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歲就做了單位造反組織的頭頭，還領著幾百工人跟你一道造反？這事，現在聽來好像是故事而不是歷史！憑什麼人家會相信你這個毛頭小子？！憑什麼老工人也會跟著你鬧造反？
其實，開初誰想做什麼頭頭啊！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一下就成了什麼頭頭。也許是應著了那句時勢造什麼的話吧！我不是什麼人物，但那被形勢推著走的味道，算是嘗過了。另外，對被無端打成右派的同事的同情，則是被捲入造反浪潮的一個具體導因。
《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與長沙市大學生造反派紅衛兵的示威，終於導致了省委作出決定：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職務。
這個結果致使紅衛兵以及支持同情他們的人民群眾異常高興，連續幾天不斷的遊行慶祝，像過節一樣。遊行的隊伍很多都遊到湖南大學校園駐地，向湖南大學的紅衛兵表示祝賀，鑼鼓聲、鞭砲聲也響個不絕。批判原市委的大字報也如春笋一般湧了出來，貼滿了市委大院的外圍牆。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個警衛員所寫的題為奔命記的大字報，揭露了八．一九大學生紅衛兵湧進市委後，害怕發生長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們，是如何倉惶出逃，離開市委大院躲到鄉下去的事情。這份大字報很快被印成鉛字傳單，廣為張貼，以此表示對原市委領導人的鄙視和批判。
湖南大學的紅衛兵成了不少長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個大學的紅衛兵也成了相當多長沙市人崇敬的對象。然而，原已建立並由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卻持相反立場，他們認為湖南大學紅衛兵的行為是右派翻天，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領導人的決定是不公平的。這樣，紅衛兵隊伍開始分化了。在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紅衛兵組織，以支持湖南大學紅衛兵的革命運動。從這個時候，即出現了具體的派別觀點後，所有新成立的紅衛兵，除了對擔任其主要領導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對立派抓辮子外，對一般參加紅衛兵或造反派組織的人，家庭出身好與否，已不再是先決條件了。於是，一大批對佩紅衛兵袖章羨慕得要死，卻始終只能畏畏縮縮站立在紅衛兵組織之外的學生，很快都成為了紅衛兵的積極分子。連對家庭出身要求最嚴（不是紅五類子弟不要）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此後也不得不敞開大門，讓那些出身不屬紅五類子弟的學生，以所謂紅戰友的名義進入自己的隊伍。
所謂紅五類子弟，即其父親是革命幹部、解放軍軍官、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貧民這五類無產階級陣營的某一類成員。
在不少長沙市民們沉浸在節日般的歡樂，或新奇的氣氛之時，在各級黨的組織負責人對時局莫名其妙、手足無措之際，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卻突然於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個著名的報告。報告的主題用詞，是從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門對百萬受檢閱的紅衛兵時講話中借來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圖砲打我們無產階級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當時林彪為何講了一段這樣與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戰略相違的話，也許他是為了體現同時注意兩個方面的辯證法，或是就北京發生某些砲打中共中央的大字報而言。但這個方面的精神很符合黨的各級領導人揣摸文化大革命運動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的想法，於是，短時間內，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開始了在下層群眾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運動。
長達十年的文革，實際是由一連串不同內容、不同對象的、曲折複雜的小政治運動組成，不瞭解這一點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大陸的那場文化大革命。
從省會長沙市開始，全省在省委第一書記九月二十四日的報告之後，工廠、機關、公社、學校等等各單位便開始了轟轟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動。省委第一書記在佈置抓右派工作的全省地委書記會議上，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說：前段是引蛇出洞，現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時候了！當前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經驗和名詞，而且還準備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於對自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向大學生紅衛兵所說的請罪、造反那態度，則輕描淡寫的解釋為是一種策略了。
省委第二書記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細的部署：
一、放手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右派分子；
二、開展大辯論，從政治思想上把敵人壓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臺後臺，先抓主要的，先抓後臺的；
四、這個運動搞三個月；
五、大中學校主要是把矛頭對準本單位。
還說：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頓時，風向又變過去了，僅僅相隔一個月時間，湖南大學紅衛兵到市委大院去聲討的八．一九事件，又從革命行動變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場風波中有過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以至農民，都是應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這裡，黑鬼一詞並不是官方文件的語言，而是人們從前段批判三家村時的所謂黑幫分子一詞延引過來的，它只具有民間性質。但黑幫一詞則是官方媒體的正式用語，而對右派的稱呼，更是這次省委書記們的報告或指示的明確定義。
成千上萬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單位揪出來了，或被批判，或責令寫檢討，以決定如何最後處置，或被企業機關等單位非法禁閉停職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監獄。
擁有數千工人的一家國營大電機廠，它的黨委宣傳部長被宣佈為全省的第一號右派，然後被關進禁閉室。一個月以前曾寫了揭露市委領導人出逃內容奔命記大字報的市政府警衛員，被關進了監獄，另一位執筆者則在被批鬥中自殺身亡。
每一個單位都有人表示過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個單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時所抓定的小鄧拓小三家村一類的名單中的部分人，右派數目迅速膨脹。
各個單位的黨組織領導人，終於慶幸自己沒有被前段造反的熱潮弄昏頭，一句引蛇出洞使他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為什麼會出現那局面，於是，胸有成竹，駕輕就熟地執行省委指示，在本單位大抓起右派來。
然而，抓右派卻不會抓到紅衛兵頭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農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學紅衛兵卻安然無恙。因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亦有明確規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學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才能酌情處理。現在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紅衛兵學生擁有被赦免權。所以，即使興高采烈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貼出擁護九．二四報告和強烈要求懲罰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大字報，省委、市委仍然沒去動一動湖南大學紅衛兵及其紅衛兵盟友。
我們廠裡在一、二天之內，很快貼滿了大字報，帶頭領著人上街遊行的楊金河，自然是第一個靶子。另外還有三、四個人也是被攻擊的對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歲的副廠長，因為他曾公開表示過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行動；還有一個姓潘的老工人，也因上街遊了行。遊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單位領導人的心目中，年輕人犯錯誤情有可原，但年紀大的人參加遊行，則肯定動機是不可告人。
大字報的內容無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數落你自出生以來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話、每一件可以演繹解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事。楊金河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還有一條是這樣批判他的：楊有次對旁人指著大街行駛的一輛紅旗轎車說，坐一坐這種車子，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於是，這句話這件事，被說成是楊早有妄圖奪權想當中央領導人的政治野心，因為紅旗小轎車只有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才可以坐，楊羨慕想坐這種車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麼呢？等等。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大字報，不論是哪一派寫的，一開始，就是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演繹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結束。這種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於起源於何時，不清楚。但現在已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那些被打成為一個右派分子的定案材料，也都是出自這樣同一個轍式。
我對這突來的風暴，很有些緊張，因這次面臨的大字報風暴與我在勝利攝影社那次是截然不同了。那次我在革命的進攻者隊伍之中，而這次，我卻是已被扣上反革命右派罪名的受攻擊者的盟友了。幸好，因我是剛調來此不久，人們並不很熟悉我，況且只不過扛了扛紅旗，還不是領頭人，只有三十幾分之一的份，沒有大字報會涉及到我。但，我卻很為楊金河等人擔憂，因為我平時對當過解放軍的人很崇敬，楊是一個從部隊復員不久的青年人，為人隨和熱心，字寫得漂亮，還有不錯的口才。他長我幾歲，況且是屬於師傅之列，卻對我這個學徒工從無輕視之舉。所以，我極不想看到他倒霉，而是希望他能碰上瞿凱旋那樣的好運，雖然大字報批判了一陣，但最後卻能安然無恙。實際上果然如此，後來，在距此還不到一個月之時，中央真的又來了新的緊急指示，致使楊金河等人平安無事，雖然單位黨組織已決定將楊金河定為了右派分子。
然而，在當時，一個年輕人在本來滿腔熱血之際，卻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獄的命運打擊，並且他還有口莫辯，一下子也被孤立起來，沒有人再敢同他像平日一樣熱熱鬧鬧的或開玩笑或互相說什麼了，加上還有幾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學搞聲援的同事，也被迫寫了揭發他的反動言行的大字報，等等這一切，頓時使楊金河對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將要戴著右派帽子、成為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蔑視自己、欺侮自己的人下人時，楊金河就深覺不寒而慄。在廠裡抓右派運動進行高潮之際，一天，他獨自一人去了城外那風景秀麗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後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勝，然後，跳湘江河自殺。每當我想到自己今後將會像四類分子一樣生活，我就沒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氣。楊金河後來幾次對我講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
為何他卻又終於沒有走至絕路呢？
是愛晚亭救了我，或者說是愛晚亭的歷史喚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們當年在這裡學習時，也就是像我這般年齡，區區幾個青年人卻敢有一種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豪情和勇氣。我的人生也才開始，我為何要去自己死呢？楊金河這樣反省了自己，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當年，地處我們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於山腰的愛晚亭，不僅風景秀麗迷人，不僅因有唐代詩人所遺下的名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可以吸引歷代文人騷客來欣賞，更由於毛澤東等人曾在年輕時常聚於此處讀書、討論、交流思想，留下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便使這兒長時期成為了年輕人極其崇拜的精神聖地。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這聖地也就解救了楊金河這樣一個正直、無辜的青年，因而，使他還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
大學的紅衛兵雖然沒被劃入被鬥爭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們卻並不只自顧自保，而是組織了向中央反映報告湖南省抓右派抓黑鬼運動情況的活動，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九．二四報告的錄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抨擊了這個報告及這個報告帶來的整人運動。一些工廠、機關的被劃入右派黑名單的工人、幹部，在大學生紅衛兵的幫助下，也冒著被捕被抓的危險，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學生紅衛兵，將一疊疊申訴材料送給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無疑，這樣大規模的整基層群眾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主席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構想。顯然，各省的領導人再一次誤會了文化革命的意義，因而也又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於是，很快，十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為這些被鬥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緊急指示文件。於是，一場以名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運動高潮，迅速被掀起來了。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開始，主要是清算各級黨政部門領導人在前段文革運動中，以右派、反革命等罪名，打擊了那些反對過他們的群眾與幹部之錯誤。之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含義，則更被擴展視為官僚主義者對群眾與基層幹部的所有不當行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書記發表了一份檢討，宣佈他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報告內容作廢，並決定停止抓右派的鬥爭，而且要求給被鬥的人恢復名譽，全部銷毀這次整人時搞的一切材料。
這份檢討不僅作為文件傳達到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企業單位，而且還被紅衛兵印成傳單，在長沙市全城廣為張貼。
對於這個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長沙市產生的震動，在表面看，遠遠不及前段《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那樣，令人歡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紅衛兵在街頭刷了無數大字報和標語，以示慶賀中央緊急指示的到來和聲討省委第一書記的九．二四報告外，再沒有如潮般的遊行隊伍，沒有紅旗，沒有鑼鼓。而實際上，企業機關的工人、幹部，對省委書記的九月報告仍心有餘悸，引蛇出洞這句名言陰魂遠未消散。因而，人們除了慶幸之外，基本不敢有什麼動作。企業、機關的黨組織負責人，對於銷毀前段整理的整人項目材料和宣佈給被鬥被批的人平反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強，有的乾脆就不予銷毀材料，甚至不予宣佈給人平反，僅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鬥爭而已。在這些黨組織負責人的心目中，實際也仍認為目前恐怕又仍還是引蛇出洞，前段鬥爭大概又是時間搞早了一點而已，鬥爭的性質並沒有改變。
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由二名黨支部委員陪同，在他的辦公室，分別召見了楊金河等人，向他們宣佈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然後說：你的問題不再搞了。至於被整的材料，告訴他們：黨支部會清理後銷毀的。
整個平反過程就是在黨支部辦公室，並沒有召開全廠職工大會來予以公開宣佈，雖然批鬥他們時，曾動員了全廠職工上陣寫大字報。
楊金河等人一方面很高興黨支部為他們平反，但心裡卻始終有一個陰影，因為從黨支部那沒有熱情的平反中，他們總感到心裡不踏實，害怕在某一天，又將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裡。要知道，一旦成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一輩子將永遠像那些四類分子（從前的地主和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樣低著頭過日子。廠裡原有二個四類分子，一直就是戰戰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來，不但被勒令必須佩一個用墨寫上四類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廠裡的幾個廁所他們都必須在工人上班前打掃乾淨，他們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須報告廠裡的保衛人員，而保衛人員憑他個人的情緒好惡，則完全可以隨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這二個四類分子，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廠裡哪怕是一個小學徒工，若不高興，就可以無緣無故臭罵他們一頓，甚至扇他幾耳光，他們也只能自認倒霉，根本不敢爭辯。這二個人，真是可憐得很，但誰也不敢公開對他們表示同情。楊金河多次對我說，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兩個四類分子行列，心裡就充滿了恐怖。所以儘管已平了反，但楊金河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勸他樂觀些，然而，他卻再也沒有了往日雄辯的口才，那枝能寫出漂亮文章的筆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煩。他對我說：你如果處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為什麼樂觀不起來。
極其年輕的我，在當時確實還體會不到那政治壓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也從未被政治上攻擊過。
長沙市的工人造反運動，卻在這股陰雲下，悄悄地滋生和發展起來。
點燃這個火的，是北京來的造反派紅衛兵，即著名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北航紅旗）的紅衛兵，他們在省民政廳大院內設立了一個專門從事煽風點火的機構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駐長沙市聯絡站。他們與湖南大學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紅衛兵一道，深入工廠機關進行宣傳，將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動態向工人們傳播，由於他們的組織與中央文革小組有直接聯繫，因而很多所謂小道消息即報刊上不刊載的情況，都通過他們傳了下來。這些北京紅衛兵擁有特殊的背景（獲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中又有很多能說會道、器宇軒昂的幹才，因而，在湖南省長沙市各單位，尤其是黨政部門的領導，對他們都有幾分畏怯，唯恐他們來自己單位造反。
現在人們談及到紅衛兵時，總將紅衛兵歸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還以為紅衛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紅衛兵。其實，紅衛兵只有在破四舊時、在學校鬥校長、鬥老師時，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殺向社會捲入具體的政治觀點時，紅衛兵就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的概念了。北京的紅衛兵是如此，所以，才會有所謂紅衛兵的第一司令部與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這樣一些並非數字序列區別而是表示政治主張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組織。在湖南省長沙市，最開始成立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保軍）紅衛兵，由於是站在保衛省、市委的立場上，因而，以湖南大學造反學生為代表的紅衛兵，則另起爐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並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鬥爭中。隨即中學裡面的一些紅衛兵，也豎起了與紅保軍對立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組織的旗幟，加入到高司的陣營。
在北京紅衛兵和高司紅衛兵的鼓舞與幫助下，長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業、跨單位的造反組織。這些造反組織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為了使他們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幹部能擰成一股繩，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單位的領導人（時被稱為當權派，當時是一種中性名詞，並無傾向性）真正銷毀原來所整的所謂右派分子材料和公開的宣佈給被錯整的人平反。隨著文化革命運動的發展，這些被動地被推上政治舞臺的工人造反組織逐漸壯大，並慢慢成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運動形勢的重要力量。
長沙市先後出現了東方紅總部、湘江風雷挺進縱隊、國際紅衛軍等工人造反組織，他們吸引了眾多的年輕人。工廠企業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像紅衛兵那樣，佩帶一個紅袖章到社會上去抖一抖，現在機會出現了。
在我們機修廠，我是第一個佩上造反派袖章的人，參加了一個自稱為國際紅衛軍、以工人為主體的造反組織。
有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國際紅衛軍工人總部的成立宣言，對其經過一番研究思考後，就跑到設在省總工會幹校的國際紅衛軍組織那兒，要求參加。
你當不當造反派？你造不造反？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接待我，問。
造什麼反？我有些遲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誰，資格有多老，權力有多大，只要他違背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就要造他的反！大學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傳。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覆他。
現在首要的造反任務，就是幫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們單位的當權派造反，幫助他們將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來，燒毀，真正銷毀，不讓當權派留著秋後算帳。大學生繼續說，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們廠裡冤枉被整的楊金河那幾個人，我頓時激奮起來，一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佔據了胸膛：我願第一個去！
我馬上被接受為一名國際紅衛軍戰士。
這個名為國際的造反組織並非真是什麼國際組織，而只是幾個北京與湖南的紅衛兵試圖讓紅衛兵運動衝向世界的異想天開，誰知這個天方夜談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響應，一下子在全國各地都有人豎起了國際紅衛軍的旗幟，尤其在我們這座城市裡，竟很快發展為一個擁有數萬人的主要大造反組織。開初，甚至還真有兩名在一家大國營工廠實習的新西蘭女青年也參加了這國際紅衛軍，還讓她倆跟著去造了幾天反，只到後來不久中央來了文件明確指示，不能讓外國人參加造反組織，國際紅衛軍負責人才將那兩名新西蘭女青年勸退。
我佩著國際紅衛軍紅袖章大搖大擺走到了廠裡，同事們都用好奇新鮮的眼光看著我，並且圍著我問長問短，我則趁機將從國際紅衛兵那個大學生處聽來的道理，一一又販給同事們聽。
過幾天，我們組織會派人來，要蘇書記交出整了楊金河他們的黑材料呢！我還自感器宇軒昂並自作主張的宣佈。
將黨支部整的材料稱為黑材料？還會來人要找蘇書記！
同事們都很吃驚，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個人還不敢去找蘇書記，我只首先找了楊金河和那個姓潘的老工人，勸說他們造反。有造反組織為他們撐腰，解救他們，楊、潘兩人非常高興，叫我帶他們去那國際紅衛軍總部，經我介紹，他們馬上也被批准加入，並馬上領來了紅袖章。
這一來，十來個青年工人也紛紛找到我，要求介紹他們參加，能夠佩上紅袖章，實在是當時我們年輕人追求的時髦。我自然都高高興興地滿足了他們的願望，並組織了一個小分隊，國際紅衛軍的一個頭頭便委任我為我們單位小分隊的負責人。實際上不用委任，廠裡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為頭了，雖然我只有十七歲，還是學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時廠裡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學文化，而我是長沙市重點中學的初中畢業生），尤其是他們認為我敢說敢幹，所以，連楊金河都心悅誠服而懇切地推舉我這個比他小六、七歲的小青年當隊長。
正當我們得意揚揚，商量著如何請國際紅衛軍總部支持，擬在某天去找黨支部蘇書記，施加壓力，迫使他交出廠黨支部所整楊金河等人的黑材料之時，廠裡原負責批判楊金河等人的項目辦公室的兩個人，居然也佩著紅袖章在廠裡出現了。他們參加的是工人赤衛隊，一個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會組織。面對這個情況，我們感到，如果不儘快借助社會上的造反力量，那我們將無法幫楊金河等人討回所整他們的黑材料。但我去國際紅衛軍總部求援時，發現總部要實施的搶黑材料行動計劃太多，因為每個單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趕快幫助自己。看來，我們這個小廠一時還排不上號。
這時，一個青年人到廠裡找了我，他建議我參加他所在的另一個工人造反組織湘江風雷。這個青年叫鍾有新，年僅二十四歲，其貌不揚，但當時他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國營洗染店的漂洗工人，與我同屬一個公司系統。他告訴我，他也是省委第一書記九．二四報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現在中央有指示要給這些人平反，但他那個商店黨支部的負責人，絲毫沒有替他平反的意思，還威脅他不要亂說亂動。他便揭竿而起，在一個姓朱的大學生紅衛兵的幫助下，參加了剛成立不久的湘江風雷造反組織，並成功地在幾個商店內建立了五個人組成的小支隊。而且，他接受那個大學生紅衛兵的忠告，決定將全公司被打成右派黑鬼的人和造反觀點的人，都統一組織起來。人多力量大！那朱姓大學生告訴他說，然後再集中力量，向本單位當權派們索討黑材料。
那個姓朱的大學生紅衛兵，後來成為了中央指定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成員之一，曾一度也是湖南文革運動的名人。可是，他雖然在組織造反隊伍一事上幫助啟發了鍾有新，然而，遺憾的是，在那個文革階段中，他最終卻沒能在自己所在的大學高校範圍內，在自己的同學中間，建立與發展起自己的強大組織力量，團結大多數大學生，而始終只能在學校內做一個造反的少數派紅衛兵司令。由此也可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確存在有很大的差距。自己懂了並還能以此教育他人的道理，有時，自己卻並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做到它，實行它。
我當即接受了鍾有新的建議，決定改而參加他領導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並表示接受他的領導。鍾則建議紅色支隊應由我來當隊長，因為我的父親是眾所周知的中共老黨員，而他的父親卻是一個小商人，說由我當隊長，對外更容易吸收人員參加，紅色支隊也不怕別人抓辮子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的組織。但我說服了他，因為，他的魄力、見識、辦事能力顯而易見地比我強多了。我同意擔任支隊的唯一的副隊長，並組成了一個有五名成員的支隊委員會：一個理髮店的小夥子小羅擔任對外聯絡委員，一個旅社的青年工人小李擔任宣傳委員，另外一家冷飲店的一個姓易的老工人，則被鍾有新任命為支隊的組織委員，因為老易不僅熱情高幹勁大，而且對全公司的人員情況略知一二，有利於我們組織的發展。
我與鍾有新一塊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個基層單位都建立了湘江風雷的小分隊，統一由紅色支隊領導，不到一個月，便已擁有一百多名成員，並在一個洗染店的樓上設立了專業性的支隊辦公室。我們廠的國際紅衛軍小分隊便改組為湘江風雷的小分隊，我請楊金河與另一個青工侯川江分任正副隊長。
一個僅僅十七歲的小青年，還是一個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擁護你當他們的領導人，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麼能耐，而實在是當時文革的特殊形勢所造就。當時那些領導上萬人的紅衛兵司令們，大都也就十八、九歲，或二十來歲的中學生和大學生。
此時，社會上參加造反組織的人越來越多，向各單位領導用強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便時有發生。
經過我們一番秘密策劃，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裡，鍾有新和我帶領公司湘江風雷各小分隊共一百多人，分別衝進公司下屬一些單位黨支部辦公室，一下子將所有辦公室內的桌、櫃、屜統統用蓋有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大印的封條貼死，並宣佈：如果這些黨支部不派專人與我們紅色支隊協商，共同清理、銷毀和退還各類黑材料，那麼誰也不准打開抽屜、櫃子，否則，我們將採取現在不透露內容的革命行動！當時，造反之火已漸成燎原之勢。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熱潮，批判走資派如何鎮壓革命群眾的文章大字報，一篇接一篇。報刊上、電臺中和中央文件裡，雖然始終只批判一小撮走資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資派特徵，在基層群眾看來，在造反派看來，卻幾乎是全部當權派的特徵，因而由中性的當權派變為貶義的走資派，並不隔著萬重大山，相反是輕而易舉。故各單位的領導幹部，雖然從組織上依然大權在握，但在精神、輿論上卻已開始垮了。因為，他們實在搞不清這文化大革命到底將會如何發展下去。
因此，我們薄薄的一張紙封條，竟可以封住了原來據有無上權威與權力的黨支部辦公室的桌、櫃、屜，真的誰也不敢動。
勝利攝影社黨支部的辦公室當晚也被我們封了。當我帶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人去時，睡在辦公室的康國珊書記非常吃驚，尤其看到我是這次行動的領導人時，更覺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個他本著意信任培養的革命接班人，為何幾個月之後，竟然造起他的反來了。
我見了康書記，也有些不好意思，畢竟他曾是我的好領導，雖然，我對他整瞿凱旋等人是頗感不平的。開始，我想迴避他，讓支隊其他人去與他周旋。但一般成員卻唬不住有著多年政工經驗的康國珊，大概也是康見我這個當頭頭的，原本只不過是他手下的一個小青年，因而對我們要封辦公室的行動拒不買帳，相反，還略帶威脅地說：你們好好的冷靜想一想，你們要封的辦公室，是什麼辦公室？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辦公室！這樣的行動將會帶給你們什麼樣的後果！？
幾名造反隊員來到在辦公室外等候的我的跟前，向我訴說了裡面的窘境。我一聽，火了。立馬衝到辦公室，衝到康國珊面前，說：康書記，銷毀黑材料，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擋我們的革命行動為好！
中央沒有指示直接到我這裡來，我只能遵循組織原則，公司黨委和商業局黨委沒來指示前，我不能銷毀任何材料！康國珊並不示弱地回答。
黨中央的指示，走資派不執行，那是當然咯！所以我們才造反，我們來執行！我說話的聲音故意大起來，以圖氣勢上佔便宜。
但康國珊仍不買帳，堅持我們無權封他的辦公室。
我見此，便拿出殺手鐧，指著康國珊第一次直呼其名大聲吼道：康國珊，你莫囂張！你在勝利整甘可旺、瞿凱旋的老帳，整了那麼多人的欠帳，我還冒（沒有）同你算，你今天若是還這樣搞，明天我就把我們紅色支隊的人，還有一批大學紅衛兵，都帶來！徹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能有幾時！
康國珊本來皮膚白皙的臉，剎時慘白。數百的人湧到他治下的單位來，他能受得了嗎？終於，他退讓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大印蓋下的封條，牢牢地封住了他辦公室的每一個抽屜、櫃子。
各個黨支部都將情況報告給了公司黨委，祈望公司黨委給予指示。但黨委除了向上級局黨委請示外，並無任何辦法。
鍾有新與我商量，認為不向公司黨委開砲，下面各單位黨支部便不會有主動為右派們平反的動作。於是，我們幾個人找到公司黨委會，揚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讓各單位黨支部給被整為右派的人平反，我們就要封掉公司的各個辦公室。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一個南下老幹部，卻平靜地說：你們封就封吧！如何開展平反工作，我們作不了主，上面還沒有具體指示。
章忠全書記的話，激怒了我們。第二天，我們帶了紅色支隊所有能來的人，湧進公司機關，除了業務科室外，將所有的辦公室的桌櫃一股腦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機關黨政工作停擺。
對此，機關幹部們不論他們心存何種想法，在行動上卻一律聽任我們封。而且幾十名機關幹部還趁機成立了一個東方戰鬥隊，刷出大字報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這些幹部中，有三名也是九．二四報告後被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
同時，我們在公司機關內外都刷滿了大字報標語，其中有第一次寫上的打倒我司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章忠全！的橫幅大標語。
打倒黨委書記！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動了。不僅公司機關幹部，而且下面單位的幹部、群眾都跑來觀看這些大字報、標語，看一看我們這些被視為吃了豹子膽的青年人。
我的父親也慌了。他當時在我們公司機關做一名勤雜工（一個中共老黨員為何只當了個勤雜工，這事後面再說），他馬上找到我的支隊辦公室，要我退出湘江風雷，不願在這商業公司工作，可以回家，或再想辦法調到其他單位去。他的看法是：你這不是反對共產黨嗎？！寫大字報打倒黨委書記，把下面黨支部的辦公室用封條封了，還罵了康書記，這還了得！文化大革命再怎麼搞，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呀！你帶頭反對共產黨，那不會變成反革命？！
我用中央兩報一刊的話反駁和說服父親，他怔怔地似懂非懂，父親只有初小都不足的文化，他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起，就習慣了別人指揮他幹這幹那，他反正認準了，照黨的領導人的話去幹就是對的，至於其中有什麼道理，他不大搞得很清楚。他堅決不允許我造反而反對公司黨委，但當我說這是黨中央號召我幹的，黨中央毛主席是支持我們的，他卻又不知該怎麼說我了。但他最後拿出了父親的權威，用硬梆梆的口吻對我說：不管你講什麼道理，我反正不准你去反對公司黨委！
果然，他跑到公司機關，一口氣將幾間辦公室上貼的封條，全部扯下、撕掉，並且還與我們紅色支隊的人鬧了起來，幸虧鍾有新認識他，才不致於被紅色支隊的造反派群眾當作保皇派而打了起來。當我聞訊跑去時，父親怒氣還未消，我也火了，衝上去對父親說：你這樣做，是甘心做一個資產階級保皇派吧！
當時不論中央報刊，還是紅衛兵的大字報傳單，都將保護走資派的勢力稱之為保皇派，而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後，中央與地方媒體奉中央指示則不再使用保皇派這個稱呼，而改稱為保守派。記得是有某位中央領導人發了話：不要再說什麼保皇派了！保皇，現在哪有什麼皇帝呀？人家無非是觀點保守一點，跟不上文革形勢而已吧。因而，從那時起，保皇派一詞便悄悄在媒體與造反派的大字報傳單中消失，而換成為稱保守派了。不過，不論是指為保皇派還是稱其為保守派，對造反派來說，這在十年文革中，其含義都是同樣的意思。
我就是保皇派！不准你們這些人造反！父親一邊吼一邊衝過來要打我，鍾有新等人連忙勸住他，把我拉走。後來，不知鍾有新同我父親講了些什麼，竟然使我父親能平靜下來。
以後，父親見我們封公司辦公室的事，沒有哪級黨委和部門追究，並且黨委書記卻反而對我表現出罕見的謙恭，況且，又見社會上外單位為搶黑材料的事比比皆是時，他便不再作聲了。只是，有一天，當我們在支隊辦公室商量如何鬥爭批判公司黨委書記時，他又來找了我，把我叫到門外悄悄地說：小毛，章書記、江書記他們都是好人，就算做錯了一點事，他們也不是走資派，你千萬莫冤枉了人家。
小毛是我的乳名。江書記即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一個長沙市土生土長的幹部。
我說，我知道的，只要他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我們還是歡迎他們的。
父親聽罷，有些歡喜了。他從大的形勢上，似乎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不僅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恰恰是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不僅沒有成為反革命分子，反而一下子從一個學徒工而成為全公司近三千名職工與幹部注目的人物，成為了一個能一呼千應的領導，這一切不僅驅散了壓在他心中的惡夢，而且使他也有些高興起來。
一迭迭將普通群眾、幹部打成小鄧拓和右派的所謂黑材料，在我們的猛烈壓力與整個社會造反形勢高漲的敦促下，公司政治處和各單位黨支部終於被迫將其交了出來，分別召集大會，公開當眾予以燒毀。
對此，不僅那些因莫名其妙的一些言論、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鄧拓小吳的人，那些因支持過湖南大學紅衛兵八．一九行動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興，而且，使整個公司的幹部群眾都非常關注了。他們覺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貫是神聖不可侵犯、威嚴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居然被我們這些年輕人鎮住了，從來就不敢說也不敢想，說在共產黨領導下還會出現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們說出來並敢這樣轟轟烈烈地逼迫黨委予以糾正了。這一切，使人們都一下子對我們肅然起敬或起懼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工人公開的找到我們紅色支隊或下面小分隊辦公室，訴說他們曾經有過的、或感覺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討回公道。一個老工人聲淚俱下告訴我，由於他為一件小事曾與單位經理吵了架，結果，那位經理兼黨支部副書記竟然在一次政治運動中，要將他打成壞分子，幸好那次運動歷時短暫，沒有鬥壞分子的任務，他才倖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動員一部分職工離開城市下鄉去當農民時，他的妻子則在他們夫妻自己並沒有申請的情況下，被強辭工作，列入到退職下鄉的名單上，致使他妻子至今沒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難至極，全家五口人沒有一件衣不打補丁。還有幾個老工人向我控訴，他們因為平時打牌、喝茶等娛樂較為密切，他們單位的黨支部書記看不順眼，則在職工大會上嚴厲指責為組織小集團，揚言要叫公安局的人來偵查，結果，嚇得他們數月戰戰兢兢。諸如此類的內容很多很多，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時的十七年中，作為一個單位的領導人，無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動機上，會有不少的失誤，或的確就是錯誤，由於體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種不同程度傷害的普通群眾，或只是自我感覺到由此而心理受到傷害的群眾，卻沒有一個可以讓他們申訴與發洩不滿的環境和渠道，而只能長期壓抑在心裡，現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這個大氣候好機會，終於，十七年中積集下來的怨氣，一下子噴了出來。只要是批判當權派，是造當權派的反，相當多的群眾此時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邊，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參加，從心底卻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
我頓時成了一個受崇敬的人，許多是屬於我的父輩的老工人，都對我表示出種種親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個商店去參加那兒由十幾個老工人組織的會議，我一進會議室，他們竟刷的一下全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鼓掌歡迎我，使我大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當他們就如何發動全體職工群眾以圖舉行一個批判他們單位黨支部書記的大會的問題，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時，便請我為他們作出指導，在我談了自己支持他們中某一方案的意見後，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馬上聲明放棄原有方案，而全力服從我表示贊成的方案。看到這種局面，我心裡自然非常高興，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終並不以為自己是個很有才能的人，只是願意認真幹點事而已，所以，每當處於這種受人崇敬，尤其受父輩般的老工人的崇敬時，在得意之餘，也沒有忘記時勢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
燒毀那些黑材料的行動，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為從此再不會有無緣無故整人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於死地的作法了。豈不知這是我大錯特錯了！在這以後的十年當中，整人的所謂黑材料頑強得很，燒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燒一次，卻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還塞滿了很多人的檔案袋，有的竟厚達近尺。可見，儘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歲的人，畢竟還是很幼稚的。
不過，第一次燒毀黑材料的壯舉，一下子提高了我們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們支隊已擁有近千名成員了，支隊辦公室配備了擴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機等宣傳設備，還弄了幾輛當時還非常貴重的自行車，作支隊委的交通工具。當然，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黨委書記簽字批錢買來的。我剛參加支隊時，還是利用業餘時間來活動，而現在，我們五個支隊委員則全部是職業造反派了。由紅色支隊寫一個借調令，蓋上大印，交到我們廠裡黨支部蘇書記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廠裡上班，而一心一意來造反了。而由一個自行組織起來的群眾團體開具的這種調令，居然也有了一種行政效力，各單位管理部門也予以了默默認可，這真應了恩格斯與列寧都說過說的那句名言：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
與此同時，公司系統先後還成立了幾個造反組織。在當時社會上有多少造反組織，各廠礦、公司、機關甚至學校裡，就會有多少他們的分部。一個單位的群眾，全部參加一個統一的組織的事，是沒有的，多多少少總會有幾個甚至十幾個不同名稱的組織同時共存。我們公司除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外，第二大的組織就是東方紅總部的分部，其亦擁有幾百名成員。我們公司機關及各單位辦公室的一些幹部，則是豎起市級機關幹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號。我們這幾個不同旗號的造反組織，經過一番協商後，又在公司系統內成立了一個紅色造反者聯合指揮部。聯合協議中注明：幾個組織在本公司內部都隸屬於這聯合指揮部，服從統一指揮；但若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則不受聯合指揮部的約束，而各自聽從各自組織的調遣。鍾有新被推舉為公司聯合指揮部的主任，因為我們紅色支隊不僅勢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組織，頗受其他組織的尊重。我亦成了聯合指揮部一名常委。那個時候，所有的造反組織仿照中央領導機構的模式，都設有一個常委會的機構，也許是覺得常委會，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吧。