造反。
◇
張平化熱情洋溢的講話，贏得了與會的紅衛兵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
會場上，張平化甚至欣然佩上了大學造反派紅衛兵贈送給他的紅衛兵袖章。
張平化當時之所以會這樣評價湖南大學紅衛兵及其造反行動，自然是有當時的中央指示精神做背景。因為，甚至連剛調到北京而成為中央常委、中央第四號領導人的陶鑄，於八．一九事件後，他在接見湖南赴京的紅衛兵代表時，也說了：挑起八．一九事件，是代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延春，因怕字當頭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湖南大學同學拿了幾桶漿糊到市委貼大字報是好事嘛！八．一九發生以後，中央認為王延春犯了嚴重錯誤
剛從北京返回湖南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這種態度，不僅使聽到或看到這個講話內容的廣大紅衛兵學生與市民們感動萬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共產黨的書記對下面群眾表示出如此誠懇的態度，何況還是省委第一書記這麼大的領導幹部呢！當然，更也深深使人們感到，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可真是了不得：連省委書記都說要造反了！這文化大革命，可真是有些革命的火藥味了！
我當時從紅衛兵的傳單中看到張平化講話全文及有關情況的內容後，也非常震動！乖乖，連省委第一書記這麼大的幹部都能認錯作自我批評！這件事，真是不僅使人感動萬分，更讓人倍覺驚奇。
這個被稱之為八．一九事件的前後僅一個星期，但卻使長沙市的市民，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在街頭發生的第一次有反有覆的、而反差極大的氣氛。
我們公司的機修廠是一個小廠，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職工，但也由一個叫楊金河的年輕復員軍人領頭，很快，幾乎全由青年人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遊行隊伍，也上了街頭，呼喊著口號，舉著自製的標語，敲鑼打鼓，舉著紅旗，匯入了遊行的潮流。我們一直走到了湖南大學，向那兒的大學生紅衛兵遞交了一張用紅紙寫成大字報形式的聲援書，表示我們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接待我們的紅衛兵們一邊激動地不停地握我們的手，一邊不停地振臂高呼口號：向工人階級學習氣氛非常熱烈。
我扛著一面紅旗，又走在隊伍的前排，自然很是興奮、激動，看到自己同情的學生們，一下子就從被壓制的狀態中翻了過來，非常的高興，好似自己憋在心膛裡的氣也全吐了出來一樣。
對文革中的紅衛兵問題，現在國內外許多人實際存在有不少認識上的模糊與誤區，其中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文革中的紅衛兵，其產生、發展、蓬勃直到消亡的過程中始終是同一批人，並始終是同一種觀念與身份。
實際上，文革中的紅衛兵旗幟雖然飄揚了幾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階段中，紅衛兵的含義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的。
在文革中，紅衛兵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老紅衛兵時期，造反派紅衛兵時期，所謂反軍與擁軍的兩派紅衛兵時期，紅衛兵下鄉退出文革時期。
現在對紅衛兵問題認識常常有這樣幾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將文革初期大破四舊的舉動與整肅批鬥迫害老師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歸罪於整個紅衛兵隊伍。而實際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為，僅僅只是被後來稱之為老紅衛兵的勢力幹的，而與在以後奮起造省委市委及學校黨委的反的紅衛兵並不相干。所謂老紅衛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學生）為基本隊伍，以高幹軍幹子女為頭目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北京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由原北京東城、西城紅衛兵糾察隊等組成，簡稱聯動），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等，都屬於這一類。而以後崛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如北京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等），則其組織構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領導層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紅衛兵們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紅衛兵這樣譏諷老紅衛兵），保省委市委，充當了文革期間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擊敗而瓦解，退出了文革歷史的舞臺。
老紅衛兵組織雖只表演了半年時間不到，但由於他們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二次接見的百萬紅衛兵中，基本是老紅衛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號的始作俑者，而同時又是文革初期那踐踏人權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紅衛兵便被遠距離觀察中國文革情況的外國人與雖身處文革時期但被迫或主動置身於文革風暴之外的中國人，當成了中國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現在的各種媒體無論用何種體裁，只要一講到紅衛兵，就都會將其形容為德國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團一樣的模樣，而這，恰恰是對歷史真相的誤解與曲解，以局部當成了全體。
第二個誤區則是：將紅衛兵都視為造反派，以為紅衛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實，紅衛兵組織在整個文革期間的不同階段，其構成與性質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號雖說是以清華大學附中一批老紅衛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舊中也的確顯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風，然而，老紅衛兵組織畢竟沒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給毛澤東寫信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首領彭小蒙與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澤東親自給她改名為要武），他們最終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歷史印記而退出了紅衛兵舞臺。
隨著老紅衛兵們的敗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間接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上海紅革會、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紅衛兵造反組織則迅速崛起，又開始了一段新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風光。
在與以老紅衛兵組織為代表的保守派作鬥爭中，造反派紅衛兵是起了舉足輕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時，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紅衛兵，便基本上是這股造反潮流的先鋒力量，這個時期政治行動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紅衛兵集聚。
但是，隨著一九六七年所謂二月逆流的到來，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了分裂。分裂為所謂擁軍派與反軍派。
出現這種分裂的原因與催化劑有二個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勢力日趨強大，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僅不復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必然是將上升為第一位置；但已領略中心風光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頭頭，卻試圖抗拒這種現實的轉變，進而發展到與工人造反派的對立。
（二）由於軍隊的介入。中央讓各地軍隊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誰是左派卻又沒有嚴格標準，對於已都打著造反旗號的（那時已沒有人敢自稱是保守派了）群眾組織，各地軍隊便只好按軍人的標準（守紀律），來選擇和支持一些他們認為是左派的造反派組織，這樣，面臨被選擇命運的造反派隊伍，發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來講，青年學生紅衛兵較易得到軍隊的青睞，因為學生紅衛兵，就意味著單純、可靠（不會有歷史問題）。故此，在這場分裂中，相當多的造反派紅衛兵倒向了擁軍派陣營（如湖南高司，重慶大學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紅衛兵因種種原因，使他們依然站在了與工人造反派組織一起，哪怕地位已降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湖南的井岡山紅衛兵，高校風雷紅衛兵；四川的反到底紅衛兵等）。
所謂反軍派，也並不就是籠統的反對軍隊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對地方軍區對自己進行壓制的造反派，這些造反派後來一般與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戰軍部隊結成了聯盟。實際上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不論有沒有中央明確指示，各地軍隊也大都分為了兩派，而這派別的性質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運動之後，受地方影響而各不相同的。
在這個階段，有相當部分的大、中學生紅衛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所謂反軍派一邊，反對馬上穩定政局，而支持繼續造反。
第三個誤區，即是將紅衛兵這個概念與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來。
文革的造反運動之火，應該說確是紅衛兵點燃起來的，紅衛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僅僅是紅衛兵，而且包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工人、農民、醫生、教師、機關、幹部、學生甚至包括一部分軍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數為最多。而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則僅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後達十年之久，而紅衛兵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出，卻僅僅二年半時間，即從毛澤東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支持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後，作為紅衛兵的大中學生們便退出了政治鬥爭，而幾乎全部被動員去了農村與農場，從那以後，紅衛兵就不復存在了，而另一種身份知青（即下鄉知識青年），便取代紅衛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學生的頭上。
紅衛兵退出去了，在其後的七年多時間，文革卻並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動更沒有熄滅，只是造反派的隊伍中從此少了紅衛兵即青年學生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幫及遲群、謝靜宜等人又一次啟動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作為他們的政治鬥爭工具，發動兩校的大學生們寫貼了不少大字報，去反擊右傾翻案風，去批判鄧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紅衛兵的造反精神。然而，歷史已不會倒回去了，此時的大學生們也遠非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多少帶有很多理想與自發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學學生們所寫所貼大字報的舉動，則已有著幾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與當年的意氣風發的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